神马文学网宋代词人列传(6) 雨后微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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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词人列传(6) 雨后微香
史达祖
史达祖（1163？～1220？），字邦卿，号梅溪。汴梁（今河南开封）人。曾为南宋权相韩侂胄亲信堂吏，韩北伐失败被诛后受到牵连，黥刑流放，死于贫困中。其词以咏物工巧著称，有《梅溪词》传世。
【双双燕】
过春社了，度帘幕中间，去年尘冷。
差池欲住，试入旧巢相并。
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
飘然快拂花梢，翠羽分开红影。
芳径，芹泥雨润。
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
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
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
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阑独凭。
古来文人和文章，都是相辅相成，人以文名，文同样也以人名。所以当作者的人品不甚高明的时候，其作品也往往为后人轻视；相反，如果读者对某人的作品有着特殊的喜爱，也会由此爱屋及乌，即使作者为人有不端之处，也会千方百计的为其开脱解释。这两种倾向说来都似乎略嫌主观，不是真正公允的立场，但既然文学是“人学”，以人论文，也不能完全算偏颇的了。南宋词坛上史达祖的身后风评，便是上面两种倾向的综合。
其实史达祖在历史上，并未曾做过什么足以或流芳、或遗臭的大事——他生平唯一能被记述的事迹，就是投身于权相韩侂胄之门，成为门下最亲信的属吏，替其起草所有的文件，身份相当于首席机要秘书。后来韩侂胄倒台，他也跟着遭受连坐，黥刑流放江汉之地。这黥刑就是面上刺字，《水浒》中犯法的好汉动辄在颜面上“文两行明晃晃的金印”，也就是这“刺配”的刑罚了。韩侂胄在《宋史》中入了“奸臣传”，陆游替他所建筑的园林写过两篇记，都被认为是平生之玷，何况史达祖是将整个前程都系在了这个奸臣之下？因此由人及词，出现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方面，极其瞧不起史达祖的词评家们，讥他词中喜用“偷”字，足以见其品质低劣，又说他的词作“意贪”，算不上“君子之词”；而喜欢史词的人，则在推许他可与姜夔、吴文英比肩的同时，也为他在韩侂胄手下任职进行开脱，认为他侍奉韩侂胄只因其有“恢复之志”，所以那些纤佻的词作也无不含有寄托，“非止流连光景，浪作艳歌也。”（邓廷桢《双砚斋词话》）。
这里首先需要先介绍一下韩侂胄的事迹：韩侂胄（？～1207年），字节夫，宋朝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为北宋名相韩琦五世孙。其母是宋高宗吴皇后的妹妹，韩侂胄以恩荫入仕，自己的侄女又嫁给了宋宁宗，所以是地地道道的外戚身份。当初孝宗退位为太上皇，因光宗皇后李氏的挑拨，父子失和，太上皇孝宗死的时候，光宗甚至拒绝执丧，这引起朝中大臣普遍不满，大臣赵汝愚决意拥立皇子嘉王，是为宁宗。当时要迫光宗退位、拥立皇子必须取得宫中太皇太后支持并出面，但内外难通，作为吴太皇太后姨甥的韩侂胄担任了联络的任务，事成之后，韩侂胄遂得到亲信任用。后来他排挤走赵汝愚，将他害死在谪所，打压并禁毁程朱理学，大权独揽。因为他原本是以外戚的身份入仕，难以服人，又兼后来侄女韩皇后死了，新立的杨皇后和他有嫌隙，韩侂胄有失宠的危险，急于巩固权位，遂起心发动北伐，为自己建一场功业。这种建立在以图自固基础上的北伐战争，本来就带有投机的性质，何况韩侂胄虽然起用了一批著名的抗金官员如辛弃疾、陆游等，却均不予以实用。真正信用的，反而是缺乏能力只会夸夸其谈的将领。这场北伐的必然失败，自一开始就注定了。
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由皇帝昭告全国，宣布金国罪状，下令北伐。宋军四道并进，却相继都告惨败，金兵分九路渡过淮河追击，一连攻陷十余州，再度抵达长江北岸的真州（江苏仪征），扬言造舰渡江，南宋上下震恐。此次北伐史称“开禧北伐”。失败之后，韩侂胄想向金求和，对方却回答：“拿韩侂胄的人头来，才许议和。” 韩侂胄无可奈何，意欲孤注一掷，再次发动北伐，却被一向与他有仇的杨皇后勾结礼部侍郎史弥远，将他暗杀。南宋与金终于议和，签定了极其屈辱的《嘉定和议》。
韩侂胄为一己私欲发动战争，且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草率出兵，导致宋军惨败，国家元气大伤，也陷南北两地交战地于生灵涂炭之中，当时人这样参奏他：“三边兵民死于锋镝，困于转输，沦于疫疠，室庐焚荡，田业荒芜，遗骸蔽地，哭声震野。斯民何辜，而至此极？至於强敌频年签军，皆吾中原赤子，彼惟重其族类，而虐用吾民。光化之战，至驱签军及俘系老弱几数千人，填塞壕堑，以渡军马。河南之地，十室九空，而两淮四十余年生聚，遂成邱墟。是南北数十万生灵之命，皆侂胄一人杀之也。”话虽偏激，却不无事实成分。客观的讲，恢复中原一直是南宋爱国人士的追求，但并不是所有的“抗金”、“北伐”都是正确的，在不合适的条件下由不适合的人担当这样的重任，本来就是一种错误。
韩侂胄身后遭到清算，连他的首级也按金方要求送往敌国，“函首传边”，这无疑是对南宋上下的又一种侮辱：韩侂胄无论对错与否，都是南宋的堂堂宰相，兵败误国固然当诛，却也不能够应敌国要求而诛杀，让金方侮辱韩侂胄的首级，其实何尝不是南宋自辱？当时即有大臣激烈反对将韩侂胄的首级送给金国，甚至愤怒的说：“韩侂胄的首级固不足惜，可是金人今日要他的首级便给，后日要我等的首级，也可以说给就给了？”时人为此事作诗曰：“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晁错已诛终叛汉，于期未遣尚存燕。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边未必然。”将韩侂胄比之被因主张削藩而被汉文帝冤枉诛杀的晁错，和为了荆柯刺秦成功而慨然自杀出借头颅的樊于期，似乎是过誉，但证明在当时的南宋民众之间，对韩侂胄贸然发动北伐固然不满，对使用阴谋诡计暗杀他、又忍辱屈膝向金投降的宋政府却更是愤怒。
历史上对韩侂胄的评价颇为复杂，一般正史都将他定性为“权奸”，他也的确是一个私心自用、将国家大事作为完成自己私欲工具的权臣，但他掌权的时候，一力为岳飞平反，主持削去秦桧的王爵，把谥号“忠献”改为“缪丑”，在议和占主流的宋朝廷中敢于力主北伐，这其间并不见得完全是为了私心而作秀。但是由于他毕竟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又加之掌权时禁毁理学，得罪许多理学名臣，所以导致“身陨之后，众恶归焉。”生前任用的亲信部属，也随之遭到处分，开禧三年，韩侂胄被杀后，有人上言乞将韩的三名亲信史达祖、耿柽、 董如璧送大理寺根究。史达祖就在这种情况下被贬而死，身败名裂。这使后代喜爱他作品的深为惋惜，所以为他辩护的人，不但要将他担任韩侂胄堂吏的行为解释成因北伐事业而屈身侍奉权臣的高尚举动，还要在他的词作中钩沉索隐出忧国忧民之志来。
以前面所引的史达祖的代表作《双双燕》为例，近代陈匪石《宋词举》中便如此评价：“如以寄托言，则‘红楼归晚’以下六句，讥其不思恢复宴安鸩毒之非，喻中原父老望眼欲穿之苦。曰‘看足’，曰‘应自’，曰‘便忘了’，曰‘愁损’，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居然春秋之笔。”但这种所谓的“春秋之笔”，毕竟似乎有点牵强附会，由咏燕子而说到思妇，笔法虽然巧妙，却也只是咏物词常态，便如苏轼咏杨花词中说道：“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也是由花及人一样，虽然扩展了词的内蕴，却并非有更深广更隐晦的影射含义。
史达祖《梅溪词》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就是咏物词，除了这首《双双燕》之外，另一首经典代表作是《绮罗香春雨》：
做冷欺花，将烟困柳，千里偷催春暮。
尽日冥迷，愁里欲飞还住。
惊粉重、蝶宿西园，喜泥润、燕归南浦。
最妨它佳约风流，钿车不到杜陵路。
沉沉江上望极，还被春潮晚急，难寻官渡。
隐约遥峰，和泪谢娘眉妩。
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
记当日、门掩梨花，剪灯深夜语。
这首词咏春雨，“无一字不与题相依”而始终未明确写出一个“雨”字，但那种“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的迷濛雨景、清润世界，纤毫毕现于纸上，文字又写得工丽自然，虽着意雕绘却看不出斧凿之痕，实不愧同时代也是醇雅词派宗师人物的姜夔夸他的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之韵，盖能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说他的词像“诗鬼”李贺，并不是指史达祖的词句奇特诡异，有惊心动魄的力量，而是善于利用色彩的搭配、细节的刻画，在读者面前展开一幅动态的画面。比如咏燕词里：“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羽分开红影。”春雨词中：“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记当日、门掩梨花，剪灯深夜语。”都是为人传诵的既形象又细腻的描写。梅溪词的佳处，就在于将寻常的事物，以细致的笔触描绘出来，给人以一种异常的惊奇感，于清秀中出瑰奇，遣辞造句，俊语联翩，其谋篇构思，都显得极为精巧用心。
要在史达祖这些精美雅致的词作里找出托寓之意，无疑是太过穿凿傅会，他不是对国事一无关心，但在一些留心国家大事的词作里，他并不借此说彼，弄什么隐约寄托的笔法，而是直抒胸臆般的有话便说，在艺术上不及这些咏物词的精致，却可以从中窥见史达祖思想的另一个侧面。开禧元年（1205），韩侂胄派遣李壁使金。史达祖随从使节北行，一路上也做有爱国思想的词篇，如《满江红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怀古》：
缓辔西风，叹三宿、迟迟行客。
桑梓外、锄耰渐入，柳坊花陌。
双阙远腾龙凤影，九门空锁鸳鸾翼。
更无人、擫笛傍宫墙，苔花碧。
天相汉，民怀国。天厌虏，臣离德。
趁建瓴一举，并收鳌极。
老子岂无经世术，诗人不预平戎策。
办一襟、风月看升平，吟春色。
韩侂胄次年便大举北伐，这一年出使其实是在为刺探情报做准备，史达祖作为他的亲信属吏，自必预知其谋，这首词中也透露出对伐金战役的支持和信心，“双阙远腾龙凤影，九门空锁鸳鸾翼。更无人、擫笛傍宫墙，苔花碧。”故国宫殿眼下的残败凄凉之景，激起词人“趁建瓴一举，并收鳌极。”的恢复之志，在同时的词作里，他也写道：“楚江南，每为神州未复，栏杆静、慵登眺。”（《龙吟曲陪节欲行留别社友》）但如果根据这些就认为史达祖是像辛弃疾、陆游、陈亮，又或刘过、刘克庄等人一样慷慨激昂的主战派，愿意为抗金大业奔走呼吁、费心耗力，那就未免大错特错了。就是这首抒发“老子岂无经世术，诗人不预平戎策”、表示出自己尚有高远志向的词作里，他也并没有什么激切的雄心，只是充满乐观的等着“风月看升平”，全没考虑升平背后需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当然，要求一个并不谙熟战事的文吏对这场即将发动的战争提出高瞻远瞩的看法，无疑也是过于苛责的，史达祖本人，只是一个对国事有所关注而了解不够的书生，而这一片爱国心，无论是出于真诚抑或随大流的故作高调，毕竟也是《梅溪词》中的一个亮点。
史达祖的词风以及对国事关注不够密切的程度，都略近似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彦、同时期的姜夔。所以当时就有人拿他与这两位出名的醇雅词人相比较，认为史完全可以与二人并驾齐驱。但周、姜虽然疏远政治，却亦洁身自好，周邦彦立朝无所附丽，姜夔寄食于富贵人家却保持着自己的一份清高独立，比较起来，史达祖就未免要有所愧颜。如果要究其依附权贵的思想动机，并不能简单以“趋炎附势”、“贪恋权势”来批评斥骂之，史达祖当然不是如后世拥趸想的那样因胸怀大志才为韩侂胄工作，但投身权贵深得信用之时，他也并非全是掌握权力的惬意，而是怀有一份深切复杂的牢骚怨愤，这种情绪直白的流露于《满江红书怀》词中：
好领青衫，全不向、诗书中得。
还也费、区区造物，许多心力。
未暇买田清颍尾，尚须索米长安陌。
有当时、黄卷满前头，多惭德。
思往事，嗟儿剧。怜牛后，怀鸡肋。
奈棱棱虎豹，九重九隔。
三径就荒秋自好，一钱不值贫相逼。
对黄花、常待不吟诗，诗成癖。
后人的评价说道：“史达祖，南渡名士，不得进士出身。以彼文采，岂无论荐，乃甘作权相堂吏，至被弹章，不亦屈志辱身之至耶？读其‘书怀’《满江红》词，‘好领青衫，全不向、诗书中得’，‘三径就荒秋自好，一钱不值贫相逼’，亦自怨自艾者矣。”史达祖是读书人，其唯一的“正途”出身就是通过科举中进士而得官，走上仕途，他却说：“好领青衫，全不向、诗书中得。”可以看出他象姜夔、刘过一样，也是蹭蹬科场而始终不得中举者，但他却不甘如别人一样以布衣终老，作江湖游士过活，由此选择了另一条路：以自己的文采，去给权贵充当机要秘书。这在本质上，其实并不能说是“屈志辱身”的行为，同时代的词人吴文英也一样做了幕僚，在科场没有出路，就拿自己唯一的谋生技能到官宦门下换口饭吃，何错之有？何况史达祖自己也说道：“三径就荒秋自好，一钱不值贫相逼。”虽然高蹈隐居不涉权门的行径是最自由无拘的，可是真实的生活，不是光维持着清高的风度就能过下去，总还得“索米长安”，养活自己和一家人，人不但要糊口，在有能力的情况下，也应该努力将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吧？
据同时人笔记记载，韩侂胄对史达祖还是极为赏识倚重的，“随即用事，言无不从”、“奉行文字，拟帖撰旨，俱出其手，权炙缙绅。”但史达祖自己，却似乎对这一种受重用的生活并不是完全的满意，也许毕竟这不是正途出身，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排遣不去的自卑感，他认为这种选择是一种“儿戏”行为，似乎颇有后悔之意，“怜牛后，怀鸡肋。”更深刻的说出了他心中隐藏的不甘：都说“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如果通过科举入仕，可能到老也不过一个小小的地方官，无论如何爬不到权势的中心，“权炙缙绅”，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炙手可热的韩丞相的亲信，想必风头要盖过很多朝中大臣；但另一方面，不管这种生活如何风光，却总不脱“奉行文字”的侍从身份，再受宠信，也是奉主行事，哪里谈得上什么独立、自由、人格！这种风光的地位，对他来说实在是一块鸡肋，却又无法遽然抛弃，“奈棱棱虎豹，九重九隔。”权贵之门，机要秘书，哪能想来便来，想走便走？在投身相府的那一刹那，他已经将自己的命运与这个外戚出身、口碑不好的权相紧紧绑在了一起。从这首词中，可以看出，史达祖在屈身权门的同时，并不是一味的死心塌地，而是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或许，他竟是隐约预测到自己的将来的，只是已经骑虎难下了而已。
史达祖后来搞到身败名裂的地步，不止是他侍奉权相，而且在得到权相宠信的同时，也似乎很有点得意忘形的味道。当时人弹劾他得到韩侂胄的重用后，在言听计从、权炙缙绅的同时，也“公受贿赂，共为奸利”，当时韩侂胄手下侍从向他进呈书札，都要毕恭毕敬的用上“申”、“呈”的字样，可见史达祖仗着相国威风，也曾横行一时。他有个姓李的朋友，看见这种情景，想要告诫他，于是在他的几案上写了几行大字：“危哉邦卿！侍从申呈。”意思是说：你不过小小属吏身份，一时竟气焰嚣张到这种地步，可见你侍奉的府主已经达到权力的顶峰，自来位高者必危，万一所倚仗的冰山倒台，那么史邦卿你可是太危险了！这个朋友中肯的劝告，史达祖本人未必不清楚，但既然已经把命运绑到了韩侂胄这辆战车上，哪是想抽身退步便能成功？其实，史达祖在权炙缙绅的同时，未必没有“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想法，也许正是知道自己所倚仗的靠山终有一日不可靠，正是因为自己的选择使内心深处隐约懊恼悔恨，他才会这样肆意的挥霍着能用一日是一日的权力，有如小人得志一般的带着发泄的恶意？这个本来蹭蹬科场将要以白衣终老于牖下的落魄书生，在一生当中，竟能够凭着自己的一枝笔跻身政坛漩涡的最中心，凭着自己对权相的影响，举手投足都可以让许多高层官员战栗，一句话足以定人生死前程，这种快意的感觉，大约也像鸩酒一般，让人明知有毒也中辍不得。
若从词中看史达祖的性格，应当是一个细腻敏感的书生，他有张狂轻浮的一面，却亦有深情婉转的一面。我个人认为他不懂得及时退步抽身，导致最后受到韩侂胄的牵连而黥刑流放，死于困苦，一方面是已经不能轻易抽身，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他心中其实有感恩念旧的因素，韩侂胄的赏识信任，对他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知遇之恩。权势的诱惑、府主的恩情、个人的意气，种种般般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他虽然见到了朋友的告诫，也只能置之不理。
史达祖是个念旧情的人，这一点从他对亡妻的恩情上就可以看出来。他的个人爱情与婚姻无考，但从词中知道他曾丧偶，其所作《忆瑶姬骑省之悼也》，下半阕说道：“十年未始轻分。念此飞花，可怜柔脆销春。空余双泪眼，到旧家时郎谩染愁巾。袖止说道凌虚，一夜相思玉样人。但起来、梅发窗前，哽咽疑是君。”词题中的“骑省”指魏晋时著名美男子潘安，名岳字安仁，他当时的官职是“以太尉掾虎贲中郎将寓直于散骑之省”，简称为“骑省”，潘岳曾为亡妻写过《悼亡诗》，为千古名篇，所以后世一般以他作为悼亡的代表人物。史达祖这首词中，说出自己与妻子生前恩爱异常，“十年未始轻分”，然而伊人不幸早逝，只余他在孤独中以泪洗面，思念不已，唐代卢仝的诗《有所思》道：“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史达祖在极度的悲伤思念之中，也恍惚觉得窗外袭来的那一阵清香，仿佛是妻子悄然来到，一旦幻想破灭，登时泣不成声，“但起来、梅发窗前，哽咽疑是君。”让读者都不禁替他生出哀痛之情。
史达祖的悼亡名作还有《寿楼春寻春服感念》，值得一读：
裁春衫寻芳。
记金刀素手，同在晴窗。
几度因风残絮，照花斜阳。
谁念我，今无裳？
自少年、消磨疏狂。
但听雨挑灯，欹枕病酒，多梦睡时妆。
飞花去，良宵长。
有丝阑旧曲，金谱新腔。
最恨湘云人散，楚兰魂伤。
身是客，愁为乡。
算玉箫、犹逢韦郎。
近寒食人家，相思未忘蘋藻香。
《寿楼春》这个词牌是史达祖自创，因为这首词以缠绵哀怨出名，竟使这个从表面上看起来像是祝寿的词牌名，成为悼亡的常用调。《宋词选》称：“此词因寻春服悼逝而作，情与文一气旋转，忘其为声调所拘，转觉助其凄韵，自是名手。”写这首词的时候，可能已是在史妻去世之后的隔年春天，词人锥心泣血的深痛已渐渐平复，却始终忘不了昔年曾有的欢欣温暖，“谁念我，今无裳？”可见妻子去世之后，他便一直处于孤独当中。从词中描写的情景来看，那时还是他在韩侂胄手下受重用的时期，在外面呼喝侍从、睥睨缙绅，回到家中也是金樽玉馔，供给无乏，却再也寻不到那真诚的关心，再也不会有人带着深厚的爱意为自己缝制春衫。传奇故事里的玉箫早死，还能转世投胎与爱人再度相聚，自己却只能悲叹：“终将怨魂，何年化、连理芳枝？”（《于飞乐鸳鸯怨曲》）史达祖大约不是一个信命的人，不然也不会在权贵门下肆意弄权而全无忌惮，到了这种死别之后，他也无法像普通那样，以命运或缘份来安慰自己。说不定，这也是他下意识的享受着“权炙缙绅”、“侍从申呈”的放肆快感的缘故之一？反正这世上已经没有自己牵挂的人，也不怕什么阴司报应、来生积福，我只要这一刻权力的麻痹，来充实自己的空虚无助？
在李姓朋友告诫过后，史达祖便“未几致黥焉”，流放到江汉一带，并在贫困之中死去。他这一生，失意过，也得志过，曾在“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热闹场中风光，更多的时候，却总是一个人的怨愤与寂寞。到了半百之年，到底是“盛席华筵终散场”，带着耻辱的印记，走向最后的孤独。作于流放途中的《临江仙》词中说道：“倦客如今老矣，旧时不奈春何。”其实，昔年荣华富贵之际，他就已经是一个倦客，富贵还是贫贱，都无法改变他心底深深的疲累与空虚感。
吴文英
吴文英（约1212-约1272），字君特，号梦窗，晚号觉翁。本姓翁氏，入继外家吴氏，四明（今浙江鄞县）人。终身布衣，只做过幕僚、门客，善于填词，风格绵丽深密，有《梦窗甲乙丙丁稿》传世。
【八声甘州】
渺空烟四远，是何年青天坠长星？
幻苍崖云树，名娃金屋，残霸宫城。
箭径酸风射眼，腻水染花腥。
时靸双鸳响，廊叶秋声。
宫里吴王沉醉，倩五湖倦客，独钓醒醒。
问苍天无语，华发奈山青。
水涵空、阑干高处，送乱鸦斜日落渔汀。
连呼酒，上琴台去，秋与云平。
吴文英在宋词史上的地位，后人比之李商隐在唐诗史：“词家之有吴文英，亦如诗家之有李商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此说得到词评家的普遍赞同，不为无因：两人都生于王朝运衰、日薄西山的时代，一生落魄的遭遇相似，抑郁凄伤的气质也相似，他们的诗词作品，都以秾丽晦涩的修辞掩饰感伤的情绪，当得起“千回百转、深心密意”八个字评语。有趣的是，李商隐在晚唐诗人中，被许为学诗圣杜甫“最得藩篱”的人物，而吴文英的词作，也被推许为南宋词人中堪能步武“结北开南”的周邦彦：“梦窗词得清真之妙。”（沈义父《乐府指迷》），而周邦彦正被后人评为“词中老杜”。杜甫—李商隐/周邦彦—吴文英，构成十分奇妙的对应关系。
然而细究起来，吴文英与李商隐在后代读者的接受方面，却又并不相同。李商隐固然被讥为“獭祭鱼”般的罗列典故，使读者难以索解，但玉溪诗却实在具有一种独特的宝相庄严之美，纵使读者不能解其意，也会恋其美，爱而不明何以起，不知所以然；吴文英则比李商隐要稍逊一筹，他的词丽则丽矣，却被同时人嘲作：“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张炎《词源》）绚丽的词句，却不能给读者以直观的冲击力，没有玉溪诗那种惘然中令人留恋、给人回味、使人痛楚的强烈感染力。即使是初学诗的人，也会心动于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矩成灰泪始干。”低徊于“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而初学词者，有多少人能为“箭径酸风射眼，腻水染花腥。”这一句震撼？张炎认为吴词病在不能象姜夔一样“清空”，而是太过“质实”，使得词句板滞缺乏生趣。“质实”的弊端，也许就是意象过于密集，含义需要仔细咀嚼，在读者与词人的心灵沟通方面无形中加了一把锁。以这篇以吴宫怀古为主题的《八声甘州陪庾幕诸公游灵岩》词中警句：“箭径酸风射眼，腻水染花腥”为例，将凉风拂过眼窝引起的酸涩感（化用李贺诗句：“东关酸风射眸子”）比拟成风的味道，因水沟中曾经流着宫女们盥洗水而想象其犹如洗落的脂粉一般滑腻（语出杜牧《阿房宫赋》：“渭流涨腻，弃脂水也。”），又由水的滑腻联想到花草的香气也带有浓烈的腥味。一句词中，有味觉，有触觉，有嗅觉，将眼下的秋景、历史的陈迹，以及游览者一霎时的感喟，转化成一种质的感觉，词人的心思百转，需要读者也跟着转几转才能寻绎得知。要之，梦窗词值得细按，却很难惊艳，对于词这种本以性灵见长的文学载体来说，他不是“第一眼美人”。
不过，梦窗词中也不是绝无清疏明快的作品，并不是一味的质实，以至被人批评：“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可晓。”试读他这首《唐多令》小词：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
纵芭蕉不雨也飕飕。
都道晚凉天气好，有明月，怕登楼。
年事梦中休，花空烟水流。
燕辞归、客尚淹留。
垂柳不萦裙带住，漫长是，系行舟。
这一首词一般被认为是吴文英为他的“去姬”所作，词人一生布衣，傍依为客，“才秀人微，取湮当代”（夏承焘语），平生事迹已难详细考证。直到清代乾隆年间，他故乡的县志对这位在南宋词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词人，也不过仅在别人的传记中附带提了一句，篇幅浩渺的宋人野史笔记，关于吴文英的记录也少得可怜，连生卒年月都不能确定，那么属于个人隐私的情爱之事则更难追根究底了。但考之吴词，从这一类缠绵情语之中，却仿佛可以推出一二事迹来，象这首末句“垂柳不萦裙带住，漫长是，系行舟。”明显是送别之作，而且所送的是一个女子，晏几道拟女性口吻的送行词中说：“留人不住，醉解兰舟去。一棹碧涛春水路，过尽晓莺啼处。 渡头杨柳青青，枝枝叶叶离情。此后锦书休寄，画楼云雨无凭。”（《清平乐》）对于留不住的情人，表现出一种怨恨，索性割舍决绝；而吴词之中却显得恋恋不舍，竟想以纤弱的柳丝，萦系住去意已决的人心，谈何容易？比较这两首小词，男女的心境处境似乎都颠倒了个儿，词人多情软弱的性格，也隐隐透露出来。
吴文英长期在苏杭各地做幕僚，过着展转不定的生活，文人的清寒之外，却也少不了花月流连的点缀，这首词中离他而去的女子，近代学者杨铁夫从《梦窗词》中考证认为是他在苏州当幕客时所娶的姬妾，暂称为苏姬，两人“同居于阊门西之西园”，夫妇相得，一共度过约十二年的岁月，亦可谓是情深意厚。然而到了他卸幕离职、迁居杭州之后，这个苏姬却不知何故离开了他，复归苏州。杨铁夫说：“自此以后，每逢清明寒食，必有忆姬之作，知姬以必以三月中行，触景伤情故也。”这种说法也许有点牵强傅会，但吴文英写在清明寒食之际的伤情之作的确比较多，可以举下面这首《风入松》为例：
听风听雨过清明，愁草瘗花铭。
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
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晓梦啼莺。
西园日日扫林亭，依旧赏新晴。
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
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
这首词异常轻柔婉转，掩抑低徊，怀念的是往昔所爱之人一起生活的光景，哪怕是她触碰过的秋千，也想象那儿留有她纤纤素手抚摩过的痕迹，相信黄蜂也与自己一样留恋那若有若无的香氛，后人评曰：“是痴语，是深语。结笔温厚。”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情绪，正是梦窗所独擅。从别的词中考证，他和这位苏姬有过子女，在夫妻情爱之上，又加以骨肉羁绊，可是苏姬离开他的时候，不知为什么连子女也舍弃了（吴文英另一首《风入松》词中云：“最怜无侣伴雏莺。”可见其母离开时子女尚且幼小）。他们之间的变故已经无法知道真相，或许出于家贫无奈，或许出于各方面阻力，造成了人事错迕的局面。吴文英对这个离自己而去的苏姬一直怀念追寻，他曾经带着孩子追到苏州，却并没有打动对方得以重圆，只得郁郁返杭。此后数年，词中都不绝思念之情：“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去年折柳赠人远，今年恨，依旧纤手。”直到晚年，他尚恋恋于苏州居住时曾拥有过的欢娱温馨：“可惜人生，不向吴城住。心期误，雁将秋去，天远青山暮。”（《点绛唇有怀苏州》）对于决然而去的爱人，他终身都未曾有过怨恨，只余怅然，大概这家庭分散，实出无奈，也是他自己无力担负的阴错阳差之误，怪不得别人。
