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收入分配改革到了必须下决心解决的阶段

汪玉凯：收入分配改革到了必须下决心解决的阶段

　　编者按：我国近十几年来，国家和企业分配份额呈现双增加态势，而个人的分配份额则有所下降，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也呈日益扩大的趋势。如何做大蛋糕、分好蛋糕，成了全社会热切关注的焦点。就此，人民网理论频道将连续推出“如何分好蛋糕”系列报道，围绕合理提高个人收入的紧迫性、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提高劳动收入占比的措施，以及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等问题进行探讨，希望广大网友读者们参与讨论。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在接受人民网理论频道记者采访时认为，收入分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要解决收入分配难题，需要伤筋动骨，政府大有作为，要确立明确的指导思想，制定收入分配的整体战略，公平和效率二者兼顾，运用政策和法律两大杠杆来解决问题。

　　种种迹象表明，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必须下决心解决的阶段。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很多，但是收入分配不公、分配制度不合理，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收入分配问题有多严峻？

　　——收入分配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政治问题

　　记者：应该说，收入分配问题，不光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与社会和政治问题具有什么样的关系？

　　汪玉凯：收入分配问题，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利益调节问题，但实际上与一定时期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往往是紧密相联的。

　　从社会问题看，当一定时期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科学，不仅可以极大地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还能够减少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成为促进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和稳定器。反之，如果一定时期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有明显的缺陷，就会诱发、导致一些列社会问题的出现。比如贫富差距扩大，仇富心理蔓延，社会犯罪率上升等。

　　从政治问题来看，一定时期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不仅体现着政府的政策导向、价值目标等，而且也直接检验着其政治结构、政治过程的合理性。比如，如果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出现了明显的收入分配不公，而政治体系又缺乏基本的自我纠错能力，不能及调整政策，甚至政策过程还在强化这种不合理，就会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群体性事件增加，当问题得不得及时解决，甚至会直接威胁到政治稳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政治动乱等。在这方面，南美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值得我们借鉴。
　　目收入分配差距有多大？

　　——可以从三个视角认识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现状

　　记者：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判断或者认识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现状呢？有哪些视角或判断的标准？

　　汪玉凯：我认为有三个观察的视角可以分析、认识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现状：即基尼系数理论、第一、第二次国民收入分配限现状以及行业差距。

　　基尼系数理论虽然是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的一种理论，但反过来可以应证收入分配的基本状态。按照基尼系数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尼系数在0.2以下，这个社会肯定是平均主义大锅饭，社会成员的积极性难以调动；如果超过0.4，证明贫富差距已经比较大了，对掌握政策制定权的政府来说，就是一个警戒线；如果达到或者超过0.5，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社会出现了两级分化。按照专家们的测算，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尼系数基本在0.2以下；70年代末，大体在0.28左右。经过30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大概在0.47左右，有的专家甚至认为已经超过0.5，达到0.53，不管这些测算是否准确，但这表明中国收入分配的整个情势应该说还是值得警惕的。这说明，目前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

　　从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来看，1990年我国城镇人口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口纯收入之和占GDP的比例为53.4%，到2009年下降到了39.4%。劳动在收入分配中占比持续下降，说明我国第一次国民收入分配就有明显的不合理之处。另外，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四大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来看，我们整体上处于世界比较低的水平，长期徘徊在30%以下，而发达国家这几项支出加起来一般要占财政总支出50%以上。这说明我国国民收入第二次分配也不到位。

　　从行业差距来看，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的行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不同行业就业的职工的生活水平、工资水平都有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在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有经济在某些方面的垄断地位不但没有被打破，甚至在某些方面被进一步强化了，从而导致巨大的行业差距。资料显示，2008年全国垄断行业的就业人群占全国就业人口约8%，但是他们却拿走了全年所有就业人群（不包括农民工）工资福利的一半。这说明我国的行业差距也拉得非常大了。
　如何加快收入分配改革？

　　——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府大有作为

　　记者：为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府应有何作为，注意哪些关键问题和关键环节？政府应如何运用政策杠杆促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汪玉凯：按照我的理解，政府在调节社会利益、特别是收入分配关系时，有三个最关键的问题：

　　首先，政府要确立明确的指导思想，制定收入分配的整体战略。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打破计划体制对社会的束缚，邓小平提出了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率先富裕的重大政策选择，然后带动全社会走向富裕。这就意味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对的，但是到了今天,，这个指导思想要做重大调整，也不说是公平优先，就是公平和效率二者兼顾，在这样大的指导思想下政府采取什么办法。

　　其次，政府最主要的要解决好两点：一是政府要最大限度地避免与民争利。我们的一些政府确实存在着与民争利的问题。比如，政府在国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中的政策制定、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收费等方面，社会的反响是很强烈的，但是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因此，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首先要控制政府行为，克服政府与民争利的倾向。这是收入分配政策公平合理的基础。

　　二是要根据改革发展的进程和实际情况，不断对收入分配制度做出调整，最大限度地运用好收入分配这个政策杠杆，保持社会整体利益格局的大体平衡，防止由于政策失误、或者政策反映迟缓，激化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只有这样，政府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公共责任承担者和公共利益维护者，政府才能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拥护，才能保证社会经济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再次，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中，政府责无旁贷。政府要提高政府制度杠杆来解决目前收入分配严重不合理的问题。一个是法律杠杆，一个是政策杠杆。法律杠杆如强化个人所得税、征收物业税、资源税等，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政策方面我们首先要提高劳动在第一次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扩大公共支出的比例，减少政府用国家财政钱来投资经济建设，特别是要对既得利益集团，敢于动真格的。只有这样，我们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才可能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