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国大革命的故乡看中国的政治改革

从法国大革命的故乡看中国的政治改革

(2010-06-28)

　　为什么称“西式民主”?因为只有西式民主，没有东式民主。民主被西方视为自己对人类文明的一大发明和贡献，是西方的专利，它怎么可能与其它文明共享呢？而且在西方，民主更有文化化的趋势。法国社会普遍认为俄罗斯不是民主国家，尽管政治制度上俄罗斯已经全盘移植了西方民主，但从文化的角度，法国百姓仍不把它划归到民主国家行列。这有点像儒家文明。儒家文明就是制度与文化的结合，是中国文明的象征。一提到儒家文明，大家自然想到的必然是中国，而不会认为东方儒家，西方儒家.

　　由于1789年大革命的缘故，法国被称为大革命的故乡。而且其影响远远超过之前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但是从1789年到今天，法国经历了五个共和、两个帝制、一次复辟、两次君主立宪，还有一次巴黎公社。平均每二十年就发生一次大的制度变革。而每一次变革都是暴力：战争、革命、政变、起义。我这里重点讲一下第四共和。第四共和是二战胜利后建立的，结果仅仅十四年，就走向崩溃：政府完全靠借债（外债、内债）和银行透支维持。政治上则由于阿尔及利亚危机，发生了伞兵军事政变，后来漫延到科西嘉岛，中央政府派去镇压的治安警察倒戈。这个时候，总统科蒂向议会发表谘文，指出内战正在迫近，呼吁军事强人戴高乐将军组阁。最后建立今天的第五共和，才最终化解危机。

　　从这个过程中看，法国的民主化之路有三个特点：一是 从 君主专制到民主制度的转型，是极其动荡，代价极高的，各种形式的暴力成为唯一的演变工具。二是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法国几个高峰期都是在高度集权时期。如拿破仑时代，第二帝国时期（就是这个时期法国才完全工业革命）、戴高乐时期。三是多数推进都是依靠强人，而不是制度。是强人改变制度，而不是制度产生强人。

　　回顾法国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转型模式的代价在今天的世界是不可接受的。如果你仍然把民主作为唯一的目的地，这就是绝路一条。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其实看看今天的泰国就明白了。我去年在台湾观选，一位学者讲：台湾民主是一个奇迹。因为从威权向民主制度演变没有发生流血和暴力。我当即发言：什么是奇迹？奇迹就是概率极小的事情。由此看来，大陆如果进行民主化尝试，必然难以避免暴力与流血。可是以大陆的规模，将是什么后果呢？

　　法国建立第五共和国后，出现了稳定和经济增长，但到今天，又陷入困境：一是经济增长乏力，今年第一季度仅增长0.2%。中国接近12%。二是财政赤字、公共债务庞大，都超过欧盟规定的3%、60%标准（中国则是远远低于这个标准），而且仍然迅速增长。2007年法国总理费永就宣布财政破产。三是改革无法推进，陷于僵局。

　　原因还是它实行的这一套民主制度。由于普选，百姓可以用选票或者罢工等街头政治绑架国家。政治人物推出的改革方案往往胎死腹中。甚至都出生了，也照样夭折。德维尔潘政府推出的CPE法案就是一例。这个为了扩大青年人就业推出的微调方案，被国会批准，希拉克总统也签署成为法案，但最终在此起彼伏的街头抗议中宣布废除。过去我们看到的都是公权对私权，民权的侵害，但在法国却是私权，民权对公权的侵害。

　　另外就是法国公民社会的恶质化：只要利益，不要责任。2005年法国公投欧盟宪法，尽管这是法国人主导起草的一部宪法，对法国的利益进行了很大的照顾，而且朝野两党都罕见地意见统一，联手呼吁百姓投票支持，却最终被否决。实际上大多数百姓都没有看过这部欧盟宪法，只所以投票反对，是因为对政府不满。在法国人人都知道财政赤字主要来自医疗保险和退休养老制度，但却不接受任何改革。当然这在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况：被称为“美国的心跳”的通用公司，面对经济危机，既不能削减福利，也不能缩短工时，减少工资，以共度难关。最后只能选择共同毁灭式的破产之路。

