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虑中国：当代36位知识人访谈录】1

【思虑中国：当代36位知识人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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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虑中国：当代36位知识人访谈录】
把世界扔进一个巨大的分液漏斗，静止时大致会分为三层，包括记者在内的大多数人身处体积最庞大的中层，大家一刻不停地做着布朗运动，构成火热的生活。记者是其中有可能突破上下界面而提供另两层图景的人，他们的突破能力，决定了受众可能获知的世界的丰富和复杂。
作者：李宗陶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年03月
编辑推荐
一次成功的采访，与其说取决于被访者的水平和口才，不如说看记者肚子里有多少货色。作为《南方人物周刊》的主笔，李宗陶的成功，来自于她的灵感加好学。
灵感是先天的，天资愚笨，后天再如何努力，也终究有限。看她采访录中那些知性与感性交错的好问题，就明白这个女孩的灵性。她出生于书香之家，命运的阴差阳错，却让她读了一所工科学校。毕业以后弃工就文，改行当记者。没有受过新闻系的刻板规训，反而让灵性尽情发挥，淋漓尽致。
不过，灵气再足，也有挥霍一空的时候。好在她对文学、历史与宗教哲学有近乎膜拜的热忱。买书、读书、写作，成为她最大的癖好。她的每一次采访，都做足了功课。事后将录音全部整理出来，沙里淘金，提炼出最出采的篇章，如同王世襄老人下厨，一斤菜要掐掉七两，只留那一点点嫩尖，炒成美肴。
——许纪霖
内容简介
把世界扔进一个巨大的分液漏斗，静止时大致会分为三层，包括记者在内的大多数人身处体积最庞大的中层，大家一刻不停地做着布朗运动，构成火热的生活。记者是其中有可能突破上下界面而提供另两层图景的人，他们的突破能力，决定了受众可能获知的世界的丰富和复杂。
作者简介

李宗陶，七十年代生于上海。现为《南方人物周刊》主笔。
目录
 
 
序言
记者的美德是专业 许纪霖
李宗陶的工作清单 杨子
辑一　中国心
王元化 为思想而生的知识人
余英时 中国学术传统破坏得太厉害
许倬云 我有“士大夫”情结
陈家琪 抵制遗忘
阎云翔 研究中国人的做人
何怀宏 让温和成为中坚力量
朱维铮 于丹不懂《论语》
黄克武 还原一个真胡适
辑二　彼岸
卜正民 我们都是陌生人
冯 象 从《圣经》翻译到“钉子户”
宇文所安&田晓菲 换个口味品尝中国文学
张旭东&班德 双城镜像——从纽约到上海
赫鲁晓娃 在中国嗅到美国味
辑三　进行时
丁学良 那些触及灵魂的往事
康晓光 为李思怡写本黑色的书
曹韵贞 中国艾滋病治疗第一人
杨东平 积极的悲观主义者
张立宪 我很怕某一类读书人
潘绥铭 中国“性化”苗头越来越强
贺友直 现在人心太浮躁
辑四　突围
阿 城 要文化不要武化
查建英 我的八十年代
木 心 我是绍兴希腊人
刘索拉 把声音抛出去，有时搭上命
杨 键 我通过一根芦苇活了下来
崔永元 从老电影到精神洁癖
姜 文 太阳出来了
陈晓卿 摆事实，不讲道理
辑五　“我不相信”
李 斌 油灯下的青春
周铁海 受困的骆驼
薛继业 当代艺术是个怪胎
方力钧 没有人比作者更刻骨铭心
向 京 艺术家应该一意孤行
陈丹青 中国当代艺术就是中国的现实
后记
比表象复杂比复杂单纯
有所不问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5-21 15:4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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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21 13:47 只看该作者
辑一 中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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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为思想而生的知识人

王元化

这是张可照片中王元化最喜欢的一张。 图 受访者提供
李宗陶　发自上海
2008年5月9日22时40分，88岁的王元化先生走了。
2006年，在持续大半年的采访中，不止一个先生近旁的人告诉我，元化先生活过百岁没有问题。
这样的心愿里，含着多少对于这位卓越的知识分子的热爱和敬意！
一生的思想主线是“自由”
王元化生于1920年，在清华园内度过童年。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国务院学术委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等。但终其一生，他的角色都是知识人。
临终前，他嘱托弟子胡晓明从下面这段话中“做点删节，用三四行字，写在学馆门口的石头上”(王元化学馆，是华东师范大学从去年12月起开始筹建的)——
“这种知识人的特征是这样的：他们精力充沛，思想活跃，永远有着讨论不完的问题。他们敢言，从不谨言谨行，从不习惯于陈规陋习，该批评就批评，该反对就反对，但是他们却并不自命为‘战士’或‘先知’。生活在一个道德标准和文化意义渐渐崩解失坠的时代，他们通常喜新而不厌旧，既召唤着变化的精魂、又时时流露出对旧日的好东西的一分留恋。他们对思想的事物十分敏感，对于经验世界和现实政治的事务却往往不太在意；沉思的心灵生活其实才是他们最为珍视的。他们是那种为思想、为观念而生的人，而不是靠观念谋生的人。”
“这段文字，比较能够概括他这个人。”胡晓明说。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5-21 15:4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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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21 13:49 只看该作者
-1981年王元化在上海寓所
贯穿王元化一生的思想主线是“自由”，他最看重的学术品质是“思辨”。这从他晚年最爱读陈寅恪的书，两次用“思辨”作为著作名可见一斑。2004年在《思辨随笔》日译本序中，他说，“‘思辨’一词并非取其现代涵意，而用其拉丁语源Speclum(镜子)之意，以说明语言反映潜在于物质世界的实质。我觉得这比《礼记》中所谓学问思辨的‘慎思之’、‘明辨之’的释义更为惬洽。我用‘思辨’为书名，不过是表示我在思想辨析方面企图发掘较深层次的某些意蕴而已。”
王元化一生都在思辨中。“8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些很微妙的变化。他那时的思想，可以找84-86年间发表的好几篇文章来看。”曾是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秘书、现任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的陆晓文告诉记者。
1955年的“胡风事件”，60年代的“文革”冲击，80年代的卷入周扬撰写纪念马克思一百周年文章公案，以及主编《新启蒙》杂志期间的种种遭遇……王元化“思想上的几次反思”有历史背景和个人际遇的双重动因。
直到今年年初身在病榻之上，他都没有停止过这种思辨。在1月19日与前来探望的学者林毓生的谈话中，他提到对于鲁迅和毛泽东诸多接近之处的思考所得，并认为“这些没有人很好地研究过”，“如果这段删掉了，那整篇谈话录就没有发表的意义了”。
1995年，王元化先生在赠送给胡晓明的一部著作上，钤上“临风挥翰”闲章。“我心里的‘临风挥翰’，基本上是古代名士诗酒风流的生活形态。可是先生的题签却特别这样说明：临风挥翰四字，乃复制家藏永铁所刻闲章，其意取自板桥题画竹石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他教会我用历史和文化的眼光看问题”
王元化对后辈问学的要求是：精研学问，不赶时髦，“为学不作媚时语”。
陆晓文回忆被组织上安排担任王元化秘书、与王元化初次正式会面的情形。“他问我，可知道名家？我说是春秋诸子百家之一。他说，你还行。”
胡晓明记得考王元化博士生时的面试。“就是到他家里，问我读点什么书。然后王先生拿出大段大段的古文要我翻译。那些古文就是当场把注释摆在旁边，梳理成白话文都很难。那些中古时代的古汉语，每一个语段都包含着很多典故在里面，更何况是没有任何注释的。我读完硕士教了几年书，正好看过这些文章，否则肯定是作不出来的。”
王元化先生书录熊十力《十力语要》手迹
王元化对后辈的提携为学术圈人所共知——
80年代，高尔泰的《论美》出版。在当时《读书》杂志编辑董秀玉的建议下，他给王元化先生寄了书。
“回信长达6页，批评极其中肯。指出了许多具体错误，某个概念不明确，某个提法不周延，甚至错字别字。没有应酬性的赞美，但很鼓励我的探索。还问及身世，有一种对命运的关切。我很感动，也很敬佩，从此开始通信。”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5-21 15:1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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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21 13:50 只看该作者
适逢美学热，《论美》销势正旺。“先生提醒我，忽冷忽热，是不成熟的社会的特征，当不得思想价值的量度。”
“他不光是对我如此，对别的青年也是一样。每看到可取的文章，必欣欣然逢人便说。即使作者是边远省份籍籍无名的小人物，也总要找到下落，去信鼓励帮助。陕西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尤西林，得到一帧他的亲笔书法：‘健笔凌云’。”高尔泰反问：“除了王元化先生，有谁肯说？”
1982年，周扬（前左一）、顾骧（后左一）、王若水（后左二）、王元化（前右一）和周扬的秘书小丁（后右一），在天津迎宾馆起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成为当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导火索。
他的客厅，当年曾留下多少青年学人的身影！除了5位正式招进门的弟子，赵坚、俞吾金、萧功秦、高建国、朱学勤、许纪霖、夏中义、李天纲……来来去去。
“王先生当年和我讲杜甫的诗歌里面有一种重要的品质就是沉郁：生命的厚重、哀伤，一点一点地传达出来。他讲文风沉郁，方是中国文章的极品。他不喜欢那种油滑的畅快的东西。他认为鲁迅的文风能够体现沉郁二字，他到今天还可以背诵大段大段的鲁迅的原文。他说年轻人读鲁迅的文章应该慢读，反复地读。”胡晓明说。
“我陪他参加过深圳大学举办的全国中西文化比较研讨会，会上云集了当时国内外的一些顶尖学者，像汤一介、庞朴、杜维明等，我听他与学者谈话，比他与我对话更能学到东西。他教会我用历史和文化的眼光去看问题、去思考，直到现在。”陆晓文说。
接触过王先生的人都能用一些词语概括他的个性，譬如李子云(文学评论家，曾任夏衍秘书)用“飙”，钱谷融说“专注”，陆晓文说“灵敏、率性”……先生许多次提到自己的“楚人性格”，但他生命中真正能够无条件领受他的这种性格的，也许只有母亲桂月华、妻子张可、三姐桂碧清。(在今年4月的一次探访中，胡晓明看到王先生睡着了，“旁边是先生的碧清姐，93岁的老人，也安静地睡着了。”)
母亲1986年过世；张可1979年突然中风，逝于2006年。
“先生为师母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常常就坐在师母身边陪她，这样他觉得心安。他每天都去看她，或者通过儿子、保姆问她的情况，有时说着说着他会眼睛红起来。”胡晓明对于先生如此的深情，印象很深。
此后经常帮助王元化整理文稿的蓝云女士则说：“先生总是说，我这里虽然很热闹，但是我很孤独。开始我没有很在意。他说张可阿姨我跟她说什么她已经听不懂了，他说我不寂寞，但是我很孤独。”
今年4月，远在美国的林同奇先生在致胡晓明的电话中说：“我与元化先生是差不多年纪的人，他的思想非常可贵，我非常理解他，能懂得他这些思考的人，已经不多了。”
每一位卓越的长者逝去，难免有人痛挽“最后一位XXX去了”。然而追索逝者的师承关系，便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与思想的香火是在如何地传衍，感觉到其间绵绵不绝的力量。具体到王元化先生，往上追溯，可以见到王芳荃(王元化的父亲)、汪公严(为王元化讲授《离骚》、《文心雕龙》和《文赋》)、任善铭(为其讲授《说文解字》、《庄子》、《世说新语》)、韦卓民、熊十力(王元化曾为其抄书，传为美谈)诸先生的影子，而王元化影响过的后辈，更是为数众多。
先生去了，先生的思想和精神的力量仍在运行。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5-21 14:2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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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21 14:03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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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译莎士比亚，是我们一生美好的回忆”　　——王元化追忆张可
2006年8月6日上午9：20左右，王元化接到妻子张可去世的消息。一个多月后，他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采访前与先生说定，只谈张可。
时间：2006年9月11日下午
地点：庆余别墅210房
她很朴素，不喜欢修饰
人物周刊：您第一次见到张可先生是什么时候？
王元化：1938年的春天还是秋天我记不得了，但那个地方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平津流亡同学会，做一些联系文艺界的工作。平津流亡同学会分许多小组，各小组要排点戏。我那时候刚入党，跟杨凡在一个小组里边，他最早是文委系统的。张可那时候是暨南大学的学生，在演剧队。剧社常到难民收容所演一些抗战救亡的戏，称为“国防戏”；有时候也去步兵营演出，像收容八百壮士的四行仓库，当时称作“孤军营”。
我第一次看见她是在平津流亡同学会一个清华来的姓黄的学生家里，在复兴中路襄阳路口的XX里，名字我现在记不得了。当时还有一个叫郑山尊的，抗战前被关进国民党监狱，当时刚刚释放，给剧社导演戏。他们介绍张可来，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记得是坐法租界42路公共汽车去的，红色的单层Bus。
人物周刊：第一次看见的时候，她是什么样子？
王元化：她很朴素的，剪一个不长不短的齐肩发，穿一件旗袍吧，也不是很考究的布料。从我认识她到结婚到后来，她都是不喜欢修饰的，擦粉啦，口红啦，都不大弄的。偶尔把头发梳成个辫子盘在头上，就算很时髦了。记得后来我们熟了，有一次去京都剧院看她，我小时候是很吊儿郎当的，那次去穿了一条西裤，当中裤缝也没有的，她说，“你怎么穿了一条卓别林式的裤子就来了，这样不好。”呵呵，批评了我一下。
人物周刊：那时你们俩都入党了吧？
王元化：我是1938年入党的，她比我稍微晚一点点。
人物周刊：入党的时候，她称自己是“一个温情主义者”。
王元化：是的。她一生都没有什么很强烈的情绪，她都是很淡的，她哥哥满涛(张逸侯)说她就是4个字——“轻描淡写”。像我们谈恋爱写信，我也不是喜欢很肉麻的那种，但写信称呼，我有时去掉那个“张”字，称她一个“可”，她收到信后就说，以后不要这样称，还是叫张可。我们新婚时在北平，住在一个大院子里，那个二房东就笑：“王先生啊，你们两个真奇怪，你叫她张可，她叫你王元化，怎么都是直呼其名啊？”我就说，我们习惯是如此。
人物周刊：似乎张可先生接受您，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是吗？
王元化：小时候也不懂，20岁不到，有点愣头愣脑的，只是对她很好啊。我对她说，我要约你谈谈。她说，好。在雁荡路复兴公园，当时叫法国公园。我没有带钱，说你买两张票。所以她后来笑我，“你约女朋友谈话，倒要人家买门票。”在公园里我就说，我对你怎样怎样。她当时非常冷静，说你怎么会……当时问了我三个问题，我哑口无言，于是大家就散掉了。(笑)
人物周刊：当时她们剧社有哪些活动？
王元化 ：剧社的活动主要就是在38、39年。先是在星星小剧场演，38年我认得她以后，是在星光大剧院演抗日救亡的戏，早场，卖很便宜的门票。有次她演一个独幕剧叫《锁着的箱子》，给我几张票。我那次没去，票给了我姐姐和表妹。我姐姐回来说，张可演得很好。其实她演戏不是太理想的。
张可气质平和、文静、含蓄
人物周刊：你们从38年认识到48年结婚，怎么相隔那么久？
王元化：这个很简单嘛，开头也谈不到什么真正的恋爱，都是小孩子，不大懂嘛，后来才慢慢地……我后来也不大找她，表示我很喜欢她什么的，都不说了。我只是常到她家去找她哥哥满涛，我跟满涛是朋友，他哥哥比我大三四岁吧，当时刚从欧洲回来。他本来在复旦大学读书，参加一些救亡活动，被国民党巡捕房抓了去。他的伯祖父张一麐(注：民国初年曾任大总统府秘书长)把他保出来，送到日本去留学，去的时候只有十几岁。他跟我说过，离开家刚到日本，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听到日本人“唔唔唔”唱一种很凄凉的调子，就哭起来了。他从日本又到美国，学的是化学理论。抗战爆发他想去苏联，人家没有让他去，他当时想学俄文，我就介绍姜椿芳(后来是大百科出版社的总编辑)去裕和坊教他读俄文。
人物周刊：那时候她家住在裕和坊4弄2号是吧？
王元化：她们家是苏州世家，比较富裕的一个大家族。一开始她们家住在贝当路(今衡山路)集雅公寓，离这里(庆余宾馆)很近。后来她祖父在裕和坊买了房子，就是现在南京路美术馆对面的一个弄堂里。
人物周刊：张家兄妹俩性格相差好像蛮远的。
王元化：张可是气质很平和、很文静的这么一个人，她很含蓄。她哥哥有时候会有一点很强烈的情绪，譬如不喜欢什么，是要流露出来的。张可不会。她跟我的性格也完全不一样，我是湖北人，楚人，感情强烈，比较冲动，她不是，她十几岁就是那样子。
人物周刊：您有没有分析过她的性格是怎么来的？
