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地下写作的诗学

思郁：地下写作的诗学时间:2010-08-13 09:11 作者:思郁点击:321次
　　在二十世纪那个特殊年代，波兰、捷克、匈牙利、前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的作家、学者们，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采取了一种“萨米亚特”的写作方式，即地下出版物的形式。
　　人对自由的追求是无法压制的。正如英国音乐家梅纽因所说，二十世纪“为人类兴起了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时却也摧毁了所有的幻想与理想”。
　　在这些散文随笔中，东欧作家和学者对他们所处的时代进行了严肃的思考，这些文字既是那个年代的见证，也是人类思想的结晶。
　　没有人会选择监狱生活，但是有些生活我们注定只能被选择。在这种被选择的生活中，我们变成了肉体上的奴隶、监狱的囚犯，同时也是时间的囚徒。
　　自由的精神、自由的灵魂、自由的思想。肉体上的困顿是一种显然的折磨，但是精神上的自由无所畏惧
　　1995年，诗人布罗茨基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篇散文，一篇为某作品集所写的序言，题为《狱中的作家》。在这篇文章中，他对自己早年在苏联的狱中体验作出了这样的总结：“在大多数居民的意识中，监狱是某种未知的东西，因此便与死亡有了某种亲缘关系，因为死亡就是未知的极限，失去了自由的极限。无论如何，单人牢房一开始都可以被毫不犹豫地比作棺材。人们在谈话中常将监狱喻为彼岸世界，在任何一种语言中都是这样，如果这样的谈话不构成禁忌的话。因为，从人们正常的生活现实角度来看，监狱的确是一种彼岸生活，它也同样是被费解地、无情地构造出来的，就像任何关于死亡王国的神学传说，其中所充斥的也主要是灰色。”1964年布罗茨基经历了一场卡夫卡式的审判，莫名其妙地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和牢房，随后被驱逐和流放，踏上了西方流亡之旅。
　　多少年间他都耻于提及那段监狱的经历，于他而言，监狱生活虽然代表了一种彼岸生活，但是这种生活却是类似一种“我代替野兽步入牢笼”，意味着失序的人生、人性的泯灭、正义的缺席、苦难的张扬、原罪的彰显以及对精神软弱的克制———“我用自己的韧带接受一切声音，除了嚎叫”。
　　被选择的生活
　　没有人会喜欢失去自由的生活，但是当生活给你开了一个这样荒谬的玩笑，通知你要去过一种彼岸生活的时候，你会作何感想？
　　近期读《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中收录的捷克小说家路德维克·瓦楚利克谈论英雄主义的文章，其中他以一种令我惊悸的方式开头：“有时候，我怀疑自己是否已经成熟到可以住监狱了。这想法让我害怕。”瓦楚利克的想法真的让我害怕，任何一个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绝对不会想到类似的问题。
　　但是假设我们谈论的时间不是现在(其实就是现在，如果你明白我在说什么)，是上个世纪30年代和二战后的前苏联，五六十年代的捷克、匈牙利、前南斯拉夫、波兰等东欧国度，你会知道作出这样的思考反而是一种对自己负责的应对策略。
　　正如瓦楚利克所言，一旦我们长大成人，我们都应该与这个问题达成协议，要么采取不怕监禁的行为，要么考虑什么才值得这样的冒险。没有人会选择监狱生活，但是有些生活我们注定只能被选择。在这种被选择的生活中，我们变成了肉体上的奴隶、监狱的囚犯，同时也是时间的囚徒。
　　也许我们该追问一下在这样一切都不自由的生活中，还有什么才能让自由的旗帜迎风飘舞。你心中所思索的答案也许在外人看来是虚无飘渺，但只有你真真切切感受到那才是最为真实的：自由的精神、自由的灵魂、自由的思想。
