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书法精品】明清书家手札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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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书家手札集录
明朝篇
方孝孺致彦士翰林手札
方孝孺（1375-1402），字希直，又字希古。宁海（今属浙江）人。曾以“逊志”名其斋，蜀献王替他改为“正学”，因此世称“正学先生”。他曾从大儒宋濂学，重文以载道，以兼济天下为己任。洪武二十五年（1392）任汉中府教授，蜀献王聘他为世子师。惠帝时任翰林侍讲，为帝所重，当时《太祖实录》及《类要》等书皆由他总裁。惠帝建文元年（1399），燕王朱棣反，他起草讨伐檄文。朱棣夺皇位后要其投降并命他起草诏书，他却写了“燕贼篡位”四字，于是被杀，并连及亲属九族、祸及学生，史称“株连十族”。
他是文章大家，今存世者有《逊志斋集》及《方正学先生集》等。此札内容为告朋友彦士未赴约之由，并询问及都转公之情况，最后言及朋友所请写之寿序文因“俗冗”心不能静而尚未脱稿。此札内容平实，言简意赅；其字气息沉厚，点画老辣，结体硕长，有大人态。古来忠烈、重臣之字，如颜真卿、翁同龢等都是此类风格。从此札中，可见其人实乃端人正士，笔笔到位，字字独立，无逢迎之态，令人奉读之如面君子。
熊廷弼致友人手札
熊廷弼，（1569或1573-1625），字飞百。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人。万历进士。万历四十七年（1619），以兵部右侍郎任辽东经略。招集流亡，整肃军令，训练部队，加强防务，在职年余，后金军不敢进攻。熹宗即位，魏忠贤专权，他被排挤去职。天启元年（1621）辽阳、沈阳失守，再任经略，与巡抚王化贞不和。次年王化贞兵败溃退。他同退入关，后被魏忠贤冤杀。有《辽中书牍》、《熊襄愍公集》传世。熊廷弼不以书法名世，但其人格、其才能为后世所仰，如傅山就有一段有关熊的记载，崇祯十五年（1642）傅山三十六岁时，一日逃长史邀请作诗，去拜见一个一百三十岁的、曾经从武的老僧，言及辽东事，便问：“老和尚好谈边事，又在辽东时多，熊廷弼经略辽东时，和尚在彼否？”和尚忽然高声说：“好个熊经略！”随即叩头，半日不作声。起视之，和尚泪下如雨，不禁葛衫泫然……后来方知和尚并未从熊经略，只是曾偶遇熊被杀场景。从中可见熊亦是傅山这等俊杰心中之“人物”，从一偶见其被杀场景之老僧举动中，亦可侧知其死之壮烈。此熊廷弼致友札内容为报自己得差将离别之心情，又对友人厚贶表谢意。寥寥数行，叙事言情，胜于长文巨篇。其书法宗王羲之《十七帖》一路，而行笔迟涩中见心境之愁郁。以字法责之虽非上乘，然字外之音悠远苍凉。见字如见人，使人油然而生敬意，焉能斤斤于点画也。
杨涟致麓翁二札
杨涟（1572-1625），字文孺，号大洪。应山（今湖北广水）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累官至左副都御史，以敢言著称。泰昌元年（1620），与左光斗等反对李选侍。天启四年（1607），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次年为魏忠贤诬陷入狱，受酷刑死。崇祯初，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忠烈”。有《杨大洪集》传世。他在死前有一血书《狱中绝命辞》，中有“孔子说：‘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可以见先帝于天，对二祖十宗、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斫东风，于我何有哉！”读之激昂悲壮，感天地、泣鬼神！此两札内容都是邀麓翁相聚，可侧见其时东林士人雅集之逸事。此札书法风格近前方孝儒札，可见他们虽不同世，但志向、操守近，因而笔下自有相通处。但与方札相比，字之棱角更见分明，行笔亦劲利，所谓合而不同者也。
左光斗致麓翁手札(附万寿祺跋)
左光斗（1575-1625），字遗直、共之，号浮丘。安庆桐城（今属安徽）人。万历进士，授中书舍人，擢迁御史，奉命办理屯田事务，在北方大兴水利，垦水田，种水稻。泰昌元年（1620）他与杨涟等反对李选侍。又与杨涟同因弹劾魏忠贤而下诏狱、受酷刑死。此札与前杨涟札内容相近，都是意气相投朋友间相约聚会之事。而书法较杨涟字写得飞动多致，甚显才情。其笔势开阔而流畅，风流俊逸。后有明诗人、画家万寿祺（1603-1652）己卯（1639）的题跋，于左敬仰之情，犹对日月！亦可见其人在同世之影响。
黄道周致韫生手札
黄道周（1585-1646），字幼平、又作幼玄，一字螭若，号石斋。福建漳浦人。明天启二年（1622）与倪元璐、王铎一同中进士。选庶吉士。崇祯年间，擢为大学士；南明福王朱由崧于南京即帝位后，任礼部尚书；唐王聿键被拥立于福州时，任武英殿大学士。黄道周一生不谐流俗，为人严冷方刚，以文章风节高天下。后复明无望，被俘于南京，不肯投降，在狱中仍从容小楷书《孝经》，被俘翌年（1646）从容就义。
他有绝命书，写道：“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凛凛然有生气！他有《石斋集)》等传世。此札内容即述南明王朝昏庸、江河日下之情形，从中透露出其于时势无奈之心境。其书法奇崛古淡，端严而秀密，诚为佳作。黄道周大字生辣放纵，跌宕奔腾；小字精紧高古，其间反差极大。但无论大小字，其内在气息都以峻拔称，方折分明，字如其人。
倪元璐致台翁手札
倪元璐（1594-1644），字玉汝，号鸿宝。浙江上虞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授编修之职。祟祯时，深受器重，声望很高，从侍讲累官至国子祭酒。但旋受奸臣陷害，退隐故乡；崇祯十五年（1642）再度受召任兵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但国运衰弱，独梁难支，颓势难挽。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他亦自缢身殉。后来明福王赐谥“文贞”。他的书法近黄道周，但气格更胜，比黄道周更为奇崛。黄道周曾谓：“抹蔡掩苏，望王逾羊，宜无如倪鸿宝者。但今肘力正掉，著气太浑，人从未解其妙耳。”可见推崇备至。倪书用笔苍劲古拙，飞扬恣肆，结体出于颜苏，但展脱挺健，得颜苏之精神。此札内容为慰亡，写得沉痛哀婉，但又以通脱之观点为生者解说，言简意深，于平常俗事中见高远之怀。所书结体端正，行笔朴厚而活泼，极为精彩。
史可法二札
史可法（1601-1645），字宪之，号道临。河南祥符（开封）人。崇祯元年（1628）进士，任西安推官。福王时，任兵部尚书等，后清兵破城，他白刎而未死，命副将将自己杀死。他生得相貌猥琐，身材短小，但自幼聪慧，有奇才；师从东林党人左光斗。此两札内容都为朋友问言诗文事。其书法赠益之札写得豪迈雄强，笔势奔腾，结体硕大，亦可见奇崛之气流于字里行间；另一札写得较谨严公整，清气荡漾。两札书法风格对比强烈，应该是所书时心境及所予对象不同而致。史司法书法较少见，虽不以书名，但其字亦卓然俊伟，盖与黄道同、倪元璐辈属同一流人物，观之令人心动。
傅山致戴枫仲二札
傅山（1607-1684），初名鼎臣，后改名山。字青主，号公之它、丹崖翁、真山、侨黄等。阳曲（今属山西）人，祖籍大同。明亡后曾出家为道士，故人称“朱衣道人”。有《霜红龛集》等传世。他是一位很有气节的人，前半生全力反清，晚年隐而不仕清，成为历史上少有的气节高贞之人。他主张“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又针对当时赵、董流弊一味甜熟之风，提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等著名书法观，反映了他的卓尔不群，出时风之表的高格。他的草书雄强奇崛，下笔如龙蛇飞舞，苍鹰盘旋，极自由超拔。他曾自言比于王羲之，是“龙跃似之，虎卧不足”，说的就是自认为动处似王羲之，静处尚有不足。他的小字精严，楷法颜真卿，而归之于钟繇，写得极精到高古。此两札内容，前札为和挚友戴枫仲谈做文章之道，文意深刻玄远，而又能平实之言出之，启人尤多；后札为朋友之间相约往来，如家常言，亲切自然。就其书法言，前札放纵，后札收敛；前札笔沉墨厚，后札清劲严整。盖前札言文道则自负，后札叙友情则谨敬者也。
清代篇
陈奕禧致舜徒二札
陈奕禧（1648-1709），字六谦，号香泉、葑叟。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七年（1708）任南安知府，曾编纂郡志，翌年卒于任上。他大字沉着浑融，无轻佻之态，小字稳健而柔美。他于秦汉唐宋以来文字收弆尤富，皆为题跋辨证，著有《隐绿轩题跋》、《金石文录》。他将收藏的名迹摹勒上石而成《予宁堂法帖》；雍正十一年（1733），敕命将其书勒石，成《梦墨楼帖》十卷。此二札，前札内容为向朋友叙家常，如“各事用银如流水，来处少，去处多”，直白自然；后札是朋友间往来相约，从“老弟仍于草榻一宿，未始不可也”一 句，可见两人交情非浅。二札书法清劲缠绵，柔中亦时见刚折。和前数人书法比，虽显文弱，但亦含清气，非庸俗之流所能到。
金农致迂翁手札
金农（1687-1763），原名司农，字寿田，后更名农，更字寿门，号吉金、冬心、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邪居士、心出家粥饭僧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扬州八怪”的重要代表。乾隆初被荐为博学鸿词科，不中而归。晚寓扬州鬻书画以终。他性格孤高，精于鉴别，为书画新奇别致但又古意盎然。其书法所来有自，于汉隶用功极深，又能以奇出之，形成独标一帜之自家面目，人称“漆书”。他的大字稍显做作，但小字却自然高古，笔短趣长，拙朴雅健。此札内容为请托朋友，言辞谦敬慎重；书法苍朴老辣，方圆兼备，极为精彩。
吴锡麟致尤荫手札
吴锡麒（1746-1818），清代文学家，字圣征，号谷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曾为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历官国子监祭酒。后以亲老乞养归里，主讲扬州安定乐仪书院至终。其诗笔清淡秀丽，亦能词，以骈文著称。著有《有正味斋集》七十八卷。此札为吴锡麒致画家尤荫（1732-1812，号水村，能山水、花鸟，尤长画竹）者，内容为谢尤赠其酒器，并大书酒中之乐，以显赠酒器之情重，文风跌宕，才情横溢。其字清雅劲健，出于东坡。此札可谓书、文并佳之作。
袁枚致尤荫手札
袁枚（1716-1798），清代诗人、诗论家。字子才，号简斋、苍山居士，晚号随园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外调做官，曾任江宁、上元等地知县。三十三岁父亲亡故，辞官养母，在江宁（今南京）购置隋氏废园，改名《随园》，筑室定居，著述以终老，世称随园先生。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及《补遗)》，《子不语))、《续子不语》等著作传世。袁为乾隆、嘉庆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隆三大家”。袁枚倡导“性灵说”，主张写诗要写出个性。此致尤荫（字贡父）札内容为谢尤赠画，并赞其画，记述朋友间切壁画艺及朋友间相互激赏、互赠礼物之韵事。其书法灵动清雅，不事雕琢，自然闲适，正合于其“性灵”之主张。虽法度稍欠，而才情横溢，亦为佳构。
王文治致啸崖手札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丹徒（今江苏镇江）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探花，官至翰林院编修、侍读，后又任去南姚安知府，罢归，遂绝意仕途，与文人墨客交游。王文冶工诗文，但以书法最为知名。当时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称，与刘墉齐名。他的书法根于二王而以稳健出之，字体端正，行笔流畅。此札内容为朋友间彼此激赏，诗词唱和，知已互勉，其书法随意潇洒，节奏明快，风神淡元，为其上乘之作。
