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纪事：赫鲁晓夫私下称中国人为“黄祸”

中俄纪事：赫鲁晓夫私下称中国人为“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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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纪事：赫鲁晓夫

        私下称中国人为“黄祸”

2009年10月22日 凤凰网专稿
凤凰卫视2009年10月17日《皇牌大放送》节目：邻家大哥记忆：中俄关系60年纪事

阮次山：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望历史，对于如何选择今后的道路，从来都是非常重要的。而在新中国60年的建国历程当中，有这么一段让人一提起就会感慨的曲折过往，苏联，这个今天已经很少被人提起的国家名字，在这段岁月里，曾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扮演了非常特殊的角色。现在的年轻人，也许很难想像他们的父辈曾经陶醉在苏联电影、小说和音乐中，与苏联来的专家们一起工作，并将苏联视为中国的楷模。而这两个曾经亲如兄弟的国家，后来却因为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出现矛盾，陷入大论战，进而走向敌对的道路。而就当他们经历痛苦的思索，终于重新向对方靠近的时候，历史的大潮又令他们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选择。这是一段纠结了猜忌，误解，愤怒，无奈和惊喜的复杂记忆，也是一段值得我们今天再思考的珍贵经历。

解说：1949年12月6日，一列满载着蔬菜和水果的火车悄然离开初冬的北京，它的目的地是当时的苏联首都莫斯科，而车上有一位从来未曾出过国的中国人，他的名字叫毛泽东。

陈昊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我们知道毛主席一般是不怎么出囯的，他总共就出国两次，第一次就是1949年到苏联去，还有一次是1957年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会议。所以他一生之中出国两次，两次都是到苏联。

解说：而就在两个月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刚刚成立。

俞邃（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荣誉博士）：当时对我们国家来讲，最严峻的问题，就是受到美帝国主义和西方势力对我们的制裁，对我们的限制，甚至总想把一个人民政权颠覆在摇篮之中。而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称为它老大哥。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采取热烈欢迎、积极支持的态度。

陈昊苏：10月2日苏联当时首先宣布承认新中国，然后就和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解说：这份中苏建交公报是在新中国成立两天后签署的，决意从零开始搭建全新外交框架的新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首先与一系列受苏联影响的东欧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俞邃：1949年，新中国诞生之后，毛主席以庆祝斯大林同志七十寿辰作为一个契机访问苏联。实际上这次访问，是新中国诞生之后，谋求苏联的理解和援助，以便我们国家今后如何长远发展的这么一个战略考虑。我们知道在1945年，当时苏联和国民党政府有一个条约，而这个条约里边有些内容，它是维护二战以后，按照“雅尔塔协定”，维护苏联在远东包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就是苏方不是一开始就愿意，放弃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那就是，旅大、旅顺驻军、中长铁路，是不是归还中国的问题。

陈昊苏：我们新中国的领导，毛主席，最高领导人。他一下子走那么远，而且在国外呆那么久，他大概一直到第二年二月份才回来。

俞邃：毛主席最后发脾气了，不高兴了。

陈昊苏：在1950年的二月十四号，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把中苏之间亲密的合作关系用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个非常重要。最实际的结果就是中国当时在朝鲜战争上，在朝鲜和美囯为首的联合国有一个较量，那么苏联是站在中国这边的。所以抗美援朝的战争当然是以中国和朝鲜为作战的一方，和美国联合国军作战的另一方，苏联是给予中朝以战略上的支援。中苏之间在新中国成立后度过了一个蜜月的时期。这个蜜月的时期就是以毛主席访问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标志的，整个的发展是很好的。

任光宣（莫斯科大学教授）：我学俄文是从高中，上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开始开俄文，也就是1959年。因为当时在中国的北方，中学里面没有英文，全部都是开俄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把俄文当做第一外语，也是唯一外语。大江南北一篇俄文，作为对苏联老大哥的向往，对克里姆林宫斯巴斯克钟楼上红星的向往。

俞邃：苏联的文学艺术包括电影，在二战结束之后，特别是在斯大林逝世以前，我们建国初期那几年，对中国的影响非常之大。我们这一代人深有体会。

任光宣：苏联的一些主要的电影，我们立刻都翻译成中文，并剪夹成配音。

俞邃：那是很鼓舞人心、很鼓舞斗志的。那么反映和平建设时期的一些格调很清新，一方面反映了他们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另一方面又塑造了很多在和平建设时期的新人新形象，品质很高尚，人际关系很好。为集体，就处理公私关系上来讲，摆得也很正，所以那些影片里面确实没有西方影片那种很肮脏的，淫秽的东西，格调很清新。

