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阶级斗争-社会现实观察-马克思主义评论网

     中国的经济转型业已震撼了世界。这个国家已成为世界制成品的主要出口国之一和跨国公司投资的场所，据称，它正在帮助亿万人摆脱贫困。因此，一些分析人士从一个宽泛的政治维度正式认可了中国的市场改革战略，并将其作为其他国家可资借鉴的一个样板加以推销。政策方面的争论确是存在着的，但这些争论主要集中在改革进程的适当顺序和适当幅度的问题上。保守人士主张尽快为国内外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扫清障碍；进步人士则为避免重蹈前苏联“休克疗法”的灾难性后果而小心争辩。饶有兴味的是，尽管他们在改革的预期速度上存有分歧，但左右两边的许多人现在却都持有一种共有的看法，主要是基于中国的经验，认为：市场改革和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若能正确处理，可以为提高增长、促进发展以及减少贫困提供诸多巨大的机遇。

    从政治上说，在中国，这种统一性的关键特征在于：其自上而下的关于社会-经济变革的愿景，以及与市场和改革进程相关的理想化见解。左右两方面的人都一致认为：中国发展的成功归功于她的政府领导人的智慧。这对解释何以对中国领导层的“机敏”施加一再的赞美是有助益的。两派都承认:中国的飞速增长已经产生出诸多经济、社会问题：宏观经济不稳、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卫生保健及教育体制的崩溃（农村地区尤甚），日渐恶化的环境污染等等。但他们却倾向于把这些弊端和混乱看作主要是市场化进程中制度上滞后的病征，而并非市场化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自然，保守人士提出：中国的现代化以美国为模式并同美国建立合作关系；而进步人士则往往把对中国的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强调，作为一种喜闻乐见的形式，从而与美国风格的新自由主义的、军事化的资本主义相抗衡。然而，两派也都把中国后续的现代化和民主化看作是这个国家在市场驱动下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这种共有的看法说明：为什么中国左右两边的追随者们一般都把中国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反市场改革的斗争，作为对中国未来的破坏和威胁来对待。这种看法隐含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即：由于民众的斗争，明达我们关于发展的基本观念和政策，是绝对不可能的。

     中国的这种意见统一所蕴含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对作为主要分析单元的民族国家的一个共有承诺。换言之，不把个别国家的（如：像中国这样的）成功，同其他国家的失败（如：1997-98年东亚危机）做有机地联系起来看待。宁愿一致把这些民族国家的经验作为一种根本上的、全球性的，不均衡发展着的体制的产物，从而同资本主义的愿景相联系，也不愿意使这种意见一致的方法聚焦在个别国家的政策上的不智之举上，进而为个别国家的失败做辩护。设若，如果所有的政府都采用了向中国一样的政策，那么，所有国家就都会得到发展。这种方法的后果之一是：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度批判性研究逃之夭夭。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中国的这些左右两方意见统一的令人不安的方法论特征，有着一个共同的基础：不考虑市场和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的阶级剥削的和异化的根源，也必然不考虑选择阶级斗争中的劳动人民这一边，并从他们的立场出发思考发展政策。更正这种不考虑，将导引出一幅非常迥异的中国经验的图画，它表明着正在进行着的资本主义复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和生态成本的暴涨。

    这种统一意见强调：精英抉择在某一点上是合理的：即，共产党领导层的决策使这个国家得以在一个亲市场的方向上发展。当邓小平接任毛泽东的时候，由于中国的生产和投资体系处在效率低下和失衡的状态，不断增长的工人骚动依然存在。纵然没有市场力和私人企业，但也已不再有用以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群众运动。更确切地说，许多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在党内的代言人都要求进行社会主义革新，尽管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中要求有更多的基层合作的民主决策。邓和他的党内一派受到了这种反应的威胁，认为：部分市场化是一种安全的选择。当然，这并不是公开表态。相反，市场改革是作为一种较之以往任何基层导向的“政治挂帅”战略，都更为稳妥、更为有效的社会主义革新的办法提出来的。