　　总之，现行的民主制度在法国已经成了制约这个国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而且到现在也都看不出任何解决的希望。如果回顾法国这两百年的历史，恐怕会不会还是要靠暴力、革命、政变、战争、起义当中的某种形式进行解决呢？

　　民主在整个西方遇到的挑战。任何制度问题，一般会首先表现在经济上。自2007年开始，整个西方经历了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直到今天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至于主权债务危机之后是什么，现在谁也不知道。就如同次贷危机发生时，我们没有想到后面还会有金融危机。

　　危机发生的原因，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共识：资本的贪婪和政府的监管不力。然而真的是政府不知情吗？事实上并非如此。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做证时承认早就发现了次贷问题，但他振振有词的质问：我能让银行破产，穷人失去住房吗？大家知道，美国的两房破产危机是次贷危机升级的转折点。而对两房，二十年前就有学者发现问题并呼吁解决。这就是现年六十多岁的汤姆.斯坦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国政府研究中心的经济学教授。在他的力推下还将监管方案提交国会听证。但由于两大巨头百般阻挠，在听证会上甚至不让他们说话，最后虽然允许成立了一个监管机构，但权限甚小，根本约束不了贷款巨头。直至2007年9月，斯坦顿教授还发表论文呼吁警醒“两房”的问题。这一次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希腊，就是由于政府刻意隐瞒，最后纸里抱不住火，才由新上台的政党公布了真相。我们是不是要打一个问号：为什么号称民主的西方这样对待选民的知情权呢？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社会是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个阶层。根据西方的民主理论，统治者要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和选择，并以被统治者同意的方式进行治理。而问题就出在建立在这一套理论之上的制度模式。

　　美国政府是通过选民选举产生的。因此必须时时回应民意。比如对福利的永无止境的追求。这可称依赖民意治国。问题在于，民意并不总是正确的，还经常处于变动之中，甚至前后矛盾。当年小布什入侵伊拉克，多数美国民众支持。但几年之后，美国深陷泥潭，民众又转而反对。其实，像伊战这样复杂的地缘政治事件，民众怎能有足够的专业知识进行判断？而且如此依赖民意治国，政治精英的责任何在？岂不把自己等同于大众？别忘了，老百姓选你是因为认为你能力出众，可以领导一个国家。这应该是政治人物占有权力的自私，而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而这又和选票决定选举结果的制度密切相关。其实这样的事情是民主国家的通例，绝非美国个案。印度人口增长失控，但无政党敢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否则就会被选民抛弃，也就只能任问题存在并愈演愈烈。

　　然而，决定美国政府的不仅仅是民意，背后还有更重要的财团，实际上，代表资本的财团才是真正的决策者。这可从候选人的选择到最后的竞选整个民主运作的过程得到验证。全球民主国家，候选人的产生大都是政党提名。这一过程，民众根本无法参与。从美国的政治实践看，候选人都产生于即得的利益集团中。要么是州长（如小布什），要么是议员（如奥巴马），要么是屡立战功的军事强人（艾森豪威尔）。谁出线，都是政党内部博弈、讨价还价的结果。候选人产生之后，才交由民众进行投票。而这个过程，谁拥有更多的资金、更多的媒体、更多的广告，谁就会赢得大选。而有能力承担这个天文数字般选举费用的，只有财团。民众表面上是自己独立的投出手中一票，实际上却早就被财团以金钱操纵了。而且除了政党推出的人选外，民众根本别无选择。所以西方民主一语以蔽之：选民被动地从有钱人筛选出的几个候选人中行使神圣的普选权。

　　于是选民一切为了福利，财团一切为了利润，政治人物一切为了选票，这“三个一切”就在民主的旗帜下统一起来。所以也才“银行不能破产，百姓不能没有住房”，直到纸里再也包不住火，成为全面危机。如果说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只是经济危机的话，这一次，就是西方面临的政治制度危机了。

