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敏昭:法国大革命:由激情走向恐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20: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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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说在前头;
  1、十八世纪末法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中央专制王权之间的矛盾;
  2、三级会议和巴黎革命爆发;
  3、制宪议会和《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4、国王的反扑与革命俱乐部的出现;
  5、革命由激情走向偏激;
  6、国王逃跑:革命走向激进;
  7、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的1791年宪法;
  8、物价飞涨和外国干涉;
  9、巴黎公社:革命几近疯狂;
  10、内斗开始:吉伦特派与山岳派的斗争;
  11、物资短缺、物价高涨和浪漫的革命情怀让人丧失理性;
  12、疯人派和恐怖行动;
  13、权力开始集中:雅各宾派实行专政;
  14、失去理性后的胡作非为:将恐怖进行到底;
  15、独裁者罗伯斯比尔和丹东之死;
  16、库通:扩大恐怖的幕后推手;
  17、热月政变;
  18、热月党人的恐怖再现;
  19、极端狂热的共产主义战士巴贝夫;
  20、激情退却,群众运动沉寂。
  21、十年,人们发现,将相台上,革命的执政者象走马灯般的变换;断头台上,被革命的革命者的头颅就象切萝卜般地滚落。
     0、说在前头
     说实话,重新阅读那段被扭曲的、被断章取义的曾经令人激情澎湃的法国大革命历史,我感到非常羞愧。在此之前,我对法国大革命知之甚少,无论是《国际歌》还是关于巴黎公社等方面的宣传,都让我感觉法国大革命是激情的、浪漫的并且是富有理性的,是荡涤腐朽旧世界的摧枯拉朽的历史洪流,是人类争取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正义之举。然而,经历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是非非后,在我的榆木脑袋里常常产生“充满激情的群众运动一定会走向极端而失去理性”、“大权在握的革命领袖一定会与群情激昂的群众运动相互激励而利令智昏”的担忧。法国革命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当我后来有机会阅读阿克顿的《法国大革命讲稿》、柏克的《法国革命论》和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小说《九三年》等著作后,我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有所改变。我找来不同版本的《世界史》重新阅读,希望能够从中发现事实真相,以及后人的客观评价。果然,我们被忽悠了!同病相怜的意识形态使得“革命期间的种种恐怖暴行都被当作清除旧秩序的壮举而备加赞赏,温和立宪派的种种政策,则被视为投降、妥协行为而遭到严厉斥责;法国的对外侵略被认为是解放欧洲人民,而欧洲各君主国对法国的进攻则被认为是旧制度的反扑”(翻译家秋风先生语)。事实上,就在当时,就在法国革命后不久,不同的历史叙述-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的、自由立宪主义的等等-就已经展开了激烈的论辩。有人为法国未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而痛心,有人为革命之恐怖屠杀而欢呼,有人为法国统治半个世界而欢欣鼓舞,还有人因法国革命者妄想改造社会而对理性主义深恶痛绝。
     没有人能够完全复原历史,况且在哪个风起云涌、变幻莫测的年代,虽然革命持续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年(1789-1799,同样是十年!一百七十七年后中国文革同样进行了十年!),但是,事件是如此众多,史料是如此丰富,每个人从中采颉的都只能是历史的片段。即便是运动中人也都难以叙述革命全景。因此,当我试图从中挖掘一些有用的东西的时候,我只能小心翼翼,尽量尊重历史,还原真相,让读者自己从中发现和总结他所需要的东西。只所以做这项出力不讨好的事情,是因为我常常听到和看到许多人讲:中国今天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只有再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或者象法国式的大革命才能解决所有的难题(事实上,在中国,有非常多的人对文化大革命念念不忘,对毛泽东主席那种激情的领导方式念念不忘)。这话似乎有它的道理,但我却不赞同。社会管理和社会变革必须在理性、克制中进行,要想获得和保持变革的成果,就必须学会容忍、宽容、妥协,让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种势力甚至每个公民都有说话的权利和参与利益博弈的权利。人人渴望自由与平等,但是部分人在得到了自己所想要的东西后,却常常限制他人的自由,总愿意高高在上、高人一等,即使是对自己阵营的同志也是这样。我真不知道大革命时期法国人高喊的“自由,平等,博爱”中的“博爱”其本意是什么。
     法国大革命始终没有建立起稳固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法国的政体总是在君主独裁政体、共和政体、大众民主政体之间不断地游移。如阿克顿先生所说,在革命后的近百年中间,法国已经制订了几十部宪法,也就是说,平均每六、七年就有一个新的宪法诞生。也如秋风先生所说,或许只有20世纪中国政体变动之频繁、宪政建设之艰难才能与之媲美。而反观同时期的美国独立革命,却让人感慨良多。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是在相互激励和相互促进中几乎同时进行的,但是其成果却如此迥异:美国最终建立起自由、平等、民主、宽容、稳固的宪政机制(参阅陈敏昭《开创自由、平等、民主、包容的美国独立战争》),而法国革命带来的却是灾难性的、让革命的参与者都感到丧气。我觉得,这其中的奥秘之一就是,美国独立革命既富有激情也富有妥协与忍让,而法国革命最缺乏的就是妥协与忍让,有的是刻薄和独尊,即使是同一阵营的革命战友,意见不合即拔刀相见。这种同志之间的毫无友爱的相互激荡、斗争不断升级,最后只能走向极端,必欲从肉体上消灭之而后快,这就是为什么革命的领导者一个个被自己的战友送上断头台的原因;奥秘之二在于,法国革命是一场由政治革命演变成全面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宗教等等的革命,是一场试图彻底改变人类及社会的革命,革命被不断加码、升级,他们试图用国家机器的暴力及其能够调动的资源,来重新安排人们的信仰、价值和生活方式,这本身就是从根本上违背自由原则的。相反,美国的革命则要相对单纯的多,他们只是对影响大家共同生活的政府进行新的构造,即宪政革命,对政府的权力范围、权力构成与制约做出合理设计,其余的则是公民的自由。奥秘之三,法国革命者非常崇拜权力,非常强调团结,集中,统一和服从。但是,这种团结不是相互协商、妥协后的相互尊敬的团结,而是高压下的屈服和跟从;不是坦诚相见后的意见归纳整理,而是“领导意见总是对的”、“领导讲的都是真理”式的集中和统一,长此下去,必然形成“一言堂”和领导的独断专横,最终走向家天下和极端专制。如果你有理由不服从,那么,他就利用掌握在手的权力机器强迫你服从,否则,就要把你投入监狱,或者从肉体上消灭你!我不知道,我相信你也不知道,那些随意地把自己的战友送上断头台的革命者最后也被革命的后来者送上断头台后做何感想。
     所以,法国革命,想说爱你不容易!所以,中国变革,不能再走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所以,变革不必强求一致,分省、分区进行同样可以达到目的;多元化、不同意见、自由心声、不同利益诉求才是真正的社会。我们没有能力创建所谓的理想的统一标准的全新社会制度,但是,有足够的能力和时间尊重我们的同类,尊重个人自由意志,建设一个多元的、大家相互尊重和宽容的社会。
     也许,你还能够从中品读出其他来。那么,请耐心地看罢!
     1、十八世纪末法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中央专制王权之间的矛盾
     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发生时,正值法国和西欧从封闭式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社会演变的时期。商品市场经济要求在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上的买卖双方、借贷双方和雇佣双方,彼此间都有选择的自由、成交的自由和签订契约的自由。因此,要求经济自由是当时新兴者和一切小业主们的强烈愿望。然而此时的法国中央专制王权已完全战胜地方封建势力,集中了一切大权,建立了相对稳固的统治基础。唯一对它的统治造成威胁的就是新兴的社会阶层和整个第三等级。所有的封建贵族也将王权视为自己的保护者而加入专制王权集团。特别的,法国专制王朝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它越来越加重了对金融界和工商界的盘剥和勒索。1715-1786年国家税收总额从8600万锂(法国当时的货币单位)提高到5.4亿锂,其中以间接税提高幅度最大。同时,因为关卡林立,在各大城市还征收商品入市税。路易十四时代科尔伯为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出口而制定的各种工业法规,此时已成为技术革新的障碍,但是仍被专制政府强制推行,用来敲诈制造商。对金融界也经常罚款和强行借款,而且动辄封闭银行。资金最雄厚的巴黎贴现银行就多次遭封闭。此外,行会制度、贸易垄断制度也很盛行。这一切,对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构成了严重的障碍。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又使新兴阶层在社会地位上遭受屈辱。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的工场手工业依然发展迅速。最为发达的是采矿业、冶金业、奢侈品工业和纺织业(包括棉、麻、丝、毛)。其中,采矿和冶金业集中程度最高,拥有几个在全欧洲首屈一指的大企业。欧洲最大的冶金企业之一、座落在勃艮地的克勒佐公司,是为数极少的以煤代炭作燃料进行生产的先进企业中的一个。它有4座高炉、2爿冶铁工场,装有蒸汽机、汽锤等设备,还有自家煤矿。著名的昂赞煤矿公司拥有12台蒸汽机,雇佣工人达4000名。1771-1787年该公司利润额增长3倍以上,年收入达120万锂。此外,里昂的丝织品,阿尔萨斯的色布和印花织品,巴黎的化妆品、服装、家具、工艺品等,在国外市场上都享有盛誉。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对外贸易也有大幅度的增长。1716-1789年出口额从8900万锂增加到2.26亿锂。不过,比较发达的还是金融业。金融业主要由包税行业和银行业所组成。从17世纪末起,法国宫廷便将各项税收写成承包合同,将包税加以制度化。包税人同意接受,即可订立合同。合同一般以6年为期。到18世纪,包税人也组织起来。1720年,40名总包税人成立了包税总会。1726年它承包的税额为8000万锂,1774年增至1.52亿锂。从1726年起的50年里,它从包税中获得的纯利润达17.2亿锂。从中,一般包税人各获利125万锂,总包税人高达1000-3000万锂。法国的银行业以购买公债作为重要经营项目,是依靠王室的国债制度发展起来的。到18世纪,巴黎已有银行60余家。1789年法国的国债利息就达3亿锂以上,接近于当年对外贸易总额。国债增长的迅速和利息不断的提高,使银行家们很少将资金投入到工商业中去。
     经济的发展使新兴阶层的财富超过了贵族的财产,成为社会上最富有的阶级。尤其是包税人、银行家等金融巨子,不仅财力过人,而且通过包税和放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他们在巴黎的罗亚尔宫花园、爱丽舍大街等地建造了富丽堂皇的宅邸,并广有房地产。此外,那些港口城市的大船主们和从事奴隶贩卖活动的海盗式的商人,也是资产阶级中最富有的部分。和资产阶级站在一起的,还有一批自由贵族,即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这些贵族有的因受启蒙思想影响,站到了资产阶级方面来;有的从事海外殖民活动和在殖民地经营种植园;更多的是从事采矿、冶金业的企业主。在经济上新兴阶层虽然占据了首要位置,但是在政治上,他们仍属于被统治的第三等级。他们强烈要求平等参政的自由权利,是不言而喻的。
     18世纪的法国农业,以永佃田制为主。永佃农可以自由耕种,自由传世、出租,甚至出卖永佃田,只需在转手时向领主缴纳一定费用。领主永不收回永佃田。因此,永佃田是农民占有的,但是附有许多条件和义务,这些义务包括:按年缴纳固定不变的货币贡赋,部分地区还加上定额的实物;负担一定数量的杂税,如工具税等等;服一些杂役;服从领主的司法特权等。此外,买得地产的新兴阶层也同样采用租佃方式经营;天主教会也拥有大量地产,也以出租方式经营。除以上这些土地占有形式外,法国还保留着农村公社,村社都有一些公有土地。总体看来,农业中盛行的是小农制度。在小农制的基础上,一部分条件优越的农民便通过租地或买地扩大经营,雇佣日工、短工,进行商品生产,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与英国的农场经济相比,这只是一种小农式的资本主义,但它符合法国的国情。富农在全体农户中约占百分之十几,但分布广,影响大,通常成为村中的债权人。富农经济是法国农业力量的主要代表。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国革命将以比较民主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