 中国与自由市场

    然而，也许当党内精英刚刚已经决定起动市场化的时候，市场很快便变得无法控制了。改革进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新的紧张和新的矛盾产生，这些紧张和矛盾只能通过市场力的进一步扩大（把中央方案交给精英对工人群体的偏见）来解决。因此，市场改革的“滑坡”导致其更加依赖以牺牲计划为代价的市场，更加依赖对私人企业的优惠而非国有企业；更加依赖日渐增多的对外资企业的优惠；以及更加依赖国内市场以外的市场。改革进程的总方向是由以下趋势左右的：工业产值中的国有企业所占份额，从1995年的64%下降到2002年的30%，而外资企业所占份额却上升到34%；制造业职工总数同期减少了1500多万；事实上， 与官方公布的数字相对照，城市失业率是现在的两倍；制造业的实际工资比过去十年下降了；城乡收入差距，曾经是世界上最低的之一，现在却是最高的之一；由外企生产的出口产品的份额从1990年的17%上升到2001年的51%；这个国家对出口产品的依赖，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2002年，出口产品的增长占中国经济总增长的74%。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把改革辩证法的细节完全展开（参见我们的《中国与社会主义概论》一书），但我们可以对其中一些主要元素加以扼要的概括。第一，更多地依赖市场和利润奖励,意味着在企业效率评估上，更加看重货币损益表。由于使国有企业负担了较高的税率以及就业、投入和职工福利（退休金、住房、卫生保健）等责任，于是，与私人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愈发显得效率低下。而由于同样的原因，私人企业的增长远比国有企业的快得多。第二，在国有企业中推行就业“合理化”政策（例如：合同工），以使市场效率获得更大的提升；鼓励职工脱离企业，使私人企业在就业增长上的重要性日渐凸显。第三，由于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日渐下降，致使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背负上了无法偿还的债务，因此，鼓励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成了政府为摆脱这些债务和增加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第四，私有化助长了更多地依赖国外投资者，他们往往是拥有足够的财力用以购买那些有针对性的国有企业的唯一投资者。第五，国家正式职工和管理者对市场和利益驱动行为的阻力越来越大，但这刺激了政府给予外国有组织的生产的更大的支持，作为一种手动以克服这种阻力。第六，日渐扩大的不平等和有市场化引起的生产过剩，意味着：若要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出口产品就不得不充当领头羊的角色，而且这种新的对出口产品的重视，很自然地意味着：依然对外国企业有着更大的依赖，尤其是在高科技工业方面。第七，出口产品和国外投资的这种不断增长的向心性意味着：中国的增长越来越仰仗于加入各种全球贸易与投资协议，尤其是WTO，它将进一步强化市场自由化、强化私有化、强化出口压力。

  中国的新现实

     总之，姑且不论赤裸裸的阶级利益的重要性，强有力地驱动中国转型的关键动力是：政策选择的路径依赖通道，纳入了有利于市场，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方向。结果使经济上的优先权越来越远离基层的需要和潜能，国家计划和指挥经济活动的能力也日渐消弥。这两方面的结果却加强了对市场、对私人企业、对外国资本以及出口产品的日渐增长的依赖。由于有这些不可逆转的动力的驱使，那么，信心十足地宣布：开明的党的领导人将会实现社会福利、将会调整政策以改善市场-利益驱动行为的人力成本和环境成本，对那些仰慕中国模式的进步人士来说，就显得格外的虚伪。现实是：改革进程已渐渐消弱了日渐中产阶级化的党内精英明确阐述和执行这种补偿性政策的动力机制和能力。此外，中国经济的成功是与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非富人群体的日渐高涨的失业、经济上的不安定、不平等、过度地被盘剥，以及卫生教育状况的日渐下降分不开的；他们不仅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这些成功的基本先决条件。

     世界银行和保守的经济学家声称： 根据其货币收入每天超过一美元或两美元的中国人口日渐增长的百分比，贫困人口已大大缩减，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令人感到惊异的是：许多进步人士、甚至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对这些说法随声附和。且不说官方数字是被大大扭曲了的，也且不说在这样一种贫困人口缩减数字背后隐藏的那种高度不完善的购买力转换，只要人们不再有权获得可负担的住房、卫生保健、养老金以及教育，那么说他们不再贫穷，是毫无意义的。而工人、农民享有这些基本必需品的权利大规模地被剥夺，则是中断公社、中断国有企业用工改革的直接结果。

      贫困人口减少的官方数字也掩盖了劳动妇女渐渐恶化的状况，在市场改革条件下，与男人们相比，在国有企业的下岗人员中，她们占有较高的比例和较长的失业期，以及糟糕的工作和工资歧视。妇女还要比男人更多地承受社会保障体系失灵的后果，这增加了她们的家庭负担（如：照看孩子和老人），从而彻底掏空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愈发强化了她们对男人收入的依赖。妇女们被扩大了的而又无报酬的家庭负担—— 一个对朝着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逆转的结果——在官方对贫困人口缩减的估计中，则完全没有予以说明。

    从政治实践的标准来看，与中国的这种统一意见保持一致，显然只能给国际工人的团结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些对中国的党内精英承诺的“时髦的”改革政策表示赞赏的人，正在含蓄地支持着由相同的精英为镇压、瓦解慢慢高涨起来的工人抵抗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浪潮所做的种种努力。与明智的、“现实的”现代化相去甚远的是，上述精英及其在国际上的支持者，一方面回头望历史，另一方面又把市场和私有利润当作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主要组织原则，进而声言:“别无选择”。这种精英式思维已经到了被打扮成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程度，这只会在国际社会主义者的动机，甚至关于社会主义本身含义的问题上，在中国工人队伍的积极分子中造成思想上的混乱与猜疑。