除了苏姬之外，吴文英在杭州还另有一段凄伤的情事，写在他的长调《莺啼序》里：
残寒正欺病酒，掩沉香绣户。
燕来晚、飞入西城，似说春事迟暮。
画船载、清明过却，晴烟冉冉吴宫树。
念羁情、游荡随风，化为轻絮。
十载西湖，傍柳系马，趁娇尘软雾。
溯红渐招入仙溪，锦儿偷寄幽素。
倚银屏、春宽梦窄，断红湿歌纨金缕。
暝堤空，轻把斜阳，总还鸥鹭。
幽兰渐老，杜若还生，水乡尚寄旅。
别后访六桥无信，事往花委，瘗玉埋香，几番风雨？
长波妒盼，遥山羞黛，渔灯分影春江宿，记当时短楫桃根渡。
青楼仿佛，临分败壁题诗，泪墨惨淡尘土。
危亭望极，草色天涯，叹鬓侵半苎。
暗点检离痕欢唾，尚染鲛绡，亸凤迷归，破鸾慵舞。
殷勤待写，书中长恨，蓝霞辽海沉过雁，漫相思弹入哀筝柱。
伤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断魂在否？
词中的这个女子与苏姬一样不知姓名，后人便以“杭妾”称之，但细品词意，她的身份却不太象“妾”而更似青楼女子，大约是纳妓成为外室，甚至只是一段遇合而无名分上的瓜葛。《莺啼序》是最长的词牌，宋人中惟有吴文英所作最多，一共作了4首，这一首又在4首中最为突出，堪称梦窗词中代表作。这阕240字的长调，以细腻的笔法讲述了一个悲情故事，从相遇、相识、相爱一直写到生离死别，天人永隔，他笔端的感情始终低徊掩抑，悲伤而不激越，是哀感缠绵，而不是锥心泣血。他也叹惋：“欢盟误……最伤心，一片孤山细雨。”（《西子妆慢》）多年之后在京口见到一个与他称之为“燕”的故人容貌相似的女子，他都禁不住心悸的感觉：“……便只作、梅花频看，更愁花变梨霙，又随梦散。”（《绛都春燕亡久矣，京口适见似人，怅怨有感》）西子湖畔娇小如燕、幽芳如梅的丽人，是他人生中偶遇的美丽风景，是午夜梦回不绝如缕的哀歌，他以密丽的词句来悼念她于死后，却不可能以厚重羽翼庇护她于生前，原因无他，只缘他自己亦不过是飘零江湖、衣食仰给于人的布衣词客，如何负担得许多呢！
南宋时有不少奔波江湖的词客，他们都为生计曳裾侯门，充当权贵的门客或幕僚，行迹虽然相似，却各有各的性情，有豪迈卓异的刘过，有清高耿介的姜夔，亦有趋炎附势导致身败名裂的史达祖，比较起来，吴文英似乎缺乏特色，平生非官非隐，只是专注于词艺的精研。他的眼光偶尔也会投向文艺之外更广阔的世界，比如有一回为去往前线军幕的朋友送别，他赋了一首《沁园春》词，其中写道：“平生秀句清尊，到帐动风开目有神。听夜鸣黄鹤，梯高百尺；朝驰白马，笔扫千军。贾傅才高，岳家军壮，好勒燕然石上文。”可见他也不是不关注国难，只是词末笔锋一转，又归之于：“松江上，念故人老矣，甘卧闲云。”吴文英最本质的属性，还是“闲云野鹤”，到底做不成热血的豪客。
《沁园春》词中所说“贾傅才高”，指的是当时的权臣贾似道，他所送的朋友翁宾旸与他身份相同，也是江湖游士，贾似道镇守两淮的时候，翁宾旸曾往谒门下，以词得到贾似道的欢心，受其馈赠数十万。贾似道在南宋是名声狼藉的误国奸臣，而吴文英也同翁宾旸一样与贾似道有过交往，这不免成为他生平的一个污点。但是，后人由词评人，总想为自己所喜欢的词人身上多镀一层金，史达祖在韩侂胄门下为亲信，还有人曲为之辩，认为他是为了北伐事业而不惜屈身，同样也有人为吴文英辩解，说他“与贾似道往还酬答之作，皆在似道未握重权之前，至似道声势重灼之时，则并无一阕投赠。”（刘毓崧《梦窗词叙》），甚至说：因为对吴文英有过恩情的府主吴潜受到了贾似道的迫害，所以吴文英特地为吴潜赋词以“显绝似道”，公然表明自己维护正义的立场。但这种说法毕竟只是美化之词，据词学大师夏承焘的考证，吴文英晚年与贾似道绝交的说法，实在查无实据。
吴潜是理宗朝的左丞相，一生忠正睿智，政绩卓然，为贾似道等奸臣所忌恨，最终借吴潜在立太子问题上与宋理宗的矛盾，诬告进谗，将吴潜贬到循州（在今广东河源市郊佗城），后来又将他毒死在贬所。十五年后贾似道势败，亦被贬到循州，押解途中为仇家所杀，当时人作词讽刺说：“吴循州，贾循州，十五年前一转头。人生放下休。”足见人心所向，是同情吴而唾弃贾，并认为贾似道的下场正是谋害吴潜的报应。吴潜得罪理宗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反对理宗立其弟荣王之子为太子，所以才被贾似道等人的谗言所中，而就在同时，吴文英离开了吴潜幕下，到了荣王府邸中充当门客。要是吴文英为了吴潜的知遇之恩感激在心，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会被人视为“背叛”的行为？当然，吴文英的投身荣邸，也仅仅是为生计而做门客，谈不上什么政治立场，更无所谓什么忠诚背叛，与贾似道的交往也是同理，夏承焘评论：“总之，梦窗以词章曳裾侯门，本当时江湖游士风气，固不必诮为无行，亦不能以独行责之。其人品或贤于孙惟信、宋谦父，然亦不能拟为陈师道。此平情之论也。”孙、宋二人是与吴文英同时的江湖诗人，都曾谒见贾似道讨取欢心而获重酬，吴文英虽然也为权贵门客，却没有做过特别谄媚的事；陈师道则是北宋末年的著名诗人，为人耿介，因为姻亲赵挺之迫害元祐党人，对他深恶痛绝，宁可冻死也不穿妻子从赵家借来的衣服，吴文英也没有这样的风骨。他只是一个平凡的游士，心中未必无是非，却也不曾执是非，他不会向权贵出卖自己的人格，却也不可能为正义断绝自己的生路。就象在感情历程上，他有绵绵深情，却无力维护，不能争取，只能沉湎于往昔遗憾的回忆。除了文字上的才华，他一无足恃，所以毕生致深心于词章中，也由此成为“殿天水一朝”的词坛后劲，“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在这世上，各样人有各样性情，走各样道路，最终，都各有自己最应该的所在。
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居士，莆田（今属福建）人。以荫入仕，淳祐六年（1246）赐进士出身。官至工部尚书兼侍读。诗词均擅，风格豪迈激越，是南宋江湖诗人、辛派词人的重要作家。词集有《后村别调》。
【沁园春】
何处相逢？登宝钗楼，访铜雀台。
唤厨人斫就，东溟鲸鲙；
圉人呈罢，西极龙媒。
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余子谁堪共酒杯？
车千两，载燕南赵北，剑客奇才。
饮酣画鼓如雷，谁信被晨鸡轻唤回？
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
书生老去，机会方来。
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
披衣起，但凄凉感旧，慷慨生哀。
自稼轩之后，形成以豪放词风为特色的辛派词人群，其中以三刘成就为最高，是刘过、刘克庄、刘辰翁。这三人又各有特色，刘过为江湖布衣，带有落拓情怀与粗豪习气；刘辰翁亲历宋亡，集中多伤感悲咽之音。三人中只有刘克庄一生宦海浮沉，郁郁难伸，使他的词作风格“沉痛激烈”，虽不及辛弃疾的英雄气概，却也自有一股抑塞磊落之气。稍后的词评家张炎认为刘克庄的词“直致近俗，乃效稼轩而不及者。”举出的例子就是这首堪为后村词中压卷之作的《沁园春》。
这首词作于淳祐三年（1243），题为“梦孚若”，孚若姓方，名信儒，是刘克庄的同乡好友，也是都主张抗战的志同道合者，他曾出使金国，宋史记载：“自春至秋，使金三往返，以口舌折强敌。”可是回到朝廷，竟因为抗节不屈而被贬谪，此后一再黜降，屡受打击，竟致壮年早卒，刘克庄对他的死不胜伤悼，同一年还作了《梦方孚若》诗二首，都对这位亡友不得其用的遭遇，表示愤慨不平。“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这句话出自《史记李将军传》，汉文帝曾说一生命运坎坷到老不得封侯的李广：“可惜啊！他是生不逢时，如果让他生在汉高祖的时候，区区官封万户侯，何足道哉！”然而“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王维《老将行》）所谓“天幸”、“数奇”，也是人为环境的原因。方孚若胸怀大志却不得施展抱负，郁郁而死，并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刘克庄自己又何能免此？他只有通过梦境，和亡友携手共游中原，挥洒豪气，“吾少多奇节。颇揶揄、玉关定远，壶头新息。一剑防身行万里，选甚南溟北极？”（《贺新郎》）他们都是志在有为的热血男儿，可是压抑的社会环境，使他们报国无门，愤懑难当。方孚若带着一腔雄心壮志归于黄土，刘克庄还在这压抑的环境中长吁：“披衣起，但凄凉感旧，慷慨生哀。”读这样的词句，那积郁难舒的愤怨，让人有捶碎一切的冲动。
方孚若因使金不屈而遭贬，刘克庄自己的遭遇也比他好不了多少。他一生经历五朝（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因为其父封赠少师之衔，刘克庄身为贵胄子弟，二十三岁时即以荫补官，踏上仕途之路。如果他一直按照通常人的道路走下去，纵使不能出将入相、大富大贵，也定然不失为一个安稳富足的官僚，但他志气天纵，“恃才傲物”，又抱负不凡，在死水般的官僚群里，自然会令人侧目，屡遭谗毁。他三十八岁时，因所作《落梅》诗中有“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的句子，被认为对当道权臣有所讪谤，因此被劾免官，废弃十年。后来数度起用又数度罢职，都因他直言敢谏，不合于当世而被排挤。淳祐年间，宋理宗赏识他“文名久著，史学尤精”，因他是荫官入仕，特赐同进士出身（在古代科第至重，有进士身份才是最大荣耀。）在朝任职，可是仅做了一年朝官，他就由于“草诏忤旨”而被放外任。淳祐十一年再入朝，又弹劾主张投降的权相史嵩之，再度被免官，在家闲居八年。他前后被罢官竟达四次之多，这种折挫的经历，虽然及不上辛弃疾，在南宋词人中却也算得上异数。第一次因《落梅》诗被罗织罪名而落职，他在词中写道：“老子平生无他过，为梅花受取风流罪。”（《贺新郎宋庵访梅》）明明愤慨，却用看似揶揄的笔调轻松出之。而在第三次免官时，自称：“平戎策，从军什。零落尽，慵收拾。把茶经香传，时时温习。生怕客谈榆塞事，且教儿诵花间集。叹臣之壮也不如人，今何及！”（《满江红夜雨凉甚，忽动从戎之兴》）更分明是愤懑不平的反语，宦场中愈挫愈勇的刘克庄，他的骨头，是硬铮铮的。
刘克庄曾经为《稼轩词》作序，称赞辛弃疾的词作：“大声镗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所未见。”这段话很形象的概括了辛词的特质，也可知刘克庄学习辛词，能够抓住最本质的地方。南宋之后继踵者辛弃疾的词人有不少，但辛词其实并不好学，学辛词者，必须先在胸中有一股浩然之气，学得不好，便容易流于粗豪叫嚣，“稼轩是极有性情人，具一段真气奇气，否则纸上奔腾，其中俄空焉，亦萧萧索索，如牖下风耳。”（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陈亮、刘过有的词篇就有这样的瑕疵，刘克庄算是辛派词人中的佼佼者，虽然也不能免于“近俗”之讥，偶有过份直白浅露的毛病，但也有达到炉火纯青地步的名作。前面那首《沁园春梦孚若》是其中之一，再看这一首《贺新郎九日》：
湛湛长空黑。
更那堪、斜风细雨，乱愁如织。
老眼平生空四海，赖有高楼百尺。
看浩荡千崖秋色。
白发书生神州泪，尽凄凉不向牛山滴。
追往事，去无迹。
少年自负凌云笔。
到而今、春华落尽，满怀萧瑟。
常恨世人新意少，爱说南朝狂客，把破帽年年拈出。
若对黄花孤负酒，怕黄花也笑人岑寂。
鸿北去，日西匿。
“白发书生神州泪”，自来吟咏重阳佳节的诗词，绝少有如此豪壮悲痛者，后村词似稼轩，并不止是词风象，而是伤时忧世的气味相类。他自称“忧时原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现存后村词一共二百六十多首，多是壮怀激烈的高歌，却很少有刻红剪翠的软靡之音，正是“旨正而语有致”，他自说其词作：“粗识国风关雎乱，羞学流莺百啭，总不涉闺情春怨。”（《贺新郎席上闻歌有感》）刘克庄是反对耽溺欢场消磨壮士之志的，他曾这样用一首《玉楼春》词来规劝不务正业的朋友：
年年跃马长安市，客舍似家家似寄。
青钱换酒日无何，红烛呼卢宵不寐。
易挑锦妇机中字，难得玉人心下事。
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
这首词题为“戏林节推乡兄”，词中“水西桥”指的是当时福建的名桥，泛指妓女的住处。虽然名为“戏”，意思却很严肃，对这位姓林的朋友耽于冶游的行径提出了批评，告诫他要将目光放远放大，莫将有限的人生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男儿西北有神州”一句，开阔高远，“足以使懦夫有立志”。刘克庄这样规劝朋友，也是同样的要求自己，他自律律人，抱负极高，所以清代词评家冯熙推许他与辛弃疾、陆游鼎足三立：“其生于南渡，拳拳君国似放翁；志在有为，不欲以词人自域似稼轩。”
刘克庄虽然反对朋友冶游无度，填词也“羞学流莺百啭，总不涉闺情春怨。”但他在生活中，也不是完全摈弃儿女情长。他规劝这位朋友“莫滴水西桥畔泪”，就是以家中妻子的深情来打动他的心肠，“易挑锦妇机中字，难得玉人心下事。”为逢场作戏的露水姻缘浪游虚掷，却不知妻子在家中望眼欲穿，为什么要轻抛真情，甘逐浮华？联系到刘克庄自己的家庭生活，就可以知道他这些话并不是泛泛而谈，而是他真实的伤痛。
刘克庄的妻子也是姓林，福清人氏，这首《玉楼春》词中的“林乡兄”，可能就是林夫人的乡里同族。林夫人二十岁时与刘克庄结婚，共为夫妇十九年，情谊深厚，在妻子死后刘克庄亲撰墓志铭，说自己仕途不顺，“江湖岭海，行路万里，君不以远近必俱。”是真正的患难夫妻，他们曾经在贬官的途中遭遇航船失事的凶险，死里逃生之后，又陷入文书行李都随水漂失、进退无路的窘迫境地，但无论怎样，林夫人都是默默忍受，泰然自若，以自己的沉着镇定为丈夫打气。刘克庄一再黜免贫居，林夫人陪同他节衣缩食，过着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生活，从不诉苦抱怨。也许正是长期的困苦消耗了她的健康，在刘克庄做建阳县令的任上，林夫人因病去世，亡年三十九岁。同年刘克庄罢归莆田，路过妻子的故乡福清，抚昔伤今，哀痛绵绵，作了两首悼亡的《风入松》词，其一云：
橐泉梦断夜初长，别馆凄凉。
细思二十年前事，叹人琴、已矣俱亡。
改尽潘郎鬓发，消残荀令衣香。
多年布被冷如霜，到处同床。
箫声一去无消息，但回首、天海茫茫。
旧日风烟草树，而今总断人肠。
词开头云“橐泉梦断”，用的是唐传奇典故，沈亚之《秦梦记》小说中称自己在橐泉邸舍梦入秦国，与公主弄玉结为夫妻，后来弄玉夭亡，他营葬赋辞，十分哀痛，已而醒觉，才发现是大梦一场，这里借用这个典故代指爱妻亡故。“人琴俱亡”则出自《世说新语伤逝》，王子猷听说兄弟子敬病逝，驾车奔丧，绝不哭泣，坐到灵床上取来子敬生前的琴来弹奏，调不好弦，即掷琴于地，说：“子敬，子敬，人琴俱亡！”于是悲恸晕绝，良久方苏，一个月后也死去。刘克庄这里用兄弟来指代夫妇的悼亡，可见在词人心中，妻子不但是患难与共的伴侣，也是心灵相通的知己。近二十年相濡以沫携手同行，捱过那些艰苦的岁月，一旦其中有人先捐泉路，留下的那一个何其孤凄悲伤？《风入松》词其二云：“多情惟是灯前影，伴此翁、同去同来。逆旅主人相问，今回老似前回。”老妻已逝，此后惟余灯前形影相吊，词人顿然老尽容颜，摧断心肝。这种巨大的哀痛，仿佛跟随了他后半生，直到十五年后，他再次路过妻子家乡，又提笔追和了十五年前的悼亡词：
残更难捱抵年长，晓月凄凉。
芙蓉院落深深闭，叹芳卿、今在今亡。
绝笔无求凰曲，痴心有返魂香。
起来休镊鬓边霜，半被堆床。
定归兜率蓬莱去，奈人间、无路茫茫。
缘断漫三弹指，忧来欲九回肠。
“绝笔无求凰曲，痴心有返魂香。”可见即使时隔十五年，他对亡妻的挚爱也未曾消逝，还在痴心希望，有一日能找到传说中起死回生的返魂香，让爱侣重回人间。同年他还有两首《石塘感旧》：“鹿门陈迹有余哀，犹记庞公返自崖。行到当时相送处，不知老泪自何来。”“沈郎院闭彩云收，寂寞秋花折树头。留取断弦来世续，此生长抱百年愁。”诗中情深意挚，实堪与陆游怀念早逝的爱人唐琬：“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的伤悼之作媲美。而根据“绝笔无求凰曲”、“留取断弦来世续”的句子，都表明刘克庄丧妻后即已无续弦之念，他在宋词人中是少有的长寿者，一直活到八十三岁，林夫人死后他孤身独居四十二年，其用情之专之深，令人动容。大约就是因为经历过丧偶之痛，他才会规劝朋友珍惜家庭的幸福，而他自己的失偶余生，就把所有的心血，都投入了对国家对民族的关注中。
从刘克庄对妻子专注的情爱，就可以推知他实是一个深笃于情的人，他爱妻子、爱家人，推而广之，对世间挣扎在苦难中的人们也不会忍心弃置不顾，冯熙赞他“宅心忠厚”，举出他这首词《满江红送宋惠父入江西幕》为例：
满腹诗书，余事到、穰苴兵法。
新受了、乌公书币，著鞭垂发。
黄纸红旗喧道路，黑风青草空巢穴。
向幼安、宣子顶头行，方奇特。
溪峒事，听侬说。龚遂外，无长策。
便献俘非勇，纳降非怯。
帐下健儿休尽锐，草间赤子俱求活。
到崆峒、快寄凯歌来，宽离别。
词题中的“宋惠父”，就是有名的世界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的作者宋慈，字惠父，他是建阳人，刘克庄在建阳任县令时与他相识，称之为兄，引为“尤所敬爱者”。宝庆二年（1226），宋慈出任江西信丰主薄，当时江西南部三峒里少数民族发生变乱，宋慈将入军幕平定叛乱，刘克庄作词送之，却说：“帐下健儿休尽锐，草间赤子俱求活。”嘱咐朋友不要对反叛的“乱民”不分青红皂白的进行剿灭，希望将他们看成是因为求活铤而走险的“赤子”，谅解其苦衷，保全其活路，这种思想已不仅仅是“宅心忠厚”，而是具有早期的人道主义的光芒。他也劝勉另一个从军的朋友说：“不要汉廷夸策断，要史家编入循良传。”（《贺新郎寿张史君》）希望别人，也要求自己，做一个循吏良官，更好的羽翼百姓。他爱国，首先爱的是民。
可是在另外的传说里，却指摘刘克庄“刻薄”，《宋人轶事汇编》中记载他居乡时“不为乡人所与”，他乡间的住宅旁有一口井，据说井水能够治病，刘克庄可能是厌烦乡人络绎不绝的来打水，竟填塞了井口不让使用，在其他的事件上也有类似的刻薄行为。按刘克庄为民请命的作风来看，似乎不应该是如此小气的一个人，胸襟也不至于偏狭至此。但刘克庄晚年有一个最大的污点，就是结交贾似道，也许就因为这一件事，使后人对他的人品产生质疑。
贾似道是南宋著名的误国奸臣，口碑极差，倒台之后，当世曾与他有过关系的人无不遭受牵连，吴文英因为集中有投赠贾似道的词篇就引起争议，而刘克庄与贾似道的交往，同时代人所作的行状、墓志铭中都有记载，词集中也有不少庆贺贾似道的作品，证据确凿，令后人很难出于爱护的心理曲为之辩；但刘克庄的生平，又是一个值得赞誉的爱国词人，绝不能与“卖国贼”、“变节者”混为一谈。所以后人对他不免产生矛盾的态度，严厉批评也不是，绝口不提也不成，只好算作“晚节有污”，为他叹一声惋惜了。
其实看一个词人，完全不必要求他是一个完美无暇的人。刘克庄的为人，有深于情笃于爱的一面，有忠义刚烈的一面，却也有狂狷过度、骄傲自许的一面。他词中说：“疏又何妨，狂又何妨？”由于这一种“疏狂”，使他常常处于孤立的境地。在朝中他似乎永远是一个异类，四次立朝四次罢官，都因为与人不和，遭受攻击，这一方面出于他主战的立场、激进的作风，另一方面也可能出于他恃才凌人，不易与人相处。他身后的墓志铭说他：“前后四立朝，惟景定及二年，端平一年有半，余仅数月。游相最笃旧，不能久其留；郑相最怜才，竟不合而去。退之所谓谤随名随，公殆近之。……彼才名相轧者，方揽一世虚誉，公独恃九重为知己，炫才者忌之，媒名者争之，其不理于口也固宜。”其中“郑相”指理宗时的左丞相郑清之，号安晚，他爱惜刘克庄的才华，曾在落梅诗一案中伸出援手，后来刘克庄却与他不合而反目，晚年刘克庄追思痛悼，后悔莫及，为他书写行状洋洋数千言，寄托自己对这位良友知交的忏悔和哀思。由此可见刘克庄的性格，属于那种极其刚傲倔强一型的，他得罪于世，有时是坚守立场所致，有时却是出于无心，出于意气。这样真率的人，晚年却与误国奸相贾似道交情甚笃，一再为他写词贺寿，赞词并非全然出之吹捧，而是真心的揄扬，岂非奇怪的事？
刘克庄与贾似道的交谊本来属于世交，早年刘克庄曾受知于贾父，两人旧日便有相识之情。贾似道拜相，刘克庄原本免官在家，特为贾出山回朝，一直官至工部尚书，以龙图阁学士致仕，也可谓晚年显达。他在前四朝都与时相不合，惟独这一次却与贾似道相处得十分融洽，词集中为贾似道所作的贺寿词，称赞他：“但管取三边无警，活他百万生灵。”、“投一粒丹元气转，下三数著输棋活。把晋朝王谢传同看，谁优劣？”这样高度的赞许，若非昧心的阿谀，就是和当时皇帝一样昏庸受欺，把贾似道真的看成了护国的良相，依刘克庄一贯的个性人品，再考虑他那时已是八十岁的高龄，还是后者的可能性较大。但一个报国志士，到晚年却对奸佞权臣如此称颂，难免后世讥讪。
刘克庄之所以落到晚节不保还懵懂不知的地步，其实也是出于他自己的性格弱点：他的为人，可以轻富贵、甘贫贱，却总有那一股耿耿狂狷之气，急待人认可，喜听人许可。据说贾似道一直对他“尤相亲敬”，可以给他这种强烈的求认可欲以极大的满足，而他那时反正垂垂老矣，疾病缠身，在政坛上只能做一个点缀品，贾似道也乐得以一点小小的折节下交，博取当世亲贤爱才的好名。就这样，刘克庄堕入网中还不自知，直到病势加重辞官退休之后，还写词怀念自己这段最惬意的朝堂生涯：“也莫爱宫中请内相，也莫爱堂中呼六丈。……免飞升，长快活，戏人间。”（《最高楼》）“堂中呼六丈”指的是北宋富弼尊敬欧阳修，自认晚辈而以行第呼他为“六丈”，这里用来指代贾似道对刘克庄既亲密又尊崇的态度，可见当朝丞相的敬重，一直让他沾沾自喜，引以为豪。幸亏，在致仕回乡的次年，刘克庄便因病去世，没有来得及见到贾似道真实面目暴露、势败权倾的一天，对他来说，大约也是一种幸运。
文天祥（附邓剡、王清蕙）
文天祥（1236-1283），字履善，一字宋瑞，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宝祐四年（1256）进士。度宗朝，累迁直学士院，德祐初，除右丞相，兼枢密使，奉使元营，被拘留后逃脱，为南宋流亡政府的右丞相，兵败被执，囚禁燕京四年，不屈就义。能诗文，诗词多抒写其坚贞不屈之志，词集有《文山乐府》。
【酹江月】
乾坤能大，算蛟龙、元不是池中物。
风雨牢愁无著处，那更寒虫四壁。
横槊题诗，登楼作赋，万事空中雪。
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
堪笑一叶漂零，重来淮水，正凉风新发。
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
去去龙沙，江山回首，一线青如发。
故人应念，杜鹃枝上残月。
南宋一部历史，以亡国始，又以亡国终，其间百年偏安、无所进去的状态，令人扼腕愤懑。但就在这不思振作的百年之间，一首一尾，却出过一文一武两个民族英雄，足以辉映史册，名垂不朽，他们就是南宋之初的武穆王岳飞，与南宋亡国之际的信国公文天祥。岳飞以壮志难酬、含冤而死成为历史上千秋万古的遗憾，而文天祥却在大厦将倾、一木难支的时势下从容壮烈的就义，以生命书写了一阕浩然高亢的《正气歌》，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
现代似乎有一种新的潮流，喜欢用如今业已变迁的社会价值观，去给古人制订标准，说得不中听一点，就是以成败论是非的功利主义历史观。因为如今中国的各民族融合了，就不承认历史上民族之间也曾经有过敌对的关系，有过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就要将千百年来民族的脊梁、国家的良心，一变而从教科书中取消掉英雄的称号，转而为秦桧、洪承畴（或许以后还有汪精卫）之流翻案平反，试图捧他们进入神坛？历史的车轮的确是在滚滚前进，却并不是什么都会碾碎，也许总有一天，连今日的价值观在后代看来也会无足轻重，但不管怎样的事过境迁，我们却不能也不应该，对这些曾经以生命捍卫了民族尊严和个人操守的英雄，报以漠视和不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人间总有这一种勃勃英灵之气，让人肃然起敬，轻亵不得，就算有一天国家会消亡，民族会无界限，世界会大同，但只要还需要保留人类的爱与信心、勇气，我们的教育里，就不应该取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掷地有声的光辉诗篇。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句诗，是文天祥兵败被擒之后，元兵押他北上，途经零丁洋（今广东珠江口外）时所作，由宋降元的元方主将张弘范让他写信招降仍然在崖山坚持战斗的张世杰，文天祥不答，只是挥笔写下这首《过零丁洋》诗给他。张弘范知其意不可转，只得一笑置之不问。文天祥被押送元大都，同他一道被俘上路的还有同乡邓剡（1232-1303），字光荐，南宋景定三年（1262）进士，被俘时任流亡政府的礼部侍郎。邓剡既是文天祥的好友，也是坚定的抗元志士，一门十二口同时死于兵火，兵败被擒押送北上时，他因病留居在建康天庆观中，后来出家为道。邓剡留在建康养病的时候，与文天祥道别，写下了这样一首《酹江月》词：
水天空阔，恨东风、不借世间英物。
蜀鸟吴花残照里，忍见荒城颓壁。
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
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
那信江海余生，南行万里，属扁舟齐发。
正为鸥盟留醉眼，细看涛生云灭。
睨柱吞嬴，回旗走懿，千古冲冠发。
伴人无寐，秦淮应是孤月。
这一首词也有人认为是文天祥所作的，明末与他们有同样遭遇的抗清英雄陈子龙评价道：“气冲牛斗，无一毫委靡之色。”虽然两人都到穷途末路，词中却仍存勃勃壮心，文天祥的和词，便是开头所引的那一首。“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已经坚定了殉国的志向。最后一句以杜鹃为比，古蜀王杜宇失国之后，化为杜鹃飞回，悲啼泣血，声声叫道：“不如归去，不如归去！”文天祥写道：“从此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金陵驿》）这也是他与邓剡分别之际写下的诗句，已明示即将一去不返，就像他的诗集以“臣心一片磁铁石，不指南方不肯休。”而命名为《指南录》一样，人虽北去，他的心念，他的忠魂毅魄，却永远萦绕着这一片故国土地。
邓剡以遁入道山表明绝不与新朝合作的态度，后来竟得了此终身。他的词与文天祥的词作常常混在一起分辨不清，除《酹江月》词之外，还有这首《南楼令》：
雨过水明霞，潮回岸带沙。
叶声寒、飞透窗纱。
堪恨西风吹世换，更吹我、落天涯。
寂寞古豪华，乌衣日又斜。
说兴亡、燕入谁家？
惟有南来无数雁，和明月、宿芦花。
《词苑丛谈》将该词归入文天祥的名下，说这是他被执北上时，路过信安，驿馆中人敬佩他是忠臣，供奉甚是丰盛，文天祥却彻夜难眠，题了这首词在壁间。词意较为低沉伤感，与前面豪壮悲慨的作品确实大不相同。但文天祥的性格，并非仅仅是一个忠臣烈士、道德楷模，在“忠肝如铁石”之下，照样也有着普通人的留恋与哀伤。