     18世纪时法国的专制王朝和贵族等级已非常腐朽了。尤其是宫廷贵族集团更成为整个贵族腐败的缩影。他们踞于军政高位,又把持高级教士的职务,还占有大量宫中闲职,领取高额俸金。在宫廷和贵族的沙龙里,充满下流的情调;淫秽文学在贵族圈中流行;夫妻分居各找情人的风气成为贵族社会的时尚。国内政治腐败,对外战争也迭遭失败。特别是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被英国打得惨败,失去了加拿大、路易斯安那、塞内加尔和在印度的许多据点。这不仅使法国丢掉了大部分海外市场,而且使法国在欧洲大陆也降到了二等国地位。路易十五晚年已十分不得人心,以致死后只能在夜间下葬。
     1774年继位的路易十六曾力图进行改革,以扭转颓势,特别是缓解日趋严重的财政困难。他一即位就任命了一批有才能的大臣,尤其是财政总监杜尔阁,曾一度唤起了人们的希望。杜尔阁是重农学派经济学家,他主张实行经济自由,推行了一系列改革。1774年杜尔阁颁布粮食自由贸易法令,以扩大粮食市场和减少粮食投机。1775年他又下令降低粮食入市税。同年又将修路劳役改为征收道路税,一切等级包括国王均须缴纳。1776年初他又宣布取消行会管事和师傅,废止酒类专卖制,实行自由买卖。在政治上,杜尔阁尽力限制专制王权和贵族特权,设立由各省代表和国务大臣组成的议会,作为咨询机构。在宗教上提倡信仰自由。但是,杜尔阁的改革遭到了教会和显贵们的强烈反对。路易十六也曾尽力支持杜尔阁,但终于无力顶住顽固派的压力,于1776年将杜尔阁免职,各项改革措施也随之被取消。
     杜尔阁的继任者是瑞士银行家内克。内克以其银行家的身份为政府谋得几项借债,给宫廷带来慰藉。同时,他也推行了一些改革。除在司法程序上的点滴改革外,重点是紧缩财政开支。他取消一部分宫廷中领取高俸的闲职,压缩国王的开支,制定出一套节支制度。这遭到许多权贵的抨击。1781年他局部地公布了财政预算。尽管隐去了巨额财政赤字,但却透露了国王赏赐与恩给金的巨大数额,使王室与受赏者不能容忍。于是,内克被免职,这使社会上对王室的不满加深了。在内克之后的财政总监卡隆和布里埃纳都不是改革者。但是他们也在努力改善财政状况。卡隆一面用代替宫廷权贵偿还赌债和提高年金的办法争取特权者的支持,并制造王室阔绰的假象,一面又修道路、挖运河、建港口,争取美誉,同时大量举债和增加税收。由于他以土地特征税取代人头税和什一税,要求所有臣民包括特权等级都要缴纳,招致了特权者的责难。在1787年2月至5月召集的显贵会议不仅没有支持他的政策,而且明确拒绝承认这个税则。就在会议期间,卡隆被免职。接任的布里埃纳因袭前任的方案,宣布征收印花税和土地税,依然遭到攻击。虽然路易十六亲自出面支持布里埃纳并对贵族们施加压力,但是巴黎高等法院拒绝为新税法登记,并提议召开三级会议以决定臣民如何自由地向国王纳税。在路易十六逮捕两名法官后,公众起来进行了反抗,贵族和教士也支持法院,主张召开三级会议。1787年开始的这场贵族抗命不遵的纠纷,被一些人称为“贵族革命”。布里埃纳在这次纠纷中被迫辞职,路易十六不得不同意在1789年召开三级会议。1788年初内克被召回,再度出任财政总监。这时,专制王朝的危机已十分严重。在因参加北美独立战争消耗军费20亿锂之后,法国又于1786年同英国签订了贸易条约,于1787年5月生效。根据条约,法国大幅度降低英国工业品的进口税,普遍降至10%以下。由于英国许多产品特别是纺织品价格明显低于法国,所以英货迅速充斥法国市场,造成法国生产萎缩,于1787-1788年发生经济危机。与此同时,粮价在大幅度上涨,1787-1789年上涨一倍多。政府的财政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内克重新任职后于1788年3月起草出财政预算报告,其中列举了以下的数字:财政收入为5.03亿锂,支出为6.29亿锂,赤字是1.26亿锂。应偿付的国债利息为3.18亿锂。财政处于破产境地已是确凿的事实。旧制度已无可挽回地陷入了绝境。
     2、三级会议和巴黎革命爆发
     从1787年起,社会上要求召开三级会议的呼声日益强烈。特权等级主张召开三级会议主要是反对王室向他们征税并企图通过会议迫使第三等级更多地纳税。新兴阶层和第三等级则想利用三级会议对国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实行类似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制度。在选举三级会议代表期间,反封建的宣传运动达到了高潮。号召人们进行斗争的小册子到处散发,例如米拉波的《对普罗旺斯人的呼吁》、罗伯斯比尔的《对阿图瓦人的呼吁》、杜雷的《告善良的诺曼底人》、塔尔热的《致三级会议的信》等等。在各类小册子中,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是修道院长西哀耶斯写的《什么是第三等级?》。它雄辩地提出,第三等级是全社会的代表,应该是国家的主人。这个宣传运动在启蒙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推动了群众性的反封建斗争,并从中涌现出一批反封建的领袖人物。罗伯斯比尔便是由此而当选三级会议代表的。作为贵族的米拉波伯爵和身为高级教士的西哀耶斯修道院长,也是因此而被第三等级选为代表的,后来都成为革命的领导人。
  
    在全国三级会议召开之前,许多省召开了自己的三级会议。第三等级的代表大多在会上取得了主导地位。1788年在维吉尔堡举行的多菲内省三级会议,就在穆尼埃和巴那夫提议下,决定第三等级要以双倍代表名额出席全国的三级会议。这个《维吉尔堡决议》迅速地得到了许多省三级会议的响应。在内克的敦促下,路易十六也同意了这一要求。
     三级会议于1789年5月5日在凡尔赛王宫开幕。会议仍按传统方式进行,即三个等级的代表分别开会,表决时每个等级算一票,从而使第三等级的双倍代表名额失去作用。开幕时内克所作的关于财政问题的讲话回避要害,丝毫未涉及改革问题。于是第三等级的代表一开始便与王权及特权等级的代表发生了冲突。在第三等级代表中,律师人数最多,占1/3以上。其次是地方法官,占1/4以上。他们仿效英国,自称为“下院”。鉴于王室和特权等级代表的顽固态度,他们于6月10日宣布单独进行代表资格审查。6月17日又根据西哀耶斯的提议,自行组成国民议会,推举巴伊为主席。第三等级的代表组成为国民议会,意味着三级会议的历史已告终结。6月20日,由于国王封闭会场,国民议会代表在一个网球场集会,进行了著名的网球场宣誓。在主席巴伊带领下,代表们庄严宣誓:不制定出一部王国宪法并使宪法得以实施,议会决不解散。至此,新兴阶层的反封建纲领已经形成:将法国改造成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法治国家,以便借此推行各种符合理性的改革。
     1789年6月23日国王召开“御前会议”,三个等级的代表全体参加。路易十六在会上明确表示,什一税、贡赋、领主特权是不可动摇的,王权也是不可动摇的。还下令三个等级仍要分别开会。国民议会的代表抗命留在会场中继续开会。不少教士代表和以拉法耶特侯爵为首的一部分自由贵族代表也参加进来。根据米拉波、西哀耶斯、巴那夫等人的意见,在巴伊主持下会议全体重申了网球场誓言。
     国民议会的坚定态度使特权等级代表发生了严重分化。6月24日大部分教士代表加入了国民议会。25日,具有自由主义声望的奥尔良公爵为首的47名贵族代表也参加进来。路易十六被迫让步,于27日命全体特权等级代表加入了国民议会。议会决心实现网球场誓言,于1789年7月9日正式改称制宪议会。一些代表已开始酝酿起草作为宪法指导原则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但是,王室和贵族并不甘心,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和顽固派贵族在策划调集外籍军团前来进行镇压。巴黎人民发现了军队集结的情况,向制宪议会作了报告。议会要求路易十六作出解释,他拒绝了,而且在7月10日将具有改革形象的内克免职。
     于是,被激怒的巴黎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革命爆发了。群众自发走到街头集会,一位叫卡米尔·德穆兰的青年在罗亚尔宫广场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公民们,一刻也不能迟疑了,内克被免职就是警钟……我们只有一条生路,那就是拿起武器!”群众报以欢呼,立即进行了示威游行。13日,一队队群众在寻找武器,准备起义。选举三级会议代表时产生的第三等级的选举人在市政厅成立了常务委员会,实际上成为新的市府机关,成了巴黎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常务委员会决定建立国民自卫军,号召公民参加。群众从荣誉军人院找到2.8万枝枪和几门大炮,将自己武装起来。更多的人拿起了大刀、长矛。只经过几次不大的武装冲突,武装的群众便于当晚控制了巴黎大部分地区。但是,作为封建统治象征的巴士底狱还由国王军队守卫着。
     巴士底狱原是军事堡垒,后改为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故而修建了塔楼并装有大炮。当时这些炮正对准着市郊工人聚居的圣安东区。1789年7月14日常务委员会派人与监狱守军指挥官德·娄内侯爵联系,要求拆除大炮。群众则高呼“到巴士底去”的口号,向监狱奔去。德·娄内拒绝了人们的要求,群众发起了进攻。经过4小时激战,群众攻破巴士底狱,处死了德·娄内。攻克巴士底狱是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标志。
     巴黎人民的胜利给制宪议会很大的鼓舞,也迫使国王不得不作出让步。7月15日路易十六到制宪议会表示,他完全信任议会,已经下令撤走军队。不久他又派人通知议会,他决定召回内克,还将去巴黎。制宪议会决定首先派代表团去巴黎。巴黎人民热烈欢迎议会代表团,常务委员会当即选举议会主席巴伊为巴黎市长,任命拉法耶特为国民自卫军司令。7月17日国王来到巴黎,从市长巴伊手中接受了国民自卫军的红白蓝三色徽章,批准了新选出的官员。这样,他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路易十六不得已而妥协的行动受到了顽固派贵族的反对。王弟阿图瓦伯爵及两个儿子昂古莱姆与贝里、孔代亲王、孔蒂亲王、波旁公爵、当甘公爵等,很快逃往国外,从而开始了贵族逃亡活动。这些逃亡贵族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勾结外国势力干涉法国革命。
     7月14日巴黎起义的胜利成为一个信号,革命迅速在全国发展起来。各城市纷纷效法巴黎,以选举人为主建立起常务委员会,组织起国民自卫军。在农村中也发生了波及全国多数地区的农民起义。自6月17日国民议会成立后,农村中就广泛流传一种说法:宫廷和贵族要派军队镇压第三等级代表,还要派“土匪”和外国军队洗劫各省。这样,农民心态中便产生了一种对“贵族阴谋”的“大恐慌”。在大恐慌心理的促使下,农民运动大规模地开展起来,7月下旬达到高潮。在人们逐渐得知“贵族阴谋”不过是一种凭空的推测之后,便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本地的领主,攻打城堡,焚毁封建文契。
     3、制宪议会和《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巴黎革命胜利后,制宪议会成为国家立法机关和实际上的革命领导机关。领导制宪议会的是三级会议期间带头进行反抗王权斗争的那些活动家,主要代表人物有米拉波、西哀耶斯、巴那夫、拉法耶特、巴伊、迪波尔、拉梅特兄弟等。这些人始终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张,故而称为君主立宪派。在革命初期,议会代表基本上都是主张立宪君主制的,并没有人提出共和主义的口号。制宪议会就是在君主立宪派领导下,运用立法手段,对法国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
     制宪议会通过的第一个立法文件是废除封建制度,后来被称为“八月法令”。制宪议会本来在起草《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但是风起云涌的农民暴动促使它不能不改为首先研究废除封建制度的问题。于是在8月4日至11日通过了这个著名的法令。8月4日晚,作为法学家的塔尔热提议必须强制恢复农村秩序。而贵族代表诺阿伊子爵却提出了革命性建议:要使农民放下武器,就应该无偿废除残存的农奴制和人身劳役,一切人都按收入纳税,与土地相关联的封建义务可以允许赎买。埃吉永公爵当即支持这一提案,代表们也纷纷表示赞同。随后,很多贵族代表和教士代表接踵走上讲坛,提出要废除各类不合理的特权和赋税,包括教会什一税、贵族狩猎特权、养鸽特权、领主裁判权等。会场上情绪高昂,会议开了一夜,史称“八月四日之夜”。八月法令便是根据这一夜的动议制定的。法令宣布“将封建制度全部予以废除”。按规定无偿废除的有:人身义务、狩猎、鸽舍特权、领主法庭、教会什一税、特权等级免税权、买卖官职制度等,还规定任何公民,不论出身如何,均可出任教会或国家的文武官职。法令宣布要制定“全国性宪法”。此外,对源于土地的封建义务,法令规定要以赎买的方式予以废除。
