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挟尸要价》的道德空靶

《挟尸要价》的道德空靶

2010-08-21 21:59:37

归档在 政论-铿锵时评 | 浏览 4 次 | 评论 0 条

一个渔夫和一具英雄尸体，构成一张新闻图片。索价者的趾高气扬反衬救人英雄的凄凉，人格美和人性丑在江水中对峙。这就是获得中国新闻摄影大赛最高荣誉“金镜头”奖的《挟尸要价》。

去年这张图片发表时，引起了一场社会道德灾难的暴风骤雨。救人英雄被牵尸索价，构成转型期中国社会道德沦丧的一个耻辱标签，就像一把干柴烈火，让人们的正义感迅即熊熊燃烧。

如今这张图片获奖后，却引起了一场新闻图片真实性的质疑。长江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撰文称该图片系造假，建议有关部门核实照片的真实性和新闻性，呼吁取消《挟尸要价》获奖资格。

英雄的尸体，再一次成为真善美与假丑恶对峙的悲情映画。一个是事发时在现场的媒体记者，一个是救人英雄所在学校的宣传官员，两者均声称证据在手，言辞凿凿，让人无从臧否。在彼此口水战之间，道德再一次遭遇尴尬和挤兑。

真相总有澄清的时候。虽然在当下中国，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自己认定的“真相”。每逢一个公共事件发生，往往总会“不由分说”和“骂了再说”。这一方面源于官方媒体长期缺失真实性导致公众信任危机，另一方面盖因现实中遭遇太多的不公，累积了太多的愤懑，在逼仄的语境下，需要一个发泄情绪的解压阀。

一个社会越是缺失道德，公众对道德灾难的批判力度就越大。《挟尸要价》成为道德文章的经典案例，或者成为社会道德的反面教材，也就必然。值得我们深思和反思的是，《挟尸要价》的事实即便就如拍摄记者所描述，又有多大的道德批判力呢？

《挟尸要价》有两个新闻事实，一是挟尸渔夫不知挟的是英雄尸体，以为是一个常规的捞尸活儿，漫天要价的是打捞公司不是渔夫；二是打捞公司负责人说，如果是救活人，一分钱不要。可见他们的良知并未泯灭，更非穷凶极恶之徒，充其量是一个见利忘义之辈。任何一个事件，只要被添油加醋，被断章取义，都会变得面目可憎。古时三人成虎，现在三人会让老虎生母猪。

《挟尸要价》如果不是挟英雄尸体，那也是一种常态的市场行为，何必如此道貌岸然，争辩得红脸白牙呢？在中国很多地方的民俗中，捞死人是一种晦气的差事。在南方农村，抬棺材送葬的人都会领到事主的一份大红包。《挟尸要价》不是杀人越货，不是搜刮民脂民膏，和中国社会许许多多 “挟活人要价”的权贵霸道和江湖恶行相比，它只不过是一只道德苍蝇而已。

如此看来，《挟尸要价》被“金镜头”青睐，也不过是评委们捡了一个软柿子捏罢了。中国文化艺术摆脱了一幅假大空的官僚脸谱，现在又换上一幅市侩模样，来讨好和讨巧世俗。我想问，作为中国新闻摄影最高奖，《挟尸要价》的艺术美感在哪里？作品的社会价值普适性在哪里？这就是中国新闻摄影的最高水平？中国社会的丑恶一桩桩，惨剧一幕幕，具有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的摄影作品，层出不穷。为什么一些优秀新闻摄影作品在国外屡获大奖，在国内销声匿迹？中国摄影家获得世界新闻摄影大奖（荷赛）的作品，为什么难以在国内媒体刊载发表？

曾记否，1972年6月8日，美联社著名摄影记者尤尼克拍摄的那张赤身裸体的小女孩在战火中奔跑的照片，真实地表现了越战的残酷，促使越战提前半年结束。这是一个优秀新闻记者的使命。

曾记否，“全球最有争议的一张照片”《饥饿的苏丹》，拍摄了一个非洲小孩因疾病和饥饿命在旦夕时，旁边一只秃鹫虎视眈眈等待美餐，该照片获得了美国新闻界最高奖普利策奖，但是作者凯文卡特受到了“见死不救”的指责。最终凯文卡特在舆论争议和内心煎熬中自杀以谢天下。这是一个优秀新闻记者的良知。

美国普利策新闻奖何以具有如此大的全球影响力？乃在于新闻记者的使命和良知。美国新闻界一向秉持报道和评论负面题材的“曝光”、“揭丑”传统，秉持悲天悯人的基督教义，自诩为环境的“了望者”和“监测者”、公众的“看门狗”和强权的制衡者，试图通过消灭一个个罪恶和问题，抑制社会权势集团，来改良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普利策在设奖之初就说：“媒体要有权利和勇气去关怀公众事务，要敢于监督政府”。历届获奖作品也都秉承了这一内容，这就是美国新闻界的“乌鸦文化”。

而在中国，“乌鸦文化”难觅，“喜鹊文化”和“苍蝇文化”却遍地。上帝无言，百鬼狰狞。社会精英在自觉不自觉中，以权力的是非为是非，甘愿成为权力的诠释机、传声筒，更多的知识精英进入庙堂，成为帮忙的忠臣、帮凶的幕僚和帮闲的戏子。中国精英的缺陷，一直来都不是缺乏才识，而是缺失大勇大智，缺失自由独立的灵魂。封建专制遗毒使人变成犬儒，变成“说一套做一套”的犬儒。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说：当社会中的公平与正义被破坏的时候，道德便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当道德无力维护公平和正义的时候，它在小人物的面前总是不那么理直气壮，就像一个把饭做糊了的小媳妇一样。相反，在公平与正义能够基本上得到维护的时候，道德的力量也会强大起来。从这种意义上说，道德有赖于体现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秩序的支撑。道德本身是不能单打独斗的。换而言之，社会公众道德的升华，一定源自国家政治文明的完善。

我们并不否认，摄影人以评奖的方式通过《挟尸要价》这张照片，唤起人们对那场道德灾难的记忆，让高尚者被人铭记，让卑鄙者遭到唾弃，让公众时时反思那些冷血和罪恶。

但我们更应该警醒，对《挟尸要价》的全票追捧，也是中国摄影界一种犬儒主义表现。批判一群弱小者的丑行，远不如抵制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恶行，更有现实和长远意义。因为弱小者的丑行，往往在封建专制遗毒下催生。道德批判如果选择了一个空靶，无异于放了一发永远没有命中目标的正义哑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