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敏昭：法国大革命：由激情走向恐怖

陈敏昭：法国大革命：由激情走向恐怖时间:2010-08-23 17:46 作者:陈敏昭点击:519次
　　文章目录：
　　0、说在前头；
　　1、十八世纪末法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中央专制王权之间的矛盾；
　　2、三级会议和巴黎革命爆发；
　　3、制宪议会和《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4、国王的反扑与革命俱乐部的出现；
　　5、革命由激情走向偏激；
　　6、国王逃跑：革命走向激进；
　　7、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的1791年宪法；
　　8、物价飞涨和外国干涉；
　　9、巴黎公社：革命几近疯狂；
　　10、内斗开始：吉伦特派与山岳派的斗争；
　　11、物资短缺、物价高涨和浪漫的革命情怀让人丧失理性；
　　12、疯人派和恐怖行动；
　　13、权力开始集中：雅各宾派实行专政；
　　14、失去理性后的胡作非为：将恐怖进行到底；
　　15、独裁者罗伯斯比尔和丹东之死；
　　16、库通：扩大恐怖的幕后推手；
　　17、热月政变；
　　18、热月党人的恐怖再现；
　　19、极端狂热的共产主义战士巴贝夫；
　　20、激情退却，群众运动沉寂。
　　21、十年，人们发现，将相台上，革命的执政者象走马灯般的变换；断头台上，被革命的革命者的头颅就象切萝卜般地滚落。
　　0、说在前头
　　说实话，重新阅读那段被扭曲的、被断章取义的曾经令人激情澎湃的法国大革命历史，我感到非常羞愧。在此之前，我对法国大革命知之甚少，无论是《国际歌》还是关于巴黎公社等方面的宣传，都让我感觉法国大革命是激情的、浪漫的并且是富有理性的，是荡涤腐朽旧世界的摧枯拉朽的历史洪流，是人类争取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正义之举。然而，经历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是非非后，在我的榆木脑袋里常常产生"充满激情的群众运动一定会走向极端而失去理性"、"大权在握的革命领袖一定会与群情激昂的群众运动相互激励而利令智昏"的担忧。法国革命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当我后来有机会阅读阿克顿的《法国大革命讲稿》、柏克的《法国革命论》和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小说《九三年》等著作后，我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有所改变。我找来不同版本的《世界史》重新阅读，希望能够从中发现事实真相，以及后人的客观评价。果然，我们被忽悠了！同病相怜的意识形态使得"革命期间的种种恐怖暴行都被当作清除旧秩序的壮举而备加赞赏，温和立宪派的种种政策，则被视为投降、妥协行为而遭到严厉斥责；法国的对外侵略被认为是解放欧洲人民，而欧洲各君主国对法国的进攻则被认为是旧制度的反扑"（翻译家秋风先生语）。事实上，就在当时，就在法国革命后不久，不同的历史叙述--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的、自由立宪主义的等等--就已经展开了激烈的论辩。有人为法国未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而痛心，有人为革命之恐怖屠杀而欢呼，有人为法国统治半个世界而欢欣鼓舞，还有人因法国革命者妄想改造社会而对理性主义深恶痛绝。
　　没有人能够完全复原历史，况且在哪个风起云涌、变幻莫测的年代，虽然革命持续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年（1789-1799，同样是十年！一百七十七年后中国文革同样进行了十年！），但是，事件是如此众多，史料是如此丰富，每个人从中采颉的都只能是历史的片段。即便是运动中人也都难以叙述革命全景。因此，当我试图从中挖掘一些有用的东西的时候，我只能小心翼翼，尽量尊重历史，还原真相，让读者自己从中发现和总结他所需要的东西。只所以做这项出力不讨好的事情，是因为我常常听到和看到许多人讲：中国今天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只有再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或者象法国式的大革命才能解决所有的难题（事实上，在中国，有非常多的人对文化大革命念念不忘，对毛泽东主席那种激情的领导方式念念不忘）。这话似乎有它的道理，但我却不赞同。社会管理和社会变革必须在理性、克制中进行，要想获得和保持变革的成果，就必须学会容忍、宽容、妥协，让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种势力甚至每个公民都有说话的权利和参与利益博弈的权利。人人渴望自由与平等，但是部分人在得到了自己所想要的东西后，却常常限制他人的自由，总愿意高高在上、高人一等，即使是对自己阵营的同志也是这样。我真不知道大革命时期法国人高喊的"自由，平等，博爱"中的"博爱"其本意是什么。