　　从西方整体来看，大都跳不脱这个制度陷阱。这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希腊百姓强烈反对欧盟附加条件的援助方案，全国一半劳动人口罢工，并引发骚乱、警民对抗等暴力事件，一家银行被焚，8人死亡。此前破产的冰岛，尽管国会通过议案归还欠款，但总统拒绝签署，甚至举行公投时，也被百姓一举否决。

　　从国家层面看，西方各国无不负债累累。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被认为正在步希腊的后尘。欧盟的发动机法国和德国也一样负债累累。仍然勉强维持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公债占GDP的比重以超过200%。而西方目前解决的办法是借债还债。欧盟在美国的支持下（G7先达成共识），推出了高达7500亿欧元相当于1万亿美元的救助机制。4400亿欧元由欧元区国家以政府间协议的形式提供,600亿欧元将由欧盟委员会从金融市场上筹集，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提供2500亿欧元。然而对于欧盟这种“把整个老本都押上”的做法（英国《每日电讯报》），也引起了强烈的质疑：以债还债能解决问题吗？

　　有许多人认为民主化可以制约政府开支，建立小政府，大社会。但看看无不负债累累的西方各国政府，真不知该做何感想？

　　谈完西方，我们再看中国。首先就是从什么角度和立场来看的问题。我非常赞同目前在海外的两位学者的看法。一位是文学理论家刘再复。他认为今日中国是18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另一位是哲学家李泽厚。他认为看中国一定要看宏观，如果看微观，哪就永远只是问题。我结合自己在法国的体验，再补充一条：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阶段，因此不能用西方已经发展完善了几百年的标准来衡量和理解中国。

　　关于中国有三点。一是中国的政治、社会传统。二是中国的成就。三是中国的问题。

　　西方出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将中国视为一党专政国家。其实，政党、一党、多党都是西方的话语体系，并不适合中国。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就认为“中 国的 君主制度不是独裁。集权不等于独裁”。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在其专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也提出同样的观点：从先秦到清两千年，我们对以往的传统政治，至少不能很简单地说它是专制政治了。

　　原因就在于中国独特的“天命观”和“家国一体”。在中国没有“君权神授”一说，更没有法国路易十四“朕即天下”的绝对皇权。在中国，皇帝是代表上天来治理国家，如果失职就失去合法性，就要被推翻。因此，在实践上，中国设有谏议制度，所有官员都可以对皇帝提出建议和异议。出了问题皇帝要承担责任，下“罪已诏”。“这种不称职就要被更替”的政治共识，如果套用西方的话语体系，不妨看作是中国的民主观。“家国一体”则皇帝是一家之父的象征（还有国母一词、一职），与百姓一家。皇帝有责任和义务为百姓谋福利，从百姓的角度讲，也有孝顺的义务。这和西方利益博弈、权力限制的政治范式完全不同。所以说，中国没有阶级，没有贵族，政权是代表整个国家。这就是中国传承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面对这种制度，也难怪伏尔泰如此感叹：“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

　　其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这个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的影响仍然无所不在。更不用说执政党的基础就是来自工农。江泽民时代提出的“三个代表”、胡锦涛时代提出的“以人为本”，不妨看作这个政治传统在新时代的延续和表现。

　　最后关于权力的合法性，东西方也相当不同。中国并不重视权力是如何产生的，衡量的标准是执政的有效性。象唐朝的李世民、明朝的朱棣以及东汉末年的王莽。这三个人的权力来源都不具合法性，但由于李世民和朱棣创造了中国盛世，所以得到历史认可和景仰。而王莽则由于新政失败，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国在二十世纪下半页的崛起被视为当代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巨大成就。更根本的是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今天的中国不再是一个传统社会，一个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商业社会，工业社会，而且几乎和全球同步进入信息社会。中国也终于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而且从大历史的角度讲，正是由于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中国也终于打破朝代更替、自我循环的发展演变模式。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崛起真正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

　　中国崛起的原因，我们可以归功于对内市场导向的改革和对外的全面开放，同时抓住全球产业大转移和全球化的历史性机遇。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治体制在符合国情基础之上进行的不断演变和调整，是中国传统文化理性实用主义的再现。这应该是北京模式的核心要素。

