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利总裁徐刚：辞官八年谈下海

2010年07月20日18:48 来源：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杨明 张璐 浏览：150
徐刚：辞官八年谈下海
辞官下海的没赚到钱的还是占了多数。在面上看起来比较滋润的，还能听到一些声音的，是属于比较成功的，其实并不多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明、特约撰稿张璐 | 杭州报道
八年前，徐刚做了一个在所有亲朋看来“惊世骇俗”的决定：辞官下海，加盟吉利集团，担任集团CEO。当时，他41岁，官居浙江省地税局总会计师、浙江省财政厅党组成员，是当时浙江省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之一。
在外界看来，徐刚此举显然是“疯了”，人们开始称他为“最不可理喻官员”——一方面是组织上数次挽留未果。很明显，此时的徐刚，根本不是仕途已到尽头;另一方面，吉利集团当时正值“成长烦恼期”，汽车生产许可证刚拿到但汽车品质屡遭质疑，发展战略与内部管理也被批混乱，加之资金短缺软肋逐渐显露。总之，没人看好吉利。
徐刚就这样离开了政府机关的“暖被窝”。在财经金融界具有深厚人脉的他，迅速帮助吉利集团梳理股权关系，明确汽车为战略主攻目标，吸引并组建强有力团队，尤其是与光大、兴业、招商、民生、交通及工行、建行等各家银行合作，为企业获得高达近十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一举使吉利消除了资金链条上的后顾之忧。2004年初，吉利又通过借壳实现在香港上市并从香港筹集了近十亿元港币的发展资金。
2004年9月，徐刚辞去吉利集团CEO的职务，全面主持吉利下属企业——上海华普汽车的管理工作。作为华普董事长，徐刚在短短时间内就推出了华普M203、M303 、飚风二代、海域、海迅等几款新车，2004年华普汽车增长61.7%，2005年更加速到近150%，成为当年国内汽车销量增长最快的企业之一，也初步奠定了在上海自主汽车工业版图中的地位。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作为吉利功臣的徐刚始料未及。2006年9月，吉利集团做出决定，从徐刚手中收回上海华普汽车的经营管理权。第二天起，华普汽车包括财务、法务、人事等权力逐步被收回，华普汽车的经营指标将由集团下达并考核。而此前，这些权力都归徐刚所有。
徐刚曾经表示他并不担心李书福“开”了他，因为他们之间有严格协议及相关约束条款。但是他错了。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徐刚表示，经过这些年的反思，他明白了，其实他们这一批辞官下海的人，当时普遍都没有意识到一个大问题——老板和他们无论在哪方面都是有明显区别的。
此后，徐刚到南京出任苏宁环球总裁，此后又回到杭州担任浙江西子联合控股执行总裁、百大集团董事长。回顾这段曲折商途，徐刚无奈地说，到了南京，到了苏宁，也有较多的故事在里面，否则也不会一年多合同未满就先回来了(杭州)，“好多事情也就不说了”。
也许唯一可以说清楚的是，作为新世纪初那一批辞官下海者的代表，徐刚的商途并不如想象中的顺畅。但饶是如此，社会对他们这批人的评价，依旧是“辞官下海转身就走上了金光大道”，话语背后，明显不乏对权钱交易的隐喻以及蔑视。
然而，这都是外界的猜测。究竟，辞官下海的缘由是什么?辞官下海之后，个中的滋味如何?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7月6日，本刊记者在杭州见到了徐刚。西子联合控股是一家中国500强企业，年营收过百亿，产业涵盖电梯及电梯部件、锅炉、立体车库、起重机、钢构、房产、百货商业、酒店、投资等多个领域，徐刚在分管着其旗下唯一的上市公司百大集团。
这也是离开吉利集团后，徐刚首度畅谈辞官下海的心路历程。时隔八年，面对媒体，他平和、淡定而放松。
什么时候听说过财政厅税务局要关门
《望东方周刊》：你下海前是浙江省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忽然抛弃这样一个令人羡慕的身份，难道家人不反对?
