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状态：衡量经济成功与幸福的新标准

　　我们的评价体系从重点评估经济生产转向重点评估人的幸福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斯蒂格利茨、阿玛蒂亚森 、让·保罗菲图西（2009）

总结

　　本报告是受"伙伴研究中心"（CPS）的委托而撰写，目的是考察衡量人类幸福和经济成功的国家指标方面的进展。这两种评估标准是相互关联的。随着社会进一步迈入后工业知识和信息时代后，经济成功更有赖于对人力资本开发的投入，这两种评估标准的关联度更强了 。

　　在本研究报告中，我们概览了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外一系列现有衡量指标，以更全面和更准确地展示社会及其经济体取得的进展。我们尤其关注一切社会中妇女儿童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仍普遍边缘化的数据，同时也关注它与一国的生活质量和经济成功具有什么样的关联。

　　借助文献综述并分析支持不将GDP视作国民幸福标准的主要观点及其合理性，本报告确定了国民幸福的14种指标。这份报告将28份提出替代指标和幸福评估系统报告中的数百种指标综合为79个指标，并将其归为以下14种指标：

　　  贫穷

　　  健康

　　  教育

　　  就业

　　  收入与财富

　　  住房

　　  自然环境

　　  政治参与

　　  公民社会

　　  经济参与

　　  人权

　　  国家稳定和可持续性

　　  家庭幸福

　　  个人幸福

　　在考察现有指标后，我们建议新的评估指标应当更充分地评估社会的各个群体--妇女、儿童、老人、少数族裔的幸福。鉴于社会对于照看工作的投入是反映该社会投资于人的能力发展的核心指标，我们建议应特别关注妇女的经济贡献，特别是关注她们有报酬和无报酬的看护工作，因为一个社会对看护工作的投入程度是该社会投入人力资本开发程度的主要指标。

　　GDP的局限性

　　当前衡量经济与社会进步的通用标准是GDP（国内生产总值）。但面对社会、环境和全球经济的巨变，许多人开始质疑GDP指标是否能够充分衡量一国及其国民的幸福。GDP看不到财富差异、国际收入流动、家庭服务产出、环境破坏，以及幸福的其他诸多决定因素，比如社会关系质量、经济保障、个人安全、健康和寿命等。

　　为了解决GDP作为衡量一个社会及其成员状态的指标存在的缺陷，越来越多的意见领袖、倡议者、组织和机构提出用其他指标来替代和补充GDP 。

　　人们提出的替代和补充GDP的指标不仅数量繁多，而且种类不一。一些指标集中于一个特定的议题或领域，而另一些则采用多维视角来衡量社会的状态。最近，为了凸显美国亟需一套新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美国的状态"项目正致力于开发了各种措施并将其发布到项目网站听取公众的反馈并供公众讨论。最近通过的医疗改革法案有一节首次明确要在美国建立一套关键性的全国指标体系。这些都是美国迈向构建一个替代性指标体系的重要步骤，并由此引导政策和公众注意关注这样一个事实，"世界真正由我们来创造，也真正由我们来评估"（"美国的状态"项目主席克里斯托弗·霍恩语）。

　　先前有许多学者呼吁放宽幸福的评估指标，既要承认GDP标准的优点，也要看到这一标准的缺陷，从而为提出替代和补充GDP的指标奠定了基础。例如，南希·福柏尔（Nancy Folbre）和雷娜·艾斯勒（Riane Eisler）都认为不应低估GDP作为一个经济指标的价值，但同时认为GDP并不能全面准确地评价一国的经济生产和经济状况。

　　艾斯勒主要批评GDP指标没有包括全部经济活动，特别是发生在货币化交易之外的那些经济行为。她提出的新经济"地图"中包括以下六个部门：

　　  家庭经济

　　  无报酬的社会经济

　　  市场经济

　　  非法经济

　　  政府经济

　　  自然经济

　　其他人也指出GDP指标没有考虑家庭和社会内部的无偿工作。另一些人则认为GDP并不是一个充分的经济指标，因为它没有反映社会福利 。GDP并没有充分考虑这些变量：医保体系的质量、环境、卫生水平、教育程度和质量。同样，GDP也不诉及个人、家庭和社会的生活质量和幸福。

　　安德鲁·奥斯瓦尔德（Andrew Ostwald）提到了"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经验研究发现财富增加并不会使国家更幸福）和全球变暖现象。他认为全球变暖是一个信号：人们应少生产，多享受。奥斯瓦尔德提出了以下论点：

　　  现在的生活愈加复杂，服务占据主导；

　　  作为一个社会，我们需要衡量幸福本身；

　　  官方统计应当将幸福的主观和客观数据相结合；

　　  可持续性应当是一项指标。

　　2009年，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一篇文章中对他所称的"GDP崇拜"提出了挑战。他质疑目前的统计能否为我们的行动提供路线图。他鼓励我们更批判地看待GDP和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实际含义。