　　中国虽然重新成为世界性的大国，但不容否认却也是当今大国中情况最为复杂、内部矛盾最多、制度建设最为欠缺的大国。整体上仍然属于全球公共物品的搭车者而非提供者。这都是中国进一步崛起的挑战和目标。

　　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贫富差距、腐败、环境污染、社会的公平正义缺乏。

　　贫富差距有如下几个角度。第一，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世界公认的警戒线0.40。但放到全球看，超过警戒线的并不只是中国，也包括最发达的美国。中国香港甚至达到0.5。第二，中国的基尼系数分别在城市和农村并不高，但城乡综合就高了。第三中国全局性的贫富差距主要是城乡和东西部。但人类历史的经验证明，消除城乡差别唯一的办法是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三十年来是全球的两倍，农村人口迅速减少。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贫富差距在缩小，因为农村人口在减少。再过二十年，当农村人口降到20到10%之时，中国整体上悬殊过大的贫富差距就可降到社会可接受的程度。至于东西部差距，则由于地理环境等因素，如果不实行非常规政策，很难解决。比如美国允许拉斯维加斯开赌场。第四，中国对贫富差距的敏感度要超过其它文化的国家。这和中国传统的均贫富观念有关。因此，对贫富差距这一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不能仅仅套用西方的基尼系数。

　　关于腐败，有如下几个角度：首先，中国处于经济起飞期和社会转型期，纵观人类历史，这一阶段是腐败的普遍高发期。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都走过同样的道路。其次，中国和同处于经济起飞期的印度、俄罗斯相比，中国的腐败程度远远逊于这些同一进程的国家（根据总部在德的透明国际2008年数据，中国腐败程度列72位，印度85位，俄罗斯147位）。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的腐败曾达到极度疯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第三，任何形式的权钱交易在中国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国家却在一定条件下是合法的。尽管合法，却无法改变其钱权交易的本质。就如同色情业在西方大多是合法的，但仍然无法改变其钱色交易的本质。但合法化的效果是腐败减少了，因为这些行为已经不属于腐败。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西方的腐败是刚性腐败，中国的腐败是人性腐败。西方的民主，必须要有选举，而选举必须要有钱。政治人物接受了财团的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败的刚性原理。而在中国，官员的任命受诸多因素影响，工作能力，群众测评、人情关系以及贿赂等等，但这种开支和大规模的选举所需要的费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财团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上任后的腐败主要是和人性的贪婪有关，收入不高和法规监督不完善则是外因。但从客观上并没有必须腐败进行钱权交易的刚性原由。

　　当然，中国的腐败之所以相对于其它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得到更有效的遏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在一党体制下，有能力对之进行打击。中国的“双规”制度、实名举报制度、官员公示制度，就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虽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无法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准，但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时空内，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要知道现在名列亚洲廉洁排名第二的香港，上世纪七十年代却是另一番光景。由于腐败过于严重，当时的港英殖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打击，结果竟然引发香港警察暴动，将廉政公署占领。其腐败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腐败的有效遏制，根据西方的经验有三条：一是经济发展，可以高薪养廉、建立完善的银行监控体系。二是完善法制。三是钱权交易的合法化。我们可以看一下全球，最腐败的哪些国家都是最贫穷的国家，像民主了两百多年的海地，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与海地为伍的还有伊拉克、阿富汗等美国一手扶持的民主国家。而且在相近的情况下，越民主越腐败。古巴和朝鲜虽然也不是发达国家，但廉洁程度远远超过上述民主国家就是一例。一向不被西方视为民主国家的新加坡，亚洲廉洁度名列第一，全球第五。廉洁度在亚洲名列第二的则是中国香港特区。极为巧和的是，它们均是华人社会。因此，中国在经济发展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在一党制没有腐败刚性的前提下，也同样会达到或接近新加坡也就是是全球领先的廉政水准。

