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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学会了间接生活，我想互联网带来的不只是精彩的海量信息，也带来许多挑战，对，沉迷于互联网游戏。对此我不做深入探讨，但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人们想在网上结识朋友，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会导致个性的改变。《布鲁金斯学会》主题会议：李开复谈中国“愤青”
会议进程 1.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卡洛斯·帕斯夸尔做会议开幕致辞2.李开复主题演讲：详解中国愤青3.李开复答问环节4.专题小组演讲环节
《纽约客》特派驻京记者埃文·奥斯诺斯：中国有多少个唐杰？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斯坦利·罗森：中国青年不愿冒公开的政治风险。长滩加州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特雷萨·莱特：中国青年对民主的态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媒体与公共关系助教吴旭：中国愤青需要走向成熟。
5.会场互动答问环节 
与会者：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兼外交政策研究计划主任卡洛斯·帕斯夸尔（Carlos Pascual） 主题演讲人：谷歌公司副总裁、谷歌大中国区总裁李开复
主持人：约翰L·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和研究主任李成（Cheng Li）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
专题小组成员：《纽约客》特派记者埃文·奥斯诺斯（Evan Osnos）美国南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斯坦利·罗森（Stanley Rosen）长滩加州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特雷萨·莱特（Teresa Wright）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媒体与公共关系助教吴旭（Xu Wu）*  *  *  *  *  
（1.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卡洛斯·帕斯夸尔做会议开幕致辞）
帕斯夸尔：下午好。感谢你们参加今天的大会。我叫卡洛斯·帕斯夸尔，是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兼外交政策研究计划主任，我非常欢迎各位参加这次活动，此次活动由约翰L.桑顿中国中心、布鲁金斯学会和外交政策计划联合赞助，主题是了解中国的“愤青”：未来会怎样？
在外交政策界，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军事接触、气候变化合作等几大问题，受到人们极大关注。今天，我们的发言者将集中于一个在中国乏人问津的问题：青年人，以及他们的期望和影响。这个话题将在未来几年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
我们不能将这一问题与影响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现实割裂开来。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努力已使其数亿人民摆脱了贫困，也由此获得了以前不曾得到的政治权力，创造了以往从未有过的个人自由和表达机会。与此同时，鉴于中国与全球经济社会的紧密联系，全球需求的下降导致中国有2000万人失去工作。这些政治和经济因素在中国内部回荡，影响着中国青年的看法和前途。
在中国国内也在争论是否应趁国际社会正经历困境的时机，在国际上积极进取，比如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其外交关系中采取极其积极和公开的行为，这反映在与俄罗斯和巴西在能源开发中，以这些国家未来的石油输出承诺为代价，为其提供资金支持。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出于对国内经济和政治局势失控所引发后果的担忧，中国在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
在此，让我们回头来谈谈中国青年的问题。这些华人中的“愤青”往往是有反美和狂热民族主义倾向。问题在于：这些年轻人秉持的政治观点会否对美中关系造成潜在的冲击？当他们在政府或商界占据领导地位时，这些观点是否会影响他们？
我们不能忘记青年在全球政治中的作用。在1968年，美国和法国青年的游行对这两个国家的政府角色影响重大。
美国X世代的一辈人，对于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社会态度和机制有巨大冲击，美国自此形成了自由市场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国际（在一些情况下，甚至不受国内）法规的制约。
如今我们看到的Y世代运动，则强烈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在选举美国首位非洲裔总统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那么，这些情况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政治？我们可以期待这种趋势能在多大程度上在中国重演，对中国的政治、移民政策、医保问题、政治体系的开放程度和处理邻国关系上有什么改变？
之前提到的这些重要纪念日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有趣的背景。一代人以前的民主活动家与今天的愤青有什么区别？是什么构建了他们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们将如何塑造中国未来的政治轨迹？这就是我们想要与你们探讨的问题，我们期待着十分积极而富有成果的讨论。
现在，我想向你们介绍高级研究员和约翰 L.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博士。李博士关于中国时代变迁、领导转型、中产阶层的出现等著作，在其研究领域中处于绝对前沿。我曾到过中国很多次，与商业团体、政治领袖和国际人士交谈，他们告诉我：李成描写了中国发生的时代和政治变化，我们阅读这些著作，因为我们知道其中有可借鉴之处。我们很荣幸与李博士在布鲁金斯学会共事。 
（1.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卡洛斯·帕斯夸尔做会议开幕致辞）
（2.李开复主题演讲：详解中国愤青）李成：感谢卡洛斯非常慷慨的评论和周到的开幕致辞。
能够担任大会主题部分的主持人，我感到很荣幸。在介绍主题发言人之前，我想与同事卡洛斯一道，欢迎你们参与这场富有成果、充满智慧的讨论，关于中国的青年、他们的愤怒和我们的焦虑。我们邀请了一群著名演讲人，他们将展示自己在中国和外部世界，对这些相对新鲜而极富挑战性的现象的见解和研究成果。
现在，演讲人将协助我们阐述这个话题中最重要的一些问题。是什么让中国愤青感到处处受挫？中国青年人与西方媒体间相互误解的可能原因是什么？他们的存在对中国的政治轨迹有什么潜在影响？人们对中国愤青的日益关注，将在未来数年怎样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
我引述一下杰出的科幻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H.G.Wells）曾说过的一句话：“历史是教育和灾难之间的竞赛。”此话用来描述21世纪的文学作品尤其恰当，因为我们面临着许多潜在的灾难。这是一个非常需要教育、远见和国际理解的时代。
我荣幸地向你们介绍李开复博士，一位广受尊敬的教育家、有远见的领导者和中美未来理解的义务推动者。李开复生于台湾台北市，1973年他12岁时移民到美国。后来，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政治和法律，梦想某天成为参议员。他的一位同年进入哥伦比亚的同学确实成为了参议员，现在担任美国总统。
在大学期间，李开复意识到自己对计算机科学的兴趣大过政治科学，所以他转而获取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华裔社区可能失去了首位华裔美国参议员，但世界却得到了一位杰出的IT 科学家。
李博士是人工智能、语音识别和多媒体领域的专家，是位于中国的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创始人，也是谷歌大中国区的创始总裁，并自2005年以来一直担任这个职位。
李开复在美国家喻户晓，特别是在大学生中间，不只因为他的电子邮箱总是遭 到数以百计个人简历的轰炸，更主要因为在过去几年里，开复将个人20%的时间用于与中国青年人的交流，所花费的经历毫无疑问比中国的任何公众人物都多。他慷慨地对他们的学习、 职业和生活选择提供建议，耐心倾听他们的愿望、愤怒和挫折。开复在过去四年写了三本畅销书，旨在帮助理解、教育、指导中国青年。开复在中国校园里举办了数百场公开演讲或讲座，为中国最优秀、最有前途，同时也很迷惘和沮丧的人群，带来更大的希望。
开复，我们很荣幸地邀请您在今天下午作为教育家、思想家，以及中国内外青年人的知心朋友，而不是谷歌中国总裁来为我们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带着我个人的感谢和敬佩，请允许我邀请您们与我一起欢迎李开复博士。
李开复：有人警告过我，后面的问题可能不太好对付。
但是，正如李成博士所说，我确实更愿意与中国青年谈谈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这与我的日常工作毫不相干。我真的很享受将生命中20%的时间与中国学生共享，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惊人的潜力。我看到了令人赞叹的奉献精神、难以置信的好奇心，以及对未来的巨大潜力。同时，他们成长在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中，一个父母期望很高、教育系制度未必最好、对财富的追求高于一切的社会。因此，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他们要么认识到自己的潜力，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要么屈从于社会现有的种种诱惑。所以，我正尽力帮助他们，而且我将继续这样做。
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我因此得以更深入地了解青年们，今天的主题是愤青。我觉得这个名称带点贬义，对于与我交谈和共事的很多人来说，不太公平。他们并不愤怒。但是，让我还是集中讨论今天的话题。
所以，当我们谈论愤青，我认为我们正在谈论80后，也就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们，他们已融入互联网，而且往往在互联网上发泄自己的不满，这些不满往往来自爱国主义，或来自寻求正义、公平、真实、透明的愿望。他们关心社会问题，感到忧虑，认为需要直言不讳，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呼声。他们经常使用互联网获取知识，渴望被倾听。我认为这大体上就是所谓“愤青”一词的含义。从我的演讲中您能听出，这不是贬义词。我认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在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互联网是他们表达意见的最佳载体，他们理所应当要利用它。
如果我们给愤青做一个分类，就不得不使用汉语中的双关语来加以描述。因此，“愤”是指愤怒的愤。人们实际使用三种不同类型的“愤”来划分中国的愤青。通常的一种是愤怒，即“愤”。我认为这一群体的人是挑剔的、持怀疑态度，有时不高兴，他们想指出观察中发现的问题，利用互联网的非实名性使得沉默的大多数有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这就是通常所指的愤青的意思，愤怒的“愤”。
我认为还有一群人属于奋斗的“奋”。这个字包含的意思是有抱负的、勤奋; 并且人们经常用这个字代替“愤”字，来描述类似的激进而易怒的青年人，或愤青中的一部分人。我觉得这种奋青是有抱负的青年，是有理想、直面现实且公正的人。他们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仅指出问题所在，也会设法解决问题，想找出解决方案。而且，我认为他们对爱国精神有非常明确的理解，这不是民族主义，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但不是建立在损害他国利益的基础上，我觉得这是一群具有创造力、并在未来有望成为社会支柱的一群人。 
要对愤青有完整认识，必须谈谈第三种愤青，这里的fen可以理解为“粪”。这也是愤青的一种，我认为这类愤青的通常表现是容易轻信他人。他们文化水平不高，缺乏理智和常识去处理问题。很容易被激怒，冲动而头脑发热，他们有时不只是大声嚷嚷，而且四处活动，我认为他们经常难以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区分开来，他们有时不只是希望中国赢，还想让其他一些国家失败，许多有责任感的中国记者和作家称那些“粪青”为躲藏在爱国主义幌子下的流氓。我认为，我们要防备的就是这类愤青。 
不幸的是，我们在谈论愤青时，有时人们会想到“粪青”，但我真的不认为这种人占大多数，我当然也不认为他们在中国占有主导地位。 