     通过八月法令之后,制宪议会又转入《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草拟工作,经过逐字逐句讨论,于8月26日通过。到1791年通过宪法为止,又经过多次修改。《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受美国独立革命的影响非常大,在民主原则上许多地方又超过了美国《权利法案》,是法国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它的核心内容是人权与法治。《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指出:“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和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障人的自然的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整个主权在根本上存在于国民之中。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确授予的权力”。这些就是《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总纲。它首先明确了人的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天赋权利),即自由和平等。这种自然权利通过人们的“政治结合”,就变为公民权利,那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政治结合产生的是公民社会,体现出来的是“社会契约”原则。因此,最高权力来自于国民,即主权在民原则。《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宣布的这个根本性原则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以主权在民代替主权在君,是以公民社会代替贵族社会的根本表现。它极大地提高了公民在国家中的主体意识。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并没有鼓吹无限制的自由,然而它给自由规定的唯一限制,只是不损害他人,即自由是指“可以做一切不损害他人的事”。在这个限制范围内,“公民都有言论、写作、出版的自由”,“任何人不应因其意见,甚至宗教的意见而受干扰”。与自由密切关联的是平等。《人权宣言》将平等也列为人的自然权利。作为公民权利,它将平等解释成身份的平等,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担任公职上的平等,负担纳税义务上的平等。它写道:“所有公民……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显职、职务和公共职位,除德行和才能的差别外,没有其他差别”。
     为保障人权,必须实行法治。《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强调,决定国家意图的,不应是掌权者而应是国民。国民的公共意志应是立法的根本依据。“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所有公民都有权利亲身或委托代表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律保护人的自由权利,不依照法律就“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每个人在守法方面也是平等的,“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明确规定,必须实行分权原则,以防止政府的专横与渎职。“没有确立分权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后来制定的1791年宪法中,又为公民规定了集会、请愿、享有公共救济和受教育等自由权利。这是对《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所列权利的补充。
     4、国王的反扑与革命俱乐部的出现
     在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后,制宪议会即开始讨论宪法的正文。在讨论国家政治体制时,在两个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第一是立法机构是否实行两院制并设立贵族院;第二是国王对议会决议是否拥有否决权。宪法草案报告人穆尼埃以及拉利·托朗达尔等人主张仿效英国,设立贵族院。他们被称为“王政派”。持反对意见的是人数更多的“爱国派”,主要领导人是被称为“三巨头”的巴那夫、迪波尔和亚历山大·拉梅特。“爱国派”坚持不设贵族院,实行一院制。经表决,王政派意见被否定。在国王否决权问题上,双方争论不下,最后根据巴那夫的议案实行了妥协,决议给国王以“搁置否决权”,但以两届议会为限,即国王否决的议会决议,如在下届议会再获通过,便不得加以否决。
     制宪议会讨论宪法时,国王路易十六否决了八月法令。经议会强烈要求后勉强批准,但却顽固拒绝《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这时,国内经济情况不好,巴黎面包短缺,价格急剧上涨,群众不满情绪非常强烈。人们认为制造饥饿的是凡尔赛宫廷。巴黎出现许多民众会社,爱国派的报纸也很活跃,如高尔萨的《巴黎至凡尔赛邮报》、卢斯塔洛的《巴黎革命》、布里索的《法兰西爱国者》和9月创办的马拉的《人民之友》。
     面对这一形势,路易十六竟然在9月14日下令调集军队,企图镇压群众。奉调的佛兰德斯旅团于23日到达凡尔赛。10月1日和3日宫廷两次欢宴旅团军官,宴会上军官们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这一情况被爱国派报纸揭露出来,立即点燃了巴黎人民的怒火。10月5日,由大批妇女带头,一支群众大军向凡尔赛进发,一路高呼:“要面包”,“处死教士、处死贵族、处死王后”的口号。当晚到达凡尔赛后,派代表团到制宪议会,随后到了王宫。议会立即派代表去见国王,要求他批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保障巴黎粮食供应。路易十六答应了这些要求。10月6日晨,群众在和禁卫军发生冲突后攻入王宫。拉法耶特急忙率国民自卫军为王宫解围,并要求国王去见群众。当路易十六出现在群众面前时,群众坚决要求王室到巴黎去。他被迫同意,于当天下午在群众队伍簇拥下王室人员到了巴黎,住进土伊勒里宫。从此,国王处于巴黎人民监督之下。几天后制宪议会也迁到巴黎。
    十月事件挫败了王室镇压革命的阴谋,大大地加强了巴黎作为革命中心的地位。巴黎的政治生活空前活跃,革命俱乐部在政治生活中起着极大的作用。在大量俱乐部中,地位最突出的是雅各宾俱乐部、哥德利埃俱乐部、社会俱乐部等。
     雅各宾俱乐部的前身是三级会议时期部分代表为在会外讨论问题而组成的布列塔尼人俱乐部。制宪议会迁到巴黎后,该俱乐部在圣奥诺雷街的雅各宾修道院集会,并正式定名为“宪法之友协会”,还吸收制宪议会代表以外的人加入。人们按其集会地点习惯地称它为雅各宾俱乐部。这时,原属俱乐部的“王政派”已分裂出去,另组成“君主宪法之友俱乐部”。爱国派成员还留在俱乐部之中,人数很多。俱乐部实际上起着制宪议会的预备会议的作用,事先讨论议会将要讨论的问题。由于意见上时有分歧,拉法耶特、勒夏普利埃、西哀耶斯等人退了出去,另外组成“八九年俱乐部”,在制宪议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雅各宾俱乐部主要由巴那夫、拉梅特等领导。他们仍属君主立宪派。俱乐部在社会上的影响更大。随着革命的发展,雅各宾俱乐部的群众性日益加强,而且逐渐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分部,最多时达几千个。1791年7月和1792年10月,立宪派和吉伦特派先后从俱乐部分裂出去,雅各宾俱乐部遂成为革命民主派组织,罗伯斯比尔成为主要领导人。
     哥德利埃俱乐部成立于1790年4月,一开始就是激进民主派的团体。它的正式名称是“人权之友协会”,因在哥德利埃修道院集会而得此俗称。哥德利埃俱乐部的重要活动家有律师出身的丹东,记者德穆兰、马拉,诗人法布尔·戴格朗丁,肉商勒让德尔,先是剧场售票员后为记者的埃贝尔,印刷匠摩莫罗,最早的共和主义者之一的罗贝尔等,许多人同时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哥德利埃俱乐部在1791年成为民主共和运动的中心,恐怖年代又成为埃贝尔派的重要阵地。
     社会俱乐部于1789年10月由政论家兼文学家博内维尔和修道院长佛歇创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原始的、平均的共产主义思想。佛歇在该俱乐部的《铁嘴报》上曾写道:“每个人都应有土地权,都应有维持生存所必需的一小块土地”。
     5、革命由激情走向偏激
     此外还有许多俱乐部或会社进行着活动。在俱乐部影响下,巴黎人民群情激昂。十月事件中迫使王室移至巴黎的胜利结局,极大地提高了巴黎人的公民参与意识。在这样的气氛中,制宪议会又通过了一系列法令。主要有:
     [一]以宪法政治取代专制主义。1789年10月1日通过的关于政府基本原则的法令规定,国家机关实行分权制,立法权只属于一院制议会,国王掌握行政权,但只能依法行使,不经议会同意不得收税等等。12月14日和22日又两次颁布有关改组地方政府的法令,规定地方官由选举产生。1790年2月26日通过决议,废除以往那种混乱不堪的区域划分,将全国统一分成面积与人口大体相当的83个郡。
     [二]改造原第一等级和天主教的法令。1789年11月2日通过了没收全部教会财产的法令,12月29日又下令以这些教会财产为抵押发行财政票据-指券。1790年3月17日下令宣布将教会财产作为“国有财产”出售。对天主教教士,大力进行改造。1790年2月23日颁布命令,要全体教派教士离开教堂,到指定的团体去或者还俗,本堂神甫须宣读和讲解议会法令。7月12日通过的教士公民组织法是使教会世俗化的法令,规定废除旧的教区,按83郡行政区设立新主教区,主教由公民选举产生,不再由罗马教皇任命。高级神职人员的薪俸改由国家支付。11月27日又公布了教士宣誓法,规定所有大主教、主教和本堂神甫都必须宣誓效忠于民族、法律、国王和制宪议会颁布的宪法。
     [三] 永久废除世袭贵族。1790年6月19日制宪议会下令宣布:“永久废除世袭贵族,任何人都不得再接受或是授予他人亲王、公爵、伯爵、侯爵、子爵、代理主教、男爵、骑士、老爷、绅士、贵人以及一切类似的头衔”。
     [四]在社会经济方面,废除了种种封建性限制,1790年10月31日废除内地税和商品入市税法令,1790年4月3日取消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法令,1791年3月2日取消政府工业法规和废除行会法令等。
     在上述各项政策中,一些政策是非常失误的。例如教士宣誓法就过于偏激。实行后有半数以上教士拒绝宣誓,成为“反抗派教士”。宣誓者称“宣誓派教士”或“宪政派教士”。教士分裂为两大派,对众多的信仰天主教的居民也有相当大的影响。而"反抗派教士"中除抗拒革命的那部分人之外,有不少是出于宗教感情和信仰受到挫伤才拒绝宣誓的。他们从同情或支持革命转而厌恶或反对革命。又如,没收和出售教会财产原是缓和财政困难的重要措施,但是在1790年4月议会决议将土地券性质的指券确定为货币,明令正式流通,而且接连不断地扩大印发数量,很快就造成了后果严重的通货膨胀。
     接着,制宪议会为稳定的局势,于1789年10月21日颁布了戒严法令,1791年6月14日又颁布了禁止同行业工人结社的法令。但是,制宪议会的立法活动始终是公开化的,议会上辩论的情况也是向公民公开的。政治的公开化是法国大革命贯穿始终的特点。
  
    6、国王逃跑:革命走向激进
     制宪议会的各项反封建法令和讨论中的宪法条文,都是路易十六难以接受的。同时,逃亡国外的王弟阿图瓦伯爵于1791年5月20日与奥地利皇帝进行会晤,策划由各君主国出面干涉法国革命。皇帝在密信中将这些情况通知了路易十六。于是,发生了法国国王秘密逃跑事件。1791年6月20日夜,国王、王后、王弟普罗旺斯伯爵(摄政王候任人)等人化装出逃。21日他们在靠近东部边境的发棱被人认出,不得已返回巴黎。只有普罗旺斯伯爵逃到布鲁塞尔。
     国王逃跑事件在巴黎激起了一场民主共和运动。6月21日晨群众得知国王已逃跑的消息后,立即冲进王宫,并将街道上路易十六的雕像遮盖起来。哥德利埃俱乐部通过了由罗贝尔起草的给制宪议会的请愿书,上面写道:“1789年时我们是奴隶,1790年我们自以为是自由人,1791年6月底我们已是自由人了。自由而没有国王。王权,特别是世袭王权,同自由是不相容的”。请愿书要求议会宣布共和,或者等待各郡对此表态。许多革命报纸也提出了实行共和制的主张。布里索的《法兰西爱国者》指出,路易十六破坏了自己的权力。社会俱乐部的《铁嘴报》说:“即使我们保留了哪怕是国王的影子,那我们将只能得到一个毫无结果的革命”。《巴黎革命》报要求审判国王。《革命之友》报主张仿效美利坚合众国的制度。弗雷隆的《人民演说家》报提出了“非共和,即死亡”的口号。新创刊的《共和主义者》报更是力主实行共和制度。巴黎群众多次举行了示威游行。
     然而,影响巨大的雅各宾俱乐部基本上没有参加这场运动。它的起主要作用的成员依然坚持君主立宪制的宪法,即使是罗伯斯比尔、马拉这样的民主派,当时也不赞同共和主义。由于不少成员站到共和运动一边,罗伯斯比尔等虽不赞成共和制,但却主张废除路易十六,更换国王。结果,雅各宾俱乐部发生了分裂,巴那夫等君主立宪派于7月16日退出,另外组成斐扬俱乐部。
     在君主立宪派领导下的制宪议会,6月21日晨得知国王逃跑消息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果断的措施。议会命令内政大臣“立即派人到各郡,命令全体公职人员、国民自卫军和边防军拘留所有逃离王国者;同时禁止一切货物,武器、军需品、金银币、马匹、车辆和粮食外流。如发现任何王室成员或劫持他们的人,公职人员、国民自卫军和边防军要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阻止这一行动,扣留他们,并将详情报告立法机关”。议会向大臣们宣布,自即日起议会的决议均不需批准,立即具有法律效力。同时还派人检查各地驻军、军事要塞和武器库,以议会名义而不是国王名义接受军队宣誓。议会通知各国驻法使节,法国将继续保持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在向全国公民发布的宣言中,制宪议会庄严宣布,革命决不会后退,自由必将胜利。“任何人也休想奴役法兰西这块土地,等待暴君的,只有失败”。显然,一旦路易十六逃出法国,制造外国干涉,制宪议会决心以武力保卫革命成果。
