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组织机构是怎样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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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8月23日 09:32:07 来源： 北京日报 【字号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邓小平同志30年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本文观点集萃
●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讲：“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
●十三大构建的党的领导体制的要义在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内部关系是平等的，实行集体领导、民主决策。但邓小平后来提出“核心”概念，认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这是对十三大领导体制的一次重要调整，在深层次上反映了民主与集中的复杂关系。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纪委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与作用，但以往研究者仅仅把它看作以反腐败为主要职能的监察机关，忽视了其设立的时代背景，而无法洞察它在党的组织内部的权力角色。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重新认识中纪委设立之初的深远意蕴——透过其权力角色的演化轨迹来探索如何完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如何调整党内的权力分配格局，更重要的是如何去构建党的民主保障制度。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机构改革历程，中央一直是党、政并提，视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两翼。邓小平无论谈精简机构，还是谈领导体制，都包括了党和国家两个方面。因此，党政机构改革应当齐头并进，无论哪一只翅膀虚弱无力，都会影响改革的方向。
30年前的8月18日，邓小平同志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这场改革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改革的范围与深度及于何种程度，改革的切入点在哪里，改革的问题与阻力何在等等，这是思考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不得不去探求的课题。回顾和反思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探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历史”，是为了将历史与现实联接起来，寻求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与道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抛弃任何脱离现实国情的空想主义和空洞口号，只有寻找到体制改革的突破环节，顺应中国政治的实际运作，整合既有的民主经验，融合当代的法治框架，才能确保社会稳定发展，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政治体制改革的着手处：从党中央做起
邓小平说：“我们首先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弄清从哪里着手。”邓小平提出的这个问题，始终是思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首要回答的问题。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邓小平在众多讲话中给予了阐述。他反复提到的官僚主义、家长作风、党政不分、权力集中、机构臃肿等等都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对于“从哪里入手”，邓小平在1980年首先提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1982年的机构精简，采取先中央后地方的步骤，1987年十三大报告则给予了明确的答案：“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要从中央做起”。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是从党的中央层面着手的。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二者着手的领域也不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引入市场经济，实现市场主体的充分竞争。所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从农村、从基层、从沿海逐步扩大。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讲：“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这个第一位的“领导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的体制中，只能是中央的问题，也只能从中央改起。地方的民主改革难以对既有的政治体制产生实质影响，也难以在中央层面复制。近年来地方的党内民主实验不断涌现，如党代会年会制、党代表常任制、领导职务直选制等等，但人们仍感到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只有从党的中央层面着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深入到问题的关键。十三大报告明确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着手处，彰显了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的胆略与远见。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关系改革全局的一个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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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的中纪委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与作用，但以往研究者仅仅把它看作以反腐败为主要职能的监察机关，忽视了其设立的时代背景，而无法洞察它在党的组织内部的权力角色。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重新认识中纪委设立之初的深远意蕴——透过其权力角色的演化轨迹来探索如何完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如何调整党内的权力分配格局，更重要的是如何去构建党的民主保障制度。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机构改革历程，中央一直是党、政并提，视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两翼。邓小平无论谈精简机构，还是谈领导体制，都包括了党和国家两个方面。因此，党政机构改革应当齐头并进，无论哪一只翅膀虚弱无力，都会影响改革的方向。
30年前的8月18日，邓小平同志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这场改革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改革的范围与深度及于何种程度，改革的切入点在哪里，改革的问题与阻力何在等等，这是思考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不得不去探求的课题。回顾和反思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探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历史”，是为了将历史与现实联接起来，寻求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与道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抛弃任何脱离现实国情的空想主义和空洞口号，只有寻找到体制改革的突破环节，顺应中国政治的实际运作，整合既有的民主经验，融合当代的法治框架，才能确保社会稳定发展，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政治体制改革的着手处：从党中央做起
邓小平说：“我们首先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弄清从哪里着手。”邓小平提出的这个问题，始终是思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首要回答的问题。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邓小平在众多讲话中给予了阐述。他反复提到的官僚主义、家长作风、党政不分、权力集中、机构臃肿等等都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对于“从哪里入手”，邓小平在1980年首先提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1982年的机构精简，采取先中央后地方的步骤，1987年十三大报告则给予了明确的答案：“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要从中央做起”。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是从党的中央层面着手的。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二者着手的领域也不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引入市场经济，实现市场主体的充分竞争。所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从农村、从基层、从沿海逐步扩大。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讲：“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这个第一位的“领导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的体制中，只能是中央的问题，也只能从中央改起。地方的民主改革难以对既有的政治体制产生实质影响，也难以在中央层面复制。近年来地方的党内民主实验不断涌现，如党代会年会制、党代表常任制、领导职务直选制等等，但人们仍感到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只有从党的中央层面着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深入到问题的关键。十三大报告明确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着手处，彰显了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的胆略与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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