但是现在，让我给您们一些例子，让那些不太了解愤青的人，了解一下他们在过去的五年里的所作的事情。一个例子是有相当数量的青年站起来反对学术剽窃。他们建立了一个网站，让其他青年加入并发表言论：嘿，这是剽窃，他们没有做这项工作，这位教授不应该被提升。我认为，他们试图呼吁人们抵制学术界的腐败现象，具有积极意义。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去年的地震时期，这些愤青（如果您愿意这么称呼的话）投入进去并建造了一个平台。他们竟然跑到谷歌公司表示可以协助建立数据库，标明需要帮助的城市，告诉其他人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资源。我们都是中国人，确实有海外华人和国内的中国人没日没夜地工作，利用互联网在灾区和捐赠者之间建起信息通道。
与此同时，另一批人决定监督地震捐款。他们为中国的所有富豪设立了花名册，对那些捐款额与财富相称的富豪进行表扬，而对捐款不足的人进行揭发。我认为这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的意思是，罗列出这些事件，您可以自己判断它们对社会造成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另外的一个例子是，大概两、三年前在某家跨国公司，一天总经理对秘书大发脾气，并用极具侮辱性的方式对待她，秘书一气之下写了一封措辞精彩的辞职信，列出了老板不应如此对待她的理由，并将此信发到互联网上，引发众怒，人们支持这位了不起的年轻女秘书，要求跨国公司辞退那位总经理，结果是总经理真的被辞退了。这是第四个例子。
第五个例子被称为死亡博客。这是最近发生的。一名女子决定自杀。在她从20层高楼跳下前，发表了一篇博客，内容是她丈夫如何背叛她，如何不忠有外遇，以及他做的其他坏事。跟美国一样，在中国的博客上，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评论。所以，她的朋友开始调查谁是第三者、她丈夫的住址、第三者的住址、他父母住址、她父母的住址，然后，愤怒的人们找到他们的住所，用各种不当的方式骚扰他们。所以，这是另一个要引以为戒的行为。
我要说的最后一个例子，发生在奥运会召开前一年，互联网上传言家乐福的一些董事会成员为西藏独立捐献资金，我不判定此事的好坏，也不评论它的真假，但谣言在网上迅速流传，引起很大的公愤和对家乐福的抵制，曾与沃尔玛一样在中国市场广受欢迎的家乐福，不得不关闭数日。
至此，希望这些例子能让你对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人们通过互联网宣泄挫折感、获取信息，试图挖出真相，并把公平带给那些需要公平或者是他们认为需要公平的人们。
因此，那些都是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呢？现在让我简单谈一下对这些现象成因的理解。
首先，我认为是社会因素。显然，在过去2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背负了很多屈辱，促使中国人民有强烈的自尊心，渴望被尊重，你可以从书籍和电影或流行读物中看到，比如有一本书叫《中国人可以说不》。流行电影方面，从近期的《南京南京》到前段时间的功夫片《霍元甲》都是实例，确实在提醒人们曾经屈辱的历史及爱国精神的重要性。我认为，这种心态是非常合理的、可敬的，生长在中国让你感到非常自豪，但我想，如果缺乏世界观，也会造成极端行为。此外，我觉得人们希望社会有更高的透明度，这样的话，人们（有些愤青自封为记者）可以报道在出版物中看不到的各种事情。
最后一点，我认为有时候，我认为整个中国市场经济影响太大。当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观点绝对正确，并已变为现实，为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伟大的积极影响，但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们对成功和名利的渴望，一方面，人们愿意辛勤工作，想赚钱，将它作为人生目标；但另一方面，人们过多关注物质，梦想一夜暴富，有一定程度的偶像崇拜。尤其当中国出现网络亿万富翁，更多的人想仿效他们，于是，出现了一夜暴富行为。由此也诞生了富人和穷人，有些人富了，有些人想发财，还有些人不满、嫉妒、甚至愤怒——为什么我不富，我怎么就不如别人。因此，这种市场经济虽然总体上是好事，但也带来某些不良的社会现象和情绪。
第二个影响因素（在中国，尤其对80年代出生或80后青年造成影响）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已经消失，在邓小平的市场经济之处，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规定每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所以，这意味着以教育为中心的中国文化将全部希望投注在教育下一代身上：我作为一名家长，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不曾有过真正的生活，我想将生活的愿望寄托到孩子身上，所以，我希望他/她拥有一切，得到最好的东西，我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让我的孩子拥有一切。这无疑是给孩子们提供了非常好的环境，让他们可以学习，可以拥有许多资源，但有时这也会把孩子们宠坏。家长愿意提供他们任何想要的东西。而他们对长辈毫无尊敬之心。这种情况多少有些差强人意。 
我的一个朋友说，1980年后出生的孩子与之前的孩子截然不同。他开玩笑地说，1980年前，养孩子好比养猪；1980年后，养孩子就像养熊猫。所以，他们被过分纵容，要什么有什么。可想而知，这可能导致很多好的结果。他们努力学习，父母期望很高。但是，他们也因为溺爱，可能变得以自我为中心。而且，他们可能有些脆弱。有些人称这一代人为“草莓一族”，您知道，草莓外表光鲜漂亮，但内部却很柔软脆弱。这个词实际上是从台湾引入的，但是，我认为各地青年在这方面有相似之处。 
再有就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这可能或多或少会导致社交方面的障碍。所以，我认为这些家庭因素也会对愤青造成影响。
然后我想谈一谈教育因素。积极的方面是现在有了大量学校，这些学校变得越来越好。实际上，80后是可以接受真正正规现代教育的第一代人，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如果缺少愤怒的原因，你就无法愤怒。除非你受过教育，明白事理，否则您没法因为某事而愤怒，这就是教育带给这代人的好处。但这种教育制度多少带有均质化教育的印记，没有足够的批评性思维的教育，问题在于依然采用中国传统式教学，凡事非对即错、非好即坏，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所以有些人会说，好吧，日本坏，因此让我们做点事，组织百万民众签署请愿书让日本增加战争赔偿，尽管战争已过去了70年。所以，这种事情不幸地使人们陷入单一的思维模式。而且，均质化教育使人们潜在地更容易上当受骗。
因此，关于家乐福的传言可能是不真实的，但是却对公司造成巨大冲击。
还是有关教育，大学迅速扩招，1998年全年大学新生只有约一百万名，到2008年，也就是不到10年后，入学新生达六百万，而且，这的确使进入顶尖学校的竞争变得十分激烈，极其有利地促进学校更好地发展。
你甚至可以看到诺贝尔奖得主回到学校授课。这非常好。但不幸的是，这类学校只占学校总数大约2-3%。在中国2000所高校里，也许只有排名前10名或20名的学校相当好，并发展迅速，但其余部分……您可以想像师资力量的不足。学生增加了六倍。如何能在短短十年间将教职员工增加六倍？结果是教师缺乏、教师不合格，教学质量差，导致学生存在许多问题和疑惑，对教育质量存在疑虑，这就是大学毕业生远远大于社会需求的原因。我认为中国需要有更多的职业学校，但我又想，很多高校没能培养出具有专业技能的学生，对思考能力的培养远远不够，使毕业生无法成为愤青中最好的那类人。
因此，各种社会因素、家庭因素、教育因素的多方面影响造就了愤青。现在让我谈谈互联网，我觉得没有它，这一代有志青年是不会成为粪青的。
那么，互联网能做什么？我认为互联网是最令人惊喜的事物，是中国最具积极意义的事情。它使人们获得海量信息，信息源主要来自国外，中文内容也在快速增长，人们能够共享信息、实时信息、网络交友、网络社区都很受欢迎，每一个大学生，他们见面时相互交换着QQ号码，而不是真实名字，QQ号码相当于MSN账号。他们每个人有一个帐号，通过MSN相互了解，他们学会了间接生活，我想互联网带来的不只是精彩的海量信息，也带来许多挑战，对，沉迷于互联网游戏。对此我不做深入探讨，但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人们想在网上结识朋友，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会导致个性的改变。此外，互联网是个匿名的世界，人们不知道你是谁，所以你可以隐藏更多。也许在现实生活中你是一个害羞的人，但在网上你也许出语直率。在网上人们可以发泄不满。好吧，有的人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既不富有，也没有名气；或许通过网络，大家各抒己见、展现领导才能，就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些都是互联网带来的机遇。 
让一些数字可以告诉你互联网的威力。在中国新闻网站上，一篇普通的新闻报道常常会有10000条评论。但在美国新闻网上不会有这种情况。人们踊跃地发表见解。在中国有1.62亿个博客帐号。这里有超过3亿网民。平均不到两个网民便有一个博客。一些博客非常受欢迎。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博主是徐静蕾，她的博客有2.5亿的访问量，平均每篇博文都有约20万人看过，约1万人发表评论。所以，你可以想像互联网影响的程度之大，要么崇拜，要么评论，要么互相交谈。Twitter及其模仿网站非常流行。有很多新闻最先在Twitter上被看到，然后是博客，然后是新闻网站。所以，Twitter和博客的界线很模糊。博客和新闻的消息也模糊了。所以，我认为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信息共享平台。因此，我会继续对此进行观察。
所以，最后我只想评论说，当我们谈论愤青时，我真的不认为这是个贬义词，我觉得我们应该深入了解那些掌握信息、富有社会责任感、具有是非观的青年，他们并非总是对的，但他们有是非观；他们基于是非观做了一些事情，他们愿意大声说出来，我认为，这就是中国五四运动的起因。同样的事情在二战后的日本也出现过，非常成功和流行。
当然，如果这种积极正面的力量朝着错误方向发展，即我们之前所说的粪青，这也会很危险，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华裔美国人，如果我们可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引导这些本性善良、态度积极的青年，帮助他们改善对待事物的看法，开拓他们的世界观，教导他们如何成为有建设性的、而不是有危害性的人，并教给他们生活真正的价值观和生命的意义，那么我认为，这一代愤青很有机会真正成为有抱负的青年，使中国变得更美好，并改善中国与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谢谢。 （2.李开复主题演讲：详解中国愤青）
 
 

（3.李开复答问环节）
李成：嗯，顺便说一句，最流行的博客是徐静蕾的博客，她是一位女演员，是的，我没有看过她的电影。但那些电影相当受欢迎。
现在，在提问前，首先，非常感谢您用这些生动的故事和事例，带给我们如此精彩的演讲。 现在，在进入问答阶段前，我想先提两个简短的问题。现在，我知道你们生活中一个众所周知的格言，昨晚我看到了它的中文版本：“勇敢地改变可以改变之事，恭敬地接受无法改变之事，睿智地辨认两者的区别”，我知道可能已经有一句英语格言……
李开复：宁静的祷告   李成：是啊，我刚刚将它译成中文。现在，我要更加明确而直接地借用您的智慧，回答下一个问题，即：为改善他们与美国的敌对态度，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应在哪些方面有所为，或有所不为？ 
李开复：好，大体来说，我不认为全体中国青年对美国的态度是不友善的。我觉得整体来说，美国实际上是被崇拜和尊重的，美国梦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梦想。现在，可以肯定，中国不同团体有时会将美国的某些行为视为负面的，这时愤青们的影响将被放大。所以，我想美国政府最好能继续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不要加以攻击，不攻击的意思是不要采取攻击的方式，而要以建设性的方式，也不要想把每一个国家都变成美国。我认为中国可以继续发展，或许会走一条有别于美国的道路。我认为我能够给出的最好建议是，以开放的心态看待不同的发展道路，并以建设性的方式来表达出来。 
李成：谢谢。现在，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有关于您的先父，他是一位真正杰出的政治学者，曾任教于台湾政治大学。他写了六、七本书，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最高领导人的传记。现在，我知道您也很熟悉这些高层领导人的自传、生活经历和个人资料。现在的问题是，根据您的预测，在未来15至20年内，是否会出现将中国外交政策核心建立在反美平台上的中国领导人？不管是与否，请给出您的理由。就像在伊朗或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 李开复：对。嗯，不幸的是，我没有从父亲那里学到政治学，我在哥伦比亚时学过政治学，但早就忘光了，所以我不是专家，无法做这种预测。但我可以告诉您，这些青年人的一部分青年人正开始成为政府官员，我的确会在工作中遇到他们，我可以大体将这些年轻的政府官员概括为思想开放、通情达理、富于建设性的人，并具有良好的世界观。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认同美国人的信仰，或者相信美国政府的信仰，但是我想，如果以我们之前的分类来划分的话，他们相当接近于奋青。所以，我想我会保持乐观，尽管我不认为自己可以作出这样或那样的预测。