     但是,很快传来了路易十六被拦截的消息,接着他于6月25日返回巴黎。这时,民主共和运动已兴起,群众情绪高昂。制宪议会成员多数是反对共和主义而坚持君主立宪的。于是,他们宣布国王暂时停职,但仍决定保留其王位。他们通过了国王系被他人“劫持”的决议,并在7月16日宣布路易十六仍然是国王。议会的态度激起了群众的不满。人们连日在马尔斯校场集会,请愿、示威。7月17日,巴黎群众继续聚集在马尔斯校场,并在由布里索起草的请愿书上签字,要求废除路易十六。
     制宪议会决定进行镇压。议会主席特雷亚尔要求巴黎市长巴伊采取措施“结束混乱并查明犯罪者”。巴黎市政府遂于17日晨发布禁止集会法令,派拉法耶特带国民自卫军前往马尔斯校场执行命令。在群众拒绝解散的情况下,军队向人们开枪,打死50余人,伤数百人。这就是“马尔斯校场流血事件”。群众性的共和运动暂时被镇压下去。君主立宪派也因此而逐渐失去了威信。
     平息共和运动后,制宪议会于8月进行了宪法的定稿讨论,9月3日正式通过。停职中的路易十六只得依从立宪派,于9月14日批准了宪法。这就是《1791年宪法》,是法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
     7、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的1791年宪法
     宪法概括了制宪议会已发布的各项反封建法令,规定了国家的性质和体制:君主立宪制国家。《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是宪法的前言即指导原则。在正文中,宪法宣布要“坚定地废除损害自由和权利平等的制度”。宪法体现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立法权属于选举产生的一院制立法议会,行政权归国王,司法权由选举产生的法官掌握,实行司法独立。宪法特别就国王的行政权作出规定:“没有比法律更高的权力;国王只能依据法律治理国家,并且只有依据法律才得要求服从”。宪法为公民规定了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在选举制度上,早在1789年12月22日颁布的选举法上就已规定,按照公民纳税额来确定选举权。每年缴纳直接税达三天工资以上者享有选举权,称“积极公民”;未达到者无选举权,称“消极公民”。这显然违背了权利平等的原则。然而,按照财产分配权利毕竟是资产阶级的原则,对比于按出身门第分配权利的封建原则仍是个巨大的进步。公民除在财产上的不平等以外,已没有其他方面的不平等。而财产上的差别在竞争的环境中是可以改变的。1791年宪法是适应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国家根本大法,是法国从传统的贵族社会跨入近代公民社会的法律标志。
     宪法生效后,很快就开始了立法议会的选举。这时,制宪议会的代表们已实践了当年的网球场誓言。他们通过了一个惊人的决议-全体代表一律不参加竞选,不进入新的立法议会。法国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改造旧制度、创立新国家的第一批立法者,其功勋是不可磨灭的。然而,他们自动全数从政治舞台上引退了。他们没有利用自己为大革命创业的功勋去谋求权位。虽然我无法弄清楚他们名字和具体的事迹,但是,他们高尚的品格、坚韧的毅力和宽容的精神,我想,法国能够记住,历史能够记住。
     1791年10月1日,新选出的立法议会开幕。在议会中,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立宪派在全体745名代表中有264名,占1/3以上。斐扬俱乐部与他们有经常的联系。雅各宾派的代表有136名,主要由吉伦特派组成,重要代表人物有布里索、维尼奥、伊斯纳尔、加代、孔多塞等。他们受重农学派影响,主张工商业活动的完全自由。这一派在巴黎市有较大影响,直到1792年上半年,他们左右着雅各宾俱乐部的主要倾向;1791年11月这一派的佩迪翁又当选为巴黎市长。在雅各宾派代表中,还有少数激进分子,如夏博、德穆兰、桑泰尔、勒让德尔等,对宪法持保留态度,更倾向于共和制。由于人数过少,在议会中影响不大。他们在雅各宾俱乐部中是倾向于罗伯斯比尔的。其余的345名代表,在议会中处于中间派地位。
     8、物价飞涨和外国干涉
     立法议会期间,革命正面临着两个重大的问题困扰,即物价问题和外国干涉威胁的问题。物价高涨问题早已存在,1790年时有所缓和。1791年国王逃跑事件又使问题严重化了。在普通群众当中,许多人怀疑既然国王都不赞同革命,又有外国的支持,革命真会成功吗?再加上传统习惯的影响,人们对政府发行的指券日益不信任,并尽力将旧时的硬币储存起来。地主、富农,特别是投机商们,便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造成粮食、生活必需品短缺,价格猛涨。这就激起了群众性的要求打击投机商、限制物价的运动。立法议会收到了大量群众请愿书。关于群众在各地拦截粮车、粮船和冲击商店的消息也不断传来。
     外国武装干涉的威胁更令人担忧。在立法议会开幕前一个多月,普鲁士、奥地利便于8月27日发表庇尔尼茨宣言,扬言法国如不恢复王权,解散议会,各国君主都将出面保障法国的君主体制。逃亡贵族的活动也很猖狂。普罗旺斯伯爵、阿图瓦伯爵两名王弟以及孔代亲王和波旁公爵,竟然对路易十六批准宪法提出了抗议,使得国内外封建势力更加嚣张。逃亡者还在德意志、比利时一些地方聚集起来,招募军队,准备反攻。对此,俄国、瑞典、西班牙、撒丁王国等都表示支持。
     在严重的局势面前,立法议会采取了一些打击封建势力的措施,包括10月31日发布的限普罗旺斯伯爵在两个月内回国的法令,11月9日限一切逃亡者1792年1月1日回国,否则没收财产以叛国罪论处的法令,11月29日强制反抗派教士进行公民宣誓的法令等等。对于国内物价问题,议会没有作出什么重要决策,但围绕战争威胁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
     在辩论中,以布里索为代表的吉伦特派是主战旅。他们认为,欧洲各君主国是对本国革命既得成果的严重威胁,同时也是造成恐慌不安、破坏商业流通的祸根。通过战争打击这些暴君,才能迫使各国承认法国革命,同时为商业流通打开渠道。在君主立宪派中,大多数人主和,担心战争会造成既得革命成果的丧失。并非议会代表的罗伯斯比尔则认为,首先应在国内巩固革命成果,镇压反革命势力。鉴于法国在军事上准备不足和军队中原贵族军官较多,不宜急于开战。罗伯斯比尔一派人在雅各宾俱乐部中同布里索派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争论。这场争论成为雅各宾派进一步分裂的先兆。
     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早已盼望欧洲君主国的干涉。路易十六批准宪法后几天,玛丽·安托瓦内特就在9月18日秘密致信其兄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要他以武力干涉法国革命。年底,路易十六又写信给奥、普、俄、西班牙和瑞典的君主,呼吁他们干涉法国革命。吉伦特派的主张恰好适合了宫廷的需要,路易十六便于1792年3月10日将原来立宪派当政的内阁免职,任命了吉伦特派内阁,包括内政大臣罗兰、外交大臣迪穆里埃、财政大臣克拉维埃、陆军大臣塞尔旺等。在主战情绪占据上风的情况下,4月20日法国对奥宣战。不久后又对普宣战。在此之前,立法议会于2月通过了没收逃亡者财产的法令。
     战争开始后,情况正如罗伯斯比尔所料,法军在各战场上都不断败退。拉法耶特所率军队也遭败绩。主战的吉伦特派内阁极力要扭转战局,并加紧打击封建势力。5月27日他们使立法议会通过了放逐拒绝宣誓的教士的法令。两天之后又宣布解散由前贵族组成的王室近卫军。6月8日,立法议会决议在巴黎附近建立一支由各郡调来的后备军,人数为2万。
     战场上的失败正是路易十六所希望的。他专横地否决了立法议会的上述各项决议,并进而在6月13日免除了罗兰、克拉维埃和塞尔旺的大臣职务,15日又接受了迪穆里埃的辞职。同时,他任命了四名属于君主立宪派的新大臣。
     被激怒的巴黎人民在桑泰尔、勒让德尔等人的发动下,于6月20日举行了有数万人参加的大示威,高喊“召回爱国者大臣!”路易十六拒绝了这一要求,立宪派控制的巴黎郡政府还为此撤销了佩迪翁的市长职务。6月28日,拉法耶特从前线返回巴黎,在立法议会上发表演说,要求解散雅各宾俱乐部和惩办6月20日示威的肇事者。
     事态的发展促使雅各宾派内部暂时联合起来。就在拉法耶特演说那一天,布里索和罗伯斯比尔都在俱乐部中表示了团结的愿望,提出要惩治拉法耶特,号召群众武装起来。立法议会则通过决议,要各郡派国民自卫军代表到巴黎参加第三次结盟节活动。7月上旬,吉伦特派主要代表人物布里索、维尼奥在立法议会上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国王,提出使祖国处于危急状态之中的祸根就是国王,必须打击宫廷。7月11日,立法议会正式通过决议,宣“祖国在危急中”。议会与行政机构要坚持办公,国民自卫军要整装待发,同时招募新的志愿兵入伍。
     这时,法国人民已具有了强烈的公民参与意识。巴黎在几天之中就组成了1.5万人的队伍,各地的结盟军也陆续来到首都。这时已主要由罗伯斯比尔领导的雅各宾俱乐部在巴黎群众和结盟军中开展了大量活动。一年前仍坚持君主制的罗伯斯比尔和马拉,此时转变为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们以及著名革命家丹东,积极领导了一场新的民主共和运动。在7月14日结盟节集会上,人们高呼“国民万岁”,而不再喊“国王万岁”的口号。7月下旬,更多的结盟军到达巴黎。其中,30日进入巴黎的马赛结盟军将斗争引向高潮。他们一到巴黎便同倾向王政的卫队发生了冲突。他们高唱的由卢热·德利尔创作的《献给吕克内元帅的军歌》,起了很大的鼓舞士气的作用,迅速普及开来。由于巴黎人第一次从他们那里听到这首歌,就称之为《马赛曲》。这就是后来法国国歌的由来。
     9、巴黎公社:革命几近疯狂
     7月底、8月初,这场群众运动的目标逐渐集中起来,那就是罗伯斯比尔7月29日在雅各宾俱乐部提出的带有纲领性的主张:不仅要废除国王,而且要解散立法议会;以普选方式成立新的立法机构,修改宪法。这就明确了必须解决政权转手问题和改变政治体制。于是,巴黎各区纷纷将斗争矛头对准了国王、立法议会和肯定君主制并划分"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的一七九一年宪法。
     就在这时,传来了普奥联军司令不伦瑞克发表宣言的消息。宣言恐吓说,如果法国国王、王后和整个王室受到侵犯,就将对巴黎进行“军事惩罚并全部毁灭,处死暴徒以惩其罪行。”被宣言极度激怒了的巴黎人民决心以武力推翻王政。圣安东郊区的盲人院区于8月4日宣布,如果到8月9日晚11时立法议会仍不作出废除国王的决定,就要“半夜敲起警钟,吹起集合号,立即起义。”许多区支持这一决定。从8月7日起,各区派出巡逻队加强了对王宫的监视。
     8月9日晚立法议会未作出任何决定就闭会了。盲人院区便在11时发出了立即起义的呼吁。12时法兰西剧院区敲响了警钟,起义开始了。8月10日晨6时,巴黎48个区中的28个区的89名代表来到市政厅集会,以多数区的名义宣布废除旧市府,建立新的巴黎公社,任命桑泰尔为国民自卫军司令。这时,起义群众和结盟军等正在攻打王宫。桑泰尔立即率国民自卫军投入战斗,打败了由瑞士雇佣兵组成的王宫卫队,占领王宫。8月10日起义取得胜利。
     起义军攻打王宫时,路易十六带领全家跑到立法议会请求保护。不久,巴黎公社代表怀着起义胜利的喜悦来到立法议会,严正地提出了废除国王、选举民主新议会的要求。慑于武装群众的压力,立法议会通过决议,宣布国王暂时停职,召开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8月10日起义推翻了君主制度,结束了君主立宪政体,沿着人民主权的公民社会的道路将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起义前一个月即7月10日,君主立宪派内阁已经辞职。他们所遵奉的1791年宪法,在起义冲击下也失效了。
     8月10日起义胜利的当天,立法议会在决定国王停职后,任命了临时行政会议行使行政权。行政会议由6名部长组成,6月间被国王免职的内政部长罗兰、财政部长克拉维埃、陆军部长塞尔旺,未经讨论就在热烈的掌声中复职。新任命的海军部长为数学家蒙日,外交部长为勒布伦,司法部长是丹东。6名部长中除丹东外,均属吉伦特派。这表明,1792年8月10日后,吉伦特派掌握了政权。
     在吉伦特派领导下,立法议会和行政会议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革命措施。主要的有:8月15日宣布王室人员和逃亡贵族家属为人质;17日成立特别法庭,审判8月10日起义时的反革命罪犯;26日限令60岁以下的反抗派教士在半个月内离开法国。立法议会还颁布了一些新的土地法令,包括将没收来的逃亡贵族土地作为“国有财产”分小块出租或出售的法令,在各农村公社按户无偿分配公有土地的法令,特别是8月25日关于进一步废除封建权利的法令。这个法令明文规定,废除“没有无领主的土地”这一封建原则,凡不能提出拥有不动产的原始契券的地主,一概废除其“由以前的法令保留下来的或宣布可赎买的领主权利和封建权利”。当时,绝大多数地主不可能提出原始契券,法令实际上已将封建权利基本废除。上述法令有一些是在巴黎公社强烈要求下通过的。巴黎公社有很强的革命性。随着8月10日起义的胜利,公社总委员会扩大到了288人,即48个区各有6名委员。总委员会的著名活动家有丹东、马拉、罗伯斯比尔、肖梅特、比约·瓦雷纳、科洛·德布瓦、塔里安、帕什等。公社以坚决的手段逮捕起义前的大臣、王党记者,封闭王党报纸,没收教堂的铁栅栏、铜钟和金属祭器去熔铸武器。公社把8月10日起义称为平等革命,在其文件中使用的纪年是“自由第四年,平等元年”。公社下令在公文中和讲话时,不准再称“先生”,一律改称“公民”。公社积极号召人民参军保卫祖国。巴黎人民热烈响应公社的号召,大批青年参加了志愿军。
     9月1日夜,传来了凡尔登要塞失陷的消息。这意味着巴黎的东部门户已经洞开。首都群情激奋,敲钟鸣炮发出紧急集合的信号。这时,丹东来到立法议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大家听到的不是告急的炮声,而是向祖国敌人冲锋的号角。要战胜和打垮敌人,必须勇敢,勇敢,再勇敢!这样法国才能得救”。