　　法国大革命始终没有建立起稳固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法国的政体总是在君主独裁政体、共和政体、大众民主政体之间不断地游移。如阿克顿先生所说，在革命后的近百年中间，法国已经制订了几十部宪法，也就是说，平均每六七年就有一个新的宪法诞生。也如秋风先生所说，或许只有20世纪中国政体变动之频繁、宪政建设之艰难才能与之媲美。而反观同时期的美国独立革命，却让人感慨良多。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是在相互激励和相互促进中几乎同时进行的，但是其成果却如此迥异：美国最终建立起自由、平等、民主、宽容、稳固的宪政机制（参阅陈敏昭《开创自由、平等、民主、包容的美国独立战争》），而法国革命带来的却是灾难性的、让革命的参与者都感到丧气。我觉得，这其中的奥秘之一就是，美国独立革命既富有激情也富有妥协与忍让，而法国革命最缺乏的就是妥协与忍让，有的是刻薄和独尊，即使是同一阵营的革命战友，意见不合即拔刀相见。这种同志之间的毫无友爱的相互激荡、斗争不断升级，最后只能走向极端，必欲从肉体上消灭之而后快，这就是为什么革命的领导者一个个被自己的战友送上断头台的原因；奥秘之二在于，法国革命是一场由政治革命演变成全面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宗教等等的革命，是一场试图彻底改变人类及社会的革命，革命被不断加码、升级，他们试图用国家机器的暴力及其能够调动的资源，来重新安排人们的信仰、价值和生活方式，这本身就是从根本上违背自由原则的。相反，美国的革命则要相对单纯的多，他们只是对影响大家共同生活的政府进行新的构造，即宪政革命，对政府的权力范围、权力构成与制约做出合理设计，其余的则是公民的自由。奥秘之三，法国革命者非常崇拜权力，非常强调团结，集中，统一和服从。但是，这种团结不是相互协商、妥协后的相互尊敬的团结，而是高压下的屈服和跟从；不是坦诚相见后的意见归纳整理，而是"领导意见总是对的"、"领导讲的都是真理"式的集中和统一，长此下去，必然形成"一言堂"和领导的独断专横，最终走向家天下和极端专制。如果你有理由不服从，那么，他就利用掌握在手的权力机器强迫你服从，否则，就要把你投入监狱，或者从肉体上消灭你！我不知道，我相信你也不知道，那些随意地把自己的战友送上断头台的革命者最后也被革命的后来者送上断头台后做何感想。
　　所以，法国革命，想说爱你不容易！所以，中国变革，不能再走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所以，变革不必强求一致，分省、分区进行同样可以达到目的；多元化、不同意见、自由心声、不同利益诉求才是真正的社会。我们没有能力创建所谓的理想的统一标准的全新社会制度，但是，有足够的能力和时间尊重我们的同类，尊重个人自由意志，建设一个多元的、大家相互尊重和宽容的社会。
　　也许，你还能够从中品读出其他来。那么，请耐心地看罢！
　　1、十八世纪末法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中央专制王权之间的矛盾
　　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发生时，正值法国和西欧从封闭式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社会演变的时期。商品市场经济要求在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上的买卖双方、借贷双方和雇佣双方，彼此间都有选择的自由、成交的自由和签订契约的自由。因此，要求经济自由是当时新兴者和一切小业主们的强烈愿望。然而此时的法国中央专制王权已完全战胜地方封建势力，集中了一切大权，建立了相对稳固的统治基础。唯一对它的统治造成威胁的就是新兴的社会阶层和整个第三等级。所有的封建贵族也将王权视为自己的保护者而加入专制王权集团。特别的，法国专制王朝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它越来越加重了对金融界和工商界的盘剥和勒索。1715-1786年国家税收总额从8600万锂（法国当时的货币单位）提高到5.4亿锂，其中以间接税提高幅度最大。同时，因为关卡林立，在各大城市还征收商品入市税。路易十四时代科尔伯为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出口而制定的各种工业法规，此时已成为技术革新的障碍，但是仍被专制政府强制推行，用来敲诈制造商。