李成：好的，谢谢。好，现在请大家提问，并请对您的身份和所在单位加以介绍。 提问者：嗨，我的名字是塞思，我只是一名公民，跟任何智库没有关系，虽然我曾为雅虎工作过短暂的时间，所以请不要阻止我提问。有一本书，我想书名是《中国不高兴》。在很多方面，我认为本书的许多观点反映了美国政府官员的想法和主张，要求中国让货币贬值。您认为美国在多大程度上已成为中国政治中的皮球，比方说，我们应该仿效美国，或者我们不应该仿效美国。我们，我是说，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在过去八年间，或许您可以说法国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政治中的皮球。中美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况吗？还是您认为这本书只是代表一种趋势，或一种思维，或者您认为就是……
李开复：对不起，当您说“皮球”时，您的意思是说消极力量的替罪羊吗？
提问者：是的。我是说有点像。您知道，中国政治在多大程度上越来越多地基于与美国的比较和对立上？我认为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认为我们的做法已经有点法国味儿了，尤其是在伊拉克战争之后，我觉得共和党在这方面的特征略多于民主党，他们几乎在每一件提议上，都与法国进行比照。
李开复：好，是的，好吧。又一个政治问题，这方面我不是专家，但我会说，基于我对中国的观察，我认为中国政府、人民、媒体相当关注国内形势。我认为他们对中国的崛起感到非常骄傲，我想他们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帮助中国成功地崛起。我不认为他们将任何其他国家设定为敌人。另一方面，我认为当您了解这些愤青情绪中最消极的部分，我猜想他们更多的是针对日本，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有时您看到美国也被列入做坏事的名单中，而我认为那些事并非是坏事，您知道，像货币政策那种事。我认为这是干涉其他主权国家的内政。中国药品危害美国一事，是独立事件。  李成：是的，丹尼斯。   怀尔德：让我给您一个喘息的机会。丹尼斯·怀尔德，来自布鲁金斯学会。让我们暂时中断政治问题，问问您如何看待中国互联网的未来。它的增长如此之快，已达3亿网民。我想知道网民的规模是否有一个极值？如果有的话，您认为发展结果会怎样，什么样的群体最终会变成互联网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谁将被排除在中国新网络文化之外？
李开复：好的，我认为在中国互联网的规模与电话数量有关。尽管3亿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在中国的电话数量超过6亿，而且，今年是惊人的一年，中国的三家电信公司成功地展开了3G服务。我一直在手机和个人电脑上使用3G网络。我去过五个城市，3G网络运行完美。所以我认为，这展示出由政府运营的庞大基础设施在任何地方具有同样的网络接入能力，有趣的是，这里有着比美国更好的无线网络接入。我认为一旦用户数上升、可靠性提高了，降低接入成本的机会就可能出现。而且，我认为三家电信公司的竞争将不可避免地体现在价格竞争上。所以，我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3G移动互联网将无处不在，成本也会相当低廉。这将使6-7亿人可以轻易地访问移动互联网，这将涵盖约半数中国人，真的很令人震惊。
李成：下面轮到詹妮弗提问。
提问者：您好，李先生，我是来自《中国新闻》的詹妮弗·李。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我想很多人担心中国是否会阻断互联网。年轻人可能发现难以进入互联网获得不同意见和信息。第二个是据我所知，很多美国人，他们对中国的关心日渐增加，关心他们在特殊时期的反美情绪或反法情绪，关心中国人也许受到蛊惑，中国政府或中国媒体的所谓宣传。因此，中国的青年人如何获得不同类型的信息，他们评估信息的标准是什么。我的意思是，他们是否应该相信政府，或者他们是否应相信西方媒体，或者也许他们有自己的标准。谢谢。
李开复：好吧，我通常不与年轻人谈论政治问题，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抱歉。
李成：对，是这样。
提问者：嗨，我是来自中国问题执行委员会的帕蒂·金。所以我的问题是关于经济不景气，这些天我一直在阅读大量有关中国大学毕业生失业的报道，所以，我可以想像他们的野心和愤怒已变为消极的能量，所以我想知道您是否可以谈谈这会否产生长期的影响。谢谢。 李开复：没错。是的，如果您观察全球经济危机，您会发现中国跟美国有很大差别，我相信这一点很有趣。您看，在美国，危机的程度要强烈得多，大多数公司的处理方法是大量裁员，然后从校园招聘。但我觉得中国的公司很大程度上仍在运用传统的人力资源手段，并不解雇员工，他们通过暂停招聘来遏制成本，这加剧了大学毕业新生的就业问题。所以，您所观察到的是一个重大问题。我认为，政府正试图运用大量新方法来增加就业机会，例如，鼓励学生创立公司，以服务为导向的公司，在乡村，由政府提供资金或贷款，我想这适用于服务而非创新，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力量，能够切实帮助中国解决就业问题。我认为政府也试图增加研究生人数，使他们能够进入研究生学习，而不是仅仅成为失业者，我觉得这只能延迟问题的出现，但无法解决问题。所以，我认为政府推出新政策将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我认为它是一个大问题，但我预计它不会变成一个大灾难。
李成：我们可以再提两个问题，有请这两位先生。
提问者：我叫唐纳德·伯纳斯，在南宁的广西大学当了六年客座教授。这段时间，我们目睹了中国各地大规模兴建新学校新校区的扩张。今天《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文章谈到当时的建设成本，以及那些大学如何归还的问题。早些时候，就当今是否所有中国人真的都有必要上大学，您给出自己的见解，那么，我想问的是，如果没有上大学的必要，他们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李成：好，再来一个……李开复：嗯，好，一起回答吧？李成：一起，对。李开复：好的。
提问者：很好。您好，我是洛克·奥尔特加，自由经纪人。我很希望听您再多讲一点愤青和西方媒体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去年西藏骚乱后，CNN和BBC对此事件的后续报道，请问您认为这背后有更多别有用心的长远目的吗？谢谢。
李开复：好，我怎么重申这个问题。为了回答那位教授的问题，实际上最近我一直在南宁。这是一个美妙的地方。总的来说，我认为大学建设过度。中国没必要建2000所四年制本科院校。我倒认为应该有更多的职业学校，需要更高水平的老师，而不是把花巨资美化校园的高楼。因此，这方面我可以很直率地说，其实我已经撰写了这方面的文章。如果您会中文，可以找到我的文章一读。我曾致信教育部指出这一问题，我认为在中国最近召开的两会上，他们对改进教育系统公开征询意见。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些事情发生的良好机会，尽管我认为中国大学过度扩张，而职业学校反倒远远不够，我仍然认为政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好的，而且乐于听取意见。大概在十年前，父母极为渴望他们的孩子接受四年制大学教育，政府也确实尽力满足这些人的需求。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考虑到十年后，没有哪个国家能承受起增长了六倍的高校教学人员。因此可以说，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构不尽人意。现在我倒认为这是一个将一部分大学转型成职业学校的好机会，各类型学校的数量配比要比现在更为优化。
另一个问题……是的，CNN的新闻报道有意歪曲了西藏事件，确实引起了人们的公愤。再强调一下，我不是专家，因此我不评论对错，但是我还是要说，这确实在互联网上起到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而且这些负面影响主要来自CNN，并非来自美国或者美国国民。
李成：嗯，我们还有其他四位专门小组成员，四位杰出的演说家，在结束本次谈话时，我要特别感谢您给了我们一个更为乐观的态度。这个问题很有趣——我们谈论愤青，担心与之相关的各种现象，但身处其中的人似乎却非常乐观。您是一个对中国未来、中国的领导力、中国的经济充满信心的快乐的人。我希望您是对的。非常感谢您。
李开复：谢谢您。非常感谢您。（3.李开复答问环节） 

（4．专题小组演讲环节）李成：我们先休息五分钟，再进行下一轮对话。李侃如博士，有请。
李侃如：能在李开复精彩的演讲后表述自己的意见非常开心。我发现自己与他的基本观点（即，对于把中国青年的状态定义为愤怒感到不太舒服）是一致的，这里有点复杂化了，实际上我对今天讨论主题的反应是，有一些讽刺意味包含其中。
你知道，直至150年前或者更早，每一个中国人都期待从老一辈人身上得到智慧、指导、权威和对未来的信心。在最近150年，出于每个人都知道的原因，每一代人都将拯救国家的厚望寄托在中国青年身上，不是吗？老一代已经绝望。青年人将决定未来。有趣的是，因为每一代青年人最终都变成下一代绝望的老一辈，那么这个方法论就有待商榷。但如果您阅读在这一时期到访中国的每一位作者的著作，您会发现他们都把希望寄托于青年人，后者被认为是活跃的、理想主义的、才华横溢的、是未来的价值所在。
现在，我们身处这样一个境地，首先，这些中国青年在一个发展如此迅猛、变化如此之大的国度成长起来，我认为，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主要大国经历过这样的发展。你知道，在那些从小在中国长大的人看来，家庭已经发生变化。大部分城镇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他们是独生子女。在农村，我估计平均每个家庭的孩子不超过两个。自长期执行计划生育以来，很多中国孩子都是在没有叔叔婶婶的家庭里成长。让我们回头想想，对已经为中国工作了二三十年的人来说，这太不可思议了。所以说，社会结构的最基本形式已发生改变。
人们的居所同样发生着革命性变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伊始，中国城市化进程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向前发展。有很多种情况是，农村青年由祖父母抚养，他们的父母都去城市打工了，然后，他们也很快地加入到进城务工的浪潮中。因此，他们生长在一个社会结构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环境中（正如李开复强调的）接受教育，尤其面临1998年后高等教育的昂贵学费，然后感触到信息，最后再接触到互联网，这一切都极不寻常。中国完全经历了改变美国和其他地方的信息革命。这也迅速改变了绝大多数中国青年人对生活标准和未来的期待。他们不仅仅满足于生存，他们更是为财富、名声、海外旅游机会或者在本国成为精英而拼搏。
现在发生在中国青年身上的事情颇具讽刺意义，因为这在几代人中尚属首次。我有点过度乐观，但允许我强调一下。在几代人中，首次出现了上一辈人获得巨大成功的事例。是他们让中国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使这个国家不仅对其国内国民、而且对全世界来说都显得完全不同，它对地区和全球的影响成为每个人谈论的焦点，也是大家未来希望的关注点。那么，在这种巨大的动态混合背景下，青年人遇到了什么呢？我猜想，我们既应该看到每隔20年的两代人之间的显著不同，也应该看到相差10岁的两代人的不同。变化的程度和速度如此之大，对时间框架造成巨大压缩作用。
同时，你还可以在诸如基本价值观、个人精神支柱以及对国家的看法（换句话说，重大问题）方面听到完全不同的各种观点。
今天小组讨论的奇妙之处在于，四位嘉宾都曾针对理解中国青年的态度上进行过严肃细致的研究，不是像一些网站上那些民族主义的笼统口号，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现象背后的问题。每一位嘉宾都用自己的方法和见解来挖掘这一宽泛话题的核心。他们每一个人的观点都为中国青年一代的复杂画面增添了新的元素。我想说，尽管我们正在谈论的是20年，但其中包括了几代人。
我想给每一位发言者15分钟的发言时间。我强制性地限定时间，并真心希望大家能严格遵守时间，不是想限制各位表述观点，而是要给后面的问答环节尽可能多地留出时间。因为我们将听到大量观点信息，在问答环节我们能真正去思考讨论它们，大家配合一下，好吗？让我们努力接触到问题的本质，来看看各因素如何相互作用，这是你们真正把握和推动本场讨论的作用所在。
你们手上的宣传小册子里有各位演讲者的名单及简介，我就不在此赘述。我希望演讲者能根据大家的意见来发言。所以，还是让我对按照他们的出场顺序对每一位做一句话的介绍。
埃文·奥斯诺斯是《纽约客》北京驻站记者，在中国呆了很长时间，比较了解中国国情。曾他获得新闻报道记者奖等奖项。
斯坦利·罗森，我认识他快50年了，具体时间说不太准了，他是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多年来对与文化有关的各种事物进行研究，成果卓著。
特雷萨·莱特，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很高兴能见到您。他是位于长滩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
吴教授是做媒体研究的，我没记错的话是沃尔特克朗凯特中心，对吗？这个中心设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媒体公共关系系。