     9月2日,一部分情绪过激的巴黎群众冲击巴黎各监狱,不加区别地处死在押犯人,杀死一千几百人,犯人中幸免者仅及半数。对于这次违反法制的行动,巴黎公社至少是默许的。这就是大革命中有名的“九月屠杀”,共进行了3天。事后,军队开赴前线。这时,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并直接参加革命行动的群众,已自称“无套裤汉”。无套裤汉是巴黎公社和雅各宾派的重要社会支柱之一。他们积极参加了8月10日起义和后来的一系列重要革命行动,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
     军队开赴前线后,开始了国民公会的选举。这是按年满21岁的男子普选的方式进行的。在竞选中,吉伦特派攻击雅各宾派、巴黎公社、巴黎无套裤汉是“无政府党”,对九月屠杀负有全部责任。结果,他们在各郡得到了较多选票,雅各宾派则在一些革命情绪高昂的大城市特别是巴黎获得了胜利。这预示了两派将在国民公会中发生激烈的斗争。
  
    选举结束后,法国前线局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9月20日,法国革命军队在凡尔登附近的瓦尔米,第一次打败了自以为不可战胜的普鲁士军队。普军进入法国后,已习惯于看到法军在其发起进攻时便溃散的情景。但是,这次它连续擂鼓前进,法军仍屹立不动,沉着应敌。于是在精神上崩溃,败阵而逃。在精神和意志的较量上,法军的气势首次压倒了敌人。瓦尔米大捷扭转了法军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使法军声威大振。
     就在瓦尔米战役的当天,新选出的国民公会举行了预备会议,次日即9月21日正式开幕。在国民公会750个代表席位中,吉伦特派占有160多席,雅各宾俱乐部左翼近百席,其余500席左右属中间派,被人们称为“沼泽派”或“平原派”。雅各宾俱乐部左翼代表因座席较高,被称为“山岳派”。吉伦特旅代表中拥有一批思想敏捷、富于演说才能的活动家。非议会代表的杰出女性罗兰夫人,对吉伦特派的活动也有着相当的影响。山岳派的实际首领是罗伯斯比尔。这时,他已是改名为“自由与平等协会”的雅各宾俱乐部的主要领导人。由于该俱乐部影响巨大,又已在全国拥有了数以千计的分支,罗伯斯比尔成了革命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平原派中也不乏颇有见地的政治家,如著名法学家康巴塞雷斯。由于政见分歧,各派之间特别是吉伦特派与山岳派之间对立情绪非常严重,积怨日深,以至使国民公会内部纷争十分尖锐。不过,在个别重大问题上也有一些共同之处。
     在开始时,平原派倾向于吉伦特派。国民公会开幕选举会议主席时,罗伯斯比尔被多数票否决,当选者是吉伦特派的佩迪翁。会议秘书处也主要由吉伦特派组成。在选举行政机构时,除由加拉取代丹东担任司法部长外,其余8月10日时行政会议的成员都继续留任。这就开始了吉伦特派国民公会统治时期。在开幕会议上,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由科洛-德布瓦提议,得到格雷古瓦热烈支持的意见,宣布在法国废除君主制度。内政部长罗兰在发给各地的通知中,还明确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主张。9月22日,国民公会正式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这就是历史上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10、内斗开始:吉伦特派与山岳派的斗争
     山岳派认为革命不能停步,还要继续向前推进。而吉伦特派则主张,在打倒王政、实现共和之后,革命该停止了,当务之急是巩固秩序。布里索发表文章说:“为了拯救法国,三次革命是必要的:第一次是推翻专制,第二次是废除王政,第三次应是消灭无政府状态”。维尼奥说得更明确:“自废除王政之后,许多人在谈论革命。我以为只可能有两种革命-要末是消灭私有财产和实行土地立法,要末是恢复专制制度。我坚决反对这种或那种革命”。在国民公会上,在雅各宾俱乐部中,在报刊上,吉伦特派与山岳派的争论一直不停,甚至发展到进行人身攻击的地步。吉伦特派不少人说罗伯斯比尔图谋成为“独裁者”,山岳派则称布里索等人是“伪爱国者”。
     双方斗争的焦点之一是如何对待巴黎公社。吉伦特派强调巴黎公社是地方政权,它干预全国事务是越权行为。他们甚至诬蔑公社有侵吞公款的违法现象。公社则独立行事,抵制吉伦特派国民公会的意图,坚持与各地建立联系。吉伦特派极力要改组巴黎公社。11月进行了改选,但是激进的山岳派在选举中取得了胜利。12月2日成立的新公社总委员会,担任检察长的是接近平民群众的肖梅特,副检察长是埃贝尔。公社仍是带有平民性质的政权。
     双方另一个争论的问题是如何处置废王路易十六。当时,路易十六一家已被关押在当普尔堡,成为革命的阶下囚。10月1日巴黎公社派代表团到国民公会,提出证据要求审判路易十六。山岳派遂抓住这个问题向执政的吉伦特派进行了挑战。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吉伦特派、山岳派政见与权力之争的一种表现。在罗伯斯比尔等人看来,处死路易十六可以推动共和国的革命进一步发展,关键并不在于如何处理路易十六本人。他在国民公会上说:“你们根本无需对某个人作出同意或反对治罪的判决,而是应该采取一项旨在救国的措施”。吉伦特派则认为,处死路易十六将会招来更严重的外国武装干涉,对国家不利。从权力之争来看,他们当然不愿意使山岳派的主张得以实现。因而双方意见对立很尖锐。吉伦特派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曾派专使向国民公会递交照会,表示愿意以西班牙同法国结盟换取路易十六的生命。英国也在等待干涉的借口。法国使节肖夫兰竭尽全力地斡旋,才使英国勉强地维持着中立。后来的事实证明,路易十六被处死后,出兵干涉法国革命的国家很快就由普、奥2国增到7个国家,形成了以英国为首的反法同盟。此外,对于皇权主义传统较为浓厚的国内广大的天主教徒和在革命第一阶段功勋卓著的君主立宪派来说,如果处死路易十六,也会扩大他们与革命的距离。
     然而,从当时山岳派提出的严正而响亮的理由来看,特别是从巴黎无套裤汉的激烈情绪来看,吉伦特派的主张是注定要失败的。经过两个月的辩论,终于决定审判路易十六。1793年1月16日国民公会进行量刑表决时,根据马拉的提议,违反无记名投票原则,采取了逐个公开唱名的方式,而且允许群众在场围观。这样,赞成无条件处死者超过半数,路易十六于1月21日被送上断头台。
     吉伦特派与山岳派的斗争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两派在斗争中已发展到无法共处于一个组织之中,1792年10月12日雅各宾俱乐部发生分裂,布里索被开除出去。随后,吉伦特派成员都离开了俱乐部,山岳派成为雅各宾俱乐部的主人。
     11、物资短缺、物价高涨和浪漫的革命情怀让人丧失理性
     1791年、1792年法国农业应该说取得了比较好的收成,但是,市场上却出现了供给紧张和商品短缺。市场粮食短缺的根本原因是投机商们利用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和战争造成的紧张局势,大肆囤积与哄抬物价造成的。正因为如此,1791年底售价2苏(货币单位,为锂的1/20)1磅的面包,到1792年底、1793年初已涨到8苏1磅。在不少地方,这相当于一天的工资。这种现象还波及到各种生活必需品。当时,从首都到全国各地都受到物价高涨的困扰,群众生活异常困苦。于是,一场遍及全国的要求限制物价、打击投机商的群众运动迅速高涨起来。
     里昂人民冲进商店,强迫店主按他们所规定的物价出售商品。群众在城墙上贴出了自定的商品价目表。据内政部长罗兰的报告,这个价目表的规定,比当时的市价低一半还多。当时,伊尔-德-弗朗斯、埃纳、索姆、下塞纳、奥尔良、奥恩诸郡,以及凡尔赛、埃当普、朗布依埃等城市,都出现了类似的群众运动。国民公会接待了大量代表团,收到了大批请愿书。1792年11月19日塞纳-瓦兹郡几个市镇代表团递交的请愿书十分引人注目。请愿书提出,共和国是由少数资产者和广大贫民组成的。从事商业的少数资产者为了牟利而肆意抬高物价,造成人民的灾难。请愿书强烈要求采取"恢复全体公民安宁、幸福和生存"的具体措施,那就是:"废除将大批粮食控制在自己罪恶之手的大农场","由民选的中央机构管理食品供应",规定"面包价格与工资价格间的公平比例"。显然,这种要求以国家行政手段去干预经济和管制贸易的主张,与大革命开始时所追求的经济自由原则是直接相悖的。这就成为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因而在国民公会中引起很大震动。经辩论后,请愿书被拒绝。群众的限价运动在继续发展,博斯地区全境都掀起了运动,群众集聚在"自由树"下,高呼"国民万岁"!"小麦要减少了"!吉伦特派政府派兵镇压了这里的运动。
     面对困难的经济状况和激烈的群众运动,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的态度都是明朗的。吉伦特派作为重农学派的信徒和经济自由原则的维护者,对限价运动采取了完全敌视的态度。罗兰在11月28日向国民公会作的报告中断言,限价运动是贵族和共和国的敌人煽动起来的,而且巴黎公社也起了恶劣的作用,正是公社派人到各地"煽风点火,挑起内战"。在维护经济自由这一点上,雅各宾派同吉伦特派是一致的。不同的是,他们对投机活动持遣责的立场。在他们看来,人权理论要求任何公民在行使自由权时不得损害他人的自由,投机商的行为恰好是损害同胞利益的,因而不能容许。1792年11月29日雅各宾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年仅25岁的圣茹斯特在发言中认为,导致物价高涨的原因是滥发指券,对此要严加控制。他不赞成在场的巴黎公社请愿团提出的限价要求,表示他"讨厌对商业采取激烈的措施"。罗伯斯比尔在12月2日作了长篇发言,激烈谴责了投机活动,主张打击投机商。但是同样表示反对限价,他说:"我既要为贫穷公民的事情辩护,也为私有主和商人的事业说话"。他要求"既不损害商业的利益,也不损害财产的权利"。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公会各派共同投票通过了坚持经济自由、镇压限价运动的12月8日法令。这个法令宣布,保证粮食贸易绝对自由,对聚众闹事和破坏粮食自由流通者将处以死刑。罗兰自信地说:"必须相信,12月8日的卓越法令将迅速使损害了好几个郡的不幸的混乱现象消失"。然而,罗兰想得过于如意了。物价仍在上涨。到1793年初,在科雷兹、上维埃纳和克勒兹三个郡,黑面包的价格都涨到了7-8苏1磅,工人劳动所得,一天只能买1磅黑面包。要求限价的群众运动仍在继续高涨。
     12、疯人派和恐怖行动
     在普遍的限价运动中,涌现出一批平民革命家,被称为"疯人派"。其主要领导人有雅克·卢、勒克莱尔、瓦尔勒等。1792年12月1日雅克·卢在巴黎天文台区发表演说提出,解决供应问题和采用恐怖手段是必须结合的。1793年2月12日,他又在为巴黎48区起草的请愿书中提出:"只宣布是共和派是不够的,还要使人民幸福,有面包吃。哪里没有面包,哪里就没有法律,没有自由,没有共和国。你们断言不可能制定出好的粮食法令,这无异是说在推翻暴君之后就不能管理国家了",请愿书要求用恐怖手段去对付"破坏指券信用的人、无限抬高物价的人和把我们大步引向反革命的人"。这份请愿书集中地体现了"疯人派"概括出来的群众限价运动的基本要求,那就是以政府法令的形式统管经济、限制物价并以恐怖手段强制推行。这显然是一个针对资产阶级的纲领。
     对于疯人派运动,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都是予以敌视的。罗伯斯比尔、马拉等人都曾无端地把疯人派说成是贵族和外国敌人的代理人。可是,形势的发展,首先使得雅各宾派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1793年3月,以英国为首的反法同盟组成,陆续参加的国家共有7个。它们从四面八方向法国攻来。3月10日,在国内西部的旺代郡,发生了反对革命政权的农民暴动。这些传统意识极为浓烈的农民,对革命以来的新政策和新社会风气难以接受,便在国民公会2月24日发布征兵令的刺激下开始暴动。随后,他们按传统意识接受了旧日贵族的领导。于是,暴动转变成了王党叛乱,攻城夺地,杀害许多革命者。4月份,北路军司令迪穆里埃又叛变投敌。年轻的共和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险局面。正是在内扰外患的巨大压力下,雅各宾派的活动家们迫切地感到联合群众抗击敌人的必要性,因而开始改变对限价运动的态度。让·蓬·圣安德烈在一封信中就写道:"国家大事行将毁灭,几乎可以肯定,只有最紧急、最有力的措施才能挽救……如果让穷人帮助你们完成革命事业,就必须使他们活下去,这是非常急迫的事情"。4月10日,罗伯斯比尔第一次表示赞同限制谷物价格。从25日起,雅各宾派的代表在国民公会中同吉伦特派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终于在5月4日促使会议通过了谷物限价法令。这是大革命史上的第一次限价。法令规定,以1792年1月1日至1793年5月1日的平均市价作为"谷物最高限价",还规定了控制谷物贸易的措施,违者惩处,直至处以死刑。
     当时,广大群众在限价运动中提出的普遍要求是恢复1790年时的物价水平。谷物限价法令的规定与群众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尽管如此,它毕竟体现了雅各宾派在策略上的转变,使雅各宾派向疯人派和广大群众靠近了一步,从而奠定了联合推翻吉伦特派的基础。这时,前线形势的恶化和迪穆里埃的叛国,也使平原派中许多人开始转为支持雅各宾派。
     在形势紧张的压力下,还在通过谷物限价法令之前,国民公会已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主要的有:3月10日成立了革命法庭。3月21日命令全国各市镇普遍建立监督委员会(后改称革命委员会)。监督委员会最先出现于一部分地方,是民众性的监督政府的机构。国民公会的命令使它普遍化、官方化了。这是大革命中公民参与活动的重要表现之一。4月5日至6日,成立了权力很大的救国委员会,用以取代1月1日成立的行动不力的国防委员会。救国委员会不久后成为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关。谷物限价法令通过后,又于5月20日下令向富人强制发行10亿锂公债。以上这些措施,已显示出向恐怖统治过渡的倾向。