何亮亮（时事评论员）：就像那些苏联流行歌曲，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从来没有去学过，但是它旋律就是在我脑海里，那就是你童年时代听过的歌，大概一辈子就不会忘记。

解说：仅仅从1949年到1957年这八年间，中国翻译苏联电影论着和资料等约2400多万字，出版175种书籍，译制长艺术片206部，看过苏联电影的中国观众达到15亿人次。

何亮亮：在我们童年的记忆中，中苏是友好的，是兄弟，两个社会主义大国，而且中国一直在向苏联学习。

陈昊苏：1953年3月5号，斯大林逝世的时候，毛主席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最伟大的友谊“，就是讲中国和苏联之间的这种合作，这种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当时周总理还亲自，当时中共中央还派了高级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参加吊唁活动。

俞邃：在斯大林时期，中苏关系总的来讲，还是比较正常的。虽然我们对斯大林有些意见，但是还是维护他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地位。所以在斯大林在世，也就是1953年3月5日去世之前，中苏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厉害冲突。

解说：1953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当时年仅赫鲁晓夫继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俞邃：赫鲁晓夫开始所谓羽翼没丰满的时候，对中国的需要还比较多，在处理旅顺港问题上，在处理中长铁路问题，他比较顾全大局。到后来慢慢以后，他翅膀比较硬了以后，有些做法，就有些离谱。
任光宣：民间有这样一个话，你想爱一个人就把他送到俄罗斯，你想恨一个人，也把他送到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民族，它的民族性有很多极端的地方，好走极端，赫鲁晓夫本人，他是矿工出身，这个人的性格就暴躁。对，暴风雨。所以他（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可以脱下鞋来敲桌子，他可以的话呢，在参观洛杉矶的时候呢，因为洛杉矶市长在发言中对他稍有不敬他就拂袖而去，而且要离开美国，后来的话呢，下面的葛罗米柯，当时的外交部长说，美国的这些官员对我们不好，我们人民还是好的。我们到人民中间，所以他不管当时的加州州长，然后的话呢，就在大街上行走，最后人们还是向赫鲁晓夫打招呼，那么在整个和其他的国家交往中，这个跟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交往的过程中，他也是采取了老子天下第一，我说了算。

俞邃：比方对美的关系，过分强调了和美国的合作。对我们1958年金门开炮，但是当时我们是处于牵制蒋介石，不是要收复台湾。那么赫鲁晓夫就很害怕、很担心我们用武力来试试资本主义的稳固性批评我们。

任光宣：那么这种做法和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交往的话，以毛泽东为主的中国共产党就不买他的帐，那么他本人的性格又是好走极端，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你应当说不应该随便的骂人，他可以骂人。

解说：曾经参与起草中苏大论战关键文章的《人民日报》记者崔奇在他的著作《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中披露：1955年，刚刚上台不久的赫鲁晓夫，表面上与中国的关系友好，私底下却曾经向德国总理阿登纳表示：中国人很危险，中国人是黄祸。而在1960年，赫鲁晓夫甚至在华沙条约峰会上影射攻击毛泽东，说如果一个老头子不明智，等于一双破套鞋。

任光宣：应该说不应该与党与党之间的这个拉破脸皮，他可以拉破脸皮，这个就是性格一种极端。

解说：1962年，中苏大论战开始的时候，中国方面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为二十五条，当时的毛泽东表示这是要告诉苏联，苏联共产党的总路线，不是中苏会谈的基础。中国有自己的一套对共产主义的理解。

阮次山：赫鲁晓夫的前任斯大林在位的时候，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绝对领导人。但是在中国国内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都支援了毛泽东的政治对手王明，以及曾经将毛泽东和斯大林本人批判的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相提并论，使得毛泽东心怀不满，而赫鲁晓夫是斯大林一手提拔的得力干将，他出身贫寒，早年曾长期在乌克兰工作，放过猪，做过矿工，曾经担任乌克兰第一书记。二战期间，曾经参与指挥斯大林格勒攻防战役和基辅保卫战，后来因为在乌克兰实行的农业政策相对的务实，而使斯大林非常的器重，斯大林在位的时候，赫鲁晓夫对这位苏联的领导人怀着一种，据他说，像父亲，又像对师长一般的深切的崇敬。可是斯大林过世后不久，赫鲁晓夫就作出了一个震撼世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决定，掀起了世界范围的去斯大林运动，对他这个举动，毛泽东评价为既掀了盖子，又捅了篓子。