他们将按以上我介绍的顺序发言。只有在他们的发言接近15分钟时我才会张口说话。我不得不严格遵守之前的协定，以确保所有发言结束后我们有近一个小时的问答时间。埃文，有请。
 

（《纽约客》特派驻京记者埃文·奥斯诺斯：中国有多少个唐杰？）奥斯诺斯先生：非常感谢。之前，我们有了一个很好的引言，介绍愤青这个主题，愤青是谁，他们来自哪里，因此今天我要讲的有些吴不同，还将就“愤青的痛苦挣扎”这一主题进行案例分析。
实际上，我在离开中国四年后重返这片土地时才第一次听说愤青这个词。作为一名记者，我们要刨根问底。我像记者通常所做的那样，给中国朋友打电话，我在第一个电话里问朋友，我该上哪儿去找这些令人难以理解的愤青呢？然后，她回答，嗯，我就是。这是我首度接触到愤青问题，而且一开始可能我还把定义弄错了。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以去年春天围绕西藏省会拉萨抗议为背景展开的，在座的各位对此事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了解，我就不再花时间介绍了。去年三月在拉萨发生了一场社会暴乱。中国政府做出回应，海外指责此事有阴谋。之后不久，奥运火炬开始在全球传递，演变为对于中国领导层的公民公决运动，火炬在巴黎和旧金山及其他城市传递时遭到抗议。海外中国留学生和中国国内学生展开了抵制家乐福运动。数以千计的中国人在家乐福抗议，拒绝购买家乐福产品，因为他们说法国支持西藏独立等等。
在此期间，4月15号，一则长约六分钟的视频在中国互联网上风传。片名为“中国，站起来”。视频用各种新闻片段剪辑而成，配以交响乐。激荡人心地描述了新一轮冷战，中国陷入世界其他大国力量的包围之下，无力获得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应有地位。这则视频在中国互联网上引起轰动。短短几天之内，视频播放量在新浪网上排名第四。仅比位列第一的视频少了几十次点击量，第一名视频内容是电视主持人在导播时打哈欠什么的。所以，我想有些事情是具有普遍性的。但这确实是一个现象，这个视频平均每秒钟有两次点击。
因此，我要找到视频的制作人，弄清楚他们在说什么，想表达什么。我再一次给中国的记者朋友打电话，最终他帮助我找到了制作人，27岁的复旦大学博士生唐杰。他学的是政治哲学，具体一点说是西方政治哲学，再细一点说是现象论。我不想不懂装懂地说，我知道他所学到底是什么。他对专业很在行，是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狂热崇拜者。他把自己同美国保守派人士哈代·曼斯菲尔德、保罗·沃尔福威茨归为一类。他认为是过去留下的光荣传统、经典的尊严建立了中国今天的道德框架。所以，他会像谈论当代中美政治一样，花大量时间讨论列奥·斯特劳斯。他的房间里，摆满了哈代·曼斯菲尔德、托马斯·弗里德曼、老子、《谁动了我的奶酪》等等书籍，涵盖人类方方面面的思想精华。
这样，他显然打破了我对愤青的刻板印象。之前，我想大概会看到一个土匪模样、或难以应付、抑或躲避父母的问题少年。但他完全不是上述类型的任何一种。正如我所希望的，这个人多年来对西方媒体了如指掌，让我简直不敢相信在中国有这样的人。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人。当我到他那里，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要为我支付打车费。他穿着印有牛津大学字样的蓝色T恤，卡其裤。看起来，他似乎更应该呆在美国校园里。
这背后说明了什么？我是说这只是他表达自己不相信的事情的方式吗？当然不是。他要表达的是以下几点。首先，他制作这则视频是因为感到自己被骗了。被西方、特别是被西方媒体骗了。唐杰在杭州附近的一个小镇长大，但他又不被局限在杭州小镇，因为因特网把他和外界的西方信息联系起来。他定期阅读《纽约时报》，浏览BBC网站和《明镜周刊》，他会德语和英语。他对西方媒体有着很高的期望值。他接受我采访的唯一原因是，他知道《纽约客》，也大概能理解我想做什么。
所以，当西藏事件发生后，他去阅读这些西方报道，发现完全扭曲了他所知道的真实历史。这也是为什么他感到被欺骗。因此，他用让他对西方信息着迷的方式，反击西方媒体。
这个案例另一部分不那么令人愉快。在我看来，他患有货币战争综合症。《货币战争》是他读过的一本书，正风靡中国。这是一本文化水平一般的人把阴谋论和全球金融讨论混杂一谈的书。书中说中国是全球金融体系某种程度上的受害者，美国通过种种努力阻碍中国达成其期望的目标。这是促成他形成自己理解的背景原因之一。
第三点是最近的政治经济事件。他看到这几年，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欲购买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遭拒。这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影响，而且与中国公司的构架显然不合，至少美国公司若进入中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二，这件事发生在去年春天，中国向美国投资，特别是在美国金融服务和美国金融证券领域，他说，中国花了巨资购买黑石集团的股份，遭受巨大亏损。我们受到什么诱惑去做这种投资？我们到底在玩什么游戏？规则是什么？考虑过中国的利益吗？
他的这些想法当然并非完全是个人观点，他就是那种我们现在所说的，会在网上与志趣相投的人在社区讨论问题的人。在现实中，他会和五、六个同在复旦念书的研究生同学分享自己的想法观点。他们都是学政治哲学或者政治学，有很好的工作，是体制的获益者。他们有的在银行工作，有的当记者，有初入职场的复旦工作人员。他们是现状的受益者。所以，他们对中国整体体制有憧憬，并且不希望推翻现有体制。
当然，另一方面，这些人不是懦夫，不是好好先生，不会对中国体制全盘叫好。事实上，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只针对不公平、羞辱和污蔑。一旦他们觉得自己被不公平对待，就会追根溯源，就像在西方人们常常追踪中国信息源一样，等一会儿我会谈到。所以，无论他们对西方理念的把握准确与否，我觉得理解他们要表达的意思十分重要。他们对我们了解多少呢？他们真的能跨域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吗？
有一点他们误解了，那就是他们总是想象西方媒体有一种特别策略或政治意图，我们都是有组织的合作，并决定何时我们该写某方面的文章或者不写。如果我们报道西藏暴乱，就是为了表达潜在的、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和政治意图。我尝试过跟他解释美国新闻编辑部运转异常的真实情况，那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工作。但毫无作用。他依然坚信，从《纽约时报》和《卫报》中看到的观点代表着政府观点。因此，了解他们如何看待西方媒体非常重要。
第二，他们把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过分夸张了。我是说，他坚信，普通美国人都坐到一起讨论如何牵制中国，以稳固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当然，这没有恶意。我是说，实际上，他多少有点儿不太正常。想得太过头了。显然，他不信……我试着跟他讲美国人关心中国，也关心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但普通美国人没有在那里琢磨着如何排斥中国、阻止中国成为超级大国。
然而，他同时有着非常机敏的观察，这一点我十分佩服。从正面来说，他对西藏问题在中美外交中的特殊角色有着精准的理解。正如他常常问我，为什么你们要关心西藏？这跟美国人有什么关系？我回答，事实就是没有道理可以解释。我是说，西藏对一些美国人来说，具有神秘的信仰意义。对于其他人，则是一个政治问题，关乎中国是否遵照宪法，允吴在中国法律下的宗教自由。他对这部分饶有兴趣。我想他是对的，去年春天的事件在中美关系上的确十分重要。
那么，中国有多少唐杰，有多少其他类型的愤青呢？我想中国校园里应该没有那么多斯特劳斯迷。他不是常规标准。另一方面，非斯特劳斯迷，那些愤怒的甚至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就像李开复提到的易于轻信的人们，难以从复杂微妙的信息中明辨是非。唐杰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懂得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模式，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他知道自己所读过的内容将在中国的互联网上火爆，他掌握中英文，这非常难能可贵。
但广泛地说，他所接触的思想观点并不能代表当前多数中国人的观点。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去年的数据显示，九成中国人支持政府的方针政策。与此同时，在美国，只有两成人支持政府。
但我们并没有确切地掌握，有多少人坚信他支持和呈现出的这种辛辣风格的爱国主义，有多少冷漠的旁观者？有多少人点击他的网站观看他的视频，又有多少人不认同视频里所呈现的精神，有多少人会说我愿意成为这种交流方式中的一员？这是谜团的重要部分。
唐杰受到了何种影响？这是一个很宽泛的问题。去年春天尤为重要，在奥运会召开前的几个月，中国政府已经失控。他们花了好几个月缓和由中国和平崛起引发的海外紧张局势。实际上，中国政府不喜欢“和平崛起”这个词，更愿意提及“和平发展”。然后，诸如唐杰之类的民粹主义者站出来说，事实上，我们对于今天的国际地位非常自信。
我想换个角度来说，奥运会之后，唐杰和他的朋友们对贪污及滥用公共基金有了全新的、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们像谴责西方媒体批评奥林匹克一样谴责贪污腐败。所以，唐杰开始给我发送大量电子邮件，因为他是我朋友，我们时常见面，但他依旧常常给我发送邮件，内容讲述成都官员滥用地震公共捐款、中饱私囊的信息。他还发送了在帐篷周围建的漂亮商住综合楼的照片。同时，他还给我看与他同样的人对此展开的谴责举动。然后，他说，我们不单是指责你们，这关乎公平。他的观点是可信的。
因此，正如今天的话题所指，我们不得不思考思考愤青的原因是，他们的愤怒让我们焦虑。但我们不是唯一焦虑的人群。事实是，如果你是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这事儿会让你更加苦恼。因为你会发现，中国的历史正由一群活跃的中国青年人书写，他们的行为与美国或者西方批评奥林匹克的行为同步发生，这一切也能转换成其他事件，因为唐杰及其同仁并不完全忠诚于共产党，他们只忠诚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和光荣的中国历史。正因为此，他们具有多变性，随时可以改变效忠的时间。因此，来自北京的压力远远多于来自海外的压力。非常感谢。（《纽约客》特派驻京记者埃文·奥斯诺斯：中国有多少个唐杰？）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斯坦利·罗森：中国青年不愿冒公开的政治风险。）罗森博士：嗯，我想我的观点将与前几位演讲者产生极大的共鸣。
最近，我在撰写一篇文章，关于重大事件的纪念活动（比如2009年秋天的周年活动）是否会影响到年轻人阵营立场的划分。我想直接谈谈我的简单结论，但在此之前得兜个圈子，先谈谈中国青年。
由这个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李开复和其他人）所描绘的中国青年人形象基本一致。例如，直到2008年，我们很容易从中国媒体上看到，青年人被抨击为“自我的一代”，（我在此引用媒体的话）批评他们，“依赖性强、反叛，愤世嫉俗而势利，以自我为中心，崇尚平等。” 中国媒体还说（我在这里依然引用原话）他们是“中国第一代大懒虫，沉迷网络游戏，吃连锁快餐，是好莱坞电影的忠实观众。”
然后突然之间，2008年5月12日，四川地震爆发。整个中国媒体报道完全转向。那些批评青年的媒体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开始大写特特写赞扬青年的美德和利他主义行为的文章，这不足为奇，因为“他们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学到了无比的激情、仁慈和勇敢”，这里我还是在引述，最后，媒体又说，“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成就的受益者。”所以说，当他们与党国对着干时，他们就坏，当他们在党国的关怀下成长起来，他们就是好的。因此，媒体态度转变巨大，这些完全不同的画面很难协调，他们既是朝气蓬勃的青年，同时也是愤青。
这一事实反映出近年来各种事件的持续影响，一些中国评论家将这些互联网上的民族主义者归结为“受到平民毒瘤感染的网上红卫兵。” 所以，所有形象已经面目全非。这种相互矛盾的影响塑造了今天中国青年的态度和价值观，特别是在沿海富裕地区。他们的观念受到国际潮流的强烈冲击。同时，他们又很务实、重视享乐，更在乎好的生活质量和赚钱。你能发现来自西方的国际主义和物质主义影响非常深远。但你又能看到第三种冲击，常被称作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这代表着更广泛的推动力，对我来说，这不仅包含着中国对于外部侵略的反抗，同时还包含爱国情绪，以及许多地震志愿服务人员表现出的自我牺牲。我认为中国青年人能够在不同情境下、甚至在相同情境下，表现出不同的特质。这有一个例子，关于前面李开复提到的抵制家乐福事件，我们采访了很多人，一些人认为参与短暂的抵制活动是爱国表现，但他们都在5月1号抵制活动开始前把超市的优惠券用完，将自己所需物品提前买齐，然后开始抵制家乐福。你看，在这个例子里，国际主义、物质主义、爱国主义或者说民族主义同时表现出来。