　　肉体上的困顿是一种显然的折磨，但是精神上的自由无所畏惧。我无意宣扬苦难，但对某些人来说———我再次强调只对某些人来说———苦难更为激励自由的精神。比如我们常常发现某些来自极权制度下的人比那些来自西方自由国家的人具有更好的品质，仿佛那些惨无人道的政治迫害激发了作家内心更为强烈和深邃的反抗从而使文学书写具有一种在高压和审查制度限制之下的独特审美。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极端残忍的压迫形式会使一个人潜在的人性扭曲并可能毁灭。所以我无意于对苦难进行抒情，更无意对极权制度高压下的作家们进行赞许地谱写，我只想恢复他们真实苍老的容颜，谨慎地对苦难带来的荣誉表示自己的崇敬之意，更不想让人误读为我在为某种狱中作家的写作勾勒出某种诗学的痕迹。
　　作为个人经验的哲学
　　说狱中作家具有某种诗学的痕迹一定让人大惑不解。监狱中的书写是何种样式的呢，它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作家的写作有什么样的区别？
　　之前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但是从瓦楚利克的那个令人可怕的想法开始，我突然意识到，狱中作家的写作诗学反而可以作为一种写作的反讽提出来，用前南斯拉夫的作家丹尼洛·契斯的话说，这是一种对情感的反讽，智性的抒情，“他必须是智性的。我在自己的散文中常常试图以一种‘哲学’的方式来表达那些促使我写作的情感———常常是抒情性的情感”。你会把抒情这么浪漫的词汇和监狱联系起来吗？换句话说，你会在监狱的写作中进行浪漫的抒情吗？
　　没有人会这样想，在监狱里，这个狭小的空间中，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沉思，即是说，从一种哲学的角度上重新考量个体存在的荒诞意味。这也就预示着，狱中作家的思考和写作只能从体验和经验的角度考虑人生，度量真实，重新定性哲学存在的意义。在《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收录的捷克哲学家马丁·帕鲁斯的《个人经验和他者的哲学》一文中，帕鲁斯提到了二十世纪哲学的衰落，我们时代的智性氛围中哲学威望的丧失，哲学转向关注严密细化与艰深晦涩的问题，对世界上发生的事不再负有责任，成为一门不实用的学院派学科。帕鲁斯提到这个问题时解释说：“这就好像是同技术时代的哲人们一样，放弃了我们的个人经验，这种经验证实我们生活的选择，我们的‘生活在真实中’所植根的土壤。哲学家们已经被驱逐出了人类的世界———部分由于他们自己近期的‘哲学’———被尘封于特殊的‘文化遗存’中。”
　　波兰诗人米沃什曾提出“另一个欧洲”的说法，按照他的意思，二十世纪欧洲精神的真正继承者不是德国和法国等，而是由东欧作家的思考所贯彻至今，东欧作家代表另一个欧洲，一个长期被误读和遮蔽的欧洲。东欧作家的思考源于他们生活中遭遇到了一系列的极权制度和长期的政治迫害，他们生活在一种双重的苦难之中，这种极端的情境追迫他们从自身的惨痛体验入手重新思考欧洲精神和哲学的境遇，从道德和伦理的角度定义哲学，追问个体存在的意义。“生活在真实中”不仅仅是捷克思想家哈维尔的哲学总结，它甚至可以看作是整个欧洲的哲学精髓。而这些哲学思考大部分都是在监狱那种极端的情境中成型的，某种程度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监狱中的沉思和写作成就了伟大的欧洲精神，决定了二十世纪后半叶欧洲的命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才谨慎地提出这种狱中写作的诗学概念。
　　狱中书简的诗学
　　在《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这本随笔集中，所谓“萨米亚特”原本指的是上个世纪前苏联和东欧的地下出版物。但对于东欧作家群体而言意义更为特殊，尤其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一些作家和艺术家失去了公开写作和发表的权利，但他们并没有停止思考和写作，他们的思想通过地下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和传播，成为当时人们精神生活中的精神资源和情感慰藉。狱中作家的写作可以看作是“萨米亚特”写作形式中更为极端的一种。