阮元托事手札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颐性老人、揅经老人等。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后任浙江、山东学政，由内阁学士任户、礼、兵、工等部侍郎，历任浙江、江西、河南巡抚，两广、云贵总督。道光十五年（1835）任体仁阁大学士，后加太子太傅，卒谥文达。阮元为重臣，但教子弟极严，对学术界也很有功绩。编成《经籍纂诂》，汇刻《皇清经解》，著《十三经注疏》，编纂《石渠宝笈》；金石著有《两浙金石志》，与毕沅合著《山左金石志》，又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及诗文集《揅经室集》等传世。他对后世书法影响最大的是其《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开包世臣、康有为书论之先河。他的书法雄强劲健，锋芒毕露，正中寓奇。此札内容为托朋友照顾教育儿子等事，言辞恳切，说事分明。其书法老辣端严，非位尊气沉且学养深厚者不能到此境也。
胡林翼致辛阶手札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道光进士，授编修。一八四六年以知府分发贵州，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及贵东道。曾镇压苗民起义及湖南李沅发起义。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升至湖北巡抚，全力支持曾国藩。胡林翼文武双全，为官清廉，能诗文，善书法，蒋介石特别崇拜其军事才能，把他与曾国藩的治军用兵之道合编成《曾胡兵法》，作为黄浦军校学生的教材。毛泽东年轻时也十_分钦佩胡林翼的文韬武略和为人做官之道，因此把自己的字改为“润之”。辛阶系劳崇光（1802-1867）的字，湖南善化（今属长沙）人。道光进士，历任平阳、太原知府等，又迁湖北、广西布政使。咸丰元年（1851）署广西巡抚，后调任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镇压太平军。同治二年（1863）授云贵总督，镇压云南回民起义和贵州苗民起义。
辛阶比胡林翼长十岁，且当时职务又高，故胡林翼写信时称“辛阶老前辈大人阁下”。信中所谈主要是军事。胡写此信时已“历权三郡”，当是他历任安顺、镇远知府后又调任黎平知府之时，因信中有“七月至黎平至今已满两月”语。信中还谈及他为对付农民起义办团练保甲及其镇压黎平苗民起义之事。据此，这封洋洋近千言的信札的史料价值已显显而易见。
曾国藩致凯章二札
曾国藩（1821-1872），晚清一代名臣，湘军首领。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进士。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迅速兴起时，奉旨在湖南办团练，创建湘军，与胡林翼、左宗棠等共筹破敌之策。造战船、建水师，与太平军苦战。后升任两江总督，节制苏、皖、赣、浙四省军务。最终将太平军残酷镇压下去。因军功封一等毅勇侯，是清代文人封武侯的第一人，虽军务倥偬，却留心洋务，对书法亦深有研习。
张凯章、作梅当系曾国藩所辖部下，曾国藩写此两信时当在其任两江总督并节制苏、皖、赣、浙四省军务期间。信中所谈大抵涉及苏、皖两省军务，时清军处于劣势，曾国藩信中屡有“切不可慌乱”、“静镇”、“稳住”、“行军以稳静二字为主”等语。从信中可知当时清军情势非常危急，故在四日之内连发四信给张凯章，指挥作战。虽处情急之中，但从曾国藩此两信札的字迹来看并无慌乱之象，而是笔笔劲挺，处处合于法度，给人以指挥若定之感。信中提及“次青营垒”，“次青”乃湘军中的一员主将李元度，字次青，亦文人出身的武将。
左宗棠致芗泉二札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朴存，号上农人，湖南湘阴人。自幼聪颖，道光举人。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由好友胡林翼保荐，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下，为抵抗太平军出谋划策。一八六○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随同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曾国藩荐其在湖南招募丁勇，协同湘军与太平军作战。一八六一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同治元年（1862）组成中法混合军称“常捷军”，并扩大中英混合军，先后攻陷浙江省内数城池，升闽浙总督。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后，论功封一等恪靖伯。随即奉命率军追击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镇压太平天国后，从事洋务。晚年曾指挥清军收复新疆。又任军机大臣，中法战争时督办福建军务。积极布防并组成“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其晚年在收复边疆和加强海防增援台湾方面功勋卓著。
芗泉系蒋益澧（1825-1874）字，湘乡人。为曾国藩心腹之一。咸丰初投入湘军为曾国藩帮带亲兵营。后又统带新营。曾授广西按察使，升布政使。后又率军援浙。同治元年（1862）攻占杭州后，任浙江布政使。 左宗棠致芗泉札，前札开首便称“阁下初入杭城，诸务草创，弟以一手经理百端……”，当是指芗泉率军援浙，攻占杭州之际。时左宗棠当任浙江巡抚并升闽浙总督。该函主要是传达战况，指挥追击分头转移的太平军，情势非常紧急，故此札还注明“辰刻”。而后札则无，且字体亦比前札端正些，反映出前札写得比较仓促，后札比较从容。
彭玉麐致筠仙二札
彭玉麐（1816-1890），字雪琴，湖南衡阳人。亦由一介书生而成湘军将领。咸丰三年（1853）随曾国藩创办湘军水师，升安徽巡抚、水师提督、兵部右侍郎等。攻陷天京后，加太子少保。光绪年间署两江总督，晋兵部尚书。卒赠太子太保，谥刚直。
筠仙系郭嵩焘（1818-1891）的字，道光二十七年（1847）与李鸿章是同榜进士。入翰林后因母丧一直丁忧在籍，太平军起义之初，两湖危急，劝谏曾国藩出山办团练的即是筠仙。有“曾国藩最知己者莫过于二仙——筠仙和霞仙”一说，筠仙曾为曾国藩的幕僚。在本册页中，除了彭玉麐致筠仙二札，另有李鸿章致筠仙二札。李称他为同年亲家，当是他俩同年中进士且又结成亲家之故。
彭致筠仙二札所谈皆军务。函中谈及“湘乡夫子”即曾国藩。函中屡屡出现镇压太平军及苗民起义战争中多处取得胜利的喜悦，但也注意到“冬涸”、“雨月不雨”对水师的不利，提醒“分防各军稍涉大意难保不旋得旋失”的潜在危险。彭玉麐书信落款用行草书，将“彭玉”两字签成合文似为一字，故乍一看较为难认。从时间上判断，彭玉麐写此两函时太平军尚未全部被消灭，当时筠仙可能仍在曾国藩手下当幕僚。而李鸿章致筠仙二函，则所谈已几不涉及军务，而主要谈及政务，当在已镇压太平天国之后。
李鸿章致筠仙二札
李鸿章（1823-1901），本名章桐，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东乡（今肥东县）磨店人。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 有《李文忠公全集》。李鸿章致筠仙两函中，有“闽粤无深患，洋务者将以台湾巡抚相属”之语，是台湾自古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又一铁证。此点又提升了李鸿章函的历史价值。李鸿章的签名也较特殊，粗看似为“鸿才”连写，但不像彭玉麐签名时把“彭玉”两字合成一字之形，而是仍作两字状，不过“章”字借用了“鸿”字的下部成草书的似章非章之状，这种签名方式至今仍有人使用。
骆秉章致辛翁手札
骆秉章（1793-1867），广东花县人，原名俊，以字行，号儒斋。道光进士，由贵州布政使升湖南巡抚。任湖南巡抚期间适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建湘军，咸丰十一年（1861）任四川总督，与李短鞑、蓝大顺、郭刀刀所领川滇农民军作战，同治元年（1862）击败川滇农民军。翌年，又击败石达开部于大渡河，清廷授以太子太保。病卒于四川总督任上，谥文忠。善书法，亦在清代名书家之列。辛翁即辛阶劳崇光，曾任两广总督及云贵总督。骆氏信中提及“欣颂川中军务去秋略有头绪”正值骆新任四川总督整顿军务之时。还提及与李、蓝所领川滇农民军作战情况，并称“蓝逆已诛”。所称“石逆”当指石达开。又“官军追及即遁，未审何时始能了局”，流露出对追讨石达开部无奈的担心，此当是骆为何要写此信给任云贵总督的辛阶的原因。此札共六页，洋洋数千言，所写内容不仅涉及军务、政务，甚至还涉及经济、宗教等。其史料价值亦自不待言。
李元度致力臣手札
李元度（1821-1887），字次青、笏庭。道光间就读于岳麓书院，与曾国藩同窗。道光举人。湘军初起时，得曾国藩赏识，应邀入曾国藩扩办的团练，李为营官，咸丰年间，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军，曾疏陈筹防筹饷之策，中有建议福建巡抚专驻台湾，以防法、日逞凶等策。官至贵州布政使，著作甚富，其中以《国朝先正事略》尤为巨著，还主纂同治《平江县志》。
《李元度致力臣札》中主要谈到详查《褒忠录》所需查人员之事，反映出李元度这位文人出身的武将对文献的重视。《褒忠录》乃清朝廷为褒扬忠臣而编纂的名录。
冯煦手札
冯煦（1843-1927），江苏金坛人。字梦华，一字孟华，号蒿庵，晚号蒿叟，又号蒿史，辛亥后自号蒿隐公。室名蒙香室、蒙香馆、养真室。光绪十二年（1886）中探花，授编修，官至安徽巡抚。民国后，以遗老自居，被任命督办江淮赈务，受聘纂修《江南通志》，任参政院参政。善诗词骈文，世尤重其词名。著有《蒿庵类稿》、《蒿庵随笔》，又辑有《宋六十家词选》等。冯煦工书法，取法钟繇、虞世南及孙过庭，无论草书还是楷书，皆醇朴 浑厚，神采焕然。一九三一一年，西泠印社成立二十周年之际，冯煦专为作为镇社之宝的《汉三老讳字忌日碑》题写“汉 三老石室》五个擘窠大字。今西泠印社中人海上童衍方先生藏《三老碑》拓本之一中也有冯煦的长跋，吴昌硕题首（载《西泠印社》二○○六年第二期，荣宝斋出版社)。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申报》发表有“冯蒿叟草书助振”的润例，今人或能从中了解到其时书法市场的状况：对联四元 五尺外每尺加二元 楷书加倍 喜寿联撰句者二十元 横直整幅六元 五尺外每尺加三元 又半幅三元 四尺外每尺加一元 纨折扇三元 小楷书十元 卷册每尺三元 以上泥金笺加倍 匾额每字四元 磨墨费一成 恶纸不书 附鬻文例 半充善举半佐游资 杂文每篇一百元 骈文加倍 墓志家传等另议 件交上海北成都路广仁里一千五百八十二号义振协会 振款先交 十日领件 或交广仁堂鲁湘豫直义振会
以艺术而论，冯煦写给“筱川”的这通尺牍确为其代表性书体，以孙过庭草书为基础，参以章草笔意及钟繇楷法，虽字字独立，实笔断意连，结字平中寓奇，用笔以拙驭巧，章法疏朗有致，写来不激不厉，神闲气定，一派高古气象。在清末民初的书坛上冯煦虽不以书专名，却取境高远，超轶群伦，实为难得。
益龄手札
益龄是梁鼎芬的学生加表弟，信中“番禺表兄师”、“节师”等称谓已明明白白地传递了这一信息。再细审其书法，无论用笔、结体都明显受到其师的影响。梁鼎芬早年习过欧阳询、柳公权和黄山谷，在益龄的笔下也很好地得到传承。不过他没有了梁鼎芬晚年的率意和恣肆，代之以清新隽永，如山泉汩汩流淌。另一区别是梁的用笔瘦劲，很少有重按；而益龄写来提按分明，对比强烈，从而增强了拙意。这点显然与他研习宋代另一大书家苏东坡的书法有关，很似清末虞山翁同龢，厚重拙朴，甚是可爱。有意思的是此三种信札中有两通写到了茶与品茶，写到了酒事。在风雨飘摇的辛亥之季，能躲进小楼，谈酒论茶，舞文弄墨，不也是人生一大快事？
温肃手札
温肃（1879-1939），广东顺德人。字毅夫，号檗庵、清臣，室号百甓斋，近代岭南著名书家。温肃的书法得益于宋代黄山谷行书最多，长枪大戟，仪态可掬。或许是性格使然，他写行书没有黄的开张气度，笔致间多了些温润的成分，因此他的这种书风在清末民初的书坛中很难凸现出来。