《宋史》本传载文天祥“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是个相貌气质均属第一等的美丈夫，他二十岁时就中了进士，理宗皇帝亲自拔取为第一，少年状元，鲜衣怒马，又兼家境宽裕，挥金如土，可谓人生得志之极。如果不是遇上末世，他完全可以春风得意过一生，在亡国前，他也的确一直放荡不羁，纵情声色。这样锦衣玉食的人物，按照常理，恐怕连从富贵到贫贱到苦头都很难吃得消，何况是主动的毁家纡难，起兵恢复，历尽千难万艰，最终付出生命的代价，为的只是“取义成仁”四个字？殉国若只是引刀成一快，尚不是最难，最难的是在慷慨捐躯之前，还要先经受被囚禁土室、受尽非人折磨的考验，文天祥在《正气歌》的诗序中记载他所受到的折磨：“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遝，腥臊汗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於兹二年矣。”狭窄难以容身的囚室里，漏雨泥泞、烈日曝晒、暑热蒸郁，还有腐坏的食物、人体的腥臊、粪便的恶臭，以及死尸腐鼠的种种污秽难闻的气味，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曾经腰金衣紫、偎香拥艳的这位清贵文臣、状元宰相，他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那一份“正气”，心如铁石，誓不转移，即使知道只要自己一点头一松口，以前的富贵荣华立即就会回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是平静的向亲自劝降的元世祖忽必烈说道：“只求一死足矣。”当时人对他的高节无不景仰，元朝的臣子都为他作诗说：“当今不杀文丞相，君义臣忠两得之。”但文天祥的信念终究无可动摇，只求一死，也只有一死，才是对他最好的成全。文天祥就义之后，为他收敛遗体的人看见他衣带中有一段赞词，是他最后的遗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惟其义尽，所以仁至。”他对自己的操守，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持，但对别人的选择，亦有一种无奈的宽容与揶揄。《宋稗类钞》上记载他在临安将被攻陷之前的一段轶事：都城即将陷落，文天祥无力回天，向幕僚们叹息说：“事已至此，为之奈何？”幕僚说：“一团血！”文天祥问：“什么意思？”幕僚说：“丞相万一捐躯，我等皆请从死，一起为国殉难。”文天祥笑而不答，反问道：“你们听说过刘玉川的事吗？”于是讲了一个故事给大家听：
刘玉川是个穷读书人，与一个妓女相好，两人情深意重，相约白头到老，妓女为了他辞去了所有的客人，一心守着刘玉川过日子。后来刘玉川终于在妓女的资助下中举得官，妓女想和他一道赴任，名正言顺的做夫人，刘玉川却已变了心，怕她给自己丢了颜面，于是欺骗她说：“朝廷有规定，不允许携带家眷上任。我怎么能一个人走呢？宁可和你死在一处罢！”于是准备了毒酒，以殉情为名要妓女先饮，妓女哭着喝了一半，留下另一半给他，刘玉川当然不肯跟着喝下。妓女就这么糊涂上当死去，刘玉川则心安理得的单身离开。
文天祥讲了这个负心汉的故事后，笑着环视众幕僚说：“今日大家可不要学刘玉川啊！”众人听了都大笑。文天祥的话虽是玩笑，说话的时候，却估计是带有一丝辛酸的，在南宋尚未覆灭之时，他已经明白人心难齐，时势难挽，也明白自己的选择，是一条既艰苦又孤独的、甚至全无胜算的荆棘路，但他还是义无返顾的走下去。不是为赵宋王朝，而是为自己心目中所认同的国家，为自己甘愿以性命守护捍卫的信念。
临安陷落后，后院三宫妃嫔宫女均被元兵押解北上，有一位宋度宗的昭仪王清蕙，在路过汴京夷山驿（一说燕京驿）中，题了这样一首《满江红》词：
太液芙蓉， 浑不似、旧时颜色。
曾记得，春风雨露， 玉楼金阙。
名播兰馨妃后里， 晕潮莲脸君王侧。
忽一声鼙鼓揭天来， 繁华歇。
龙虎散，风云灭。
千古恨，凭谁说？
对山河百二， 泪盈襟血。
驿馆夜惊尘土梦， 宫车晓辗关山月。
问姮娥、于我肯从容， 同圆缺。
这是亡国之后，无辜女性们承受着灾难所带来的沉重耻辱，发出的血泪哀歌，在当时中原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传诵南北。文天祥见到此词末句云：“问姮娥、于我肯从容， 同圆缺。”却摇头叹息说：“惜哉！夫人于此少商量。”他认为王清蕙的词中流露出意欲妥协的软弱口吻，这在肝胆如铁的他不能苟同，于是他和了一首，坚定的说：“世态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分明月。”表明自己对国家的忠贞之情，决无改移。和词之后，他意犹未尽，又代王清蕙作了一首《满江红》：
试问琵琶，胡沙外、怎生风色？
最苦是、姚黄一朵，移根仙阙。
王母欢阑琼宴罢，仙人泪满金盘侧。
听行宫、半夜雨淋铃，声声歇。
彩云散，香尘灭。铜驼恨，那堪说。
想男儿慷慨，嚼穿龈血。
回首昭阳离落日，伤心铜雀迎秋月。
算妾身、不愿似天家，金瓯缺。
“想男儿慷慨，嚼穿龈血。”用这样的标准去要求乱世深宫不能自主的弱女子，似乎有点苛责，文天祥自己，却是毫不含糊的履行了自己的誓言。但他也并非完全的责人从严，对旁人选择的道路，只要不是昧心无良，他也予以尊重理解。像王清蕙一样被掳北上，后来自请出家以保全自己的宫廷乐师汪元量，他在监狱里与之唱和，给予赞赏；他的弟弟文璧，“已作门户谋”，投降元朝为官，他也只是叹息：“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三仁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横苍烟。”虽然微有不满，却并不责难他没有同自己一起殉国尽节。但对于那些卖国求荣、献媚取宠的降臣，他则报以鄙夷和讽刺。临安初陷落时，他被拘元营，敌营在留远亭举行夜宴，降元的宋臣贾余庆、刘岜为了讨好元人，使尽浑身解数，甚至当众淫亵表演，不堪入目，文天祥看他们丑态百出，十分愤怒，当场口占二绝予以讽刺。后来他经过供奉唐代义守睢阳尽忠报国的张巡、许远的双忠庙，有感而发，题词《沁园春》：
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
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臣义缺，谁负刚肠。
骂贼睢阳，爱君许远，留得声名万古香。
後来者，无二公之操，百炼之钢。
人生翕欻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
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留芳？
古庙幽沈，仪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
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
后人词话中评价说：这首词“盥漱读之，公之忠义刚正凛凛之气，流露于简端者，可耿日月、薄云霄，虽辞藻未免粗豪，然忠臣孝子之作，只可以气概论，未可以字句求也。”正是因为词全出于忠臣最真实的心声，不暇修饰辞句，也不屑修饰辞句。如果论艺术性文学性什么的，它不是精品，但直白的抒发，严正的要求，却足以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九日，文天祥被押赴大都柴市口，临刑前他问清哪边是南方，向南礼拜，整衣正容，说道：“我的事已毕了。”从容就义。当日大风扬沙，天地为之晦暗，恍如夜晚降临。传说此后一连数日天气都阴晦不明，连白天宫内外都需要秉烛燃矩而行，忽必烈怕是文天祥的英灵作祟，后悔杀害了他，于是封赠他为太保、中书平章事、庐陵郡公，设坛祭奠。丞相孛罗刚举行初奠礼，便见狂飚陡然卷地而起，飞沙滚石，不能睁眼。俄而将元朝封赠的牌位卷上半空，隐隐雷鸣响动，仿佛愤怒之声，天色更加昏暗。元朝君臣急忙将牌位改成：“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国公。”狂风这才平息，云开雾散。文天祥就是到死，都以宋臣自居，这个近乎神话的传说，也许正是民心所向，所以编撰出这样的神迹聊以安慰、寄托景仰吧。
文天祥的子女都在抗元战争中失踪死亡，婢妾四散，夫人欧阳氏也在他死前就自刎尽节，文天祥为她作了祭文哀悼，《宋史》则说文天祥死后由夫人殓葬，根据祭文来看，宋史记载有误，为文天祥收殓营葬的，其实是义士张毅夫。张毅夫是文天祥的旧友，当文天祥贵为南宋丞相时，曾再三请他出来作官，张毅夫都推辞不往，并不依附显贵的朋友。到了文天祥被捕北上，他却主动赶来会面，请求道：“今日丞相赴北，我当随行前往。”到了大都之后，张毅夫在文天祥的囚所附近住下，天天送饭，数年始终如一，并且偷偷做了一个木匣，文天祥就义之后，他便冒着风险私藏了他的头颅，并从宋方俘虏那里访求到欧阳夫人的遗体，与文天祥遗体一起火化殡葬。后来终于找到文家的后裔，指点他们正式安葬文天祥夫妇。《帝京景物略》则说是江南十义士将文天祥藁葬于都城小南门外五里道旁，到元大德年间，文天祥之弟文璧出继给文天祥名下的嗣子在大都顺城门访求到文天祥失散的旧婢绿荷，告知葬所，这才将文天祥夫妇归葬故乡庐陵。文天祥生前曾写诗给弟弟：“不知何日归兄骨？狐死犹应正首丘。”身后数十年，他总算完成了归正首丘的遗愿。
《癸辛杂识》记载了文天祥身后的一件事：南宋灭亡很久之后，有人过河间府（今河北沧州地方），在道旁一个烧饼店里憩息，看见主人家的阁子里贴着条幅，却是文天祥亲笔书写的四首诗。这个人随口说道：“这字写得也好，用两贯钞换两幅给我怎么样？”主人笑道：“这是我的家传至宝，就算一锭钞（元代五十贯为一锭）一幅也不可能换！咱祖上也是大宋子民，流落在此，赵家三百年天下，只得这一个官人。文丞相生前路过这里，亲手写给我的诗，真是无价宝物，岂能轻易给别人呢！”朴直的言语，却说出当时人对文天祥发自内心的敬佩崇拜，纵使是已经改朝换代也不曾消弭。文天祥中举时，宋理宗说道：“天之祥，乃宋之瑞也。”于是亲自为他改字宋瑞。虽然这位“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的状元丞相并没有使宋王朝遇难成祥，但他最后的坚持却弥足宝贵，不仅在大宋遗民心里，他代表了那一个王朝官员的良心，就是千百年之下，他也永远是整个民族的珍宝。
蒋捷
蒋捷（生卒年不详），字胜欲，号竹山，阳羡（今江苏宜兴）人。咸淳十年（1274）进士。宋亡不仕，以词名。有《竹山词》一卷。
【虞美人】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
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
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如果没有亡国的经历，蒋捷在宋词史上，也许仅是一个词风纤巧的才子。他一生未仕，连生卒年也难以详考，只知道他约生于宋理宗淳祐年间，即十三世纪四十年代中，卒于十四世纪初，生平唯一留下确凿年份记载的，就是他曾在宋度帝咸淳十年（1274）考取进士。当他中进士后仅仅两年，还未来得及授一官半职，元兵已长驱南下，攻破都城临安，维持了一个世纪的南宋小朝廷终于遭到灭顶之灾，蒋捷从前科新进士，一下子变成了旧朝亡国奴。少年时他还是倚红偎翠、流连诗酒的文人，一变而成饱尝亡国之痛、颠沛流离的遗民，到晚年飘零无偶，遁居僧舍以终。因为天崩地裂的浩劫而造成前后巨大反差的一生遭际，便浓缩在这一首题为“听雨”的《虞美人》词里。“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忧患余生，已成落幕，少年的欢畅，壮岁的漂泊，晚景的枯寂，尽皆凝结在那一窗冷雨之中。这种绵绵长恨、黯黯沧桑，不但是同时代人的共同经历，也会引起后人的强烈共鸣，所以虽然也有人嫌他词语偏于俚俗，批评《竹山词》：“薄有才情，未窥雅操。”（《介存斋论词杂著》）说他是：“词中左道。”（《白雨斋词话》），却亦有人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竹山词可称：“长短句之长城。”（《艺概》）、“晚宋诸家，竹山最为沉咽。”（汪东《唐宋词选评语》）“沉咽”二字，正是蒋捷词由小才气转向大词笔的关键处。
从“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一句来看，蒋捷的少年时期过着颇为写意的生活，他的出身无考，但可以看出应当是一个宽裕的中等市民人家，达不到金钗十二、珠围翠绕的程度，也不至于为生计忧煎。他早期的词风轻快活泼，对万物都持有一种欣赏的心情，即使是生活中的小细节，也能以独特的眼光看到趣致，赋以词章。看到街头的卖花人，他描写道：“担子挑春虽小，白白红红都好。卖过巷东家，巷西家。 帘外一声声叫，帘里鸦鬟入报，问道买梅花，买桃花？”（《昭君怨买花人》）邻居来院中折花，他也给予细致的叮咛：“人影窗纱，是谁来折花？折则从他折去，知折去，向谁家？ 檐牙，枝最佳，折时高折些。说与折花人道：须插向，鬓边斜。”（《霜天晓角》）这些小词都是极其纯净不带一分杂质的，将生活琐事写得如此诗意盎然，可见词人心细情真，有着乐观风趣的心态。
蒋捷“语语纤巧、字字妍倩”风格的代表词作，当推下面这首《一剪梅•舟过吴江》：
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
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
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这首词有人认为是亡国之后所作，我以为非是，读“何日归家洗客袍”一句，便可知他这时尚且有家可归。这不是国破家亡漂泊异乡的悲苦之音，而是“一片春愁待酒浇”的客中愁思，虽然有时序变换的怅恨，调子却是开朗轻快的，在伤春之作中，它的色调显得格外明媚流丽，樱桃之红润可爱，芭蕉之碧绿悦目，即使提示着春去夏来的光景变迁，也是那么美好，以至于读者在“日月掷人去”的感慨中，仍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作者的愁思并非郁积苦闷，而是轻淡宛转，因为那个“银字笙调，心字香烧”的小家庭尽管暂时不在身边，却总有一日能重新相见，写着这首思归曲的时候，词人多半是带着带着满心的温馨、期冀的笑意吧。
可是这样轻松欢快并不长久，就在词人科场得志一举及第之后，他便很快从普通士子能达到的极满足，跌进了时代所给予的最不幸。虽然蒋捷在南宋还未来得及出仕，并未加入统治者的阶层，完全不应该为上层的失政误国买单，可是就象所有无辜的百姓一样，他却不得不承受着小人物在乱世中的不幸。他因战乱丧失了原有的一切，只身漂泊东吴一带，家园多半已毁于战火，家人亲眷都在乱离中失散，甚至可能遭掳被杀，那一个“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的盼望，已经永不可得，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幸福，也被这个残酷的世界击成粉碎。这些情况，他都写在亡国后的词作里，如这首《贺新郎•兵后寓吴》：
深阁帘垂绣。
记家人、软语灯边，笑涡红透。
万叠城头哀怨角，吹落霜花满袖。
影厮伴、东奔西走。
望断乡关知何处，羡寒鸦、到著黄昏后。
一点点，归杨柳。
相看只有山如旧。
叹浮云、本是无心，也成苍狗。
明日枯荷包冷饭，又过前头小阜。
趁未发、且尝村酒。
醉探枵囊毛锥在，问邻翁、要写牛经否。
翁不应，但摇手。
这首词看似平淡，并没有哭天抢地悲痛欲绝，却一字字都是血泪凝成，曾经拥有过红袖添香、笑靥软语的温馨小家，到如今却落得只影相随，奔走求活，就连乌鸦到晚尚有枝可栖，他却望断乡关不得归，纵使归去也无家可依。他本是宋末最后一科的进士，有着锦绣般的前程，这时却沦落在乡村为人抄写过活，求取冷饭残羹填饱肚皮。这样穷困潦倒的生活延续了他整个后半生，“二十年来，无家种竹，犹借竹为名。”（《少年游》）他后半生似乎一直没有与家人团聚，也没有再成一个家，只是孤零零一个人辗转漂泊，最终寓居僧舍，在佛门空寂之所了此残生，所以在他亡国后的词章中，多是凄抑之音，怀旧之辞。
在北宋灭亡之后，一批南渡词人怀着对故国的无穷追忆，写下不少悼念的作品，到南宋亦轮到了亡国的命运，身为宋遗民的词人自然也同样拿起了笔，试图将自己前半生中的美好场景再现于纸上。金灭北宋，元灭南宋，都不仅仅是朝代的更替，而是一场文化的大劫难，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毁灭，尤其是那个精致风雅的宋人生活方式从此永劫不复，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遗民的哀辞里，写得最多的就是怀念旧朝生活场景、节日风光。而在两宋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元夕可以算是最热闹也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个全民娱乐日，所以在北宋亡后，李清照写元夕：“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永遇乐》）南宋亡国后刘辰翁也写元夕：“红妆春骑，踏月影、竿旗穿市。”（《宝鼎现》）蒋捷青少年时期也曾混迹市廛，吟风弄月，他追咏元夕的代表作是长调《女冠子》：
蕙花香也，雪晴池馆如画。
春风飞到，宝钗楼上，一片笙箫，琉璃光射。
而今灯谩挂，不是暗尘明月，那时元夜。
况年来心懒意怯，羞与蛾儿争耍。
江城人悄初更打，问繁华谁解，再向天公借？
剔残红灺，但梦里隐隐，钿车罗帕。
吴笺银粉砑，待把旧家风景，写成闲话。
笑绿鬟邻女，倚窗犹唱，夕阳西下。
蒋捷描写的元宵盛况，可以从笔记《武林旧事》中找到相关描绘：“元夕张灯，好事家间论雅戏、烟火，花边水际，灯烛灿然，游人士女纵观，则迎门酌酒而去。又是幽坊静巷，多设五彩琉璃泡灯，更自雅洁，靓妆笑语，望之如神仙。”这一个梦幻般的神仙乐境，到故国沦亡之后只能存在于回忆当中，而邻家的少女，犹自唱着南宋词人范周的著名元夕词：“夕阳西下，暮霭红隘，香风罗绮……”刚从旧梦中恍惚醒来，待铺开锦笺将以往的世界留在纸上的词人，忽然听到这样怀旧的歌曲，不由百感交集，是凄楚，是安慰，是惆怅？只能泛起一个苦涩的微笑。
前面提到的《武林旧事》，是与蒋捷身份相同的宋遗民周密追忆都城临安的繁华而作，无独有偶，在一百年前北宋灭亡的时候，南渡士人孟元老也曾写过一部《东京梦华录》，追述汴京城的繁华盛事。从北宋到南宋，隔着百年的光阴，世事却如此相似，仿佛是宿命的轮回，令人不胜叹惋悲慨，蒋捷写过《齐天乐•元夜阅梦华录》词，感叹人世沧桑好景不长：“华胥仙梦未了，被天公澒洞，吹换尘世。”在另一首元夕词中，也怅然长叹：“旧说梦华犹未了，堪嗟，才百余年又梦华！”（《南乡子•塘门元宵》）追忆中多少欢娱，现实中多少凄楚，尽付一梦而已。
蒋捷不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他早年的词作轻倩妍巧，可见为人也属于文弱一型，遭受战乱之苦后，他的情绪便流于消极，不象同时代刘辰翁一样悲怆激昂，而是如张炎、王沂孙等人一般沉湎于哀伤感怀之中。但他的悲伤，又不同于其他人缠绵曲折，却别具一种风味，如这首《梅花引•荆溪阻雪》：
白鸥问我泊孤舟，是身留，是心留？
心若留时，何事锁眉头？
风拍小帘灯晕舞，对闲影，冷清清，忆旧游。
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
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
漠漠黄云，湿透木棉裘。
都道无人愁似我，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
这当是他流浪途中抒发思乡之情的作品，但“故乡一望一心酸，云又迷漫，水又迷漫！”（《一剪梅宿龙游朱氏楼》）已经遭到兵火破坏的家园，与其回顾，倒不如永远弃绝，这首因行程受阻而作的词，描述的是旧游不再、往梦难寻的凄凉，却以貌似轻快的笔触写出珠玉跳跃般的词句，在想象中有殷勤的白鸥相问，有同样苦受大雪摧残的梅花同病相怜，词人愁苦的心也似乎得到了一丝安慰。从这一点中，依稀又窥见了早年那个开朗欢快、视万物俱有情思的蒋捷。亡国后的竹山词，“内容与感情均极悲苦，但构思布局与遣词造语却带有看破一切的旷达和嘲讽意味。同样是遗民的血泪之作，在蒋捷写来却面带苦笑；这苦笑的泪水，似更令人心酸。”（陶尔夫、刘敬圻《南宋词史》）这段评价确是对蒋捷词作的独到之处一语中的。
也许正因为无能为力，所以只有看破一切与自我宽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蒋捷也只是一个生活中的弱者。但是，虽然他是弱者，在坚守气节是非原则方面，却绝不妥协。元成宗大德年间，曾有人向元朝廷荐举他为官，蒋捷坚决拒绝，不仕新朝，联系到他晚年穷愁潦倒、衣食无着的处境，可知他坚持操守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勇气。“此恨难平君知否？……恨无人、解听开元曲。空掩袖，倚寒竹。”（《贺新郎》）以女子的守贞来喻自己的操守不移；又如他《尾犯寒夜》词中所说：“鸡边长剑舞，念不到、此样豪杰。瘦骨棱棱，但凄其衾铁。……浩然心在，我逢著、梅花便说。”闻鸡起舞的刘琨有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图，使得陆游感叹：“刘琨死后无奇士，独听荒鸡泪满衣。”蒋捷没有力量学习这位英雄豪杰，却也能够守住自己衾冷如铁、骨瘦如棱的穷困生涯，以高洁耐寒的梅花比拟自己的浩然之气。这是一个弱者在当时能做出的最强烈的反抗，也许单以“民族气节”什么的来说，并不能完全概括他的心志，其实，这只是小人物最坚定的爱憎——对于毁掉自己家园、剥夺自己幸福的入侵者的永久憎恨。
王沂孙（附周密）
王沂孙（？-约1289），字圣与，号碧山、中仙、玉笥山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入元，任庆元路学正。词多咏物，间寓家国之恸。有《花外集》，又名《碧山乐府》。
【眉妩】
渐新痕悬柳，澹彩穿花，依约破初暝。
便有团圆意，深深拜、相逢谁在香径？
画眉未稳，料素娥犹带离恨。
最堪爱、一曲银钩小，宝帘挂秋冷。
千古盈亏休问。
叹漫磨玉斧，难补金镜。
太液池犹在，凄凉处、何人重赋清景？
故山夜永，试待他窥户端正。
看云外山河，还老桂花旧影。
王沂孙在历史上“身世沦微”，生平难考，在词史上的地位却不低，《白雨斋词话》里这样评价：“王碧山词，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感时伤世之言，而出于缠绵忠爱——诗中之曹子建、杜子美也。”将他比拟成汉魏诗中的曹植、唐诗中的杜甫，现在看起来实在是过誉之词，但王沂孙在词学上的成就也的确可观，清代传承南宋“醇雅”一路的常州词派推崇宋词四家（不是文学史上公论的宋词四大家苏、周、辛、姜），以“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为两宋词坛之冠，王沂孙在其中要坐第三把交椅。清代的周济甚至主张学词要“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也就是从碧山词入手，上溯吴、辛，最后达到周邦彦富艳精工、浑化无痕的最高境界。周济所列出的这四家，除辛弃疾是豪放派宗主之外，另三人都风格婉约雅正，是以人力雕琢与天然朴素之美争胜的典范，这种说法虽然有周济个人的偏好在内，却也是南宋以后的人学填词的一种流行方向，尤其是填慢词长调，讲求铺叙裁剪，绝大多数都绕不开“问涂碧山”的路子。
王沂孙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力的作品是咏物词，自古咏物的佳作不少，借咏物以寓寄托的手法也早已有之，但将咏物与寄托的结合形成一种套路，提供给后人一个学习典范的，却当推王沂孙为榜样作者。但奇怪的是，无论在后学者、评论者那里，还是词史上，王沂孙的成就影响都不容忽视，但在普通读者那里，很欣赏他词作的却并不多。他的词既不乏精致工巧，也不缺思想内涵，却总好象少了什么东西，不能在第一时间打动人心，使人会意，令人传诵。读他的词需要思索，甚至是像猜谜一样去探究，却很难令人在思索探究之后，产生强烈的情绪波动与共鸣。以我的看法，碧山词适合学，却不适合爱，适合作为艺术品来把玩欣赏，却不适合成为与读者血肉交融的心灵鸡汤。
咏物而有寄托并非王沂孙开创，作品艺术价值的高低，只在修辞手法的精妙与作者立意的高下而已。王沂孙生当宋末元初之际，与同时代的许多遗民文人，经历过从繁华到落魄的“华屋山丘”之变，人间的沧桑在他词中一一折射，“读碧山词，不得不兼时势言之”，所以他有所寄托的咏物词，竟可以当作南宋亡国的伤心史来看。
以上面所引的这首碧山词代表作《眉妩新月》为例，这首词借描写新月来影射南宋山河破碎、回天乏术的局势。“玉斧”一词，用的是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典故，传说唐代有人在林中遇到一个穿着洁白衣服、枕着包袱酣睡的人，唤醒后问他从何处来，那人笑道：“你知道月亮是七宝合成的吗？月亮的形态有如圆丸，表面并不平整，我们看见月中的黑影，其实就是日光照耀在球体上的凹处产生的。有八万二千户的人常年奉命修整月亮。”打开包袱，给别人看修整月亮所用的斧头、凿子等物。——这个故事颇为奇异，似乎早在唐朝，古人已经了解到月球表面凹凸不平，并知道月面的黑斑是由于不能反射日光的缘故造成，与现代科学所揭示的天文知识惊人的相合。在那个连望远镜也没有的时代，怎么能窥知宇宙真实的奥秘，是巧合还是奇迹，无从得知，只是后世文学典故之中，多了一个“玉斧修月”的神话传说。
南宋初淳熙年间的一个中秋节，皇帝孝宗与太上皇高宗设宴赏月，侍宴的词人曾觌，进上《壶中天慢》词一阕，词中说：“云海尘清，山河影满，桂冷吹香雪。何劳玉斧？金瓯自古无缺。”那时南宋朝廷建立已稳，算作是进入了“中兴盛世”，但在半个北中国都失陷在敌国之手的情况下，还说什么“何劳玉斧？金瓯自古无缺。”这颂圣不免有所昧心。到了王沂孙的时候，倒是九州大同了，可是这又复归于一统的河山，却已是异族别姓的金瓯，所以王沂孙才叹息说：“叹漫磨玉斧，难补金镜。”关于这首词的写作年代有一种说法，认为本词作于临安被元兵攻陷的当年（1276），当时谢太后率众投降，宰相陈宜中出逃，拥立端宗即位于福州，后来又逃往南海。宋朝虽大势已去，毕竟还留有一丝恢复的希望，所以词人又说：“试待他窥户端正。看云外山河，还老桂花旧影。”可是这希望显然是极其渺茫，连词人自己，也不敢下一断语的。
词人的犹疑果然不无道理，南宋都城陷落之后，虽然有一批忠臣拥立小皇帝继续抗元，可是仿佛连上天也不再保佑赵宋王朝，小皇帝死了又立，抗元势力屡战屡败，最终直退到海上。蒙古铁骑挟雷霆之威长驱南下，很快就将南宋这一座锦绣江山全部括入囊中。南宋的最后一场抵抗，也是元对宋的最后一场歼灭战，史称“崖山之战”。这一战消灭了南宋流亡政府的最后有生力量，十万宋兵没于海波，左丞相陆秀夫见事已不可为，毅然对小皇帝赵昺说：“德祐皇帝（即随谢太后投降的宋恭帝赵显，被掳北上。）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背负九岁的赵昺投海而死，大将张世杰在绝望之下，向天祈祷速起飓风，覆灭坐船，让他葬身于万顷海涛之中。这一段历史，在中国五千年来朝代更迭之中，无疑是最惨烈、最悲壮，也最为沉重的一页，这是代表着古代中华文明的汉民族政权第一次整体亡于游牧民族之手，古典意义上的中国随着赵宋王朝的终结宣告灭亡，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汉文化传承到这个时代发生了一次断层，因此史学界有一种沉痛的说法：“崖山以后，已无中国！”
崖山之战宣告了赵宋王朝的彻底覆亡，而在崖山战役之前，原南宋治下的百姓，已经遭受了所有的劫夺，尝到了亡国带来的一切痛苦。蒙古人在押解三宫后妃宫女北上的时候，同时也查抄了所有曾经参与抗元的官员人家，词人张炎的祖父张濡就是因为曾经袭杀元使，被凌迟处死，家财没收，妻子入官，张炎孤身逃亡。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西域僧人杨琏真伽被元朝廷封为江南释教总统，率众遍掘南宋帝王陵墓，在会稽地方，发掘了从高宗到理宗等帝后皇妃六座陵墓，盗取殉葬财宝，并将皇帝后妃的遗骨与牛马牲口的骨头混杂在一起，在临安故宫中筑白塔镇压，名为“镇南”，想要镇压住南朝永世不得翻身。这种以践踏皇室来羞辱南朝子民的暴行，自然引起遗民无限痛心愤慨。一批著名的遗民文人唐珏、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一共十四人，在绍兴集社，以词寄托一腔悲愤哀悼之情。