俞邃：本来二十大的议程中间，没有专门谈斯大林问题。那么他后来在一次，在这个二十大结束的半夜，临时，当然有准备的，做一个为斯大林个人崇拜极其后果的一个报告。

解说：当时苏联最大的对手美国，显然也已经嗅出，在苏联内部正在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变化。中央情报局专门斥资一百万美元，想要搞到这份名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指责斯大林是暴君。他称斯大林力排众议采用高压手段实行了农业集体化的政策，把数百万富农强行流放到西伯利亚与中亚。由于措施不当，斯大林的农业改革造成多地出现饥荒，其中的乌克兰大饥荒更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另一方面，斯大林在30年代所领导的所谓“肃反”中对苏联共产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和其他反对派人士展开了大规模的残酷“清洗”，成千上万的人被处死，数以百万计的人被送进了劳改营。

俞邃：这个报告对斯大林来讲，有人说叫全盘否认斯大林，但是，对斯大林错误的描述、形象的描绘，带有人身攻击这些东西，确实影响不好，引起很大的震动。所以当时毛主席最初的评价就是说赫鲁晓夫谈斯大林问题，一是揭开了盖子，说明这是好事情，捅了乱子，主要是认为这麽重大的问题，也没和兄弟党商量，把斯大林说得，等於丑化斯大林的这麽一种描述，是人们不能接受的。按照毛主席当时认为，斯大林的功过，是三七开比较合适，因为这个斯大林问题，不是光是苏共一个党的问题，涉及到国际公约的问题，但也涉及到中国党的利益问题。这是一个问题。

何亮亮：毛泽东非常不喜欢赫鲁晓夫，因为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因为赫鲁晓夫推动了苏联的自由化，或者是改革.这是一方面.可是另一方面，赫鲁晓夫确实是对中国有那种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他也不喜欢毛泽东。

阮次山：对斯大林的功过，毛泽东曾经评价是七三开，功大于过。在1962年到1964年的中苏大论战期间，中共党中央曾经专门起草九评中专门有一评《关於斯大林问题》，表达中国对斯大林的看法。而让更多中国人对那段历史记忆深刻的，是“苏联修正主义”这个名词，修正的原意是改正、修改使其正确。但是当时中国提出的修正主义概念专门指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这意味着：它不是对错误的修正，而是对真理的修正。九评文章中的第五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第六评《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第八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讨论的都是关于修正主义的问题。

俞邃：赫鲁晓夫二十大的报告有很多的偏差和问题，但是有一点，他认为世界战争、世界大战，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这个论战现在看来是有道理的。

季塔连科（俄中友好协会会长）：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美国的人民有很多的成就，所以苏联一直以为应该给美国建立政策上的和平共处的关系。那个时候毛泽东还是周总理提出了跟印度的一起提出了五项和平共处的原则，用印度的原则，就是苏联实际上是执行这些原则。我们是住在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有发展中的国家。在这个世界有什么帝国主义的发达国家，有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是早就提出了，人家已经提出了，这些国家这些制度是应该用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在学术上互相比赛的。老百姓知道，在这个比赛中谁得胜，老百姓就支持谁，不是战争问题。

何亮亮：但是当时中国还是比苏联激进，比方说赫鲁晓夫和尼克松很有名的“厨房辩论”，那个“厨房辩论”很有名的。赫鲁晓夫还是有点气愤，他对那种美国展示自己的生活方式激怒了。他说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厨房。但是当时在中国官方的媒体主流意识形态里，认为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这些东西都是骗人的，完全是否定它。中国当时的主旋律是阶级斗争，是斗争。可是修正主义是不斗争的，是调和矛盾的。

季塔连科：毛主席说苏联又在发射卫星，宇宙卫星苏联又要发展核大战，那打起来不是很好了嘛，三亿人民牺牲了，没关系，很快就恢复了，这是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会议上说的话，那这个什么意思呢，现在中国这样不说，毛泽东的说法，现在恐怕中国朋友们也不以为是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何亮亮：就是以共产主义阵营的大论战来看，当时中共对苏共的批判，方向是错误的。

解说：赫鲁晓夫向美国示好的做法，带来了冷战中的第一个缓和期，但却随着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爆发而结束。从1959年5月，苏联与古巴卡斯特罗新政府建交。赫鲁晓夫利用这个机会将导弹运进古巴，部署在美国的后院。危机步步升级，几乎触发核爆。最后时刻，肯尼迪与赫鲁晓夫达成协议，赫鲁晓夫宣布同意撤回古巴的导弹。而美国同意不入侵古巴，并秘密撤回土耳其的导弹。赫鲁晓夫通过这种方式达到了美国从苏联的邻国撤出导弹的目的。这次事件被视为冷战的高峰和转折点，但也被赫鲁晓夫拿来作为有力的论据，证明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