张季鸾手札
张季鸾（1888-1941），陕西榆林人。原名炽章，以字行。笔名季鸾、一苇、少白、榆生。清末留学日本，出版《夏声》杂志。辛亥革命后在京创办《民立报》，在沪开办《民信日报》，先后任京沪《中华新报》总编辑。一九二六年与吴鼎昌等在天津接办《大公报》，任总编辑。一九三六年主持上海《大公报》。张季鸾的行书颇似晚年梁鼎芬的笔致，率意冲淡，有宋人尺牍遗风。显然这跟他与梁及温肃等交往有关。从其用笺看，张季鸾也能作隶，受到清人伊秉绶等的影响，这也说明延至民国，碑派书风已在书坛得到广泛的传播。
杨守敬手札
杨守敬（1839-1915），湖北宜都人。字惺吾，晚号邻苏老人。晚清著名学者，精于地理、目录、文字、金石之学，又是著名的书法家、书论家、收藏家。他幼年习商，二十五岁始进京赶考，先后数次落榜。遂发愤治学，著述甚富，有《水经注疏》、《日本访书志》、《邻苏园集帖》、《楷书溯源》、《学书迩言》、《望堂金石集》等数十种。当时学者名流如潘孺初、吴昌硕、罗振玉等皆称誉之。一八八○年任清政府驻日钦使黎庶昌之随员，东渡日本凡四年，致力于搜集国内散佚书籍，并影印摹刻大量碑拓，日本称为“杨守敬旋风”，对日下部鸣鹤、岩谷一六、松田雪柯等启发极大，渡边寒鸥在《论书百绝》中赞颂道：“赍来拓本万余通，复古思潮撼日东。鸣鹤喻霞开耳目，一新明治旧书风。” 作为书家，杨守敬楷、行、隶、篆各体俱能。《清史稿》称其“摹钟鼎至精”。确实，他的篆书饶有金石之气。中年宗法苏东坡，后广学北碑，晚年潜心于颜鲁公，尤致力于行书。博采众长，化为己有。杨守敬学书早年就教于乡贤朱景云（字槐卿，湖北江陵人），从楷书欧体入手，得其稳健遒实之致。《杨守敬学术年谱》（宜昌、宜都市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湖北人民出版社二○○四年十一月版）谓：“杨守敬就读朱先生馆，六年如一日，临禊帖，习正书，常以苦楝纸、古墓砖练字。”三十年后（1891），朱景云谢世，杨以楷书撰《清故岁贡生文敬朱先生墓志铭》，该墓志铭既有欧体之平中寓险、刚中见柔之意，又有北碑苍劲之韵。师古法而不泥古法，中锋运笔而兼侧锋取势。其行书同样在欧体基础上参以北碑之体势，纵肆而成。同时融会宋代苏东坡行书笔意。
以上三通行书尺牍，是杨守敬的代表性书体。通篇用笔老辣生涩、豪迈遒劲，气息浑厚古朴、淋漓恣肆，明显地反映出其长期浸淫汉魏六朝碑版的成果。笔笔实又笔笔虚，笔笔厚又笔笔奇，通篇又是随心所欲，一气呵成，系晚年不可多得的精彩之作。辛亥革命后，杨守敬避居上海。一九一四年，也就是去世前的一年，大总统袁世凯雅重杨守敬，商之副总统黎元洪，将杨聘为顾问，一再致书，敦催上道，而杨“以年老无意出山”，袁旋复函催他上道，有“请趁早扶杖北行为京华光”之语。杨终亦不便深拒而赴京。袁对他优礼有加，复以“参政”相属，杨谓“政治学非所长，力辞不获”。写给“小川宗兄”的三通尺犊，正是记述了杨于一九一四年从上海赴北京担任参政期问的故事，内容反映出杨守敬嗜书如命、潜心学问及对待学问、艺术的严谨态度；同样也反映出他在艰难时势下迫于生计，为家奔波、操持，又精于经商的复杂人格。于书法理论，杨守敬在著名的《学书迩言》中十分强调学书的字外功，在前人提出“天分”、“多见”、“多写”三要的基础上又增以“品高”和“学富”两项，谓“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轶等伦者也”。又提出“自来学前贤者，未有不变其貌而能成家”。杨守敬的书法实践正是上述理论的最好注解。因此，杨守敬的意义正在于他的创造性。生活在碑学笼罩的时代，他的书法同样也以超迈峻峭的北碑意趣打底子，又博采颜鲁公、苏东坡、黄山谷等家，然后食古而化，自成家数。同样，丰富深厚的学养、慎独高贵的品行也成就其厚重、质朴、浑穆的艺术情趣。这种高境界非凡夫俗子所能为。一九一五年一月，杨守敬无疾而逝。四月，由政府派专车从北京护送回湖北宜都，归葬祖茔。
俞樾手札·二十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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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多禄跋俞曲园手札
有清一代，书法可分两途。康、乾时期，书宗董、赵，以帖为式，风格清健流丽，儒雅闲静。然以承继为主。嘉、道之后，此风参以颜、柳，庙堂之气重而风流韵致少，故“馆阁”之讥，时或有之。与其反道而行之者，碑派兴起，渐成流风。晚清士大夫，初学阁帖，中年之后参以北碑，既增筋骨，又不乏生动。遂成一时之风尚。俞曲园即其一例也。
俞曲园（1821-1907），名樾，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咸丰八年（1858），因出“截搭题”被御史曹泽上奏，旋被革职，永不录用。俞樾被罢官后，于次年南归，寓居苏州。先后从事著述与讲学，曾主讲于苏州云间书院、紫阳书院及上海求志书院。同治七年（1868），受浙江巡抚之邀，主讲于杭州诂经精舍。光绪二十九年（1903）辞讲。历时三十余年。光绪三十二年卒于苏州，享年八十七岁。曲园一生著述宏富，有《群经评议》、《诸子评议》、《古书疑义举例》、《九九消夏录》、《曲园杂纂》、《俞楼杂纂》、《茶香室经说》等，据《春在堂全书》总目所录达三十八种之多。
曲园与小坡二十四札书信，以言学术、诗词者居多，时间大约在光绪八年（1882-1887）之间。信札之书体，除一通为隶书外，俱为行楷书。曲园早年科举应试，字体工整圆润，有馆阁之风。后习篆、隶，书风为之一变，隶形篆意，古朴厚重，不加雕饰，犹如经生治史。老年所书楷联，则参以碑意，大气重拙。然此册之书法，除古朴、重拙之外，更有气质闲雅，潇洒风流，宋人之意跃然纸上。此或翰札特有之形态，抑或特有之魅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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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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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1830-1904），清末维新派。江苏常熟人。字叔平，一字声甫、笙甫，号笙，又号韵斋，自署松禅，晚号瓶生，又署瓶庐、瓶斋居士。咸丰六年（1856）进士，赐一甲一名状元及第，光绪帝师。历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户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协办大学士。
中日战争时主战，扶植张之洞，反对李鸿章求和，支持康有为维新变法的主张，企图实现光绪帝亲政。一八九八年六月被慈禧太后罢免，戊戌政变后又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书法名于时。“居家教友，力朝方严”，支持康、梁维新变法的某些主张，谋求实现光绪帝亲政，为慈禧所恨，终罢职归里，赍志以没。卒谥文恭。著有《翁文恭公日记》、《瓶庐诗文稿》、《瓶庐丛稿》。工书。早年取法欧、褚及赵松雪，崇尚瘦劲一路，功力精深；中年致力颜鲁公，得其风骨，兼取苏、米、二王及章草之长，转益多师；晚年则浸淫《衡方》、《张迁》、《礼器》诸碑及刘墉、何绍基之间，烁古熔今，形成淳厚宽博，绵里裹铁，雍穆古朴的个人面貌，时称“翁体”。杨守敬《书法迩言》云：“翁松禅亦学平原，老苍绝伦，无一稚笔，同光间推为天下第一，洵不诬也。”翁习字由小楷人手，中锋悬肘，出规入矩，“虽蝇头小楷皆能悬臂出之”，由于训练刻苦，竟至“指腕欲脱”，苦不堪言。行书貌丰骨劲，略近刘墉，多见于信札。用功之外翁氏书学成就亦得益于其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襟怀和通古达今的学问修养，将写字视作从政余暇的养生之道。日记中便有“归，写对，稍疏其气，否则必病矣”的记载。翁文辞得桐城之传，诗承江西诗派而上窥少陵、东坡。“间作小画，以笔力奇肆出之，不为画家规矩所拘，随意点染，古趣盎然，更自为题咏，弥觉隽逸。然仅为亲人子弟偶一挥染，未尝为外人作。” （窦镇《清朝书画录》）翁生肖属虎，每喜在虎年虎月虎日虎时写虎字，以应人请去作辟邪之用，虎名之盛，甚至被人制版拓印以广流传。
常用印鉴：翁同龢印、同龢、龢、叔平、松禅、松禅居士、翁同龢观。
吴大澂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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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文物大收藏家的结局大多凄苦，受这一宿命作弄最大者当推吴大澂。吴氏文物收藏的聚散经历差一点就被写入中国近代外交屈辱史。
吴大澂（1835～1903），字清卿，号恒轩，晚年又号愙斋，江苏省吴县人。清同治七年（1868）进士，累官至广东、湖南巡抚，光绪二十年(1894)罢归。一生喜爱金石，并工诗文书画。著有《说文古籀补》、《古玉图考》、《权衡度量考》、《愙斋集古录》、《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愙斋文集》等。历任编修、河北道、太仆寺卿、左副都御史等职。光绪十二年（1886）擢广东巡抚。 光绪十三年八月，署河南山东河道总督。 光绪十八年授湖南巡抚。中日甲午战争起，他率湘军出关收复海城，因兵败革职。
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廷派李鸿章赴日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中国不仅要割让土地，还要赔款二亿两白银。条约内容苛刻，举国哗然。吴大澂五月二十五日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发去一急电云：“倭索偿款太巨，国用不足，臣子当毁家纾难。大澂廉俸所入，悉以购买古器，别无积蓄，拟以古铜器百种、古玉器百种、古镜五十圆、古瓷器五十种、古砖瓦百种、古泥封百种、书画百种、古泉币千三百种，古铜印千三百种、共三千二百种，抵与日本，请减去赔款二十分之一。请公转电合肥相国，与日本使臣议明，作抵分数。此皆日本昕希有，置之博物院，亦一大观。彼不费一钱而得之，中国有此抵款，稍纾财力，大澂借以伸报效之忱，一举而三善备焉。如彼允抵，即由我公代奏，不敢求奖也。鄙藏古器、古泉，日本武扬（前任驻华公使）曾见之，托其转达国王，事或可谐。”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六日，吴大澂急电发出十天后，还未收到张之洞的答复，于是再次致电张氏，催促此事。电文云：“刚电及函，想均鉴及。如合肥不愿议减，或倭使不肯婉商，可否乞公代电总署，托俄公使，电告俄王，玉成其事，令倭减去二十分之一。如有成议，澂当另备古物百种，由总署转送俄王。与其竭我脂膏，不如略减赔款。所以请公代奏者，澂本部民报效之款，应由原籍地方官上闻，惟公知其心迹，无他耳。纾君父之急，与从井救人不同。”不料张之洞对吴大澂此举不以为然，复信几近挖苦与冷漠，笑其奇创，令其定静，文物抵充赔款之事就此终结。
吴大澄书法以篆书最为著名。他开始学秦代小篆刻石，书法酷似李阳冰。后受杨沂孙的启示，将小篆与金文相结合，并用这种方法书写《论语》、《孝经》以及信札。他的篆书大小参差、渊雅朴茂，在当时是一种创造。他对金石文字有精深的研究，开拓了对先秦文字的广阔的视野，使他的篆书从中汲取了不少的营养。吴大澄写篆书，喜用隶书书款。他的隶书横平竖直，亦取法汉碑。行书学曾国藩，又颇有黄庭坚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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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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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生活的年代，正是我国处在晚清民初一个大动乱、大变革的时代。吴昌硕（1844-1927），浙江安吉人，初名俊，后改名俊卿，字昌硕，又署仓石、苍石等。常见者有仓硕、老苍、老缶、苦铁、石尊者，七十岁后又署大聋。他是我国近代杰出的艺术家，是公认的上海书坛、画坛、印坛的领袖，同时又是杭州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长。
