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肩担道义　妙手绘蓝图

　　内容提要：访谈录

　　张海鹏，1939年生于湖北汉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2009年4月当选中国史学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编著有《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中国近代史研究》、《东厂论史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张海鹏集》等，主编有《中国近代通史》等。
　　惶恐不安　继往开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者):中国史学会从1949年筹备算起，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今年您当选第八届理事会会长，适逢新中国60年国庆，而且去年我们党和国家又隆重纪念了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这样继往开来的时代背景下，您当选新一届史学会的会长后有何感受？
　　张海鹏:坦白地说，内心深处很是有些惶恐不安。60年来，郭沫若、范文澜、刘大年等大师都曾出任过中国史学会的主席，戴逸、金冲及、李文海诸先生出任会长，他们的治学精神、学术成就、个人魅力都广为后辈学人敬仰与推崇。我从1964年起长期在近代史所工作，当时范文澜先生还是所长，后来刘大年先生任所长。在他们领导下受益良多，对他们的才识更是钦佩不已。今年自己当选新一届理事会会长，内心深处更感惶恐不安，一则作为晚来后学，才识学养较之前辈大师差距很大；再者，中国史学会是中国史学界的学术团体，在国内外均享有较高的声誉，作为会长，任重而道远，怕做不好工作。
　　对此，我将倾力传承郭沫若、范文澜等史学大师的治学精神和工作风格，继续坚持唯物史观对史学的指导，承担新的时代条件赋予的历史使命，推动唯物史观和中国史学发展的进一步结合，在学术多元化的背景下坚定地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未来五年的工作设想
　　记者:您对中国史学会今后的发展有什么宏观的纲领？未来几年学会将开展哪些主要的活动？
　　张海鹏:按照传统，中国史学会的主要职责是协调全国史学工作者，就重要学术理论和现实问题主持召开大型学术研讨会，保持并扩大与国际史学界的联系。大致说来，本届理事会的主要活动有如下五个方面。
　　组织重大历史事件的学术研讨活动。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国家将要隆重纪念，中国史学会已经和国史学会、当代中国研究所共同筹备学术研讨会，将在8月举行。2010年是义和团运动110周年纪念，我们已经和山东、上海的高校沟通，计划与义和团研究会合作在10月份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这也是国家的一件大事。中国史学会届时将和全国政协联络，将学术研讨会纳入全国性纪念活动当中，我们还将和湖北省社科联积极合作。
　　继续应对社会上的各种史学思潮，根据需要随时举办研讨会、座谈会，对相关问题进行学术探讨，例如此前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教科书事件、历史虚无主义的及时回应等。总之是开展符合中国史学会作为民间学术社团这一身份和定位的活动。
　　继续举办青年史学工作者论坛，促进青年史学工作者的健康成长。培养青年史学工作者，也是中国史学会的优良传统。2011年，由中国史学会主办、中山大学承办的新一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将在广州举行。
　　保持并扩大与国际史学界的联系。中国史学界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和国际史学会有接触，1980年开始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中国史学会正式成为国际史学会的国家会员，并且组团出席了国际史学会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2007年9月，我们在北京成功举办了国际史学会代表大会。2010年，中国史学会将组团参加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并且将申请承办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努力推动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研究。中国史学会自成立以来就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为重点，但我们绝不轻视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研究，而且今后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
　　辨析革命史叙事和现代化范式
　　记者:传统近现代史研究以革命史叙事为核心，近年来现代化范式兴起，似乎出现了从革命史范式到现代化范式的转向，并广泛影响了公众的认识。您认为两种范式之间有无兼收并蓄的可能性？如果有，融合的主要思路又是什么？
　　张海鹏，首先，需要强调的是我个人并不赞成“革命史叙事(范式)”的说法。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往往被称为“革命史叙事”，其实不完全如此。当然，突出革命历史，在五六十年代确实如此，这在一定意义上会被人误认为就是讲述革命史。到60年代以后，有关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近代史的各个方面，而不仅仅只看到革命史。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刘大年主持的《中国史稿》第四册，已经全面涵盖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边疆和少数民族等各个方面，甚至注意到统治阶级内部的宫廷斗争史。这是一个认识逐步发展的过程，而“革命史叙事”显然没有准确概括这个过程。书写中国历史包括近代史，应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客观描述历史过程。鸦片战争后的近代史客观地形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过程，革命的主流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注意这一点，恰恰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对现代化的认识需要区分两个概念，即现代化的进程和现代化的研究范式。现代化进程是大势所趋的客观潮流，早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就指出了其客观必然性。客观的现代化进程需要相应的现代化理论作为支撑。现代化范式主要源于1958年美国人罗斯托出版的《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其核心是批判马克思主义、去共产主义化，五六十年代在欧美广为流行。美国人提出的现代化理论范式，正如罗荣渠教授指出的是美国范式，当初是从对抗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需要出发的，所以后来遭到拉美国家学者的普遍反对，此后各国学者相继提出自己的修订。总结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历程，中国学者应该可以建立体现自己特点的现代化理论模式。