现在，公众观念调查显示，大部分中国人非常看重钱的作用，对中国青年人的生活来说，物质条件十分重要，但同时对我来说（正如李侃如博士刚才说过，这正是我做此事的目的所在），我也不清楚，也吴五六十年后，青年一代会因为极其坚信某事是正义的，愿意为此做出牺牲。当类似四川地震的事件发生时，它为理想主义提供了表现的途径。我要说，这种理想主义古已有之。当我为研究文化大革命而采访红卫兵时，我发现毛泽东年代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它就在那儿。现在每一代年青人差异很大，信念系统差别很大。但理想主义还是有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游走中国，那时候国际主义远远强于爱国主义，那时候常常与我讨论的的一些保守派朋友给当时的学生态度贴上了逆向种族歧视的标签，他用的是“逆向种族歧视”一词。
那时候我在中国旅行与大学生聊天，我发现很多学生丢弃了中国文化，令我十分震惊。而很多政府政策力推西方模式，几乎完全相信来自BBC、VOA等西方媒体的报道，萨特、尼采和弗洛依德等西方哲学家备受推崇。这在我看来十分幼稚。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政府越阻碍西方进入中国，就会有越多的学生认为政府对其所作所为遮遮掩掩，正如欺骗西方一样。这也是《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王晓东出于爱国主义发起抵制电影《色戒》行动的原因。
现在，我们讨论一些埃文和其他人的谈论内容，如今，80年代末那种毫不畏惧、不加批判的国际主义，已被威斯康星州一位教授呼吁的新解释框架所取代，将追求国家利益视为国际关系的最终目标。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国家利益，西方媒体源所发出的任何信息普遍受到质疑，受过良好教育、消息灵通的年轻中国人假定，这样的报道一定是为了推动亲西方思潮。正如我们追求国家利益，所有西方国家也追求国家利益。从西方得来的东西（无论是人权问题，或其他被假定促进西方利益的事物）必定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现在，年龄群体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非常常见，正如李开复在年代问题上再次谈及的，我想利用剩下的时间，谈谈最受人关注的所谓80后，也就是1980年至1989年出生的人。这大约有2亿人。他们一直被中国媒体无休止地谈论着。我有四页讲义落在外面。我怀疑很多人拾到了。其中有大量调查数据，在讲义的第二页提及了60后和70后（也就是60-69年出生的人，以及70-79年出生的人）对80后的看法，他们如何看到自身，以及几代人的差别。显而易见，早几代人认为80后更肤浅、更自我为中心、更加物质化。这比80后自己的看法尤甚。 
这种情况在其他调查中也很常见。 
在讲义的第三页，有一幅关于80后和90青年的漫画，与肯谈到的一些内容相似，展示出这几代人身上的迅速变化。如果你看过80后和90后的博客，你会发现他们在相互攻击。
这些要么在证实一句众所周知的中国话：“一代不如一代”，更可能的情况是，每一代人都非常渴望将上一代人从舞台中心推下，这看起来相当普遍。
因此，从代间批评的角度看，我觉得，认为上一代青年更加糟糕的想法并不奇怪，不论是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成为共产党的驯服工具，还是60年代中期毛泽东时期的红卫兵，下一代人都没有得到上一代的支持，上一代认为下一代如果没有更多缺点的话，至少是愚蠢的。
现在，我想我已经做完了我的报告，约9分钟。因此，在余下的时间里，我想谈一些调查数据，涉及到政治参与的问题、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以及中国和西方政治制度的对比。因为我认为结果令人吃惊，而且我因此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正如李侃如教授所说，它也显示出青年的态度和行为具有复杂性。
在我讲义的最后一页上有一份内部调查报告，或限制外传的调查，调查由中国科学院主持，在33所中国大学的历史系学生中进行。其中提出了21个问题，在我落在外面的表格中，我公布了三个问题的调查结果。 一个是关于信仰系统，调查发现约73%的人选择“个人奋斗”作为自己的信仰体系。另外10%表示，不知道自己的信仰体系。而约17%的人表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是不足为奇的。
此外，超过94%的人承认，他们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即使超过82%的受访者认为西方影视产品传播了西方的政治观念和西方的生活方式，给他们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但只有不到12%表示愿意否定此类产品。 
超过50%的人认同美国文化概念，只有17%的人不认同它们。
甚至在类似“自由主义”的问题上，61%的人认同自由主义，并认为其具有普遍道德意义，尽管他们知道，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的一部分，民主制度的基础与西方资本主义紧密相关。 36%的人赞同三权分立的概念。而且，只有较小比例的人，低于50%的人不赞同。 
还有一个调查，我的时间不多了，我有很多朋友在中国做的调查，其中有许多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未被发表。但我在邮件中只收到朋友寄来的一份调查，很长，是他在北京五个最优秀大学调查的初步结果。他的工作是培养政治工作者，所以他对结果很是惊讶。 
结果显示，人们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的支持，远高于对中国政治模式的支持。例如，大约75%的受测试者喜欢或比较喜欢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只有约4.2%的人比较不喜欢它。受调查的505个学生中没有一人表示完全不喜欢三权分立。 
他的调查中谈到了埃文所涉及的问题，对他来说，很显然学生们认为美国模式在打击官员腐败的斗争中是必要的，至少是特别有用的，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垄断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他还讨论了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局限性。 在政治参与方面，我本来想谈谈共产党以及入党动机，但现在我要略过去。 我要展示一个参与性调查，因为我认为它很能说明问题。 北京市共青团的年度调查涵盖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在2005/2006年，他们发现约75%的青年表示愿意参与政治。而在前几年，愿意参与政治的人数不到50%。因此，他们非常兴奋。 但是当你更仔细地研究他们的数据，并分析结果，你会发现，实际上大约只有10%的人对参与政治抱有热情。当你了解了“参与”的实际含义时，结果更有说服力。当被问及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参与时，72.5%的人说，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参与，尽管他们在态度上愿意参与，他们却没有去做。行动是另一码事。 
11%的人说：“当我参与政治的时候，它意味着我向家人或朋友表达我的意见。”大约6%的人说：“我通过在互联网讨论中表达意见来参与政治。”而只有约0.5%的人表示，他们会联络党或共青团组织来发表意见。
因此，这些类型的调查清楚地向我显示，共产党的国家机器确实已经从大多数青年的日常生活中退出。 好吧，我的最后一点，也是我的最后一分钟。所以我的结论是，尽管2009年是所有重大事件的纪念日，但是，中国青年看来不大可能对政权构成直接威胁，因为他们采用务实的、以成功为导向的方法。这些80后一代已确信公共服务将为他们的私人野心服务。因此，政治参与实际上是通过朋友、家人、匿名互联网活动的私人参与。入党仅仅是获得好工作、过上舒适生活的投资。
很少有迹象表明，这一代人将冒任何公开的政治风险，特别是在领导层仍保持统一之时。
现在已经15分钟了。如果我还有5分钟，我将验证我所说的论点，给大家一个不同的理由，包括埃文最后得出的结论：中国领导人面临何种危险。但我没有时间这样做。（鼓掌）
 
莱特（长滩加州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特雷萨·莱特：中国青年对民主的态度。）莱特博士：嗨，大家好。我要感谢大家的光临，并再次感谢李博士邀请我参加这个活动。
我今天的演讲，我想稍微退后一步思考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中国青年，他们的愤怒和我们的焦虑，而且更广泛讨论中国的问题，这些讨论将帮助我们审视我们对于中国发展做出的假设。更广泛的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关系的一些假设。
在美国决策者及学者中间存在着很普遍的猜测, 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与统治阵营之间出现紧张关系。如果有时间，我会在此引述西方领导人说过的所有支持此观点的话。要是我们仅仅继续任由资本主义在中国蓬勃发展，要是我们鼓励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那么中国人民呼吁最终成功实现自由民主改革是迟早的事。 因此，我认为中国的情况，尤其是中国大学生的情况，对于验证这种很常见的假设是非常有用的研究个案。
事实上，看看上世纪80年代，或者说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大学生，这种假设似乎很合理。在这段时间，中国学生（也就是大学生）与执政的共产党政权日渐疏远，事实上，那时出现了一些非常著名的大学生集体抗议活动，有时候甚至是与执政当局公开对峙。
因此，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段时间（我称之为“后毛泽东时代早期”），中国大学生看似完全扮演起民主先锋的角色。 但是，从90年代初开始，大学生的角色已经完全不同，政治态度与行为已非彼时所见。
首先，我们看到这些大学生向党组织靠拢的愿望愈加强烈，对加入共产党兴趣更浓。现在的中国大学生经常争论，而不再走上街头批评共产党的政策。从很多的例子中可以窥见一斑，大学生看似支持共产党。西方某些人或许还会把中国学生看做是执政共产党的维护者。
因此，自从90年代初以来的这种发展趋势自然让很多西方人大失所望。我觉得，这是我们看到今日中国青年而感到担忧的根源。现实并未按照我们的想象去发展，尤其是过去20年多年间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与改革在中国持续发展，这不是我们希望中国发展的方向。
今天我所要做的，就是从某些方面解释我们在“后毛泽东时代早期”与“后毛泽东时代晚期”（或者您也可以说，89年以前的大学生人群与89年之后的大学生人群）之间所看到的这种变化。不过，与此同时，回到前几位发言人所讲到的许多观点，我也要强调的是，太过夸张这两代人之间的差别不完全正确，不太合适。而且，事实上，我们要重新评价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中国大学生是何种程度上的自由民主先锋。同时，我们还要仔细思考，90年代初以来的中国大学生是不是真正支持中国共产党。
那好，我们先简单谈下“后毛泽东时代早期”（比如89年以前）与“后毛泽东时代晚期”之间，中国大学生间政治态度与行为的差别。
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中国学生对中共党员的兴趣日渐减少，入党积极性也不高。同时，我们也可以举出一些真正与执政党有关的集体政治大讨论的著名例子。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86年与1987年秋冬之际发生的那一次。当时，人民渴望实现自主选举地方人大代表，学生受到这一期望的鼓舞，组织了多次示威游行。示威游行最早发端于安徽科技大学，但是很快就在各大高校得到回应，迅速蔓延至全国。 学生除了要求更多参与地方选举之外,还对生活条件恶劣等琐事充满怨言,其中包括食堂伙食质量差这样的具体问题。但是，他们还抱怨社会上的所谓“精英”地位与毕业以后相对较低的工资间的差别。考虑到中国经济在此期间已经开始放宽限制，在许多国营企业之外，没有大学文凭的人越来越富，这种分化更加令他们不安。 但是，同时我觉得，即使在1986年与1987年，学生也没有挑战政权的合法性，从未呼吁多党选举或大众政治选举权，缺少明确的自由民主需求。强调这一点很重要。
（此处略去...）
好，现在我们再回到1990年后的大学生人群。要是仅从更表层来看，所见将完全不同。
首先，入党的兴趣高涨。这一点，罗森博士与其他人都已详细谈到。然而您可以看到，这些示威并不是抗议或反对共产党，而是意欲捍卫中国，或者为共产党辩护，反对所谓对中国或中国政治体制的攻击。
所以……埃文·奥斯诺斯已经谈到了去年春天西藏暴乱所发生的事情，我就不再细说。这是我所谈论的抗议中的一个实例。大家也可以回顾1998年美军轰炸了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的时间，当时也引起了类似集体行动，反对西方，尤其是反对美国。2005年，人们认为日本修改教科书，抹杀日本二战中对中国的侵略行为。那时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因此，总得来说，您所看到的“89年前”与“89年后”大学生的态度与行为明显不同。
接下去，我试着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变化。
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后毛泽东时代早期”，学生（大学生）是为数很少的社会精英阶层。整个80年代，事实上一直到现在，进入大学都是由学生参加全国高考的成绩决定的。只有4%（这是在“后毛泽东时代早期”），参加高考的学生中，最终只有4%被高校录取。
其结果是，从70年代到80年代，大学生只占中国公民的千分之一。所以我们正在谈论的人群占人口比例小之又小。当时毕业大学生只占总人口的1%。因此，在从70年代末到80年 代末的“后毛泽东时代早期”，大学生构成了非常精英化的社会阶层。