吴昌硕的书法根植于秦汉，这与其印风是相一致的。同时他更追求一种古朴美，这就是通常说的金石篆籀之气。先秦石鼓文及汉碑是吴昌硕的篆书基础，同时又将这种金石气引入到他的行书、草书。这种石鼓文的笔力骨线与汉碑的雄浑气度被巧妙地融会贯通在他的行草书中，成为吴昌硕书法美学的基础。他自己也说自己“强抱篆隶作狂草”。单从这一句字面意义来理解，他是用篆隶的笔法来书写草书。但是我们从更深的意义上来理解，则是一种创新的意识，他要写出自己的面貌与特色来。创新是任何艺术的不息生命力，也正是吴昌硕书法中的篆籀气，使得他的草书中充溢着篆隶意韵，而篆隶中也时常能看出他的草意来。这种篆与草的对立统一，使得吴昌硕的书法如长江黄河，一泻千里；似高峰坠石，势如破竹；像铁锥画沙，真气弥漫。沙孟海先生评他的书法“行草书纯任自然，一无做作，下笔迅疾，虽尺幅小品，便自有排山倒海之势”。吴昌硕先生自评其书法时，却明确地说“纵入今人眼”、“输却万万
古”。虽然他的书法在当代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应该说是取得了成功，但离他追求的高古之气还相距甚远，这更能说明他追求秦汉古风的殷殷之心。
曾国藩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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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生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卒于同治十一年(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侍讲、侍读、内阁学士及礼部侍郎，官至二品。以编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军功，被封为一等勇毅侯，为清代文人封侯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卒谥为文正，《清史稿》卷四百五有传。
曾国藩是一位对中国近代史产生广泛影响的人物，无论在政治、军事、学术、洋务等方面皆有建树，被称为咸、同中兴第一名臣。他在清朝由盛转衰，面临危亡之际，挽狂澜于既倒，平定天下；他励精图治，敏于天下事功，开办江南制造局，为洋务运动先驱；他知人善任，慧眼识英，以推举天下才俊为己任，李鸿章、李榕皆出其门下。其论学崇尚程朱理学，兼擅文章考据，博稽汉宋，为桐城派巨擘。清史传论评曰：“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国藩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于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但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也是一位褒贬不一颇具争议的人物。“誉之则为贤相，谳之则为元凶。”近年来，史学界对曾国藩研究的深入，对他历史功过是非评价渐趋客观。站在不同的历史立场，看待曾国藩便自会得出不同的认识与结论，因而对曾国藩这样一位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历史人物，应本着历史的态度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曾国藩以文治武功名世，书法实乃余事。“传世也无俟于书。顾平生于书，博习穷挥，未尝稍懈。生平欲将柳诚悬、赵子昂两家合为一炉。”（马宗霍《霎岳楼笔谈》）曾国藩自述学书云：“吾自三十时已解古人用笔之意……欲将柳诚悬、赵子昂两家合为一炉，亦为间架欠工夫，有志莫遂。”又云：“余既奉欧阳率更、李北海、黄山谷三家以为刚健之宗，又参以褚河南、董思白婀娜之致，庶为成体之书。”此种审美价值取向，明显表现出时代书法审美影响的痕迹。身处成、同碑学大播之际，曾国藩不可能不受到碑学之沾溉，但作为庙堂重臣，正统的书法审美趣尚也同时左右着他，使其不可能轻易寄兴于民间化北碑趣味，率尔染指。因而他选择欧阳询、李北海、柳公权便具有权宜之计，既不失庙堂正格又具碑之刚健；至于取法赵子昂、董其昌，则为皇家正统趣味之感染。这种审美选择也颇为合乎曾国藩处世做人之道，外圆内方，汩于世情而内坚操守。应该说，曾国藩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的审美理想。其书沉郁雄挫，骨力内蕴而不失遒媚。更为可贵的是，其书作风格不拘，在庙堂气中保持着多样化的风格面目。取法的书家也不限于欧阳询、柳公权、李北海、褚遂良、黄山谷、赵孟烦，而是转益多师，博涉为优，于颜鲁公、何绍基皆有采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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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鼎芬手札
梁鼎芬（1859-1919），广东番禺人。字星海，一字心海，又字伯烈，号节庵，称节庵先生，别号不回山民、孤庵、病翁、浪游词客、葵霜、藏山、藏叟等。室名有耻堂、葵霜阁、栖凤楼、抗愤堂等。光绪六年（1880）进士，任编修。中法战争时，曾疏劾李鸿章被连降五级。年二十七岁罢归，历任丰湖、端溪等书院院长。张之洞督粤时，设广雅书局，被聘为首任院长。张调两江，复聘主钟山书院。又随张还鄂参幕府事。后任湖北布政使等。康有为在沪设强学会，他参议章程。变法时期又毁谤康梁。辛亥革命后为遗老，参与张勋复辟。王森然著《梁鼎芬先生评传》（载《近代名家评传》，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十一月版）云：“先生治学之余，最喜赋诗谱词……先生书体，早年近黄、柳，中年自成一家。晚年以写崇陵全徽碑，豪迈变为谨饬矣。学先生书者，胡元初（先春）、杨子远（其观）二氏，得其神似。胡失诸柔，杨失诸刚，各有其短处也。若以宋徽宗之瘦金书法，强为先生书，是诚可哂也！”又：“先生善书，每作短札，一事一纸，若数十事则数十纸，且于起讫处，盖用图章。或问之，侈然曰：‘我备异日珍贵者之裱为手卷册页耳。’”谈到梁鼎芬书法，有一点必须提及，由于梁的游幕经历（一八八四年秋冬为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客；一八八九至一八九四年及一八九六至一九○○年均佐张之洞湖广总督幕），因而他能与同在张之洞幕下的杨守敬、沈曾植、郑孝胥、章太炎等交游，并相互影响。这从其同学沈曾植写给他的一通信札中可看出二人间的交谊及书法用笔、结字之某种相似处。
辛亥革命后，梁鼎芬隐栖上海，以清节自持。待陆润庠卒，被征为宣统之师傅，虽不恒值内廷，然终为溥仪帝最畏之师。斯时兼督办光绪陵寝工事，以上海为中心，与诸同志往来，画策复辟运动。袁世凯死后，隐于镇江之焦山，避世论之攻击。一九一七年参与张勋复辟，失败后乃遁去。梁鼎芬别署不回山民、藏山，室名有耻堂、抗愤堂，包括其常用印有“不改其度”、“百折不回”等均反映出他忠于前朝，誓死不变的政治立场和坚定意志。就连作品的落款甚至写成“宣统八年”。以书法的眼光看，这些信札颇具书家情性之美，表面看来信手拈来，不计法度，不问工拙，实质上恰是诗人内心郁勃之气的自然喷发，故通篇结字大小参差，前后气势连贯。梁鼎芬除了行、草书，楷书、行楷皆极精，祝嘉先生收藏的两件梁鼎芬书扇分别作于一八九六年和一九○九年，或蝇头小楷，或以行楷出之，堪称精品。今苏州网师园内尚有其题额“锄月”等，也是不可多得之佳构。
罗振玉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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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1866-1940)，浙江上虞人。他出生于江苏淮安府山阳县，后迁居浙江上虞原籍。祖父罗鹤翔历知泰兴、高淳、江宁等县事，父亲罗树勋曾任海州州判、清河县丞。罗振玉初名振钰，字叔宝，改振玉后，字有坚白、叔蕴、叔言等，号雪堂、贞松，又称永丰乡人、仇亭老民等，病逝于辽宁旅顺。由于罗振玉晚年以清朝遗民自居，晦于时事，追随溥仪，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出任伪满洲国伪职，成为他人生的一大污点。长期以来，对他研究甚少，但他在学术上著作等身，是对近代文化史有着重要贡献的人物，在书法史上尤其是书学方面，也是有着特殊贡献的人物。
罗振玉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自小勤奋而努力。他自五岁起即熟读《四书》、《五经》，十五岁开始治印，十七岁即校勘《金石萃编》，十九岁著《读碑小笺》和《存拙斋札疏》，以后他几乎每年都有论著问世，内容涉及多方面的学术领域。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主要有：一是他对金石文字资料多方面的购求、研究、汇集和刊布，涉及钟鼎彝器、古玺印、铜镜、砖瓦和碑碣墓志，成为中国近代古器物学的开拓者；二是他整理、刊布敦煌经卷遗书，开敦煌学之先河；三是他的西北汉晋简牍研究成为简牍学的奠基者；四是他对甲骨文的搜集、考释和研究有卓越贡献。更值得一说的是：他两度挺身而出，不惜身家破产，保存住内阁大库的档案，使数以万卷的明清史料得以保存；再是他兴办农学会，兴建衣科大学堂，主编《农学报》，并编著翻译农学书籍数百种，对我国近代农学的建立与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基于此，罗振玉的书法对他来说纯是余事，是学人之书，他的书法折射着他人生的文化意义。
马一浮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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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1882-1967），浙江绍兴人。原名浮，又字一佛，幼名福田，号湛翁、被揭，晚号蠲叟、蠲戏老人。幼习经史，十六岁应县试名列榜首。一八九九年赴上海学习英、法、拉丁文。一九○一年与马君武、谢无量合办《翻译世界》。一九○三年留学北美，习西欧文学，曾预撰《欧洲文学四史》等著作。后又游学德国。回国时带回德文版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久又留学日本，研究西方哲学。一九二年回国，赞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传西方进步思想。后潜心考据、义理之学，研究古代哲学、佛学、文学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应竺可桢聘请，任浙江大学教授，又去江西、广西讲学。一九三九年夏，在四川筹设“复性书院”，任院长兼主讲。抗战胜利后回杭。一九五三年任浙江文史馆馆长。一九六四年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是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精诗词，书法因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溢于行间，且多山林之气，篆刻崇尚汉印。一生著述宏富，有“儒、释、哲一代宗师”之称，主要有《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尔雅台答问续编》、《朱子读书法》、《老子道德经注》、《蠲戏斋佛学论著》、《马一浮篆刻》、《蠲戏斋诗集》等。