何亮亮：苏联当时主张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和平竞赛。还有像赫鲁晓夫的全民党，苏联共产党可以向所有拥护共产主义的人，都可以敞开大门。这个被中国痛斥的，因为共产党应该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它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苏联这样做，好像就把共产主义政党的阶级性给抹杀了，变成一个谁都能来参加的政党。我们现在来看，中国现在是三个代表，三个代表虽然还不能跟（苏联的）全民党相提并论。但是方向还是一致的。

解说：对苏联老大哥的景仰就这样变成了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一场意识形态范畴内的大争论正在中苏之间酝酿爆发。

阮次山：受访美印象的冲击，1957年11月6日，赫鲁晓夫提出苏联在15年内赶超美国的口号。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又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毛泽东在两个星期后不甘示弱的提出了中国15年内赶超英国的目标。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合作社到大炼钢铁，中国的运动一个接一个。

季塔连科：在1956年，周总理访问过苏联，他给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他当时就说加强苏联和中国教育方面的合作关系，所以周总理说中国的学生在苏联很多，可是苏联的学生在中国实际上没有。我对中国哲学很有兴趣，所以他们派我第一批的中国的苏联学生到中国去的所以我是第一批成员嘛。1957年2月14号，正好是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周年，我们到了北京，老北京。老的北京火车站不是现在这个很大的。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中国正在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毛主席说了是中国的知识份子是笨的。应该向农民学习。学习那个道德品德。所以这学习也要下放。我说我不能留下来，我跟你们一起下放。

解说：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提出“大跃进”口号。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为大跃进正式制定任务和目标。

季塔连科：对中国农民我非常佩服，他们很会克服困难，并且在困难中他们工作很好。互相的关系也非常的人道的，互相帮助，互相关心。所以我从那个时候，我对中国人民，我又不是十分的了解。我是住在中国农民的中间。并且他们对我非常好。他们不干涉外国人，外国人什么，苏联什么老大哥什么的，老人家跟我说老大哥，我说，我才23岁，可是你给我说成老大哥，怎么老大哥我是小弟弟嘛。

解说：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提出一九五八年钢的产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并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

季塔连科：人民公社到底是什么东西。吃饭不要钱，在农村是什么东西。吃饭不要钱，可是两个多月後，所以在农村发生了供应粮食很多的问题，缺乏粮食，所以我这个都知道。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是在农村，所以我跟学生，同学一起参加了建立人民公社，本来我们到了是合作社，这个合作社变成了欢送人民公社。我们在那里参加了很多有意思的运动。就是说炼钢了，土炼钢了。我们挖地挖得很深，我是也生长在农村，我也是对种地有一些基本的知识，所以我跟同学们和老师们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不应该做的，农民不会欢迎我们做的，就是说下面的盐要上去，所以这个土地，这个过几个月就不能用，那我说了，过几个月，真是，我说的对，所以这个土地都变成了白的，把这个七亿农民，是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中，本来的非常落后的，非常落后，你马上把他移到社会主义水准上，这个任务太重了，这个任务要长时期，所以中国人要建立社会主义中国，要建立一百年，或者多一点，这个任务这样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俞邃：那么这个中间，牵扯到我们国内的人民公社、大跃进一些做法，他（赫鲁晓夫）不同意。

解说：赫鲁晓夫在1959年发表了一个关于检讨苏联在20年代建立农村公社的错误的报告。尽管这份报告中没有提到中国，但还是激怒了刚刚开完庐山会议的毛泽东。

俞邃：他接着到布加勒斯特开会，利用罗马尼亚这个党代会，对我们进行了围攻，围攻了以后，双方的关系就越来越紧张。

解说：1960年，赫鲁晓夫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的党代会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攻击。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发表书面声明，指名批判了赫鲁晓夫。中苏两党在国际舞台的公开破裂，导致了两国关系的急剧恶化。

俞邃：这样子的话，围绕重大的国际国内问题，全面展开了论战。

季塔连科：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吵架了。非常难过的一个事情。

俞邃：在1962年的6月14号，我们发布了一个《关于国际共产主义的总路线》。

解说：这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共有二十五条，而苏联方面也马上发表了致中共的公开信。