王元化：跟天性有关系。人的气质与出身、家庭环境、教育有关，但也跟基因有关系。我们现在逐渐承认摩尔根遗传学中有关基因的说法，以前我们都是不承认的。像我身上，就有很多我不喜欢的东西，譬如感情冲动这种，但它们偏偏就在我身上，虽然我也有意识去避免它们，但这是基因决定的。
人物周刊：像张可先生这样一个性格温和的人，怎么会参加革命的呢？
王元化：可能跟她哥哥有关吧。当时整个就是那样一个氛围，红色的，革命的年代。暨南大学当时请的老师，像周予同这些，都是革命的。世界范围里也是这样，那些苏俄的文艺作品都是革命而充满激情的。
人物周刊：性格上的差异，会给你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一些小摩擦吗？
王元化：她很好，我们不大有(争执)。我有时候会急躁，她从来不，她不作声。她从来没有跟人脸红过，很善良的一个人。她是不大喜欢表露自己内心世界的，话很少。有时候我很希望她来跟我讲话，像“文革”期间，我也隔离，她也隔离，碰到了，我在这头看书，她在那头看书，她不讲话的。有些小的玩笑她很喜欢，她很善于抓住人的特点，像竖起一个大拇指，对我说：“你总是我我我，你是最好的，你不得了。”
我的性格比较容易跟人吵架，跟她从来没有。她脾气好，吵不起来，她顶多不来理睬你。但我也不乱跟人家吵架。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5-21 15:4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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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与妻子张可。
张可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
人物周刊：对您研究的一些课题，譬如黑格尔、《文心雕龙》、“五四”反思、杜亚泉这些，她跟您说过自己的意见吗？
王元化：对太理论的东西，她不大有兴趣的。她是学英国文学的，喜欢看文学书。我们在一起弄过一个莎士比亚的研究(叫助手拿书，再版的《莎剧解读》)。
这是我们一起的照片(1997年)。这是她的手迹，抄我译的稿子。这是我抄她译的。你看，我的小楷不如她的写得好。我当时把她抄的译稿拿给傅东华看，傅东华说，“你的字很好啊，是不是临过什么帖？”我就跟他讲：“这是我妻子抄的。”(指封面)你看，她的名字排在我前面。
人物周刊：怎么会合译莎士比亚？那时候您好像正患肝炎吧？
王元化：得肝炎是很短的一段时间。我55年因胡风案被隔离审查，57年放出来，一直没有工作，直到60年才安排我到文学研究所工作。(那段时间)我的生活冿贴很少，主要靠张可的工资，所以就替旧书店翻译一点东西，我那时候跟父亲一起译了英国军官F·A·Lindley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她也翻译一点书补贴家用。
一开始我是不大喜欢莎士比亚的，觉得他语言雕琢得太厉害，将他归入“夸张、做作、过时的伟大天才”一类。我喜欢契诃夫，着迷于俄罗斯文学显示的那种质朴无华的沉郁境界。
战前我买到生活书店出版的《别林斯基文学批评集》，读到他对自然派文学技巧的一段概括，大意是说，一篇小说，内容越是平淡无奇，就越显出作者过人的才华；那些响亮的独白，圆熟的叙述，绚烂的词藻，是庸才依靠博学、教养和生活经验所得来欺骗读者的，他们不会描写日常的平凡的生活。这段话留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影响了我对艺术的看法。
那时我跟张可有时还要为此争一争的。她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
人物周刊：作为剧作家，莎士比亚在世时并不被看好，同时代的本·琼森当时更获好评。他的剧作句子冗长，批评者说可以“删去千行”。到19世纪，人们似乎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莎士比亚。您是否觉得这种“再发现”里有后人演绎的成分呢？
王元化：(拍拍书)这本书里都讲到了(指张可译的泰纳的《莎士比亚论》)。也是很巧，1957年2月我结束隔离审查回家以后，常常到四马路一家外文旧书店去淘书，一个礼拜去几次，是我50年代后期的一件乐事。法国的泰纳、丹麦的勃兰兑斯、德国的施莱格尔是文化历史派三位主要的理论家，泰纳写了那么厚一本《英国文学史》，旧书店进了凡隆的英译本，我恰巧买回来了。这部书的第二部分第四章是专论莎士比亚的，张可就是根据这个英译本翻译的。
当时张可在学校里教莎士比亚，所以我看到莎士比亚就会买回来，比方柯勒律治的《莎士比亚演讲录》，那个很难译，后来我没有译完；还有赫兹列特的《〈莎士比亚戏剧人物论〉序言》。当时很难找到的施莱格尔的《戏剧艺术与文学演讲录》，是一个朋友朱维基——他是新月派诗人，跟林徽音、邵洵美他们一道的——借给我的，他是少数几个还来找我的人中的一个。
莎士比亚的舞台生涯从伦敦开始，最初做过非常低贱的工作：人家坐马车来看戏，他给人家牵马并看管它们，然后才是一个最下等的“剧院仆役”，也就是一个学徒或者临时演员。他获得今天这样高的地位，跟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有关。19世纪莎学的两大学派，以柯勒律治为代表的英吉利学派和以施莱格尔为代表的德意志学派，发生过很严重的论争，就是谁先对莎士比亚以浪漫主义的精神作全面的再认识和再评价。
莎士比亚的作品到19世纪被选进了牛津出版社出的那种Pocket Book(口袋书)，跟本·琼森等人的作品收在一起，那种书的字咪咪小，我看也看不清。
我觉得这种重新评价发现了莎士比亚的价值。虽然他的剧作中常常把在地图上明明是内陆的古代国家搞错，写成临海的，但他很不得了。他的作品是浩瀚的，他对人类的Passion(情和欲)有极深刻的洞察和揭示，不晓得他是怎样窥见世上各种人的内心秘密的，这些话想要让本人讲出来，我说是“威胁以刀锯鼎镬也不肯吐露的”。从《奥瑟罗》开始，我重读他的东西，确实觉得他了不起。
她为家庭付出很多
人物周刊：会不会觉得张可先生生错了时代？她这样的一个女性。
王元化：不能这么讲的，生在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时代。我们不是很适应吧，当时那个环境。阶级斗争的调子提得很高的时候，昨天还是同志，今天就是敌人、囚徒，背叛无所不在。我不大能忍受的，她的承受力比我强。
人物周刊：张可先生也喜欢京戏吧？她好像蛮推崇女老生张文娟。
王元化：她原本不喜欢的，是受我影响。她跟张文娟很好。
还有范瑞娟，也很喜欢张可。我们本来不喜欢越剧，但我对范瑞娟印象很好的。一年多以前吧，她自己生病住在华东医院，说要去瑞金医院看张可，打电话给我说你领我去。我就坐车去把她接出来，开到瑞金医院。好了，从此以后不找我了，自己去，经常去，他们(指医护人员)有时候也不跟我讲。很多好吃的东西她都拿了去给张可吃。
这次在衡山路礼拜堂开追思会(8月12日)，她一定要磕头，我们拼命拦她，说这是基督教堂，不大合适的。后来她就领着大家三鞠躬。
人物周刊：好多人都提到吃过张可先生烧的菜，葡国鸡什么的。
王元化：她很会烧菜的。其实一开始她不会，她在父母家里不烧菜的。同我结婚以后，她说：“我来试试。”她学她母亲汪毓秀，喜欢弄胡适也很喜欢吃的安徽人的那种一品锅，弄个蹄髈啊，弄只鸡啊，很多鸡蛋啊，火腿啊，白菜啊，放在一起。我们刚结婚在北平的时候，她花了不少钱买了一个锅，备齐这些东西，烧好端出来。我一吃，不对啊，整个是苦的。
可是后来她很会烧菜。姜椿芳到上海来，最喜欢吃她烧的菜。我们家买了个大的圆台面，有客人就支起来。
人物周刊：我访问的许多人都说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王元化：(沉吟)有一点我是内疚的，同我结婚以后，她为家庭付出很多，相夫教子，安排家庭各种事务，我都不管的。我拿了工资就全部交给她，要用钱了，就问她要，“给我两块”或者“给我4块”，没有超过4块的。她也讲我的，“你怎么两块钱也要问我要，一个铜板都没有。你应该放一点在袋袋里的。”但是我没有这个习惯。我昨天跟一个朋友讲，我这一生没有挨过扒窃，挤电车什么的没有人摸过我袋袋，因为我没有钱。
她把家庭理得非常好，从来没有让我们觉得家里经济上有危机。“文革”的时候，她把呢袍子夹在中式棉袄里，很舒服、很大方，也很暖和。家庭这副担子都是她挑的，所以我能腾出来专心写文章。
后来她身体不好了，我也有意识地训练自己，譬如该穿什么衣服啦，去买回来，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人物周刊：张可先生中风之前有没有什么前兆？
王元化：有一些前兆的。她血压高，但一直不喜欢看病，每次都是我跟儿子催她去医院检查。她无所谓，用4个字讲就是“轻描淡写”，她对世事的态度就是轻描淡写。看病回来，吃几天药她就不吃了。我跟儿子虽然催她，但不可能天天盯着她，这也是我们很后悔的地方。
从79年到现在27年了，医生也说很罕见，跟她同时得同样病的人，很多人老早就过世了。可能跟她的性格有关系，她对生命没有那么紧张。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5-21 15:1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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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是有深刻现实关怀的思想家
元化先生是政治家，或者说政治思想家。他是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不单是一般的读者，就是国家领导人也应该参考他的思想
林毓生口述 本刊记者李宗陶采访整理
从2006年2月15日到达杭州、在中国美术学院任客座教授，至与记者见面的4月14日，林毓生已赴沪探望王元化4次。每次在一起讨论学问和问题3天，同住庆余别墅。
林毓生有一头绸缎般的白发，穿一双圆口黑布鞋。
我第一次见元化先生是1991年2月，在美国夏威夷东西文化中心开的一个学术会议(“文化与社会：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反思”)上。大陆、台湾、海外都有学者去。一般学术会议要求讲英文，这个会很有意思，要求都用中文讲。
在这之前，我们辩论过。我写过一本研究“五四”的书，叫《中国意识的危机》，从写作到出版，10年心血。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1986年译成中文，1988年又出了修订本。
我是带着关心中国问题的心情写的，谈的是“五四”时期整体主义的反传统思想。国内有很多意见，有同意的，也有反对的，元化先生就属于反对的一派。《人民日报》海外版发了他一篇很长的书评，两个整版，分两天刊登。
我当时在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做为期两年的研究，文章刊出第二天，有人拿报纸给我看，说林先生有个人批评你，写得很长。我看了，觉得有误解。
我的书主要是谈“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整体主义的反传统的意识形态。但是人脑是很复杂的，譬如有情感的部分，有理智的部分，有情感理智掺杂在一起的部分，所以我认为，在这些知识分子头脑中非意识形态的部分里，存在一种肯定传统的思想。我的书，讲的就是意识形态反传统的部分与非意识形态肯定传统的部分的冲突，讲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在矛盾。这个分析是很复杂的，但国内读者把我的分析简化成：我认为，“五四”时期的大知识分子(陈独秀、胡适、鲁迅)领导的反传统运动是一个要整体打倒传统的运动，等等。
我那时候不认识元化先生，所以写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反驳，根据报上的地址，寄到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部，但没人理我，呵呵。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有几个人帮我侧面向编辑问过，他们说，这个不能发表。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
开会时，我见到了元化先生。他是我的前辈，我就到他房间去拜访他，呵，一见如故，一见如故。谈了四个多钟头，从晚上7点半一直到午夜12点，谈了很多。
为什么有缘？就是一见之后，元化先生觉得我可以信任，我也觉得他可以信任。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是很玄妙的东西，先于你头脑的分析，也许仅仅是对方的一个表情、一个动作，给你一种直觉。对方是哪一类人，可否信任，这就是人身上的一种气。王先生身上，“五四”以来爱国知识分子的气很重。他从十几岁开始，就有一种自觉，要把我们的国家弄得好一点儿。
我们谈了很多很多东西，交换了一些思想上、生活经历上的认知。譬如我知道他受过“胡风事件”牵连，受过隔离审查；他也晓得我是殷海光先生的学生，继承的基本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传统，虽然我对前辈自由主义的思想论证并不太同意。
王元化先生在他的《一九九一年回忆录》里，是这样记述他们的这次交谈的：
“这天晚上我们的交谈持续了四个多小时，直到深夜十二时以后才散。他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说话甚至时时会口吃。我逐渐了解到，他讲话的时候，对于遣词用语是非常顶真的。但这并不是为了语惊四座，扬才耀己，也不是为了刻意雕饰，炫人耳目。他是平实的。了解他的人可以懂得，这是由长期从事理论工作所养成的习惯。加上他那毫不苟且的认真性格，使他在讲话的时候，唯恐词不达意，尽量想说得最准确、最完善，因此他无论在与人谈话或在会上发言，有时都会讲到一半突然而止，口中喃喃，似乎在与自己商量，斟酌如何表达。每逢出现了这种情况，会场上总会有人发出笑声，但是他全不在意，下次仍然一样。……他的认真被有些人视为‘迂’，但我不这样看，因为我也有同样的性格，虽然在程度上我是比不上他的。
“我们在夏威夷最初见面的长谈中，他向我谈到台湾问题。他的谈话使我感觉到，他不是关在书斋里啃书本的学究，而是一个关心世事和人类命运的知识分子。他小时随着双亲到台湾落户，对台湾有着深厚的感情。(后来我听王蒙说，他在北平上小学时，林毓生也在北平，上同一个学校，在同一班级，而且两人都常被老师称赞。)他关心台湾的民主进程，他是以一个超党派偏见的学者来谈论这一切的。他还谈到他到美国后和台湾一位青年学人的交往，当这位青年学者由于在台湾争取民主而被关进监狱，他想方设法去救援，按时探监，送去书报，并共同学习讨论问题，长期不懈。这些经历都使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决不像我们这里的那些人一样，抢旗帜，立山头，拉帮结派，在行为上和自由主义背道而驰。他把自由主义原则贯串在自己的行动里，这是他值得敬重处。”
后来就经常联系了，打电话、通信，都很方便。主要是谈一些问题，譬如如何发展中国的文化、思想、教育等等。
我们的背景不太一样。元化先生是从文学批评、《文心雕龙》研究、黑格尔研究，进入中国近代思想史；我是从研究西方政治社会思想进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
1963年的时候，我自己面临一个小小的精神危机：在确立人生第一个系统性的研究专题时，我不知道究竟应该继续研究西方思想史还是转向研究中国思想史。我老师哈耶克先生当时已从芝加哥退休，去德国教书，中间又回来，我向他请教。
“我没法告诉你你该做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我自己的经验。”他说，“我所有的工作都和我个人的关怀有关。”就这一句话，帮我把所有的困惑厘清了。
虽然进入途径不一样，但元化先生跟我的关怀很接近，有很多共同点。而进入途径的不一样，让我们可以切磋互补，我们谈话很容易接轨。我们关注的是近百年来思想史上的问题，譬如我们国家走过的路，在有些方面，我了解的没有王先生多。
这是20几年前的事了。现在我认为元化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元化先生也认为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最好的朋友不是开玩笑的，一辈子只有几个。
我现在在中国美术学院客座，跟同学们讲到卢梭时，发了一篇很长的阅读文献，剖析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就是王元化先生写的，写得很细致。元化先生进入思想史以后，很有成就，这篇论文就是代表之一。此外，对杜亚泉的评价、对“五四”的反思，都表明这种成就。
元化先生一生经过好几个阶段的反思，他反思的成果在哪里？就是他觉得中华文化未来的发展应该建立在一个尊重人的前提上；应该建立一种政治制度，使得尊重人从口号变成具体落实的东西。
元化先生是我们国家的“大老”，英文叫elder，相当于西方的senior statesman，资深政治家。国内肯定有人会讲，元化先生是思想家，说他是政治家不是把他看低了吗？如果用世界语言来讲，搞政治的人应该有三种概念：政治人物，这是中性词，不带褒贬；政治家，是尊称，褒义，他的施政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都有好处的；政客，贬义，他搞政治是为自己或小集团的利益，虽然嘴上也说是为了国家和人民。
元化先生的思想是有现实意义的，他是有深刻现实关怀的思想家，所以，我说元化先生是政治家，或者说政治思想家。他是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不单是一般的读者，就是国家领导人也应该参考他的思想。
国家很大，到这样层次的人没有几个的。他不是一时的激情，也不是临时的反应，不高兴了骂骂人。他是稳重的，对我们的国家应该怎么发展，我们的文化、教育应该怎么发展，他是想得很深很透很全面的。国家不尊重这种资源，那你尊重什么呢？
(刊登部分为访谈节选，未经林毓生先生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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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中国的学术传统被破坏得太厉害
正是由于文化传统的关系，中国现代知识人的身上才必然带有浓厚的“士”的精神。事实上现代中国的种种“革命”最初都是由知识人发动和组织起来的；他们仍然继承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意识。制度是“硬体”，可以说废止即废止，文化传统是“软体”，不可能随着制度的死亡而完全消失。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人仍是改变或批评不合理现状的主要力量