     中国的经济转型不仅对中国劳动人民来说是高成本的，而且也在其他国家中，尤其是东亚地区，强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并从中获益）。这远非是可向其他民族国家推广的正面经验的总结那样简单，中国不断增强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在这一地区普遍加强了竞争压力和危机趋势。例如：中国作为跨国资本的主要出口平台出现，大大强化了位于1997-1998东亚危机中心的生产过剩。中国出口的不断成功，现在正在驱动着东亚经济行为的更为深层的重组。中国在发达资本主义市场上，特别是在美国市场上的成功出口，正迫使其他东亚生产商失去这些市场。作为回报，他们已将其出口行为调整为：为出口导向的在华经营的跨国公司，提供其使用的进口产品的生产。因此，东亚的一切正在一起被编织进一个有赖于中国出口继续成功的，区域性的积累体系之中。与危机前的增长相比，往日东亚“奇迹”各国危机后的增长慢了很多，被加强了的竞争压力正在使这一地区的生活水平普遍缩水，我们认为：对区域经济关系的这样一种调整，并不能促进一个稳定而长远发展。同时，中国出口激增，并且已得到加强，其原因在于日本和美国经济的工业产业空洞化以及美国间断性的贸易逆差，这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平衡与潜在崩溃的主要根源。

       简而言之，在根据国家竞争力标准探索各民族国家发展模式的时候，我们认为：不同的国家在同步采纳象中国一样的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可以取得像中国一样的成功，这一说法实际上是一种谬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不断浮出的FDI[外国直接投资——挪威标准（NS）]问题、其他周边国家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问题、以及与这些问题连带在一起的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成熟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互为因果的。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并不能使我们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它的飞速工业化已经成为全球范围的资本生产过剩和不平衡发展的组成部分。 对这一更为广泛的动态事实的无视，使得全球性资本主义框架成为考虑发展构想和政策时的一个预定的、自然的约束条件。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和东亚的劳动人民，仍在继续反对他们各自的政府为了获得更大的国家竞争力而强行压低他们的生活条件的种种企图。例如：尽管存在强烈的政府压制和意识形态控制，中国的工人还是在不断抵制削减工资，养老金和卫生福利；而中国的农民正在为反对剥削性税收和由私人-政府-地方资本家联手的土地掠夺。在整个东亚，民众运动已经在阻止资本家及其政府，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把1997-98经济危机的全部成本转嫁到劳动人民及其团体的身上。印度尼西亚和南韩的基层民众和劳工运动仍在迫切要求民主变革，并要求把这种变革从政治、文化领域扩展到社会经济领域。

      如果这些斗争能联合起来，那么其可预见的、为区域性发展形式下人类基本需求而战的能量，势必得到大大地加强。与此相联系，中国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已经在为使中国的工人和其他的东亚工人纳入共同的跨国投资、共同的生产、共同的贸易和金融网络效力，从而使他们屈从于一整套共有的竞争环境压力之下。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为原来基于民族国家范围的斗争合并成为整个区域的运动，一个自下而上的、有更多的以工人-社区为中心的经济关系的运动。

      东亚内外的社会主义者，可以通过揭露各种被神话了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道歉式的意识形态，包括新自由主义和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来协助这一工人-社区的斗争向更加广泛、更加深层的方向发展。这意味着：揭开隐藏在市场化和私有化政策背后的阶级剥削和异化的本质；意味着：戳穿除了市场便别无选择的神话。事实已经证明：在卫生保健、教育、住房、交通运输、水力、电力、土地使用，以及其他许多基础设施等方面，集体的或公共的供应，在普遍情况下，比私有-基于市场的行政管理更具成本效益（从每单位成本的需求满意度来说）。这说明：在国家设定的序列上也同样普遍地存在着对私有化和市场化政策的深刻而流行的反对。这种挑战将把这种公共部门置于较近的工人-社区控管之下，进而把这种控管扩展到其他活动之中。这种扩展的情况，可以并且应该在对以往工人的生产控管和自我管理（一段被压制或者被资本主义媒体和主流社会科学扭曲的历史）的效果进行研究之后做出通报。

     社会主义者也需要带着批判性的眼光看待现存流行的争取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斗争，即使他们并没有明确地要求工人-社区控制生产和投资的时候也是如此。这些运动的极限，以及隐藏其中的革命潜力，是需要加以研究的，也需要在把改良斗争同经济结构性转变联系起来的过程中加以改写，在这种经济结构性转变中，安排生产、交换、分配为的是在社会上与使用价值相一致，而不是与竞争性货币积累的剥削性和破坏性的需求相一致。总之，非但不应诋毁马克思主义的中肯，而且中国的经验更加突显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批判地理解和克服当代资本主义动力学的思想体系的重要意义。

保罗·柏克特  马丁·哈特-兰德斯伯格系《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与阶级斗争》一书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