　　从法国的角度看，为什么财产申报制现在仍然无法建立。官员财产申报是全球公认的、有效的反腐败手段。但建立后要使其真正发挥效应，它是有着相当高的前提条件的。必须做到有健全的银行支付、监管体系。在法国，任何受薪人员的工资都由所在单位直接转到各受薪人在银行所开的账户。每个受薪人在银行开户是强制性的，而且人人自动拥有信用卡和支票本。在法国如果不开户，几乎什么都无法办理。就是日常消费，都有规定超过一定限额，不得使用现金。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就因为当巴黎市长的时候用现金购买了机票，便一直被检察机关追查。此外，如果有人—--不管是受薪人还是普通的学生，往自己账户存现金超过一定数额，银行必定约见本人，要求说明资金来源。如果有人长期不消费（比如他有其他灰色收入，工资不动），会被银行举报到税务机关。如果无法说清，则面临经济处罚或法律的制裁。 如果没有这一些配套制度，建立了财产申报制度也根本起不了作用。

　　环境污染从根本上讲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在法国理论界有这样一个观点：当人均GDP七千美元的时候，是一个国家环境从恶化到改善的转折点。英国上世纪五十年代污染还相当严重，伦敦大雾事件造成数千人死亡。直到七十年代才好转。

　　经济学 家茅于轼 先生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不是贫富差距，不是腐败，而是缺乏正义，主要是官员不讲理。我是这样理解的。村这一级政府是直选的，应该是讲理的。中央政府也是讲理的，制订的政策也都是得到支持的，尽管有时可能会有滞后，如对房地产的控制。出问题的就是中间部分。这似乎更是是吏治和法治的问题。

　　关于民怨，我2000年来到法国后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过去我以为只有中国才有民怨，到了法国后看到社会如此先进，物质生活条件如此之高（现在不会有这种感觉了，博联社有一位博友三年前去的法国，感觉法国已象农村），感觉应该是一个和谐社会。结果却发现也是一个民怨社会。罢工此起彼伏，社会秩序经常被打断，甚至瘫痪。显然物质的提高是没有止境的。而且从人性的角度讲，幸福不幸福不再于自己有多少钱，而是自己比别人多多少钱。

　　最后，综述一下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第一是经济发展，有了经济条件，贫富差距包括城乡、东西部差距、腐败以及官员申报制、环境保护都有了解决的基础。第二是社会发展，建立各种形式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三是政治改革。包括法制的完善、权力的制约。这一点，会在最后一部分讲。

　　综上所述，为什么西方民主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第一是它自身都运转不良，甚至难以为继。怎么可能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其实西方的学者也都承认这一点。美国的亨廷顿就指出：伊斯兰和儒家文化不适合民主。另一位学者科恩在《论民主》一书中，也说道：“过去、将来、现在都有不适合民主的地方”。二是政治文化和传统不同。西方在历史上就是神权与皇权两权相争，就存在政权多元化的传统。三是发展阶段不可重复。西方民主是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经历了宗教改革、民族国家的诞生、工业革命、市场经济、社会改革运动。大体上讲，王权被资本的权力制约，工人阶级产生以后通过社会抗争，又再次一定程度驯服了资本，在这个过程又形成了政党，才出现今天的民主制度。而今天，如果实行民主，如前苏联和东欧，都是一步到位式的，这种渐进式民主已不可再复制。

　　中国模式发展到今天，在令举世赞叹的同时，也面临着很大的争议。中国模式能够走多远，中国未来何在，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西方制度化的俄罗斯？是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话题。具体分析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中国模式遇到巨大问题无法解决而失败。这对中国自然是灾难性的结果。这个时候，中国就会可能选择西方的民主制度。但肯定也是灾难。此前的中华民国就是前例了。后来的苏联和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解体也是同样的前车之鉴。

　　第二，西方的模式继续受到危机的冲击，而迟迟无法摆脱。唯一一个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华人社会台湾进一步内耗、衰败。最终这种模式在国际社会失去道义性和支持。这个时候，不管中国模式有多大问题，只要不严重到西方这个程度，就会得到主流的拥护而继续下去。今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刚刚公布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亚洲的新加坡、香港都超过长期位居第一的美国。而新加坡和香港有两个共性：都是华人社会，都不是民主制度。金砖四国中，中国唯一的非西方民主国家，但排名最前，18位，印度、巴西与俄罗斯名次依序为31、38、51。

