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皓宇：悼龚育之学长

令 人 唏 嘘 痛 失 君
悼龚育之学长
刘皓宇
惊悉著名党史学者、理论家龚育之同志不幸逝世，不禁悲从中来，往事依稀。
我是解放前长沙明德中学的学生，初中在六十七班，高中在三十九班。那个年代，正是中国起着翻天覆地变化的年代，学生中思想非常活跃，各班同学自己组织社团，主办各种墙报，探求救国救民之道，抒发对祖国、对前途的抱负。1947年下期，我在学生自治会下属的合作社工作(当时学校门禁森严，平日学生寄宿不能外出。合作社便在课后供应同学们购买食品、文具等)，合作社的对面有一小场地，一些高班次的同学常在那里打排球，其中一位叫雷普文，是高三十三班的，喜欢跟我们这些小弟弟玩在一起，也谈起他们班的一些情况，这时使我知道“刘观恩”与“龚育之”两个名字，而有一次，我看见学校公布栏里帖出了荣誉榜，表彰龚育之在全国论文比赛中获得二名。这样，我对这位高班同学有了难忘的印象，“龚育之”的名字便嵌入了我的脑海中。
一年多后，全国解放了，我参加了在长沙举办的新华社湖南分社、新湖南报新闻干部训练班学习，随后分到了新湖南报担任编辑、记者。作为一个报纸工作人员，当然特别注意阅读党中央的《人民日报》及《学习》杂志，到了一九五二年，我经常读到署名“龚育之”的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论文，立论精辟，行文流畅。当时我猜：这一定是一位老干部了，但又想到我在明德读书时，有一位同学也叫“龚育之”，这位作者是不是就是明德高三十三班的那位同学呢？当时他在北京，我在长沙，也没有机会取得联系。这个疑问在我心里便一直存了几十年了。
到一九五七年，我在新湖南报不幸被打成右派，二十多年来成为人下人，过着流离转徙的生活，但我不时从《人民日报》及一些报章杂志上读到他的文章，他已经成为一位权威的党史专家及自然科学方面的学者了。
到1979年，我的错划右派得到了改正，我恢复了工作，在湖南科技出版社及岳麓书社从事编辑工作。我的一位新干班同学朱正被借调到北京参与编辑整理《鲁迅全集》，他谈到与龚育之曾经有过联系，但我也没有问：这位龚育之是不是就是明德高三十三班的龚育之。到了一九九九年，我已经离休，我们这些当年在新湖南报被打成右派的同志聚在一起，觉得有必要把这场大冤案记录下来汇集成册，用出版的方式晓喻社会，作为沉痛的教训来记取。我们曾经找了许多家出版社，都因这个选题“过于敏感”，难于接受。后来我们觉得不能因为遇到阻碍，便停下来，决定自己筹钱自费出版，终于经过近三年的筹措酝酿，于二○○二年将这部文稿自费出版了，由李锐同志作序。后来《炎黄春秋》杂志将这篇序言在显著的地位刊登出来，反应强烈。我听说龚育之同志与《炎黄春秋》联系密切，而朱正同志知道他在北京的住址，我便把这部题名为《1957：新湖南报人》的书及我写的一本叫《人·鬼·人》的回忆录寄给了他。真想不到，他很快就给我回了信，回信称：“收到了你的书，谢谢。我已陆续读完，你的经历和感受，对我们这一代人(你不过比我低几班，我是1947年冬那一届毕业的明德高中学生)所走过的艰辛道路，增多了许多具体认识。前几年读过朱正的《大时代小学生》，你和他是同案，他的苦难比你更深一些，两书可谓‘姊妹篇’。你的书没有出版社，大约是自费印行。这也好。印出来就好‘束之高阁’也无妨。在信息时代，储存信息，传播信息的手段甚多，不必求诸正式出版社一途。我新近出了一本《党史札记》，但因所购书已分送完，没法寄给你，看你书中的附录，说你玩电脑很感兴趣，此书原稿尚存在我电脑中，如你想看，我可以用电子邮件给你寄去(虽然我不知邮件能否容纳书那么大的篇幅)，请按我的电子邮箱给我发个邮件来，我便可以回个电子邮件给你(随后寄给了我)。”到了2005年，他在《学习时报》上发表了“是萎缩还是繁荣”的长文，论述党史研究方面的种种问题，其中提到了“关于自费印刷物”的问题。他说：“现代排版印刷的条件比过去方便多了，社会的财富状况也比过去优越多了，所以古代有钱人自费刻书的传统，今天普通人也可以做到。有些书，出版社不出，人们就自费印出，分送友人。朱正主编的《1957：新湖南报人》就是这样一本书，记载了那一年划‘右派’占报纸编辑部人数比例最大(143人中54人打成了右派)的历史事件。54人中的刘皓宇，写了一本《人·鬼·人》也是这样印出的。……自费印刷非卖的书籍，是一
大开放。这叫做‘处处不出我书，我走自印之路’。但如果由有眼光、有气魄的出版社，把那些质量高的、有社会历史意义的书籍公开出版发售，那就更好了。”他这样写，是对宪法赋予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具体的宏扬，也是对我们莫大的鼓励。
还在2003年，我得知郑惠同志(本名刘观恩，也是解放前明德中学的学生，与龚育之同班)病重，便托他代为表示慰问并寄了两本书给郑。当年春节，郑惠同志给我寄来了他的著作《程门立雪忆胡绳》及春节贺片，还在信中写道：“承蒙你两次赠书，十分感谢。我这本书打算在去年中出版，我原想将复信和赠书一并寄上，谁知出书延期，复信也耽误了，造成失礼，深以为歉。尚祈鉴谅。”哪知这封信竟成了他的绝笔。我还未来得及回信，他逝世的噩耗传来，在悲痛之余，又只好请龚育之同志代向郑惠同志的家人表示悼念之情，他也代为转达。不久，在2003年3月21日的《湘声报》上，他发表了长文“故人长忆亦长嗟—悼郑惠”，文中叙述了他们之间58年的革命友谊，他说：“一部50年的共事史，从何说起？这里勾画一个轮廓，细说只好俟诸来日。”今年年初，我曾用电子邮件给他寄去两本资料，不久得到他的回信，他高兴地说：“两份资料收到了，特别是那位海外女作家的尤可珍贵，我已住了四个月医院，最近才回家，肾脏还得透晰，不知结果如何？”我即去信祝他多多保重，争取健康长寿。谁知不出几个月，我从“五柳村”网站上得知他逝世的消息，他还没有来得及细说与郑惠的共事史，便也不辞而别驾鹤西去了。真是“往事悠悠袭心上，令人唏嘘痛失君”。
龚育之学长是一位我值得崇敬的著名党史学者、理论家，他的著述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途程中，是多么需要他这样对待真理孜孜以求的人，来开辟理论界的思惟活跃空间啊!然而上天不仁，在他刚78岁的时候，就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这对我们的国家是莫大的损失，对我国走向现代化也痛失良师。我们这些苟活者该如何来悼念他呢？只有继续沿着他的足迹奋然艰难地前行。
愿龚育之学长在天之灵永远安息!
五柳村2007年6月27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