2006年12月5日晚，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杰斐逊大厦大厅，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比林顿博士将第三届克鲁奇奖(The Kluge Prize)的奖章颁给了76岁的余英时。
得奖，稍稍打乱了余英时先生的“隐居生活”。他希望这一拨热闹快些过去，好让他在普林斯顿郊外绿树环抱的家中静心读书、写字 ；跟最亲近的朋友：夫人陈淑平、汗牛充栋的书籍以及纸烟在一起。
得奖，没有打乱他对自己的评估：“(我)只是喜欢看书、追求自己的想法、在知识上有很多兴趣的一个人。”
我们的旅馆房间里应该放一部《四书》
1937年，因抗战爆发避居祖籍安徽潜山的余英时年方7岁，开始读一本“无字的乡村社会书”；
1947-1948年迁居北平后，余英时在琉璃厂、中央市场的旧书店一呆一天，那便是“最高兴的事”；
1949年，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却选择肄业赴香港，投考新亚书院。钱穆先生亲自题试，他被录取为二年级学生。1950年初在香港，跟着父亲(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在荷里活道流连于旧书店，买到有缺本的同文本《二十四史》以及《资治通鉴》。20岁的青年效仿明人宋濂，手抄补全……
几十年后，他的书多得无处安置：书架是早不够用了，每一格都已堆了两排，楼上楼下地下室全是书，以至某次地下室遭水淹后他说：“淹得好，不淹掉不得了。”2001年6月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前，他犯愁的是如何安置那两大间研究室的书。
余英时在普大研究室里放打字机的书桌，是当年爱因斯坦用过的。学校原把爱因斯坦的办公室一起拨给他，他没要，“爱因斯坦的研究室没有书架，我不能因为喜欢爱因斯坦，而搞一个没有书架的地方吧。”结果只要了一张老桌子。
他兴致勃勃推荐新书。“在读书世界中，我是一个‘多神论者’，我观赏许多名著，也佩服许多杰出的大师，从不敢存一丝狂妄的念头。然而我要追寻的毕竟是自己的精神归宿，这不是任何别人能给我的，无论他多么伟大。”
他曾建议中国旅馆的床头柜上放一部《四书》，如同日本人摆放佛经，而不是学着西方人，放一本《圣经》。“摆一部《四书》总有人会翻两句，得一句有一句的好处。”他希望现代中国学者能花点时间为大众整理古籍，“使一般读者对中国的文化变迁，历史、文学、宗教、艺术，都有大概的了解”。
研究学问重在走自己的路
1955年春天，经新亚书院推荐，时任助教的余英时获得到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一年的机会。因他在香港刊物上写过不少提倡民主、自由的文字，国民党政府一直拒发“中华民国护照”，最后勉强以临时旅行文书(affidavit in lieu of passport)抵达哈佛，此时开学已过两周。
余英时研究儒家，却无意跻身“新儒家”。他曾说：“我只是研究儒家喜欢儒家，但是不愿意给自己贴任何标签，我什么家也不是。”
在哈佛治中国史，师从杨联陞先生。“我每立一说，杨先生必能从四面八方来攻我的隙漏，使我受益无穷，因此逐渐养成不敢妄语的习惯。”而美国40年，“无形中转益多师，不胜枚举”。
“我并不妄想在西方学问方面取得高深的造诣，我的目的只是求取普通的常识，以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参考资料。”
2006年夏，记者在上海采访余英时同代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时，许先生尤其提到，在《朱熹的历史世界》里，朱熹的思想反而退后了，而朱熹身处的时代和代表的那个集体反而凸显。“他(指余英时)对文化也不是从比较文化角度看的，而是从中国文化的大环境、大脉络来看的，在这条线上掌握得很清楚。”
退休前访台湾，他对学界后辈说：“研究学问最重要的是要走自己的路。很多时候我也是自己摸索，自己找路。中国一句老话，先生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现代的青年学者要先接受好的学术训练，要能独立思考，不要随波逐流，不要怕孤立，但也不要故作孤立。”
早在1973年12月，余英时在香港新亚书院的演讲“史学、史家与时代”中就特别提到章学诚当年提倡的“史德”。他说：“今天的史德是什么，我们可以因人而异，不过，做学问应该忠诚于他所研究的对象，忠诚于他的结论，不要为现实、为个人的私念而改变他研究历史所得到的结论，因为这是很容易的。”
陈寅恪曾说，作者知我
1950年代末期，余英时在哈佛寓所的那间大客厅，成了张光直等同赴哈佛的中国学生的聚谈、辩论之地。在这些非正式讨论会上，他“不务正业”地发表了对于《红楼梦》的新看法，十几年后他写出了《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一书。
他评论过不少现代文化名流，从史学家顾颉刚、洪业、郭沫若，文学家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钟书，到思想家梁漱溟、陈独秀，着墨最多的是陈寅恪、胡适及钱穆3人。
1950年代末，他写下《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陈寅恪读后曾说：“作者知我。”10多年后，余英时辗转得知这四字评语，“心中感动，莫可言宣”。
对“五四”的梳理、对“文革”的反思、对民族主义的警惕、对大学教育的规劝……偶露峥嵘的犀利贯穿其间，也流露出一种单纯的倔犟，一种传统知识分子的“迂”；而他对师对友的真挚(如回忆、评述钱穆的文集《犹记风吹水上鳞》和《悼张光直：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对后辈的提携，则彰显儒家仁者爱人的风范。
1978年10月16日，余英时率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汉代研究代表团”回到阔别29年的大陆，从北京出发，一月之内先后参观了洛阳、西安、敦煌、兰州、长沙、昆明、成都等地的汉代遗址和出土文物。余英时写道：“除了北京之外，这些地方都是我一九四九年底离开中国以前所未到过的。我确实开了眼界。……此行我又先后会见了俞平伯、钱钟书、唐兰、唐长孺、缪钺诸先生，他们是我心仪已久的学术前辈。”
钱钟书在赠给余英时的《管锥编》扉页上写道：“每得君书，感其词翰之妙，来客有解事者，辄出而共赏焉。今晨客过，睹而叹曰：‘海外当推独步矣。’应之曰：‘即在中原亦岂作第二人想乎!’”
在《〈论士衡史〉序》中，余英时写道：“我自问在文化意识上始终是一个‘中国人’。”他的追索叩问，“不但涉及历史的陈迹，也涉及现实的人生；不但是知识的寻求，更是价值的抉择”。
余英时曾说：“陈寅恪对中国文化是那样的一往情深，他的生命已完全托付了给它，一切著述也都是为了阐发它的最深刻的涵义。怎样谈陈寅恪呢？我们只需反复不断地说：文化、文化、文化……”这段话，某种意义上也是他自己的写照。
余英时　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中国天津，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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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统不可能随制度的死亡而消失
——对余英时先生的书面访谈
必须尽量撇开自己的主观好恶
人物周刊：您在安徽潜山官庄乡度过了9年的少年时光。能否讲讲在乡间所受的私塾教育和文化启蒙？这个国学根基对您后来选择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余英时：乡间既没有现代学校，也缺乏具有良好训练的国文师资，所以我在乡9年，无论是私塾或学校教育都是断断续续的。私塾先后不过两年左右，此外在舒城县晓天镇我也读过不足一年的第七临时中学，后来因伤寒病而回乡了。
严格地说，我并没有受到很好的传统古典教育、打下研究国学的基础。一大半童年至少年时期，我是在山水之间度过的。惟一与后来研究有关的是得到了一些古文、古史的启蒙，读的是《史记》、《战国策》、《古文观止》一类的普通文字，是选读，并非从头到尾背诵。《四书》是读过的，也不很完整。作文一律用文言，乡间老师都保守，不会写白话文。唐诗、宋词我大概十二三岁便接触了，因为记起来容易，比较喜欢。接着便学会平仄，试作五、七言绝句。
1945年-1946年，我在邻县桐城县城里住了一年，住在舅舅家里。我的二舅父张仲怡先生是有才气的人，能诗、善书法。他是清初张廷玉、张英的后代，在桐城是望族，与方、姚、马、左齐名，但此时也相当衰落了。由于二舅父常和桐城名士来往，我从他们的交谈中，偶尔学得一些诗文的知识。我至今还记得他在钟馗画像上题了一首七绝：
“进士平生酒一瓯，衣衫褴褛万无求。夸人最是安心处，须发鬅鬙鬼见愁。”
他的初稿首句最后三个字原作“仕不优”，他以诗稿示一位诗友，那位诗友立即指出：“仕不优”当改作“酒一瓯”。舅父大喜称谢，称他为“三字师”。我在一旁听到这改诗经过，很受启发，懂得诗句原来是要这样“推敲”的。“酒一瓯”自然浑成，远比“仕不优”的生硬为佳。
今天回顾，乡居9年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史的好处有两方面：第一，我赶上了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尾声。官庄的生活方式当时几乎全未受到现代势力的感染，与一二百年前无大区别。这一点使我后来读史有一种亲切感，读诗词也容易发生共鸣。用现代话说，我曾参与了传统，不是全从外面看问题，比较能避免隔阂和误解。第二，我无机会按部就班地受正规教育，因此也没有受到任何一套意识形态的笼罩，包括国民党的“党义”(三民主义)在内。这使我的思想不至于很早便陷进一种封闭系统之中。“成见”自然不能完全避免，但并不根深蒂固，可以随时改变。
人物周刊：在您的著述中，有一个词出现频率很高：同情。想请先生从这个具体的词语出发，讲讲一个史学家，对于历史和历史研究，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态度。
余英时：上一个问题答得比较详细，正是为了要说明第二个问题关于“同情”在史学研究中的意义与功用。研究历史首先是为了了解以往的人与事是怎样造成的。史学是关于人的活动的一种学问，而人即有意志、欲望、情感、理性等等，在支配着他的活动。这是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上最大的不同之处。所以我们不能把“人”和“分子”(molecule)等同起来，这里便出现了“同情”的问题。
《诗经》“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即指一种“同情的了解”。这里“同情”两字绝不是一般语言中的涵义，包括同意、站在一起，或赞成、支持另一人的所作所为之类。
史学上的“同情”主要是指对于历史人物——无论是善人或恶人——都必须深入了解他为什么要说某些话、做某些事；对于个别的人应如此，对于一个群体也应如此。即使是残民以逞的暴君，我们也一样要对他的行为进行心理和处境方面的了解。
我对于传统社会，如上面所说，便抱着一种“同情的了解”，但我并不是主张维护传统，或对传统中人的一切言行都抱着赞成的态度。“同情的了解”不仅用之于个别的人，也可以有效地用之于群体或普遍的历史现象：历史上某一群人为什么进行某些活动并运用某些方式？某一时代为什么出现某种特殊的现象(如贪污)？如果资料充足，从许多个案开始研究，积累起来，我们便可以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的整个状况了。
这样说来，史学上所谓“同情”并不是史学家滥施他个人的情感，反而是收敛个人的情感。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尽量撇开自己的主观好恶、时代偏见等；透过对遗存史料的反复推求，史学家才有可能进入古人的内心世界和生活世界。只有达到这一境界之后，史学家始能理解他所研究的对象何以有某些言和行的表现，而这些言行表现又产生了哪些客观效应——正面的或负面的，以致影响了历史的动态。司马迁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便指此而言，这才是所谓“同情的了解”。
在“同情的了解”阶段，史学家事实上并未下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在中外史学上都指对人或事的“褒”或“贬”。但 “褒”、“贬”如果先行，“同情的了解”便不可能发生了。中国人受“褒”“贬”史学(“春秋笔法”)影响太深，往往在未研究之前便先有了价值判断，这便阻止了进入历史世界的可能性。
这个问题太复杂，在此无法充分展开讨论。以上不过是答复有关我在以前著作中所用“同情”一词的主要涵义。总之，“同情的了解”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进路，但不是惟一的方式。
中国现代知识人仍然继承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意识
人物周刊：您曾提到，最迟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逐渐取得一个共识：中国传统中的“士”已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的知识人。现代知识人与“士”的分别在哪里？当代中国知识人是否还有可能对“士”的传统有所继承？
余英时：传统的“士”和现代知识人的主要分别在于“士”是“四民之首”，而知识人在20世纪的社会结构中已退出了中心的地位，此中最大关键便是1905年科举的废止。
自先秦以下的中国结构理论，都假定“士”是最宜成为领导和治理国家与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因为“士”无“恒产”而有“恒心”，也就是不代表任何特殊的利益阶层而具有超越一己利害之上的“公心”。因此自公元前124年汉武帝立太学以后，“士”通过考试而成为国家官吏的主要人选。这个制度在1905年废止后，“士”便变成现代知识人了。
这一变动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环节，必须肯定是一种合理的社会、文化的演进。我们只要比较一下1895年康有为所领导的举人“公车上书”和1919年北京学生所发动的“五四”运动，“士”与知识人的分野便无所遁形了。正是由于文化传统的关系，中国现代知识人的身上才必然带有浓厚的“士”的精神。事实上现代中国的种种“革命”最初都是由知识人发动和组织起来的；他们仍然继承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意识。制度是“硬体”，可以说废止即废止，文化传统是“软体”，不可能随着制度的死亡而完全消失。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人仍是改变或批评不合理现状的主要力量。
人物周刊：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您如何看待大陆知识分子的地位？
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今天在大陆的地位似乎并不很受尊重。以前是他们成了权力的附庸，现在也有转为市场小贩的倾向。所以知识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学术、文化、艺术种种专业的尊严。中国的学术传统被破坏得太厉害，要重建传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不能不立即下最大的决心，急起直追。
人物周刊：今天，福布斯富豪榜上的中国大陆商界精英有一些爱读书的人(以前没有读过的，现在正在补)，也有很多人愿意花钱去名校读一个EMBA头衔，其中一些人热衷公益事业、注重德行，等等。在您看来，这些表象下面，是否涌动着对15世纪以来到20世纪被截断的“士魂商才”的渴慕？我们还有没有恢复近代“士商”传统的可能？
余英时：我知道，1990年代是中国知识人“下海”经商的时期，这和15、16世纪“弃儒就贾”的社会变化有相似之处。我也知道，今天中国工商界有重视文化、知识的人，如果出于价值选择，这当然是好事。“士魂商才”重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美国工商界的成功者绝大多数都重视文化教育的提倡，许多最好的私立大学都是靠成功校友的慷慨捐助而不断发展。大型基金会更为重要，不少科学、技术、艺术、文化事业等是由基金会支持的。西方大企业都已社会化，故可以长存，不像过去中国人致富主要靠一家、一族，而且发财后子孙往往败家，不过两三代便消失了。这是我们应该向西方认真学习的东西。如果仅仅“附庸风雅”，则不可能恢复“儒商”的传统。
人物周刊：儒家的价值观和现代社会之间重新建立制度性联系是否还有可能？是否还有必要？
余英时：儒家价值怎样在今天再发挥正面的作用，这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简单地说，我认为在儒家价值与现代社会之间建立制度性的联系是行不通的。
我们今天必须在“公共生活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之间划下清楚的界线。在“公领域”我们必须靠政治体制、法律、宪法之类的机制来运作。这是全体人民通过选举、代议机构等等来决定的。但在“私领域”中，每个家庭或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价值体系，儒家、佛教、道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都可以是选择的对象。儒家不是有组织的宗教，今天只能靠家庭、私人个体来传播，国家权力不宜介入。
人物周刊：继台湾读经运动之后，大陆前段时间兴起一阵小朋友读经热，有条件的家长开始推崇由四书五经起步的家学，您觉得这些对恢复儒学传统是否有益？
余英时：读经运动在20世纪曾一再有人提倡，30年代地方长官如广东陈济棠、湖南何键等都曾作过努力，但并未见成效。台湾读经运动则并没有真正执行过，只有少数人写文章鼓吹而已。大陆近年来听说有些地方进行了小学生读四书、五经的“热潮”，成效如何，我完全不知道。