俞邃：接着我们就针对它的公开信接连发表了《九评》。

何亮亮：而且当时的中国，凡是苏联的官方的，长篇大论的文章，也会翻译成中文，全文发表。它也是有这个胆，我要批判苏联，但是我让你看修正主义是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这种方式我还是觉得很好的，虽然官方的意识形态是无所不在的，是带有一种灌输性的，但是当时还是采用了一种比较民主的方法。

任光宣：我们过去由一评到九评，那么从当时的文章我们看着很过瘾，特别是中央台这个一些著名的播音员给播我们觉得给苏联骂的是狗血喷头。

何亮亮：那时候印象非常深的就是广播电台以那种非常义愤填膺，而且是非常激昂的态度朗诵的一批很有名的文献，就是国际共产主义中的文献，就是《九评》。

任光宣：但是现在翻回来再看这些问题，有很多的东西话是说过了，有很过东西根据我们当时对社会和社会发展的观察，还有很多偏激的地方。

季塔连科：没有考虑证据，只是考虑了你说了我不好，那你就一定也是不好，那就好象在市场的两个女士，说你不好，你更不好，说来说去后来开始互相打，这个也发生了珍宝岛事件。

解说：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强调阶级斗争在中国还会长期进行下去，他谈到了“反动阶级的复辟”的可能性，警告“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为了展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毛提出要开展以1942至1944年整风运动模式为基础的延安式教育运动。这个运动一直持续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也就是在这几年，中苏关系走入了谷底。
解说：1964年10月，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逐渐进入高潮。与此同时中苏大论战也在激烈的进行，就在这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突然发动戏剧性的政变，一举迫使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下台。

俞邃：最后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就是《十评》。

解说：1965年秋天，毛泽东写了一首《念奴娇·鸟儿问答》，最后几句是“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这成了当时国人皆知，讽刺苏联修正主义的名句。因为就在赫鲁晓夫下台半年前，赫鲁晓夫在参观匈牙利一个工厂时发表演说，首次把“福利共产主义”概括为“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土豆烧牛肉是匈牙利名菜，赫鲁晓夫笑称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大家就可以经常吃到这道菜。谁料到，这道标志着福利社会主义的菜，因为赫鲁晓夫的关系，而被中国人批判为苏修菜。

何亮亮：中苏大论战是在1963年开始的，到1964年大概两年的时间。包括到《九评》全部都完成。但实际上中苏的国家关系在1962年已经陷入了最低潮。就是那个时候苏联就撕毁了原来跟中国援助的协定，有合同。1962年它把这个协定单方面撕毁了，它把在中国的专家全部召回。比方一个大的苏联援间的工地，苏联专家一夜就撤走了。工厂的工人一定会知道.只是他们不知道这样所有的苏联专家，包括文教领域里面的，大学里的老师，全部一夜之间撤走了。而且当时中国经历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全国饥荒，人民生活非常困难。但是当时苏联向中国要债。而那些不是单纯的我借给你，你借给我，比方说抗美援朝，朝鲜战争期间.当时苏联是唆使中国出兵朝鲜，我给你提供军火，但是这个军火是要钱的。我记得那是60年代，中国最困难的时候，苏联逼着中国还钱，而且是要还利息，中国没有那么多的外汇，就在中国人民饥荒的情况下，把粮食，猪肉，做为债务的一部分运给苏联。这个情况当时老百姓不知道，但是中共的领导人当然会非常愤怒。

俞邃：撤离专家，原来向我们提供原子弹样品，导弹样品，后来也撤回了。

陈昊苏：我们原来的国防工业的计划当然受到影响，但是没有停顿下来，我们的导弹，原子弹，卫星都搞起来了。当然毛主席后来又很诙谐地说了一句话：我们应该给赫鲁晓夫同志发一个大勳章，因爲他采取了那样的措施，促进了我们的自力更生

阮次山：《九评》中，第4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第7评《苏共领导是当代对大的分裂主义者》，第9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都反映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严重分裂，苏、中双方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1968年苏军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被中国共产党定性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反华势力”。中苏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为赫鲁晓夫的下台而终结，反而是愈演愈烈。社会帝国主义，成为了中国给苏联带上的又一顶大帽子。

何亮亮：那是1968年，1968年的8月，1968年很有名的捷克的“布拉格之春”。

俞邃：我本人，从1958年到1962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工作了将近四年半的时间。当时我深感到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水平比苏联要高得多。但是这种体制，在捷克来讲人民受不了，以致一直想挣脱苏联模式对他们的束缚。这个捷克斯洛伐克，包括东欧其他有些国家，原来的经济发展水准和民主化的程度，都高于苏联。二战以后，这些国家成立之后，苏联把它的这个高度集权的模式，就移植到这些国家。实际使这些国家，经济上倒退、民主化的程度降低。

