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地下党去台湾之后——寻找真实历史中的潜伏者（2）

    日本陆大第一名               吴石，字虞薰，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8月生于闽县螺洲吴厝村(今福州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螺洲镇是清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的故乡，读书的风气极为浓厚。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陈宝琛在自家的庭院里，改“田声簃月”小斋为公学，聘吴石的父亲为汉文主讲。8岁的吴石便随父入学作旁听生，但成绩比别人都好，“记忆力之强，遂震惊侪辈。”宣统三年(1911年)福州于山起义成功，开智学校首倡组织北伐学生军，18岁的吴石毅然报名参加，不久即高唱《祈战死歌》北宁，参加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典礼。
    南北议和告成后，北伐学生军被解散，吴石改入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结业后被保送入保定军官学校，同学中有后为国民党国防部长的白崇禧，也有1948年国共和谈后投奔共产党的张治中。民国5年(1916年)12月毕业考试，与试者八百余人，吴石名列第一，毕业典礼时，被特定为黎元洪总统亲临致训作答词。民国18年，吴石以福建省军事参谋处处长的身份，受福建省主席方声涛指派，东渡日本留学，先在炮兵专门学校，翌年考入日本陆军大学。他在《自传》里说：“此后三年在校，片刻不懈”，“至于所作之战术案，日教官颇重视，常付印分送，并命余登台讲述。参谋本部分派留日学生，以余为最有心得之一人。”毕业成绩也都名列榜首，被称为“十二能人”（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
　　1934年，吴石刚从日本回国，即参加参谋部第三所的一个研究日本及收集情报的机构。他利用日本的书报杂志，又托留日士官生猎取各种材料，加以整理研究，历时3载，编成《日本作战之判断》及与政治、经济、海空军总动员有关材料十余种，名为《参二室蓝皮本》。至“八·一三”抗战，日本侵略一切兵力部署及攻击指向，悉如蓝皮本所判断，即是开战以来，敌人之兵力番号与编制，亦无一不相符。《参二室蓝皮本》一时间“洛阳纸贵”。此后吴石又根据日方的报纸和广播深加分析，如日本公布的日兵伤亡情况，按其兵籍，以判断其所属之师团、为数几何，辄十九不误。当时有苏联情报人员在中国，与吴石合作，以他提供的资料回报本国，屡获重赏。武汉会战前后，蒋介石还特地每周召见吴石一次，广为咨询，深为嘉许。
　　吴石虽长期在参谋本部任职，但抗战期间却也有过临危请命，跃马横戈的战场功勋。1940年底，吴石获好友白崇禧推荐担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后，获悉日寇开始撤退，适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不在柳州。军情如火，吴石未及请示，乃作追击部署，并亲临前线指挥，结果大获胜利。更重要的是追击迅速，敌人未及进行破坏，地方赖以保护。此外他还亲自部署了桂柳大会战和中越边境保卫战，指挥少数的长官部直属部队，抗击日寇南下大军和从越南北上侵犯中越边境的日军，以固守反击战术跟敌人作殊死搏斗，确保广西龙州至靖西岳圩中越边境广大地区不被染指。
    纵观吴石军旅生涯，实为一参谋奇才，长于搜集资料、筹划作战计划、培养军事人才、著述军事书籍、参谋战略术。他的军事著作很多，如《兵学辞典》、《孙子兵法简编》、《克劳什维兹兵法研究》、《左传兵法》、《历朝武学集解》、《抗日新战法》、《抗日回想录》、《新国防论》、《游日纪行》、《参二室蓝皮本》、《战史旅行实录》、《参谋业务》等。如果不是出生在那样一个时代和那样一个中国，以其天资勤奋，难保不会成为一代兵学大家。
    如同一心想要投奔延安的余则成最后却去了台湾一样，立志跃马扬戈，报效国家的吴石最终却选择了成为一名潜伏者。

潜伏之路

    现在，我们想知道的是，这位弄到了台湾国民党军最高级别军事情报并且得到毛泽东亲笔赠诗的谍报英雄，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充满危险的潜伏之路的。
　　有资料说，吴石是“民联”成员(“民联”后改为“民革”)，还有人说，吴石是周恩来早年发展的秘密党员。但是这些说法似乎都没有史实相佐证。按照吴石被捕后负责审讯的李资生的回忆（“吴石案”承办人，1950年4月8日，李在香港的国民党刊物《新闻天地》发表过一篇长文，详述逮捕吴石和朱谌之等人始末）：“吴次长自承向共党靠拢的时机是在1949年的2月间。当时，蒋总统已经引退，李代总统则在倡导和平，并且正与中共进行谈判，他认为当时的政治局势是非常混乱的，大家都认为共产党一定会成功，他自己也有这种想法。1949年4、5月间吴石在沪与中共华东局干部刘栋平会面，刘希望吴能提供军事情报，不过不久解放军旋即渡长江，吴赴福建就任绥靖公署副主任，与中共失去联系。然而，解放军很快就席卷整个东南沿海，吴转香港来台，在香港时又与刘栋平取得联络，吴同意来台后收集军事情报。”