80年代我曾帮助新加坡政府编写“儒家伦理教科书”，准备在中学推行，但试验了一两年便无疾而终。严格地说，读经实在困难，四书还算比较容易懂，五经即在专家之间也大半没有弄明白。新经学大师王国维都承认：《书经》他有一半不懂，《诗经》也有百分之二十不懂。那么今天教五经的师资从何而来呢？
其实读经的目的无非是要使小孩子早点接触儒家的价值。这只有在中、小学教科书中选若干易懂的篇章，详加注释，由合格的教师来讲授。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要儿童在学校课业之外，再额外读难懂的经书，恐怕不能持久。价值只有和日常生活打成一片，才能进入青少年的心灵之内，仅仅背诵经文是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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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21 14:07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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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余先生从事“国故”研究，同时在美国教书、生活40余年，对两种文化价值都有亲身的了解。您本人如何兼容这两种文化？
余英时：我在美国教书与生活已50年，平时的研究也是中国文化和历史。我一身汇合了两种文化，但毫无文化冲突的感受，也没有受歧视的经验。这是因为美国是一个自由和法治社会，在日常生活中完全不受政治的干扰。初来时当然觉得寄居异国，但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
美国都是移民，亚洲移民也越来越多，如果你情愿多与华人社区来往，完全可以做得到。事实上各个不同文化的移民都依然可以选择原来的生活方式。如果你想多和美国人交往，你总能找到你愿意交的朋友。大体上说，美国社会还是互信的情况较多，在同一机构的同仁或同一社群的人，彼此尚能以善意相待，勾心斗角、有意伤害他人的情况甚难遇到。
50年代至60年代中，我还听说过有种族歧视的事件，如不租或不卖房屋给亚裔人士，但以后因黑人民权运动兴起，歧视是一种可耻的事，这一类的现象便不大看得到了。
总之，我有选择个人生活方式的自由，因此一方面可以保存我愿意保存的中国文化价值，另一方面也可以接受我喜欢的西方文化价值。这一文化调适的过程往往因人而异。
人物周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的衰颓？
余英时：全球化主要是经济领域内的事，世界各国并未因此而有文化衰颓的普遍现象。文化状况主要取决于每一国家之内原有的文化传统是不是很深厚。
2000年英国著名文化记者华特森写了一部800页的大书，叙述了整个20世纪学术文化的发展，书名为《现代思想》。看了这本书，你便知道，经济全球化对于文化有正面作用，使科学、文学、史学、艺术等等新产品，都可通过市场全球化而传播到全世界，欧美各文化先进国从未停止过文化、思想、艺术、科学方面的创新。
人物周刊：不久前央视二套热播12集电视片《大国崛起》。您说过：中国有没有前途，要看它如何选择价值、理解世界。请问先生，这种选择、理解的基础是什么？
余英时：我听说《大国崛起》很受观众重视，也听说这部电视的制作很认真，但是我还没有机会看到它，所以不能妄评。我所说的中国前途系于选择价值、理解世界，其基础首先在于中国的内部能不能先建立起一个“有自由的秩序”或“有秩序的自由”。没有自由，根本不能选择，也不可能如实地理解世界；没有秩序，则不能进行创造性的新建设，选择价值和理解世界也就变成毫无意义的事了。这是一个极重大的问题，可惜限于时间和篇幅，我不能在此充分展开论说，只能作一提纲式的提示。
如果抄袭成了普遍风气，
中国便永无建立学术界的可能了
人物周刊：在《现代学人与学术》中，您对恩师钱穆、杨联陞，前辈陈寅恪，以及胡适先生等都做了大块文章，这里想请教先生对另几位——陈垣、吕思勉、黄仁宇的看法。此外，您对郭沫若的学术如何评价？
余英时：黄仁宇的博士论文是在我的指导下写成的，他比我年长，后来是朋友关系，我不便写他。但是我要指出，他中年才读大学，发愤治中国史，用功之勤极为少见；晚年写了不少通论性的书，表现出他的史识，成一家之言。他可以说是史学界的一位“奇侠”式的学者。
陈垣和吕思勉两位大家，我是读他们的著作长大的，受益之多，不在任何前辈(如陈寅恪)之下。援庵(编者注：陈垣，字援庵)先生是我父亲(协中公)在燕京大学的导师，先父后来转治西洋史，编写了一部《西洋通史》，没有继续中国史的研究，但对援庵先生始终敬礼。我受先父的启发，曾遍读援庵先生的专著与论文。在我的专著中，如《方以智晚节考》、《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等，引用他的论点很多。吕诚之先生是先师钱先生的中学老师，他的几部断代史和《燕石札记》也是我在研究和教学中经常翻阅的参考书。不过我没有适当的机缘写到这两位“太老师”而已。大致说来，我完全同意严耕望先生在《治史答问》中对他们两位的高度评价。
郭沫若先生不但才气横溢，国学基础也相当深厚。在甲骨文、金文研究方面，他确有原创性的贡献。即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几部书而言，其中仍有不少自己的见解。他虽然也遵从“一家之言”，却与套用公式有别。我曾严厉批评过他袭用他人研究成果而不坦然承认，犯了学术研究的大忌，然而我并未对他一笔抹杀。不过从现代学术的规范来说，他逞才使气有余，而史学的纪律则远为不足。这主要是因为他和上述二陈、吕思勉等不同，其志不在学术，而别有怀抱。治学有成的学者可以参考他上述三书，但初学则不宜由此类作品入手。
人物周刊：在《<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一文中，我们看到了您对郭沫若先生抄袭行为的揭露，不知您对当今大陆的学术风气作何评价？您认为学术腐败，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在今天的中国，意味着什么？
余英时：我曾读过一些大陆学术腐败的报导，主要是大量抄袭他人(外国或本国学者)的著作，而且被揭发后仍然毫不在乎。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说明中国学术界还未能建立起最起码的纪律，而一些号称教授、专家的人也毫无一点自尊心。
这种情形已远远超过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袭用《先秦诸子系年》的前例。郭沫若只不过袭用他人的材料而不肯承认，他的论文的中心观点还是自己构想出来的。
现在市场经济发达，抄袭的人大概出于赚钱或出名两种动机，也许大陆大学的升迁制度也在无意中鼓励了这一不良风气。西方或日本如发生同样的情况，抄袭的人一定在学术界从此不能立足。最主要的是这样绝无自尊心的人根本无意从事严肃的研究或教学工作，对于知识本无兴趣，因此对于贻害青年学生的事似毫不感觉愧悔。
我希望这是少数例外，如果成了普遍风气，那么中国便永无建立学术界的可能了。学者自律与学术界自清运动是惟一解决之道。
人物周刊：几十年来您一直喜欢看武侠小说，您最喜欢哪几位的作品，为什么？
余英时：我的消闲活动不多，读武侠小说是其中之一，但这是早年学生时代的事，中年便停止了。我是从读传统武侠小说开始的，青少年时期喜欢《七侠五义》、《小五义》之类的公案小说，《水浒传》更是不在话下。
但是20世纪以来的新武侠小说如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之类的作品反而对我没有很大的吸引力。1950年代我在美国读的武侠小说主要是梁羽生和金庸两家，但以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最合我的口胃。
金庸无疑是现代武侠小说最有创造力的作家，是当“大师”之称而无愧。1970年代我回到香港工作了两年，和金庸变成了朋友，对他深厚的文史造诣更为欣赏。但是我们的关系主要是“棋友”而非“侠友”，因为我们对围棋有共同的嗜好，曾多次晚间到他家中参加棋会。我记得只有一次棋会之后谈及他的武侠作品。他自己最满意的是封笔之作《鹿鼎记》，恰好新儒学大师牟宗三是他的知音。牟先生也是棋友，每次都和我同去下棋。这是我最值得回忆的一段交游生活，但已是30多年前的旧事了。1992年我因事重访香港，和金庸兄在稠人广坐之中匆匆一晤，可惜没有深谈或手谈的机会，至今引以为憾。回美后承他寄赠一整套修订本武侠全集，我珍藏在床头，时一翻阅，如晤故人。借用钱钟书先生的俏皮比喻，我不但喜欢吃鸡蛋，而且更喜欢那只生蛋的鸡!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5-21 23:5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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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我有士大夫情结
一九三○年生于江苏无锡。一九五三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史学系，一九六二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人文科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后当选为院士；曾任台湾大学史学系教授、系主任；一九七○年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史学系及社会系合聘教授、东方研究评议会主席。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心路历程》、《万古江河》等。
许倬云先生今年七十六了，长着两条太乙真人的寿眉，真正鹤发童颜。身穿西服坐在演讲台后面，又有几分像香港前特首董建华。跨上讲坛的三级台阶，许先生拄了双拐大约用了两三分钟，台下百多名师生立时肃静下来。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许多学生在6月16日见到这位长者，买到他耗时三年完成的新著《万古江河》，还听了精彩演讲。他讲的刘邦、朱元璋多好听啊，跟相声一样，里面却有扎实的史料。譬如，刘邦还是个小混混的时候，常到哥哥家蹭饭，嫂嫂嫌弃他，听见他来，就拿锅铲铲得哐哐响，表示没饭了。刘邦得天下后，封嫂为"羹颉侯"，"那两个字既不好写，也不好念，意思就是舀汤。"将学术阐释得浅白，是一种本事。
两天后再见许先生，蓝色一字立领衬衫，背带裤，很是神气。他语速缓慢，但反应极快，且逻辑分明；记性极好，接过名片掠一眼，几小时后能写出人家名姓。
精通中国上古史、文化史、社会史，熟稔西方历史，擅借其他学科为工具处理材料，却不囿于书斋，时时兼怀天下。阿城说过，民间镇得住场面的常常是小个子，譬如出了人命，魁伟汉子分开众人，让出道来，走出一个小个子袍哥，三言两语将事情摆平。随手拈来一段史，小个子的许先生三言两语即说透。许夫人曼丽的嗔怪里似有甜蜜："一谈学问，他就精神好，不谈学问，立刻打盹给你看！"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5-21 15:5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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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21 14:13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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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士大夫家族
许先生对于许家的来龙去脉，是下过功夫的。他考证过，许姓都是炎帝后代，与黄帝无关。许家先祖原籍福建，其中一人曾任两江总督之下布政使，乾隆年间一房迁往无锡，买下一座大宅，前门叫东河头巷，后门叫小河上，现在是崇宁路7号，1996年拆了，建成无锡市检察院。
宅子的样式是江南跑马楼，一圈一圈，共有五进，分左中右三路，本有一个花园，后来改成桑园，也种菜。大族不分家，宅子里上上下下、男男女女一两百号人稀松平常。哪一房添了人丁或者结婚，都会由族长重新调整，使得大家都有地方住。族长统管，另由能干的人管事，相当于董事长加总经理制。
士大夫家族传统宋代就有记载，范仲淹在《范氏义庄》中记录过：富庶大族都有义庄义田，向政府登记，不用缴税。义田租给周围佃户，靠收租供养族中小孩上学、寡妇孤儿生活和供奉祖宗祠堂。许倬云调查过，到民国时，许家只有义田五六十亩，这在江南是个小数字。但士大夫家族无论怎样败落，义田不会败，子弟读书和孤儿寡妇的基本生活总能维持。
他记得祖母在族中辈分很高，带领上上下下的妇女种桑养蚕，收茧卖钱。这笔钱是妇女们的私房钱，男人们不能用的。祖母心里有杆秤，依据各人勤懒程度和各家境况分配，干得辛苦的、家里贫寒些的、孩子多些的，多拿些钱。
一族之中可能老大做官，老二经商，地位无甚差别。一族之中也有富贵贫贱，但以族为单位，互相合作，重新分配，等于一个小公社或者小的共同体。这就是许倬云后来在《汉代农业》中提出的亲缘组织。"《大学》里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每个人先照顾好自己周边的人，非常自然，不需要权威来管理分配，所以那时的市场经济与资源分配都在亲缘组织下结合在一起。"
老宅有一个很大的厨房，好多灶眼好多锅，各家各自买菜开伙。但同住大院，随便到哪家吃口饭都没问题。许先生记得，小孩们玩累了，在三婶家吃饺子、去大伯家吃包子或者到六叔家吃米饭都行，吃完抹抹嘴回家。这种同住分炊、同居分财，既有公有制，又有互助制。许先生说，亲缘组织可以代替国家与社会分担一部分责任，顾到一些国家顾不过来的事。
太平军打江南，翼王石达开说"江南处处见啼痕"，许家损失惨重，从此一落千丈，许倬云出生时，无锡宅院里空空旷旷。不独许家，那时候的无锡大族，家家如此。
大家族里世代相传的一些话，成为看不见的家训。去年8月4日，许家在芝加哥有个家族聚会，许倬云兄弟将几句祖训传给后辈：穷无矢志，富不癫狂。还有，一张圆桌本来只能坐十个人，大家把板凳往后挪一寸，就能多加两个位子，这叫"退后一步自然宽"。
前一阵有人撰文批评许倬云士大夫情结重，他正色说："我的士大夫情结是不带阶级色彩的。"夫妇俩在台湾上街，常有人跑到许倬云面前，鞠一躬说，"谢谢您许先生，谢谢您替我们讲话。"这是指他在报刊上写的专栏文章。曼丽说，在台湾做学问的圈子里，许倬云跟老百姓最亲，因为他年轻时走过乡下许多地方，知道老百姓的日子。许先生自觉读书人历来享受诸多"特权"，理应负有使命，为人间创造一个合理的社会。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5-21 16:0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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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水扁家族没文化
记者：在文化"三元色"理论中，您特别指出亲缘组织的作用，您也说过亲缘组织今天依然在发挥作用。从这个角度，您怎么看陈水扁家最近的丑闻？
许倬云：我觉得应当哀悯。陈水扁这个家族是没有什么文化的。他家穷，穷没什么可非议的，但他家穷得没文化。他是个聪明孩子，靠台湾的考试制度考上台大，等于读书不花钱，做到律师，能言善辩，又参加了反对党，一步步有了今天的位置。他那个驸马爷的父母也没什么文化，母亲是小学教员，好一点，但在学校里名声也不太好，贪财、附势。他们的同事说起这两人，都摇头。赵家、陈家家教都不行，这种家庭教出来的孩子，不稀奇。他们现在借着国家力量搜罗大量的财富，这更像是利益集团，用亲缘组织形成利益小集团，谋个人私利。
记者：在跟许医农先生的通信中，您曾经提到过对变了味的"民主"的感伤，许多人寄予厚望的东西为什么会变味呢？
许倬云：民主制度有它的历史渊源。古代是部落民主，尤其是战斗中的部落民主，大家要战斗，一起决定一些事情，这类军事民主在草原部落、树林部落也很多。希腊城邦民主制同样有渊源，它是一些部落迁移到希腊带进去的。条顿民族、日耳曼民族的一些部落民主制度转化为北欧、中欧一些国家的民主制度，它们的渊源并不是从希腊来的。参与决定所属团体的事务，这是常有之事，从法国大革命、英国改革一直到美国建立共和国，这一串演化提升了民主制度的境界，有了理论基础，其根本就是人生来具有权利。
记者："人生而平等，具有权利"，后来写进美国宪法。
许倬云：对了，写进宪法有个依据，就是信赖上帝。今天美国钱币上印的"InGodwetrust"，我们信赖上帝或经过神我们信赖彼此。所以人的神圣性是靠上帝的理念来肯定的，人的共同性平等性自由性，也是靠上帝无私地创造了你我他来决定的，这是基本的假定。我们来看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自由是对封建制度提出的；平等是针对法国贵族提出的；博爱，是指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兄弟，不能因为你的血比我更蓝而不爱我。
"自由、平等、博爱"是这么来的，有它产生的特殊的土壤。美国政治制度设计了三权鼎立的人民民主，要依靠法律来防止国家侵权。法国、美国这两个原则合二为一以后产生的民主制度，代表了人类在政治制度创造上极高的原创性，是了不起的事情。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5-21 16:0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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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民主制度还有一个泉源，就是印第安的部落民主。部族权力和个人权利都要在部族联盟里出现，参众两院就是这么来的。美国的三权鼎立制，是要靠公有的法律在人和国家发生冲突时保障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国家的权力，三权里，行政权代表日常事务，立法权代表人民意志，司法权是根据共同决定的做事情的原则（宪法和法律）来保障人民的权利，因为人民在国家面前是弱者。