     无套裤汉运动的步步紧逼和雅各宾派态度的转变,使执政的吉伦特派日感困难。4月底佩迪翁发表《致巴黎人的信》,向富人们呼吁:"你们的财产受到威胁,而你们却在危险中闭起眼睛"。为挽回颓势,在加代鼓动下,国民公会成立了由吉伦特派组成的十二人委员会,专司调查巴黎公社的"无政府"活动。24日该委员会逮捕了公社副检察长埃贝尔,同日还下令逮捕疯人派领导人瓦尔勒和该派女活动家、担任老城区主席的多布桑。这就使矛盾激化起来。
     疯人派在其活动中心老城区主教宫开始准备武装起义。26日,罗伯斯比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表演说,也号召起义。29日,巴黎33个区代表选出的起义委员会在主教宫成立。30日,雅各宾俱乐部与之联合,共同领导了起义。起义于31日凌晨开始。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敲响后,各区代表在市政厅集会,重新选举原领导人继续领导公社。新公社任命昂利奥为国民自卫军司令。
     这时,群众已包围国民公会。随后,公社和各区代表来到国民公会,要求解散十二人委员会,将吉伦特派主要成员驱逐出国民公会,清洗政府机关,将面包价格限制为3苏1磅,差额部分向富人征税补足。国民公会经辩论后决定,解散十二人委员会,同意群众可旁听国民公会会议,每天给巴黎的武装群众发放津贴(每人40苏)。驱逐吉伦特派代表和限制面包价格的要求被拒绝了。
     起义委员会不满足于31日取得的成果。6月1日准备一天之后,于晚间派代表团到国民公会,指名要逮捕27名吉伦特派代表,再次被拒绝。6月2日晨,昂利奥以百余门大炮包围了国民公会。大约10万群众占领了周围各街道。国民公会辩论到晚上,仍未作出决议。在代表们离场时被昂利奥拦住,进一步提出要逮捕32名吉伦特派代表。接着就以开炮相威胁。于是代表们退回会场,通过了雅各宾派代表库通的提案,通过决议逮捕29名吉伦特派代表,其中包括布里索、维尼奥、佩迪翁、加代、比佐等等。吉伦特派至此倒台。在会上,有不少代表对这种以武力强迫国民公会作出决议和逮捕选举产生的代表的做法提出了抗议。后来,抗议者中有些人受到了追究。
     13、权力开始集中:雅各宾派实行专政
     吉伦特派倒台后,国民公会完全处在雅各宾派领导之下。他们面临的局势是异常严峻的。首先,反法同盟的军队在继续进攻。迪穆里埃叛逃后,法军又出现混乱状况,不断败退。其次,旺代的叛乱军已控制了该郡,并向外进攻,威胁南特。最后,被推翻的吉伦特派代表都被软禁家中,并未关进监狱。于是有一些人逃离首都,包括佩迪翁、巴巴卢、卢韦、比佐等。他们聚集在卡尔瓦多斯郡首府冈城,掀起了叛乱。夏洛特·科黛就是从冈城出发来到巴黎,于7月13日刺死马拉。在里昂、马赛、波尔多和布列塔尼郡等地,都发生了叛乱。这就是吉伦特派煽起的联邦派叛乱,口号是反对巴黎独裁。总之,共和国的处境是十分危险的。
     新建立的雅各宾派政权迅速采取了一些措施。国民公会在6月3日就颁布法令,宣布将逃亡贵族的地产分小块出售,地价10年付清。11日又规定,农村公社的公有土地可按人口分配给居民,而是否分配,由各公社自行决定。7月17日颁布的土地法令最为重要。它发展了吉伦特派关于地主必须出具原始契券才能继续享有封建权利的规定,宣布无条件地废除一切封建权利。这就使全部永佃田成了农民的私产。上述土地法令对争取农民支持雅各宾派政权起了重要作用。
     为表明自己的纲领和对付各郡的叛乱,国民公会加紧制定新宪法,用以取代君主立宪制宪法。在埃罗·德·塞舍尔主持下,包括圣茹斯特、库通在内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仅用一周时间就提出了草案。国民公会经过10天的讨论和修改,于6月24日通过。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宪法,基本上体现了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是雅各宾派政治主张和经济主张的总纲领。宪法前言是罗伯斯比尔主持制定的新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比1789年通过的宣言更突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宣言为公民规定了各种自由权利,在最后一条中宣布,当政府侵犯人民自由权利时,人民有起义权。宪法规定,法兰西是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共和国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则,立法权由普选产生的立法议会(一院制)掌握,行政权属于对议会负责的行政会议(即内阁),司法权由高等法院行使,法官选举产生。这部宪法称为共和元年宪法或1793年宪法。由于当时激烈的斗争环境,在罗伯斯比尔坚持下,宪法没有实行。但是,它对于调整巴黎与各郡的关系和反驳吉伦特派的宣传仍然起了积极作用。
     为稳定经济,国民公会于7月17日下令关闭了交易所,27日又颁布了严禁囤积居奇的法令,规定对违犯者处以死刑。这些措施将打击投机商的活动法律化了。
  
   雅各宾派在政治上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是改组救国委员会。该委员会在4月份成立时,共有委员9人,5月30日扩大到14人,6月又有3次变更。它的实际领导人是丹东,重要成员有巴雷尔、康邦、兰代、圣茹斯特、库通等。在推翻吉伦特派和平息叛乱的斗争中,委员会表现得不够有力,受到了马拉、疯人派的猛烈抨击。7月10日,国民公会对救国委员会进行了改选。康邦、戴尔马、拉梅尔、德拉克罗瓦等行动不力的委员落选,丹东则自动退出了委员会。改选后的委员会由9人组成。27日罗伯斯比尔入选委员会,接替了加斯帕兰,使这个机构的作用大为加强。28日它被授予逮捕反革命被告人和嫌疑犯的权力。鉴于当时的形势,被恩格斯誉为"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的丹东,深感必须加强权力的集中。他于8月1日在国民公会提出,革命中"必须有一个权力中心",应该"将救国委员会提升为临时政府,各部部长降为这个政府的首席官员"。当时国民公会虽然没有采纳建立"临时政府"的意见,但是在8月2日仍然作出了加强救国委员会权力的决定,规定给救国委员会双倍经费,保持其成员的稳定性。它实际上已开始具有临时政府的作用。
     雅各宾派政权还积极组织抵御外敌,于8月23日发布了全民皆兵法令,宣布:"从现在起直到敌人被赶出共和国领土为止,法国人民始终有应征入伍的义务"。
     雅各宾派执政后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是很必要的,也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它们仅限于继续打击国内外封建势力和宣布将以民主原则改造国家,却没有满足广大群众关于全面限制物价的要求。他们仍然坚持经济自由原则,在宪法前面的新《人权宣言》中确认了财产权与经营权绝对自由的原则,而且镇压要求限价的群众,逮捕疯人派领导人。事实上,物价还在继续上涨,5月4日的谷物限价法令也未认真推行。因此,要求限价的群众运动一直还在进行。宪法刚刚通过,雅克·卢就在6月25日将自己所写《现今法兰西灾难的缘由》一文作为请愿书送交国民公会。上面写道:"当一个阶级可以不受惩罚地使另一个阶级挨饿时,自由就是虚幻的。当富人可以利用囤积垄断操纵其同胞的生死大权时,平等也是虚幻的。当反革命日益操纵物价而3/4的公民无力购买时,共和国同样是虚幻的"。随后,巴黎发生了洗衣妇截留塞纳河上肥皂运输船,强制低价抢购,事后又向国民公会请愿的事件,在首都重新掀起了限价斗争。雅各宾派的政策远未能将群众联合到自己周围。
     14、失去理性后的胡作非为:将恐怖进行到底
     从7月下旬起,前线局势急剧恶化,英、荷、汉诺威的军队在北部,普、奥军队在东部,西班牙、撒丁等国的军队在南部,都攻入了法国领土,西部海岸又被英国海军封锁。共和国军队到处在败退。旺代叛乱军接连取胜,正向马恩-卢瓦尔郡首府昂热进军。吉伦特派领导的联邦派叛乱已蔓延到60个郡的部分地区。经济状况和财政状况也已异常严重,8月份指券已贬值到只相当票面额的22%。几乎陷于困境的雅各宾派政权,被迫开始重新审定自己的政策,考虑向群众作出更大的让步。恰在这时,巴黎发生了大规模群众武装示威,促使雅各宾派实行了政策上的转变。9月3日传来消息说,地中海上的法国重要港口土伦被英军占领,当地王党宣布在押的路易十六之子查理为国王路易十七。愤怒的巴黎人民立即行动起来,于9月4日和5日连续举行了武装示威。当时,领导巴黎公社的埃贝尔派已接过了疯人派的口号,站在了示威群众一边。埃贝尔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肖梅特到国民公会代表群众发表了讲话。肖梅特提出的要求是:全面限制生活必需品价格,成立由无套裤汉组成的革命军,逮捕嫌疑犯,设立断头台等等。4日一天国民公会没有通过相应的决议。罗伯斯比尔的发言更是老调重弹,硬把群众运动说成是贵族煽动的。5日,群众示威的规模更大。他们打着"向暴君开战!向贵族开战!向囤积者开战!"的标语牌,向国民公会请愿。肖梅特再次到国民公会发言,指出制造饥饿的唯一罪魁就是富人与包买商。同他们斗争的唯一手段只能是恐怖。他要求建立革命军到各地巡逻,成为"公正而坚定的法庭"和"防止阴谋的打击力量"。巴黎48区的代表和雅各宾俱乐部的代表也发了言。罗伯斯比尔含糊其词地表示,国民公会对群众的要求"已给予注意",很快就离开了会场。
     9月5日国民公会的主席是接近埃贝尔派的比约-瓦雷纳,对群众的要求是支持的。会场上,支持请愿者的代表很多。在激烈辩论之后,救国委员会代表巴雷尔作了综合报告,肯定了请愿群众的要求。于是,会议通过决议,同意建立革命军,改组革命法庭以加速审判,接受巴黎公社的口号"将恐怖提上日程",制定全面限价的法令等等。9月5日的决议标志着雅各宾派政权开始转入恐怖统治。
     随后,根据决议制定的各项具体法令陆续颁布出来。9月5日就已决定,将革命法庭一分为四,四个庭同时进行审判。9月9日成立革命军的法令公布。革命军包括6000名步兵和1200名炮兵,全由巴黎无套裤汉组成,名单由各区革命委员会在25-40岁的公民中选定。革命军的任务是保证限价法令的实施以及征发、分配、运输粮食等事项。9月11日颁布了粮食、面粉、饲料限价法令,取消第一次限价时由各地自定价格的做法,实行全国统一价格,还规定了保证军队给养、进行征发的若干条款。9月17日发布了体现恐怖政策的重要法令即嫌疑犯法令。法令划定了嫌疑犯的范围,规定一切嫌疑犯均要逮捕。嫌疑犯名单由各地革命委员会提出。9月29日的全面限价法令是恐怖年代中的代表性经济立法。它规定对40种生活必需品实行最高限价。其中,盐、肥皂、烟草实行全国统一价格,燃料按1790年的价格提高1/20,其余一律按1790年价格再提高1/3。薪给和工资则按1790年水平再提高1/2。凡违犯法令者以嫌疑犯论处,情节严重的处10年徒刑。还宣布,此法令实行一年。这是大革命中的第二次限价,几乎全部接受了疯人派的主张。
     为适应新政策的施行,10月10日国民公会根据圣茹斯特的报告通过了建立革命政府的法令。法令宣布,在和平到来之前,法国的临时政府为革命政府,由救国委员会监督所有行政部门、各部部长和军队将领。这就建立了以救国委员会为中心的、适应恐怖统治需要的集权政治体制。这与不久前丹东在8月1日的提议是一致的。12月4日,又根据罗伯斯比尔的报告通过了革命政府组织原则的法令。
     这时,救国委员会的人数已增多了。9月6日,接近埃贝尔派的比约-瓦雷纳、科洛-德布瓦被选进委员会。连同8月14日进入委员会的卡尔诺、普利厄(科多尔人),共12人,被称为"大救国委员会"。同时,1792年10月17日成立的国内保安机关--治安委员会也加强了,瓦迪耶、乌朗、阿马尔等主张实行恐怖政策的人被选入该委员会。治安委员会是救国委员会之外地位最重要的机构,人们习惯地称它们为"两委员会"。
     9月以来政策上、体制上的变化,就是恐怖统治的主要内容,此外还有许多相应的、派生的具体政策。不难看出,恐怖统治主要有两方面:经济恐怖和政治恐怖。以全面限价法令为标志,包括严禁囤积居奇法令、粮食饲料等限价法令、10月27日建立供应委员会法令、10月29日在巴黎实行面包配给制法令、1794年2月24日商品价目表和对批发商与零售商利润额的限制以及关于商品运输费的规定等等,是经济恐怖的主要内容。这是一种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体制,属于"统制经济"。统制经济具有战时性质,故而它还包括无偿征发军饷和军需品的规定。
     以嫌疑犯法令和救国委员会集权体制为特征,包括改组革命法庭、在巴黎和各地设立断头台、由革命委员会决定嫌疑犯身份、中央特派员在各地方和军队中拥有一切大权、无套裤汉在政治生活中地位十分显赫、各革命团体对敌斗争的加强等等,是政治恐怖的主要内容。
     恐怖统治是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雅各宾派被迫实行的,因而在初行时受到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国民公会也收到许多表示支持的信件。在一段时间里,恐怖统治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经济上,囤积居奇和哄抬物价的现象得到了较大程度上的遏制,投机商人敛迹了。指券贬值停止下来,而且在大量增发的情况下出现了币值的回升。以建立恐怖统治的9月份为转机,指券从8月份只相当于票面额的22%,回升到10月份的28%,12月更达到48%。这不仅说明经济混乱得到一定克服,而且表明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感大为加强了。
     在对敌斗争方面,恐怖统治的作用更为突出。群众踊跃参军,积极参加镇压叛乱,迅速扭转了危险局面。10日2日,政府军攻克里昂,最后平息了联邦派叛乱。10月17日和12月23日两次击败旺代军主力,旺代叛乱基本崩溃。溃散的叛乱分子和另一些叛乱者,不久又在卢瓦尔河以北和布列塔尼郡一带掀起了朱安党人叛乱。其主要成份是被击溃而逃走的旺代叛军,逃避兵役者和政府军中的逃兵,还有一些王党分子及宗教狂热分子等。但这次叛乱在规模上和影响上都远不及旺代叛乱。在抗击外国干涉军方面,法军于10月16日打败了奥地利主力军;12月19日赶走英国人,收复土伦;普鲁士、西班牙军队也都被击败。到1794年初,全部外国军队都被赶出国土,共和国军队反攻出去,进入外线作战。