由于元朝初年文网严密，刑法甚至规定，“妄撰词曲以犯上者” 处以死刑、“乱制词曲为讥议者”判处流放。身为故宋遗民的他们，更是生活在监控之下，一不小心就会被告发治罪。因此即使在感伤亡国的词作中，他们也不敢直抒怀抱，而是托以咏物。这次结社，以五个词调分咏龙涎香、莼、蟹、蝉以及白莲五物，后人编为《乐府补题》。夏承焘认为：“龙涎香、莼、蟹以指宋帝，蝉与白莲则托喻后妃。”（《唐宋词人年谱乐府补题考》）可见咏物的题目，只是为了逃避文网罗织而已。这些词现存三十七首，其中以王沂孙所作最为警策，这一首《天香龙涎香》即被《乐府补题》列为篇首压卷之作：
孤峤蟠烟，层涛蜕月，骊宫夜采铅水。
讯远槎风，梦深薇露，化作断魂心字。
红瓷候火，还乍识、冰环玉指。
一缕萦帘翠影，依稀海天云气。
几回殢娇半醉。翦春灯、夜寒花碎。
更好故溪飞雪，小窗深闭。
荀令如今顿老，总忘却、樽前旧风味。
谩余熏，空篝素被。
龙涎香是一种名贵的香料，其实就是抹香鲸的肠道分泌物，古人不知情，以为是海中的龙所吐的涎水所化。传说大食国西海之中，有龙蟠踞大石上酣睡，海上必有云气罩护，当地人看到云气，就知道其下有龙，耐心守侯一年半载，等到云气散去，就知龙已离去，前去采集，水中必然已有龙涎香。这描绘迹近神秘，其实所谓“云气”，很有可能就是鲸鱼吐出的水柱，而王沂孙所写“骊宫夜采铅水”，表面上是在说龙涎香的采集过程，实则藏有另一层含义，指的是宋帝六陵被发的事。
据说番僧人杨琏真伽遍掘宋陵盗宝，打开宋理宗的棺椁之后，发现尸体面目如生，是以夜明珠和水银防腐的，盗墓者便将理宗的尸体倒悬在树上，沥取水银，历时三天三夜，竟连头颅也失去了。王沂孙所说的“夜采铅水”，指的就是理宗尸体遭受的如此不人道对待，而“铅水”二字，又是用李贺的诗句：“忆君清泪如铅水。”这是汉魏的故事，东汉孝武帝旧铸有“金人捧露盘”，承接天上落下的露水，以求服食长生，汉亡之后，魏明帝也想学长生，让人去将这一尊捧露盘的铜人从咸阳卸载到自己宫中，临当装车之际，铜人忽然潸潸泪下，所以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紧接着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这个典故，多用以喻亡国之悲，王沂孙在词中使用，是含有深意的。
这首《天香龙涎香》词中的寄托，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是“寄托崖山之覆灭”而作。吟社中人周密记载大将张世杰殉国的细节，说他在海上抵抗时，曾与小皇帝赵昺及太后杨氏约定：“万一事不可为，老臣必然捐躯。我的船上有一株沉香，重逾千两，到危急关头当焚烧此香为信号，香的烟气到达御舟时，若可能就立即派遣援兵；如果已经无力施援，皇上也当速为之所，万勿落入敌人手中！”及至崖山兵败，陆秀夫先负帝蹈海而死，张世杰知道大势已去，衣冠俨然，立于船首，焚香拜天道：“臣死罪，无以报国，不能辅助皇室恢复山河，惟天鉴之！”风涛大起，覆舟而终，传说在波涛烟云之中有人看到无数神兵神将，簇拥张世杰的英灵升天而去。这个壮烈的结局，必然在当时遗民心中引起极强烈的感触，以龙涎香暗喻张世杰焚香殉国的事迹，也不无景仰之意。
王沂孙另有一首《齐天乐咏蝉》，也是这次集社分咏而作：
一襟余恨宫魂断，年年翠阴庭树。
乍咽凉柯，还移暗叶，重把离愁深诉。
西窗过雨。怪瑶佩流空，玉筝调柱。
镜里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
铜仙铅泪似洗，叹移盘去远，难贮零露。
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
余音更苦！甚独抱清高，顿成凄楚。
谩想薰风，柳丝千万缕。
按夏承焘的说法，蝉与白莲都是托喻后妃，而王沂孙起句即用齐国王后愤恨而死，尸身变为蝉悲鸣不已的典故，一开始就点出“一襟余恨宫魂断”，宫魂者，被元人掳掠北上的南宋三宫后妃宫娥也。古代女子有一种发型妆束，称为“蝉鬓”，相传为魏文帝宫人莫琼柱所创，将鬓角处的头发，向外梳掠得极其扩张，形成薄薄一层，“望之缥缈如蝉翼然”。这个典故是影射孟后的陵墓被发掘，暴骨荒郊，有人曾拾到一个发髻，上面还插有金钗，所以王沂孙咏蝉，特地从典故牵扯到蝉鬓发式，就是指孟后发髻而言。
这孟后是南宋立国之初高宗所尊的太后，本来是宋哲宗的皇后，因失宠被废，谪居于外，侥幸没有被金人一起掳掠北去，她后来逃亡到江南，被高宗尊封为隆祐太后。当时孟后自北方南逃，金兵在后追踪，一直追到江西造口，赶不上才放弃。后数十年，辛弃疾路过造口时，写了一首《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东北是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江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末句中的“鹧鸪”，传说它的叫声是：“行不得也哥哥！”在南宋立国的早期，怀着一腔热血的辛弃疾已深深感到恢复大业“行不得”，何况到了王沂孙这个时候，南宋王朝已经落下了最后一块幕布，整个旧时代都无可奈何花落去了？隆祐太后孟氏当年历尽千难万险逃到江南，扶持南宋朝廷，任用主战将领，是一位有胆识的女性，身后百年，却一样保不得自己尸骨平安，难怪词人吟咏之中，带着深深的同情苦涩了。
从上面几首词作来看，王沂孙咏物词的寄托，实则就是以曲折隐约的笔调，影射亡国之后所见所闻的屈辱和苦痛，这样有一种打哑谜的味道。迫于新朝统治者文网严密而故作隐语，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更主要的是，这种曲折幽微的写作手法，符合他们的审美情趣和个性特征，正如清代词评家周济所说：“《黍离》、《麦秀》之感，只以唱叹出之，无剑拔弩张习气。”与王沂孙同时结社吟咏的另一个遗民周密，其词虽然没有碧山词隐晦多喻，却也写得情思掩抑低徊，一片凄楚，如这首《献仙音吊雪香亭梅》：
松雪飘寒，岭云吹冻，红破数椒春浅。
衬舞台荒，浣妆池冷，凄凉市朝轻换。
叹花与人凋谢，依依岁华晚。
共凄黯！
问东风、几番吹梦，应惯识当年，翠屏金辇。
一片古今愁，但废绿平烟空远。
无语消魂，对斜阳衰草泪满。
又西泠残笛，低送数声春怨。
周密（1232-约1289），字公谨，号草窗、蘋洲、四水潜夫等，原籍济南，后居吴兴（今浙江湖州）。宋末曾任义乌令，宋亡不仕，成为著名的遗民。他能诗词、善书画，词风雅正，讲究音律，与吴文英并称“二窗”，一生著述甚丰，有笔记《武林旧事》、《齐东野语》、《浩然斋雅谈》、《癸辛杂识》、《云烟过眼录》等，大多都是记载南宋亡国之前的风物人事，以一枝笔将昔日的繁华在纸上重现出来。周密另一首《一萼红登蓬莱阁有感》中写道：“回首天涯归梦，几魂飞西浦，泪洒东州。故国山川，故园心眼，还似王粲登楼。最负他、秦鬟妆镜，好河山、何事此时游？为唤狂吟老监，共赋消忧。”他感伤故国，洒泪江山，却亦只能“共赋消忧”，以词笔为自己所怀念的时代低唱哀辞而已。
王沂孙等人，论坚持气节不与新朝统治者合作这一点，他们无疑要算亡宋遗民，但周密虽不仕元，却也并不拒绝与仕元的旧友交游；张炎曾被征召北上，为元朝廷写金字大藏经；王沂孙也曾被迫出任学官。比起同时期的另一些遗民的表现：蒋捷宁可贫苦潦倒也坚决不受元朝起用，谢枋得为抗拒征召绝食而死，郑思肖终身不与异族人士说话……王沂孙等人的性格要圆融得多，也软弱得多。当然，“孤介”并不是遗民唯一的生活道路，为苟存性命于乱世而采取温和一点的对抗手段，也未可厚非。毕竟，他们的对抗虽然显得孱弱无力，最终却也坚守住了自己的底线。
张炎（1248-1314后），字叔夏，号玉田、乐笑翁，先世成纪（今甘肃天水）人，寓居临安。张俊后裔，宋亡家破，失意潦倒，晚年在浙东、苏州一带漫游，与周密、王沂孙为词友。词风工巧典雅，对词学的造诣亦深，著有词集《山中白云词》（又名《玉田词》）、论词著作《词源》。
【高阳台】
接叶巢莺，平波卷絮，断桥斜日归船。
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
东风且伴蔷薇住，到蔷薇、春已堪怜。
更凄然，万绿西泠，一抹荒烟。
当年燕子知何处？但苔深韦曲，草暗斜川。
见说新愁，如今也到鸥边。
无心再续笙歌梦，掩重门、浅醉闲眠。
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
张炎一生约活了七十二岁，在南宋度过了他近三十年的青少年时期，入元又度过了四十多年，几乎活过了元朝的一半时间。前三十年他是贵介公子，优游挥洒，在文坛虽享薄名，却算不得出类拔萃之才；后四十年国破家亡，沦落无依，才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历程，也是奠定他为词坛名家的外在基础。如果以创作高峰的时间段来划分作家的时代归属，张炎无疑要属于元代词人，然而后世却都将他归为宋词人，甚至推许为“两宋三百年词家之殿军”，原因无他，只“遗民”两个字耳。遗民这个特殊群体，乃是虽入新朝，心灵和认知，却永远生活在旧朝的那一类人，明知无力回天而不愿接受现实、弃绝过往，甘心守着自己最后的精神田园，他们就像是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于不合时宜中却一种令人钦服的孤勇，而如果这些遗民所坚守的，不仅是旧王朝，更是国家和民族的意识，就更不禁使人产生肃然起敬之意。
中国历史上曾有两次大规模的遗民的现象，一是宋遗民，一是明遗民，两批遗民的亡国之痛相似，坚持不与新朝异族合作的气节也相似，历史仿佛在做一次重复，使他们的遭遇两两相对起来。论身份处境，明遗民中与张炎颇为近似的可以算上著名的小品文作者张岱，两人在亡国前一样是“承平故家贵游子弟”，过的是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而亡国之后，一下从天上跌落人间，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却坚定保持气节。俗语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而张炎这一类遗民，正是由奢入俭，由富贵入贫贱，能够甘心耐受，绝不出卖自己的品操重新换取昔日富贵，是最大的不容易。后人也不必以他们的作品徒有哀怨之音，却无悲慨之志，显得软弱、消沉，只局限于一己的不幸遭遇而苛责了。
张炎遗民词中的代表作，要数上面所举的这一首《高阳台》，词的标题是“西湖春感”，写出的却是“国破山河在，城深草木深”的凄凉感触。明遗民中与他相似的张岱写成《西湖梦寻》一书，怀念故国故里梦幻般的前尘往事，张炎的词，也可以说是另一种“西湖梦寻”，笔锋词心，总是离不开西子湖那万顷碧波，一川烟草。张炎的祖籍是甘肃，却已寓居临安五六代，这“万绿西泠，一抹荒烟”的人事全非之地，却是他曾经优游之所。昔日的繁华世界、富贵生涯，已随国家一起倾覆不再，何止是“无心再续笙歌梦”，即使有心，哪又有力？
张炎的家世，在南宋词人中算得上首屈一指的既富且贵，他的六世祖是爵封循王的中兴名将张俊，曾祖张镃则是著名的贵族文学爱好者，门下养士无数，南宋名家姜夔就曾依附于他。张镃其人亦工填词，文学修养很高，极其讲究生活艺术，并非一般的富贵王孙之可比。《齐东野语》载“其园池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他曾经在家中举办“牡丹会”，众宾既集，坐一虚堂，寂无所有，张镃问左右道：“香已发未？”答云：“已发。”命令卷起垂帘，异香自内散发出来，郁然满坐。群妓持着酒肴丝竹，次第而至奉客。另外又有名姬十人，皆穿白衣，首饰衣领都是牡丹花样，为首者簪着名种牡丹“照殿红”一枝，执板奏歌侑觞。歌罢乐作乃退。张镃又命垂帘，与宾客谈论自如。良久，异香又起，再度象前一次那样卷帘作乐，另出十姬奉酒，换了服饰与花色而出。大抵簪白花则著紫衣，紫花则著鹅黄衣，黄花则著红衣，如是一共奉酒十杯，衣与花也换过了十次。所唱劝酒词都是前辈咏牡丹的名词。酒罢，歌者、乐者，竟达百余人之多，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欢杂作，宾客都恍然如游仙境。这样既奢华又风雅的家庭环境，自然使张炎从小就深受艺术熏陶，能诗善画，精通音律。他早年即以一首描写春水的《南浦》词驰誉词坛，被称为“张春水”：
波暖绿粼粼，燕飞来、好是苏堤才晓。
鱼没浪痕圆，流红去、翻笑东风难扫。
荒桥断浦，柳阴撑出扁舟小。
回首池塘青欲遍，绝似梦中芳草。
和云流出空山，甚年年净洗，花香不了。
新渌乍生时，孤村路、犹忆那回曾到。
余情渺渺。茂林觞咏如今悄。
前度刘郎归去后，溪上碧桃多少。
张炎的词工于写景咏物，这首春水词，周密就赞扬“荒桥断浦，柳阴撑出扁舟小。”之句，“赋春水如画”，在文字中似乎就可以看见江南水乡那一片浅碧轻红的色彩。该词在《山中白云词》里是唯一可确定为亡国之前所作的，轻灵流丽的笔调，正与他潇洒闲雅的贵公子生活相衬。而当亡国之后，他的咏物词也带入了沉咽凄婉的风格，如另一首成名作《解连环•孤雁》：
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
自顾影、欲下寒塘，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远。
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
料因循误了，残毡拥雪，故人心眼。
谁怜旅愁荏苒。谩长门夜悄，锦筝弹怨。
想伴侣、犹宿芦花，也曾念春前，去程应转。
暮雨相呼，怕蓦地、玉关重见。
未羞他、双燕归来，画帘半卷。
因为这首词中“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几句极为时人欣赏，张炎由此又得了一个别号：“张孤雁”。由小词而得到多个别号，似乎只有北宋张先可与之相比，然而从“张春水”到“张孤雁”，明媚鲜妍之景，一变而成失侣亡群之悲，词境和心境都是巨大的反差。北宋灭亡时逃难到江南的朱敦儒也曾赋过孤雁词，说：“云海茫茫无处归，谁听哀鸣急？”但那时毕竟是在南宋初期，东南尚有半壁江山可以供词人歇足，张炎的时代却已是赵宋王朝彻底覆灭，连逃难流亡的地方也不可得了。词人的性格是孱弱的，虽然也隐约盼望终有一日能够恢复故国、重为承平百姓，可是他并无意去追求实现，惟有幽怨的叹息而已。
其实张炎的父祖辈虽然世代为王侯贵介，生长豪门锦绣丛中，却也并非全然是文弱不堪世用的世家公子。他的祖父张濡就曾经有过抗元事迹。《宋史》载：德祐元年，张濡任浙西安抚司参议官，奉命镇守临安西北重镇独松关，那时南宋已到灭亡的前夜，元方派两名使节出使，路过独松关时为张濡的部下突起袭击，一死一擒，擒送临安的使者最终也重创而死。或以为这是守关士兵自发的行动，未必与张濡有关，但《元史》则直接说：“（使者）为守关者张濡袭而杀之。”可见即使是部下所为，也必然得到张濡的首肯。虽然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但当时南宋濒临灭亡还不思振作，元使来奉书，多半是执行谕宋使降的使命，张濡等人采用杀使这种决绝的方式，大约也是有逼迫南宋朝廷背水一战的意思，宁可战而灭国，不可懦弱投降，双手奉送国家与外族——虽然，他们最终也没能阻止元兵长驱入临安，谢太后亲签投降表，但这种孤注一掷的勇气，却也值得敬佩。后人评价：“此何时邪？子含（张濡字）以勋臣之裔，扼险以拒元兵，当风靡草偃之际，犹能戕掷行人，为赵宋吐一日之气，谓之循王不死可矣。”循王是张炎六世祖张俊的封爵，张俊为南渡功臣，“中兴四大名将”之一，也曾抗金有功，平生最大的污点就是参与了秦桧诬陷岳飞的阴谋，被永远钉上了民族的耻辱柱，不意其孙辈尚能有拒元之举，也算为祖先赎过了。
因为张濡袭杀元使，元兵入临安之后，便用酷刑杀害张濡进行报复，抄没其家。张炎死里逃生，祖父被杀，父亲下落不明，妻子家财都已没入军中，心情的悲痛愤恨是可以想见的。他不愿意与元朝合作，甘心为遗民终老，非止国仇，更大程度是出之于家恨。
但后代论张炎的行止，却有人责备他有过北上的经历，试图出仕元朝未成而返，仿佛有“变节”的嫌疑，不是一个纯粹的遗民。按同时人所记载，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元朝廷征召江南书画才士至大都书写金字藏经，张炎与若干朋友也在被征之列。元朝廷缮写金字藏经之举，其实有牢笼江南士人为己用的目的，张炎没有像同时的遗民谢枋得那样，因抗命征召而自杀明志，却“以艺北游”，被动北上，不能不说他是软弱的；但他也并未因此夤缘求进，争取一官半职，背叛自己的立场，说是“变节”，却也十分冤枉。
张炎在大都呆了一年，便“亟亟南归”，急忙逃离了那个政治中心。他后来有一首名作《甘州》，就是记这次北上经历：
记玉关踏雪事清游，寒气脆貂裘。
傍枯林古道，长河饮马，此意悠悠。
短梦依然江表，老泪洒西州。
一字无题处，落叶都愁。
载取白云归去，问谁留楚佩，弄影中洲？
折芦花赠远，零落一身秋。
向寻常野桥流水，待招来不是旧沙鸥。
空怀感，有斜阳处，却怕登楼。
张炎绝大多数词都写得纤巧轻婉，这首词却于清畅之外，别有一种苍凉激楚之气。后人评云：“能用重笔，力透纸背，为《白云词》中所罕。”他这种气质的变化，大概是由于游览了北国风光，多历河山雄壮而产生的影响，个人眼界心胸，不自觉变得开阔深远。自幼只在山温水软、花娇柳媚的西子湖畔生活的张炎，第一次感受到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但当他知觉江山天地，除了一贯的清婉之美外还有如斯壮丽之美时，那个世界却已经属于别人。他只有“回来又续西湖梦，绕江南、那处无愁？”（《风入松》）
张炎从这次北游之后，再也没离开过江南，他到晚年愈加穷困潦倒，昔年他父祖宾客满座，门下寄食者众多，到他自己，却落得寄食于人，流浪江南三十余年。到最后这个落魄王孙只能以占卜为生，寂寞的老死于江湖之间。这时他唯一的精神慰藉只有手中的笔，心中的歌。他的朋友戴表元《送张叔夏西游序》中曾描写过他的苦况：
张炎北游归来之后，愈加失意，在钱塘安家十年，久之又离开钱塘，往东流浪山阴、四明、天台等地，因为缺乏接济者，又弃之西归。戴表元正做教书先生养家糊口，与他相遇，问张炎道：“为何这样辗转来去，不怕麻烦么？”张炎叹息说：“我本想投奔贤者，可是贤者业已贫苦；想要依傍知交，知交却已下世。虽然偶尔也有人帮助接济，却不能让我有一个安定的家，我不得已只能离开。这是生活所迫，我难道乐于为此吗！”说毕，不自禁神色沮然惨伤，两人相对无言，只能同饮闷酒。喝到酒酣，张炎意气稍见振作，在席间高歌平生所作的乐府词，悠扬宛转，流丽清畅。在这个时候，不但他那种高情旷度，让人难以领略，不忍亵渎，就是听一听他的歌曲，也能令人暂时忘记了世上还有穷通得失这回事啊！
同是宋遗民的郑思肖曾经这样评价张炎词：“能令后三十年西湖锦绣山水，犹生清响，不容半点新愁，飞到游人眉睫之上。自生一种欢喜痛快。”身为遗民的他们，已经失去承平人间，家园乐土，唯一能做的，只有以无尽的思忆，为自己结撰一个精神的乐园，爱赏其间，遁逃其间，也坚守其间。这一重重文字的低吟曼歌，思致缠绵，原来正是支持他们的最后力量。
刘辰翁
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号须溪，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少年时曾跟从理学家陆九渊学习，补太学生。景定三年（1262），参加进士举时因廷试对策得罪贾似道，被置三等，自请濂溪书院山长之职。入元不仕。词学稼轩，为辛派词人“三刘”之一，风格遒劲绚烂，有《须溪词》。
【兰陵王】
送春去， 春去人间无路。
秋千外、芳草连天， 谁遣风沙暗南浦?
依依甚意绪? 漫忆海门飞絮。
乱鸦过， 斗转城荒， 不见来时试灯处。
春去，最谁苦?
但箭雁沉边， 梁燕无主， 杜鹃声里长门暮。
想玉树凋土， 泪盘如露。
咸阳送客屡回顾， 斜日未能度。
春去，尚来否? 正江令恨别， 庾信愁赋。
苏堤尽日风和雨。
叹神游故国， 花记前度。
人生流落， 顾孺子，共夜语。
这首《兰陵王》词，题为“丙子送春”，写的却是该年山河易主的惨变：丙子指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这一年春天，南宋的都城临安被元军所攻陷，太皇太后谢氏、太后全氏、恭帝赵昰，都被掳掠北去，享国三百一十余年的赵宋王朝就此倾覆，只有一部分宗室、官员、军队逃往海上继续抵抗，词中说“漫忆海门飞絮”，便是指这股残余力量，但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宋亡已无可逆转，所以词人在这一年赋词“送春”，所送的乃是业已沦亡的南宋朝廷，“叹神游故国， 花记前度。”实是亡国子民的一曲挽歌。
因为南宋故都沦陷于那一年的春天，亲历亡国之变的词人，从此对“春”这个季节产生了复杂而又惨痛沉重的情绪。刘辰翁的《须溪词》中，但凡丙子年后有关春天的词作，都与这一股耿耿难消的亡国之痛有关。他送春、悼春、悲春，辞意悲苦，恸不自已，所以后人称他为“送春苦调刘须溪”。
刘辰翁的悲悼亡国，不是像张炎那样凄婉缠绵，也不像王沂孙那样托物寓意，而是以“辛派后劲”的笔力，发悲咽愤懑之情。他的感情不是隐晦不显的，也不是纤细柔弱的，如这首《柳梢青春感》：
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
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
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云明。
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
这是临安已陷落后的又一年春天，他之前送春词中殷勤的致辞：“春去，尚来否?”如今春天真的去了又来了，进入的却已是一座“愁城”，昔日的锦绣山河，已奔驰着铁骑，曾经的轻歌曼舞，已经被“番腔戏鼓”所取代。词人忿忿的说：“不是歌声！”其实即使异族的音乐也是音乐，只是在亡国遗民的耳中，再也带不来欢娱而已。他惟有追思故国，寄希望于仍在海上坚守抗元的残存力量。但流亡的残宋朝廷仅仅坚持了一年，便于崖山全军覆灭，君臣尽节，词人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告破灭。从此刘辰翁只能在一次又一次的送春当中，度过了宋亡以后的二十余年生涯，用他沉咽的词笔，写下这一段历史的悲苦。他自己说：“暮年诗，句句皆成史。”和同时代的遗民词人比较，蒋捷的竹山词是流浪者的苦笑，张炎的白云词是亡国王孙的哀歌，王沂孙的碧山词是遗民故老曲折隐约的一腔忠爱之情，而刘辰翁以辛派词人的身份，“钟情剩有词千首，待写《大招》招些。”用他的血泪悲咽，为亡宋谱下一首首招魂大曲。
《蕙风词话》评刘辰翁词：“风格遒上似稼轩，情辞跌宕似遗山，有时笔意俱化，纯任天倪，竟能略似东坡。”将刘辰翁的风格之比辛弃疾、元好问乃至苏轼，自是很高的赞誉。刘辰翁的词作，能够“以中锋达意，以中声赴节”，发出苍凉沉郁之音，不仅是他有才力，也是因他这一腔爱国热忱，是从小就积累起来的。
与张炎、周密、王沂孙、蒋捷等人在亡国前安于自己的舒适生活，亡国后才感到切肤之痛不同，刘辰翁从一开始入仕，就培养起忠义报国之志。他自幼丧父，“家贫力学”，与后来千古流芳的文天祥同时同里又同门，师从于著名学者欧阳守道、江万里之门，过从甚密，交情深挚。文天祥在德祐元年毁家纡难，起兵勤王，刘辰翁曾参与其江西幕府，有过战场兵火的考验，虽然最终失意，但他的爱国情操，并不显得低沉抑郁而是激昂奋发。
刘辰翁在亡国之前仕途一直不顺，他于景定三年（1262）到临安赴进士试，廷试策对时慷慨直言：“济邸无后可恸，忠良戕害可伤，风节不竞可怜。”这几句话相关宋末的一次朝权斗争：宋宁宗无后，要选择宗室中可立的子弟以备皇储之选，最后择定了宗子贵和进封为济国公，改名竑，立为皇子。赵竑对宰相史弥远擅权有所不满，得罪了史，到宁宗病重时，史弥远矫诏立了另一个宗室子为皇子，宁宗死后又擅立为帝，是为理宗，进封赵竑为济王，赶出都城，未几矫旨逼他自缢，对外则宣称是病死，死后封号也一贬再贬。当时朝野对这件事都非常不平，但由于理宗自己是得益者，所以即使到史弥远下台之后，也不许人提起为济王申冤的事，谈论者都遭到残酷压制。刘辰翁敢于在廷试策对时当着皇帝的面提出这么尖锐的问题，可见胆气过人，同样是权相的贾似道见了，十分恼恨，却因宋理宗这一回没有追究，无法公开黜落刘辰翁，只得给了他最末等的名次。刘辰翁不愿混迹官场，以寡母年老为名请求做濂溪地方书院的山长（相等于学院的院长），后来到了其师江万里幕下为僚客。
江万里是南宋末年著名的学者，亦是一名忠臣，刘辰翁最初受知于他，是在景定初年在临安做太学生时，江万里正担任国子祭酒，也就相等于最高学府的校长一职，对这个年少有才的学生青目有加，师生相得。江万里是江西都昌人，秉性刚直，敢于直言，在朝时每每不能久安于位，在度宗即位初一度入相，因与贾似道不合而罢官，其后又起用，这样的颠踬宦路，刘辰翁常常都陪在师长身侧。咸淳十年年末，七十七岁的江万里在湖南安抚大使任上，被元兵渡江攻破城池，擒获令降，江万里厉声斥骂，宁自杀也不屈服，后来乘元兵不备脱身遁归故里，次年饶州城亦陷落，其弟江万顷被元兵勒索杀害，江万里投水殉国。这时刘辰翁正在江西吉水县虎溪避难，闻讯后悲痛不已，赴门哭吊，作文祭祀，赞扬这位良师益友：“玉色金声，光风霁月，峨峨千仞，柱折维绝。”因江万里之子下落不明，无人营葬，刘辰翁挺身自任，为之奔走跋涉，办理后事，并建庵堂纪念这位忠臣良相。其时已是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江西正处于元政府的严密统治下，刘辰翁四处奔走，收葬殉国故相，是要冒着很大风险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实是一个有担当的男子汉。
这一年刘辰翁已经五十岁，办理完恩师的葬事之后，“托迹方外以归”，也就是出家为僧道，以示决不与新朝合作，也是亡国之后对无力回天的局势表示出一种心灰意冷。他晚年惟事著述，除了学术著作之外，便是将满腔亡国之恨，用一枝词笔尽情的倾诉出来。
百年之前北宋灭亡的时候，女词人李清照南渡，在临安怀念故都汴梁的元夕盛况，写了一首《永遇乐》词，下半阕说：“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刘辰翁每一次读这首充满故国之思、身世之叹的悲辞，都涕泪汍澜，哀苦不能自已，在临安沦陷后的又一年春天，他依韵和了这阕百年之前的伤亡国词：
璧月初晴，黛云远澹，春事谁主？
禁苑娇寒，湖堤倦暖，前度遽如许！
香尘暗陌，华灯明昼，长是懒携手去。
谁知道，断烟禁夜，满城似愁风雨。
宣和旧日，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
缃帙流离，风鬟三五，能赋词最苦。
江南无路，鄜州今夜，此苦又谁知否？
空相对、残釭无寐，满村社鼓。
他在词序中说：“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李清照生当南北宋之交，虽然半壁江山已属异族，终究还有：“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的一方托足之地，还能在江南寻回昔年全盛的芳景，而轮到刘辰翁自己，连南宋这残山剩水都已沦亡，放眼天下无土可托，无路堪行，自然其悲苦之情，要远远超过百年之前南渡到临安的女词人。这样的轮回真为可伤可叹：一部南宋的历史，竟是以亡国始，以亡国终！
刘辰翁死于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或说元贞三年，即同一年），已经跨越了元朝一半的历史，下距元亡已经不到五十年。在江西庐陵避居之地，“老来无复味，老来无复泪”的刘辰翁离开了这个已不属于自己的世界，四方学者俱至庐陵会葬，为这位享年六十六岁的老词人送行，“又何堪满目凄凉，故园梦里能归否？”他临终前的绝笔之作，是这一首《宝鼎现春月》：
红妆春骑， 踏月影、竿旗穿市。
望不尽楼台歌舞， 习习香尘莲步底。
箫声断， 约彩鸾归去， 未怕金吾呵醉。
甚辇路喧阗且止， 听得念奴歌起。
父老犹记宣和事， 抱铜仙、清泪如水。
还转盼沙河多丽。
滉漾明光连邸第， 帘影动、散红光成绮。
月浸葡萄十里。
看往来神仙才子， 肯把菱花扑碎?
