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给“中国制造” 算一笔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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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给“中国制造” 算一笔账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驻京首席记者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
2007年8月6日 星期一
我以前的同事金奇(James Kynge)曾试图说明有关中国廉价进口商品的争议。他站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家沃尔玛超市(Wal-Mart)外,询问购物者:他们是否应感谢低收入的中国工人提供了成本如此低廉的商品。根据金奇近期出版的关于中国全球化影响的书,多数购物者的反应是流露出困惑的表情,或者是快步走开。
这是两年前的事情了。在最近几个月爆发了多起有关中国受污染食品和药品的丑闻后,这种做法如今也许会激起直截了当的敌意,而非难堪的冷漠。这些丑闻让中国产品留下了难以摆脱的形象:它们不仅廉价,还可能有生命危险。
与美中之间的许多双边冲突一样,冷嘲热讽纷纷而至。当前的这波愤怒之浪始于今年年初。当时,在标签上故意作假、隐瞒其被中国产添加剂污染的宠物食品,导致美国成千上万只猫狗中毒。
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在中国,标签有错的食品、酒和药品经常造成多人患病甚至死亡。这些错误的标签通常是由希望快速致富或仅仅是希望在竞争残酷的市场中生存下来的企业家贴上的。
从这个角度看,无权无势的中国消费者应该感谢西方那些娇生惯养的宠物。没有这些宠物激起的愤怒,中国政府就不会如此爽快地承诺加强行业监管。
加强监管可能会带来一些违背本意的后果。总的来说,西方对中国企业家队伍的壮大表示赞赏。但通过提高行业标准和准入门槛,监管最初往往会排挤规模较小的经营者,从而减少市场竞争。在中国,规模较小的经营者是中国私营企业的代名词。受益者可能是大型国有企业,它们与执政的共产党的亲密关系将有助于监管规定向合乎它们利益的方向发展。
然而,食品和药品丑闻最大也是最可喜的影响,可能是撼动了一种认知脱节,这种脱节困扰着关于中国经济飞速增长后果的辩论。
一方面,西方消费者获得巨大好处,另一方面,西方人大声抱怨廉价中国商品正在让当地人失去工作,让中国得到不容置疑的好处。
这一粗糙的两分法忽略了问题的核心:经济增长好处的分配并不均衡,往往也不公平。这是中国政府近年努力承认的问题,尽管旨在解决该问题的政策迄今普遍缺乏成效。
普通中国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生活比近30年前实行市场改革之前好多了。但按比例计算,他们在国内收入中分享的比例下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份报告显示,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薪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已从67%降至现在的56%。世界银行(World Bank)发现,自1998年以来,这一比例的下降幅度更高,为9%。
中国领导人公开强调创造就业的优先地位,但经济政策继续支持资本密集型行业,而非有利于创造就业的服务业。最近几年,这些行业实现的巨额利润已回流到政府投资者和官员手里,而非员工。另一个胜利者是外国跨国公司(通常是当地合资企业中的跨国公司),它们将中国作为出口基地。
数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一直在上涨,但水平仍较低,因为生产率增幅抵消了薪资涨幅,而且中国的员工不能组织起来,争取工作条件的大幅改善。
但令外界非常担心的“中国价格”一直在更大程度上与廉价劳动力以外的因素相关。环保规定执行不力或根本不执行规定、廉价融资以及争夺投资的地方政府提供的多项鼓励措施,都支撑着这种现象。
对于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的企业而言,廉价融资和投资鼓励措施正被中央政府撤回,它希望企业关注于开发自主产权的技术。
执行环保规定和建立真正的监管体制将是更为艰难的任务。中国的地方自治以及所有城镇、乡村都希望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愿望,意味着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有效监管。
许多外国评论员辩称,中国污染已成为一个全球问题。他们无疑是对的。今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就充分证明了这点。
然而如果中国污染是让沃尔玛供应大量廉价商品并让美国消费者高兴的代价,那么这种代价也许就应分担。首先,中国排放的部分温室气体,不妨记在购买中国产品的消费者所在国的账上。
伊利诺伊的顾客将会对这种说法表示吃惊甚至愤怒,但这可能会有益地提醒他们,他们享受的低价到底来自何处。不管怎样,中国带给全球的代价即将上升。
译者/梁艳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