但这中间有一个大缺陷。美国立国十来年时，法国记者到美国去参观，有个叫托克维尔的记者就指出，美国这个制度一定会犯一个毛病，就是庸俗化、平民化之后的品质低下，到最后一定是哗众取宠的人得到权力。这个话，今天应验了。美国参院今天选出来的大多是哗众取宠的人。但是当时托克维尔没有看到的一点是国家的权力大到今天这个地步，这是他无法想象的。权力膨胀到影响到人生每一步的时候，窃取权力的人就会限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
记者：丘吉尔说过，民主制度并不是一个好制度，只是至今没有更好的替代品。
许倬云：对了，丘吉尔这句话是说民主制度是个糟糕的制度，但它闯不了大祸。我们今天没有理解的是，国家掌握权力是一面倒的，国家权力太大了。人类社会正走到一个巨大转变的关口，在个人似乎已有自由的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必须面对超强力的国家机关，面对一些个人以公权的名义操弄权柄以自肥。中国大陆如此，台湾与美国也如此！
以前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这里有句话，革命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记者："在人和国家发生冲突时保障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国家的权力"，想听听您对土地国有制的看法。
许倬云：土地国有，应该有若干限制。荒地应该国有，本来有主的地，不该国有。但我认为土地属于私人应该设一定的年限，此生为限，不传子孙。我比较赞成老百姓享有土地的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
台湾以前搞土地改革，口号是"耕者有其田"，但随着城市化进程，他把土地卖了，手里土地多的人，都成了土财主，这就跟政府当初的设想完全相悖，而且其他的公共建设也无法推动。台湾现在要修一条路，就因为一幢房子不肯搬，可以折腾十几年。当然，政府如果为了城市建设，强权要求老百姓搬迁，说拆就拆，在安置方面总让老百姓吃亏，这也是不合理的。走到这两端，都是有问题的。我们听说一些城市是这样做的，拆一批，建一批，然后老百姓再回到原来的地方。这应该是国家、开发商、拆迁户达成协议才行。所以，台湾、大陆都走了不对的路。造成暴发户、财富分配两极，环境极度混乱。这方面，可以看看新加坡新城镇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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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今天大陆讨论许多问题，最后板子都落在"制度"上。
许倬云：任何制度都像你我的衣服，或他[指摄影记者]的照相机一样会用旧，会与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不协调、不匹配。最重要的是理念，文化理念是个大问题。
现在是知识经济的社会。不仅中国背靠农业社会建立起来的一套秩序要改变，就是西方社会依托工业革命、资本和市场经济的那套秩序也面临冲击。知识是经济、知识是权力、知识也可以形成势力。生命可以创造，可以改变，生命的神圣在哪里，人与其他生命的差别在哪里？这些终极意义都要思考。
要重建一套伦理，建构起一套应对知识经济时代困局的理念，这不是单个儒家可以承担的。这个检讨是学界应该做的事，但没有做。
记者：西方人治史与东方人治史有什么不同？
许倬云：清代以降，中西趋同，现在已经差不多了。传统中国，历史是给上层人看的，治国平天下，以史为鉴，给出的是公识（publicknowledge）。史书相当于治国律己的教科书，都是交代一个事情或一个人物，告诉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处处有教训。过去的中国历史跟人格教育、公共哲学是不可分割的。
西方史学从荷马史诗开始，就是讲个人故事、英雄故事，讲他们的喜怒哀乐、得失成败、优点缺点，所谓StoryTeller。你看History跟Story多接近。等到近代史学发展起来，西方史学欲摆脱教皇统治的阴影，寻根溯源，于是变成一个个国家、一个个民族。此时的历史，转变为国家、民族的历史。所以西方史学从17世纪开始，主要就是专题史，不大有通史。这个传统到20世纪初、大约是1903年伴随西方的大学教育传入中国。从此都是做专题史，写单篇论文，写通史的人很少。
记者：您怎么看待西学更重视的理论框架？
许倬云：西方人在对前人的东西做阐释的时候，做得好，可以建构一套自己的理论框架，也可以直接拿别人的理论来用。台湾是80%模仿美国，20%模仿欧洲，都在依样画葫芦，拿来主义。尤其尴尬的是，对从欧洲发起、美国紧跟其后的对现代性的批判（统称为后现代），台湾没有感受，误认为这是另外一种时尚。但其实，后现代不是时尚，是严肃的批判和检讨。大陆现在跟着后现代的风走，跟台湾犯的是一样的毛病。大陆原有自己一套既定的理论框架，20世纪前面几十年，都在框框里面转，转得很辛苦，结果是削足适履，理论界、史学界都很辛苦。近十五年逐渐在改变。十五年前争论断代争得很厉害，究竟奴隶制时代、封建时代应该断在哪里，这个讨论令原本硬性的框架松弛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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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陈寅恪到郭沫若
记者：您怎么评价陈寅恪、钱穆、吕思勉这些前辈，以及同辈人余英时先生的问学？
许倬云：陈寅恪先生是个了不起的史学家。他用的史料都是最常见的史料，习惯用大量史料归纳出一个现象，那些归纳其实在他脑中早有观察和思考，根源不在历史。他渊博，早年留学德国，后来又到英国游学，得到许多理论背景，再加上家学渊源。他家族经历的，是同光年间的清流浊流之争、满汉之争、中西文化之争，这些人生经验体现在他对中古历史的课题选择上。但他并没有因为个人经验，在选择的课题中有所偏袒。举例来说，他经历同光之争，但在写唐代的牛李党争时，并没有影射同光党争；他面临中西文化交汇和冲突，但他在写唐代佛教文化进入时也没有一点偏袒。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宾四[钱穆]先生也是了不起的史学家。他是真正自学的，从来没上过学，他连好老师都没一个，纯粹是自己摸索出来的，真正聪明绝顶。他的史学研究的特点是另辟蹊径。当时正是今古之争（为改革寻找依据），他没有受正史教育里那些派别的约束，另外找到一条路，打破了今古之争里的一些课题。他后来写《中国通史》，了不起的著作，贯串了民族史观和爱国史观。日本的飞机在头顶上轰炸，他抱着讲义还在树底下讲，他不能不讲民族主义。这个人真是聪明，眼光真好，他一本《国史大纲》里埋着七八十个博士论文题目，大家看不见就是了。但也由于民族史观、爱国史观的限制和西方知识的局限，他对中国历史的评估是有偏差的。钱穆先生是我景仰的前辈，但出于对历史的忠实，我必须指出这一点。
吕老先生所处的时代也是难得。他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当时史学主流是编年史，他跟北大清华那批主流史学家是不大来往的。他的学问是国学基础上出来的，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甚为深厚。因为在上海居住，他感觉到时代在改变，他是当时通达史家里第一位考虑到生活起居、风俗习惯的人，这是了不起的贡献。典籍中能够组织的他都组织起来了，但由于资料来源局限于中国的典籍，相对而言观察的角度有限。他那本书[《中国通史》]，用作线索甚好，但我想今天大部分人不会用到他那本书了。
英时跟我是好朋友。英时史学的路子，是钱穆先生给他一些影响，哈佛给他一些影响，此外是他自学。英时是读私塾出来的，国学基础甚好。他没有上过初中，直接就上高中了。他是从研究安徽的思想家戴震开始，治近代思想史，慢慢转入社会背景研究。在最近的一部著作《朱熹的历史世界》里，朱熹的思想退后了，朱熹身处的时代和他代表的那个儒生志业反而被推向前台。他也在改变。他对经济部分不是特别注意，他对文化也不是从比较文化角度看的，而是从中国文化的大环境、大脉络来看的，从这条线上看得很清楚。我们两个做学术的方法，我是从社会、经济开始，走向文化，偶尔走向思想；他是从思想开始，走向社会。我们在中间慢慢碰头，我们是和而不同，角度不一样，但有许多地方是一致的。我们合作过一本书《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他一篇，我一篇，还组织了一大群人一起写的。
记者：对翦伯赞和郭沫若，您有什么看法？
许倬云：翦先生是第一批采用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其实没有列宁）和他所理解的唯物史观进行研究的人之一，写了一部《中国史纲》。采用的分析法是当时苏联的断代分析法，这种分析法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是不适用的。在左派史学里他是第一个成格局的人，他做得很辛苦。我从他文章里看得出来，他自己也觉得这不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他后来跟国家政治不能合调，吃了很大的亏。作为第一个用马、恩思想研究历史的左派史学家，结果被打下去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他有专业的良心和忠诚，他对唯物史观也有一定的信仰，但毛病就出在唯物史观的局限性。
郭先生又是一个绝顶聪明之人。那个时代真是了不起，出了三四代这样的人。所以你要说天地对中国不厚，也不是。原因在于转型之后，无人钻研的空间很大，有空间就能自由飞翔，潜力就释放出来了。后来是愈来愈紧愈来愈密，一方面是政治影响，一方面是经济压力，为稻粱谋的人太多了。老实说，战乱都压不住人，宾四先生那部大作、寅恪先生好些重要文章都是战乱中写出来的。还有一个是民众趋同、走一条路的压力，这三个加在一起，就把可以回旋的余地全部压没了。Anyway，鼎堂[郭沫若]先生也是了不起的聪明人，没有学术训练，自学，将甲骨文研究到那个地步，了不起。甲骨文当时是处女地，谁下去，花功夫耕耘，都会有收获。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郭鼎堂，还有我老师董彦堂[作宾]都是大家。今天我们说，他[指郭]认的字有错的，但大部分是对的。拓荒之功啊，了不起！他将唯物史观套用到中国历史里，比翦先生更深。他的政治取向是非常清楚的，而且老早就决定了的，所以他跟"右派"一直走得很远。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里本来有他，但他不肯兼。但1950年以后，我们就没有看到他有独立的意见了，你可以说他跟着革命走，也可以说他跟着权力走，我就不能作断语了。他对学术的维护之功嘛……他可以做得更好，但他没有做。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5-21 16:1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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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21 14:17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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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在台大历史系的师承很不一般。
许倬云：遇到这些老先生，我是很幸运的。李宗侗[玄伯]先生，世家子弟，法国留学。他是晚清名臣高阳相国李鸿藻的孙子，一出娘胎就是举人。呵呵。他在娘胎里的时候，李鸿藻是宰相，是同治皇帝的老师。慈禧很尊敬他，说如果生个男孩，出生便封为举人。他受的教育是宰相门第的教育，可以接触到多少大学问的人啊，所以他的国学底子是非常深厚的。后来到法国留学，师从社会近化论派古兰氏（Granch），学习古代希腊史，这个对他影响很大。他教我古代社会史，但我后来慢慢离开了他的方向，因为这个学派过于狭窄地停留在单线演化论上，认为在一个地方演化的事情在另一个地方早晚都会出现。我后来不敢苟同老师的观点，但我对他是感恩的，因为他带领我进入古代社会，带我进入人类学。我正在想办法出他的全集，但出版社都想赚钱，他的书大概不会赚到钱，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没找到愿意出他书的。考古学是跟李济学的，我现在的兴趣还在商周和新石器时代。当时我在历史系，张光直在考古系，张光直是李先生的嫡传弟子，我是隔了房的徒弟，算是同门师兄弟。我跟光直脾气性格很不一样，他性格拘谨严肃，一头钻进考古学，一钻到底，学问专精，我是跑野马，什么都感兴趣。光直吃亏在一直没有机会到中国来做真正的发掘--他来过，但没有被不允许，所以他考古学是纸上考古学，主要是看别人的报告，这是他终生的遗憾。他对中国考古学最大的贡献是把中国考古学的成就介绍给世界，没有他介绍，外人不理解中国考古学的线索和脉络。
记者：《汉代农业》英文原著有一点令人印象深刻，除了正文154页，后面竟然有大约160页赖以立论的史料和注释，所以我对您读原典的功夫非常感兴趣。
许倬云：史学家必须掌握各种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同时还必须读懂中国古籍，获得正确的历史感。我读史料和原典就是四个字：来来去去。
我很小的时候就读过大部分的中国原典，我读的第一部书是《史记》，后来慢慢地什么都读。十三经，说老实话，我没有全部读通，《礼记》里有很多我还没读。史书里面《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我是读完了。天文部分我读不懂，音乐部分我读不懂，一般的政治典方制度我是读懂了，所以我还没全读通。来来去去做什么事呢？我不是一次读完就拉倒了，碰到问题、材料，就拿来原典再看再钻，看过去没有看到的夹缝。我也拿别的学科来帮忙，同时我也读别国的历史，看别的文明。这一点我自问是比别的朋友注意得多一点。对中国古代史、古代三大文明--埃及、中国、印度（这个我差一点）和欧洲中古史的熟悉程度都还可以，合在一起就是一个丰富的资源和有用的工具。经济学、考古学、人类学，这些学科让我多了许多眼睛，可以看到人家看不到的地方。好处是兴趣广泛，坏处是不能专精。
记者：对剑桥那套《中国通史》怎么看？
许倬云：那套通史不通的，因为出自众人之手，而每个人的见解想法都不一样。另一个极大的先天缺陷是这套书的主编给我们一个框框，你不能写新的意见，只要综述前人迄今已被公认的观点即可。所以让我写剑桥史那章，我是心不甘情不愿，但他们说那段非我写不可。其实我的想法已经有很大变化，但不能加进去。我太老实，别人偷偷加进几句话也是有的，我后来想，我也该"偷关漏税"才对。
记者：您怎么评价日本汉学的成就？
许倬云：日本汉学的成就极高。首先他们把东亚、中国分立为课题，东亚是相对西方的概念。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觉得自己堪比西方了，但地理上又明明在东方，"我要领导东方，打西方"，这当然是帝国主义的借口。中国是日本文明的母邦，但它强大以后，不甘心居于中国之下。日本人的勤快是了不起的，一个研究室，三四代人研究同一本书，做同一个课题，延续性极强，累积的成果很高。这在中国是没有的。中国两个学生在一起合作难极难极，这五十年来，师徒相承也不是越传越多，而是越传越少。我们可以用日本的成果，但不应当被它框住。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5-21 16:2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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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21 16:15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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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说，你应该读历史系
许倬云出生时手掌内屈，双脚无踝、足背向地，孪生弟弟无恙。医生只说罕见，却也诊不出原因。成年后肌肉不发达，他得借助双拐行走。但这个大家庭从来没让他感受过孤单和受歧视的滋味，同胞兄弟姐妹八个，堂姐弟两个，远堂的兄弟姐妹又有十个，加上表兄弟表姐妹，大宅里比学堂热闹。
父亲是个学问非常渊博的人，历史地理知识尤其丰富，藏书也多。许倬云从来没有认过方块字，桌上时常有书，他拿在手里翻，常问哥哥姐姐，他们也都随机指点，从摸索认字到读整部书，就这样读起书来。他的文言文与白话文并进，十岁能跟父亲讨论古文。十一二岁起，一家人辗转四川、湖北、湖南逃难，兄弟姐妹们则跟着难民学校步行几千里迁移，两三个月换一个地方。
枯坐家中，一灯如豆，许倬云跟父亲同室读书。父亲时常放下书来，问他看懂没有，这一段家学涵养了他的知识胸怀。逃难这一路，都是《三国演义》发生的地方，那些故事、称谓都变得生动起来，看《三国演义》就格外有兴致。后来看《三国志》才知道空城计、草船借箭都不是诸葛亮做的事，却都安在他身上，这才明白考量历史应该用"志"，而"演义"只是故事。
15岁上，许倬云进了无锡辅仁中学，直接上高中。1948年举家迁往台湾，考进台大。最初读的是外语系，第二年转入历史系。这次转系与当时台大校长傅斯年先生直接有关。许倬云的入学考试数学是满分，国文考卷和历史考卷被阅卷老师直接推荐到傅先生那里。入学后两三周，傅校长找到这个不一般的新生说："你应该读历史系。"
当时台大名师荟萃，许倬云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接触那么多不同的思想和学派，而且打下了跨学科研究历史的根基。他跟李宗侗先生学古代社会学，跟李济先生学考古学，跟董彦堂先生学商代历法……后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学生的课程可以自己设计，许倬云就选了经济学、中古史、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等等。
芝加哥大学是韦伯理论的大本营，许倬云初到时，韦伯理论刚刚进入。他在读社会学时开始注意到中国的文官制度，这是韦伯理论大体系中的一环，加上指导老师Blau先生从事的就是中国文官制度分析，他便格外注意韦伯谈到的官僚制和中国文官制度的基本差别。这项研究是日后奠定许倬云学术地位的基石之一。