肠断竹马儿童， 空见说、三千乐指。
等多时、春不归来， 到春时欲睡。
又说向灯前拥髻， 暗滴鲛珠坠。
便当日亲见《霓裳》， 天上人间梦里。
这首词又题为“丁酉元夕”，丁酉即他逝世的大德元年，因为宋室已亡，他不愿用新朝年号纪年，所以只书干支，也是表示决不与新朝合作之意。刘辰翁死于这一年的正月，这首元夕词实为他的临终绝笔。刘辰翁的词集中每多节令词，每逢元宵、花朝、端午、七夕、中秋、重九、除夕等这些曾经给他带来欢乐的节日，他往往感慨万端，忆昔抚今，而各种节日之中，又尤以元宵为重中之重。两宋三百余年都极为重视元宵佳节，每逢正月十五，可以说极尽天上人间之盛，宋人词中每不惜笔墨予以描写，北宋的元宵盛况是：“千门明月，天如水。正是人间佳节，开尽小梅春气透。花烛家家罗列。来往绮罗，喧阗箫鼓，达旦何曾歇？”（秦观《念奴娇》）、“风销焰蜡，露浥烘炉，花市光相射。”（周邦彦《解语花•元宵》）而南宋的灯市则是：“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辛弃疾《青玉案元夕》）到了刘辰翁，“年少总看灯，老来犹故情。便无灯、也自盈盈。”（《唐多令癸未上元午晴》）他惟有用追忆的笔法，从北宋写起，三叠分写三个时代的京城灯节景象，前两段的是两宋的丽景，灯月交辉，神仙境界，到如今都已烟消云散，不堪回首。在新朝统治者严格管制江南、禁灯禁乐的这个时代，儿童们只能从父辈“反反复复，字字悲咽”的回忆里，才能听说旧世界曾经有过的一切繁华盛况，赏心乐事。“便当日亲见《霓裳》， 天上人间梦里。”那一个梦幻般的时代，终于到了曲终人散的落幕。
-----------------------------（全篇完）---------------------
史达祖
史达祖（1163？～1220？），字邦卿，号梅溪。汴梁（今河南开封）人。曾为南宋权相韩侂胄亲信堂吏，韩北伐失败被诛后受到牵连，黥刑流放，死于贫困中。其词以咏物工巧著称，有《梅溪词》传世。
【双双燕】
过春社了，度帘幕中间，去年尘冷。
差池欲住，试入旧巢相并。
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
飘然快拂花梢，翠羽分开红影。
芳径，芹泥雨润。
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
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
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
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阑独凭。
古来文人和文章，都是相辅相成，人以文名，文同样也以人名。所以当作者的人品不甚高明的时候，其作品也往往为后人轻视；相反，如果读者对某人的作品有着特殊的喜爱，也会由此爱屋及乌，即使作者为人有不端之处，也会千方百计的为其开脱解释。这两种倾向说来都似乎略嫌主观，不是真正公允的立场，但既然文学是“人学”，以人论文，也不能完全算偏颇的了。南宋词坛上史达祖的身后风评，便是上面两种倾向的综合。
其实史达祖在历史上，并未曾做过什么足以或流芳、或遗臭的大事——他生平唯一能被记述的事迹，就是投身于权相韩侂胄之门，成为门下最亲信的属吏，替其起草所有的文件，身份相当于首席机要秘书。后来韩侂胄倒台，他也跟着遭受连坐，黥刑流放江汉之地。这黥刑就是面上刺字，《水浒》中犯法的好汉动辄在颜面上“文两行明晃晃的金印”，也就是这“刺配”的刑罚了。韩侂胄在《宋史》中入了“奸臣传”，陆游替他所建筑的园林写过两篇记，都被认为是平生之玷，何况史达祖是将整个前程都系在了这个奸臣之下？因此由人及词，出现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方面，极其瞧不起史达祖的词评家们，讥他词中喜用“偷”字，足以见其品质低劣，又说他的词作“意贪”，算不上“君子之词”；而喜欢史词的人，则在推许他可与姜夔、吴文英比肩的同时，也为他在韩侂胄手下任职进行开脱，认为他侍奉韩侂胄只因其有“恢复之志”，所以那些纤佻的词作也无不含有寄托，“非止流连光景，浪作艳歌也。”（邓廷桢《双砚斋词话》）。
这里首先需要先介绍一下韩侂胄的事迹：韩侂胄（？～1207年），字节夫，宋朝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为北宋名相韩琦五世孙。其母是宋高宗吴皇后的妹妹，韩侂胄以恩荫入仕，自己的侄女又嫁给了宋宁宗，所以是地地道道的外戚身份。当初孝宗退位为太上皇，因光宗皇后李氏的挑拨，父子失和，太上皇孝宗死的时候，光宗甚至拒绝执丧，这引起朝中大臣普遍不满，大臣赵汝愚决意拥立皇子嘉王，是为宁宗。当时要迫光宗退位、拥立皇子必须取得宫中太皇太后支持并出面，但内外难通，作为吴太皇太后姨甥的韩侂胄担任了联络的任务，事成之后，韩侂胄遂得到亲信任用。后来他排挤走赵汝愚，将他害死在谪所，打压并禁毁程朱理学，大权独揽。因为他原本是以外戚的身份入仕，难以服人，又兼后来侄女韩皇后死了，新立的杨皇后和他有嫌隙，韩侂胄有失宠的危险，急于巩固权位，遂起心发动北伐，为自己建一场功业。这种建立在以图自固基础上的北伐战争，本来就带有投机的性质，何况韩侂胄虽然起用了一批著名的抗金官员如辛弃疾、陆游等，却均不予以实用。真正信用的，反而是缺乏能力只会夸夸其谈的将领。这场北伐的必然失败，自一开始就注定了。
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由皇帝昭告全国，宣布金国罪状，下令北伐。宋军四道并进，却相继都告惨败，金兵分九路渡过淮河追击，一连攻陷十余州，再度抵达长江北岸的真州（江苏仪征），扬言造舰渡江，南宋上下震恐。此次北伐史称“开禧北伐”。失败之后，韩侂胄想向金求和，对方却回答：“拿韩侂胄的人头来，才许议和。” 韩侂胄无可奈何，意欲孤注一掷，再次发动北伐，却被一向与他有仇的杨皇后勾结礼部侍郎史弥远，将他暗杀。南宋与金终于议和，签定了极其屈辱的《嘉定和议》。
韩侂胄为一己私欲发动战争，且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草率出兵，导致宋军惨败，国家元气大伤，也陷南北两地交战地于生灵涂炭之中，当时人这样参奏他：“三边兵民死于锋镝，困于转输，沦于疫疠，室庐焚荡，田业荒芜，遗骸蔽地，哭声震野。斯民何辜，而至此极？至於强敌频年签军，皆吾中原赤子，彼惟重其族类，而虐用吾民。光化之战，至驱签军及俘系老弱几数千人，填塞壕堑，以渡军马。河南之地，十室九空，而两淮四十余年生聚，遂成邱墟。是南北数十万生灵之命，皆侂胄一人杀之也。”话虽偏激，却不无事实成分。客观的讲，恢复中原一直是南宋爱国人士的追求，但并不是所有的“抗金”、“北伐”都是正确的，在不合适的条件下由不适合的人担当这样的重任，本来就是一种错误。
韩侂胄身后遭到清算，连他的首级也按金方要求送往敌国，“函首传边”，这无疑是对南宋上下的又一种侮辱：韩侂胄无论对错与否，都是南宋的堂堂宰相，兵败误国固然当诛，却也不能够应敌国要求而诛杀，让金方侮辱韩侂胄的首级，其实何尝不是南宋自辱？当时即有大臣激烈反对将韩侂胄的首级送给金国，甚至愤怒的说：“韩侂胄的首级固不足惜，可是金人今日要他的首级便给，后日要我等的首级，也可以说给就给了？”时人为此事作诗曰：“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晁错已诛终叛汉，于期未遣尚存燕。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边未必然。”将韩侂胄比之被因主张削藩而被汉文帝冤枉诛杀的晁错，和为了荆柯刺秦成功而慨然自杀出借头颅的樊于期，似乎是过誉，但证明在当时的南宋民众之间，对韩侂胄贸然发动北伐固然不满，对使用阴谋诡计暗杀他、又忍辱屈膝向金投降的宋政府却更是愤怒。
历史上对韩侂胄的评价颇为复杂，一般正史都将他定性为“权奸”，他也的确是一个私心自用、将国家大事作为完成自己私欲工具的权臣，但他掌权的时候，一力为岳飞平反，主持削去秦桧的王爵，把谥号“忠献”改为“缪丑”，在议和占主流的宋朝廷中敢于力主北伐，这其间并不见得完全是为了私心而作秀。但是由于他毕竟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又加之掌权时禁毁理学，得罪许多理学名臣，所以导致“身陨之后，众恶归焉。”生前任用的亲信部属，也随之遭到处分，开禧三年，韩侂胄被杀后，有人上言乞将韩的三名亲信史达祖、耿柽、 董如璧送大理寺根究。史达祖就在这种情况下被贬而死，身败名裂。这使后代喜爱他作品的深为惋惜，所以为他辩护的人，不但要将他担任韩侂胄堂吏的行为解释成因北伐事业而屈身侍奉权臣的高尚举动，还要在他的词作中钩沉索隐出忧国忧民之志来。
以前面所引的史达祖的代表作《双双燕》为例，近代陈匪石《宋词举》中便如此评价：“如以寄托言，则‘红楼归晚’以下六句，讥其不思恢复宴安鸩毒之非，喻中原父老望眼欲穿之苦。曰‘看足’，曰‘应自’，曰‘便忘了’，曰‘愁损’，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居然春秋之笔。”但这种所谓的“春秋之笔”，毕竟似乎有点牵强附会，由咏燕子而说到思妇，笔法虽然巧妙，却也只是咏物词常态，便如苏轼咏杨花词中说道：“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也是由花及人一样，虽然扩展了词的内蕴，却并非有更深广更隐晦的影射含义。
史达祖《梅溪词》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就是咏物词，除了这首《双双燕》之外，另一首经典代表作是《绮罗香春雨》：
做冷欺花，将烟困柳，千里偷催春暮。
尽日冥迷，愁里欲飞还住。
惊粉重、蝶宿西园，喜泥润、燕归南浦。
最妨它佳约风流，钿车不到杜陵路。
沉沉江上望极，还被春潮晚急，难寻官渡。
隐约遥峰，和泪谢娘眉妩。
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
记当日、门掩梨花，剪灯深夜语。
这首词咏春雨，“无一字不与题相依”而始终未明确写出一个“雨”字，但那种“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的迷濛雨景、清润世界，纤毫毕现于纸上，文字又写得工丽自然，虽着意雕绘却看不出斧凿之痕，实不愧同时代也是醇雅词派宗师人物的姜夔夸他的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之韵，盖能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说他的词像“诗鬼”李贺，并不是指史达祖的词句奇特诡异，有惊心动魄的力量，而是善于利用色彩的搭配、细节的刻画，在读者面前展开一幅动态的画面。比如咏燕词里：“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羽分开红影。”春雨词中：“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记当日、门掩梨花，剪灯深夜语。”都是为人传诵的既形象又细腻的描写。梅溪词的佳处，就在于将寻常的事物，以细致的笔触描绘出来，给人以一种异常的惊奇感，于清秀中出瑰奇，遣辞造句，俊语联翩，其谋篇构思，都显得极为精巧用心。
要在史达祖这些精美雅致的词作里找出托寓之意，无疑是太过穿凿傅会，他不是对国事一无关心，但在一些留心国家大事的词作里，他并不借此说彼，弄什么隐约寄托的笔法，而是直抒胸臆般的有话便说，在艺术上不及这些咏物词的精致，却可以从中窥见史达祖思想的另一个侧面。开禧元年（1205），韩侂胄派遣李壁使金。史达祖随从使节北行，一路上也做有爱国思想的词篇，如《满江红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怀古》：
缓辔西风，叹三宿、迟迟行客。
桑梓外、锄耰渐入，柳坊花陌。
双阙远腾龙凤影，九门空锁鸳鸾翼。
更无人、擫笛傍宫墙，苔花碧。
天相汉，民怀国。天厌虏，臣离德。
趁建瓴一举，并收鳌极。
老子岂无经世术，诗人不预平戎策。
办一襟、风月看升平，吟春色。
韩侂胄次年便大举北伐，这一年出使其实是在为刺探情报做准备，史达祖作为他的亲信属吏，自必预知其谋，这首词中也透露出对伐金战役的支持和信心，“双阙远腾龙凤影，九门空锁鸳鸾翼。更无人、擫笛傍宫墙，苔花碧。”故国宫殿眼下的残败凄凉之景，激起词人“趁建瓴一举，并收鳌极。”的恢复之志，在同时的词作里，他也写道：“楚江南，每为神州未复，栏杆静、慵登眺。”（《龙吟曲陪节欲行留别社友》）但如果根据这些就认为史达祖是像辛弃疾、陆游、陈亮，又或刘过、刘克庄等人一样慷慨激昂的主战派，愿意为抗金大业奔走呼吁、费心耗力，那就未免大错特错了。就是这首抒发“老子岂无经世术，诗人不预平戎策”、表示出自己尚有高远志向的词作里，他也并没有什么激切的雄心，只是充满乐观的等着“风月看升平”，全没考虑升平背后需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当然，要求一个并不谙熟战事的文吏对这场即将发动的战争提出高瞻远瞩的看法，无疑也是过于苛责的，史达祖本人，只是一个对国事有所关注而了解不够的书生，而这一片爱国心，无论是出于真诚抑或随大流的故作高调，毕竟也是《梅溪词》中的一个亮点。
史达祖的词风以及对国事关注不够密切的程度，都略近似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彦、同时期的姜夔。所以当时就有人拿他与这两位出名的醇雅词人相比较，认为史完全可以与二人并驾齐驱。但周、姜虽然疏远政治，却亦洁身自好，周邦彦立朝无所附丽，姜夔寄食于富贵人家却保持着自己的一份清高独立，比较起来，史达祖就未免要有所愧颜。如果要究其依附权贵的思想动机，并不能简单以“趋炎附势”、“贪恋权势”来批评斥骂之，史达祖当然不是如后世拥趸想的那样因胸怀大志才为韩侂胄工作，但投身权贵深得信用之时，他也并非全是掌握权力的惬意，而是怀有一份深切复杂的牢骚怨愤，这种情绪直白的流露于《满江红书怀》词中：
好领青衫，全不向、诗书中得。
还也费、区区造物，许多心力。
未暇买田清颍尾，尚须索米长安陌。
有当时、黄卷满前头，多惭德。
思往事，嗟儿剧。怜牛后，怀鸡肋。
奈棱棱虎豹，九重九隔。
三径就荒秋自好，一钱不值贫相逼。
对黄花、常待不吟诗，诗成癖。
后人的评价说道：“史达祖，南渡名士，不得进士出身。以彼文采，岂无论荐，乃甘作权相堂吏，至被弹章，不亦屈志辱身之至耶？读其‘书怀’《满江红》词，‘好领青衫，全不向、诗书中得’，‘三径就荒秋自好，一钱不值贫相逼’，亦自怨自艾者矣。”史达祖是读书人，其唯一的“正途”出身就是通过科举中进士而得官，走上仕途，他却说：“好领青衫，全不向、诗书中得。”可以看出他象姜夔、刘过一样，也是蹭蹬科场而始终不得中举者，但他却不甘如别人一样以布衣终老，作江湖游士过活，由此选择了另一条路：以自己的文采，去给权贵充当机要秘书。这在本质上，其实并不能说是“屈志辱身”的行为，同时代的词人吴文英也一样做了幕僚，在科场没有出路，就拿自己唯一的谋生技能到官宦门下换口饭吃，何错之有？何况史达祖自己也说道：“三径就荒秋自好，一钱不值贫相逼。”虽然高蹈隐居不涉权门的行径是最自由无拘的，可是真实的生活，不是光维持着清高的风度就能过下去，总还得“索米长安”，养活自己和一家人，人不但要糊口，在有能力的情况下，也应该努力将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吧？
据同时人笔记记载，韩侂胄对史达祖还是极为赏识倚重的，“随即用事，言无不从”、“奉行文字，拟帖撰旨，俱出其手，权炙缙绅。”但史达祖自己，却似乎对这一种受重用的生活并不是完全的满意，也许毕竟这不是正途出身，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排遣不去的自卑感，他认为这种选择是一种“儿戏”行为，似乎颇有后悔之意，“怜牛后，怀鸡肋。”更深刻的说出了他心中隐藏的不甘：都说“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如果通过科举入仕，可能到老也不过一个小小的地方官，无论如何爬不到权势的中心，“权炙缙绅”，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炙手可热的韩丞相的亲信，想必风头要盖过很多朝中大臣；但另一方面，不管这种生活如何风光，却总不脱“奉行文字”的侍从身份，再受宠信，也是奉主行事，哪里谈得上什么独立、自由、人格！这种风光的地位，对他来说实在是一块鸡肋，却又无法遽然抛弃，“奈棱棱虎豹，九重九隔。”权贵之门，机要秘书，哪能想来便来，想走便走？在投身相府的那一刹那，他已经将自己的命运与这个外戚出身、口碑不好的权相紧紧绑在了一起。从这首词中，可以看出，史达祖在屈身权门的同时，并不是一味的死心塌地，而是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或许，他竟是隐约预测到自己的将来的，只是已经骑虎难下了而已。
史达祖后来搞到身败名裂的地步，不止是他侍奉权相，而且在得到权相宠信的同时，也似乎很有点得意忘形的味道。当时人弹劾他得到韩侂胄的重用后，在言听计从、权炙缙绅的同时，也“公受贿赂，共为奸利”，当时韩侂胄手下侍从向他进呈书札，都要毕恭毕敬的用上“申”、“呈”的字样，可见史达祖仗着相国威风，也曾横行一时。他有个姓李的朋友，看见这种情景，想要告诫他，于是在他的几案上写了几行大字：“危哉邦卿！侍从申呈。”意思是说：你不过小小属吏身份，一时竟气焰嚣张到这种地步，可见你侍奉的府主已经达到权力的顶峰，自来位高者必危，万一所倚仗的冰山倒台，那么史邦卿你可是太危险了！这个朋友中肯的劝告，史达祖本人未必不清楚，但既然已经把命运绑到了韩侂胄这辆战车上，哪是想抽身退步便能成功？其实，史达祖在权炙缙绅的同时，未必没有“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想法，也许正是知道自己所倚仗的靠山终有一日不可靠，正是因为自己的选择使内心深处隐约懊恼悔恨，他才会这样肆意的挥霍着能用一日是一日的权力，有如小人得志一般的带着发泄的恶意？这个本来蹭蹬科场将要以白衣终老于牖下的落魄书生，在一生当中，竟能够凭着自己的一枝笔跻身政坛漩涡的最中心，凭着自己对权相的影响，举手投足都可以让许多高层官员战栗，一句话足以定人生死前程，这种快意的感觉，大约也像鸩酒一般，让人明知有毒也中辍不得。
若从词中看史达祖的性格，应当是一个细腻敏感的书生，他有张狂轻浮的一面，却亦有深情婉转的一面。我个人认为他不懂得及时退步抽身，导致最后受到韩侂胄的牵连而黥刑流放，死于困苦，一方面是已经不能轻易抽身，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他心中其实有感恩念旧的因素，韩侂胄的赏识信任，对他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知遇之恩。权势的诱惑、府主的恩情、个人的意气，种种般般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他虽然见到了朋友的告诫，也只能置之不理。
史达祖是个念旧情的人，这一点从他对亡妻的恩情上就可以看出来。他的个人爱情与婚姻无考，但从词中知道他曾丧偶，其所作《忆瑶姬骑省之悼也》，下半阕说道：“十年未始轻分。念此飞花，可怜柔脆销春。空余双泪眼，到旧家时郎谩染愁巾。袖止说道凌虚，一夜相思玉样人。但起来、梅发窗前，哽咽疑是君。”词题中的“骑省”指魏晋时著名美男子潘安，名岳字安仁，他当时的官职是“以太尉掾虎贲中郎将寓直于散骑之省”，简称为“骑省”，潘岳曾为亡妻写过《悼亡诗》，为千古名篇，所以后世一般以他作为悼亡的代表人物。史达祖这首词中，说出自己与妻子生前恩爱异常，“十年未始轻分”，然而伊人不幸早逝，只余他在孤独中以泪洗面，思念不已，唐代卢仝的诗《有所思》道：“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史达祖在极度的悲伤思念之中，也恍惚觉得窗外袭来的那一阵清香，仿佛是妻子悄然来到，一旦幻想破灭，登时泣不成声，“但起来、梅发窗前，哽咽疑是君。”让读者都不禁替他生出哀痛之情。
史达祖的悼亡名作还有《寿楼春寻春服感念》，值得一读：
裁春衫寻芳。
记金刀素手，同在晴窗。
几度因风残絮，照花斜阳。
谁念我，今无裳？
自少年、消磨疏狂。
但听雨挑灯，欹枕病酒，多梦睡时妆。
飞花去，良宵长。
有丝阑旧曲，金谱新腔。
最恨湘云人散，楚兰魂伤。
身是客，愁为乡。
算玉箫、犹逢韦郎。
近寒食人家，相思未忘蘋藻香。
《寿楼春》这个词牌是史达祖自创，因为这首词以缠绵哀怨出名，竟使这个从表面上看起来像是祝寿的词牌名，成为悼亡的常用调。《宋词选》称：“此词因寻春服悼逝而作，情与文一气旋转，忘其为声调所拘，转觉助其凄韵，自是名手。”写这首词的时候，可能已是在史妻去世之后的隔年春天，词人锥心泣血的深痛已渐渐平复，却始终忘不了昔年曾有的欢欣温暖，“谁念我，今无裳？”可见妻子去世之后，他便一直处于孤独当中。从词中描写的情景来看，那时还是他在韩侂胄手下受重用的时期，在外面呼喝侍从、睥睨缙绅，回到家中也是金樽玉馔，供给无乏，却再也寻不到那真诚的关心，再也不会有人带着深厚的爱意为自己缝制春衫。传奇故事里的玉箫早死，还能转世投胎与爱人再度相聚，自己却只能悲叹：“终将怨魂，何年化、连理芳枝？”（《于飞乐鸳鸯怨曲》）史达祖大约不是一个信命的人，不然也不会在权贵门下肆意弄权而全无忌惮，到了这种死别之后，他也无法像普通那样，以命运或缘份来安慰自己。说不定，这也是他下意识的享受着“权炙缙绅”、“侍从申呈”的放肆快感的缘故之一？反正这世上已经没有自己牵挂的人，也不怕什么阴司报应、来生积福，我只要这一刻权力的麻痹，来充实自己的空虚无助？
在李姓朋友告诫过后，史达祖便“未几致黥焉”，流放到江汉一带，并在贫困之中死去。他这一生，失意过，也得志过，曾在“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热闹场中风光，更多的时候，却总是一个人的怨愤与寂寞。到了半百之年，到底是“盛席华筵终散场”，带着耻辱的印记，走向最后的孤独。作于流放途中的《临江仙》词中说道：“倦客如今老矣，旧时不奈春何。”其实，昔年荣华富贵之际，他就已经是一个倦客，富贵还是贫贱，都无法改变他心底深深的疲累与空虚感。
吴文英
吴文英（约1212-约1272），字君特，号梦窗，晚号觉翁。本姓翁氏，入继外家吴氏，四明（今浙江鄞县）人。终身布衣，只做过幕僚、门客，善于填词，风格绵丽深密，有《梦窗甲乙丙丁稿》传世。
【八声甘州】
渺空烟四远，是何年青天坠长星？
幻苍崖云树，名娃金屋，残霸宫城。
箭径酸风射眼，腻水染花腥。
时靸双鸳响，廊叶秋声。
宫里吴王沉醉，倩五湖倦客，独钓醒醒。
问苍天无语，华发奈山青。
水涵空、阑干高处，送乱鸦斜日落渔汀。
连呼酒，上琴台去，秋与云平。
吴文英在宋词史上的地位，后人比之李商隐在唐诗史：“词家之有吴文英，亦如诗家之有李商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此说得到词评家的普遍赞同，不为无因：两人都生于王朝运衰、日薄西山的时代，一生落魄的遭遇相似，抑郁凄伤的气质也相似，他们的诗词作品，都以秾丽晦涩的修辞掩饰感伤的情绪，当得起“千回百转、深心密意”八个字评语。有趣的是，李商隐在晚唐诗人中，被许为学诗圣杜甫“最得藩篱”的人物，而吴文英的词作，也被推许为南宋词人中堪能步武“结北开南”的周邦彦：“梦窗词得清真之妙。”（沈义父《乐府指迷》），而周邦彦正被后人评为“词中老杜”。杜甫—李商隐/周邦彦—吴文英，构成十分奇妙的对应关系。
然而细究起来，吴文英与李商隐在后代读者的接受方面，却又并不相同。李商隐固然被讥为“獭祭鱼”般的罗列典故，使读者难以索解，但玉溪诗却实在具有一种独特的宝相庄严之美，纵使读者不能解其意，也会恋其美，爱而不明何以起，不知所以然；吴文英则比李商隐要稍逊一筹，他的词丽则丽矣，却被同时人嘲作：“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张炎《词源》）绚丽的词句，却不能给读者以直观的冲击力，没有玉溪诗那种惘然中令人留恋、给人回味、使人痛楚的强烈感染力。即使是初学诗的人，也会心动于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矩成灰泪始干。”低徊于“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而初学词者，有多少人能为“箭径酸风射眼，腻水染花腥。”这一句震撼？张炎认为吴词病在不能象姜夔一样“清空”，而是太过“质实”，使得词句板滞缺乏生趣。“质实”的弊端，也许就是意象过于密集，含义需要仔细咀嚼，在读者与词人的心灵沟通方面无形中加了一把锁。以这篇以吴宫怀古为主题的《八声甘州陪庾幕诸公游灵岩》词中警句：“箭径酸风射眼，腻水染花腥”为例，将凉风拂过眼窝引起的酸涩感（化用李贺诗句：“东关酸风射眸子”）比拟成风的味道，因水沟中曾经流着宫女们盥洗水而想象其犹如洗落的脂粉一般滑腻（语出杜牧《阿房宫赋》：“渭流涨腻，弃脂水也。”），又由水的滑腻联想到花草的香气也带有浓烈的腥味。一句词中，有味觉，有触觉，有嗅觉，将眼下的秋景、历史的陈迹，以及游览者一霎时的感喟，转化成一种质的感觉，词人的心思百转，需要读者也跟着转几转才能寻绎得知。要之，梦窗词值得细按，却很难惊艳，对于词这种本以性灵见长的文学载体来说，他不是“第一眼美人”。
不过，梦窗词中也不是绝无清疏明快的作品，并不是一味的质实，以至被人批评：“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可晓。”试读他这首《唐多令》小词：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
纵芭蕉不雨也飕飕。
都道晚凉天气好，有明月，怕登楼。
年事梦中休，花空烟水流。
燕辞归、客尚淹留。
垂柳不萦裙带住，漫长是，系行舟。
这一首词一般被认为是吴文英为他的“去姬”所作，词人一生布衣，傍依为客，“才秀人微，取湮当代”（夏承焘语），平生事迹已难详细考证。直到清代乾隆年间，他故乡的县志对这位在南宋词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词人，也不过仅在别人的传记中附带提了一句，篇幅浩渺的宋人野史笔记，关于吴文英的记录也少得可怜，连生卒年月都不能确定，那么属于个人隐私的情爱之事则更难追根究底了。但考之吴词，从这一类缠绵情语之中，却仿佛可以推出一二事迹来，象这首末句“垂柳不萦裙带住，漫长是，系行舟。”明显是送别之作，而且所送的是一个女子，晏几道拟女性口吻的送行词中说：“留人不住，醉解兰舟去。一棹碧涛春水路，过尽晓莺啼处。 渡头杨柳青青，枝枝叶叶离情。此后锦书休寄，画楼云雨无凭。”（《清平乐》）对于留不住的情人，表现出一种怨恨，索性割舍决绝；而吴词之中却显得恋恋不舍，竟想以纤弱的柳丝，萦系住去意已决的人心，谈何容易？比较这两首小词，男女的心境处境似乎都颠倒了个儿，词人多情软弱的性格，也隐隐透露出来。
吴文英长期在苏杭各地做幕僚，过着展转不定的生活，文人的清寒之外，却也少不了花月流连的点缀，这首词中离他而去的女子，近代学者杨铁夫从《梦窗词》中考证认为是他在苏州当幕客时所娶的姬妾，暂称为苏姬，两人“同居于阊门西之西园”，夫妇相得，一共度过约十二年的岁月，亦可谓是情深意厚。然而到了他卸幕离职、迁居杭州之后，这个苏姬却不知何故离开了他，复归苏州。杨铁夫说：“自此以后，每逢清明寒食，必有忆姬之作，知姬以必以三月中行，触景伤情故也。”这种说法也许有点牵强傅会，但吴文英写在清明寒食之际的伤情之作的确比较多，可以举下面这首《风入松》为例：
听风听雨过清明，愁草瘗花铭。
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
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晓梦啼莺。
西园日日扫林亭，依旧赏新晴。
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
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