徐刚：反对是肯定的，但毕竟她们最后都支持我了，我很感谢她们。现在想来，反对最多的有两条。一是说，辞官了，今后退休工资怎么办?我当时就说，如果退休工资没有，那我们靠保险，二三十年以后，到我们60岁时，我们可以取保险养老，相当于退休工资嘛!我到那个时候一个月能领5000块钱、10000块钱，那不就是退休工资了嘛。
第二个，是没了公费医疗。我对我爱人和母亲做思想工作，我说我们存个100万当保命钱就可以了。她们就反驳，存保命钱有什么用?我说，当你真的生病，真的连100万都治不好的时候，公费医疗有什么用?这个时候，这个钱，报销不报销，对你本人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现在有什么病是需要花费几百万去治的?你要花几百万去治病，国家会给你报销?
这两个问题想明白了，不就完了嘛。剩下来的，那都是虚的了。5年以后、10年以后，或者你回到老家以后，谁还知道你曾经是某省的一个局长?还不是一个平常老头子而已。
《望东方周刊》：这中途，难道没有后悔过?
徐刚：现在回过头来想，说没有后悔过，不真实。最痛苦的时候是“非典”时期。2003年，那时候我刚到吉利不久，也是吉利最困难的时候。我的目标是迅速把吉利股份制改造完成，把它带上市。但是“非典”这么困难，我当时也很难说有信心。坦白地说，那时候不是我个人挺不过去，是吉利要挺不过去了。
吉利的生产销售不能停、资金链条不能断，我可以天天拼命干活，也可以天天要求员工上班，但是，汽车是个全产业链的公司，没有零配件运进来，没有汽车终端卖出去，最后你的物流断掉了，你的资金断掉了，最伟大的企业也要倒掉，何况你是民营企业，根本不要指望银行能来帮你，它不提前收贷已经很照顾了。
我当时苦到什么程度呢?我的一个汽车总装车间没有采购的零部件用，要从外面(全国各地)运过来。但是，那时当地酒店不开门，饭店也关门了。我只好紧急给市里打报告，临时租了十亩地，拿沙子填平，用作临时停车场。外面运东西过来，就停在那里，我的手下工人们就和司机师傅说，你就不要下车了，我们抓紧卸完，卸完了你就抓紧时间走吧。因为没有饭店，我们就给工人和师傅们安排了盒饭和增强抵抗力的中药。就这样，我们坚持了半个多月，后来统计了一下，光吃中药我们花了三十多万。即使这样，半个月后，愿意来的师傅也没有了，因为到处都是许进不许出或许出不许进了。
那时我就想，安心在局里面当官多好，我为什么要跑到民营企业来受这份苦呢?我们都知道，当时好多机关都不用正常上班了。
我好多的朋友在机关里，有时打电话过来问，徐刚啊，你在干什么呢?我后来知道，他们不少都是刚刚出差回来，然后接到单位通知，直接回家休息。因为是从疫区回来，组织上安排，安心在家休息，爱吃什么是什么，爱干什么是什么。一休息就是半个月。
现在想来，好在“非典”几个月后就结束了。民营企业风险确实很大，那时不少企业都关门了，一夜之间就倒了。你想想，金融危机时雷曼兄弟这么大的世界级企业说倒闭就倒闭了，但你什么时候听说过财政厅、税务局会关门，会发不出工资?
不过，人生在于经历，经历了这么多，你的收获也会有许多，起码你的见识你的感悟会比在机关里多许多;因此总体上我对下海一点都不后悔。
没下海之前把困难想多一点，下海以后把前景想美妙一点
《望东方周刊》：起初辞官下海的日子，会不会觉得不习惯?