     在恐怖统治期间,违反法制,滥行杀人的现象相当严重。在法律上没有逮捕权的革命委员会却在大量发出逮捕证。这种滥施恐怖的做法,首先是由救国委员会搞起来的。这时的救国委员会实际上以罗伯斯比尔为首,他的主要合作者圣茹斯特负责监督和举报各派别的活动;库通充当提案人,委员会的许多提案是他起草的;卡尔诺负责军事;比约-瓦雷纳和科洛-德布瓦负责管理各郡事务;原属平原派后转向罗伯斯比尔派的巴雷尔,则是委员会的发言人;普利厄(科多尔人)、普利厄(马恩人)、兰代、埃罗·德·塞舍尔等负责内务和行政工作。他们是在经历了同封建势力进行殊死斗争,又同政敌立宪派特别是吉伦特派的角逐之后,才独揽大权的。因此,常常具有一种复仇、惩罚和排他自保的情绪。对于发生过叛乱的地区,他们的惩罚总是十分严厉。里昂是发生过王党与联邦派叛乱的城市。在平定叛乱时,巴雷尔声称要毁灭该城,"在这个可耻城市的废墟上树个碑,载明自由的敌人的罪行和对他们的惩罚。可以用下面这句话来说明一切:'里昂曾向自由进攻,里昂已不存在'"。委员会派库通、富歇、科洛-德布瓦作为特派员去里昂。他们在那里不加区别地枪杀居民,毁坏建筑物,十分残暴。曾发生叛乱又一度被英国占领的土伦,被收复后也遭到惩罚。特派员巴拉斯、弗雷隆在土伦杀死了大批叛乱者和普通群众。卡里埃在南特组织"马拉连队",肆意搜查民宅。将数以百计的被捕者驱入河中集体溺毙或集体枪杀。类似事件还在其他一些地方发生过。
     对于已经被捕的人,尤其是雅各宾派的政敌,更是不肯放过。在10月16日处死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之后,于10月31日将在押的21名吉伦特派成员全部处死,其中包括布里索、维尼奥、让索内、拉索斯等等。他们原是革命中第一批共和主义者,曾为革命立下很大功劳,只由于同雅各宾派领导人政见不同,就遭到杀戮。11月7日,他们又将罗兰夫人送上断头台。此外,一批立宪派成员,包括国民议会的第一位主席、巴黎市长、网球场宣誓的领导者巴伊在内,也被杀死在断头台下。
     另外,还出现了违反人权原则,破坏信仰自由的"非基督教化"运动。这是由在外省的特派员们带头搞起来的。它不顾法国绝大多数人世代信仰天主教的事实,企图人为地消灭基督教。富歇在尼埃夫尔郡就下令禁止在教堂之外举行任何宗教仪式。在首都,埃贝尔派充当了先锋。他们强迫巴黎主教高贝尔辞职,还接管了巴黎圣母院。高贝尔被迫于1793年11月7日率其教属到国民公会,声明放弃他的信仰。公社则将圣母院改成了"理性庙",强制人们去搞无神论的"理性崇拜"。11月底,公社又封闭了所有的教堂。尽管有不少反抗派教士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但这与一般群众的宗教信仰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非基督教化"运动的矛头却对准了整个天主教甚至新教。虽然救国委员会和罗伯斯比尔指责了这一破坏信仰自由的做法,国民公会也据此于12月8日通过了保证信仰自由的法案,但是最早打破传统信仰的还是国民公会本身。1793年10月5日国民公会通过了实行共和历法的决议,否定基督教的格列历法(即公历),表明共和国的建立开辟了新纪元。共和历以9月22日共和国成立之日作为元旦,一年仍分12个月,每月30天,每10天为一旬即一个来复。休息日定为第十来复日,以此取代了格列历法即公元纪年的7日一周的礼拜日。12个月之外的5天或6天,称为"无套裤汉日"。这个取消天主教信仰、废除礼拜日的共和历法,为"非基督教化"运动开了先例。
     以上这些情况表明,恐怖统治在主导方面确实挽救了革命,但是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无视法律、恣意妄为、草菅人命等风气在一部分官员中盛行起来。权力过于集中的救国委员会实际上已将自己凌驾于国民公会之上并日益脱离社会。权势欲在滋长,贪污受贿、生活腐化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于是,那些权势很高、炙手可热的人物,便不再肯于放弃已经完成了使命的恐怖统治了。
     恐怖统治是过渡时期在特殊条件下采用的一种非常手段,并不是归宿。一旦危机克服,就应终止,并恢复和建立正常秩序。从掌权的雅各宾派领导人来看,他们原来是不赞同实行恐怖统治的。当他们被形势所迫而接受恐怖手段之时,也认为这是战时措施。罗伯斯比尔在1793年12月25日就说过:"革命政府需要非常行动,因为现在是战争时期"。所以在1794年春,他们采取了一些放松恐怖的政策。但是,在恐怖年代里养成的那种排他自保和权力欲膨胀的心态,又使他们要继续利用恐怖手段翦除异己,维护权力,因而不肯果断地终止恐怖。这就违背了客观历史潮流。1794年春季以来罗伯斯比尔等掌权者的政策,就是在这种矛盾状态下实施的。
    15、独裁者罗伯斯比尔和丹东之死
     1794年3月,救国委员会将埃贝尔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逮捕并送上了断头台。埃贝尔派以巴黎公社和哥德利埃俱乐部为据点,与无套裤汉运动相结合,对国民公会施加了很大压力。埃贝尔派控制的公社并不拥护救国委员会的集权,而是强调地方自治,宣传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和宗教上的无神论,在经济上主张向所有富人进攻,打击包括小商贩在内的一切商人,并且要求加强恐怖。尽管当时已经打败了国内外敌人,恐怖政策已经没有必要了。以他们的成员隆森为司令的革命军,不断干出无视法律的残暴行为。早在1793年12月5日,罗伯斯比尔就谴责过这个派别,提出要"制止那些无法无天的、与外敌阴谋正相吻合的狂乱行为"。
     镇压埃贝尔派后,接着采取了一些放宽恐怖的政策,包括3月29日解散革命军,4月1日下令允许零售商可以不再向政府申报存货情况,4月29日颁布新限价法令,使商品价格和利润都明显提高。这是大革命中的第三次限价。
     此外,从1794年初开始,对工资的规定也严格执行起来。全面限价法令也对工人工资规定了最高限额,按1790年水平提高1/2。但由于前方战事吃紧,为保障前线需要和后方的安定,并没有认真执行这一规定,工人的工资实际上大大超过了法定限额。法军得胜后,这一规定严格实行起来,使工人生活水平迅速下降,引起工人的强烈不满,纷纷咒骂"可恶的限价"。1794年春巴黎多次发生工人风潮,罢工请愿屡屡出现。救国委员会和镇压埃贝尔派之后新改组的巴黎公社,对工人运动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政策。他们逮捕请愿者和罢工领袖。公社在5月4日发布的公告中声称:"我们将象法律本身一样铁面无情,将把违反法律拒绝干活的工人送交法庭治罪"。同时,无套裤汉运动也开始受到压制。随着埃贝尔派被镇压,巴黎各区革命委员会的地位降低了,有不少委员会被改组。民众革命团体在高压政策下"自动解散"了,自愿合并于雅各宾俱乐部的请求都遭到了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在广大群众心目中,"限价"已和降低工资成为同义语,受到诅咒。罗伯斯比尔的威望也逐步消失了。
     但是,罗伯斯比尔等采取的这些退缩性的政策只是局部性的,在整体上并没有取消恐怖统治的体制。经济恐怖即"统制经济"所要求的限价政策、无偿征发军用物资、强制发行公债等等,仍在继续施行。政治恐怖更是依然如故。这就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主人--资产阶级,即这场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阶级,无法再容忍下去。
     在国民公会中,过去由于认识到形势需要而力主实行集权政治的丹东,这时又敏感地察觉到了恐怖统治的弊端。他对于那些破坏法制、滥行杀人的现象深感焦虑,于是在1793年11月22日提出了"珍惜人类鲜血"的著名口号。四天之后他又在国民公会上提出,只能对真正的敌人实行恐怖,而对软弱的公民则要给予帮助。因为"我们的革命是建立在正义基础上的"。12月7日他再次提出:"应当承认一个政治上的事实,那就是在被捕的人中有三种情况:一部分应处死,大部分应由共和国监视,还有一些完全可以释放,这不会给共和国带来危险"。丹东强调要把司法与人道结合起来,结束恐怖统治,恢复法治原则。到1794年3月19日,丹东在处境已很危险的情况下,还在发言中大声疾呼,要相信大多数人是爱国的,绝不可把"坚强的爱国者和戴着爱国主义假面具的坏人混淆起来"。他还到罗伯斯比尔家中与他面谈,提出:"我们只应进行对共和国有利的打击,不应把无辜的人和有罪的人混为一谈"。对此,罗伯斯比尔拒不接受,而且冷着面孔反问:"谁说我们杀害过无辜的人?"丹东的这些理智、清醒和维护法治的主张,使他得到了"宽容派"的称号。这一派的主要人物还有1789年7月13日在罗亚尔宫花园发表热情演说鼓动革命的德穆兰,以及法布尔-戴格朗丁、夏博等等。德穆兰在他的《老哥德利埃》报上猛烈抨击罗伯斯比尔,指出在国民公会中甚至不存在英国国会里那样的言论自由。
  
    丹东派中虽然有些人在经济活动中有污点,丹东本人在生活上也不检点,但是他们的意见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也是切中法国时弊的。然而,罗伯斯比尔等不能容忍与他们政见相左而且又享有较高威信的人。罗伯斯比尔竟然在国民公会上宣布:"丹东是吉伦特派和祖国敌人事业的继承者"。于是,1794年3月31日将丹东派主要人物逮捕。次日,在为此而感到惊惧的国民公会上,勒让德尔大胆地为丹东辩护,而且尖锐地指出:"有人害怕他的答辩会击破对他的一切指控"。因此他提议将被捕者召到国民公会来陈述意见。一些与会代表恢复了勇气,要求对勒让德尔的提议进行表决。但是,罗伯斯比尔用威胁性的发言压制了代表的要求。随后圣茹斯特宣读了长篇指控书,以似是而非的语言为丹东罗织了大量罪行,迫使会议以无奈的心情通过了控告丹东的决议。在法庭上,丹东、德穆兰、拉克鲁瓦等人的辩护非常有力,以致法庭强制剥夺了他们的辩护权,停止继续审讯,强行宣判了他们的死刑。1794年4月5日,年仅35岁的丹东及其同伴被送上断头台。
     罗伯斯比尔以残暴的手段处死持不同见解的革命家和政治派别,完全违背了人权宣言规定的原则和他自己曾多次阐述过的民主政治原理。以他为首的政权并未因此而得到加强,反而陷入了孤立的境地。在国民公会中,很多代表对他产生不满情绪,一些人在责骂他是"独裁者"。甚至在两委员会中,反对他的也大有人在。被镇压的埃贝尔派和丹东派的残余力量在逐步联合起来,平原派也日益倒向他们一边。反对罗伯斯比尔的人在国民公会中实际上已占多数。
     1794年5月7日,罗伯斯比尔在国民公会上提出了建立崇拜"最高主宰"节日的议案。他硬说,法国人民相信灵魂不灭和"最高主宰"的存在。他所说的"最高主宰",昭示给人们的主要是热爱共和国、遵守秩序、崇尚道德与公道之类,这表明处在困境中的罗伯斯比尔想以此来重新唤起群众对革命政府的热情。同时,体现罗伯斯比尔自然神论的"最高主宰",不过是继埃贝尔派"理性崇拜"之后的"非基督教化"的又一种表现形式。它同样无法被群众理解和接受。6月8日罗伯斯比尔主持第一次"最高主宰"节仪式时,独自手捧鲜花、麦穗走在前面,紧随其后的国民公会代表队伍中,不时发出"独裁者"、"暴君"的议论声,旁观的群众则反应十分冷淡。
     16、库通:扩大恐怖的推手
     就在这时,库通在救国委员会提出了改变革命法庭审判程序的法案。按照库通的意见,今后的审判要取消辩护人和陪审员,取消预审制,在直接审判中可以不需证据而根据"推理"定罪,凡确定有罪者,一律判为死刑。这显然是一个失去法理的扩大恐怖的荒谬议案。国民公会在讨论时对此进行了修改,使之有所缓和。而当时罗伯斯比尔没有出席会议。1794年6月10日,他来到会场,坚持按原来议案形成法令。国民公会被迫予以通过。这就是令人生畏的牧月法令(当天是共和二年牧月22日)。牧月法令使恐怖急剧扩大化了。法令颁布前8个月时间里,巴黎被判决处死者平均每周32人,已属杀人过多。自法令颁布起到7月27日罗伯斯比尔倒台,平均每周的死刑数竟骤然增至196人,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不仅如此,被处死的人中,原特权等级所占比例已很少了。6月间只占死者的16.5%,7月更降到5%。其余都是资产阶级、军人、官员,尤其是无套裤汉(占40%以上)。对于罗伯斯比尔来说,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恐怖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
     罗伯斯比尔这种使人人自危的暴虐做法,只能加速自己的灭亡,国民公会及所属各委员会中,反罗伯斯比尔的情绪和人数都迅速增加了。政见各异的人们在反对罗伯斯比尔这一共同点上联合起来。在这一联合中起主要作用的多是原来宽容派的人物,如塔里安、弗雷隆、巴拉斯、富歇等等。一些原来追随埃贝尔派的两委员会成员,如科洛-德布瓦、比约-瓦雷纳、瓦迪耶、阿马尔等等,这时也成为罗伯斯比尔的反对者。值得注意的是,在国民公会中人数最多的平原派,这时站在了罗伯斯比尔的对立面,从而使罗伯斯比尔在国民公会中陷于孤立。真正坚定地同他站在一起的两委员会成员,只剩下了圣茹斯特、库通,勒巴等几个人。
     从6日19日起,当选为国民公会主席的都是罗伯斯比尔的反对者。尤其是在7月19日,科洛-德布瓦在刚刚遭到罗伯斯比尔的指名攻击后,便被会议选举为主席。反对派的攻击日益公开化。他们把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和库通比作古罗马时的"三巨头"。在救国委员会中,一些人开始当面怒斥罗伯斯比尔,治安委员会中除勒巴外,几乎一致对他进行谴责。
     罗伯斯比尔于7月26日(共和二年热月8日)进行了反击。他在国民公会发表长篇演说,一方面表示自己是同国民公会站在一起的,大家都是爱国派;另一方面却大力攻击本来由他领导的两委员会,尤其是治安委员会。他把所有反对他的活动一概扣上"阴谋"活动的帽子,而把自己说成是自由的代表者。他声称:"现在存在着破坏公共自由的阴谋;其力量来自于国民公会中进行扰乱的一个罪恶联盟;在治安委员会及其各机构中有这个联盟的同谋者;……救国委员会一些成员也参与了阴谋;这样组成的联盟正在谋求毁灭爱国者和祖国"。这个强栽罪名的威胁性讲话,一度惊呆了代表们,以致大家通过决议将这篇讲话印发全国。但是,瓦迪耶首先起来发言,随后康邦、比约-瓦雷纳、邦塔波尔等纷纷走上讲台,对罗伯斯比尔进行了激烈的谴责。会议又撤销了刚刚通过的决议。罗伯斯比尔遭致失败,愤然离开会场。当晚他在雅各宾俱乐部重复了这个讲话,得到支持。