明朝篇
方孝孺致彦士翰林手札
方孝孺（1375-1402），字希直，又字希古。宁海（今属浙江）人。曾以“逊志”名其斋，蜀献王替他改为“正学”，因此世称“正学先生”。他曾从大儒宋濂学，重文以载道，以兼济天下为己任。洪武二十五年（1392）任汉中府教授，蜀献王聘他为世子师。惠帝时任翰林侍讲，为帝所重，当时《太祖实录》及《类要》等书皆由他总裁。惠帝建文元年（1399），燕王朱棣反，他起草讨伐檄文。朱棣夺皇位后要其投降并命他起草诏书，他却写了“燕贼篡位”四字，于是被杀，并连及亲属九族、祸及学生，史称“株连十族”。
他是文章大家，今存世者有《逊志斋集》及《方正学先生集》等。此札内容为告朋友彦士未赴约之由，并询问及都转公之情况，最后言及朋友所请写之寿序文因“俗冗”心不能静而尚未脱稿。此札内容平实，言简意赅；其字气息沉厚，点画老辣，结体硕长，有大人态。古来忠烈、重臣之字，如颜真卿、翁同龢等都是此类风格。从此札中，可见其人实乃端人正士，笔笔到位，字字独立，无逢迎之态，令人奉读之如面君子。
熊廷弼致友人手札
熊廷弼，（1569或1573-1625），字飞百。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人。万历进士。万历四十七年（1619），以兵部右侍郎任辽东经略。招集流亡，整肃军令，训练部队，加强防务，在职年余，后金军不敢进攻。熹宗即位，魏忠贤专权，他被排挤去职。天启元年（1621）辽阳、沈阳失守，再任经略，与巡抚王化贞不和。次年王化贞兵败溃退。他同退入关，后被魏忠贤冤杀。有《辽中书牍》、《熊襄愍公集》传世。熊廷弼不以书法名世，但其人格、其才能为后世所仰，如傅山就有一段有关熊的记载，崇祯十五年（1642）傅山三十六岁时，一日逃长史邀请作诗，去拜见一个一百三十岁的、曾经从武的老僧，言及辽东事，便问：“老和尚好谈边事，又在辽东时多，熊廷弼经略辽东时，和尚在彼否？”和尚忽然高声说：“好个熊经略！”随即叩头，半日不作声。起视之，和尚泪下如雨，不禁葛衫泫然……后来方知和尚并未从熊经略，只是曾偶遇熊被杀场景。从中可见熊亦是傅山这等俊杰心中之“人物”，从一偶见其被杀场景之老僧举动中，亦可侧知其死之壮烈。此熊廷弼致友札内容为报自己得差将离别之心情，又对友人厚贶表谢意。寥寥数行，叙事言情，胜于长文巨篇。其书法宗王羲之《十七帖》一路，而行笔迟涩中见心境之愁郁。以字法责之虽非上乘，然字外之音悠远苍凉。见字如见人，使人油然而生敬意，焉能斤斤于点画也。
杨涟致麓翁二札
杨涟（1572-1625），字文孺，号大洪。应山（今湖北广水）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累官至左副都御史，以敢言著称。泰昌元年（1620），与左光斗等反对李选侍。天启四年（1607），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次年为魏忠贤诬陷入狱，受酷刑死。崇祯初，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忠烈”。有《杨大洪集》传世。他在死前有一血书《狱中绝命辞》，中有“孔子说：‘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可以见先帝于天，对二祖十宗、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斫东风，于我何有哉！”读之激昂悲壮，感天地、泣鬼神！此两札内容都是邀麓翁相聚，可侧见其时东林士人雅集之逸事。此札书法风格近前方孝儒札，可见他们虽不同世，但志向、操守近，因而笔下自有相通处。但与方札相比，字之棱角更见分明，行笔亦劲利，所谓合而不同者也。
左光斗致麓翁手札(附万寿祺跋)
左光斗（1575-1625），字遗直、共之，号浮丘。安庆桐城（今属安徽）人。万历进士，授中书舍人，擢迁御史，奉命办理屯田事务，在北方大兴水利，垦水田，种水稻。泰昌元年（1620）他与杨涟等反对李选侍。又与杨涟同因弹劾魏忠贤而下诏狱、受酷刑死。此札与前杨涟札内容相近，都是意气相投朋友间相约聚会之事。而书法较杨涟字写得飞动多致，甚显才情。其笔势开阔而流畅，风流俊逸。后有明诗人、画家万寿祺（1603-1652）己卯（1639）的题跋，于左敬仰之情，犹对日月！亦可见其人在同世之影响。
黄道周致韫生手札
黄道周（1585-1646），字幼平、又作幼玄，一字螭若，号石斋。福建漳浦人。明天启二年（1622）与倪元璐、王铎一同中进士。选庶吉士。崇祯年间，擢为大学士；南明福王朱由崧于南京即帝位后，任礼部尚书；唐王聿键被拥立于福州时，任武英殿大学士。黄道周一生不谐流俗，为人严冷方刚，以文章风节高天下。后复明无望，被俘于南京，不肯投降，在狱中仍从容小楷书《孝经》，被俘翌年（1646）从容就义。
他有绝命书，写道：“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凛凛然有生气！他有《石斋集)》等传世。此札内容即述南明王朝昏庸、江河日下之情形，从中透露出其于时势无奈之心境。其书法奇崛古淡，端严而秀密，诚为佳作。黄道周大字生辣放纵，跌宕奔腾；小字精紧高古，其间反差极大。但无论大小字，其内在气息都以峻拔称，方折分明，字如其人。
倪元璐致台翁手札
倪元璐（1594-1644），字玉汝，号鸿宝。浙江上虞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授编修之职。祟祯时，深受器重，声望很高，从侍讲累官至国子祭酒。但旋受奸臣陷害，退隐故乡；崇祯十五年（1642）再度受召任兵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但国运衰弱，独梁难支，颓势难挽。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他亦自缢身殉。后来明福王赐谥“文贞”。他的书法近黄道周，但气格更胜，比黄道周更为奇崛。黄道周曾谓：“抹蔡掩苏，望王逾羊，宜无如倪鸿宝者。但今肘力正掉，著气太浑，人从未解其妙耳。”可见推崇备至。倪书用笔苍劲古拙，飞扬恣肆，结体出于颜苏，但展脱挺健，得颜苏之精神。此札内容为慰亡，写得沉痛哀婉，但又以通脱之观点为生者解说，言简意深，于平常俗事中见高远之怀。所书结体端正，行笔朴厚而活泼，极为精彩。
史可法二札
史可法（1601-1645），字宪之，号道临。河南祥符（开封）人。崇祯元年（1628）进士，任西安推官。福王时，任兵部尚书等，后清兵破城，他白刎而未死，命副将将自己杀死。他生得相貌猥琐，身材短小，但自幼聪慧，有奇才；师从东林党人左光斗。此两札内容都为朋友问言诗文事。其书法赠益之札写得豪迈雄强，笔势奔腾，结体硕大，亦可见奇崛之气流于字里行间；另一札写得较谨严公整，清气荡漾。两札书法风格对比强烈，应该是所书时心境及所予对象不同而致。史司法书法较少见，虽不以书名，但其字亦卓然俊伟，盖与黄道同、倪元璐辈属同一流人物，观之令人心动。
傅山致戴枫仲二札
傅山（1607-1684），初名鼎臣，后改名山。字青主，号公之它、丹崖翁、真山、侨黄等。阳曲（今属山西）人，祖籍大同。明亡后曾出家为道士，故人称“朱衣道人”。有《霜红龛集》等传世。他是一位很有气节的人，前半生全力反清，晚年隐而不仕清，成为历史上少有的气节高贞之人。他主张“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又针对当时赵、董流弊一味甜熟之风，提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等著名书法观，反映了他的卓尔不群，出时风之表的高格。他的草书雄强奇崛，下笔如龙蛇飞舞，苍鹰盘旋，极自由超拔。他曾自言比于王羲之，是“龙跃似之，虎卧不足”，说的就是自认为动处似王羲之，静处尚有不足。他的小字精严，楷法颜真卿，而归之于钟繇，写得极精到高古。此两札内容，前札为和挚友戴枫仲谈做文章之道，文意深刻玄远，而又能平实之言出之，启人尤多；后札为朋友之间相约往来，如家常言，亲切自然。就其书法言，前札放纵，后札收敛；前札笔沉墨厚，后札清劲严整。盖前札言文道则自负，后札叙友情则谨敬者也。
清代篇
陈奕禧致舜徒二札
陈奕禧（1648-1709），字六谦，号香泉、葑叟。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七年（1708）任南安知府，曾编纂郡志，翌年卒于任上。他大字沉着浑融，无轻佻之态，小字稳健而柔美。他于秦汉唐宋以来文字收弆尤富，皆为题跋辨证，著有《隐绿轩题跋》、《金石文录》。他将收藏的名迹摹勒上石而成《予宁堂法帖》；雍正十一年（1733），敕命将其书勒石，成《梦墨楼帖》十卷。此二札，前札内容为向朋友叙家常，如“各事用银如流水，来处少，去处多”，直白自然；后札是朋友间往来相约，从“老弟仍于草榻一宿，未始不可也”一 句，可见两人交情非浅。二札书法清劲缠绵，柔中亦时见刚折。和前数人书法比，虽显文弱，但亦含清气，非庸俗之流所能到。
金农致迂翁手札
金农（1687-1763），原名司农，字寿田，后更名农，更字寿门，号吉金、冬心、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邪居士、心出家粥饭僧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扬州八怪”的重要代表。乾隆初被荐为博学鸿词科，不中而归。晚寓扬州鬻书画以终。他性格孤高，精于鉴别，为书画新奇别致但又古意盎然。其书法所来有自，于汉隶用功极深，又能以奇出之，形成独标一帜之自家面目，人称“漆书”。他的大字稍显做作，但小字却自然高古，笔短趣长，拙朴雅健。此札内容为请托朋友，言辞谦敬慎重；书法苍朴老辣，方圆兼备，极为精彩。
吴锡麟致尤荫手札
吴锡麒（1746-1818），清代文学家，字圣征，号谷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曾为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历官国子监祭酒。后以亲老乞养归里，主讲扬州安定乐仪书院至终。其诗笔清淡秀丽，亦能词，以骈文著称。著有《有正味斋集》七十八卷。此札为吴锡麒致画家尤荫（1732-1812，号水村，能山水、花鸟，尤长画竹）者，内容为谢尤赠其酒器，并大书酒中之乐，以显赠酒器之情重，文风跌宕，才情横溢。其字清雅劲健，出于东坡。此札可谓书、文并佳之作。
袁枚致尤荫手札
袁枚（1716-1798），清代诗人、诗论家。字子才，号简斋、苍山居士，晚号随园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外调做官，曾任江宁、上元等地知县。三十三岁父亲亡故，辞官养母，在江宁（今南京）购置隋氏废园，改名《随园》，筑室定居，著述以终老，世称随园先生。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及《补遗)》，《子不语))、《续子不语》等著作传世。袁为乾隆、嘉庆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隆三大家”。袁枚倡导“性灵说”，主张写诗要写出个性。此致尤荫（字贡父）札内容为谢尤赠画，并赞其画，记述朋友间切壁画艺及朋友间相互激赏、互赠礼物之韵事。其书法灵动清雅，不事雕琢，自然闲适，正合于其“性灵”之主张。虽法度稍欠，而才情横溢，亦为佳构。
王文治致啸崖手札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丹徒（今江苏镇江）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探花，官至翰林院编修、侍读，后又任去南姚安知府，罢归，遂绝意仕途，与文人墨客交游。王文冶工诗文，但以书法最为知名。当时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称，与刘墉齐名。他的书法根于二王而以稳健出之，字体端正，行笔流畅。此札内容为朋友间彼此激赏，诗词唱和，知已互勉，其书法随意潇洒，节奏明快，风神淡元，为其上乘之作。