徐刚：下海以后，确实很艰难。这个很艰难主要体现在环境完全变了。没有当过官，可能没有这个感觉，前面都是人家来“拜”你，突然一下子，变成了你去求人家;过去都是你家里门庭若市，人家天天过来徐局长长、徐总(总会计师)短的，现在变成你要提着东西去找那些比你官小得多的人，你还要低声地求人家。这很无奈但确实是非常现实的事情，你必须都要适应。
过去在省里的时候，省分行的行长请吃饭，我才去。一般下面支行的行长，不是私人朋友，我根本就不会去吃这个饭，因为时间不够嘛，当然他们也用不着请我。但是我到吉利后的第一周，就得去请路桥区下面的某个信用社的副主任吃饭，为什么?因为要借50万块钱发工资。
下海一年后，台州市路桥区开一个发展工业的大会，吉利也要去参加。主席台上面坐的是区委书记、区长等领导。
下面第一排，是台州市机关各个部委办局的处长、主任;第二排，是路桥区机关各个部委办局的局长、主任;我呢，坐在第三排的中间，因为吉利是路桥区下面的重点企业。我过去如果参加这种会的话，肯定是要坐主席台的。但是现在没办法了，你还就得坐在第三排。
坐第一排、第二排的人，很多都是我过去的下级，甚至下级的下级，他们回过头来说，哎呀，徐总不好意思，我们坐在你前面了。我说，这个没事，以后领导们要多关照呀。他们是当地的局长、处长啊，我现在是民营企业打工的，就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没办法的。
但是真有很多人习惯不了，调整不了。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位副司长，也是副厅级干部，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兄弟我跟你讨论讨论啊，下海到底好不好。他也想下海，说是有人找他，让他下海做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副总。
我说忠告兄弟两句话，第一句，“没下海之前把困难想多一点”，第二句话，“下海以后把前景想美妙一点”。
没下海之前把困难想多一点，什么意思呢?你现在可能想的都是下海以后的好事，这个先不要想。你先回家咨询一下母亲、妻子的意见。问什么问题呢?
第一，你的孩子还很小，上幼儿园，当地最好的幼儿园还进得去不?你是局长、厅长、司长，你肯定进得去;可是现在你下海了，你还能进去吗?一旦进不去了，你老婆、孩子会不会抱怨?第二，你跟母亲说，看她能不能接受。过去她一定很自豪，因为她的儿子是厅级干部。但是现在呢?你要下海了，到个体老板处打工了，是不是犯大错误了?
下海以后把前景想美妙一点，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下海以后，如果碰到困难了，你要看一看工资卡上，起码多一个“0”吧，心里也是安慰了。以前是一千，现在起码是一万，这感觉不错吧!第二，当老婆和你说，我们是否度个假去，去法国、泰国什么的，你当然就能直接去了，因为你不用报组织部去批了呀。
我现在就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了。不要说我这八年内经历了这么多，得到了这么多知识和感悟，我现在杭州有房子，上海有房子，南京还有房子;公司给我配了一辆好车，我给我爱人也买了一辆好车;我就跟我爱人说，起码我们现在可以享受到高品质的生活了。
而继续做干部，就靠死工资的话，一个月8000块一万块钱，一年10万到12万块钱，30年不吃不喝，才300多万，像北京的一套房子早就已经不止300万了。而要腐败的话必然会进“小房间”的，这绝不是我想要的。
有为领导对民营企业家的要求绝不是给他送钱
《望东方周刊》：社会上对你们这批辞官下海的人，其实还是有看法的。多数人认为，你们下海后是走上了“金光大道”，言外之意，是说利用在机关里存留的人脉和资源，换取经济利益。对此，你怎么看?