     对立的双方都在准备次日的交锋。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国民公会一开会,圣茹斯特便走上台去宣读他准备了一夜的发言。但是,塔里安很快就打断了他的发言。会场上响起一片"消灭暴君"的呼声。罗伯斯比尔两次要求发言都被拒绝。最后,会议通过了逮捕罗伯斯比尔的决议。同时被捕的还有圣茹斯特[年仅27岁!]、库通、勒巴、罗伯斯比尔之弟奥古斯丁等。这就是大革命史上的"热月政变"。
     17、热月政变
     罗伯斯比尔等人被捕后,曾被公社和国民自卫军司令昂利奥营救出来。但是,他们行动不力,夜里又被巴拉斯指挥的国民公会武装力量重新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公社的人员。7月28日下午,所有被捕者都被送上了断头台。
     热月政变是结束恐怖统治,恢复和建立正常秩序的重大转折点。热月党人只是反对罗伯斯比尔的各派人物的联合体,他们的出发点不同,政见也不一致。政变后,在如何对待恐怖体制的问题上,热月党人分成了三派。坚决主张废除恐怖统治的一派,是原来的宽容派人员以及转到他们一边的平原派成员。他们被称为"新宽容派",在国民公会中占有多数。主要人物有塔里安、弗雷隆、梅兰(蒂翁维尔人)等。另一派人仍然主张维持恐怖统治,他们只是反对罗伯斯比尔,并不反对整个恐怖统治。这派人多数属于原山岳派、埃贝尔派,还有两委员会的老委员们。他们的代表者是巴雷尔(恐怖时期由平原派转向山岳派)、瓦迪耶、迪昂等。其余人倾向于废除恐怖统治,但常持某种观望态度。他们多由原平原派的成员组成,重要代表人物有杜里奥、布尔东(瓦兹人)、梅兰(杜埃人)等。这三派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较量。
     政变后第一天,救国委员会的发言人巴雷尔就谴责了宽容政策。次日,他代表两委员会发言,提出这次政变不过是"局部的震动,毫不改变政府对内对外的政治措施、行政措施和革命措施"。对此,新宽容派断然起来反击。勒库安特尔、蒂博等提出,要改组和清洗巴黎各区革命委员会和革命法庭。在激烈争论之后,会议通过了平原派的意见,决定对法庭以及国民公会所属的各委员会,每月改选1/4成员。7月31日,据此改选了救国委员会。当选的6名新委员有5名属于新宽容派和平原派。1794年8月1日,又改选了治安委员会,5名当选者均属新宽容派。这表明,主要的权力机关已转入宽容派手中。随后,政策上也就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终于结束了恐怖统治。
     8月5日,国民公会通过决议,释放一部分不合法律手续而逮捕的嫌疑犯。前5天就释放了478人。后来,释放人数更多,速度也更快了。由于获释者中也有些贵族,遭到左派的激烈抨击。对此,塔里安在8月中下旬两次发言予以驳斥。他说:"我不承认共和国里还有什么等级。依我看,只有好坏公民之分。一个人奉公守法,出身贵族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人是流氓无赖,即使身份是平民,又有什么用处?""国民公会决不可再让共和国分裂成两个阶级:可怕的阶级和害怕的阶级,迫害者和受迫害者"。他实际上是提出了以是否守法作为划分好坏公民的标准。迪布瓦-克朗塞更明确地讲出了释放嫌疑犯的更深层的原因:"由于把那些将自己的金钱投入到流通中去的人都怀疑或控告为投机商,商业已全面毁灭了"。
     在释放嫌疑犯同时,对过去的"恐怖主义者"也进行了追究。这既是清算旧账,也是打击现存的对手。塔里安的追随者梅厄于8月26日发表了小册子《罗伯斯比尔的追随者》,指名攻击了一些现任的国民公会代表。接着,在国民公会中就不断有人出来控告"恐怖分子"特别是两委员会的那些老委员。而且逐渐将予头进一步指向雅各宾俱乐部。就在这时,国民公会于9月21日收到了驻马赛特派员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说,他们逮捕了一名企图制造类似"九月屠杀"事件的罪犯,但在押解途中被一伙武装暴徒劫去。为维护法律,他们搜查了当地雅各宾俱乐部。这份报告使新宽容派成员们更加强了对雅各宾俱乐部的攻击,认为它就是恐怖主义的渊薮。当时,由许多纨袴子弟组成的"金色青年"组织,不断寻衅殴打雅各宾俱乐部和老山岳派成员。"金色青年"的活动得到了新宽容派代表人物弗雷隆的支持。10月,法庭对热月政变之前就已被逮捕的南特市革命委员会贪污案犯进行审理,被告在供词中谈到了卡里埃在南特任特派员时犯下的一次溺死140人和枪杀3000人的罪行。他们要求卡里埃出庭对质。卡里埃并不否认这些事实,愿意承担责任。由于他是国民代表,享有豁免权。国民公会遵守法律,于10月28日先通过了终止代表豁免权的程序,按程序于11月11日才将其逮捕。经法庭审讯后,卡里埃被判处死刑。1794年11月12日,国民公会通过决议,封闭了雅各宾俱乐部。此举标志着政治恐怖的结束。
     与此同时,还取消了经济恐怖。8月25日国民公会通过决议,宣布可以在指定的市场以外进行粮食、饲料贸易,实际上是开放了市场。9月7日又下令放宽粮食限价,使价格提高1/4。但是,统制经济、限价政策仍在维持着,甚至到9月29日全面限价法令原定实行一年的期限已满时,也没有正式宣布取消。直到12月24日国民公会才通过废除全面限价的法令。至此,经济恐怖完全终止,经济自由原则得到恢复。
     随着恐怖统治的终结,原来因反对这一主张而获罪遭贬的吉伦特派也洗掉了罪名。这年12月至1795年3月,国民公会陆续召回了全部吉伦特派代表,包括参与过联邦派叛乱的人在内。但左派的处境却更加恶化了。1795年2月,国民公会决定将1794年9月21日迁入先贤祠的马拉遗体移出该地。3月2日,巴雷尔、比约-瓦雷纳、科洛-德布瓦、瓦迪耶等两委员会的老委员,因被控告而遭拘禁。这时,新宽容派的统治地位已确立起来。通常所说的热月党的政策,指的就是新宽容派的政策。
     热月党在处理王党叛乱和天主教问题上就表现得很明显。1793年底开始的朱安党人叛乱是当时主要的叛乱活动。当时率军镇压叛乱的迪洛将军,由于经常不加区别地杀人、焚烧房屋、掠夺牲畜,以致迫使2万多原未参加叛乱的农民投奔了叛军。虽然他在1794年5月被撤换,但恶果已造成,给平叛造成了困难。8月,热月党国民公会再次撤换将领并且宣布,赦免叛军士兵中被胁迫或误入歧途者,只捕杀其官员。新上任的平叛将领奥什则贴出告示,对放下武器、归家务农者,一律保障其安全、财产和自由。1795年2月,国民公会代表与叛军首领夏雷特谈判达成协议,叛乱者停止武装活动,政府予以赦免,并帮助返回家乡者重建房舍,恢复经济。这就使叛乱暂时平息下来。
     热月党摒弃了恐怖统治时期进行的"非基督教化"运动,他们承认了天主教是法国大多数人信仰的宗教这个事实,在1795年2月宣布,恢复天主教的活动,但是永不发还已没收的教产,不准在教堂以外进行宗教集会、游行或其他仪式,教会必须遵守政府法令。
     18、热月党人的恐怖再现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限价政策的废除,长期受压抑的物价如脱缰野马般地暴涨起来。如果以1790年巴黎的生活指数为100,1795年1月就是580,3月为720,4月达到900。伴随而来的是货币贬值的惊人加剧。1794年12月,指券值只相当于票面额的20%,1795年4月又跌到8%,7月更达到3%。热月党人只是沿用以往增发指券的办法,别无良策。结果使通货膨胀更趋严重,国家财政也陷入了困境。共和三年雪月(1794年12月21日至1795年1月19日),财政收入为5700万锂,而支出则高达4.28亿锂,赤字惊人。而仍在受热月党人敌视的金融界则将信誉很高的硬币控制在手中,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操纵着金融流通领域。这就使热月党更加困难。
     广大群众再次受到物价高涨的祸害,为面包和燃料而终日奔波,仍不能糊口。1794至1795年冬季又出现了罕见的严寒,巴黎几乎每天都有冻饿而死的人曝尸街头。要面包,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和请愿不时发生。而在这时,国民公会却将代表和政府官员的薪水提高一倍,从而更激怒了人民。
     热月党竟然再次使用了恐怖时期惯用的手段,促使国民公会于3月21日通过了《特别公安法》,宣布凡辱骂国民公会代表者要送交法庭审讯,在国民公会附近聚众闹事者要镇压,为首的处死,参加的流放。这激起了反抗运动的爆发。
     共和三年芽月10日(1795年3月30日),巴黎群众举行集会,喊出了"要面包","要一七九三年宪法"等口号。显然,群众在怀念共和二年限价时的情景。芽月12日(4月1日)的群众示威规模更大,而且冲进了国民公会。但是,运动是自发的,只是在会上高呼要面包,要社会救济等口号,提不出更具体的主张。国民公会根据《特别公安法》鸣起警钟,皮什格吕将军率军队将群众驱散,次日又清洗了圣安东区。国民公会也趁机打击左派,将已被拘禁的巴雷尔等三人(瓦迪耶已逃走)流放圭亚那,又逮捕了支持群众的阿马尔、迪昂、康邦、雨格等代表。4月10日,国民公会下令解除一切"恐怖主义者"武装,收缴了大批枪枝,并进行了大逮捕。这就是大革命史上的"芽月起义"及其失败的结局。
     镇压芽月起义后,热月党国民公会不仅没有使经济状况好转,而且在5月15日将巴黎面包配给量降到每人每天不足半磅。16日又通过决议,宣布凡印有国王头像的指券一律终止流通,只能用以购买国有财产(尚未卖完的没收的地产)。然而,恐怖时期已经将印有国王头像的面额50锂以上的指券废除,留下的只是50锂以下小面额指券,主要在一般群众手中。因此,这个法令的主要受害者是群众,这就激起了新的起义即"牧月起义"。
     牧月1日到4日(1795年5月20-23日),巴黎人民举行了规模不亚于1792年8月10日的武装起义。群众从国民自卫军营房夺得武器,攻入国民公会。左派代表迪卢瓦、罗姆、古戎、迪科努瓦等支持群众并提出:释放芽月起义时的被捕者,组成四人非常委员会以取代治安委员会并接管其文件和办公地点。会议通过了这些议案。群众撤离了会场,以为取得了胜利。起义的第二天,群众占领市政厅,自行选举了市长和公社检察长。这时,国民公会已调来军队,逮捕了一批左派代表,取消了前一天的决议。消息传来,群众立即再次攻打国民公会并取得胜利,会议重新许诺了起义者的要求。第三天、第四天,政府军对群众进行了镇压,终于将起义平定。接着又是大逮捕。被捕者中有6名被处死,后被称为"牧月烈士"。芽月起义和牧月起义是法国大革命中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的尾声。
     19、极端狂热的共产主义战士巴贝夫
     原名弗朗索瓦·诺埃尔·巴贝夫曾参加大革命,接近埃贝尔派,从左的角度反对罗伯斯比尔,在恐怖时期曾因此被捕。故而,他曾为热月政变而欢呼。革命前,巴贝夫就受摩莱里著作的影响,初步形成了财产公有的主张。当他发现热月党只是代表有产者利益时,便于1794年9月同他们分道扬镳。10月4日他将自己的《出版自由》报改名为《人民保民官》,并借用古罗马保民官的名字,自己改名为格拉古·巴贝夫。早年他曾因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而被捕。在狱中,他结识了意大利革命家邦纳罗蒂,成为亲密战友。1795年10月出狱后,他们在先贤祠俱乐部活动,继续宣传共产主义。1796年2月督政府查封该俱乐部,巴贝夫等转入地下活动,组织起平等派。平等派组织严密,分为"地下督政府"、"革命联络员"、"爱国者"、"民主主义者"等四个层次。巴贝夫的理想是建立起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律公有的大国民公社。在公社中人人必须劳动,产品交公共仓库,每个人都平等地从仓库中领取同样的生活必需品,包括最细微的物品在内。巴贝夫的共产主义是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农业共产主义。巴贝夫坚持要以暴力夺取政权,建立革命专政,以此来实现其理想。按计划,他们定于1796年5月11日发动武装起义。因叛徒格里泽尔告密,督政府于5月10日将其组织破坏,巴贝夫等65人被捕。经过长期审讯,巴贝夫及其战友达尔特被判处死刑,于1797年5月27日执行。其余人被判刑或释放。
  
   20、激情退却,群众运动沉寂
     政治运动越来越失去理智,法国经济也明明能够看见好转的情况下却出现严重困难:1797年2月,督政府宣布废除指券,恢复硬币制度。硬币是被信任的,但是在国内外局势很不稳定,政府又缺乏起码威信的条件下,人们不肯抛出硬币冒险。工业上资金短缺,流通中通货紧缩,公务员和工人经常领不到薪水和工资。这种严重的货币不足现象,使刚刚获得丰收的农民有粮却卖不出去。文化生活既单调又匮乏,使得广大群众情绪低沉,大革命高潮时期那种激情不见了。从革命开始以来,人民群众曾信仰过人权、平等、自由、宪法、共和主义、恐怖统治等等,并为此付出过血的代价。但是过了七八年之后,除去极少数商人和富裕农民之外,革命并未给群众带来明显的好处。人们崇敬过的领袖人物一批接一批地上了断头台,群众感到无所适从。后来又经历了芽月起义、牧月起义和巴贝夫运动被镇压的打击,消沉情绪就更趋加深。在共和五年(1796年9月22日-1797年9月21日)进行的初级议会选举中,大多数公民不愿参加选举投票,投票率仅有三分之一左右。
     1799年11月9日(共和八年雾月18日)拿破仑·波拿巴发动了政变,推翻了督政府统治,夺取了政权。这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真正的结束了。
     21、十年,在历史长河中,或许是短暂的瞬间;但是对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来说,一生能有几个十年?人们发现,将相台上,革命的执政者象走马灯般的变换,你方唱罢我登台;断头台上,被革命的革命者的头颅就象切萝卜般地滚落      宪政坛上,本该普遍受人们敬重的宪法文件就象小孩子过家家丢沙包一样被人们随意地丢弃和更换;十字街头,年轻的、朝气蓬勃的革命鼓动家被鼓动起来的革命群众戴上高帽子、脖子上架着破鞋推来搡去,受尽凌辱;教堂门前,本应受人们敬仰的传教士和牧师被群众扒去了法袍扫地出门……。
  我无语。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0082316515_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