阮元托事手札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颐性老人、揅经老人等。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后任浙江、山东学政，由内阁学士任户、礼、兵、工等部侍郎，历任浙江、江西、河南巡抚，两广、云贵总督。道光十五年（1835）任体仁阁大学士，后加太子太傅，卒谥文达。阮元为重臣，但教子弟极严，对学术界也很有功绩。编成《经籍纂诂》，汇刻《皇清经解》，著《十三经注疏》，编纂《石渠宝笈》；金石著有《两浙金石志》，与毕沅合著《山左金石志》，又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及诗文集《揅经室集》等传世。他对后世书法影响最大的是其《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开包世臣、康有为书论之先河。他的书法雄强劲健，锋芒毕露，正中寓奇。此札内容为托朋友照顾教育儿子等事，言辞恳切，说事分明。其书法老辣端严，非位尊气沉且学养深厚者不能到此境也。
胡林翼致辛阶手札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道光进士，授编修。一八四六年以知府分发贵州，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及贵东道。曾镇压苗民起义及湖南李沅发起义。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升至湖北巡抚，全力支持曾国藩。胡林翼文武双全，为官清廉，能诗文，善书法，蒋介石特别崇拜其军事才能，把他与曾国藩的治军用兵之道合编成《曾胡兵法》，作为黄浦军校学生的教材。毛泽东年轻时也十_分钦佩胡林翼的文韬武略和为人做官之道，因此把自己的字改为“润之”。辛阶系劳崇光（1802-1867）的字，湖南善化（今属长沙）人。道光进士，历任平阳、太原知府等，又迁湖北、广西布政使。咸丰元年（1851）署广西巡抚，后调任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镇压太平军。同治二年（1863）授云贵总督，镇压云南回民起义和贵州苗民起义。
辛阶比胡林翼长十岁，且当时职务又高，故胡林翼写信时称“辛阶老前辈大人阁下”。信中所谈主要是军事。胡写此信时已“历权三郡”，当是他历任安顺、镇远知府后又调任黎平知府之时，因信中有“七月至黎平至今已满两月”语。信中还谈及他为对付农民起义办团练保甲及其镇压黎平苗民起义之事。据此，这封洋洋近千言的信札的史料价值已显显而易见。
曾国藩致凯章二札
曾国藩（1821-1872），晚清一代名臣，湘军首领。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进士。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迅速兴起时，奉旨在湖南办团练，创建湘军，与胡林翼、左宗棠等共筹破敌之策。造战船、建水师，与太平军苦战。后升任两江总督，节制苏、皖、赣、浙四省军务。最终将太平军残酷镇压下去。因军功封一等毅勇侯，是清代文人封武侯的第一人，虽军务倥偬，却留心洋务，对书法亦深有研习。
张凯章、作梅当系曾国藩所辖部下，曾国藩写此两信时当在其任两江总督并节制苏、皖、赣、浙四省军务期间。信中所谈大抵涉及苏、皖两省军务，时清军处于劣势，曾国藩信中屡有“切不可慌乱”、“静镇”、“稳住”、“行军以稳静二字为主”等语。从信中可知当时清军情势非常危急，故在四日之内连发四信给张凯章，指挥作战。虽处情急之中，但从曾国藩此两信札的字迹来看并无慌乱之象，而是笔笔劲挺，处处合于法度，给人以指挥若定之感。信中提及“次青营垒”，“次青”乃湘军中的一员主将李元度，字次青，亦文人出身的武将。
左宗棠致芗泉二札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朴存，号上农人，湖南湘阴人。自幼聪颖，道光举人。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由好友胡林翼保荐，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下，为抵抗太平军出谋划策。一八六○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随同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曾国藩荐其在湖南招募丁勇，协同湘军与太平军作战。一八六一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同治元年（1862）组成中法混合军称“常捷军”，并扩大中英混合军，先后攻陷浙江省内数城池，升闽浙总督。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后，论功封一等恪靖伯。随即奉命率军追击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镇压太平天国后，从事洋务。晚年曾指挥清军收复新疆。又任军机大臣，中法战争时督办福建军务。积极布防并组成“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其晚年在收复边疆和加强海防增援台湾方面功勋卓著。
芗泉系蒋益澧（1825-1874）字，湘乡人。为曾国藩心腹之一。咸丰初投入湘军为曾国藩帮带亲兵营。后又统带新营。曾授广西按察使，升布政使。后又率军援浙。同治元年（1862）攻占杭州后，任浙江布政使。 左宗棠致芗泉札，前札开首便称“阁下初入杭城，诸务草创，弟以一手经理百端……”，当是指芗泉率军援浙，攻占杭州之际。时左宗棠当任浙江巡抚并升闽浙总督。该函主要是传达战况，指挥追击分头转移的太平军，情势非常紧急，故此札还注明“辰刻”。而后札则无，且字体亦比前札端正些，反映出前札写得比较仓促，后札比较从容。
彭玉麐致筠仙二札
彭玉麐（1816-1890），字雪琴，湖南衡阳人。亦由一介书生而成湘军将领。咸丰三年（1853）随曾国藩创办湘军水师，升安徽巡抚、水师提督、兵部右侍郎等。攻陷天京后，加太子少保。光绪年间署两江总督，晋兵部尚书。卒赠太子太保，谥刚直。
筠仙系郭嵩焘（1818-1891）的字，道光二十七年（1847）与李鸿章是同榜进士。入翰林后因母丧一直丁忧在籍，太平军起义之初，两湖危急，劝谏曾国藩出山办团练的即是筠仙。有“曾国藩最知己者莫过于二仙——筠仙和霞仙”一说，筠仙曾为曾国藩的幕僚。在本册页中，除了彭玉麐致筠仙二札，另有李鸿章致筠仙二札。李称他为同年亲家，当是他俩同年中进士且又结成亲家之故。
彭致筠仙二札所谈皆军务。函中谈及“湘乡夫子”即曾国藩。函中屡屡出现镇压太平军及苗民起义战争中多处取得胜利的喜悦，但也注意到“冬涸”、“雨月不雨”对水师的不利，提醒“分防各军稍涉大意难保不旋得旋失”的潜在危险。彭玉麐书信落款用行草书，将“彭玉”两字签成合文似为一字，故乍一看较为难认。从时间上判断，彭玉麐写此两函时太平军尚未全部被消灭，当时筠仙可能仍在曾国藩手下当幕僚。而李鸿章致筠仙二函，则所谈已几不涉及军务，而主要谈及政务，当在已镇压太平天国之后。
李鸿章致筠仙二札
李鸿章（1823-1901），本名章桐，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东乡（今肥东县）磨店人。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 有《李文忠公全集》。李鸿章致筠仙两函中，有“闽粤无深患，洋务者将以台湾巡抚相属”之语，是台湾自古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又一铁证。此点又提升了李鸿章函的历史价值。李鸿章的签名也较特殊，粗看似为“鸿才”连写，但不像彭玉麐签名时把“彭玉”两字合成一字之形，而是仍作两字状，不过“章”字借用了“鸿”字的下部成草书的似章非章之状，这种签名方式至今仍有人使用。
骆秉章致辛翁手札
骆秉章（1793-1867），广东花县人，原名俊，以字行，号儒斋。道光进士，由贵州布政使升湖南巡抚。任湖南巡抚期间适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建湘军，咸丰十一年（1861）任四川总督，与李短鞑、蓝大顺、郭刀刀所领川滇农民军作战，同治元年（1862）击败川滇农民军。翌年，又击败石达开部于大渡河，清廷授以太子太保。病卒于四川总督任上，谥文忠。善书法，亦在清代名书家之列。辛翁即辛阶劳崇光，曾任两广总督及云贵总督。骆氏信中提及“欣颂川中军务去秋略有头绪”正值骆新任四川总督整顿军务之时。还提及与李、蓝所领川滇农民军作战情况，并称“蓝逆已诛”。所称“石逆”当指石达开。又“官军追及即遁，未审何时始能了局”，流露出对追讨石达开部无奈的担心，此当是骆为何要写此信给任云贵总督的辛阶的原因。此札共六页，洋洋数千言，所写内容不仅涉及军务、政务，甚至还涉及经济、宗教等。其史料价值亦自不待言。
李元度致力臣手札
李元度（1821-1887），字次青、笏庭。道光间就读于岳麓书院，与曾国藩同窗。道光举人。湘军初起时，得曾国藩赏识，应邀入曾国藩扩办的团练，李为营官，咸丰年间，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军，曾疏陈筹防筹饷之策，中有建议福建巡抚专驻台湾，以防法、日逞凶等策。官至贵州布政使，著作甚富，其中以《国朝先正事略》尤为巨著，还主纂同治《平江县志》。
《李元度致力臣札》中主要谈到详查《褒忠录》所需查人员之事，反映出李元度这位文人出身的武将对文献的重视。《褒忠录》乃清朝廷为褒扬忠臣而编纂的名录。
冯煦手札
冯煦（1843-1927），江苏金坛人。字梦华，一字孟华，号蒿庵，晚号蒿叟，又号蒿史，辛亥后自号蒿隐公。室名蒙香室、蒙香馆、养真室。光绪十二年（1886）中探花，授编修，官至安徽巡抚。民国后，以遗老自居，被任命督办江淮赈务，受聘纂修《江南通志》，任参政院参政。善诗词骈文，世尤重其词名。著有《蒿庵类稿》、《蒿庵随笔》，又辑有《宋六十家词选》等。冯煦工书法，取法钟繇、虞世南及孙过庭，无论草书还是楷书，皆醇朴 浑厚，神采焕然。一九三一一年，西泠印社成立二十周年之际，冯煦专为作为镇社之宝的《汉三老讳字忌日碑》题写“汉 三老石室》五个擘窠大字。今西泠印社中人海上童衍方先生藏《三老碑》拓本之一中也有冯煦的长跋，吴昌硕题首（载《西泠印社》二○○六年第二期，荣宝斋出版社)。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申报》发表有“冯蒿叟草书助振”的润例，今人或能从中了解到其时书法市场的状况：对联四元 五尺外每尺加二元 楷书加倍 喜寿联撰句者二十元 横直整幅六元 五尺外每尺加三元 又半幅三元 四尺外每尺加一元 纨折扇三元 小楷书十元 卷册每尺三元 以上泥金笺加倍 匾额每字四元 磨墨费一成 恶纸不书 附鬻文例 半充善举半佐游资 杂文每篇一百元 骈文加倍 墓志家传等另议 件交上海北成都路广仁里一千五百八十二号义振协会 振款先交 十日领件 或交广仁堂鲁湘豫直义振会
以艺术而论，冯煦写给“筱川”的这通尺牍确为其代表性书体，以孙过庭草书为基础，参以章草笔意及钟繇楷法，虽字字独立，实笔断意连，结字平中寓奇，用笔以拙驭巧，章法疏朗有致，写来不激不厉，神闲气定，一派高古气象。在清末民初的书坛上冯煦虽不以书专名，却取境高远，超轶群伦，实为难得。
益龄手札
益龄是梁鼎芬的学生加表弟，信中“番禺表兄师”、“节师”等称谓已明明白白地传递了这一信息。再细审其书法，无论用笔、结体都明显受到其师的影响。梁鼎芬早年习过欧阳询、柳公权和黄山谷，在益龄的笔下也很好地得到传承。不过他没有了梁鼎芬晚年的率意和恣肆，代之以清新隽永，如山泉汩汩流淌。另一区别是梁的用笔瘦劲，很少有重按；而益龄写来提按分明，对比强烈，从而增强了拙意。这点显然与他研习宋代另一大书家苏东坡的书法有关，很似清末虞山翁同龢，厚重拙朴，甚是可爱。有意思的是此三种信札中有两通写到了茶与品茶，写到了酒事。在风雨飘摇的辛亥之季，能躲进小楼，谈酒论茶，舞文弄墨，不也是人生一大快事？
温肃手札
温肃（1879-1939），广东顺德人。字毅夫，号檗庵、清臣，室号百甓斋，近代岭南著名书家。温肃的书法得益于宋代黄山谷行书最多，长枪大戟，仪态可掬。或许是性格使然，他写行书没有黄的开张气度，笔致间多了些温润的成分，因此他的这种书风在清末民初的书坛中很难凸现出来。
张季鸾手札