　　随笔集中收录的波兰诗人和作家斯坦尼斯罗·巴兰察克《绝对地平线》一文中，对“狱中书简”这种形式的写作有着极为精彩的分析和概括。捷克著名的思想家哈维尔1979年至1982年在他连续呆过的牢房里撰写了许多信件，很显然这些信件与我们平时所书写的信相比有着严格的限制，比如篇幅(不能超过四页)、频率(每星期一封)、地址(限定直系亲属)、主题(家庭信件)、语气(幽默受到限制)、词汇(不能使用外文)等，再加上其他严格的审查制度，我们会觉得这样的写作能写出什么呢。但是哈维尔仿佛创造着奇迹，他发明出一种比正常写作更简洁的方式，通过词语和句子表达更多的意思，使他的信息比通常的交流更为贴切和丰富。
　　巴兰察克总结哈维尔的狱中写作时这样评价：“事实上，这正是所有诗歌的本质，也是为什么一些二十世纪的狱中书简成为直接的人类证词，以及文学纪念碑的原因。‘狱中书简’的写作艺术一方面使用与囚犯打包袱的朴实手法，另一方面又与十四行诗的卓越技巧建立在相同的原则之上。”捷克官方对监狱通信的严厉管制使得哈维尔的信件充满了修辞和深意，最终表明对人类思想和言论的任何压制都是无用的。
　　无论你怎么想都觉得这样的写作充满反讽：在一个如此荒诞的环境中，在一个被多少双眼睛严密的监视之中，在一个散发着恶臭和绝望的牢房中，在一个肉体受到限制，任何欲望得不到满足的境遇中，对哈维尔这样的人的限制反而帮助他创造出了一部杰作，成为现代文学中捍卫人类自由的最有力证词。正如巴兰察克的总结，不用说，这一悖论不应被曲解为一种普遍的规律，迫害不一定能培植出技巧和思想，毋宁说，技巧和思想有时能够奇迹般地存活下来，使迫害成为一种无能为力的无效证件。
　　书摘
　　丹尼洛·契斯：对一个青年作家的忠告
　　培养自己对主流意识形态和君主们的怀疑。
　　防范君主们。
　　不要用意识形态的行话玷污你的语言。
　　相信你自己比常规更有力量，但不要把常规作为一个量杆。
　　不要相信你自己比常规虚弱，但不要把常规作为一个量杆。
　　在君主和平民面前都要同样骄傲。
　　不要让因你的文学才能而获得的特权扰乱你的良心。
　　不要把你对自己选择的诅咒和阶级压迫相混淆。
　　不要为历史的催促所困扰，或者相信历史火车的隐喻。
　　不要因此而跳上“历史的火车”：这不过是一个愚蠢的隐喻。
　　千万不要忘记，一旦你达到自己的目标，你就错过了其他一切。
　　不要写作为一个旅游者去访问过的国家的文章：不要写这样的文章，你不是一个记者。
　　不要相信统计、图形或公众的陈述：肉眼是看不见真实的。
　　不要访问工厂、集体农场或建筑工地：肉眼是看不见进步的。
　　要与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分析学保持距离。
　　不要追求禅之类的东方哲学：你有更好的事要做。
　　要记住想象是谬误的姊妹，因而是危险的。
　　不要与任何人合作：作家是独立的。
　　不要相信那些声称这个世界可能是最糟的人。
　　不要相信预言家：你就是预言家。
　　不要当一个预言家：你的力量是怀疑。
　　要让你的良心保持平静：君主们不会关心你，因为你就是君主。
　　要让你的良心保持平静：矿工们不会关心你，因为你是一个矿工。
　　不要老想着你在报纸上未能说的话，这并不是永远的损失，这是一堆大粪。
　　不要写遵命文章。
　　不要就瞬间打赌：你将会为此后悔。
　　不要就永恒打赌：你将为此后悔。
　　不要满足于你的命运：只有傻瓜才会满足。
　　不要满足于你的命运：你是上帝的子民。
　　不为那些背叛的罪行寻求道德辩护。
　　谨防“可怕的一致性”。
　　谨防错误的类推。
　　不要相信那些让别人为他们的矛盾付出很高代价的人。
　　不要争论说所有的价值都是相对的：价值是有不同层次的。
　　接受君主们的礼物，但保持冷漠，不做任何回报。
　　相信你用来写作的语言是最好的语言，因为你没有别的语言。
　　相信你用来写作的语言是最糟的语言，尽管你没有别的语言。
　　“那么，因为你温吞吞，不冷不热，我要将你从我口中吐出去(《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六节）。”
　　———摘自《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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