因为走路不方便，他受到老师们特别的照顾。当他开刀住院时，教授埃及古代史的老教授倒带着书到他病床前，边讲边讨论。许倬云说，这些机缘，是他一生的幸运。
1962年芝大毕业后，许倬云回到台大教书，同时辅助"中研院"院长王雪艇（世杰）先生做许多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一教8年，直到去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期间的又一个幸运是遇到了现在的妻子曼丽，许倬云非常感谢夫人多年追随、照顾他，并成为他做学问的帮手。在《万古江河》序言中，他向妻子深情致谢。
许先生为去年出生的孙子起了中文名字：归仁。这是他对儒家精神的归结和对人间的深情。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5-21 16:2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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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21 16:18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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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用嬉笑怒骂反映严肃主题
王小波和他的妻子李银河
记者：您跟王小波那段师生情谊已经很有名了，想听听您对他小说的看法。柏拉图宣扬"哲人王"理论时，自许为哲人王，并把人分为所谓"金、银、铜"几等；王小波著名的黄金、白银、青铜时代三部曲，是不是受此启发？
许倬云：应该有一些吧。小波是用嬉笑怒骂来反映非常严肃的主题。你看他的人，松垮垮的，老穿一件大汗衫，坐无坐相，站无站相，到我办公室里来聊天，我们两个脚都跷在桌子上。但他对事物的感受力非常强，极敏感。他的心非常善良，同情心极高，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我跟他谈得拢，也就是在这方面有很多共鸣。你看他回国以后写的《红拂夜奔》那些，都穿插古代故事，却倒着写，整个儿颠覆了，每个故事每个人物，都影射今天。他把他下乡那段故事放进去了，不像先前的三部曲，虚构为主。我们聊过许多历史故事，以历史故事为背景，可以有更广阔的叙事天地，而不仅仅限于伤痕文学。
他的文才，唔[沉吟]，他能跑，他能跳，他不规行矩步，但他不够精到、有力。他跟张承志刚好相反，张承志的文字非常简练，《北方的河》，那个文字真好。我跟他讲，要炼字炼句。我把他的文章改给他看，说这几句是多余的，那几个字是白加的，他开始并不服气，但他也知道文字力量所在。我说，啰嗦不是力量啊，你耍刀舞剑，力量在锋尖而不是在后面的红缨子红穗子啊。
我确实很喜欢他。我推荐他到台湾《联合报》参加小说比赛，送了好几篇，最后中篇得了第一名，拿了20万元台币，差不多相当于5万元人民币。80年代5万元可不是小数目，可有得用哪。[许夫人曼云说，"他就不用上班，回家专心写作去了。"]所以，他很早就用computer写作了。银河我也很喜欢，当时在匹兹堡大学的那么多中国留学生里，她学习最好，别人没有她那么钻，而且一下就抓准了题目，讨论班她表现最好。
记者：小波的噩耗传到您这里时，是什么情形？
许倬云：我是很快就知道了。当时是小波在美国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小波走了。我立刻就问银河，她就解释给我听：小波是半夜里写文章，突然大叫一声，就去了。他的死因结论是心肌梗塞，但实际上他先天心肌很硬，后来愈来愈硬，舒张困难导致呼吸不够，就倒下来了。
记者：说说对知识分子的看法。
许倬云：从法国式的左拉、德国式的荣格尔，到近代美国式的"学得文武才，卖与商贾家"，今天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了，这是非常伤心的情形。中国传统读书人参与儒家，都有一个志向，要建设一个完美的人间社会。大浪淘沙，会有人背离，但传统永远在，永远有一批人坚守。
记者：您跟海外新儒家有来往吗？
许倬云：认识他们，但来往不多。新儒家是当年熊十力传出去，今天再传回来的。熊十力取材的灵感当时来自于儒家和佛教。海外新儒家我认为成就最高的是牟宗三，他把康德摆进去了，但太哲学了，难以理解。
记者：对现代社会的人情冷暖有什么感受？
许倬云：农业社会是安土重迁，现代社会是家族离散，不能依靠过去的亲缘组织来解决问题了。今后依靠社区联系的组织架构也会逐渐式微，因为人们迁移的速度在加快。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可以用来解释过去，不能解释现在。西方人与人之间的逃逸、分散非常迅速，中国还会保持一部分人与人之间基于感情的差序格局。比如两个中国人，一个住在纽约，一个住在北京，两人在伦敦碰到了，一看都是中国人，还是会亲一点。如果是两个美国人，未必会有这种感觉。在一个寂寞的人群（Lonelycrowd）里，如果有一丝两丝还可以牵连，就不会太寂寞了。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5-21 16:2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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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21 16:27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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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琪　抵制遗忘
思想者
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记录、描述、思考这个时代。我现在要做的事，比较清晰的，一个是抵制浅薄庸俗的娱乐，还有一个就是抵制遗忘——把那些经历过的、记忆中的事情，以及我们思考到什么程度，尽可能传给下一代人
陈家琪，首先是一个感性的人，一个有着双鱼座的浪漫的人——被推上手术台，他会数头顶上的手术灯有多少个；抱着头上缠满绷带的儿子去疗伤，他会红着眼睛，比孩子哭得还厉害。
然后，他才是同济大学哲学系主任，今年60岁了，还在带研究生。
1996年5月16日，当时在海南大学教书的陈家琪课上提问：“今天是什么日子？”大教室里200多个学生没一个能答上来。
1966年5月16日，一个阴天。陈家琪和母亲，被一辆破旧的三轮小车拉着，离开西安，前往200里外的华县，与有历史问题的父亲相聚。历史上的那一天，有过一个叫《五一六通知》的文件，标志着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的开始。多年之后，每逢这一天，陈家琪总要跟什么人，至少是跟妻子李少华，静静地坐一会儿，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坐一会儿。
陈家琪的父亲因为在国民党邮政系统当过小官，一生背负“历史反革命”的罪名。他留下的痕迹，是一把永远挂在墙上的京胡，两箱棋谱，以及结婚25年与妻子共同生活40个月的记录。
陈家琪从小跟着妈妈生活在姥姥家，一个祖籍天津、沦陷后迁居西安的大家庭。大家庭里有好多规矩，低声说话、小声咀嚼，宅内常年清寂无声。姥爷，一个民国时期的邮局职员，一辈子没迟到过一次。全家人每天起居饮食的时刻不会相差10分钟，一切刻板有序。
大人无需言语，只消一个眼神，陈家琪便心领神会，收手敛脚。森严的气场需要察言观色，他因此变得格外敏感、容易忧愁。对这气场，他是很不喜欢的，从小盼着有一天能“冲破牢笼”。所以，“‘文革’一开始，我是多么热血沸腾”。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5-21 18:28 编辑 ]
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劳苦大众
热血沸腾的至少有几千万青少年。
据《人民日报》报道，1966年8月18日起的3个月内，毛主席在天安门连续8次接见了1100万红卫兵。李少华在她的私人回忆录里记下了当时的情形——国庆节后，她跟四五个高三学生到达北京，10月17日接到通知：毛主席将在10月18日接见他们。这批被接见的红卫兵有一百多万人。大家整夜没睡。10月18日，中午过后，一队敞篷吉普由几辆摩托开道，风驰电掣般驶过。毛主席在第一辆，刘少奇在第二辆，周恩来坐第三辆。喊了一夜口号、唱了一夜歌的他们大脑几乎停滞，手里摇着红宝书，呼喊着“毛主席万岁”。一些恰好去上厕所的同学回来听说毛主席已经过去了，有的发呆，有的咧嘴哭了起来。
陈家琪的接受“‘文革’是一场正义革命”，有着复杂的思想基础。回忆很难完整还原当年的情境，现在能够用语言归结的，就是他们那辈人所受的17年教育。海量的报刊宣传和绘画、小说、电影的教化，在这辈人心中填满了理想、英雄、献身、解放全人类这样的词汇，也填进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非友即敌、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般无情等等一整套意识形态。
“它不是告诉你美丑善恶的观念、准则，而是塑造了感知，好比老给你吃一样菜，慢慢你的味觉就被搞定了。”陈家琪说，“尽管一个月只有二十几斤粮食、不到半斤油票，一年到头就那么两身衣服，但我们真的就相信自己生活在天堂里，整天想的就是去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
大跃进年代，他把家里的铁锅和铁锁都拿去炼钢；大饥荒年代，对饥饿的滋味记忆犹新，他却坚信这是对意志和忠诚的考验。
“64、65年，困难时期过去，经济稍有缓和，教育非常宽松，很奇怪，一方面在批判‘白专道路’，鼓励投身社会活动，向党表忠心——也就是帮售货员站柜台，帮工人挑大粪，或者从学校走到大雁塔，锻炼革命意志——大家都很愿意参加；另一方面，没有作业，没人想考大学，也没人管你，我有大量时间看闲书。我在班上有个外号叫‘文疯子’，‘文革’之前，能看到的中外古典名著我都看过了。”
1966年11月22日，陈家琪和李少华等几个人从西安出发，经汉中、成都、重庆、遵义、韶山……最后到武汉。整整3个月，走了4000里路。翻过秦岭，他们帮一辆卡车装了草袋，司机要带他们一段，坚拒，始终步行，他们才瞧不起那些坐交通工具的“长征队”。
初中二年级，有个穿列宁装、讲普通话、颇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地理老师常常给学生们朗诵《林海雪原》、普希金或海涅的诗。对陈家琪而言，那些句子已经化为一种永恒的声音，代表诗意和理想。很快，他开始大量写诗，字里行间，洋溢着充沛的革命豪情。
1968年1月，亲历了大规模武斗的混乱、流血和死亡后，他陷入深深的迷惑，写下《如果说，你是我的敌人……》——昔日那些苦出身、会为班级一块玻璃被打碎而叹气、会背着生病的同学到处求医、邢台地震后会捐出全部生活费的同学，一夜间变成了敌人，挥舞着棍棒皮带互相厮杀，要致对方于死地！小说诗歌读多了的陈家琪，下不了手。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5-21 16:3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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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21 16:28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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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第二劳改支队
陕西省莲花寺石碴厂是陕西省第二劳改支队的别名，1972年底，该厂对外招工，招进一个“很能写”的人，名叫陈家琪，分在管教科当教员，不合乎必须是党员的要求。
陈家琪在那里一呆7年，因为熟读马列，理论基础扎实，被委派写公文，无数次被退回之后，他终于掌握了这种文章的奥妙。
那里关押着几百个政治犯，大部分人的罪行是偷听敌台。“广播里说，投一封信，寄些粮食给你。那时候饿呀，一封信才几分钱，他们信以为真，真写，寄到香港，3天后就被抓起来，判得非常重，十几二十年，然后就成了最廉价的劳动力。我那个劳改队，就是从山上拉石头，用搅拌机打碎，铺铁路用。像我这样的，一天最多也就能拉10车，他们得拉几十车。”
“我在监狱里看得很清楚，很多东西是假的。譬如犯人上诉，材料要通过监狱干部转交法院，但干部没把这个很当一回事，往往在抽屉里一压很久。过了很长时间，犯人问：‘政府啊(都管我们叫政府)，法院有没有批复啊？’‘啊，我给你去催问。’其实还在他抽屉里压着，过了很久才转。再譬如，我们一起开会讨论减刑，说到哪个犯人可以减刑，忽然有个干部说，某某犯人反映他上工的时候哼过黄色小调。只要一句话，这刑就减不成了。没有人去调查他哼过没有，哼的是什么，是不是黄色小调。”
他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一年多，因为自由散漫，他被取消坐办公室的科员待遇，每天带犯人进山拉石头。他顶着破草帽，领着100多个犯人上工，最幸福的是听一个犯人喊“抽烟啦”，大家围拢来，每人卷一根炮筒一样的纸烟。
抽烟的时候，他在想什么呢？在“文革”的舞台上，官僚制度没有变，却把人性中最阴暗、最见不得人的东西大面积开掘出来。这不是巴黎公社，不是十月革命，而是理想在现实面前的全线坍塌。
直到今天，陈家琪还会在言谈中经常性地长叹：“我们没有办法呵，一点办法都没有。”
“把某个东西说得越肯定，越确凿无疑，虚无主义就来势越猛。因为太肯定的东西稍一松动，虚无和相对的幽灵就乘虚而入，很可能把你说的本来有价值的东西也毁掉了。大家说这个是假的，那个也可能是假的，结果导致全盘皆输，什么都不信了。”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5-21 16:3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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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21 16:29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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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命运这东西
如果没有1977年的恢复高考，他很可能成为一个剧作家或作家；如果不是77年负责招生的人在“文革”中与他观点对立找茬取消了他的报考资格，陈家琪很可能成为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本科生，而不是78级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首届研究生。
“所以你看，命运这东西。”陈家琪在他位于上海东北角五角场地区的家里走动，轻轻地感叹。
他这一生都在搬家。有那么十多年，他好像总在从一个“不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地方搬到另一个：插队时的住处，床边就是猪圈和羊圈；海南岛育种时的小竹屋，掀开被子没准就有一条大蜈蚣在等他；婚后那个不到10平方米、6月一进就汗如雨下的小阁楼。有那么十多年，跟许多中国人一样，他以为，家(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是不可能的；结婚，就是让你们不在一起的。
现在他老了，有了一个光线还算充沛的家，家里还有了每层可以放三排书的伸到天花板的书架。
一些学者对陈家琪1988年就写出《浪漫与幽默》这样的书感到吃惊，因为“其中包括了几乎所有90年代才逐渐呈现的话题”；而《沉默的视野》的上半部，则让许多哲学门外汉也被深深吸引，因为文笔和思想都很奇妙。
陈家琪保留了许多当年的物件，其中有一本软塌塌的、绿色封面的小册子，1970年代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那是他插队时写的剧本《春华秋实》，出版时已改编成秦腔，改叫《广阔天地》，演出过几十场。剧本里全是当时的行话：口号＋豪言壮语，“今天已经没法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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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21 16:29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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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信任，就没法谈道德重建
——对话陈家琪
电视用大量的凶杀、战争、灾难、悲情事件吸引眼球，这些不停的刺激，让人们碰到身边真实的悲惨时反而非常麻木，无动于衷。人的情感是有限的，不能无限消耗
一个民族没有理论思维的习惯，非常可怕
人物周刊：就从电视讲坛说起吧，您也去讲过一回，有些什么思考？
陈家琪：有些人说，各种电视讲坛会让人们去寻找《论语》、《庄子》、《史记》来看，我是不大相信的。多半是对久违了的传统的猎奇、浅尝辄止，阅读不会超过电视上讲过的内容。因为这些讲坛没有提出什么问题，没有让人产生困惑，也就不可能引发思考。大部分人也满足于“知道一点”的快餐式喂养，都很忙，没时间看书。中国常有这样的事情：写书的比看书的多。
人物周刊：有两个数据：在以色列，犹太人年均读书量达到64本。而咱们国家加上中小学教材，每人每年读5本书。
陈家琪：我注意到眼下两个事实：一个是大家都在追逐各种文化热点，一些文化人被制造成明星，媒体有这样的功能；二是对理论的关注太贫乏了。一个民族没有理论思维的习惯和爱好，是非常可怕的。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浅薄、单调的娱乐精神，我对这个反感透了。各家电视台都在用这样那样的选秀让人沉溺于其中，而且看样子，这股势头没办法遏制。