　　独立和富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两大主题，用革命谋求独立、用现代化谋求富强，两者是阶段性的统一体，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部中国近代史，首先是争取独立的过程，也是谋求富强的过程，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我们反对用“现代化范式”取代所谓“革命史范式”。中国近代历史本来是政治史(革命史包含其中)、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社会史、边疆地区的历史和少数民族的发展史的综合，政治史始终在历史研究中处于显学地位。传统的研究范式不能轻易否定，在其中增加现代化史的研究视角，将会使近代史研究更加符合真实的历史，也更加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剖析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源
　　记者:李文海先生在中国史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的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列举其具体表现、消极影响和我们的回应行动。那么，您认为造成这种思潮的主要根源何在？在中国史学会的工作范畴内，如何防止其卷土重来或类似情况的重复发生？
　　张海鹏:1994年李泽厚、李再复在香港出版的《告别革命》一书，可以视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理论根据。那本书认为暴力流血的革命模式都是不好的，因此法国大革命不好，俄国十月革命不好，中国革命自然也不好，唯有英国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和君主立宪值得称赞，因为英国人会妥协，就此提出历史要告别革命。这是一种纯粹的不尊重客观历史事实的主观主义设想，毕竟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不容否认。
　　“告别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继续传播蔓延，也反映在公共传媒领域，《走向共和》与《大国崛起》就是典型的例证。如2003年《走向共和》避而不谈革命大背景，片面渲染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和黄兴各路人等都是在“共同”“走向共和”，给年轻观众提供了错误的历史信息。2006年《大国崛起》回避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腥性，忽视资本一帝国主义战争、掠夺手段的残酷，片面夸大西方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奋斗的荣耀，宣称“中国人只知道革命，不知道妥协。英国人懂得妥协，需要让中国人知道妥协”，此即典型的“告别革命”思想。斗争和妥协在重大历史过程中都是存在的，不是只有一面，对中国、英国和西方各国而言都是这样。因此，我们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全面客观地看待历史，不能以偏概全。
　　由于历史虚无主义的形成有更为复杂深刻的历史原因、国内与国际背景，抱有各种不同世界观的人对历史和现实会有各种不同的解读，历史虚无主义观点还会不时出现。中国史学会面对这种观点不会袖手旁观，只要有机会，我们会对各种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展开辩难，澄清史实，以正确的历史观引导公众的历史认识。
　　全面看待学界浮躁
　　记者:时下学界浮躁是普遍的现实问题，史学界也不例外。您认为造成这种浮躁现象的根源在哪里？又该如何对症下药呢？
　　张海鹏:浮躁是治学的大敌，犹如饮鸩止渴，无疑是值得批评的现实问题，但也有广泛的社会背景。首先，持续深入的全球化、现代化浪潮，使得社会生活的节奏加快，人们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不断凸显，学界包括历史研究者也不例外。当然比较而言，历史学者的浮躁要弱一点。其次，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体系以工科有形、量化的指标为参照，过多的考核、评估、检查，让文科各院系负责人和教师难以应付。难以应付也要应付，人文学科的学术量化行为是学术浮躁的罪魁。年轻学者坐不下来还有一个原因，专业职务五年一评，评了副教授还要评教授，当了硕导还要当博导，每次评定都要多少论文、多少著作，压得每个人透不过气来。在这种形势下，不产生浮躁才怪呢！在读的博士生要求发表几篇论文，还有核心期刊之说。人人忙于制造成果，哪里能够坐下来斟酌作品的质量呢？
　　对此，应该认真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内在规律，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学者的成才规律，在此基础上尽快建立充分尊重人文社会科学特点的文科评价体系。文理科的学科特点有很大差异，评价体系也应有所区别，这应该成为常识。应该尽快建立符合人文科学自身特点的评价体系，从源头上逐步杜绝滋生学术浮躁的制度压力和环境因素。比如说，历史学是需要长期积累才能逐渐沉淀出思想和深度的学科，需要给学者们尤其是年轻学者宽松的思考环境，而不能急切地用量化评价的鞭子赶着他们“生产”论著。而且，要适当改善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的生活待遇，使他们不为生活发愁，也是杜绝滋生学术浮躁的重要因素。
　　正视专业化和碎片化
　　记者:今天的历史教育和研究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了，但也带来了“碎片化”的严重问题。大家都固守自己的有限研究领域不断“深挖洞”，知识面却越来越窄，不仅使得“专家”辈出而“大家”少有，而且史学界内部的深层对话和碰撞越来越难。这对学界的长远发展大有障碍，应该如何解决呢？
　　张海鹏:学科精细化是客观趋势。随着人类知识积累的日益丰富，学科之间及其内部的逐步专业化和细分化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加之近年来后现代史学的影响，史学研究领域几乎人人都在做具体而微的小题目，普遍缺少宏观的、理论性的思维，学界对理论问题的兴趣大为衰减，此种现象令人堪忧。
　　学术领域需要专门家，也需要战略思维家。历史学教育和研究中的细分化趋势是难以完全阻绝的，但是需要提倡一定程度的综合。对此，高校老师尤其是硕导、博导们的引导必不可少，要多给学生以宏观的理论思维指导，培养学生从大处着眼、从具体问题动笔的综合意识。而且，老师可以对学生的论文选题给予一定的引导，比如说可以建议多数学生做具体一些的题目，少数有能力和兴趣的学生可以尝试更宏观一些的理论性选题。培养学生的理论兴趣，尤其是培养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应该是老师们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