徐刚：这其实完全是误会。我们那个时期，下海的人大致分三类。第一类，属于年龄到了，或者快到了，去找另外一个码头;第二类，是在这边犯错误了，也就没什么仕途了，去寻找另一个机会;我们这一类呢?是当时人家最不可理喻的，觉得自己年轻、有学识、能力也不错、想按照自己的心愿换一种活法，于是就主动放弃眼前的东西，跑出去见识去了。
老百姓认为我们会搞权钱交易，他们并不了解情况，这无可厚非。其实，辞官下海的人，没有赚到钱的，就没有人去关注了，老百姓也就根本不知道其真实情况了。这部分没赚到大钱的还是占了多数的，毕竟要一下子完全适应企业的情况是很难的。
老百姓看到的都是在面上的，还能听到一些声音的，也就是属于比较成功的，其实这样的人并不多，可以说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这就给大家带来联想了，说你肯定是走上了“金光大道”。没有“金光大道”的话，你下海做什么?那边官比这边大?不现实;荣誉更多?不现实;比这边更舒服?也不现实。那就只剩下钱多嘛!
但事实不是这样。先说这个“关系”，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情况下，它是不是足够值钱?我看不一定。如果足够值钱的话，那么我们的国有企业发展的会更快。因为国企就是国家的，省长、市长、厅长、局长就更应该去关心它们。但为什么还是扶不起呢?
还有人会说，中间是有灰色地带的。一点好处没有?也不是。比如我们能得到更多的公平对待。有个说法，“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嘛。我是当过官的，许多领导和我关系都不错，小鬼就不来缠了。另外呢，领导还可以作为道具。比如说我们要去和德国人签合同，请市长来坐着，德国人就会觉得我们企业有影响力，办事靠谱。市长来是干吗的?让人拍拍照嘛。而我，还是有能力约到领导的，当然，也是我比较了解政府部门的运作程序和领导的工作规律而已。
至于搞行贿，确实是没有。我根本就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我和我公司的员工讲，你千万不要去送领导钱，也不要去送违禁的东西。至于平常吃饭，人情交往，这个是可以的。因为你送他钱，假如这个领导愿意要，我说他一定就会出问题，出问题后，也一定会牵连到你，不合算。他今天拿了你的钱，明天就会去拿别人的钱，拿多了，当然会出问题了呀。
另外，靠送钱来解决问题，建立的关系，这个关系也是极不牢固的。你送两万块，别人可能会送三万，为什么要帮你解决问题呢?
所以说，下海这么多年内，我跟所有领导都很清白。关系是很好，但我从来不给领导送东西。其实，真正有为的领导对民营企业的要求，绝对不是请他吃饭，也绝对不是给他送钱，送东西。
《望东方周刊》：那领导对企业的要求是什么?
徐刚：简单地说，我理解的要求有三条：第一条，企业要发展好，让他觉得省里市里有非常优秀的企业，参观有地方，脸上有光;第二条，多上缴税收，这样省里市里就有经济实力和发展后劲;第三条，多安置就业并不要出安全事故，保平安。
我们这三条都做到了，凭什么领导不来关心啊?送几瓶酒、送几条香烟这样的事情，根本不需要去做，送钱也根本不值得去做。我把企业做好，就是对领导最大的尊重。我每天去跟领导嘻嘻哈哈，吃吃喝喝，企业没管好，今天企业要倒闭，明天工人要闹事，领导不反感死才怪呢!这些事情，没有当过官，还真不能理解。
事实上，我和各地的许多领导确实关系很好，坦白地说，我们现在关系更好了。为什么?因为我现在和他们没任何利益关系了。省财政厅的钱拨不到我这儿来，省税务局的税也减不到我的头上来，我现在是为民营企业打工，我们这层意义上的利益关系也就完全没有了。以前我和他们之间还有工作上的忌讳，现在纯粹就是私人朋友。
还有一点，有人认为，我们是做官的时候拿了钱，现在下海去享受。这更是不符合逻辑。当官的时候拿了钱，要保护住自己的话，最好的办法是做更大的官。因为只有这样，人家才觉得你还有更大的权力和利用价值而不会检举揭发你。即使有人检举揭发，那按级别也得省里纪委来查，而省级纪委办事严肃、认真、慎重得多了。
现在我下海了，跑去个体老板处打工，一个乡镇级别的纪检就可以查我了。我会傻到省级的保护不要，跑到一个乡镇里去，让他们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