对金融界也经常罚款和强行借款，而且动辄封闭银行。资金最雄厚的巴黎贴现银行就多次遭封闭。此外，行会制度、贸易垄断制度也很盛行。这一切，对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构成了严重的障碍。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又使新兴阶层在社会地位上遭受屈辱。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的工场手工业依然发展迅速。最为发达的是采矿业、冶金业、奢侈品工业和纺织业（包括棉、麻、丝、毛）。其中，采矿和冶金业集中程度最高，拥有几个在全欧洲首屈一指的大企业。欧洲最大的冶金企业之一、座落在勃艮地的克勒佐公司，是为数极少的以煤代炭作燃料进行生产的先进企业中的一个。它有4座高炉、2爿冶铁工场，装有蒸汽机、汽锤等设备，还有自家煤矿。著名的昂赞煤矿公司拥有12台蒸汽机，雇佣工人达4000名。1771-1787年该公司利润额增长3倍以上，年收入达120万锂。此外，里昂的丝织品，阿尔萨斯的色布和印花织品，巴黎的化妆品、服装、家具、工艺品等，在国外市场上都享有盛誉。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对外贸易也有大幅度的增长。1716-1789年出口额从8900万锂增加到2.26亿锂。不过，比较发达的还是金融业。金融业主要由包税行业和银行业所组成。从17世纪末起，法国宫廷便将各项税收写成承包合同，将包税加以制度化。包税人同意接受，即可订立合同。合同一般以6年为期。到18世纪，包税人也组织起来。1720年，40名总包税人成立了包税总会。1726年它承包的税额为8000万锂，1774年增至1.52亿锂。从1726年起的50年里，它从包税中获得的纯利润达17.2亿锂。从中，一般包税人各获利125万锂，总包税人高达1000-3000万锂。法国的银行业以购买公债作为重要经营项目，是依靠王室的国债制度发展起来的。到18世纪，巴黎已有银行60余家。1789年法国的国债利息就达3亿锂以上，接近于当年对外贸易总额。国债增长的迅速和利息不断的提高，使银行家们很少将资金投入到工商业中去。
　　经济的发展使新兴阶层的财富超过了贵族的财产，成为社会上最富有的阶级。尤其是包税人、银行家等金融巨子，不仅财力过人，而且通过包税和放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他们在巴黎的罗亚尔宫花园、爱丽舍大街等地建造了富丽堂皇的宅邸，并广有房地产。此外，那些港口城市的大船主们和从事奴隶贩卖活动的海盗式的商人，也是资产阶级中最富有的部分。和资产阶级站在一起的，还有一批自由贵族，即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这些贵族有的因受启蒙思想影响，站到了资产阶级方面来；有的从事海外殖民活动和在殖民地经营种植园；更多的是从事采矿、冶金业的企业主。在经济上新兴阶层虽然占据了首要位置，但是在政治上，他们仍属于被统治的第三等级。他们强烈要求平等参政的自由权利，是不言而喻的。
　　18世纪的法国农业，以永佃田制为主。永佃农可以自由耕种，自由传世、出租，甚至出卖永佃田，只需在转手时向领主缴纳一定费用。领主永不收回永佃田。因此，永佃田是农民占有的，但是附有许多条件和义务，这些义务包括：按年缴纳固定不变的货币贡赋，部分地区还加上定额的实物；负担一定数量的杂税，如工具税等等；服一些杂役；服从领主的司法特权等。此外，买得地产的新兴阶层也同样采用租佃方式经营；天主教会也拥有大量地产，也以出租方式经营。除以上这些土地占有形式外，法国还保留着农村公社，村社都有一些公有土地。总体看来，农业中盛行的是小农制度。在小农制的基础上，一部分条件优越的农民便通过租地或买地扩大经营，雇佣日工、短工，进行商品生产，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与英国的农场经济相比，这只是一种小农式的资本主义，但它符合法国的国情。富农在全体农户中约占百分之十几，但分布广，影响大，通常成为村中的债权人。富农经济是法国农业力量的主要代表。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国革命将以比较民主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
　　18世纪时法国的专制王朝和贵族等级已非常腐朽了。尤其是宫廷贵族集团更成为整个贵族腐败的缩影。他们踞于军政高位，又把持高级教士的职务，还占有大量宫中闲职，领取高额俸金。在宫廷和贵族的沙龙里，充满下流的情调；淫秽文学在贵族圈中流行；夫妻分居各找情人的风气成为贵族社会的时尚。国内政治腐败，对外战争也迭遭失败。特别是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被英国打得惨败，失去了加拿大、路易斯安那、塞内加尔和在印度的许多据点。这不仅使法国丢掉了大部分海外市场，而且使法国在欧洲大陆也降到了二等国地位。路易十五晚年已十分不得人心，以致死后只能在夜间下葬。