这首词异常轻柔婉转，掩抑低徊，怀念的是往昔所爱之人一起生活的光景，哪怕是她触碰过的秋千，也想象那儿留有她纤纤素手抚摩过的痕迹，相信黄蜂也与自己一样留恋那若有若无的香氛，后人评曰：“是痴语，是深语。结笔温厚。”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情绪，正是梦窗所独擅。从别的词中考证，他和这位苏姬有过子女，在夫妻情爱之上，又加以骨肉羁绊，可是苏姬离开他的时候，不知为什么连子女也舍弃了（吴文英另一首《风入松》词中云：“最怜无侣伴雏莺。”可见其母离开时子女尚且幼小）。他们之间的变故已经无法知道真相，或许出于家贫无奈，或许出于各方面阻力，造成了人事错迕的局面。吴文英对这个离自己而去的苏姬一直怀念追寻，他曾经带着孩子追到苏州，却并没有打动对方得以重圆，只得郁郁返杭。此后数年，词中都不绝思念之情：“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去年折柳赠人远，今年恨，依旧纤手。”直到晚年，他尚恋恋于苏州居住时曾拥有过的欢娱温馨：“可惜人生，不向吴城住。心期误，雁将秋去，天远青山暮。”（《点绛唇有怀苏州》）对于决然而去的爱人，他终身都未曾有过怨恨，只余怅然，大概这家庭分散，实出无奈，也是他自己无力担负的阴错阳差之误，怪不得别人。
除了苏姬之外，吴文英在杭州还另有一段凄伤的情事，写在他的长调《莺啼序》里：
残寒正欺病酒，掩沉香绣户。
燕来晚、飞入西城，似说春事迟暮。
画船载、清明过却，晴烟冉冉吴宫树。
念羁情、游荡随风，化为轻絮。
十载西湖，傍柳系马，趁娇尘软雾。
溯红渐招入仙溪，锦儿偷寄幽素。
倚银屏、春宽梦窄，断红湿歌纨金缕。
暝堤空，轻把斜阳，总还鸥鹭。
幽兰渐老，杜若还生，水乡尚寄旅。
别后访六桥无信，事往花委，瘗玉埋香，几番风雨？
长波妒盼，遥山羞黛，渔灯分影春江宿，记当时短楫桃根渡。
青楼仿佛，临分败壁题诗，泪墨惨淡尘土。
危亭望极，草色天涯，叹鬓侵半苎。
暗点检离痕欢唾，尚染鲛绡，亸凤迷归，破鸾慵舞。
殷勤待写，书中长恨，蓝霞辽海沉过雁，漫相思弹入哀筝柱。
伤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断魂在否？
词中的这个女子与苏姬一样不知姓名，后人便以“杭妾”称之，但细品词意，她的身份却不太象“妾”而更似青楼女子，大约是纳妓成为外室，甚至只是一段遇合而无名分上的瓜葛。《莺啼序》是最长的词牌，宋人中惟有吴文英所作最多，一共作了4首，这一首又在4首中最为突出，堪称梦窗词中代表作。这阕240字的长调，以细腻的笔法讲述了一个悲情故事，从相遇、相识、相爱一直写到生离死别，天人永隔，他笔端的感情始终低徊掩抑，悲伤而不激越，是哀感缠绵，而不是锥心泣血。他也叹惋：“欢盟误……最伤心，一片孤山细雨。”（《西子妆慢》）多年之后在京口见到一个与他称之为“燕”的故人容貌相似的女子，他都禁不住心悸的感觉：“……便只作、梅花频看，更愁花变梨霙，又随梦散。”（《绛都春燕亡久矣，京口适见似人，怅怨有感》）西子湖畔娇小如燕、幽芳如梅的丽人，是他人生中偶遇的美丽风景，是午夜梦回不绝如缕的哀歌，他以密丽的词句来悼念她于死后，却不可能以厚重羽翼庇护她于生前，原因无他，只缘他自己亦不过是飘零江湖、衣食仰给于人的布衣词客，如何负担得许多呢！
南宋时有不少奔波江湖的词客，他们都为生计曳裾侯门，充当权贵的门客或幕僚，行迹虽然相似，却各有各的性情，有豪迈卓异的刘过，有清高耿介的姜夔，亦有趋炎附势导致身败名裂的史达祖，比较起来，吴文英似乎缺乏特色，平生非官非隐，只是专注于词艺的精研。他的眼光偶尔也会投向文艺之外更广阔的世界，比如有一回为去往前线军幕的朋友送别，他赋了一首《沁园春》词，其中写道：“平生秀句清尊，到帐动风开目有神。听夜鸣黄鹤，梯高百尺；朝驰白马，笔扫千军。贾傅才高，岳家军壮，好勒燕然石上文。”可见他也不是不关注国难，只是词末笔锋一转，又归之于：“松江上，念故人老矣，甘卧闲云。”吴文英最本质的属性，还是“闲云野鹤”，到底做不成热血的豪客。
《沁园春》词中所说“贾傅才高”，指的是当时的权臣贾似道，他所送的朋友翁宾旸与他身份相同，也是江湖游士，贾似道镇守两淮的时候，翁宾旸曾往谒门下，以词得到贾似道的欢心，受其馈赠数十万。贾似道在南宋是名声狼藉的误国奸臣，而吴文英也同翁宾旸一样与贾似道有过交往，这不免成为他生平的一个污点。但是，后人由词评人，总想为自己所喜欢的词人身上多镀一层金，史达祖在韩侂胄门下为亲信，还有人曲为之辩，认为他是为了北伐事业而不惜屈身，同样也有人为吴文英辩解，说他“与贾似道往还酬答之作，皆在似道未握重权之前，至似道声势重灼之时，则并无一阕投赠。”（刘毓崧《梦窗词叙》），甚至说：因为对吴文英有过恩情的府主吴潜受到了贾似道的迫害，所以吴文英特地为吴潜赋词以“显绝似道”，公然表明自己维护正义的立场。但这种说法毕竟只是美化之词，据词学大师夏承焘的考证，吴文英晚年与贾似道绝交的说法，实在查无实据。
吴潜是理宗朝的左丞相，一生忠正睿智，政绩卓然，为贾似道等奸臣所忌恨，最终借吴潜在立太子问题上与宋理宗的矛盾，诬告进谗，将吴潜贬到循州（在今广东河源市郊佗城），后来又将他毒死在贬所。十五年后贾似道势败，亦被贬到循州，押解途中为仇家所杀，当时人作词讽刺说：“吴循州，贾循州，十五年前一转头。人生放下休。”足见人心所向，是同情吴而唾弃贾，并认为贾似道的下场正是谋害吴潜的报应。吴潜得罪理宗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反对理宗立其弟荣王之子为太子，所以才被贾似道等人的谗言所中，而就在同时，吴文英离开了吴潜幕下，到了荣王府邸中充当门客。要是吴文英为了吴潜的知遇之恩感激在心，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会被人视为“背叛”的行为？当然，吴文英的投身荣邸，也仅仅是为生计而做门客，谈不上什么政治立场，更无所谓什么忠诚背叛，与贾似道的交往也是同理，夏承焘评论：“总之，梦窗以词章曳裾侯门，本当时江湖游士风气，固不必诮为无行，亦不能以独行责之。其人品或贤于孙惟信、宋谦父，然亦不能拟为陈师道。此平情之论也。”孙、宋二人是与吴文英同时的江湖诗人，都曾谒见贾似道讨取欢心而获重酬，吴文英虽然也为权贵门客，却没有做过特别谄媚的事；陈师道则是北宋末年的著名诗人，为人耿介，因为姻亲赵挺之迫害元祐党人，对他深恶痛绝，宁可冻死也不穿妻子从赵家借来的衣服，吴文英也没有这样的风骨。他只是一个平凡的游士，心中未必无是非，却也不曾执是非，他不会向权贵出卖自己的人格，却也不可能为正义断绝自己的生路。就象在感情历程上，他有绵绵深情，却无力维护，不能争取，只能沉湎于往昔遗憾的回忆。除了文字上的才华，他一无足恃，所以毕生致深心于词章中，也由此成为“殿天水一朝”的词坛后劲，“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在这世上，各样人有各样性情，走各样道路，最终，都各有自己最应该的所在。
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居士，莆田（今属福建）人。以荫入仕，淳祐六年（1246）赐进士出身。官至工部尚书兼侍读。诗词均擅，风格豪迈激越，是南宋江湖诗人、辛派词人的重要作家。词集有《后村别调》。
【沁园春】
何处相逢？登宝钗楼，访铜雀台。
唤厨人斫就，东溟鲸鲙；
圉人呈罢，西极龙媒。
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余子谁堪共酒杯？
车千两，载燕南赵北，剑客奇才。
饮酣画鼓如雷，谁信被晨鸡轻唤回？
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
书生老去，机会方来。
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
披衣起，但凄凉感旧，慷慨生哀。
自稼轩之后，形成以豪放词风为特色的辛派词人群，其中以三刘成就为最高，是刘过、刘克庄、刘辰翁。这三人又各有特色，刘过为江湖布衣，带有落拓情怀与粗豪习气；刘辰翁亲历宋亡，集中多伤感悲咽之音。三人中只有刘克庄一生宦海浮沉，郁郁难伸，使他的词作风格“沉痛激烈”，虽不及辛弃疾的英雄气概，却也自有一股抑塞磊落之气。稍后的词评家张炎认为刘克庄的词“直致近俗，乃效稼轩而不及者。”举出的例子就是这首堪为后村词中压卷之作的《沁园春》。
这首词作于淳祐三年（1243），题为“梦孚若”，孚若姓方，名信儒，是刘克庄的同乡好友，也是都主张抗战的志同道合者，他曾出使金国，宋史记载：“自春至秋，使金三往返，以口舌折强敌。”可是回到朝廷，竟因为抗节不屈而被贬谪，此后一再黜降，屡受打击，竟致壮年早卒，刘克庄对他的死不胜伤悼，同一年还作了《梦方孚若》诗二首，都对这位亡友不得其用的遭遇，表示愤慨不平。“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这句话出自《史记李将军传》，汉文帝曾说一生命运坎坷到老不得封侯的李广：“可惜啊！他是生不逢时，如果让他生在汉高祖的时候，区区官封万户侯，何足道哉！”然而“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王维《老将行》）所谓“天幸”、“数奇”，也是人为环境的原因。方孚若胸怀大志却不得施展抱负，郁郁而死，并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刘克庄自己又何能免此？他只有通过梦境，和亡友携手共游中原，挥洒豪气，“吾少多奇节。颇揶揄、玉关定远，壶头新息。一剑防身行万里，选甚南溟北极？”（《贺新郎》）他们都是志在有为的热血男儿，可是压抑的社会环境，使他们报国无门，愤懑难当。方孚若带着一腔雄心壮志归于黄土，刘克庄还在这压抑的环境中长吁：“披衣起，但凄凉感旧，慷慨生哀。”读这样的词句，那积郁难舒的愤怨，让人有捶碎一切的冲动。
方孚若因使金不屈而遭贬，刘克庄自己的遭遇也比他好不了多少。他一生经历五朝（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因为其父封赠少师之衔，刘克庄身为贵胄子弟，二十三岁时即以荫补官，踏上仕途之路。如果他一直按照通常人的道路走下去，纵使不能出将入相、大富大贵，也定然不失为一个安稳富足的官僚，但他志气天纵，“恃才傲物”，又抱负不凡，在死水般的官僚群里，自然会令人侧目，屡遭谗毁。他三十八岁时，因所作《落梅》诗中有“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的句子，被认为对当道权臣有所讪谤，因此被劾免官，废弃十年。后来数度起用又数度罢职，都因他直言敢谏，不合于当世而被排挤。淳祐年间，宋理宗赏识他“文名久著，史学尤精”，因他是荫官入仕，特赐同进士出身（在古代科第至重，有进士身份才是最大荣耀。）在朝任职，可是仅做了一年朝官，他就由于“草诏忤旨”而被放外任。淳祐十一年再入朝，又弹劾主张投降的权相史嵩之，再度被免官，在家闲居八年。他前后被罢官竟达四次之多，这种折挫的经历，虽然及不上辛弃疾，在南宋词人中却也算得上异数。第一次因《落梅》诗被罗织罪名而落职，他在词中写道：“老子平生无他过，为梅花受取风流罪。”（《贺新郎宋庵访梅》）明明愤慨，却用看似揶揄的笔调轻松出之。而在第三次免官时，自称：“平戎策，从军什。零落尽，慵收拾。把茶经香传，时时温习。生怕客谈榆塞事，且教儿诵花间集。叹臣之壮也不如人，今何及！”（《满江红夜雨凉甚，忽动从戎之兴》）更分明是愤懑不平的反语，宦场中愈挫愈勇的刘克庄，他的骨头，是硬铮铮的。
刘克庄曾经为《稼轩词》作序，称赞辛弃疾的词作：“大声镗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所未见。”这段话很形象的概括了辛词的特质，也可知刘克庄学习辛词，能够抓住最本质的地方。南宋之后继踵者辛弃疾的词人有不少，但辛词其实并不好学，学辛词者，必须先在胸中有一股浩然之气，学得不好，便容易流于粗豪叫嚣，“稼轩是极有性情人，具一段真气奇气，否则纸上奔腾，其中俄空焉，亦萧萧索索，如牖下风耳。”（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陈亮、刘过有的词篇就有这样的瑕疵，刘克庄算是辛派词人中的佼佼者，虽然也不能免于“近俗”之讥，偶有过份直白浅露的毛病，但也有达到炉火纯青地步的名作。前面那首《沁园春梦孚若》是其中之一，再看这一首《贺新郎九日》：
湛湛长空黑。
更那堪、斜风细雨，乱愁如织。
老眼平生空四海，赖有高楼百尺。
看浩荡千崖秋色。
白发书生神州泪，尽凄凉不向牛山滴。
追往事，去无迹。
少年自负凌云笔。
到而今、春华落尽，满怀萧瑟。
常恨世人新意少，爱说南朝狂客，把破帽年年拈出。
若对黄花孤负酒，怕黄花也笑人岑寂。
鸿北去，日西匿。
“白发书生神州泪”，自来吟咏重阳佳节的诗词，绝少有如此豪壮悲痛者，后村词似稼轩，并不止是词风象，而是伤时忧世的气味相类。他自称“忧时原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现存后村词一共二百六十多首，多是壮怀激烈的高歌，却很少有刻红剪翠的软靡之音，正是“旨正而语有致”，他自说其词作：“粗识国风关雎乱，羞学流莺百啭，总不涉闺情春怨。”（《贺新郎席上闻歌有感》）刘克庄是反对耽溺欢场消磨壮士之志的，他曾这样用一首《玉楼春》词来规劝不务正业的朋友：
年年跃马长安市，客舍似家家似寄。
青钱换酒日无何，红烛呼卢宵不寐。
易挑锦妇机中字，难得玉人心下事。
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
这首词题为“戏林节推乡兄”，词中“水西桥”指的是当时福建的名桥，泛指妓女的住处。虽然名为“戏”，意思却很严肃，对这位姓林的朋友耽于冶游的行径提出了批评，告诫他要将目光放远放大，莫将有限的人生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男儿西北有神州”一句，开阔高远，“足以使懦夫有立志”。刘克庄这样规劝朋友，也是同样的要求自己，他自律律人，抱负极高，所以清代词评家冯熙推许他与辛弃疾、陆游鼎足三立：“其生于南渡，拳拳君国似放翁；志在有为，不欲以词人自域似稼轩。”
刘克庄虽然反对朋友冶游无度，填词也“羞学流莺百啭，总不涉闺情春怨。”但他在生活中，也不是完全摈弃儿女情长。他规劝这位朋友“莫滴水西桥畔泪”，就是以家中妻子的深情来打动他的心肠，“易挑锦妇机中字，难得玉人心下事。”为逢场作戏的露水姻缘浪游虚掷，却不知妻子在家中望眼欲穿，为什么要轻抛真情，甘逐浮华？联系到刘克庄自己的家庭生活，就可以知道他这些话并不是泛泛而谈，而是他真实的伤痛。
刘克庄的妻子也是姓林，福清人氏，这首《玉楼春》词中的“林乡兄”，可能就是林夫人的乡里同族。林夫人二十岁时与刘克庄结婚，共为夫妇十九年，情谊深厚，在妻子死后刘克庄亲撰墓志铭，说自己仕途不顺，“江湖岭海，行路万里，君不以远近必俱。”是真正的患难夫妻，他们曾经在贬官的途中遭遇航船失事的凶险，死里逃生之后，又陷入文书行李都随水漂失、进退无路的窘迫境地，但无论怎样，林夫人都是默默忍受，泰然自若，以自己的沉着镇定为丈夫打气。刘克庄一再黜免贫居，林夫人陪同他节衣缩食，过着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生活，从不诉苦抱怨。也许正是长期的困苦消耗了她的健康，在刘克庄做建阳县令的任上，林夫人因病去世，亡年三十九岁。同年刘克庄罢归莆田，路过妻子的故乡福清，抚昔伤今，哀痛绵绵，作了两首悼亡的《风入松》词，其一云：
橐泉梦断夜初长，别馆凄凉。
细思二十年前事，叹人琴、已矣俱亡。
改尽潘郎鬓发，消残荀令衣香。
多年布被冷如霜，到处同床。
箫声一去无消息，但回首、天海茫茫。
旧日风烟草树，而今总断人肠。
词开头云“橐泉梦断”，用的是唐传奇典故，沈亚之《秦梦记》小说中称自己在橐泉邸舍梦入秦国，与公主弄玉结为夫妻，后来弄玉夭亡，他营葬赋辞，十分哀痛，已而醒觉，才发现是大梦一场，这里借用这个典故代指爱妻亡故。“人琴俱亡”则出自《世说新语伤逝》，王子猷听说兄弟子敬病逝，驾车奔丧，绝不哭泣，坐到灵床上取来子敬生前的琴来弹奏，调不好弦，即掷琴于地，说：“子敬，子敬，人琴俱亡！”于是悲恸晕绝，良久方苏，一个月后也死去。刘克庄这里用兄弟来指代夫妇的悼亡，可见在词人心中，妻子不但是患难与共的伴侣，也是心灵相通的知己。近二十年相濡以沫携手同行，捱过那些艰苦的岁月，一旦其中有人先捐泉路，留下的那一个何其孤凄悲伤？《风入松》词其二云：“多情惟是灯前影，伴此翁、同去同来。逆旅主人相问，今回老似前回。”老妻已逝，此后惟余灯前形影相吊，词人顿然老尽容颜，摧断心肝。这种巨大的哀痛，仿佛跟随了他后半生，直到十五年后，他再次路过妻子家乡，又提笔追和了十五年前的悼亡词：
残更难捱抵年长，晓月凄凉。
芙蓉院落深深闭，叹芳卿、今在今亡。
绝笔无求凰曲，痴心有返魂香。
起来休镊鬓边霜，半被堆床。
定归兜率蓬莱去，奈人间、无路茫茫。
缘断漫三弹指，忧来欲九回肠。
“绝笔无求凰曲，痴心有返魂香。”可见即使时隔十五年，他对亡妻的挚爱也未曾消逝，还在痴心希望，有一日能找到传说中起死回生的返魂香，让爱侣重回人间。同年他还有两首《石塘感旧》：“鹿门陈迹有余哀，犹记庞公返自崖。行到当时相送处，不知老泪自何来。”“沈郎院闭彩云收，寂寞秋花折树头。留取断弦来世续，此生长抱百年愁。”诗中情深意挚，实堪与陆游怀念早逝的爱人唐琬：“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的伤悼之作媲美。而根据“绝笔无求凰曲”、“留取断弦来世续”的句子，都表明刘克庄丧妻后即已无续弦之念，他在宋词人中是少有的长寿者，一直活到八十三岁，林夫人死后他孤身独居四十二年，其用情之专之深，令人动容。大约就是因为经历过丧偶之痛，他才会规劝朋友珍惜家庭的幸福，而他自己的失偶余生，就把所有的心血，都投入了对国家对民族的关注中。
从刘克庄对妻子专注的情爱，就可以推知他实是一个深笃于情的人，他爱妻子、爱家人，推而广之，对世间挣扎在苦难中的人们也不会忍心弃置不顾，冯熙赞他“宅心忠厚”，举出他这首词《满江红送宋惠父入江西幕》为例：
满腹诗书，余事到、穰苴兵法。
新受了、乌公书币，著鞭垂发。
黄纸红旗喧道路，黑风青草空巢穴。
向幼安、宣子顶头行，方奇特。
溪峒事，听侬说。龚遂外，无长策。
便献俘非勇，纳降非怯。
帐下健儿休尽锐，草间赤子俱求活。
到崆峒、快寄凯歌来，宽离别。
词题中的“宋惠父”，就是有名的世界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的作者宋慈，字惠父，他是建阳人，刘克庄在建阳任县令时与他相识，称之为兄，引为“尤所敬爱者”。宝庆二年（1226），宋慈出任江西信丰主薄，当时江西南部三峒里少数民族发生变乱，宋慈将入军幕平定叛乱，刘克庄作词送之，却说：“帐下健儿休尽锐，草间赤子俱求活。”嘱咐朋友不要对反叛的“乱民”不分青红皂白的进行剿灭，希望将他们看成是因为求活铤而走险的“赤子”，谅解其苦衷，保全其活路，这种思想已不仅仅是“宅心忠厚”，而是具有早期的人道主义的光芒。他也劝勉另一个从军的朋友说：“不要汉廷夸策断，要史家编入循良传。”（《贺新郎寿张史君》）希望别人，也要求自己，做一个循吏良官，更好的羽翼百姓。他爱国，首先爱的是民。
可是在另外的传说里，却指摘刘克庄“刻薄”，《宋人轶事汇编》中记载他居乡时“不为乡人所与”，他乡间的住宅旁有一口井，据说井水能够治病，刘克庄可能是厌烦乡人络绎不绝的来打水，竟填塞了井口不让使用，在其他的事件上也有类似的刻薄行为。按刘克庄为民请命的作风来看，似乎不应该是如此小气的一个人，胸襟也不至于偏狭至此。但刘克庄晚年有一个最大的污点，就是结交贾似道，也许就因为这一件事，使后人对他的人品产生质疑。
贾似道是南宋著名的误国奸臣，口碑极差，倒台之后，当世曾与他有过关系的人无不遭受牵连，吴文英因为集中有投赠贾似道的词篇就引起争议，而刘克庄与贾似道的交往，同时代人所作的行状、墓志铭中都有记载，词集中也有不少庆贺贾似道的作品，证据确凿，令后人很难出于爱护的心理曲为之辩；但刘克庄的生平，又是一个值得赞誉的爱国词人，绝不能与“卖国贼”、“变节者”混为一谈。所以后人对他不免产生矛盾的态度，严厉批评也不是，绝口不提也不成，只好算作“晚节有污”，为他叹一声惋惜了。
其实看一个词人，完全不必要求他是一个完美无暇的人。刘克庄的为人，有深于情笃于爱的一面，有忠义刚烈的一面，却也有狂狷过度、骄傲自许的一面。他词中说：“疏又何妨，狂又何妨？”由于这一种“疏狂”，使他常常处于孤立的境地。在朝中他似乎永远是一个异类，四次立朝四次罢官，都因为与人不和，遭受攻击，这一方面出于他主战的立场、激进的作风，另一方面也可能出于他恃才凌人，不易与人相处。他身后的墓志铭说他：“前后四立朝，惟景定及二年，端平一年有半，余仅数月。游相最笃旧，不能久其留；郑相最怜才，竟不合而去。退之所谓谤随名随，公殆近之。……彼才名相轧者，方揽一世虚誉，公独恃九重为知己，炫才者忌之，媒名者争之，其不理于口也固宜。”其中“郑相”指理宗时的左丞相郑清之，号安晚，他爱惜刘克庄的才华，曾在落梅诗一案中伸出援手，后来刘克庄却与他不合而反目，晚年刘克庄追思痛悼，后悔莫及，为他书写行状洋洋数千言，寄托自己对这位良友知交的忏悔和哀思。由此可见刘克庄的性格，属于那种极其刚傲倔强一型的，他得罪于世，有时是坚守立场所致，有时却是出于无心，出于意气。这样真率的人，晚年却与误国奸相贾似道交情甚笃，一再为他写词贺寿，赞词并非全然出之吹捧，而是真心的揄扬，岂非奇怪的事？
刘克庄与贾似道的交谊本来属于世交，早年刘克庄曾受知于贾父，两人旧日便有相识之情。贾似道拜相，刘克庄原本免官在家，特为贾出山回朝，一直官至工部尚书，以龙图阁学士致仕，也可谓晚年显达。他在前四朝都与时相不合，惟独这一次却与贾似道相处得十分融洽，词集中为贾似道所作的贺寿词，称赞他：“但管取三边无警，活他百万生灵。”、“投一粒丹元气转，下三数著输棋活。把晋朝王谢传同看，谁优劣？”这样高度的赞许，若非昧心的阿谀，就是和当时皇帝一样昏庸受欺，把贾似道真的看成了护国的良相，依刘克庄一贯的个性人品，再考虑他那时已是八十岁的高龄，还是后者的可能性较大。但一个报国志士，到晚年却对奸佞权臣如此称颂，难免后世讥讪。
刘克庄之所以落到晚节不保还懵懂不知的地步，其实也是出于他自己的性格弱点：他的为人，可以轻富贵、甘贫贱，却总有那一股耿耿狂狷之气，急待人认可，喜听人许可。据说贾似道一直对他“尤相亲敬”，可以给他这种强烈的求认可欲以极大的满足，而他那时反正垂垂老矣，疾病缠身，在政坛上只能做一个点缀品，贾似道也乐得以一点小小的折节下交，博取当世亲贤爱才的好名。就这样，刘克庄堕入网中还不自知，直到病势加重辞官退休之后，还写词怀念自己这段最惬意的朝堂生涯：“也莫爱宫中请内相，也莫爱堂中呼六丈。……免飞升，长快活，戏人间。”（《最高楼》）“堂中呼六丈”指的是北宋富弼尊敬欧阳修，自认晚辈而以行第呼他为“六丈”，这里用来指代贾似道对刘克庄既亲密又尊崇的态度，可见当朝丞相的敬重，一直让他沾沾自喜，引以为豪。幸亏，在致仕回乡的次年，刘克庄便因病去世，没有来得及见到贾似道真实面目暴露、势败权倾的一天，对他来说，大约也是一种幸运。
文天祥（附邓剡、王清蕙）
文天祥（1236-1283），字履善，一字宋瑞，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宝祐四年（1256）进士。度宗朝，累迁直学士院，德祐初，除右丞相，兼枢密使，奉使元营，被拘留后逃脱，为南宋流亡政府的右丞相，兵败被执，囚禁燕京四年，不屈就义。能诗文，诗词多抒写其坚贞不屈之志，词集有《文山乐府》。
【酹江月】
乾坤能大，算蛟龙、元不是池中物。
风雨牢愁无著处，那更寒虫四壁。
横槊题诗，登楼作赋，万事空中雪。
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
堪笑一叶漂零，重来淮水，正凉风新发。
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
去去龙沙，江山回首，一线青如发。
故人应念，杜鹃枝上残月。
南宋一部历史，以亡国始，又以亡国终，其间百年偏安、无所进去的状态，令人扼腕愤懑。但就在这不思振作的百年之间，一首一尾，却出过一文一武两个民族英雄，足以辉映史册，名垂不朽，他们就是南宋之初的武穆王岳飞，与南宋亡国之际的信国公文天祥。岳飞以壮志难酬、含冤而死成为历史上千秋万古的遗憾，而文天祥却在大厦将倾、一木难支的时势下从容壮烈的就义，以生命书写了一阕浩然高亢的《正气歌》，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
现代似乎有一种新的潮流，喜欢用如今业已变迁的社会价值观，去给古人制订标准，说得不中听一点，就是以成败论是非的功利主义历史观。因为如今中国的各民族融合了，就不承认历史上民族之间也曾经有过敌对的关系，有过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就要将千百年来民族的脊梁、国家的良心，一变而从教科书中取消掉英雄的称号，转而为秦桧、洪承畴（或许以后还有汪精卫）之流翻案平反，试图捧他们进入神坛？历史的车轮的确是在滚滚前进，却并不是什么都会碾碎，也许总有一天，连今日的价值观在后代看来也会无足轻重，但不管怎样的事过境迁，我们却不能也不应该，对这些曾经以生命捍卫了民族尊严和个人操守的英雄，报以漠视和不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人间总有这一种勃勃英灵之气，让人肃然起敬，轻亵不得，就算有一天国家会消亡，民族会无界限，世界会大同，但只要还需要保留人类的爱与信心、勇气，我们的教育里，就不应该取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掷地有声的光辉诗篇。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句诗，是文天祥兵败被擒之后，元兵押他北上，途经零丁洋（今广东珠江口外）时所作，由宋降元的元方主将张弘范让他写信招降仍然在崖山坚持战斗的张世杰，文天祥不答，只是挥笔写下这首《过零丁洋》诗给他。张弘范知其意不可转，只得一笑置之不问。文天祥被押送元大都，同他一道被俘上路的还有同乡邓剡（1232-1303），字光荐，南宋景定三年（1262）进士，被俘时任流亡政府的礼部侍郎。邓剡既是文天祥的好友，也是坚定的抗元志士，一门十二口同时死于兵火，兵败被擒押送北上时，他因病留居在建康天庆观中，后来出家为道。邓剡留在建康养病的时候，与文天祥道别，写下了这样一首《酹江月》词：
水天空阔，恨东风、不借世间英物。
蜀鸟吴花残照里，忍见荒城颓壁。
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
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
那信江海余生，南行万里，属扁舟齐发。
正为鸥盟留醉眼，细看涛生云灭。
睨柱吞嬴，回旗走懿，千古冲冠发。
伴人无寐，秦淮应是孤月。
这一首词也有人认为是文天祥所作的，明末与他们有同样遭遇的抗清英雄陈子龙评价道：“气冲牛斗，无一毫委靡之色。”虽然两人都到穷途末路，词中却仍存勃勃壮心，文天祥的和词，便是开头所引的那一首。“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已经坚定了殉国的志向。最后一句以杜鹃为比，古蜀王杜宇失国之后，化为杜鹃飞回，悲啼泣血，声声叫道：“不如归去，不如归去！”文天祥写道：“从此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金陵驿》）这也是他与邓剡分别之际写下的诗句，已明示即将一去不返，就像他的诗集以“臣心一片磁铁石，不指南方不肯休。”而命名为《指南录》一样，人虽北去，他的心念，他的忠魂毅魄，却永远萦绕着这一片故国土地。
邓剡以遁入道山表明绝不与新朝合作的态度，后来竟得了此终身。他的词与文天祥的词作常常混在一起分辨不清，除《酹江月》词之外，还有这首《南楼令》：
雨过水明霞，潮回岸带沙。
叶声寒、飞透窗纱。
堪恨西风吹世换，更吹我、落天涯。
寂寞古豪华，乌衣日又斜。
说兴亡、燕入谁家？
惟有南来无数雁，和明月、宿芦花。
《词苑丛谈》将该词归入文天祥的名下，说这是他被执北上时，路过信安，驿馆中人敬佩他是忠臣，供奉甚是丰盛，文天祥却彻夜难眠，题了这首词在壁间。词意较为低沉伤感，与前面豪壮悲慨的作品确实大不相同。但文天祥的性格，并非仅仅是一个忠臣烈士、道德楷模，在“忠肝如铁石”之下，照样也有着普通人的留恋与哀伤。