张季鸾（1888-1941），陕西榆林人。原名炽章，以字行。笔名季鸾、一苇、少白、榆生。清末留学日本，出版《夏声》杂志。辛亥革命后在京创办《民立报》，在沪开办《民信日报》，先后任京沪《中华新报》总编辑。一九二六年与吴鼎昌等在天津接办《大公报》，任总编辑。一九三六年主持上海《大公报》。张季鸾的行书颇似晚年梁鼎芬的笔致，率意冲淡，有宋人尺牍遗风。显然这跟他与梁及温肃等交往有关。从其用笺看，张季鸾也能作隶，受到清人伊秉绶等的影响，这也说明延至民国，碑派书风已在书坛得到广泛的传播。
杨守敬手札
杨守敬（1839-1915），湖北宜都人。字惺吾，晚号邻苏老人。晚清著名学者，精于地理、目录、文字、金石之学，又是著名的书法家、书论家、收藏家。他幼年习商，二十五岁始进京赶考，先后数次落榜。遂发愤治学，著述甚富，有《水经注疏》、《日本访书志》、《邻苏园集帖》、《楷书溯源》、《学书迩言》、《望堂金石集》等数十种。当时学者名流如潘孺初、吴昌硕、罗振玉等皆称誉之。一八八○年任清政府驻日钦使黎庶昌之随员，东渡日本凡四年，致力于搜集国内散佚书籍，并影印摹刻大量碑拓，日本称为“杨守敬旋风”，对日下部鸣鹤、岩谷一六、松田雪柯等启发极大，渡边寒鸥在《论书百绝》中赞颂道：“赍来拓本万余通，复古思潮撼日东。鸣鹤喻霞开耳目，一新明治旧书风。” 作为书家，杨守敬楷、行、隶、篆各体俱能。《清史稿》称其“摹钟鼎至精”。确实，他的篆书饶有金石之气。中年宗法苏东坡，后广学北碑，晚年潜心于颜鲁公，尤致力于行书。博采众长，化为己有。杨守敬学书早年就教于乡贤朱景云（字槐卿，湖北江陵人），从楷书欧体入手，得其稳健遒实之致。《杨守敬学术年谱》（宜昌、宜都市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湖北人民出版社二○○四年十一月版）谓：“杨守敬就读朱先生馆，六年如一日，临禊帖，习正书，常以苦楝纸、古墓砖练字。”三十年后（1891），朱景云谢世，杨以楷书撰《清故岁贡生文敬朱先生墓志铭》，该墓志铭既有欧体之平中寓险、刚中见柔之意，又有北碑苍劲之韵。师古法而不泥古法，中锋运笔而兼侧锋取势。其行书同样在欧体基础上参以北碑之体势，纵肆而成。同时融会宋代苏东坡行书笔意。
以上三通行书尺牍，是杨守敬的代表性书体。通篇用笔老辣生涩、豪迈遒劲，气息浑厚古朴、淋漓恣肆，明显地反映出其长期浸淫汉魏六朝碑版的成果。笔笔实又笔笔虚，笔笔厚又笔笔奇，通篇又是随心所欲，一气呵成，系晚年不可多得的精彩之作。辛亥革命后，杨守敬避居上海。一九一四年，也就是去世前的一年，大总统袁世凯雅重杨守敬，商之副总统黎元洪，将杨聘为顾问，一再致书，敦催上道，而杨“以年老无意出山”，袁旋复函催他上道，有“请趁早扶杖北行为京华光”之语。杨终亦不便深拒而赴京。袁对他优礼有加，复以“参政”相属，杨谓“政治学非所长，力辞不获”。写给“小川宗兄”的三通尺犊，正是记述了杨于一九一四年从上海赴北京担任参政期问的故事，内容反映出杨守敬嗜书如命、潜心学问及对待学问、艺术的严谨态度；同样也反映出他在艰难时势下迫于生计，为家奔波、操持，又精于经商的复杂人格。于书法理论，杨守敬在著名的《学书迩言》中十分强调学书的字外功，在前人提出“天分”、“多见”、“多写”三要的基础上又增以“品高”和“学富”两项，谓“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轶等伦者也”。又提出“自来学前贤者，未有不变其貌而能成家”。杨守敬的书法实践正是上述理论的最好注解。因此，杨守敬的意义正在于他的创造性。生活在碑学笼罩的时代，他的书法同样也以超迈峻峭的北碑意趣打底子，又博采颜鲁公、苏东坡、黄山谷等家，然后食古而化，自成家数。同样，丰富深厚的学养、慎独高贵的品行也成就其厚重、质朴、浑穆的艺术情趣。这种高境界非凡夫俗子所能为。一九一五年一月，杨守敬无疾而逝。四月，由政府派专车从北京护送回湖北宜都，归葬祖茔。
俞樾手札·二十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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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多禄跋俞曲园手札
有清一代，书法可分两途。康、乾时期，书宗董、赵，以帖为式，风格清健流丽，儒雅闲静。然以承继为主。嘉、道之后，此风参以颜、柳，庙堂之气重而风流韵致少，故“馆阁”之讥，时或有之。与其反道而行之者，碑派兴起，渐成流风。晚清士大夫，初学阁帖，中年之后参以北碑，既增筋骨，又不乏生动。遂成一时之风尚。俞曲园即其一例也。
俞曲园（1821-1907），名樾，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咸丰八年（1858），因出“截搭题”被御史曹泽上奏，旋被革职，永不录用。俞樾被罢官后，于次年南归，寓居苏州。先后从事著述与讲学，曾主讲于苏州云间书院、紫阳书院及上海求志书院。同治七年（1868），受浙江巡抚之邀，主讲于杭州诂经精舍。光绪二十九年（1903）辞讲。历时三十余年。光绪三十二年卒于苏州，享年八十七岁。曲园一生著述宏富，有《群经评议》、《诸子评议》、《古书疑义举例》、《九九消夏录》、《曲园杂纂》、《俞楼杂纂》、《茶香室经说》等，据《春在堂全书》总目所录达三十八种之多。
曲园与小坡二十四札书信，以言学术、诗词者居多，时间大约在光绪八年（1882-1887）之间。信札之书体，除一通为隶书外，俱为行楷书。曲园早年科举应试，字体工整圆润，有馆阁之风。后习篆、隶，书风为之一变，隶形篆意，古朴厚重，不加雕饰，犹如经生治史。老年所书楷联，则参以碑意，大气重拙。然此册之书法，除古朴、重拙之外，更有气质闲雅，潇洒风流，宋人之意跃然纸上。此或翰札特有之形态，抑或特有之魅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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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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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1830-1904），清末维新派。江苏常熟人。字叔平，一字声甫、笙甫，号笙，又号韵斋，自署松禅，晚号瓶生，又署瓶庐、瓶斋居士。咸丰六年（1856）进士，赐一甲一名状元及第，光绪帝师。历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户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协办大学士。
中日战争时主战，扶植张之洞，反对李鸿章求和，支持康有为维新变法的主张，企图实现光绪帝亲政。一八九八年六月被慈禧太后罢免，戊戌政变后又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书法名于时。“居家教友，力朝方严”，支持康、梁维新变法的某些主张，谋求实现光绪帝亲政，为慈禧所恨，终罢职归里，赍志以没。卒谥文恭。著有《翁文恭公日记》、《瓶庐诗文稿》、《瓶庐丛稿》。工书。早年取法欧、褚及赵松雪，崇尚瘦劲一路，功力精深；中年致力颜鲁公，得其风骨，兼取苏、米、二王及章草之长，转益多师；晚年则浸淫《衡方》、《张迁》、《礼器》诸碑及刘墉、何绍基之间，烁古熔今，形成淳厚宽博，绵里裹铁，雍穆古朴的个人面貌，时称“翁体”。杨守敬《书法迩言》云：“翁松禅亦学平原，老苍绝伦，无一稚笔，同光间推为天下第一，洵不诬也。”翁习字由小楷人手，中锋悬肘，出规入矩，“虽蝇头小楷皆能悬臂出之”，由于训练刻苦，竟至“指腕欲脱”，苦不堪言。行书貌丰骨劲，略近刘墉，多见于信札。用功之外翁氏书学成就亦得益于其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襟怀和通古达今的学问修养，将写字视作从政余暇的养生之道。日记中便有“归，写对，稍疏其气，否则必病矣”的记载。翁文辞得桐城之传，诗承江西诗派而上窥少陵、东坡。“间作小画，以笔力奇肆出之，不为画家规矩所拘，随意点染，古趣盎然，更自为题咏，弥觉隽逸。然仅为亲人子弟偶一挥染，未尝为外人作。” （窦镇《清朝书画录》）翁生肖属虎，每喜在虎年虎月虎日虎时写虎字，以应人请去作辟邪之用，虎名之盛，甚至被人制版拓印以广流传。
常用印鉴：翁同龢印、同龢、龢、叔平、松禅、松禅居士、翁同龢观。
吴大澂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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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文物大收藏家的结局大多凄苦，受这一宿命作弄最大者当推吴大澂。吴氏文物收藏的聚散经历差一点就被写入中国近代外交屈辱史。
吴大澂（1835～1903），字清卿，号恒轩，晚年又号愙斋，江苏省吴县人。清同治七年（1868）进士，累官至广东、湖南巡抚，光绪二十年(1894)罢归。一生喜爱金石，并工诗文书画。著有《说文古籀补》、《古玉图考》、《权衡度量考》、《愙斋集古录》、《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愙斋文集》等。历任编修、河北道、太仆寺卿、左副都御史等职。光绪十二年（1886）擢广东巡抚。 光绪十三年八月，署河南山东河道总督。 光绪十八年授湖南巡抚。中日甲午战争起，他率湘军出关收复海城，因兵败革职。
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廷派李鸿章赴日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中国不仅要割让土地，还要赔款二亿两白银。条约内容苛刻，举国哗然。吴大澂五月二十五日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发去一急电云：“倭索偿款太巨，国用不足，臣子当毁家纾难。大澂廉俸所入，悉以购买古器，别无积蓄，拟以古铜器百种、古玉器百种、古镜五十圆、古瓷器五十种、古砖瓦百种、古泥封百种、书画百种、古泉币千三百种，古铜印千三百种、共三千二百种，抵与日本，请减去赔款二十分之一。请公转电合肥相国，与日本使臣议明，作抵分数。此皆日本昕希有，置之博物院，亦一大观。彼不费一钱而得之，中国有此抵款，稍纾财力，大澂借以伸报效之忱，一举而三善备焉。如彼允抵，即由我公代奏，不敢求奖也。鄙藏古器、古泉，日本武扬（前任驻华公使）曾见之，托其转达国王，事或可谐。”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六日，吴大澂急电发出十天后，还未收到张之洞的答复，于是再次致电张氏，催促此事。电文云：“刚电及函，想均鉴及。如合肥不愿议减，或倭使不肯婉商，可否乞公代电总署，托俄公使，电告俄王，玉成其事，令倭减去二十分之一。如有成议，澂当另备古物百种，由总署转送俄王。与其竭我脂膏，不如略减赔款。所以请公代奏者，澂本部民报效之款，应由原籍地方官上闻，惟公知其心迹，无他耳。纾君父之急，与从井救人不同。”不料张之洞对吴大澂此举不以为然，复信几近挖苦与冷漠，笑其奇创，令其定静，文物抵充赔款之事就此终结。
吴大澄书法以篆书最为著名。他开始学秦代小篆刻石，书法酷似李阳冰。后受杨沂孙的启示，将小篆与金文相结合，并用这种方法书写《论语》、《孝经》以及信札。他的篆书大小参差、渊雅朴茂，在当时是一种创造。他对金石文字有精深的研究，开拓了对先秦文字的广阔的视野，使他的篆书从中汲取了不少的营养。吴大澄写篆书，喜用隶书书款。他的隶书横平竖直，亦取法汉碑。行书学曾国藩，又颇有黄庭坚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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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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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生活的年代，正是我国处在晚清民初一个大动乱、大变革的时代。吴昌硕（1844-1927），浙江安吉人，初名俊，后改名俊卿，字昌硕，又署仓石、苍石等。常见者有仓硕、老苍、老缶、苦铁、石尊者，七十岁后又署大聋。他是我国近代杰出的艺术家，是公认的上海书坛、画坛、印坛的领袖，同时又是杭州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长。