　　1774年继位的路易十六曾力图进行改革，以扭转颓势，特别是缓解日趋严重的财政困难。他一即位就任命了一批有才能的大臣，尤其是财政总监杜尔阁，曾一度唤起了人们的希望。杜尔阁是重农学派经济学家，他主张实行经济自由，推行了一系列改革。1774年杜尔阁颁布粮食自由贸易法令，以扩大粮食市场和减少粮食投机。1775年他又下令降低粮食入市税。同年又将修路劳役改为征收道路税，一切等级包括国王均须缴纳。1776年初他又宣布取消行会管事和师傅，废止酒类专卖制，实行自由买卖。在政治上，杜尔阁尽力限制专制王权和贵族特权，设立由各省代表和国务大臣组成的议会，作为咨询机构。在宗教上提倡信仰自由。但是，杜尔阁的改革遭到了教会和显贵们的强烈反对。路易十六也曾尽力支持杜尔阁，但终于无力顶住顽固派的压力，于1776年将杜尔阁免职，各项改革措施也随之被取消。
　　杜尔阁的继任者是瑞士银行家内克。内克以其银行家的身份为政府谋得几项借债，给宫廷带来慰藉。同时，他也推行了一些改革。除在司法程序上的点滴改革外，重点是紧缩财政开支。他取消一部分宫廷中领取高俸的闲职，压缩国王的开支，制定出一套节支制度。这遭到许多权贵的抨击。1781年他局部地公布了财政预算。尽管隐去了巨额财政赤字，但却透露了国王赏赐与恩给金的巨大数额，使王室与受赏者不能容忍。于是，内克被免职，这使社会上对王室的不满加深了。在内克之后的财政总监卡隆和布里埃纳都不是改革者。但是他们也在努力改善财政状况。卡隆一面用代替宫廷权贵偿还赌债和提高年金的办法争取特权者的支持，并制造王室阔绰的假象，一面又修道路、挖运河、建港口，争取美誉，同时大量举债和增加税收。由于他以土地特征税取代人头税和什一税，要求所有臣民包括特权等级都要缴纳，招致了特权者的责难。在1787年2月至5月召集的显贵会议不仅没有支持他的政策，而且明确拒绝承认这个税则。就在会议期间，卡隆被免职。接任的布里埃纳因袭前任的方案，宣布征收印花税和土地税，依然遭到攻击。虽然路易十六亲自出面支持布里埃纳并对贵族们施加压力，但是巴黎高等法院拒绝为新税法登记，并提议召开三级会议以决定臣民如何自由地向国王纳税。在路易十六逮捕两名法官后，公众起来进行了反抗，贵族和教士也支持法院，主张召开三级会议。1787年开始的这场贵族抗命不遵的纠纷，被一些人称为"贵族革命"。布里埃纳在这次纠纷中被迫辞职，路易十六不得不同意在1789年召开三级会议。1788年初内克被召回，再度出任财政总监。这时，专制王朝的危机已十分严重。在因参加北美独立战争消耗军费20亿锂之后，法国又于1786年同英国签订了贸易条约，于1787年5月生效。根据条约，法国大幅度降低英国工业品的进口税，普遍降至10％以下。由于英国许多产品特别是纺织品价格明显低于法国，所以英货迅速充斥法国市场，造成法国生产萎缩，于1787-1788年发生经济危机。与此同时，粮价在大幅度上涨，1787-1789年上涨一倍多。政府的财政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内克重新任职后于1788年3月起草出财政预算报告，其中列举了以下的数字：财政收入为5.03亿锂，支出为6.29亿锂，赤字是1.26亿锂。应偿付的国债利息为3.18亿锂。财政处于破产境地已是确凿的事实。旧制度已无可挽回地陷入了绝境。
　　2、三级会议和巴黎革命爆发
　　从1787年起，社会上要求召开三级会议的呼声日益强烈。特权等级主张召开三级会议主要是反对王室向他们征税并企图通过会议迫使第三等级更多地纳税。新兴阶层和第三等级则想利用三级会议对国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实行类似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制度。在选举三级会议代表期间，反封建的宣传运动达到了高潮。号召人们进行斗争的小册子到处散发，例如米拉波的《对普罗旺斯人的呼吁》、罗伯斯比尔的《对阿图瓦人的呼吁》、杜雷的《告善良的诺曼底人》、塔尔热的《致三级会议的信》等等。在各类小册子中，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是修道院长西哀耶斯写的《什么是第三等级？》。它雄辩地提出，第三等级是全社会的代表，应该是国家的主人。这个宣传运动在启蒙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推动了群众性的反封建斗争，并从中涌现出一批反封建的领袖人物。罗伯斯比尔便是由此而当选三级会议代表的。作为贵族的米拉波伯爵和身为高级教士的西哀耶斯修道院长，也是因此而被第三等级选为代表的，后来都成为革命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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