其次，“后毛泽东时代早期”，大学生实际上一毕业就肯定有一份好工作。那是因为，当时国家基本上仍旧给所有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现在，随着经济自由化，私营企业形成，大学生（此时仍旧是公民中小之又小的精英）在国有企业之外找到好工作的机会增多。
再次，从70年代到80年代，党内领导层有明显分歧，这些分歧主要围绕经济、政治改革的进程与范围。
其结果就是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政策明显摇摆不定。从某些程度上来说，让学生抱有希望，觉得之后的政治会更加民主化，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不可避免的希望破灭。因此，政策上也就更加反复无常。
此外，有一些党内高层至少某种程度上明确支持深化民主政治。这些相对倾向于政治民主化的党内高层精英的存在，为大学生们带来了类似的意识形态，让他们以为在党内获得了支持者与保护伞。
最后一点是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后毛泽东时代早期”，经济改革相对比较新鲜，相对令人振奋，而且也相对不稳定。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党内高层中存在分歧。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文化大革命尚记忆犹新，我认为正是因为这一点，党内很害怕分裂，以及由其带来的混乱。因此，这段时间所有这些因素造成的整体结果是，更有可能产生矛头直指一党政治的集体行动，更有兴趣将西方模式作为替代模式。
同时，再强调一遍，即使是“后毛泽东时代早期”的大学生呼吁“民主”，但是，他们没有呼吁多党选举，没有呼吁大众政治选举，没有要求终止共产党统治。相反，他们只是要求更多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制止官员腐败。
好，那么，90年代以后我们看到的又是一番什么景象？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情况。
首先，高等教育大部分已经实现市场化。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讨论，如果有人想要了解更多细节，可以参考一下罗森博士所写的一些文章。
中央政府已经大幅削减高等教育的资金投入，这势必造成多数大学收取学费。对许多想要上大学的人来说，学费太贵，无法承担，对高等教育望而却步。
这就造成从90年代初期开始，来自经济特权家庭的中国大学生越来越多地受惠于改革开放。 这些家庭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受益者。重要的是，许多特权家庭通过利用与执政共产党的关系，获得经济利益。那么，就出现了一个大问题，90年代初以来的大学生更多的属于经济精英阶层的一部分，而非社会精英。大学生越来越多地来自于与共产党有直接联系或利益关系的家庭。
90年代初以来的第二个变化就是我所说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而且这已在一定程度上讨论过了 。
中央大力扩招，初高中教育的普及也远远超过“后毛泽东时代”早期。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后毛泽东时代早期”参加高考的人群中只有4%可以真正进入大学，而到 2003年，这个比例上升60%。大学生入学能力实现了大跨越。正如李开复博士所言，中国大学生数量增长了六倍。
从1997年开始，政府终止了大学生工作分配。您可以把这一点与大学生增加联系到一起。因此，更多的学生入学，更多的学生接受大学教育，但是，毕业后不能保证工作。
这就是说，现在有很多致富机会，但是要找个满意的工作更难。现在的大学生和毕业生不得不自谋出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看到罗森教授所谈到的问题：把加强与共产党的联系，视为一种工具。由此他们可以得到好工作，获得物质享受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
以上问题对中国受大学教育人群产生的最终后果就是，挑战政治体制的欲望下降，加入其中的欲望增强。
除此之外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自90年代初以来共产党高层在反对深化政治改革与支持继续经济改革方面，或多或少比较统一。这样，时间到了。嗯，还有一分钟？好。
其中的含义是，在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之中没有人支持深化政治改革。
现在一分钟内尽快说完。我想强调在“后毛泽东时代早期”与“后毛泽东时代晚期”之间，大学生的政治态度以及行为有明确的连续性。
首先，一个共同的主题是对共产党内部腐败的批评。意思就是，今日的大学生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共产党的拥护者。
不过，这两个时期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缺少渴望系统性政治转变的明确愿望。我要说的是，“后毛泽东时代早期”的大学生也不是我们以往所认为的纯粹自由民主人士。
好吧，就到此为止。
（掌声）
 

吴旭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媒体与公共关系助教吴旭：中国愤青需要走向成熟。吴博士：谢谢李成主任，谢谢布鲁金斯研究会组织这次研讨会。谢谢您的光临。
很高兴最后一位演讲，我发现其他演讲人都已谈了所有要点。那我就另辟蹊径。
今天我们所谈的主题是“愤青”。尽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事实上，90年前、50年前、20年前，我们也可以涉及同一个主题，甚至保持副标题不变。
但是，是什么造就了特别的一代人，或者说是什么使“愤青”群体显得特别而有影响力？我认为有两方面。
其一是中国的现状。现在的中国已非昨日中国，变化巨大。
第二个要点是科技。我们要谈的是互联网。这意味着，这一代人不仅仅是愤青，而且受到良好教育，见多识广，有良好的社会关系，甚至精通科技。因此，他们不仅仅是在宣泄愤怒，其中一些人甚至形成组织，付诸行动，这在以前从未有过。
那么愤青是什么样的？他们是谁，为什么愤怒，对什么愤怒？
下面来看一个数字，值得思考。根据最近的调查报告，当前中国约有三亿网民。不错，这差不多是经常引用的数字。
我觉得，另外一个数字更能说明问题。三亿网民中超过75%的年龄在18到35岁之间，同意吗？超过75%的网民是18岁与35岁之间的人群。
这一数字不仅比此年龄段在中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大，而且要比世界上任何有网络国家的此年龄段人口比例大，都极不相称，这就使得这个群体更有活力、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好，而且在网上精力充沛，荷尔蒙旺盛。
因此，我们也来看看这个年龄段，差不多都是35岁，小于35岁。他们一出生时，中国已经开始大步发展，对外开放。1979年，邓小平决定：好，我们要开放，我们要改革。
因此，三亿人中的多数，其中的75%都生长在这个发展有点令人心潮澎湃的历史性年代。中国的发展伴随着他们的成长，发展、发展、再发展，是吗？这就是崛起，
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是如此的自豪。他们是非常不同的一代人，不要说他们的父母，就是与游行那一代人也区别甚大。差不多就小个十几岁，两代人的经历已是大相径庭。在这代人的生命中，经历了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增长，这有点儿太令人振奋了。在短短的30年时间里，人民收入每七年就会翻一番。
过去30年里，人民收入翻了一番又一番。还有什么要抱怨的，这就足以让这代人信心倍增，充满自豪。上一代的“愤青”的情形可不是这样。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在这新一代非常骄傲的年轻人（愤青）当中存在着巨大的认知差距---对于自身的期望，或对于自身的自我认知，还有自我认识与西方媒体认识之间的差别，或者说与西方媒体对中国认识的差别。要让外国或外国文化真正理解中国都特别困难，更不要说改变，要彻底改变对一种远东文化或文明的认知更是难上加难。
因此，旧中国、也就是共产主义中国挥之不去的影响，与年轻一代的自我认同形成对照。
在社会心理学中，有种镜中自我理论，即认为自己与期待的那种人相似，那么，这句话应该这么说，“我觉得我就是你心目中的我。”
我觉得我就是你心目中的我。那么，你完全依据于人们对自己的认知而确定自己的身份。因此，你以为其他人对你有很高的自豪与很高的期望，但是别人的认知与你自己的自我认同却不一致，或者说至少不相容。
那么，这就会引起挫败感与愤怒。那就是造成这种社会心理的真正导火点，也就是为什么这种情绪影响这么广，而不是只在一小撮人中有影响的原因。
还有另一个在过去并没有的因素，那就是互联网。互联网不仅仅是人们交流的媒介，而且还有巨大的组织力量，甚至攻击他人。不是吗？来看看1999年与 2000年间，那时在中国黑客组织与美国黑客组织之间发生的网络战，甚至还有其他几个国家一起搞对抗、破坏，攻击了许多网站，这确实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与先前的民族主义者和任何其他“愤青”都有所不同。是的，要是平常，他们就是示威，别无他法，不是吗？没人报道，就没人知道。但是，现在他们可以破坏，可以捣乱，甚至干扰你们之间的交流。那就会有很大麻烦。
其特点又是什么· 事实上，我写过一本讲中国网络民族主义者的书。我追溯这个运动，从1994年讲起，那时互联网刚刚进入中国。从那以后……这绝对是个分水岭，从那以后，尽管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具有传承性，但是人们的组织方式、实施自己想法的方式都与以前的人不同。
那么，这种新的思想意识或运动的主要特征又是什么？
有多种特点。首先，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或者说中国的这种“愤青”并未得到官方支持，而是草根运动。一个非官方操作的草根运动。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许多外国媒体一报道类似事件或者不论报道什么政治事件，都不自觉地猜测背后有中国政府操控，要进行控制，甚至有意激起愤怒并加以利用。
是的，有时候确实会这样，因为中国政府会持一种默许的态度。当中国政府的议事议程与这些中国民族主义者一致时，那么，中国政府的态度就会有点低调，放任发展。但是，有些事件中，彼此之间许多想法并不一致，那就会引起许多矛盾。即使是中国政府也可能需要对会引起麻烦的类似事件持非常谨慎，甚至担忧的态度。
现在我举出几个这种彼此间想法相冲突的例子。例如，大概在2002年或2003 年，中国政府想要对日本保持克制。特别是他们想要与许多日本公司或投资增进联系或保持友好关系，因此就不想渲染钓鱼岛或者其他类似有争议地区或领土的冲突问题。
然而，中国网络民族主义者却要推动这类问题。例如，他们在网上集资，租用小船，然后来到钓鱼岛，宣布对该岛拥有主权，麻烦随后接踵而至---不仅仅是对于这个特殊的团体，因为他们被日本海岸警卫队抓捕，而且让中国政府也很伤脑筋。这件事完全把中国政府推向窘境，由于中国政府不能拿这个合法性问题冒险，那么，中国政府就不得不宣布民族主义者的倡议。这完全违背中国政府的意愿。
此运动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现代性。我之所以用“现代”这个词，是因为与过去的民族主义者相比，就现在年轻人的阅读习惯、他们的哲学、对外部世界的理解而言（其他演讲人已经谈到），他们更具自由主义，更加激进。这意味着他们不仅仅是对自己，而且对整个世界的理解更透彻，认识更宽泛。
他们的决策（例如，您只要看看由非常活跃的网络民族主义团体组织的几次示威游行），他们的每一次决策事实上都是基于民主投票选举制度来完成。只要它们想要攻击一个外国网站，这些人就会选出自己的领袖，经过投票过程来做出最后决策，这与之前其他的民族主义运动大为不同。
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其传播方式并不仅仅是从中国大陆到外界的单向交流渠道，而是双向渠道——由内向外，再由外向内。这与过去的完全不同。
但是，20年甚至10年前的民族主义就不存在这种情况。特别是，大家应该记得去年，他们对（我称之为“坎坷的）火炬传递的愤怒。你会发现，愤怒最初不是来自于中国国内，因为最初国内封锁干扰火炬接力的报道。所以，大家就会发现最初的愤怒事实上源自于国外的年轻人，他们居住、生活于国外。那么中国政府也就不可能完全控制、操纵他们的愤怒和行为，或者唆使他们。
因此，前前后后我们会看到很多挑战，完全都是一种新现象。
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不是积极主动的，更多的是被动或防御。这或许会让我们感到几吴宽慰，因为他们并没有攻击性，或积极主动推动中国的议事议程。其更像是一个个特例。例如，过去几年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那些黑客组织对美国政策不满或愤怒，特别是1998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2001年一架美国间谍飞机与中国飞机相撞。在这段时间，您会注意到愤怒达到高潮，或者说爆发民族主义情绪。但是9/11之后，随着美国政策注意力转向其他地区，大家会注意到中国年轻人间的反美情绪或者说敌对情绪逐渐减少。
所以说，他们并没有特别针对某一国，或某项政策，就好像是只针对问题本身。就是这样，像是神经过敏问题，更多的是被动而非主动。
所以，这就使其表现更加灵活，但是另一方面也就更加难以控制，甚至将来会向何处发展也难以预测。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什么会触动这处于休眠状态但强大的敏感神经，这可是存在于一个巨大的群体当中。大家可以试着想象一下。