    但是根据吴石生前两位好友的回忆，吴石与中共的接触远早于1949年。解放后曾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的吴仲禧是吴石的同乡好友，两人同在保定军校就读，感情深厚。抗战期间，阔别20年的吴仲禧与吴石重逢，此时吴石担任白崇禧的顾问，吴仲禧则已加入了中共，表面的职务是第四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和韶关警备司令。吴仲禧回忆到：“抗战开始后，他看见国民党的军队腐败无能的现象，更是满怀愤懑。这些，他都毫无顾忌的向我发了一些牢骚。我自然也以诚相见，除了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人身份之外，其它对时局和人事的看法也都没有什么保留……首先，他认为抗战以来我军屡战屡败的主要原因是将帅无能、纪律废弛。例如，陈诚只受过中级军事教育却委以重任，提拔之快中外罕见。陈诚所用的参谋长杨杰，更是只会自吹自擂，毫无真才实学和作战经验，往往总部作战命令还未下达，部队已转移阵地。可是陈诚一直神气十足，独断独行，像保卫武汉这样的大作战计划，连白健生（白崇禧）也没有参加讨论过。又如，汤恩伯、刘峙也是屡战屡败，屡败屡升的……最后，吴石讲到自己，说他学习、研究军事20多年，写过几本军事著作，翻译过几本兵学名著，在陆大教授时有几套讲稿，但一直没有机会带兵上战场，深感遗憾。有人讥他为'书呆'，但又谁都不肯给他以带兵实权。白崇禧器重他的学识，但也没给他什么实权，大概是因为他专心学术，不会搞逢迎拍马、官场应酬那一套吧……他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毛泽东的一些著作，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有过交往，都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特别欣赏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认为是了不起的著作，既运用古代孙子兵法，又透彻分析了敌我双方态势。恐怕国内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他已建议白崇禧印发给各战区部队长阅读。我向他叙述我在北伐战争中接触过的叶挺、蒋先云等共产党员的事迹，介绍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都引起他很大的兴趣和赞誉。不过这个时候，他还看不清楚共产党的力量，因而，思想上仍在彷徨之中。”
    而曾任中国农业部长的何康的说法也从旁佐证了吴仲禧的观点。何康的父亲何遂是蒋政府的立法委员，抗战初即与我党关系密切，何家三子一女一媳（何世庸、何世平、何康，女儿何嘉，媳缪希霞）均为我党地下党员。何康回忆到：吴石与我父亲相识是在20年代末，1935年，吴石自日本回国后，与我父亲来往频密，已成莫逆之交。1937年5、6月间，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南京，父亲与代表团成员多有接触。“七·七事变”爆发后，叶剑英希望父亲多介绍一些朋友，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父亲便把吴石、张维翰、缪秋杰（张时任立法委员，后曾为台湾监察院院长；缪时任两淮盐运使，后为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局长。此二人均为吴石好友）等介绍给了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中共代表。吴石明确赞同共产党提出的“枪口对外”、“团结抗日”的主张。1938年8月，第二厅在洛伽山举办“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吴石主持其事，特地邀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去讲课。我的长兄何世庸当时就以第20集团军上尉联络参谋的身份参加了这个训练班，亲聆了周恩来作的形势报告和叶剑英讲的游击战争大课。吴石与我父亲是几十年的生死之交，也确实是受父亲影响并通过父亲与共产党建立直接关系。这期间，吴石表现了很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首先他尽力地保护革命青年。当时在第四战区秘密组织有中共特别支部，其中有大批郭沫若手下的文化界著名人士，随着部队南征北战，努力执行中共的统战政策。张发奎和吴石等人都给予积极的保护，千方百计为他们排除军统、中统的种种诬陷和迫害。还特别支持他们的工作。另据后来任广州市政协主席的原第四战区参谋处情报科上校科长陈一林回忆：吴石当年还救过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1942年底，广西镇边县政府急电四战区，说抓到一个像日本间谍的越南人，吴石下令先送到柳州长官部来。在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后，吴石以礼相待，并让他在柳州组建越南民族同盟会，举办军政干部培训班。
    抗战结束后，吴石奉调南京，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并受吴仲禧之托，协助他调到南京任国防部监察局监察官，伺机利用职务之便收集军事情报。这期间，吴仲禧有时住在南京吴石家，吴石逐渐觉察到吴仲禧在进行某些秘密活动，但一直取默许态度。