何亮亮：当时捷共的领袖杜布切克推动了在社会主义框架里面的改革，有点像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还没有戈尔巴乔夫走得那么远。但是苏联受不了，就纠结了华沙条约的国家，从四个方向占领了捷克.那个事情对全世界的震动非常大，对中国的震动也非常大。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在公开的文宣宣传当中就把苏联界定为社会帝国主义。因为西方就是把苏联称为红色帝国主义。

季塔连科：国际主义就是一国人支持另外一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解放民族，就是说苏联对于中国支持中国解放民族，苏联支援帮助中国进行抗日战争，苏联支持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支援中国执行工业化，建立了很多巨大的工业，这个就是国际主义，这些就是国际主义。苏联人民没有捷克拿什么东西，苏联发了自己的钱帮助捷克。

俞邃：什么叫社会帝国主义？就是口头上社会主义，或者是你们讲的国际主义，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给它第一次戴上这个帽子，但戴这个帽子合适不合适，我想对它当时这个行为本身，对一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采取这种行为，戴上这个帽子，不算过分。但是，如果把苏联这个国家的性质，整个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了，共产党不是共产党，全部否认了。这个就有所过度。

芮孝俭（时任美国驻华大使）：中美能够在1971，72年接触，是因为两国都认为，苏联对两国都是威胁，所以当时两国政府的心里，都认为苏联是重要问题。

基辛格（时任美国国务卿）：当时美国是想避免苏联成为帝国主义，因此我总是提倡更密切的美中关系，加强美中对话。

施燕华（前毛泽东翻译）：因为当时美国是想，因为他同苏联的关系比较紧张，互相之间想争霸，争世界霸权。所以对苏联方面有些事情也是比较警惕的，他主要是想拉着我们共同反苏。

芮孝俭：因为中美关系的转变，是冷战中的心理转捩点，第一次有两个，跟苏联交恶的国家，能够联手处理这个威胁。

基辛格：三十年前的问题是在基本见解基础上如何建立一种关系能为双方带来安全。

阮次山：根据1860年清朝政府和沙俄签署的《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以乌苏里江为界，界河中间珍宝岛的归属在整个二十世纪没有定论，中国和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都曾经声称拥有该岛主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八月风暴行动之后，从1947年开始苏联红军在此巡逻。1964年中苏边境谈判当中，苏方准备将该岛归还给中方，但由于中苏关系日趋恶化而谈判中止，直到40多年后才得到彻底解决。但是珍宝岛事件绝不仅仅只是一场边界纠纷那么简单。在中苏日益疏远，中美尝试接触的过程中，边界问题，成为测试地区局势，推动各方调整决策的关键。

俞邃：珍宝岛事件，这是一个血的教训。珍宝岛不到一平方公里，0.74平方公里，很小的一个地方。但是，按照中苏当时双方公认的，就是边界应该以主航道的中心航线，主航线为界，珍宝岛在中国这一边。但是长期现在被苏联方面所占有，所以当时在双方没有达成协议的时候，就有个主权归属问题，虽然是个弹丸之地，但是它是一个窗口，是一个维护国家主权的一个视窗，谁也不愿意放弃。互相之间它开始杀害了我们的人，我们回击它，最后它装甲车来冲我们，我们后来组织力量去反击。

何亮亮：到了1969年的春天，那个时候大概是中国最危急的时候，一方面，苏联在中苏边境，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同时中国还要在南面支援越南和美国打仗。真的是处于一种南北夹击的状态，战略上来说是一种非常危险，非常困难的局面。

季塔连科：这个是我在那个时候，在党中央工作的。我们那个时候非常的着急。这个心理很不安。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领导人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中国想什么，到底毛泽东真的想跟苏联开战。

何亮亮：我们只知道局势紧张，我们只知道战备，我们只知道可能明天要打仗，可能世界大战要爆发。

阮次山：就在最危急的时候，中国北京的首都机场曾经有过一场非常机密的会谈。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葬礼后，路过北京和周恩来会晤。而这个消息，首先是在香港的《大公报》上被发表。

何亮亮：我们后来才知道，这是当时周恩来让香港的大公报发表的消息。这个消息马上又引起了各国的注意，你们（中苏）不是已经快打仗的样子了吗，怎么两国的总理突然又会谈了呢。这说明双方也不想走到你死我活的这个地步。