我之所以称其为“草根运动”，有多个事件可以说明。例如，2005年，中国网民不赞成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政策，尤其是在那段时间日本申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多个网站组织在线请愿，反对日本申请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年半时间里，超过四千万人在请愿上签名，尽管可能有重复的，有一些人使用假名来发帖子、签名，但这还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不仅对中国政府，而且对任何政府来说，或对任何相关政党来说，这都是个庞大的数字。
总之，我们都知道，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但是这里所说的中国网络民族主义，不仅仅是双刃剑，还是把没有手柄的剑。
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它会击中你，它的毁坏力到底有多大，会如何伤害到自己。即使是共产党自身，也要找到一种调节这种愤怒的途径，而且这是一个潜在危险。
好的方面，或许我们可以预见得到、让我们舒口气的好的一面是：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不会持续很久。这就像年轻人想要确定自己的身份，因此，只有当一个国家进入国际社会时这种情绪才会较为多发。
尽管中国是最大也是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但是在其谈到国际一体化时仍略显幼稚。所以，就像年轻人初次步入社会的反应一样，中国真正进入外部世界时会发生这样的事。中国可以找到许多对照物，可以找到很多与自我认同不太一致的东西。不久以后，随着逐渐成熟，逐步理解，与外部世界交往增多，我觉得这种反应会逐渐平息下来。但那是将来的事了。那时，中国要成为一位真正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因为那时的中国已经足够成熟，可以真正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我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或许20年以后，我们不会再谈论愤青，这是我们最大的期待。
好的，谢谢。
 

会场互动答问环节李侃如：首先，非常感谢四位非常精彩、内容广泛的演讲，你们确实提出了很多重大问题。
我已经等不及来发言了。虽然在座各位已是急不可耐，但还是让我来提出一两个问题，这只是为了照顾在此讨论组中还有愿意谈此类问题的人。这几个问题主要是为了涵盖我们所讨论的所有主题。
我要提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们所说的有多少适用于青年工人、民工以及初高中毕业生？您知道，不是说上初中或者高中的学生，而是毕业进入劳动市场的那些人。或者说我们谈论的问题只是更多地反应一个更有知识的群体吗？
第二个问题：中国年轻人什么时候具有了政治意识？您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形成政治思想吗？我在高中的时候，政治就没有战胜过运动与性。我想知道现在中国的情况。
最后一个问题，这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今天我听到所有人的谈话中都强调年轻人中联系方式的变革，对吧？他们有能力通过数字网络进行沟通，可以知道别人都在做什么，获得信息，等等。
您觉得在中国青年中已经形成一种社会伦理了吗？我的意思是，中国传统有很强的社会伦理价值观。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有很强的社会伦理价值观，而且现今不同的社会伦理价值观仍旧强大。
而我的判断是，改革之中真正崩溃的是一致认同的社会伦理。我想知道，你们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这样的事正在发生，或者人们是否可以通过网络将其复原？但是在年轻一代中却没有太多诸如平等、民权、暴力的作用，你知道，它们构成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社会一致认同的价值观。 我所问的这三个问题都是特意设计来概括整个讨论主题的。你们对这三个问题有什么简单的解答吗？我要指定一人——埃文，如果您不站出来，我就会使用您所说的“军事自愿”了。埃文不要站出来，其他人后退，那好，就选埃文来回答。
奥斯诺斯：我觉得最后您要谈到军事问题。
李侃如：当然，当然。
奥斯诺斯：我想针对社会伦理问题谈一下。我相信，现在普遍承认中国存在“信仰危机”。 信仰危机是大家经常会听到的一个词。信仰是把人们联系起来的基本连接纽带，无论儒家思想还是社会主义思想都因自由市场的发展而衰弱。而且正如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过去30年里，一切都已颠倒过来，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
我也是不止一次听别人说这样的问题，像邻里之情这样过去被珍视的最基本价值观受到很大质疑。我认为，这就是现在你听说很多年轻人精神流浪的原因，无论走向佛教、基督教还是邪教，人们都在追寻。他们在寻找某种精神依托。
李侃如：谢谢，斯坦？
罗森:：好，我来简短地谈一下。这个问题我也谈过了，但是如果您看一下针对不同代人的调查，60到70年、70到80年的两代人确实会认为80年代与90年代的年轻人缺少如您所谈的那种伦理价值观。
80与90年代的年轻人在彼此交谈的时候，一般会因为同样的问题而互相攻击。要是看下外面的卡通……不知道多少人手里有我的讲义……我这儿有一副漫画，80年代与90年代年轻人彼此争吵，基本上都在说看了同样色情的日本录影带，或者说自己受愚弄，不了解国际事务，等等。
因此，我敢肯定在中国一定有一种看法，认为年轻人缺少与前辈相同的伦理价值观。
由不同年龄的作者写的，关于不同年龄段人群的书也不少。年轻人对上几代人的看法是，“哎！你们只会按共产党的指挥办事，你们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伦理价值观。只是照章行事，是被驯化的工具。”所以，我觉得几代人之间会彼此不满。
正如您所说的，每五年就会出现新的一代。不过我觉得还是会有问题。
李侃如：谢谢。还有谁要发言？泰瑞？
赖特：好，我来说几句。首先我来回答关于其中一些特点是否适用于普通工人，农民等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的问题。
我从没有看过任何……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任何关于民族主义的数据。但我们有很多信息可以证明，反腐败情绪普遍存在。不仅仅在大学生或年轻人之间存在，而且在私企与国企的“普通”工人与农民之间绝对存在。
我觉得，大家一般所看到的都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政权合法性的分歧”，意思是说，多数人敬仰国家政府、中央领导人、共产党高层，把他们看作是善意、好心的，但是对地方政府，地方商人等等的看法却不一样，把他们看作是腐败等问题的祸根。我觉得那就是在多数社会经济领域大家所看到的共性。
其次，谈到信仰危机的问题，我觉得这也是描述大多中国人群（不仅仅是中国国内年轻人）特点的问题。例如，你能看到90年代初期XX功信徒数量暴增，其中大多数人并不是年轻人。大多都是中年或年纪更大的人，而且很多人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
（此处略去…）
李侃如：谢谢。旭，你要不要说两句？
吴：好，我就对社会伦理价值观，以及对年轻人没有儒家价值观所产生的担忧简短地发表一点看法。
我认为不只在中国有这种问题，这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年轻一代有叛逆倾向，不管是祖宗还是父母，都要对抗。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又发现自己越来越像父母。这是种周期性的东西。这是第一点。 另一点是，尽管有很多人想要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但是也存在憧憬过去的潜流。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还有什么所谓“新儒家思想”之类的运动。他们大量阅读中国国学的经典著作，他们设法尊重、甚至崇拜这些哲学。
而且，还有一点，我明白，我确实认为文化大革命毁了许多好的道德规范。我们不知道留下了什么。我们可以做发掘工作，不仅仅为了这些青年人，甚至为了我的父母，或者其他的老一辈人。
李侃如：很好，主要是为了未来。好，下一个提问者。请先介绍一下您是谁，提问题时请提得简短些，谢谢，因为我们只有30分钟。
陈：好的，我叫陈超，自由通讯记者。我观察到一点，并且有一个问题。
我认为年轻人有机会能够表达他们的观点很好，给我的感觉是那些年轻人很自信，我觉得他们认为自己的未来由自己掌握。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标题，“愤青”，或许改为“充满活力与自信的年轻人”会更好一些。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在现今世界，西藏问题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想请与会成员告诉我们对西藏问题的认识和看法。谢谢您。
李侃如：我打算请一个人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座谈会不是关注西藏的，四个人回答会占用太多时间。
李侃如：先生，有许多问题都很重要。这次座谈会主要是以中国的青年人为主。谢谢。抱歉。好的，谁想回答。
罗森：好吧，我只想说一件事，我已经去过西藏很多次了，最近一次是在2007年。我只想说一件事，早先提到过，在美国您可以阅读奥维尔·谢尔的《影像中的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有股魔力。
我的意思是，我去新疆时，新疆人抱怨，“为什么每个人总是只关心西藏？我们这里也有问题，但是没有人关心我们。”
对西藏问题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大部分中国人都把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您去海外，会发现在欧洲和美国，人们都在讲西藏独立和西藏自治。
分歧确实很大。我能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彻底理解西方人为什么这么关心西藏。但是，如果回到30年代，1934年詹姆斯·希尔顿写了《消失的地平线》，1937年罗纳德·考尔曼主演了同名改编电影，“香格里拉”一词就是来自神秘的西藏。
在我的电影课上（中国电影课），我播放《农奴》之类的电影，这部1963年的电影就像是今天拍的一样，它的内容与今天中国对西藏的观点非常一致，解放军解放了西藏，奴隶社会等等，中国人的观点是始终如一的。
最后只讲一点，因为我也不想占用太多时间。
最近有一支高级别的代表团来过我们南加州大学，里面有一些制定西藏政策的高层领导， 其中还包括藏族人。与这些人的会晤深深吸引了我，因为我对他们说，“不错，你们的观点非常清晰，与达赖喇嘛没什么可谈的。因为他心目中的西藏仍是1959 年他离开时的摸样。你们的基本观点是，如果达赖喇嘛想谈判，他唯一能谈的就是回到中国的个人安全问题，或许会住在北疆。但是他什么都不能代表，从你们的观点来看，他不能代表任何人。”
他们说，“您对西藏的见解很深刻。”（笑）
但是从美国人的观点、或是西方人的观点出发，对大多数人来说，比起任何中国人口中讲述的西藏，他们受到理查·基尔的影响要更多。
李侃如：谢谢您。我们回到正题，有点跑题了。
提问者：谢谢您。我是彼得·盖普瑟，退休的非政府组织主席，在海外工作。我的问题是有关中国青年性别比例失衡的。因为独生子政策，以及非常偏爱男孩，肯定有数千万年轻的男性没有结婚，没有组建家庭，现在和以后十年都是这种情况。这对青年以及未来的中国有什么影响？
李侃如：除了令人沮丧（没有什么影响），我想您是这个意思吧。（笑）谁想回答这个问题？
赖特：嗯，我认为令人沮丧不是个好答案，您知道，您所提到和暗示的情况更糟。我总是说中国最担心的不是它的经济增长，而是当下不能找到伴侣的年轻男性越来越多了。所以……我认为男女比例失调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李侃如：您知道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事儿。印度也有这样的问题。很多地方有这样的问题。不出所料，这会导致性工作行业不断上升。会导致拐卖女性的非法交易不断增多，会导致新娘价格不断上涨。但最终还是会有很多男性无法实现组建家庭的愿望。
哦，抱歉，斯坦，您要说的是……
罗森：是的，而且会很快，因为我曾经研究过，10多年前，我曾对那部分做了点研究，情况不太妙。（笑）
奥斯诺斯：我们在说哪部分？（笑）
罗森：是调查工作。因为……（笑）
罗森：我还要推荐由李杨导演的电影《盲山》，这部电影正是有关拐卖女性的，它有两个结局，国际结局和中国大陆结局，中国大陆的结局很圆满。
但是在内部调查中我发现，许多因拐卖女性被捕的人并不被当做罪犯，因为他们（发生女性拐卖地区的地方政府，通常是绑架，认为他们基本解决了单身汉找不到老婆的问题）大多是残疾的，或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缺乏吸引力的男性。随着经济开始变好，这些男性首先就会花钱买老婆，他们会支付非常可观的一笔钱。
地方政府甚至说服人们给拐卖女性当帮凶的问题，他们确实在做一些事，但不是解决需要钱或需要伴侣的问题。事情变得非常困难，而且可能还要继续下去。
不过，再说一下，《盲山》讲的非常清楚，影片中整个村子的人都在对抗试图解救拐卖女性的公安人员。毕竟有些村民上当了，他们花了7000元、或者更多的钱买老婆，从村民的角度出发，“ 我们付了很多钱买老婆，你们给了我们什么回报？”