《宋史》本传载文天祥“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是个相貌气质均属第一等的美丈夫，他二十岁时就中了进士，理宗皇帝亲自拔取为第一，少年状元，鲜衣怒马，又兼家境宽裕，挥金如土，可谓人生得志之极。如果不是遇上末世，他完全可以春风得意过一生，在亡国前，他也的确一直放荡不羁，纵情声色。这样锦衣玉食的人物，按照常理，恐怕连从富贵到贫贱到苦头都很难吃得消，何况是主动的毁家纡难，起兵恢复，历尽千难万艰，最终付出生命的代价，为的只是“取义成仁”四个字？殉国若只是引刀成一快，尚不是最难，最难的是在慷慨捐躯之前，还要先经受被囚禁土室、受尽非人折磨的考验，文天祥在《正气歌》的诗序中记载他所受到的折磨：“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遝，腥臊汗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於兹二年矣。”狭窄难以容身的囚室里，漏雨泥泞、烈日曝晒、暑热蒸郁，还有腐坏的食物、人体的腥臊、粪便的恶臭，以及死尸腐鼠的种种污秽难闻的气味，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曾经腰金衣紫、偎香拥艳的这位清贵文臣、状元宰相，他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那一份“正气”，心如铁石，誓不转移，即使知道只要自己一点头一松口，以前的富贵荣华立即就会回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是平静的向亲自劝降的元世祖忽必烈说道：“只求一死足矣。”当时人对他的高节无不景仰，元朝的臣子都为他作诗说：“当今不杀文丞相，君义臣忠两得之。”但文天祥的信念终究无可动摇，只求一死，也只有一死，才是对他最好的成全。文天祥就义之后，为他收敛遗体的人看见他衣带中有一段赞词，是他最后的遗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惟其义尽，所以仁至。”他对自己的操守，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持，但对别人的选择，亦有一种无奈的宽容与揶揄。《宋稗类钞》上记载他在临安将被攻陷之前的一段轶事：都城即将陷落，文天祥无力回天，向幕僚们叹息说：“事已至此，为之奈何？”幕僚说：“一团血！”文天祥问：“什么意思？”幕僚说：“丞相万一捐躯，我等皆请从死，一起为国殉难。”文天祥笑而不答，反问道：“你们听说过刘玉川的事吗？”于是讲了一个故事给大家听：
刘玉川是个穷读书人，与一个妓女相好，两人情深意重，相约白头到老，妓女为了他辞去了所有的客人，一心守着刘玉川过日子。后来刘玉川终于在妓女的资助下中举得官，妓女想和他一道赴任，名正言顺的做夫人，刘玉川却已变了心，怕她给自己丢了颜面，于是欺骗她说：“朝廷有规定，不允许携带家眷上任。我怎么能一个人走呢？宁可和你死在一处罢！”于是准备了毒酒，以殉情为名要妓女先饮，妓女哭着喝了一半，留下另一半给他，刘玉川当然不肯跟着喝下。妓女就这么糊涂上当死去，刘玉川则心安理得的单身离开。
文天祥讲了这个负心汉的故事后，笑着环视众幕僚说：“今日大家可不要学刘玉川啊！”众人听了都大笑。文天祥的话虽是玩笑，说话的时候，却估计是带有一丝辛酸的，在南宋尚未覆灭之时，他已经明白人心难齐，时势难挽，也明白自己的选择，是一条既艰苦又孤独的、甚至全无胜算的荆棘路，但他还是义无返顾的走下去。不是为赵宋王朝，而是为自己心目中所认同的国家，为自己甘愿以性命守护捍卫的信念。
临安陷落后，后院三宫妃嫔宫女均被元兵押解北上，有一位宋度宗的昭仪王清蕙，在路过汴京夷山驿（一说燕京驿）中，题了这样一首《满江红》词：
太液芙蓉， 浑不似、旧时颜色。
曾记得，春风雨露， 玉楼金阙。
名播兰馨妃后里， 晕潮莲脸君王侧。
忽一声鼙鼓揭天来， 繁华歇。
龙虎散，风云灭。
千古恨，凭谁说？
对山河百二， 泪盈襟血。
驿馆夜惊尘土梦， 宫车晓辗关山月。
问姮娥、于我肯从容， 同圆缺。
这是亡国之后，无辜女性们承受着灾难所带来的沉重耻辱，发出的血泪哀歌，在当时中原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传诵南北。文天祥见到此词末句云：“问姮娥、于我肯从容， 同圆缺。”却摇头叹息说：“惜哉！夫人于此少商量。”他认为王清蕙的词中流露出意欲妥协的软弱口吻，这在肝胆如铁的他不能苟同，于是他和了一首，坚定的说：“世态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分明月。”表明自己对国家的忠贞之情，决无改移。和词之后，他意犹未尽，又代王清蕙作了一首《满江红》：
试问琵琶，胡沙外、怎生风色？
最苦是、姚黄一朵，移根仙阙。
王母欢阑琼宴罢，仙人泪满金盘侧。
听行宫、半夜雨淋铃，声声歇。
彩云散，香尘灭。铜驼恨，那堪说。
想男儿慷慨，嚼穿龈血。
回首昭阳离落日，伤心铜雀迎秋月。
算妾身、不愿似天家，金瓯缺。
“想男儿慷慨，嚼穿龈血。”用这样的标准去要求乱世深宫不能自主的弱女子，似乎有点苛责，文天祥自己，却是毫不含糊的履行了自己的誓言。但他也并非完全的责人从严，对旁人选择的道路，只要不是昧心无良，他也予以尊重理解。像王清蕙一样被掳北上，后来自请出家以保全自己的宫廷乐师汪元量，他在监狱里与之唱和，给予赞赏；他的弟弟文璧，“已作门户谋”，投降元朝为官，他也只是叹息：“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三仁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横苍烟。”虽然微有不满，却并不责难他没有同自己一起殉国尽节。但对于那些卖国求荣、献媚取宠的降臣，他则报以鄙夷和讽刺。临安初陷落时，他被拘元营，敌营在留远亭举行夜宴，降元的宋臣贾余庆、刘岜为了讨好元人，使尽浑身解数，甚至当众淫亵表演，不堪入目，文天祥看他们丑态百出，十分愤怒，当场口占二绝予以讽刺。后来他经过供奉唐代义守睢阳尽忠报国的张巡、许远的双忠庙，有感而发，题词《沁园春》：
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
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臣义缺，谁负刚肠。
骂贼睢阳，爱君许远，留得声名万古香。
後来者，无二公之操，百炼之钢。
人生翕欻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
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留芳？
古庙幽沈，仪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
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
后人词话中评价说：这首词“盥漱读之，公之忠义刚正凛凛之气，流露于简端者，可耿日月、薄云霄，虽辞藻未免粗豪，然忠臣孝子之作，只可以气概论，未可以字句求也。”正是因为词全出于忠臣最真实的心声，不暇修饰辞句，也不屑修饰辞句。如果论艺术性文学性什么的，它不是精品，但直白的抒发，严正的要求，却足以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九日，文天祥被押赴大都柴市口，临刑前他问清哪边是南方，向南礼拜，整衣正容，说道：“我的事已毕了。”从容就义。当日大风扬沙，天地为之晦暗，恍如夜晚降临。传说此后一连数日天气都阴晦不明，连白天宫内外都需要秉烛燃矩而行，忽必烈怕是文天祥的英灵作祟，后悔杀害了他，于是封赠他为太保、中书平章事、庐陵郡公，设坛祭奠。丞相孛罗刚举行初奠礼，便见狂飚陡然卷地而起，飞沙滚石，不能睁眼。俄而将元朝封赠的牌位卷上半空，隐隐雷鸣响动，仿佛愤怒之声，天色更加昏暗。元朝君臣急忙将牌位改成：“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国公。”狂风这才平息，云开雾散。文天祥就是到死，都以宋臣自居，这个近乎神话的传说，也许正是民心所向，所以编撰出这样的神迹聊以安慰、寄托景仰吧。
文天祥的子女都在抗元战争中失踪死亡，婢妾四散，夫人欧阳氏也在他死前就自刎尽节，文天祥为她作了祭文哀悼，《宋史》则说文天祥死后由夫人殓葬，根据祭文来看，宋史记载有误，为文天祥收殓营葬的，其实是义士张毅夫。张毅夫是文天祥的旧友，当文天祥贵为南宋丞相时，曾再三请他出来作官，张毅夫都推辞不往，并不依附显贵的朋友。到了文天祥被捕北上，他却主动赶来会面，请求道：“今日丞相赴北，我当随行前往。”到了大都之后，张毅夫在文天祥的囚所附近住下，天天送饭，数年始终如一，并且偷偷做了一个木匣，文天祥就义之后，他便冒着风险私藏了他的头颅，并从宋方俘虏那里访求到欧阳夫人的遗体，与文天祥遗体一起火化殡葬。后来终于找到文家的后裔，指点他们正式安葬文天祥夫妇。《帝京景物略》则说是江南十义士将文天祥藁葬于都城小南门外五里道旁，到元大德年间，文天祥之弟文璧出继给文天祥名下的嗣子在大都顺城门访求到文天祥失散的旧婢绿荷，告知葬所，这才将文天祥夫妇归葬故乡庐陵。文天祥生前曾写诗给弟弟：“不知何日归兄骨？狐死犹应正首丘。”身后数十年，他总算完成了归正首丘的遗愿。
《癸辛杂识》记载了文天祥身后的一件事：南宋灭亡很久之后，有人过河间府（今河北沧州地方），在道旁一个烧饼店里憩息，看见主人家的阁子里贴着条幅，却是文天祥亲笔书写的四首诗。这个人随口说道：“这字写得也好，用两贯钞换两幅给我怎么样？”主人笑道：“这是我的家传至宝，就算一锭钞（元代五十贯为一锭）一幅也不可能换！咱祖上也是大宋子民，流落在此，赵家三百年天下，只得这一个官人。文丞相生前路过这里，亲手写给我的诗，真是无价宝物，岂能轻易给别人呢！”朴直的言语，却说出当时人对文天祥发自内心的敬佩崇拜，纵使是已经改朝换代也不曾消弭。文天祥中举时，宋理宗说道：“天之祥，乃宋之瑞也。”于是亲自为他改字宋瑞。虽然这位“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的状元丞相并没有使宋王朝遇难成祥，但他最后的坚持却弥足宝贵，不仅在大宋遗民心里，他代表了那一个王朝官员的良心，就是千百年之下，他也永远是整个民族的珍宝。
蒋捷
蒋捷（生卒年不详），字胜欲，号竹山，阳羡（今江苏宜兴）人。咸淳十年（1274）进士。宋亡不仕，以词名。有《竹山词》一卷。
【虞美人】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
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
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如果没有亡国的经历，蒋捷在宋词史上，也许仅是一个词风纤巧的才子。他一生未仕，连生卒年也难以详考，只知道他约生于宋理宗淳祐年间，即十三世纪四十年代中，卒于十四世纪初，生平唯一留下确凿年份记载的，就是他曾在宋度帝咸淳十年（1274）考取进士。当他中进士后仅仅两年，还未来得及授一官半职，元兵已长驱南下，攻破都城临安，维持了一个世纪的南宋小朝廷终于遭到灭顶之灾，蒋捷从前科新进士，一下子变成了旧朝亡国奴。少年时他还是倚红偎翠、流连诗酒的文人，一变而成饱尝亡国之痛、颠沛流离的遗民，到晚年飘零无偶，遁居僧舍以终。因为天崩地裂的浩劫而造成前后巨大反差的一生遭际，便浓缩在这一首题为“听雨”的《虞美人》词里。“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忧患余生，已成落幕，少年的欢畅，壮岁的漂泊，晚景的枯寂，尽皆凝结在那一窗冷雨之中。这种绵绵长恨、黯黯沧桑，不但是同时代人的共同经历，也会引起后人的强烈共鸣，所以虽然也有人嫌他词语偏于俚俗，批评《竹山词》：“薄有才情，未窥雅操。”（《介存斋论词杂著》）说他是：“词中左道。”（《白雨斋词话》），却亦有人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竹山词可称：“长短句之长城。”（《艺概》）、“晚宋诸家，竹山最为沉咽。”（汪东《唐宋词选评语》）“沉咽”二字，正是蒋捷词由小才气转向大词笔的关键处。
从“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一句来看，蒋捷的少年时期过着颇为写意的生活，他的出身无考，但可以看出应当是一个宽裕的中等市民人家，达不到金钗十二、珠围翠绕的程度，也不至于为生计忧煎。他早期的词风轻快活泼，对万物都持有一种欣赏的心情，即使是生活中的小细节，也能以独特的眼光看到趣致，赋以词章。看到街头的卖花人，他描写道：“担子挑春虽小，白白红红都好。卖过巷东家，巷西家。 帘外一声声叫，帘里鸦鬟入报，问道买梅花，买桃花？”（《昭君怨买花人》）邻居来院中折花，他也给予细致的叮咛：“人影窗纱，是谁来折花？折则从他折去，知折去，向谁家？ 檐牙，枝最佳，折时高折些。说与折花人道：须插向，鬓边斜。”（《霜天晓角》）这些小词都是极其纯净不带一分杂质的，将生活琐事写得如此诗意盎然，可见词人心细情真，有着乐观风趣的心态。
蒋捷“语语纤巧、字字妍倩”风格的代表词作，当推下面这首《一剪梅•舟过吴江》：
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
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
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这首词有人认为是亡国之后所作，我以为非是，读“何日归家洗客袍”一句，便可知他这时尚且有家可归。这不是国破家亡漂泊异乡的悲苦之音，而是“一片春愁待酒浇”的客中愁思，虽然有时序变换的怅恨，调子却是开朗轻快的，在伤春之作中，它的色调显得格外明媚流丽，樱桃之红润可爱，芭蕉之碧绿悦目，即使提示着春去夏来的光景变迁，也是那么美好，以至于读者在“日月掷人去”的感慨中，仍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作者的愁思并非郁积苦闷，而是轻淡宛转，因为那个“银字笙调，心字香烧”的小家庭尽管暂时不在身边，却总有一日能重新相见，写着这首思归曲的时候，词人多半是带着带着满心的温馨、期冀的笑意吧。
可是这样轻松欢快并不长久，就在词人科场得志一举及第之后，他便很快从普通士子能达到的极满足，跌进了时代所给予的最不幸。虽然蒋捷在南宋还未来得及出仕，并未加入统治者的阶层，完全不应该为上层的失政误国买单，可是就象所有无辜的百姓一样，他却不得不承受着小人物在乱世中的不幸。他因战乱丧失了原有的一切，只身漂泊东吴一带，家园多半已毁于战火，家人亲眷都在乱离中失散，甚至可能遭掳被杀，那一个“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的盼望，已经永不可得，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幸福，也被这个残酷的世界击成粉碎。这些情况，他都写在亡国后的词作里，如这首《贺新郎•兵后寓吴》：
深阁帘垂绣。
记家人、软语灯边，笑涡红透。
万叠城头哀怨角，吹落霜花满袖。
影厮伴、东奔西走。
望断乡关知何处，羡寒鸦、到著黄昏后。
一点点，归杨柳。
相看只有山如旧。
叹浮云、本是无心，也成苍狗。
明日枯荷包冷饭，又过前头小阜。
趁未发、且尝村酒。
醉探枵囊毛锥在，问邻翁、要写牛经否。
翁不应，但摇手。
这首词看似平淡，并没有哭天抢地悲痛欲绝，却一字字都是血泪凝成，曾经拥有过红袖添香、笑靥软语的温馨小家，到如今却落得只影相随，奔走求活，就连乌鸦到晚尚有枝可栖，他却望断乡关不得归，纵使归去也无家可依。他本是宋末最后一科的进士，有着锦绣般的前程，这时却沦落在乡村为人抄写过活，求取冷饭残羹填饱肚皮。这样穷困潦倒的生活延续了他整个后半生，“二十年来，无家种竹，犹借竹为名。”（《少年游》）他后半生似乎一直没有与家人团聚，也没有再成一个家，只是孤零零一个人辗转漂泊，最终寓居僧舍，在佛门空寂之所了此残生，所以在他亡国后的词章中，多是凄抑之音，怀旧之辞。
在北宋灭亡之后，一批南渡词人怀着对故国的无穷追忆，写下不少悼念的作品，到南宋亦轮到了亡国的命运，身为宋遗民的词人自然也同样拿起了笔，试图将自己前半生中的美好场景再现于纸上。金灭北宋，元灭南宋，都不仅仅是朝代的更替，而是一场文化的大劫难，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毁灭，尤其是那个精致风雅的宋人生活方式从此永劫不复，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遗民的哀辞里，写得最多的就是怀念旧朝生活场景、节日风光。而在两宋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元夕可以算是最热闹也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个全民娱乐日，所以在北宋亡后，李清照写元夕：“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永遇乐》）南宋亡国后刘辰翁也写元夕：“红妆春骑，踏月影、竿旗穿市。”（《宝鼎现》）蒋捷青少年时期也曾混迹市廛，吟风弄月，他追咏元夕的代表作是长调《女冠子》：
蕙花香也，雪晴池馆如画。
春风飞到，宝钗楼上，一片笙箫，琉璃光射。
而今灯谩挂，不是暗尘明月，那时元夜。
况年来心懒意怯，羞与蛾儿争耍。
江城人悄初更打，问繁华谁解，再向天公借？
剔残红灺，但梦里隐隐，钿车罗帕。
吴笺银粉砑，待把旧家风景，写成闲话。
笑绿鬟邻女，倚窗犹唱，夕阳西下。
蒋捷描写的元宵盛况，可以从笔记《武林旧事》中找到相关描绘：“元夕张灯，好事家间论雅戏、烟火，花边水际，灯烛灿然，游人士女纵观，则迎门酌酒而去。又是幽坊静巷，多设五彩琉璃泡灯，更自雅洁，靓妆笑语，望之如神仙。”这一个梦幻般的神仙乐境，到故国沦亡之后只能存在于回忆当中，而邻家的少女，犹自唱着南宋词人范周的著名元夕词：“夕阳西下，暮霭红隘，香风罗绮……”刚从旧梦中恍惚醒来，待铺开锦笺将以往的世界留在纸上的词人，忽然听到这样怀旧的歌曲，不由百感交集，是凄楚，是安慰，是惆怅？只能泛起一个苦涩的微笑。
前面提到的《武林旧事》，是与蒋捷身份相同的宋遗民周密追忆都城临安的繁华而作，无独有偶，在一百年前北宋灭亡的时候，南渡士人孟元老也曾写过一部《东京梦华录》，追述汴京城的繁华盛事。从北宋到南宋，隔着百年的光阴，世事却如此相似，仿佛是宿命的轮回，令人不胜叹惋悲慨，蒋捷写过《齐天乐•元夜阅梦华录》词，感叹人世沧桑好景不长：“华胥仙梦未了，被天公澒洞，吹换尘世。”在另一首元夕词中，也怅然长叹：“旧说梦华犹未了，堪嗟，才百余年又梦华！”（《南乡子•塘门元宵》）追忆中多少欢娱，现实中多少凄楚，尽付一梦而已。
蒋捷不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他早年的词作轻倩妍巧，可见为人也属于文弱一型，遭受战乱之苦后，他的情绪便流于消极，不象同时代刘辰翁一样悲怆激昂，而是如张炎、王沂孙等人一般沉湎于哀伤感怀之中。但他的悲伤，又不同于其他人缠绵曲折，却别具一种风味，如这首《梅花引•荆溪阻雪》：
白鸥问我泊孤舟，是身留，是心留？
心若留时，何事锁眉头？
风拍小帘灯晕舞，对闲影，冷清清，忆旧游。
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
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
漠漠黄云，湿透木棉裘。
都道无人愁似我，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
这当是他流浪途中抒发思乡之情的作品，但“故乡一望一心酸，云又迷漫，水又迷漫！”（《一剪梅宿龙游朱氏楼》）已经遭到兵火破坏的家园，与其回顾，倒不如永远弃绝，这首因行程受阻而作的词，描述的是旧游不再、往梦难寻的凄凉，却以貌似轻快的笔触写出珠玉跳跃般的词句，在想象中有殷勤的白鸥相问，有同样苦受大雪摧残的梅花同病相怜，词人愁苦的心也似乎得到了一丝安慰。从这一点中，依稀又窥见了早年那个开朗欢快、视万物俱有情思的蒋捷。亡国后的竹山词，“内容与感情均极悲苦，但构思布局与遣词造语却带有看破一切的旷达和嘲讽意味。同样是遗民的血泪之作，在蒋捷写来却面带苦笑；这苦笑的泪水，似更令人心酸。”（陶尔夫、刘敬圻《南宋词史》）这段评价确是对蒋捷词作的独到之处一语中的。
也许正因为无能为力，所以只有看破一切与自我宽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蒋捷也只是一个生活中的弱者。但是，虽然他是弱者，在坚守气节是非原则方面，却绝不妥协。元成宗大德年间，曾有人向元朝廷荐举他为官，蒋捷坚决拒绝，不仕新朝，联系到他晚年穷愁潦倒、衣食无着的处境，可知他坚持操守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勇气。“此恨难平君知否？……恨无人、解听开元曲。空掩袖，倚寒竹。”（《贺新郎》）以女子的守贞来喻自己的操守不移；又如他《尾犯寒夜》词中所说：“鸡边长剑舞，念不到、此样豪杰。瘦骨棱棱，但凄其衾铁。……浩然心在，我逢著、梅花便说。”闻鸡起舞的刘琨有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图，使得陆游感叹：“刘琨死后无奇士，独听荒鸡泪满衣。”蒋捷没有力量学习这位英雄豪杰，却也能够守住自己衾冷如铁、骨瘦如棱的穷困生涯，以高洁耐寒的梅花比拟自己的浩然之气。这是一个弱者在当时能做出的最强烈的反抗，也许单以“民族气节”什么的来说，并不能完全概括他的心志，其实，这只是小人物最坚定的爱憎——对于毁掉自己家园、剥夺自己幸福的入侵者的永久憎恨。
王沂孙（附周密）
王沂孙（？-约1289），字圣与，号碧山、中仙、玉笥山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入元，任庆元路学正。词多咏物，间寓家国之恸。有《花外集》，又名《碧山乐府》。
【眉妩】
渐新痕悬柳，澹彩穿花，依约破初暝。
便有团圆意，深深拜、相逢谁在香径？
画眉未稳，料素娥犹带离恨。
最堪爱、一曲银钩小，宝帘挂秋冷。
千古盈亏休问。
叹漫磨玉斧，难补金镜。
太液池犹在，凄凉处、何人重赋清景？
故山夜永，试待他窥户端正。
看云外山河，还老桂花旧影。
王沂孙在历史上“身世沦微”，生平难考，在词史上的地位却不低，《白雨斋词话》里这样评价：“王碧山词，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感时伤世之言，而出于缠绵忠爱——诗中之曹子建、杜子美也。”将他比拟成汉魏诗中的曹植、唐诗中的杜甫，现在看起来实在是过誉之词，但王沂孙在词学上的成就也的确可观，清代传承南宋“醇雅”一路的常州词派推崇宋词四家（不是文学史上公论的宋词四大家苏、周、辛、姜），以“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为两宋词坛之冠，王沂孙在其中要坐第三把交椅。清代的周济甚至主张学词要“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也就是从碧山词入手，上溯吴、辛，最后达到周邦彦富艳精工、浑化无痕的最高境界。周济所列出的这四家，除辛弃疾是豪放派宗主之外，另三人都风格婉约雅正，是以人力雕琢与天然朴素之美争胜的典范，这种说法虽然有周济个人的偏好在内，却也是南宋以后的人学填词的一种流行方向，尤其是填慢词长调，讲求铺叙裁剪，绝大多数都绕不开“问涂碧山”的路子。
王沂孙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力的作品是咏物词，自古咏物的佳作不少，借咏物以寓寄托的手法也早已有之，但将咏物与寄托的结合形成一种套路，提供给后人一个学习典范的，却当推王沂孙为榜样作者。但奇怪的是，无论在后学者、评论者那里，还是词史上，王沂孙的成就影响都不容忽视，但在普通读者那里，很欣赏他词作的却并不多。他的词既不乏精致工巧，也不缺思想内涵，却总好象少了什么东西，不能在第一时间打动人心，使人会意，令人传诵。读他的词需要思索，甚至是像猜谜一样去探究，却很难令人在思索探究之后，产生强烈的情绪波动与共鸣。以我的看法，碧山词适合学，却不适合爱，适合作为艺术品来把玩欣赏，却不适合成为与读者血肉交融的心灵鸡汤。
咏物而有寄托并非王沂孙开创，作品艺术价值的高低，只在修辞手法的精妙与作者立意的高下而已。王沂孙生当宋末元初之际，与同时代的许多遗民文人，经历过从繁华到落魄的“华屋山丘”之变，人间的沧桑在他词中一一折射，“读碧山词，不得不兼时势言之”，所以他有所寄托的咏物词，竟可以当作南宋亡国的伤心史来看。
以上面所引的这首碧山词代表作《眉妩新月》为例，这首词借描写新月来影射南宋山河破碎、回天乏术的局势。“玉斧”一词，用的是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典故，传说唐代有人在林中遇到一个穿着洁白衣服、枕着包袱酣睡的人，唤醒后问他从何处来，那人笑道：“你知道月亮是七宝合成的吗？月亮的形态有如圆丸，表面并不平整，我们看见月中的黑影，其实就是日光照耀在球体上的凹处产生的。有八万二千户的人常年奉命修整月亮。”打开包袱，给别人看修整月亮所用的斧头、凿子等物。——这个故事颇为奇异，似乎早在唐朝，古人已经了解到月球表面凹凸不平，并知道月面的黑斑是由于不能反射日光的缘故造成，与现代科学所揭示的天文知识惊人的相合。在那个连望远镜也没有的时代，怎么能窥知宇宙真实的奥秘，是巧合还是奇迹，无从得知，只是后世文学典故之中，多了一个“玉斧修月”的神话传说。
南宋初淳熙年间的一个中秋节，皇帝孝宗与太上皇高宗设宴赏月，侍宴的词人曾觌，进上《壶中天慢》词一阕，词中说：“云海尘清，山河影满，桂冷吹香雪。何劳玉斧？金瓯自古无缺。”那时南宋朝廷建立已稳，算作是进入了“中兴盛世”，但在半个北中国都失陷在敌国之手的情况下，还说什么“何劳玉斧？金瓯自古无缺。”这颂圣不免有所昧心。到了王沂孙的时候，倒是九州大同了，可是这又复归于一统的河山，却已是异族别姓的金瓯，所以王沂孙才叹息说：“叹漫磨玉斧，难补金镜。”关于这首词的写作年代有一种说法，认为本词作于临安被元兵攻陷的当年（1276），当时谢太后率众投降，宰相陈宜中出逃，拥立端宗即位于福州，后来又逃往南海。宋朝虽大势已去，毕竟还留有一丝恢复的希望，所以词人又说：“试待他窥户端正。看云外山河，还老桂花旧影。”可是这希望显然是极其渺茫，连词人自己，也不敢下一断语的。
词人的犹疑果然不无道理，南宋都城陷落之后，虽然有一批忠臣拥立小皇帝继续抗元，可是仿佛连上天也不再保佑赵宋王朝，小皇帝死了又立，抗元势力屡战屡败，最终直退到海上。蒙古铁骑挟雷霆之威长驱南下，很快就将南宋这一座锦绣江山全部括入囊中。南宋的最后一场抵抗，也是元对宋的最后一场歼灭战，史称“崖山之战”。这一战消灭了南宋流亡政府的最后有生力量，十万宋兵没于海波，左丞相陆秀夫见事已不可为，毅然对小皇帝赵昺说：“德祐皇帝（即随谢太后投降的宋恭帝赵显，被掳北上。）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背负九岁的赵昺投海而死，大将张世杰在绝望之下，向天祈祷速起飓风，覆灭坐船，让他葬身于万顷海涛之中。这一段历史，在中国五千年来朝代更迭之中，无疑是最惨烈、最悲壮，也最为沉重的一页，这是代表着古代中华文明的汉民族政权第一次整体亡于游牧民族之手，古典意义上的中国随着赵宋王朝的终结宣告灭亡，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汉文化传承到这个时代发生了一次断层，因此史学界有一种沉痛的说法：“崖山以后，已无中国！”
崖山之战宣告了赵宋王朝的彻底覆亡，而在崖山战役之前，原南宋治下的百姓，已经遭受了所有的劫夺，尝到了亡国带来的一切痛苦。蒙古人在押解三宫后妃宫女北上的时候，同时也查抄了所有曾经参与抗元的官员人家，词人张炎的祖父张濡就是因为曾经袭杀元使，被凌迟处死，家财没收，妻子入官，张炎孤身逃亡。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西域僧人杨琏真伽被元朝廷封为江南释教总统，率众遍掘南宋帝王陵墓，在会稽地方，发掘了从高宗到理宗等帝后皇妃六座陵墓，盗取殉葬财宝，并将皇帝后妃的遗骨与牛马牲口的骨头混杂在一起，在临安故宫中筑白塔镇压，名为“镇南”，想要镇压住南朝永世不得翻身。这种以践踏皇室来羞辱南朝子民的暴行，自然引起遗民无限痛心愤慨。一批著名的遗民文人唐珏、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一共十四人，在绍兴集社，以词寄托一腔悲愤哀悼之情。
由于元朝初年文网严密，刑法甚至规定，“妄撰词曲以犯上者” 处以死刑、“乱制词曲为讥议者”判处流放。身为故宋遗民的他们，更是生活在监控之下，一不小心就会被告发治罪。因此即使在感伤亡国的词作中，他们也不敢直抒怀抱，而是托以咏物。这次结社，以五个词调分咏龙涎香、莼、蟹、蝉以及白莲五物，后人编为《乐府补题》。夏承焘认为：“龙涎香、莼、蟹以指宋帝，蝉与白莲则托喻后妃。”（《唐宋词人年谱乐府补题考》）可见咏物的题目，只是为了逃避文网罗织而已。这些词现存三十七首，其中以王沂孙所作最为警策，这一首《天香龙涎香》即被《乐府补题》列为篇首压卷之作：
孤峤蟠烟，层涛蜕月，骊宫夜采铅水。
讯远槎风，梦深薇露，化作断魂心字。
红瓷候火，还乍识、冰环玉指。
一缕萦帘翠影，依稀海天云气。
几回殢娇半醉。翦春灯、夜寒花碎。
更好故溪飞雪，小窗深闭。
荀令如今顿老，总忘却、樽前旧风味。
谩余熏，空篝素被。