解说：1969年10月20日，中苏边境谈判在北京举行后，中苏边境冲突开始和缓。

俞邃：经过中苏到中俄关系最后确定，珍宝岛属于，应该归还中国。这个武装冲突的本身，只是两国关系恶化的一个缩影。是两国关系恶化到极端的一个表现

季塔连科：就是用毛主席的话就是说要摸摸老虎的屁股，为什么毛主席做了这些，看起来是为了跟美国建立正常的关系，给美国表明中苏同盟的条约是一张纸，这一张纸不值什么价值。

何亮亮：所以1969年的事件，就使后来，1971年，或者从70年代开始，毛泽东就开始接触斯诺。那是他少数可以和他畅谈大事的美国朋友，他实际上就是通过斯诺向美国方面传递一个资讯，就是中美是可以合作的，合作什么呢，就是对付苏联。我想珍宝岛是一个很关键的事件。

解说：乒乓外交，使横在中美之间的坚冰被打破。美国政府方面的积极态度让中美关系迅速升温。

基辛格：在我个人的一生中我把首次访华视为一个高峰，也许是我政治生涯的最高峰。

芮孝俭：这件事震惊全世界，当时中美不但是敌对国家，而且美台有正式外交关系，台湾声称是全中国的政府，所以大多数国家都无法想像美国会派层级非常高的基辛格访问北京。

解说：1972年2月27日，中美两国政府在上海签署了联合公报。

季塔连科：这个是中美的和解是对苏联政策，国内政策非常不好的影响，苏联领导人对这个合作评价得太重了，他们就是说毛泽东说要备战，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国真的想要向苏联进攻，所以苏联政府改变了一切国内发展的计划。停止了一切建设性的，停止了一切提高人民生活水准的计划，停止了建筑什么什么的，一切的财政都为了巩固国防。为了巩固中苏边境。

俞邃：毛泽东调整了原先我们通俗的讲法，就是两个拳头打人。调整了这个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叫做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所谓一条线，从美洲、中国、南亚一直到西欧，这一条线对付北极熊，对付苏联。

季塔连科：这是非常难过的一个事情。

俞邃：1969年的事情，影响了1979的中美建交，后来才影响到1989年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这个战略的调整，延续了二十年。

解说：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此时已经燃烧到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而原本对中国人影响至深的苏联文艺作品，也成为了被打倒被消灭的对象。

任光宣：我当时念大学，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都得把书，苏联作品交出来焚烧，而图书馆的呢，一律不外借。个人有的话呢，你比如说当时很笑话的，看《安娜卡列琳娜》，认为这是黄色小说，普希金的《致凯恩》这一首出色的哲理诗被认为是黄色诗篇，不宜阅读。1981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就把索尔仁尼琴，可能这个作家你也知道，他的《古拉格群岛》翻译出来，作为群众出版社出版，他们翻译出来以后，最后写了一个很长的译者前言。意思就是批判这本书，这个是一个反共的材料，所以我们读者的话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切勿上当。

何亮亮：你可以说文革时期就像一个大沙漠一样，除了一些革命样板戏。

季塔连科：虽然我们关系非常不好，可是在苏联人民，并且苏联官方在社会上对人民对老百姓没有进行什么反华的宣传运动。我们那个时候出版了鲁迅的选集，茅盾的选集，郭沫若的选集，赵树理的选集，丁玲的选集和艾青的选集。毛主席说打倒老舍狗头什么什么什么，我们把老舍作品出版了，苏中友好协会举行关於庆祝老舍的座谈会，就是在文化革命，我们用这样的办法来宣传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的好的传统，就是不是文化革命的那个传统，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并且官方的观点是中国人民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喜欢中国文化，我参加了苏中友好协会，在文化革命没有一天停止过工作。
解说：这里是位于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俄罗斯历史上许多重要的艺术家和政治领袖在去世后都埋葬在这里，包括俄罗斯前任总统叶利钦，而这里是赫鲁晓夫的墓。1971年，赫鲁晓夫去世，曾经被他迫害过而流亡西方的雕塑家涅伊兹韦斯内用黑白相间的大理石为他雕刻了这样的墓碑，象征他的一生功过各半。而在他离世后不久，中苏之间原本已经陷入冰点的关系，开始出现了转机。

何亮亮：一方面是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战略动作。那个之后西方国家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季塔连科：那实际上是毛泽东去世了以后，对于我们两个国家就可以说是很大的障碍就取消了，可是还过一段时期，才开始真正地，开始真正地互相找了解的办法和道路。

俞邃：三个老人相继去世之后，双方都想抓住这个机会，来改善两国的关系，但是有个试探的过程。

解说：1979年12月27日，苏联以支持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推翻阿明政权为由入侵阿富汗。