李侃如：这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李侃如：是的，夫人。
提问者：我叫伊莎贝拉·陈。毕业于马里兰大学。我有问题请教罗森教授。
您通过调查来做研究。我只有一个问题，您的研究样本在多大程度代表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年轻人？
我只是想知道，如果我是“人民”的一部分，那么谁给了你们权利代表我们？
所以在今天，当我看到西方学者们的研究时，我总是在想，他们注意到沉默的大多数了吗？因为许多人都是沉默的。但是出来讲话的人说些对抗中国政府的话语，他们的声音很高，他们的声音更容易被听到。
所以我只是想知道您是怎么看待沉默的大多数这一问题的。谢谢您。
罗森：好的，我来回答。
首先，谈到代表性样本，此时此刻我报告的调查源自中国的社会科学家或者中国政府，并非基于我自己的调查，我会尽量谨慎对待样本的。
但是，给您讲件我说过的一个事例，调查结果是由我的一位朋友发给我的，他几乎调查了中国所有最好的大学，有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和北航。
有趣的是，如果您观察北航的调查，您会发现，与北大、清华比较，北航学生表现出的态度更为保守。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在这些大学的学生，尤其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对中国政府非常挑剔，尤其是在课堂上。
他们是精英，他们有批判政府的权利。如果您在地方大学上学，就没有这样的权利。所以，送我样本的朋友首先承认他的样本不具有代表性。
李侃如：尽管有更多的基本点，但有两种报道。一种是戏说，它的影响更大，被当做最主要的报道。这真是个问题。
而另一种是严肃的科学调查研究。严肃的研究需要设置好样本架构，积累起巨大数量的知识，做好规划。一部分在中国进行得很好。还有一些没做好，难以区分。
但是我认为，用可靠的方法调查中国人，划定好想要的样本群体，用可靠的方法准确地进行抽样调查，可以知道抽样是否准确。我的意思是，有大量指导性的文献。
所以这不是根本问题，著名发言人不必讲述所有的报告。幸运的是，至少在中国完成的一部分工作开始得到非常不错的反响。
李侃如：理查德？
理查德·布什：谢谢您。为此次报告谢谢您。
在思考青年人的愤怒是否转化为激进的政治行动主义时，我想说说恐惧的因素——对专制党国强制权力的恐惧。如果有人把愤怒变为实际行动时，可以以此为根据对危险做出评估。
我会假设上次大镇压所造成的恐惧级别有所下降。20世纪90年代的事件平息了，经过这十年平息了，这并不令人吃惊。
李侃如：是吗？
赖特：我认为，我们在用恐惧解释部分大学生缺乏政治热情时，必须谨慎，因为还有许多人能够克服自身的恐惧，参与有争议的政治活动。
李侃如：吴，您呢？
吴教授：是的，我更倾向于特雷莎的评估。
因为恐惧……我记得有个关于XX的纪录片，实际上，制片人将纪录片中的一张图片展示给一些大学生看，而这些学生，不能识别出那张图片。所以，我并不认为这是因为政府对信息控制很成功，实际上，他们没有恐惧的理由，因为他们从未看到过这些照片、图片以及很多东西。
所以我不觉得，我真的不认为这是支撑年轻人情绪的诱因。我认为，他们由衷地相信，中国走的是正确的道路，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在保持发展方面做得很好。
罗森：我能仅对此做一个迅速的总结吗？
对我而言，真正的危险，如果你正在寻找的话……没人回答李侃如刚才关于工人、农民、离校生的问题，以及他们何时将在政治上变得活跃。所以我将暂时保留这个问题。
但真正的危险是因为你有越来越高的期望。1995年进行了一个全国调查（方法的问题还在那里），针对1万人的调查，题目是“你如何看待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
大体上，评价是非常低的。但他们也问了，“未来的30年会怎样？” 很多人预期中国将会崛起。而如果现在你每年都做调查的话，68-70%的人都会认为政府政绩出色。
危险在于，如果突然地（正如每个人从克兰·布林顿以及其他的关于革命的研究中知道的）爆发革命、或者大动荡发生，当一切都顺利进行时，突然出现下跌。而不是社会处于低谷时期。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危险，如果合法性是基于政绩及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基础之上的话。为大学毕业生提供工作，使中国地位上升，在世界上拥有发言权，这是合法性的两个来源。意识形态早已不存在。
如果这些条件发生问题，那么，我认为对体制而言才是真正的威胁。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领导层将有可能发生分裂。精英的凝聚力对于保持稳定是绝对必要的。
李侃如：我完全认同您的观点，除了我要加上一点，那就是说：我认为全世界对中国及中国人的威望十分关注。所以，我觉得您所谈的经济增长、中国地位上升，听上去有点太老生常谈了。中国的崛起，“别搞砸了”的感觉更多一些。
李侃如：所以，即便这种事情有起有落，“我们最终会理清头绪。不会搞砸。”我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带来更多的凝聚力和基本稳定，或者用专业术语说，是体系的灵活性、弹性。尽管我非常同意您所说的，要当心精英中出现公开分裂。
赖特：是的。
李侃如：下面请这位先生提问。
提问者：谢谢。我叫特伊·里德，来自国会执行委员中国部。听了前面一位小组成员关于中国愤青的评论，令我很受鼓舞，他富有见地地指出，愤怒情绪背后的动机是不公平，至于其真假，要取决于具体事例。
我受到鼓舞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对来自其他方面的批评作出反应，也是因为他们认为有不公正的现象。
现在我认为，也必须指出的重要一点是，中国青年某种程度上是在现有的教育体系中成长的，对于西藏、西藏支持（所谓的农奴解放或者其他什么）政策等特定问题非常了解，而对持续数十年的更为残酷的西藏镇压政策不太了解。
因此，我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是，能否不仅在政府交流的层面上，也在更重要（比如与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层面上做些什么，举行一次关于不公正问题的真诚对话，在中国人、藏人、美国人及其他人之间展开交流？
罗森：好吧，我要说的是，部分问题在于你将西藏问题复杂化了。一旦将西藏问题加进来，一切将会变得非正常，某种程度上说，这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正常”，而是指探讨公平的“正常”的中美关系。
我觉得这很有可能。但是一旦你提到西藏问题，我认为，事情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我不知道你重点想说西藏问题，还是想说不公平问题。
因此我认为，在有关不公平的特定话题上，很难很难达到某种一致。因为从中国的角度看， 他们倾注了全部的金钱，中国政府和大部分中国人都这么认为，他们在西藏倾注了大量的金 钱，而西藏人并不对此心怀感激。
从美国人的角度，“好吧，你拿走了他们的宗教，破坏了他们所知的文明。”这两点很难统一 。
李侃如：李成，您想要谈论这个，或者……
李成：好吧，从您精彩的演讲中，我听出很多的愤怒（愤怒的一代，或者愤青）都与中国崛起的现状有关，其中有很多误解和错误认识，是百年屈辱的后遗症。
但随着中国不断崛起，我们看到这种愤怒向民族自大转变的趋势吗？
李侃如：特雷莎？
赖特：我来回复一下，可能将部分解答这个问题，以及此前的问题。
我认为，当我们呼吁更多理解、更多教育的时候，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不要过分自傲地认为，我们需要他们走过来，告诉我们更多“正在发生的现实”，这样，他们就能够有更为“真实”的现实感。也不要假设他们会和我们的想法一样。认为只要他们获得所有信息，他们理所当然会和我们拥有同样的价值观，同样的目标。
但我认为，我们也需要从中国青年身上学点东西。并不是说我们需要建立更多的交流、教育的机会，这样，他们就能像我们一样去思考。我认为我们需要尝试理解，了解他们的诉求，同时……也要尊重他们可能与我们目标不同的现实。
李侃如：那也是我一开始就提到民族问题的原因。因为公正（您几次提到公正）取决于道德规范，对吗？也就是“公正”的定义标准。因此，我看到大家对“公正”问题十分关注，但对公正的含义尚未达成共识。
赖特：对。
李侃如：对？
吴：是的。关于傲慢，我认为一直是这种可能，尤其是当您深入其中的话，所谓民族主义运动的参加者中，一部分人相当保守，或者说很克制。但也有另外一群人，坚信中华文化的优越性，富于攻击性。我觉得，当形势恶化，例如，如果当前的金融危机加深或在未来两三年里恶化，中国无法崛起，并可能成为唯一生存或繁荣的国家，这种情绪就会出现。
我无法规避或者排除这种可能性。
但我认为，值得安慰的是，中国共产党现在几乎已经能够控制平衡，或者管理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因为一方面，他们本身就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对吗？尽管他们自称“中国共产党”，但他们更像是“中国资本主义党”，或者“中国儒家党”。你能够在不改变很多东西的情况下，代替“共产党” 这三个字。
但尽管如此，我认为，他们在民族主义进程中保持了一致与和谐，尽管他们在很多事情上不能彼此认同。所以我认为，即便民族自大成为未来的主要形态，他们也能够对政府的态度加以控制，使其保持低调。
李侃如：我们还有时间快速回答两个问题。其中一个在这里，另外一个在那里，行吗？先生？
提问者：谢谢。我是来自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校的蒂姆·西恩。
据我观察，中国有两种愤青，一种是自由愤青。如果你说美国或者民主的坏话，他们就会在感情上攻击你。当然，他们对《中国不高兴》这类书籍的评价是很低的。
另一种愤青是非常民族主义的。您今天也多次谈到了他们。所以我的问题是，你们中能不能有人谈谈这两种愤青的形成背景，他们的态度为何如此不同？谢谢。
李侃如：旭，埃文，那么，我们来看看下个问题吧。
吴：我认为，谈及团体或者政治团体的思想意识，您总会发现左倾、右倾或者中间派。激进团体，或者所谓的保守团体，或者沉默的大多数。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中国的民族主义，也适用于任何运动的核心意识，或者任何类似的现象。
李侃如：谢谢您。埃文，您有要补充的吗？
奥斯诺斯：是的，很短。
实际上我发现……我的意思是，这些分类的界限非常接近。而且在中文里，他们一方面被称为“精英”，另一方面则被称为“愤青”。我常常发现，这种区别只会使人们对他们有先入为主的看法。我的意思是，有助于安排措辞，你知道在跟什么人交谈。
但事实是，他们是更为重要而协调的群体的一部分，你可以称之为“自由表达之翼”，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互联网属于他们，不应被剥夺。
我常常想，中国政府能做的最有挑衅性的举动是关闭网络游戏。人们将会在半夜走上街头。我的意思是，这是中国25岁以下年轻人的最大的单一快乐来源。这只是很简要的观点。我想引用李成博士的观点，民族自大是一个很好的观点。
事实上，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自大的问题了。有趣的是它与脆弱性的巧合。我经常将其视为自大的受害者心理，一方面，“我们感到屈辱”，另一方面，“我们很伟大。”你可以在去年的奥运会上看到这一点 。我认为，中国人的反应背后所代表的深厚感情和激情显示，他们惊奇地发现，海外人士对于他们的进步，不像他们自己那么惊讶。
正如他们说的，“我不敢相信，你们看到我们建造了如此伟大的工程，却想谈谈西藏？”在他们的脆弱与自信之间有一种有趣的距离。
李侃如：最后一个问题，需要简短，因为现在已经快五点了。
提问者：好的，一个简短的问题。
您能评论一下中国的教育体系，尤其是关于台湾、西藏、日本等相关课程的教育，是如何支持民族主义的？并在某些事件发生时触发中国人之间潜在的愤怒？
李侃如：给您的简短的提问。
（笑）
有人能对此快速作答吗？
吴：我认为，从1995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了爱国主义运动，这实际改变了教育的焦点，为我们重现了某些特定的、尤其是过去100或200年间的历史，有意忽视或者强调了历史的某些特定点。我认为，这是所谓“愤怒”或者其他什么挫折的关键因素，因为他们对全部历史没有清晰或者全局的了解。
举例而言，在过去百年里，中国有几段空白时期，但是也有一些特别翔实的记录，涵盖了很长一个时期，像清朝晚期，或者鸦片战争时期，或者日本侵华时期。因此，我认为，这确实对受害者情绪的产生大有影响。
人们分享共同思想、共同愤怒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参考系统。他们有相同的知识基础，而这与真实的历史完全不同。
所以我认为，在未来，当互联网越来越渗透于人们的生活、人们有了更为平衡的物质基础时，他们有可能会变成民族主义者，或者这种愤怒在未来能够被抚平。
赖特：我想起了一件很棒的事，很快说完。
李侃如：好吧。
赖特：我全部同意，但是与此同时，我只想再次强调，对我们而言仅仅说“好吧，他们被洗脑了，所以他们才这么觉得”是危险的。
我认为做YouTube视频的那个人是这方面的完美例子。他没有被洗脑，他知识渊博，能在互联网上找到任何他想要的信息。因此，你必须针对教育体系的现实有某种平衡。
李侃如：此外，你可以谨记美国的例子，我们发现，在互联网上，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有用信息，通过电视上的所有有线频道，更多人倾向于只去那些加强他们之前坚持的信念。因此，这不一定是一种混合的、均匀的、妥协的力量。要看在实际中如何运用。
我要感谢李成博士在此奉献了整个下午的时间，很好的合作，也感谢布鲁斯金桑顿中心的赞助。尤其是小组成员，感谢他们的杰出演讲——吴旭、特雷萨·莱特、斯坦利·罗森、埃文·奥斯诺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