    1947-1948年间，吴石甚至开始主动创造条件，协助吴仲禧取得军事情报。吴仲禧回忆道：“1948年夏天，我以国防部中将部员的身份派往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服务。正值淮海战役的前夕，我在广州接到命令后即往香港找潘汉年等请示，他们对我新的任命极为重视，要我尽力在前方收集情报。我到南京后见到吴石，吴石说：'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的参谋长李树正是我的学生，我再给你写封介绍信带给他吧。'于是，他就亲笔写了一封很有份量的信，说我是他多年的同窗、挚友，请李多加关照，并给予各种方便。几天后我到徐州时，正好刘峙、杜聿明都到前方视察，李树正出来接待我，见了吴石的信对我格外客气，硬安排我休息两天，才亲自带我到总部的机要室看作战地图。我见25000:1的军用地图上详细标明了双方部队的驻地、番号、兵种等，把东起海州、西至商丘的整条战线的形势反映得清清楚楚。当时因有李在旁陪同，我只能默记一部分，就说有空还想来看看，李满口答应。第二天又派出一个参谋来带我去机要室，我趁参谋外出时，把主要的部署都用笔记下来。这时我急着把情报送出去，就称病要回南京，李树正又爽快地同意了，并代刘峙正式批准我回后方。我立刻到上海把情报向潘汉年做了口头和书面汇报。这次任务的完成，如果没有吴石的有力介绍是不可能这样顺利的。”
    此外，吴石还让“华中剿匪指挥部”情报科长胡宗宪多送一份《敌我双方兵力位置图》给吴仲禧参考，又按何遂的意见，动员林遵率舰起义。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逼近南京。稍前，国民党国防部尚保存有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资料，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直运台湾，而吴石则以福州“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理由，建议暂移福州。国民党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吴石之所以要将这批机要档案转移到福州，是因为他得悉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在福州起义，将这批军事机要档案献给解放军。5月，台湾方面又电促速将档案运台，吴石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仅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权充绝密档案，列为第一批，先运台湾。第二天，他又下达“死命令”，当晚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并向研究院院长黄觉民（吴的挚友、民主人士）作好交代。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保存无损的298箱8大类6800余卷军事绝密档案呈献给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价值连城的“末次资料”也在其中。
    吴石在就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前专程到香港与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系工作。吴仲禧代表组织告诉他，已经介绍谢筱逎同志同他联系。有什么重要的材料，都可以交给他。吴石回福州后，即以回螺洲老家探望母亲的名义与谢筱逎见了面。谢向吴石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此后谢筱逎不断从吴石那里得到各种情报，在时任福建省议长丁超伍的家里用秘密电台送给党中央。有一次毛泽东来电询问，请吴石再核实一个国民党部队的番号和所在地。吴石知道他送的情报，毛主席都那么重视，很是高兴。同年7月，他又一次到香港九龙佐顿饭店找到吴仲禧，呈交两份材料给中共华南分局，一份是国民党部队留存西北各地的部队番号、驻军地点、部队长姓名、现有人数和配备、准备整编的计划等。另一份是国民党部队在长江以南、川、滇、湘、粤、闽各省的部队建制和兵力等。这时已有消息说，吴石要调台湾任国防部次长。吴仲禧劝他说，到台湾是否有把握？如果没有把握可以转赴解放区。吴石坚决表示：国民党大势已去，他早已不想跟它走了，只是自己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他还说，为了避免嫌疑，他的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也要一同去台湾。留下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在大陆，请吴仲禧在必要时给予照顾。8月16日，福州解放前一天，吴石从香港转道去了台湾。
    这里可以看见，吴石暗助中共开始于1948年春夏之间，并非他在被逮捕后所称的1949年春。也由于他的位阶甚高以及国民党军政体系的松散，吴石起的作用自不可轻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