何亮亮：这个事件又跟苏联入侵捷克一样，对中国刺激很大。阿富汗就在中国的旁边，在新疆的旁边。而且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苏联就一直在中亚地区（盘踞）。比方说1962年苏联曾经策动了大批的新疆的哈萨克族人逃到苏联去。苏联一入侵阿富汗，而且阿富汗后来整个被苏联全部占领了，对中国就是一个威胁。

俞邃：因为我们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所以小平同志讲，你要把三大障碍消除。改善关系要有条件，你威胁我的因素在，那我就很难改善关系。

解说：但是双方的尝试并没有因为这些障碍而中断。

何亮亮：说到葬礼，当时80年代苏联的葬礼又特别多，差不多一两年，两三年就有一次。这是很罕见的，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接二连三全都病逝，因为全都是病人。

解说：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于莫斯科病逝，在位只有一年零三个月。接任的契尔年科一年以后也在任上病逝。中国政府又分别派出领导人参加他们两人的葬礼。

何亮亮：我记得是苏联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中国政府派出去吊唁的不是党，是政府代表团。政府代表团的团长是李鹏。当时李鹏是副总理。中国第一次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后由一个副总理去苏联，但他并不是访问，他是去参加一个吊唁。但是从那次就能看出，中苏在一个比较高的层级，副总理的层级，利用在一些不是外交的活动，而是其他的形式，双方就开始接触了，包括邓小平，也是下了决心要跟苏联关系完全正常化。

解说：邓小平向苏联提出的三个条件是，要求苏联从中苏边境的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并且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季塔连科：可是苏联自己也并不愿意在阿富汗，并且苏联人民绝大多数以为是苏联帮助阿富汗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毫无根据的一个任务，因为阿富汗是一个中世纪的一个社会，苏联的军队不应该在阿富汗，它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苏联接受了撤了，苏联军队离开了阿富汗。后来苏联领导人跟蒙古领导人交谈了，中国要不要进攻蒙古，好像不会进攻，所以也决定是把苏联军队从蒙古收进来。

何亮亮：中方就履行了承诺。从两个层面，一个是两党，中共和苏共，一个是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全面正常化了。

解说：1986年2月25日，戈尔巴乔夫作为新任苏共总书记参加了苏联共产党第27届全会。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向他发出了访华的邀请。

季塔连科：这表现了，首先是中国方面提出邀请，并且表现了我们到东方的一些礼貌。邓小平是老人家，老革命家。我们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些参考材料，比如中国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邓小平到底是什么人。因为我们跟他讲，你在中国，要讲中国的礼貌，你是年轻人，你打断老人家，表示你不客气，你不讲理。所以你还是要听，后来戈尔巴乔夫这样做很成功的。

俞邃：戈尔巴乔夫来的时候，对小平同志表现的是很谦恭的。

季塔连科：实际上邓小平也说了很多他不喜欢的话。还是戈尔巴乔夫表现了耐心，他对老人家，他听了以后再回答。

俞邃：我不管他这个人，历史上功过如何，就这个行为来讲，来以后表现得还是比较尊敬，对小平同志尊敬。

季塔连科：邓小平说很多话，当然戈尔巴乔夫对这些话我们有些看法，是邓小平的观点，可是跟实际的情况不是每个他的话是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他的主观的意见。可是戈尔巴乔夫耐心的听了以后说，从大的目的出发，就是要改善我们的关系。

俞邃：当然他不放弃国家利益的原则，我们也不以要他放弃国家利益的原则来谈判，我们也没有这样，我们也很尊重苏联的，所以谈得还比较融洽。

季塔连科：所以那个后来他跟赵紫阳见面，赵紫阳跟他说你跟邓小平见面了，就是我们党的关系也正常了。

俞邃：那么到1989年5月份，这个成功的标志，就是小平同志讲的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同时，不仅恢复了中苏两国关系，使得两国关系正常化，而使两党关系也有所，从此得到恢复。

阮次山：经过了将近三十年的曲折，中苏关系终于又重新回到了原点。在那之后，冷战结束，苏联四分五裂，苏联的主体俄罗斯走向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过去20年的后冷战时期，地缘政治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俄罗斯成为了中国和平时期最重要的战略伙伴。那段令人不快的记忆似乎也已经慢慢地烟消云散。今天的俄罗斯，领土面积比中国大出一倍，人口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紧靠中国的领土主要是地广人稀的区域，两个亚洲最大的国家将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比邻，惨痛的过去，应该会为未来开启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