吴昌硕的书法根植于秦汉，这与其印风是相一致的。同时他更追求一种古朴美，这就是通常说的金石篆籀之气。先秦石鼓文及汉碑是吴昌硕的篆书基础，同时又将这种金石气引入到他的行书、草书。这种石鼓文的笔力骨线与汉碑的雄浑气度被巧妙地融会贯通在他的行草书中，成为吴昌硕书法美学的基础。他自己也说自己“强抱篆隶作狂草”。单从这一句字面意义来理解，他是用篆隶的笔法来书写草书。但是我们从更深的意义上来理解，则是一种创新的意识，他要写出自己的面貌与特色来。创新是任何艺术的不息生命力，也正是吴昌硕书法中的篆籀气，使得他的草书中充溢着篆隶意韵，而篆隶中也时常能看出他的草意来。这种篆与草的对立统一，使得吴昌硕的书法如长江黄河，一泻千里；似高峰坠石，势如破竹；像铁锥画沙，真气弥漫。沙孟海先生评他的书法“行草书纯任自然，一无做作，下笔迅疾，虽尺幅小品，便自有排山倒海之势”。吴昌硕先生自评其书法时，却明确地说“纵入今人眼”、“输却万万
古”。虽然他的书法在当代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应该说是取得了成功，但离他追求的高古之气还相距甚远，这更能说明他追求秦汉古风的殷殷之心。
曾国藩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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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生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卒于同治十一年(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侍讲、侍读、内阁学士及礼部侍郎，官至二品。以编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军功，被封为一等勇毅侯，为清代文人封侯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卒谥为文正，《清史稿》卷四百五有传。
曾国藩是一位对中国近代史产生广泛影响的人物，无论在政治、军事、学术、洋务等方面皆有建树，被称为咸、同中兴第一名臣。他在清朝由盛转衰，面临危亡之际，挽狂澜于既倒，平定天下；他励精图治，敏于天下事功，开办江南制造局，为洋务运动先驱；他知人善任，慧眼识英，以推举天下才俊为己任，李鸿章、李榕皆出其门下。其论学崇尚程朱理学，兼擅文章考据，博稽汉宋，为桐城派巨擘。清史传论评曰：“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国藩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于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但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也是一位褒贬不一颇具争议的人物。“誉之则为贤相，谳之则为元凶。”近年来，史学界对曾国藩研究的深入，对他历史功过是非评价渐趋客观。站在不同的历史立场，看待曾国藩便自会得出不同的认识与结论，因而对曾国藩这样一位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历史人物，应本着历史的态度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曾国藩以文治武功名世，书法实乃余事。“传世也无俟于书。顾平生于书，博习穷挥，未尝稍懈。生平欲将柳诚悬、赵子昂两家合为一炉。”（马宗霍《霎岳楼笔谈》）曾国藩自述学书云：“吾自三十时已解古人用笔之意……欲将柳诚悬、赵子昂两家合为一炉，亦为间架欠工夫，有志莫遂。”又云：“余既奉欧阳率更、李北海、黄山谷三家以为刚健之宗，又参以褚河南、董思白婀娜之致，庶为成体之书。”此种审美价值取向，明显表现出时代书法审美影响的痕迹。身处成、同碑学大播之际，曾国藩不可能不受到碑学之沾溉，但作为庙堂重臣，正统的书法审美趣尚也同时左右着他，使其不可能轻易寄兴于民间化北碑趣味，率尔染指。因而他选择欧阳询、李北海、柳公权便具有权宜之计，既不失庙堂正格又具碑之刚健；至于取法赵子昂、董其昌，则为皇家正统趣味之感染。这种审美选择也颇为合乎曾国藩处世做人之道，外圆内方，汩于世情而内坚操守。应该说，曾国藩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的审美理想。其书沉郁雄挫，骨力内蕴而不失遒媚。更为可贵的是，其书作风格不拘，在庙堂气中保持着多样化的风格面目。取法的书家也不限于欧阳询、柳公权、李北海、褚遂良、黄山谷、赵孟烦，而是转益多师，博涉为优，于颜鲁公、何绍基皆有采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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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鼎芬手札
梁鼎芬（1859-1919），广东番禺人。字星海，一字心海，又字伯烈，号节庵，称节庵先生，别号不回山民、孤庵、病翁、浪游词客、葵霜、藏山、藏叟等。室名有耻堂、葵霜阁、栖凤楼、抗愤堂等。光绪六年（1880）进士，任编修。中法战争时，曾疏劾李鸿章被连降五级。年二十七岁罢归，历任丰湖、端溪等书院院长。张之洞督粤时，设广雅书局，被聘为首任院长。张调两江，复聘主钟山书院。又随张还鄂参幕府事。后任湖北布政使等。康有为在沪设强学会，他参议章程。变法时期又毁谤康梁。辛亥革命后为遗老，参与张勋复辟。王森然著《梁鼎芬先生评传》（载《近代名家评传》，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十一月版）云：“先生治学之余，最喜赋诗谱词……先生书体，早年近黄、柳，中年自成一家。晚年以写崇陵全徽碑，豪迈变为谨饬矣。学先生书者，胡元初（先春）、杨子远（其观）二氏，得其神似。胡失诸柔，杨失诸刚，各有其短处也。若以宋徽宗之瘦金书法，强为先生书，是诚可哂也！”又：“先生善书，每作短札，一事一纸，若数十事则数十纸，且于起讫处，盖用图章。或问之，侈然曰：‘我备异日珍贵者之裱为手卷册页耳。’”谈到梁鼎芬书法，有一点必须提及，由于梁的游幕经历（一八八四年秋冬为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客；一八八九至一八九四年及一八九六至一九○○年均佐张之洞湖广总督幕），因而他能与同在张之洞幕下的杨守敬、沈曾植、郑孝胥、章太炎等交游，并相互影响。这从其同学沈曾植写给他的一通信札中可看出二人间的交谊及书法用笔、结字之某种相似处。
辛亥革命后，梁鼎芬隐栖上海，以清节自持。待陆润庠卒，被征为宣统之师傅，虽不恒值内廷，然终为溥仪帝最畏之师。斯时兼督办光绪陵寝工事，以上海为中心，与诸同志往来，画策复辟运动。袁世凯死后，隐于镇江之焦山，避世论之攻击。一九一七年参与张勋复辟，失败后乃遁去。梁鼎芬别署不回山民、藏山，室名有耻堂、抗愤堂，包括其常用印有“不改其度”、“百折不回”等均反映出他忠于前朝，誓死不变的政治立场和坚定意志。就连作品的落款甚至写成“宣统八年”。以书法的眼光看，这些信札颇具书家情性之美，表面看来信手拈来，不计法度，不问工拙，实质上恰是诗人内心郁勃之气的自然喷发，故通篇结字大小参差，前后气势连贯。梁鼎芬除了行、草书，楷书、行楷皆极精，祝嘉先生收藏的两件梁鼎芬书扇分别作于一八九六年和一九○九年，或蝇头小楷，或以行楷出之，堪称精品。今苏州网师园内尚有其题额“锄月”等，也是不可多得之佳构。
罗振玉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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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1866-1940)，浙江上虞人。他出生于江苏淮安府山阳县，后迁居浙江上虞原籍。祖父罗鹤翔历知泰兴、高淳、江宁等县事，父亲罗树勋曾任海州州判、清河县丞。罗振玉初名振钰，字叔宝，改振玉后，字有坚白、叔蕴、叔言等，号雪堂、贞松，又称永丰乡人、仇亭老民等，病逝于辽宁旅顺。由于罗振玉晚年以清朝遗民自居，晦于时事，追随溥仪，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出任伪满洲国伪职，成为他人生的一大污点。长期以来，对他研究甚少，但他在学术上著作等身，是对近代文化史有着重要贡献的人物，在书法史上尤其是书学方面，也是有着特殊贡献的人物。
罗振玉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自小勤奋而努力。他自五岁起即熟读《四书》、《五经》，十五岁开始治印，十七岁即校勘《金石萃编》，十九岁著《读碑小笺》和《存拙斋札疏》，以后他几乎每年都有论著问世，内容涉及多方面的学术领域。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主要有：一是他对金石文字资料多方面的购求、研究、汇集和刊布，涉及钟鼎彝器、古玺印、铜镜、砖瓦和碑碣墓志，成为中国近代古器物学的开拓者；二是他整理、刊布敦煌经卷遗书，开敦煌学之先河；三是他的西北汉晋简牍研究成为简牍学的奠基者；四是他对甲骨文的搜集、考释和研究有卓越贡献。更值得一说的是：他两度挺身而出，不惜身家破产，保存住内阁大库的档案，使数以万卷的明清史料得以保存；再是他兴办农学会，兴建衣科大学堂，主编《农学报》，并编著翻译农学书籍数百种，对我国近代农学的建立与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基于此，罗振玉的书法对他来说纯是余事，是学人之书，他的书法折射着他人生的文化意义。
马一浮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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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1882-1967），浙江绍兴人。原名浮，又字一佛，幼名福田，号湛翁、被揭，晚号蠲叟、蠲戏老人。幼习经史，十六岁应县试名列榜首。一八九九年赴上海学习英、法、拉丁文。一九○一年与马君武、谢无量合办《翻译世界》。一九○三年留学北美，习西欧文学，曾预撰《欧洲文学四史》等著作。后又游学德国。回国时带回德文版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久又留学日本，研究西方哲学。一九二年回国，赞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传西方进步思想。后潜心考据、义理之学，研究古代哲学、佛学、文学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应竺可桢聘请，任浙江大学教授，又去江西、广西讲学。一九三九年夏，在四川筹设“复性书院”，任院长兼主讲。抗战胜利后回杭。一九五三年任浙江文史馆馆长。一九六四年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是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精诗词，书法因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溢于行间，且多山林之气，篆刻崇尚汉印。一生著述宏富，有“儒、释、哲一代宗师”之称，主要有《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尔雅台答问续编》、《朱子读书法》、《老子道德经注》、《蠲戏斋佛学论著》、《马一浮篆刻》、《蠲戏斋诗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