龙涎香是一种名贵的香料，其实就是抹香鲸的肠道分泌物，古人不知情，以为是海中的龙所吐的涎水所化。传说大食国西海之中，有龙蟠踞大石上酣睡，海上必有云气罩护，当地人看到云气，就知道其下有龙，耐心守侯一年半载，等到云气散去，就知龙已离去，前去采集，水中必然已有龙涎香。这描绘迹近神秘，其实所谓“云气”，很有可能就是鲸鱼吐出的水柱，而王沂孙所写“骊宫夜采铅水”，表面上是在说龙涎香的采集过程，实则藏有另一层含义，指的是宋帝六陵被发的事。
据说番僧人杨琏真伽遍掘宋陵盗宝，打开宋理宗的棺椁之后，发现尸体面目如生，是以夜明珠和水银防腐的，盗墓者便将理宗的尸体倒悬在树上，沥取水银，历时三天三夜，竟连头颅也失去了。王沂孙所说的“夜采铅水”，指的就是理宗尸体遭受的如此不人道对待，而“铅水”二字，又是用李贺的诗句：“忆君清泪如铅水。”这是汉魏的故事，东汉孝武帝旧铸有“金人捧露盘”，承接天上落下的露水，以求服食长生，汉亡之后，魏明帝也想学长生，让人去将这一尊捧露盘的铜人从咸阳卸载到自己宫中，临当装车之际，铜人忽然潸潸泪下，所以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紧接着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这个典故，多用以喻亡国之悲，王沂孙在词中使用，是含有深意的。
这首《天香龙涎香》词中的寄托，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是“寄托崖山之覆灭”而作。吟社中人周密记载大将张世杰殉国的细节，说他在海上抵抗时，曾与小皇帝赵昺及太后杨氏约定：“万一事不可为，老臣必然捐躯。我的船上有一株沉香，重逾千两，到危急关头当焚烧此香为信号，香的烟气到达御舟时，若可能就立即派遣援兵；如果已经无力施援，皇上也当速为之所，万勿落入敌人手中！”及至崖山兵败，陆秀夫先负帝蹈海而死，张世杰知道大势已去，衣冠俨然，立于船首，焚香拜天道：“臣死罪，无以报国，不能辅助皇室恢复山河，惟天鉴之！”风涛大起，覆舟而终，传说在波涛烟云之中有人看到无数神兵神将，簇拥张世杰的英灵升天而去。这个壮烈的结局，必然在当时遗民心中引起极强烈的感触，以龙涎香暗喻张世杰焚香殉国的事迹，也不无景仰之意。
王沂孙另有一首《齐天乐咏蝉》，也是这次集社分咏而作：
一襟余恨宫魂断，年年翠阴庭树。
乍咽凉柯，还移暗叶，重把离愁深诉。
西窗过雨。怪瑶佩流空，玉筝调柱。
镜里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
铜仙铅泪似洗，叹移盘去远，难贮零露。
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
余音更苦！甚独抱清高，顿成凄楚。
谩想薰风，柳丝千万缕。
按夏承焘的说法，蝉与白莲都是托喻后妃，而王沂孙起句即用齐国王后愤恨而死，尸身变为蝉悲鸣不已的典故，一开始就点出“一襟余恨宫魂断”，宫魂者，被元人掳掠北上的南宋三宫后妃宫娥也。古代女子有一种发型妆束，称为“蝉鬓”，相传为魏文帝宫人莫琼柱所创，将鬓角处的头发，向外梳掠得极其扩张，形成薄薄一层，“望之缥缈如蝉翼然”。这个典故是影射孟后的陵墓被发掘，暴骨荒郊，有人曾拾到一个发髻，上面还插有金钗，所以王沂孙咏蝉，特地从典故牵扯到蝉鬓发式，就是指孟后发髻而言。
这孟后是南宋立国之初高宗所尊的太后，本来是宋哲宗的皇后，因失宠被废，谪居于外，侥幸没有被金人一起掳掠北去，她后来逃亡到江南，被高宗尊封为隆祐太后。当时孟后自北方南逃，金兵在后追踪，一直追到江西造口，赶不上才放弃。后数十年，辛弃疾路过造口时，写了一首《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东北是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江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末句中的“鹧鸪”，传说它的叫声是：“行不得也哥哥！”在南宋立国的早期，怀着一腔热血的辛弃疾已深深感到恢复大业“行不得”，何况到了王沂孙这个时候，南宋王朝已经落下了最后一块幕布，整个旧时代都无可奈何花落去了？隆祐太后孟氏当年历尽千难万险逃到江南，扶持南宋朝廷，任用主战将领，是一位有胆识的女性，身后百年，却一样保不得自己尸骨平安，难怪词人吟咏之中，带着深深的同情苦涩了。
从上面几首词作来看，王沂孙咏物词的寄托，实则就是以曲折隐约的笔调，影射亡国之后所见所闻的屈辱和苦痛，这样有一种打哑谜的味道。迫于新朝统治者文网严密而故作隐语，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更主要的是，这种曲折幽微的写作手法，符合他们的审美情趣和个性特征，正如清代词评家周济所说：“《黍离》、《麦秀》之感，只以唱叹出之，无剑拔弩张习气。”与王沂孙同时结社吟咏的另一个遗民周密，其词虽然没有碧山词隐晦多喻，却也写得情思掩抑低徊，一片凄楚，如这首《献仙音吊雪香亭梅》：
松雪飘寒，岭云吹冻，红破数椒春浅。
衬舞台荒，浣妆池冷，凄凉市朝轻换。
叹花与人凋谢，依依岁华晚。
共凄黯！
问东风、几番吹梦，应惯识当年，翠屏金辇。
一片古今愁，但废绿平烟空远。
无语消魂，对斜阳衰草泪满。
又西泠残笛，低送数声春怨。
周密（1232-约1289），字公谨，号草窗、蘋洲、四水潜夫等，原籍济南，后居吴兴（今浙江湖州）。宋末曾任义乌令，宋亡不仕，成为著名的遗民。他能诗词、善书画，词风雅正，讲究音律，与吴文英并称“二窗”，一生著述甚丰，有笔记《武林旧事》、《齐东野语》、《浩然斋雅谈》、《癸辛杂识》、《云烟过眼录》等，大多都是记载南宋亡国之前的风物人事，以一枝笔将昔日的繁华在纸上重现出来。周密另一首《一萼红登蓬莱阁有感》中写道：“回首天涯归梦，几魂飞西浦，泪洒东州。故国山川，故园心眼，还似王粲登楼。最负他、秦鬟妆镜，好河山、何事此时游？为唤狂吟老监，共赋消忧。”他感伤故国，洒泪江山，却亦只能“共赋消忧”，以词笔为自己所怀念的时代低唱哀辞而已。
王沂孙等人，论坚持气节不与新朝统治者合作这一点，他们无疑要算亡宋遗民，但周密虽不仕元，却也并不拒绝与仕元的旧友交游；张炎曾被征召北上，为元朝廷写金字大藏经；王沂孙也曾被迫出任学官。比起同时期的另一些遗民的表现：蒋捷宁可贫苦潦倒也坚决不受元朝起用，谢枋得为抗拒征召绝食而死，郑思肖终身不与异族人士说话……王沂孙等人的性格要圆融得多，也软弱得多。当然，“孤介”并不是遗民唯一的生活道路，为苟存性命于乱世而采取温和一点的对抗手段，也未可厚非。毕竟，他们的对抗虽然显得孱弱无力，最终却也坚守住了自己的底线。
张炎（1248-1314后），字叔夏，号玉田、乐笑翁，先世成纪（今甘肃天水）人，寓居临安。张俊后裔，宋亡家破，失意潦倒，晚年在浙东、苏州一带漫游，与周密、王沂孙为词友。词风工巧典雅，对词学的造诣亦深，著有词集《山中白云词》（又名《玉田词》）、论词著作《词源》。
【高阳台】
接叶巢莺，平波卷絮，断桥斜日归船。
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
东风且伴蔷薇住，到蔷薇、春已堪怜。
更凄然，万绿西泠，一抹荒烟。
当年燕子知何处？但苔深韦曲，草暗斜川。
见说新愁，如今也到鸥边。
无心再续笙歌梦，掩重门、浅醉闲眠。
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
张炎一生约活了七十二岁，在南宋度过了他近三十年的青少年时期，入元又度过了四十多年，几乎活过了元朝的一半时间。前三十年他是贵介公子，优游挥洒，在文坛虽享薄名，却算不得出类拔萃之才；后四十年国破家亡，沦落无依，才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历程，也是奠定他为词坛名家的外在基础。如果以创作高峰的时间段来划分作家的时代归属，张炎无疑要属于元代词人，然而后世却都将他归为宋词人，甚至推许为“两宋三百年词家之殿军”，原因无他，只“遗民”两个字耳。遗民这个特殊群体，乃是虽入新朝，心灵和认知，却永远生活在旧朝的那一类人，明知无力回天而不愿接受现实、弃绝过往，甘心守着自己最后的精神田园，他们就像是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于不合时宜中却一种令人钦服的孤勇，而如果这些遗民所坚守的，不仅是旧王朝，更是国家和民族的意识，就更不禁使人产生肃然起敬之意。
中国历史上曾有两次大规模的遗民的现象，一是宋遗民，一是明遗民，两批遗民的亡国之痛相似，坚持不与新朝异族合作的气节也相似，历史仿佛在做一次重复，使他们的遭遇两两相对起来。论身份处境，明遗民中与张炎颇为近似的可以算上著名的小品文作者张岱，两人在亡国前一样是“承平故家贵游子弟”，过的是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而亡国之后，一下从天上跌落人间，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却坚定保持气节。俗语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而张炎这一类遗民，正是由奢入俭，由富贵入贫贱，能够甘心耐受，绝不出卖自己的品操重新换取昔日富贵，是最大的不容易。后人也不必以他们的作品徒有哀怨之音，却无悲慨之志，显得软弱、消沉，只局限于一己的不幸遭遇而苛责了。
张炎遗民词中的代表作，要数上面所举的这一首《高阳台》，词的标题是“西湖春感”，写出的却是“国破山河在，城深草木深”的凄凉感触。明遗民中与他相似的张岱写成《西湖梦寻》一书，怀念故国故里梦幻般的前尘往事，张炎的词，也可以说是另一种“西湖梦寻”，笔锋词心，总是离不开西子湖那万顷碧波，一川烟草。张炎的祖籍是甘肃，却已寓居临安五六代，这“万绿西泠，一抹荒烟”的人事全非之地，却是他曾经优游之所。昔日的繁华世界、富贵生涯，已随国家一起倾覆不再，何止是“无心再续笙歌梦”，即使有心，哪又有力？
张炎的家世，在南宋词人中算得上首屈一指的既富且贵，他的六世祖是爵封循王的中兴名将张俊，曾祖张镃则是著名的贵族文学爱好者，门下养士无数，南宋名家姜夔就曾依附于他。张镃其人亦工填词，文学修养很高，极其讲究生活艺术，并非一般的富贵王孙之可比。《齐东野语》载“其园池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他曾经在家中举办“牡丹会”，众宾既集，坐一虚堂，寂无所有，张镃问左右道：“香已发未？”答云：“已发。”命令卷起垂帘，异香自内散发出来，郁然满坐。群妓持着酒肴丝竹，次第而至奉客。另外又有名姬十人，皆穿白衣，首饰衣领都是牡丹花样，为首者簪着名种牡丹“照殿红”一枝，执板奏歌侑觞。歌罢乐作乃退。张镃又命垂帘，与宾客谈论自如。良久，异香又起，再度象前一次那样卷帘作乐，另出十姬奉酒，换了服饰与花色而出。大抵簪白花则著紫衣，紫花则著鹅黄衣，黄花则著红衣，如是一共奉酒十杯，衣与花也换过了十次。所唱劝酒词都是前辈咏牡丹的名词。酒罢，歌者、乐者，竟达百余人之多，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欢杂作，宾客都恍然如游仙境。这样既奢华又风雅的家庭环境，自然使张炎从小就深受艺术熏陶，能诗善画，精通音律。他早年即以一首描写春水的《南浦》词驰誉词坛，被称为“张春水”：
波暖绿粼粼，燕飞来、好是苏堤才晓。
鱼没浪痕圆，流红去、翻笑东风难扫。
荒桥断浦，柳阴撑出扁舟小。
回首池塘青欲遍，绝似梦中芳草。
和云流出空山，甚年年净洗，花香不了。
新渌乍生时，孤村路、犹忆那回曾到。
余情渺渺。茂林觞咏如今悄。
前度刘郎归去后，溪上碧桃多少。
张炎的词工于写景咏物，这首春水词，周密就赞扬“荒桥断浦，柳阴撑出扁舟小。”之句，“赋春水如画”，在文字中似乎就可以看见江南水乡那一片浅碧轻红的色彩。该词在《山中白云词》里是唯一可确定为亡国之前所作的，轻灵流丽的笔调，正与他潇洒闲雅的贵公子生活相衬。而当亡国之后，他的咏物词也带入了沉咽凄婉的风格，如另一首成名作《解连环•孤雁》：
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
自顾影、欲下寒塘，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远。
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
料因循误了，残毡拥雪，故人心眼。
谁怜旅愁荏苒。谩长门夜悄，锦筝弹怨。
想伴侣、犹宿芦花，也曾念春前，去程应转。
暮雨相呼，怕蓦地、玉关重见。
未羞他、双燕归来，画帘半卷。
因为这首词中“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几句极为时人欣赏，张炎由此又得了一个别号：“张孤雁”。由小词而得到多个别号，似乎只有北宋张先可与之相比，然而从“张春水”到“张孤雁”，明媚鲜妍之景，一变而成失侣亡群之悲，词境和心境都是巨大的反差。北宋灭亡时逃难到江南的朱敦儒也曾赋过孤雁词，说：“云海茫茫无处归，谁听哀鸣急？”但那时毕竟是在南宋初期，东南尚有半壁江山可以供词人歇足，张炎的时代却已是赵宋王朝彻底覆灭，连逃难流亡的地方也不可得了。词人的性格是孱弱的，虽然也隐约盼望终有一日能够恢复故国、重为承平百姓，可是他并无意去追求实现，惟有幽怨的叹息而已。
其实张炎的父祖辈虽然世代为王侯贵介，生长豪门锦绣丛中，却也并非全然是文弱不堪世用的世家公子。他的祖父张濡就曾经有过抗元事迹。《宋史》载：德祐元年，张濡任浙西安抚司参议官，奉命镇守临安西北重镇独松关，那时南宋已到灭亡的前夜，元方派两名使节出使，路过独松关时为张濡的部下突起袭击，一死一擒，擒送临安的使者最终也重创而死。或以为这是守关士兵自发的行动，未必与张濡有关，但《元史》则直接说：“（使者）为守关者张濡袭而杀之。”可见即使是部下所为，也必然得到张濡的首肯。虽然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但当时南宋濒临灭亡还不思振作，元使来奉书，多半是执行谕宋使降的使命，张濡等人采用杀使这种决绝的方式，大约也是有逼迫南宋朝廷背水一战的意思，宁可战而灭国，不可懦弱投降，双手奉送国家与外族——虽然，他们最终也没能阻止元兵长驱入临安，谢太后亲签投降表，但这种孤注一掷的勇气，却也值得敬佩。后人评价：“此何时邪？子含（张濡字）以勋臣之裔，扼险以拒元兵，当风靡草偃之际，犹能戕掷行人，为赵宋吐一日之气，谓之循王不死可矣。”循王是张炎六世祖张俊的封爵，张俊为南渡功臣，“中兴四大名将”之一，也曾抗金有功，平生最大的污点就是参与了秦桧诬陷岳飞的阴谋，被永远钉上了民族的耻辱柱，不意其孙辈尚能有拒元之举，也算为祖先赎过了。
因为张濡袭杀元使，元兵入临安之后，便用酷刑杀害张濡进行报复，抄没其家。张炎死里逃生，祖父被杀，父亲下落不明，妻子家财都已没入军中，心情的悲痛愤恨是可以想见的。他不愿意与元朝合作，甘心为遗民终老，非止国仇，更大程度是出之于家恨。
但后代论张炎的行止，却有人责备他有过北上的经历，试图出仕元朝未成而返，仿佛有“变节”的嫌疑，不是一个纯粹的遗民。按同时人所记载，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元朝廷征召江南书画才士至大都书写金字藏经，张炎与若干朋友也在被征之列。元朝廷缮写金字藏经之举，其实有牢笼江南士人为己用的目的，张炎没有像同时的遗民谢枋得那样，因抗命征召而自杀明志，却“以艺北游”，被动北上，不能不说他是软弱的；但他也并未因此夤缘求进，争取一官半职，背叛自己的立场，说是“变节”，却也十分冤枉。
张炎在大都呆了一年，便“亟亟南归”，急忙逃离了那个政治中心。他后来有一首名作《甘州》，就是记这次北上经历：
记玉关踏雪事清游，寒气脆貂裘。
傍枯林古道，长河饮马，此意悠悠。
短梦依然江表，老泪洒西州。
一字无题处，落叶都愁。
载取白云归去，问谁留楚佩，弄影中洲？
折芦花赠远，零落一身秋。
向寻常野桥流水，待招来不是旧沙鸥。
空怀感，有斜阳处，却怕登楼。
张炎绝大多数词都写得纤巧轻婉，这首词却于清畅之外，别有一种苍凉激楚之气。后人评云：“能用重笔，力透纸背，为《白云词》中所罕。”他这种气质的变化，大概是由于游览了北国风光，多历河山雄壮而产生的影响，个人眼界心胸，不自觉变得开阔深远。自幼只在山温水软、花娇柳媚的西子湖畔生活的张炎，第一次感受到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但当他知觉江山天地，除了一贯的清婉之美外还有如斯壮丽之美时，那个世界却已经属于别人。他只有“回来又续西湖梦，绕江南、那处无愁？”（《风入松》）
张炎从这次北游之后，再也没离开过江南，他到晚年愈加穷困潦倒，昔年他父祖宾客满座，门下寄食者众多，到他自己，却落得寄食于人，流浪江南三十余年。到最后这个落魄王孙只能以占卜为生，寂寞的老死于江湖之间。这时他唯一的精神慰藉只有手中的笔，心中的歌。他的朋友戴表元《送张叔夏西游序》中曾描写过他的苦况：
张炎北游归来之后，愈加失意，在钱塘安家十年，久之又离开钱塘，往东流浪山阴、四明、天台等地，因为缺乏接济者，又弃之西归。戴表元正做教书先生养家糊口，与他相遇，问张炎道：“为何这样辗转来去，不怕麻烦么？”张炎叹息说：“我本想投奔贤者，可是贤者业已贫苦；想要依傍知交，知交却已下世。虽然偶尔也有人帮助接济，却不能让我有一个安定的家，我不得已只能离开。这是生活所迫，我难道乐于为此吗！”说毕，不自禁神色沮然惨伤，两人相对无言，只能同饮闷酒。喝到酒酣，张炎意气稍见振作，在席间高歌平生所作的乐府词，悠扬宛转，流丽清畅。在这个时候，不但他那种高情旷度，让人难以领略，不忍亵渎，就是听一听他的歌曲，也能令人暂时忘记了世上还有穷通得失这回事啊！
同是宋遗民的郑思肖曾经这样评价张炎词：“能令后三十年西湖锦绣山水，犹生清响，不容半点新愁，飞到游人眉睫之上。自生一种欢喜痛快。”身为遗民的他们，已经失去承平人间，家园乐土，唯一能做的，只有以无尽的思忆，为自己结撰一个精神的乐园，爱赏其间，遁逃其间，也坚守其间。这一重重文字的低吟曼歌，思致缠绵，原来正是支持他们的最后力量。
刘辰翁
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号须溪，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少年时曾跟从理学家陆九渊学习，补太学生。景定三年（1262），参加进士举时因廷试对策得罪贾似道，被置三等，自请濂溪书院山长之职。入元不仕。词学稼轩，为辛派词人“三刘”之一，风格遒劲绚烂，有《须溪词》。
【兰陵王】
送春去， 春去人间无路。
秋千外、芳草连天， 谁遣风沙暗南浦?
依依甚意绪? 漫忆海门飞絮。
乱鸦过， 斗转城荒， 不见来时试灯处。
春去，最谁苦?
但箭雁沉边， 梁燕无主， 杜鹃声里长门暮。
想玉树凋土， 泪盘如露。
咸阳送客屡回顾， 斜日未能度。
春去，尚来否? 正江令恨别， 庾信愁赋。
苏堤尽日风和雨。
叹神游故国， 花记前度。
人生流落， 顾孺子，共夜语。
这首《兰陵王》词，题为“丙子送春”，写的却是该年山河易主的惨变：丙子指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这一年春天，南宋的都城临安被元军所攻陷，太皇太后谢氏、太后全氏、恭帝赵昰，都被掳掠北去，享国三百一十余年的赵宋王朝就此倾覆，只有一部分宗室、官员、军队逃往海上继续抵抗，词中说“漫忆海门飞絮”，便是指这股残余力量，但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宋亡已无可逆转，所以词人在这一年赋词“送春”，所送的乃是业已沦亡的南宋朝廷，“叹神游故国， 花记前度。”实是亡国子民的一曲挽歌。
因为南宋故都沦陷于那一年的春天，亲历亡国之变的词人，从此对“春”这个季节产生了复杂而又惨痛沉重的情绪。刘辰翁的《须溪词》中，但凡丙子年后有关春天的词作，都与这一股耿耿难消的亡国之痛有关。他送春、悼春、悲春，辞意悲苦，恸不自已，所以后人称他为“送春苦调刘须溪”。
刘辰翁的悲悼亡国，不是像张炎那样凄婉缠绵，也不像王沂孙那样托物寓意，而是以“辛派后劲”的笔力，发悲咽愤懑之情。他的感情不是隐晦不显的，也不是纤细柔弱的，如这首《柳梢青春感》：
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
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
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云明。
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
这是临安已陷落后的又一年春天，他之前送春词中殷勤的致辞：“春去，尚来否?”如今春天真的去了又来了，进入的却已是一座“愁城”，昔日的锦绣山河，已奔驰着铁骑，曾经的轻歌曼舞，已经被“番腔戏鼓”所取代。词人忿忿的说：“不是歌声！”其实即使异族的音乐也是音乐，只是在亡国遗民的耳中，再也带不来欢娱而已。他惟有追思故国，寄希望于仍在海上坚守抗元的残存力量。但流亡的残宋朝廷仅仅坚持了一年，便于崖山全军覆灭，君臣尽节，词人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告破灭。从此刘辰翁只能在一次又一次的送春当中，度过了宋亡以后的二十余年生涯，用他沉咽的词笔，写下这一段历史的悲苦。他自己说：“暮年诗，句句皆成史。”和同时代的遗民词人比较，蒋捷的竹山词是流浪者的苦笑，张炎的白云词是亡国王孙的哀歌，王沂孙的碧山词是遗民故老曲折隐约的一腔忠爱之情，而刘辰翁以辛派词人的身份，“钟情剩有词千首，待写《大招》招些。”用他的血泪悲咽，为亡宋谱下一首首招魂大曲。
《蕙风词话》评刘辰翁词：“风格遒上似稼轩，情辞跌宕似遗山，有时笔意俱化，纯任天倪，竟能略似东坡。”将刘辰翁的风格之比辛弃疾、元好问乃至苏轼，自是很高的赞誉。刘辰翁的词作，能够“以中锋达意，以中声赴节”，发出苍凉沉郁之音，不仅是他有才力，也是因他这一腔爱国热忱，是从小就积累起来的。
与张炎、周密、王沂孙、蒋捷等人在亡国前安于自己的舒适生活，亡国后才感到切肤之痛不同，刘辰翁从一开始入仕，就培养起忠义报国之志。他自幼丧父，“家贫力学”，与后来千古流芳的文天祥同时同里又同门，师从于著名学者欧阳守道、江万里之门，过从甚密，交情深挚。文天祥在德祐元年毁家纡难，起兵勤王，刘辰翁曾参与其江西幕府，有过战场兵火的考验，虽然最终失意，但他的爱国情操，并不显得低沉抑郁而是激昂奋发。
刘辰翁在亡国之前仕途一直不顺，他于景定三年（1262）到临安赴进士试，廷试策对时慷慨直言：“济邸无后可恸，忠良戕害可伤，风节不竞可怜。”这几句话相关宋末的一次朝权斗争：宋宁宗无后，要选择宗室中可立的子弟以备皇储之选，最后择定了宗子贵和进封为济国公，改名竑，立为皇子。赵竑对宰相史弥远擅权有所不满，得罪了史，到宁宗病重时，史弥远矫诏立了另一个宗室子为皇子，宁宗死后又擅立为帝，是为理宗，进封赵竑为济王，赶出都城，未几矫旨逼他自缢，对外则宣称是病死，死后封号也一贬再贬。当时朝野对这件事都非常不平，但由于理宗自己是得益者，所以即使到史弥远下台之后，也不许人提起为济王申冤的事，谈论者都遭到残酷压制。刘辰翁敢于在廷试策对时当着皇帝的面提出这么尖锐的问题，可见胆气过人，同样是权相的贾似道见了，十分恼恨，却因宋理宗这一回没有追究，无法公开黜落刘辰翁，只得给了他最末等的名次。刘辰翁不愿混迹官场，以寡母年老为名请求做濂溪地方书院的山长（相等于学院的院长），后来到了其师江万里幕下为僚客。
江万里是南宋末年著名的学者，亦是一名忠臣，刘辰翁最初受知于他，是在景定初年在临安做太学生时，江万里正担任国子祭酒，也就相等于最高学府的校长一职，对这个年少有才的学生青目有加，师生相得。江万里是江西都昌人，秉性刚直，敢于直言，在朝时每每不能久安于位，在度宗即位初一度入相，因与贾似道不合而罢官，其后又起用，这样的颠踬宦路，刘辰翁常常都陪在师长身侧。咸淳十年年末，七十七岁的江万里在湖南安抚大使任上，被元兵渡江攻破城池，擒获令降，江万里厉声斥骂，宁自杀也不屈服，后来乘元兵不备脱身遁归故里，次年饶州城亦陷落，其弟江万顷被元兵勒索杀害，江万里投水殉国。这时刘辰翁正在江西吉水县虎溪避难，闻讯后悲痛不已，赴门哭吊，作文祭祀，赞扬这位良师益友：“玉色金声，光风霁月，峨峨千仞，柱折维绝。”因江万里之子下落不明，无人营葬，刘辰翁挺身自任，为之奔走跋涉，办理后事，并建庵堂纪念这位忠臣良相。其时已是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江西正处于元政府的严密统治下，刘辰翁四处奔走，收葬殉国故相，是要冒着很大风险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实是一个有担当的男子汉。
这一年刘辰翁已经五十岁，办理完恩师的葬事之后，“托迹方外以归”，也就是出家为僧道，以示决不与新朝合作，也是亡国之后对无力回天的局势表示出一种心灰意冷。他晚年惟事著述，除了学术著作之外，便是将满腔亡国之恨，用一枝词笔尽情的倾诉出来。
百年之前北宋灭亡的时候，女词人李清照南渡，在临安怀念故都汴梁的元夕盛况，写了一首《永遇乐》词，下半阕说：“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刘辰翁每一次读这首充满故国之思、身世之叹的悲辞，都涕泪汍澜，哀苦不能自已，在临安沦陷后的又一年春天，他依韵和了这阕百年之前的伤亡国词：
璧月初晴，黛云远澹，春事谁主？
禁苑娇寒，湖堤倦暖，前度遽如许！
香尘暗陌，华灯明昼，长是懒携手去。
谁知道，断烟禁夜，满城似愁风雨。
宣和旧日，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
缃帙流离，风鬟三五，能赋词最苦。
江南无路，鄜州今夜，此苦又谁知否？
空相对、残釭无寐，满村社鼓。
他在词序中说：“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李清照生当南北宋之交，虽然半壁江山已属异族，终究还有：“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的一方托足之地，还能在江南寻回昔年全盛的芳景，而轮到刘辰翁自己，连南宋这残山剩水都已沦亡，放眼天下无土可托，无路堪行，自然其悲苦之情，要远远超过百年之前南渡到临安的女词人。这样的轮回真为可伤可叹：一部南宋的历史，竟是以亡国始，以亡国终！
刘辰翁死于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或说元贞三年，即同一年），已经跨越了元朝一半的历史，下距元亡已经不到五十年。在江西庐陵避居之地，“老来无复味，老来无复泪”的刘辰翁离开了这个已不属于自己的世界，四方学者俱至庐陵会葬，为这位享年六十六岁的老词人送行，“又何堪满目凄凉，故园梦里能归否？”他临终前的绝笔之作，是这一首《宝鼎现春月》：
红妆春骑， 踏月影、竿旗穿市。
望不尽楼台歌舞， 习习香尘莲步底。
箫声断， 约彩鸾归去， 未怕金吾呵醉。
甚辇路喧阗且止， 听得念奴歌起。
父老犹记宣和事， 抱铜仙、清泪如水。
还转盼沙河多丽。
滉漾明光连邸第， 帘影动、散红光成绮。
月浸葡萄十里。
看往来神仙才子， 肯把菱花扑碎?
肠断竹马儿童， 空见说、三千乐指。
等多时、春不归来， 到春时欲睡。
又说向灯前拥髻， 暗滴鲛珠坠。
便当日亲见《霓裳》， 天上人间梦里。
这首词又题为“丁酉元夕”，丁酉即他逝世的大德元年，因为宋室已亡，他不愿用新朝年号纪年，所以只书干支，也是表示决不与新朝合作之意。刘辰翁死于这一年的正月，这首元夕词实为他的临终绝笔。刘辰翁的词集中每多节令词，每逢元宵、花朝、端午、七夕、中秋、重九、除夕等这些曾经给他带来欢乐的节日，他往往感慨万端，忆昔抚今，而各种节日之中，又尤以元宵为重中之重。两宋三百余年都极为重视元宵佳节，每逢正月十五，可以说极尽天上人间之盛，宋人词中每不惜笔墨予以描写，北宋的元宵盛况是：“千门明月，天如水。正是人间佳节，开尽小梅春气透。花烛家家罗列。来往绮罗，喧阗箫鼓，达旦何曾歇？”（秦观《念奴娇》）、“风销焰蜡，露浥烘炉，花市光相射。”（周邦彦《解语花•元宵》）而南宋的灯市则是：“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辛弃疾《青玉案元夕》）到了刘辰翁，“年少总看灯，老来犹故情。便无灯、也自盈盈。”（《唐多令癸未上元午晴》）他惟有用追忆的笔法，从北宋写起，三叠分写三个时代的京城灯节景象，前两段的是两宋的丽景，灯月交辉，神仙境界，到如今都已烟消云散，不堪回首。在新朝统治者严格管制江南、禁灯禁乐的这个时代，儿童们只能从父辈“反反复复，字字悲咽”的回忆里，才能听说旧世界曾经有过的一切繁华盛况，赏心乐事。“便当日亲见《霓裳》， 天上人间梦里。”那一个梦幻般的时代，终于到了曲终人散的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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