我老在想，电视用大量的凶杀、战争、灾难、悲情事件吸引眼球，昨天发生在美国的校园枪击案今天就呈现在你眼前，这些不停的刺激，让人们碰到身边真实的悲惨时反而非常麻木，无动于衷。人的情感是有限的，不能无限消耗。
哪怕你手握真理，也不能对他人施以暴虐
人物周刊：您分析过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对理论思维的限制：汉字强大的表意功能，得意忘言，无尽的言外之意。所以在《话语的真相》里，您得一再向人解释“为什么来海南”。如果一个人回答“我是来做学问的”，谁都觉得不可理解；而如果一个人回答“我是来当妓女的”，谁都理解了。
陈家琪：所以我很清楚，对任何一个当代哲学问题的思想者而言，要提出一套新的哲学理念、用新的范畴来解释经验，我们谁都没有这种可能。
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记录、描述、思考这个时代。我现在要做的事，比较清晰的，一个是抵制刚才说的浅薄庸俗的娱乐，还有一个就是抵制遗忘——把那些经历过的、记忆中的事情，以及我们思考到什么程度，尽可能传给下一代人。我现在给学生上课，发现他们对我们这代人和上代人经历过、思考过的事情基本不知道，也没兴趣，更不要说理论问题了，只知道围着考试和就业转，我觉得挺悲哀。从我们那代人的理想与热情到下一代的现实与功利，也许是一个必然，物极必反嘛。
中国目前处在一个很特殊的、我个人认为有些畸形发展的时代。发展如此迅速，过去完全想不到的东西和事情一夜之间全成了现实。所有到中国来的人都感到很陌生，就连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也是一天一个样。就说从我家到同济大学这段半个钟头的自行车路，5年里，没有一天路上不在挖啊、修啊，我都不知道在修什么，五角场拆了，彰武路动工了，小区门口架了中环线，奥运要来了，世博会也要来了，整个中国就处在巨大的消耗、变动之中，大家似乎就在为这么几个日子活着。我还记得在欧洲看到的那些小镇，几十年都是那样子，给人安宁感，而我们周围每天都在不停地变。
我们这代人，真的不希望任何动乱发生，真的很可能把现在积累的财富毁于一旦，中国历史上不断发生这样的情况。现在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人无所信，心怀不满，几乎没有多少人是满意知足的，包括那些腰缠万贯的，他想着怎么把钱转移啊，也生活在惶惶不安中。而且现代社会，人似乎都变得非常凶残，压抑着的各种欲望只要有一个缺口，马上爆发出来，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力量。“文革”时这种凶残已经表现过一次了。我真的希望这个民族能把一个戒律一样的东西摆在每个人面前，同时告诉后代：哪怕你手握真理、动机美好、人格高大，也不能对他人施以暴虐，不能以恶制恶！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5-21 16:3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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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21 16:3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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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公认的道德底线是什么？
人物周刊：现在人们的日子好多了，为什么反而会不安宁呢？
陈家琪：人的欲望一旦被调动起来，并意识到凭借自己的才能或运气可以占有更多资源的时候，他是不大肯停下来的。
这种必然我理解为命运。命运在英文中有两个词，一个是 destiny，一个是fate。Fate有宿命、命数、命定的意思，人们无可逃避，无力抗拒。Destiny也有强制的意味，民族、语言，还有海德格尔所说的天、地、人、神等等力量，将人置于一种关系当中。但也正是在种种被置于的关系中，人们才可能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所以这种命运并不宿命，它在强行置你于某种关系的同时也开启了另一种可能——不全是拒绝，也不全是顺从，而是求“和谐”。
“和谐”，在我理解，就是各居其位，各行其事，各成其是。柏拉图叫它“正义”，海德格尔叫它“自由”，实际上讲的都是一种自然秩序，或理解为自然的道德秩序。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最后都可以归结为一种道德秩序。
而道德重建，就是我理解中的“最热门”的理论问题。道德问题，说到底就是人与人之间有没有信任和能不能团结。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实的残酷；另一方面深感道德资源匮乏。怎么办呢？许倬云先生的《从历史看时代转移》中有两段话给我印象很深，一是他认为孔子最大的贡献就是把贵族特有的礼仪规范化了，使之成为全民的规范，当然，我要补充的是这种贵族品行在以后的岁月中失散了；二是他说，资本主义得以出现，全赖信用与资金的流通、集中，在这中间信用比资金更重要，要靠国家法律和公权来维护和保障。这一点是孔子没有想到的。信用的一个最基本条件，就是信息公开和资源共享，做不到这两点，必然缺乏信任，没有信任，就没法谈道德重建。
我们一直缺的就是一个道德的思想资源。“文革”时因为没有了宗教，没有了传统文化，又不让讨论人性问题，到哪里去寻求道德的依据？毛泽东要塑造新人，比如雷锋，我相信是真的，我们那时候都以雷锋为榜样。问题在于，这么多雷锋如何相处？
所谓“大国崛起”，你得向世界输出有价值的东西
人物周刊：在倡导和谐社会的今天，中国的命运会怎样呢？
陈家琪：有时也听到一些基于fate的论调：搞不好了。这就是完全的悲观主义了。我更愿意它是可以调整的destiny。如果人们从眼下铺天盖地的娱乐里面走出来一些，沉下来思考一些问题，情况会好得多，至少文化景观会很不一样。
所谓“大国崛起”，你得向世界输出有价值的东西。哲学先退一步，音乐、绘画、小说、电影这些经验性的东西比较容易突破，但我们有多少可以拿得出手呢？理论上，我们完全可能写出《古拉格群岛》这样的作品，但现实中我们拿不出一部《日瓦戈医生》式的小说。
眼下中国的大片，一看就是一些暴发户拍的。中国电影对细节的处理，远不如外国电影来得震撼人心。人家导演对生命、对人生、人性的认识、把握比我们高明多了——我们缺少那种爱、慈悲、宽恕和反省，那种有宗教背景的哲学沉思。
人物周刊：中国儒家传统里是有这种东西的，比如孔子反复强调的“仁”。
陈家琪：但我们断了嘛。我最近谈论的一个中心话题就是断裂，孔子规范了的贵族之“礼”、君子的道德理想断了，时间上断的，空间上也断了。历史上中国两次平民政治战胜了贵族政治，一次是秦汉结束封建制，随之也就结束了贵族的世袭制，一次是隋唐科举制度的建立。某种意义上的平等是有了，但精神层次下降了。到明代，相权就废除了，皇权开始为所欲为……到满清入关，到孙中山，到日本入侵……仔细想想这几百年里似乎又有不可抗拒的fate的味道。知书达理统统靠边站，最后就只剩下吃饱饭。中国慢慢走向现代化，理性实现着自身。但很遗憾，这种实现在我们，确实是以精神的失落为代价的。
空间上的断裂是说，人和共同体之间失去了共尊共信的东西。60年代是有的，雷锋精神、勤劳勇敢、爱党爱国，定义是很明确的，我们跟共同体是一致的，都是坚信不移的。现在没有了，共同体说什么，都要大大打个问号。
古希腊，苏格拉底向共同体的习俗提出了挑战，所以共同体要将他处死。他临死前也在反省，想回归共同体的习俗，像死前嘱咐克里同祭献一只公鸡啊等等。柏拉图心里一直就在想一个问题：古希腊共同体的原则受到了一种更深原则——个人的良知原则的挑战，当个人判断与共同体原则相违背时，共同体就不允许了。
人物周刊：所以雅典的元老们以360票对140票判他死刑。
陈家琪：对嘛。个人主义的本来意思就是个人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就越想从束缚自己的共同体(家庭、氏族或国家)中挣脱出来。孔子在为共同体设计行为标准，而苏格拉底却通过自己的理性对此类标准表示怀疑。所以，黑格尔就说，最好的就是作为共同体统一标准的正题(伦理的、习俗的)与个人主义的反题(良知的、自我判断的)的合题。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大家公认的、作为正题的基本的东西(或曰道德底线)是什么？还有没有？儒家伦理＋马克思主义还足以支撑现代中国吗？儒家学说能否适应现代社会是一个问题；马克思也似乎从未设想过一个理想共同体的精神纽带问题。
人物周刊：公认的东西是有的——大街上每个人脸上都写着想多挣点钱。
陈家琪：还是没有超出对物的攫取、占有。譬如对一个女人，你最终总是希望她爱你，而不仅仅是占有她。黑格尔说过，自我意识的最初阶段表现为欲望，但欲望最后总要变成一些精神的东西，变成对欲望的欲望，譬如，性变成了爱。人是愿意为理想献身的，人也想获得承认——而被占有的物，它是不会来承认你的——我以为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一。现在，实际上是利益、工具理性在支配一切，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别的理论。
陈家琪 1978年前，下乡插队、在监狱当教员，写剧本。1978年考上武汉大学外国哲学史研究生。西安19年，武汉16年，海南7年，最后落脚上海。著有《人生天地间》、《人在江湖》、《水浒传》点评本、《浪漫与幽默——反省中的哲学心态》、《形而上学的巴别塔》(合著)、《话语的真相》、《经验之为经验》、《沉默的视野》、《家》、《在国外的日子里有所思》、《哲学的基本假设与理想国》。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5-21 16:3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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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21 16:4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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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云翔：研究中国人做人方式
阎云翔，1954年生。1971年奔赴黑龙江双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1971年8月，一个男孩，在山东开往东北的列车上，很饿。他身上是抽去了棉花的棉袄面儿，脚上一双破鞋开了口。一群青年男女有说有笑，看他一眼，递过来一个火烧（烧饼）。男孩饿得不行，他觉得他的胃像个大袋子，怎么也探不到底。犹豫了一下，他没有伸手去接。那一年，阎云翔17岁，口袋里4元8角钱，告别父母弟妹，从山东农村独闯关东，为了逃离饥饿。
2006年3月，阎云翔还是没能忘掉那个眼神。他也许读懂了那里面蕴含的对一个小叫化并不特别过分的轻慢，也许误读了，但他确实为那种优越态度所伤，所以不领受，在还没从人类学的角度去研究和阐释“人的尊严”之前。
“我一直在想，如果那一刻去接了，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下一次，我会接过别的什么。再下一次，为了达到目的，我会不要尊严。人的尊严是很脆弱的。一旦没有尊严，就不再有禁忌。”
阎云翔现在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教授。2003年，其英文著作《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1月推出中文版，龚小夏译，后文简称《变革》）获得2005年度“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这个奖是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为纪念中国近代史研究巨擘约瑟夫·R·列文森所设，旨在奖励在美国出版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研究做出极大贡献的杰出学术著作，每年只颁给两本亚洲研究专著的作者。）
这个村庄，就是17岁的阎云翔即将奔赴并被收留、务农7年的下岬村，位于黑龙江省距哈尔滨市50公里的双城县内。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5-21 17:2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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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21 16:41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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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糠比麦麸子好吃些，
但不好消化
严格地说，阎云翔不是知青，而是1966年“文革”发动之初被遣返原籍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家属。他父亲原在北京开一爿窗帘店，雇了4个伙计，初划为“小业主”，后来大概为了凑数升级为“资本家”。一家6口，被红卫兵一路押到老家、山东德州地区的临邑县。但他后来的命运，跟知青类似。
我那时小学五年级，对城乡差别并不敏感，因为读过邢燕子下乡的事迹，对农村还很向往。只是几个月后，才感觉到受歧视、生活艰苦，而且到农村以后我就没再上过学。当地人并不懂什么叫“资本家”，就把我们当地主成份对待了。
开始拾柴、割草，两年后当了羊倌，放了好几年。最深的印象是饥饿。有天晚上干完活回家，母亲对我们说，赶紧去睡觉吧，因为晚上没吃的，这种事发生了好几次。从1968年到1970年，因为旱灾，连年歉收，每口人全年分到的毛粮（带壳的）只有71斤。持续吃不饱带来两个感觉，一是胃永远是空的，二是恐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下一顿。
我们家没吃过棉絮，但吃过谷糠、树皮、麦麸子，还把玉米换成地瓜干，可以吃更长的时间。谷糠比麦麸子好吃些，但不好消化，容易引起便秘。
15年之后，阎云翔在哈佛大学读到体质人类学的研究：长期食用高纤维低热量的食物，人的基因会发生相应变化，它会使人的肠子更趋长，像牛羊一般，使得食物在体内停留更长的时间，同时吸收器官尽可能努力工作。
与其饿死，不如拼出一条生路来。我偷着跑的，2毛钱站台票就上了火车，心虚，躲来躲去。无票乘车，路上被收容了两次。收容所里要押着去干活，新来的人还要挨着尿桶睡，但我很高兴，因为那种红高粱饭可以随便吃，我想，走到哪里不是吃饭啊。在收容所，还听到林彪坠机事件。
后来我想，那种盲流心里受伤害却无处诉说的委屈，跟今天的农民工是相似的，只是那时候我也认定自己是非法的，所以恐惧，而今天的农民工认为诸多伤害是不合理的。
在下岬村，村民为是否收留一个外省青年发生激烈争吵，但最终留下了他。那个村子，成了他17－24岁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嵌入式生活、成长的最好纪念。
我体力不好，干活总是最差劲的那一个，这对我自信心打击很大。但就像《人生》里的高加林，那样的年轻男子总能赢得村里姑娘比较多一点的青睐。我后来懂了，对文化知识的尊重是深入每一个阶层的，虽然有时候看起来莫名其妙。
即使在那么贫困偏远的地方，爱情也是有的，它的程度体现在双方的珍视。只不过表达方式不是一粒钻戒，也许是把一只煮熟的鸡蛋推来推去。没有结果，因为我给不起彩礼——当地农村婚俗的一个重要部分。
7年里，所有向上流动的机会都跟他无缘。他考过民办教员或代课老师，总是考得最好的那一个；他回答征兵问题时也表现得最好，可总是被更有关系的人挤掉了。他失望，好多次，但那是因为自己有缺陷：出身不好。所以这一切又变得似乎合理起来，也没有想清楚的可能了。
1977年恢复高考，我当时第一不相信以我小学五年级的水平能考上，第二不信考上还能被录取。但后来看到真有人考上回城了，才开始破釜沉舟复习功课。整整6个月，我都没有下地干活儿，生产队长虎着脸说，秋后不给你分粮。我心说到那时我就走了。
复习功课不会比下地干活更苦。死记硬背的应试制度帮了大忙，除了数学。我是真花了近5个月时间去学习数学的，从分数到解析几何，每天做题几百道，还去当地中学请老师给改。其余四科都是有复习材料的，只要照着题背答案就行，连标点符号都背下来，不懂意思不要紧。我那时候记忆力真好，进了考场就是写答案。开玩笑说过，我晚生了一百年，要赶上考八股文那会儿，肯定中个举人什么的。
当时有10个志愿可填，最高填了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最低填了双城县师范学校，这个范围大到我有信心能走成。哦，对了，填中文系是因为当时不知道其它系是做什么的。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5-21 16:4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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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哈佛读博士，
研究普通人的生活
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在一篇书评中写道：“如果不是处在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我们很难设想阎的山东老家与美国、下岬村与哈佛大学、流浪汉与‘列文森奖’获得者会有什么联系。因为要追寻一部文化人类学典范文本的产生轨迹，我们便不能不注意这些令人匪夷所思因素的内在逻辑。”阎云翔说，感激刘苏里看得那么透。
这种内在逻辑投映在命运的诸多细节里，足以建立出一套秩序来。东北冬天都穿棉裤，裤腰大，时不时提一下裤子是下岬村人的习惯动作；还有棉帽，进屋就脱下来，挟在胳肢窝里。到了北京大学，第一次开班会，阎云翔就是这样出场的：提了一下裤子，把帽子取下来，挟在胳肢窝里。