　　第三，在二十年之内中国不发生大的问题，并终于成为综合国力全球第一的国家。这个时候，从国外的角度讲，已经无法再否定中国。你第二、第三总不能批评第一不好吧，总不能说第一应该向落后者学习吧。从国内的角度讲，无论自己有多大问题，也不会有人再否定这个制度模式。因为我们是全球最不坏的模式。就象现在的美国，经济危机、巨额国债、社会问题相当突出。但就由于它是全球第一强国，老百姓只是认为是执行政策的人出了问题，而不是制度问题。枪击案再多，也不会有人上升到制度的层面进行质疑和批判。

　　从目前的发展判断，第三种可能性最大。第一中国的城市化刚刚接近50%，还有相当长的增长空间。而城市化对经济的拉动是全方面的，也自然包括房地产。第二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仍然有相当的空间。中国尽管经济总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基础设施方面无论高铁，还是高速公路，中国增长的幅度都是世界最前列，但却远远没有达到西方今天的水准和规模。这就是为什么面对2007年的经济危机，中国可以迅速实施4万亿元投资，道理就在这里。至少在我看来，投资这驾马车也还应该有三十年的用武之地。消费的情况颇类似于投资。三十年来，消费不振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隐忧。而且一直是通过全球化的贸易也就是外需来解决。目前中国的消费比重仅占GDP的35%，甚至都低于亚洲的50%和发达国家的60%至70%。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同样表明内需的空间极为庞大。2009年在进出口贸易萎缩的情况下，消费竟然增长了15.5%就是明证。中国只要出台合适的刺激政策（如汽车行业下调税费，家电下乡），同时逐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的消费将也会保持至少三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长。而西方这种消费拉动性经济到现在也已经没有多大的提升空间了，相反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所说的：美国需要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至于进出口贸易，现在就断言中国的出口黄金时代就宣告结束未免过早。由于中国巨大劳动力以及勤劳国民性，就是考虑到人民币未来升值的因素，其竞争力也将长期维持。而随着中国产业升级，高新技术出口的竞争力将会更加明显。现在的高铁就是一例。融合了巨额资金、高端技术和庞大规模人力的大型民用飞机，中国一旦技术成熟，其竞争力在世界上也是无人能企及的。当然，中国节俭的国民性（政府和个人都有巨大储蓄）不仅可以提供庞大的投资资金，更可规避风险。中国应对经济危机无需借债，而西方都是停靠发行各种债券。

　　第二种也有相当的可能性。因为西方除非制度大变，否则难以改善。但西方这种选举式民主，只能带来政策的改革，却不能带来制度进步和变革。因为任何反体制的人，都被这种游戏规则排除在外了。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大的思路是制度创新，而不是制度移植。首先，中国以中共为核心的多党合作制不会改变。但可能会有更丰富、更开放的内容。比如参政党的监督作用、议政作用和权力的分享比重会扩大，而且是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再比如更多的社会利益群体参与执政。总的来说新加坡式的开放式一党执政制度很值的借鉴。第二，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议行合一制度不会改变，但在运作形式上会有大的调整。比如人大会增加会期，官员的代表减少，人大代表专职化、职业化。包括带薪、有助手等。现在的人大代表是不领薪水的。有一位农民工代表，平时还要想法设法挣钱，养家糊口，这怎么能考虑国家大事呢？更重要的一点是产生的方式会有调整。现在我们看到的变化是城乡同票。当然这也和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几乎相当有关。而且我认为下一步将会是扩大直选的层阶和比例。第三，唯一可能会有较大变革的是司法独立。大家不要误解，我讲的司法独立不是指独立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是独立于地方。即公检法司的人事权、财政权都由上一级管理，而不是当地政府。这种做法在银行、税务都已实行，而且相当成功。

　　法国巴黎宋鲁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