　　如果我们的评估指标不好，我们为之苦苦奋斗的（例如，增加GDP）反而可能降低我们的生活水准。统计制度的目的是用少数易于理解的数字总结我们复杂社会的活动。显然，根本不可能将一切用一个数字GDP来涵盖。

　　阿玛蒂亚·森在其巨著《以自由看待发展》（1999）中描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一方面是上世纪经济进步和财富的大规模增长，另一方面是全球数十亿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遭受的毁灭性剥夺、贫穷和压迫。他主张构建一个经济学的统一框架，将关注的重点从市场扩张转向个人生活的改善，而个人生活的改变必然会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2008年2月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奇邀请斯蒂格利茨、阿玛蒂亚森和另一位顶级经济学家让-保罗·费图西建立一个"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评估委员会"（通称萨科奇委员会）。该委员会目标是找出GDP作为衡量经济进步指标的局限性，包括它的评估标准问题；思考提出更多评估社会进步的指标还需要哪些信息；评估替代性衡量工具的可行性；探讨如何以合适的方式公布统计信息"。

　　斯蒂格利茨、森和费图西接受了萨科奇总统提出的挑战。他们的报告对GDP进行了评估并推荐用其他方法来评估经济效率与社会福利政策。他们主张建立一套评价幸福的指标体系并采用更好的方法理解社会不公，而非像先前那样只关注平均水平和总体状况。在他们看来，"GDP本身没有错，只是被错误地利用（即把GDP当作一个衡量全部福利的唯一指标）了"。

　　该委员会批评了GDP和其他常用的或主流的社会经济统计指标：

　　  如果社会不平等（广义上的财富分配）出现较大变动，GDP或其他人均指标可能无法准确评估个人的真实情况。

　　  常用的统计数据可能无法捕捉越来越影响公民幸福的一些现象（即外部性）

　　从GDP这样的宏观层面看世界就无法把个人、家庭和社会的生活与行动纳入视野。这样，基于宏观分析制定的政策也许就是无效率的，偶尔还会起反作用。

　　潜在的指标

　　基于文献分析，我们确定了幸福的14种指标。总体而言，不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社会、家庭和个人层面，这些指标都为我们衡量社会状态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大多数关于福利的报告尽管有一些关于妇女和儿童的指标，但这些指标通常很少、因此也无法提供有关妇女和儿童状况的清晰图景，更不能告诉我们妇女和儿童的状况如何影响一国的生活质量和经济健康度。在这些报告中，关于老人和少数者的指标完全没有，而在就业、收入与财富以及经济参与指标方面则缺乏关于看护工作和无报酬劳动方面的指标。

　　下一节描述了幸福的14种指标。在每一种指标下，我们确定了可能有助于更全面地评估社会幸福的其他指标--这些指标是以前的报告中从未提及的。

　　幸福指标

　　  *贫穷  该指标通常衡量的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重；

　　  *健康

　　  *教育  该指标通常用识字率、入学率、辍学率或毕业率来衡量。

　　  *就业  就业经常被视为衡量经济进步的指标。

　　 * 收入与财富  该指标衡量的是比较性收入，通常只比较不同收入组之间的差别。

　　  *住房  主要指标是住房拥有率和租金。

　　  *自然环境  主要通过环境质量、对健康的影响、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状况等指标衡量。

　　  *政治参与 反映政治参与度的指标包括投票率、法律保障的合法权利和社会权利、允许或乐意参加政治活动的人口比重。

　　  *公民社会   主要涉及公民自愿社团和组织方面的指标，如公民社团成员在人口中的比重、国际NGO（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度强度。

　　  *经济参与  主要指标涉及评价全体社会成员参与所有经济活动的能力。

　　  *人权  评估一国之内诸群体依法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度。

　　 * 国家稳定和可持续性  主要指标涉及对一国政治与社会稳定性构成的风险与挑战--这是国家总体福利的关键。

　　 * 家庭幸福  评估构成所有社会的基石--家庭的状况。

　　  ·*个人幸福  在所有指标中，最关注微观层面的一个指标，考虑的是情感和总体幸福，包括个人能力、个人活动、社会联系、安全（或不安全）感。

　　这些幸福指标是对GDP指标的补充，能够更好地衡量一国及其公民的幸福度。同时还必须承认，我们提出的这一体系还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并非所有国家都有能力评估这些指标。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可能提出各种理由拒绝评估某些方面，比如缺乏人权的情况。

　　结论与建议

　　本报告的目的在于超越目前的GDP指标，从多角度探求不断扩大的衡量经济地位与社会进步的指标。它为采取下一步行动提供了一个平台，并利用该平台就什么是可行的和合意的指标体系展开对话。它还有助于各利益相关者--国际机构、政策制定者、学者、非盈利组织等就制定和利用一套能够全面反映社会状况的指标体系达成共识，并为之通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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