从那以后，阎云翔强烈地感觉到，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分层，也是非常清晰的，上层与下层之间很难互通，很难相互理解，譬如那两个小动作。当他脱离一个阶层、一步步走向更高阶层时，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层际差别和每一步潜藏着的代价。
本科毕业以后，研究生阶段有两个方向，要么研究文学史，要么研究作家作品。可我觉得都隔了一层，抽离了生活，没什么意思，于是选了民俗学。
留校工作一年半，完了申请去读哈佛人类学系的博士。当时张光直先生给了我很多指点，并给了我两个选择，要么在东亚研究所继续传统人文研究，要么另起炉灶，从头开始人类学。我选了后一个。我就想找一个学科，研究普通人的生活。
到哈佛是1986年，刚去时什么也听不懂，我惟一能做的就是不让自己在课上睡着了，经常需要用力掐自己的大腿或在脑门上抹风油精。我的英语学习真是漫长曲折。后来读写没问题，听说很差，很长时间是“哑巴英语”。
1987－1988年，我开始构思一部中国乡村作品并进行了理论预设，就想在一个村落里探讨中国社会里的文化人格问题，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做人”这件事和有关“做人”的种种道理和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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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下放的村庄
1989年2月，告别11年之后，35岁的阎云翔重返下岬村。此前，依据人类学训练，他没有选择熟悉的村庄，但跑了10来个村子，包括山东临邑县，就是“没那个感觉”。这一次的选择，感情因素超过了技术因素。
下了长途车，下岬村没设站，得走去。一位中年妇女认出他来：“这不是小阎嘛！”依然清瘦的“小阎”跟她一起步行回村。“在外面是不是很辛苦啊？”一路上都有人问。此后3天，村里人主要的议题是：小阎他，是变了还是没变？
结论是我基本没变。我想他们是指交流方式没变，话语没变。下岬村人有句话：你心里有啥，我心里有啥。你在研究他们，人家也在研究你，老百姓时时刻刻在作评价的。关键一点，你能不能保持本色。真诚是互惠的。
我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一个人在某个特定环境接受提问，和他在家里、在他熟悉的环境里回答问题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在火车上跟人聊天，对方一说“你知道吗……”，往往他的真实感受就出来了。所以我不会坐在村民对面，拿个录音机做访谈。这也是实验心理学受批评的原因。
我跟他们吃住在一起，一起干活，聊家长里短，就是他们遇到的事儿、我遇到的事儿，我们分别怎么处理的，等等。生活就是这些琐事细节组成的。后来发现下岬村有保存礼单的习俗，就选了礼物交换这样一个很小的切入点，但好把握的。
这是阎云翔第一本令人瞩目的著作：《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它记述了半个世纪以来，这个村庄的老百姓通过循环往复的随礼与互惠而建立起来的以面子、人情、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礼俗文化和文化人格。
1977年，这个村还没有电视机，我跟村人走了5里地，到另外一个村子看到了第一台9寸的电视。现在家家有，有的不止一台，它是彩礼的一部分。以前彩礼都给父母，现在有的直接给女孩，更多的“干折”成现金，女孩拿去一般做生意，或者存起来，因为结婚后马上就要分家成立小家庭。财礼内容有延续也有更新，但最大的变化是年轻人通过高额彩礼向父母索取更多的钱财，为的是实现他们自己小家庭的现代化。彩礼的变化也直接影响了家庭结构和家庭生活的变迁。
跟踪调查15年后，有了《变革》一书。借用刘苏里的概括：“这是一部乡村民族志的文本典范，涉及下岬村50年私人生活史几乎所有重要方面，如对50年来年轻女人地位的上升、分家的发生学研究，对赡养老人的细节关注，对国家对乡村私人生活的影响、塑造，进行了同样细致的描述。”颁奖词中有这样一段话：“该文研究深入彻底，分析说理发人深省，文风直白、敏感而感人。” 文如其人。
我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因为生活中某一个事件的触发而开始的，也许会有成果，也许没有，我只是自由地思考，不断地想下去，把研究当成体验生命的方式。
我一直试着从不同角度研究探讨“做人”这个大题目，比方说，怎样才叫“活得像个人样”？说到底，这就是“人的尊严问题”，也是人类学最核心的问题之一。为什么有笑贫不笑娼的趋向？为什么大家都要被迫学英语？为什么低保户每月要借钱给孩子请家教？在赢者通吃、竞争残酷的社会里，缺乏资源、身处底层的普通人如何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
如果一个社会里，人有钱就可以换来社会承认，而社会承认可以和人的尊严不挂钩，那“做人”的道理和行为就会彻底改变，后果堪忧。为了达到成功的目的或得到社会承认，相当多的人可以用丧失尊严来交换，而人的自尊是与人的自律紧密相连的……所以，丧失或被摧毁的人的尊严，是社会繁荣、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对下岬村当时收留我，我充满感激，视这段经历为精神财富；当然这也取决于我的人生转折。在山东老家，有很多像我一样从城里被各种方式驱赶到农村的人，但好像只有我一个考上了大学，这是我的幸运。这段经历让人坚强，能比较轻松地应对后来的不顺利，那种情况都过来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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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知名人类学家、UCLA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阎云翔教授来访高研院
认同了美国价值观
阎云翔赴美后一直在校园里，生活简单，专攻学术。显然，念书做学问比干活更适合他。在美国11年后（1997年）才拿绿卡，因为他一直想回中国。1993年他在哈佛读完博士后，自动放弃了拿绿卡的机会，转而去香港中文大学教书。这是他导师不理解却因此欣赏他的一点。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阎云翔花了差不多12年时间拿到终身教职。到最后，他发现自己是认同这个国家的价值观的：典型的平面社会，没有等级传统，“在上帝面前，我们是平等的”；个人的生命价值如此重要，这是所有人在口头上不敢挑战的，“大学生张华救老农是否值得”在此地是不需要讨论的；此外，他不需要做任何违心的事、说任何违心的话。
以前有个记者问我是不是经常泡酒吧，跟美国人打成一片，英语才快速提高的。我说我几乎从不去那儿。我开始很不喜欢那种美式“社交”，一个Party，把你好我好那套客气话对16个人说16遍，就结束了。加上我不懂体育，也不了解当地通俗文化，什么话题都扯不上。现在好些了，我有了条狗，至少可以聊宠物了。
美国大学里很忙，越是资深的教授，越要上本科生大课，比如我上250人的人类学导论，每年要教4-5门课，剩下50%时间做研究，还有社区建设这些公共服务。工作量大，必须很用功，好在没有人际关系上的应酬，可以从时间上扳回来。我现在每周可以休息一天，原来天天都在办公室。最新调查，美国人是全世界工作时间最长的，也是对“工作对人生意义最重要”认同度最高的；认同度最低的是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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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
历史学家朱维铮：于丹根本不知《论语》为何物
南方人物周刊(blog)讯(记者 李宗陶) 于丹在百家讲坛说《论语》，以惊人速度成为文化明星。那些排着长队购买《于丹〈论语〉心得》的读者，跟很多年前排着长队购买文学史上最晦涩作品《尤利西斯》的读者，何其相似。这种轰动效应，一方面要归功于电视这部万能机器——有关《论语》和孔子的著作，我们的书店里从来就没有断过货，但是在今天，没有什么能够与电视争锋；一方面要归功于陈丹青(blog)所说的那种报应——《论语》本来是我们应该在童年就熟读并铭记于心的经典，但是这样的教育中断已久。
十博士拍案而起，指斥于丹无知。不论其言论多么耸人听闻，其核心意思，是在要求一个资格——向大众传播经典的资格。
一个人是否具备向大众讲解《论语》的资格，这个问题我们最好抛给专家。
关于孔子在中国历史上形象和地位的诡异变迁，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有过一篇精彩文章。朱先生还和蔡尚思先生合著过一本《孔子思想体系》，当年曾经产生巨大反响。由他来判断于丹心得的成色，应该是合适的。
跟朱教授预约采访，他说，“于丹的书我只翻了两页，没有能够读下去。她胆子大。”记者问，这话怎么讲。朱先生说：“不懂的东西也敢讲，不是胆子大是什么？”3天后，在复旦光华楼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里见到朱先生，此时他已专门读了于丹的那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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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变形记
人物周刊：向大众普及经典本是好事，问题是，这里有没有一个资格的问题？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向大众说《论语》说孔子？
朱维铮：历史文化的传播从来是有层次的。作为研究者，一是文本的清理，二是历史事实的清理，譬如孔子活了73年，他这73年是怎么一回事。
人物周刊：历史学一向追求严谨，对于可靠史料之外的那些属于推测、阐发的部分，先生有什么原则？
朱维铮：原则就是，“无征不信”，“孤证不足为据”。我一辈子相信两句话：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件)。
人物周刊：孔子距今两千多年了，先生长期研究孔子，请讲一讲《论语》的形成史和解释史。
朱维铮：《庄子》、《孟子》、《荀子》包括《墨子》里的一些篇章，直到《韩非子》，对孔子都各有见解，即使不作研究，我们也可以大概了解一下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到公元前二世纪中后期(西汉景、武之际)，《论语》的原始结集本在文献中一直不见踪影，直到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时代，它才重新露面，变成一部很时髦的书，解释者起码有三个学派：“鲁论”、“齐论”和“古论”；到了公元一世纪东汉时期，又形成一种通学派，对《论语》的文本、句逗、分章、结构、诠释等等进行研究。
我们现在读到的《论语》的本子(注：今本《论语》，据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本统计，白文12000字)，不是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编订的，也不是稍后些的人根据不同版本编订结集的，今天我们读到的本子经过了两次大的改造，一个是西汉后期，汉成帝的老师张禹编定的《张侯论》，有21篇；又过了200年光景，到了公元二世纪中期，有一个博学而影响很大的郑玄(字康成，中国第一位经学大师)，他以《张侯论》为底本，根据不同版本进行点校，就是“我认为这里该用这个字、该这么分章”，他把《论语》的今本给定下来了，而且两汉间对《论语》不同解释的结集，也是他。郑玄死后不到一百年，何晏把郑玄的本子及其反对派的意见编成了《论语集解》。何晏后，南北朝时代，有一个叫皇侃的，受了佛教的影响，编了一个《义疏》的本子。到了公元***世纪，唐代的韩愈、柳宗元有点像原教旨主义，他们对郑玄、何晏的本子都持怀疑态度，要回到原典。
人物周刊：他们找到原典了吗？
朱维铮：哪里有什么原典！郑玄的时代距离孔子生活的年代已经600年了。我讲这个结集的历史，是想说明，隔了这么遥远，又有这么多人物出场，即使其中“子曰”全部可信，拿它作为惟一依据将孔子捧上天或按下地，都是令人惊异的。
梁启超先生早在1920年就说过：自汉以来，围绕着孔子的今古之争、正学异端之争、考据性理之争从来没有停过，因而孔子渐渐变为董仲舒、何休，变为马融、郑玄，变为韩愈、欧阳修，变为程颐、朱熹，变为陆九渊、王守仁，变为顾炎武、戴震。而我的老师周予同先生说过，这话“颇能痛快地指斥数千年来学术冒牌失真的弊病”。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5-21 17:2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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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21 17:04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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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私生子，是司马迁说的
人物周刊：孔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朱维铮：我与蔡尚思先生合著的《孔子思想体系》1982年出版后曾经引起过学术界争议，当时有人说要逐字逐句地批判。
人物周刊：为什么？
朱维铮：他们最反感的可能是我考证了孔子的出身，我说第一，孔子是私生子。耶稣也是私生子，他的母亲未婚先孕，他出生在马槽里。孔子的出生不是我说的，是司马迁和郑玄说的，关于孔子的第一部传记是《史记》里的《孔子世家》。
人物周刊：原文是怎么说的？
朱维铮：“野合而生”。当然后来也出现一些传说，譬如有座尼山，夫妇俩没孩子，去尼山祷告后怀了孕。根据司马迁的说法：孔子出生时，他的父亲70岁，母亲17岁，他的父亲是个武士；生下孔子后，她的母亲就远离他父亲的家族，住到一个非常贫困的地方，而且终生不告诉他父亲是谁，父亲死后也不告诉他坟墓在哪里。直到母亲去世，孔子15岁时，一个多嘴的邻居、一位车夫的母亲才告诉孔子，他的父亲是个武士，坟墓在哪里。孔子听了很高兴，因为他本来是个“贱人”，就是平民。孔子自己承认：“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 不多也!”孟子也说，孔子小时候很“贱”(出身低微)，替人看过牛羊、管过仓库；另外孔子可能还当过吹鼓手，今天儒家流传下来的丧礼是最繁重的部分。
于是说我侮辱了中华民族的圣人。我说第一，那时候还没有中华民族；第二，谁是圣人？历朝历代皇帝都自封为圣人，所谓“今圣”，与“先圣”相对应；第三，我没有侮辱他，我只是根据可以获知的史料讲了一个事实。
人物周刊：司马迁依据的是哪些史料呢？
朱维铮：司马迁是中国史学的鼻祖，《史记》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他说他记述孔子是根据先秦的一些史料，以及孔子弟子留下来的一些记录，但究竟是哪些史料，我们到现在不是很清楚。但有一个旁证：司马迁对商朝的世系记载得非常详尽，如《殷本纪》，他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但谁做皇帝，从哪一年到哪一年，都记得清清楚楚。1930年代的疑古学派于是怀疑：你是怎么知道的？真是这样吗？学界普遍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这是司马迁编造的，差不多就在快要盖棺定论的时候，在河南安阳发现殷墟，出土了大量甲骨文；而清末甲骨文研究开始盛行，此前王国维等人已经通过甲骨文研究发现司马迁说的是对的，而殷墟的甲骨文又提供了证据。王国维写过一篇《殷代先公先王考》，即证明甲骨文所述与《史记》非常相合。而我们到现在也不清楚，司马迁是怎么知道的。他曾经到过孔子的家乡，这一点是肯定的。
司马迁对孔子是极其尊崇的。《史记》里，记载帝王的叫做本纪，记载诸侯的叫世家，其他的叫列传。他把孔子列入世家，可孔子没有封过侯，虽然后来在鲁国被尊为“国老”，汉人称其为“素王”，但他一生的最高职位是做过3个月鲁国的司寇，鲁迅把这个职位比作日本的警察总监。司马迁等于给了孔子破格的待遇——史学家为什么不质疑这个呢？我有点奇怪。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5-21 17:2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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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21 17:04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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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不知《论语》文本为何物
人物周刊：《孔子思想体系》一书附录二《孔子和历代孔子崇拜者的关系问题》令人印象深刻，历史上关于孔子的很多反反复复、奇奇怪怪的事情都讲透了。
朱维铮：周予同先生1926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僵尸的出崇》，因为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强迫各级学校读经，给他穿上古衣冠；后来蒋介石政府反共，搞“新生活运动”， 又给孔子穿上中山装。
我看于丹的书，劈头就讲“天地人之道”，借北宋一个不学有术的权相赵普的话“半部《论语》治天下”宣称《论语》仍可作为“治国之本”。姑且不谈赵普有没有说过这话，即使相信宋人笔记，赵普也是为了辩护自己不读书，向宋太宗说他平生只读一部《论语》：“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他死后两百多年，元朝有出杂剧，便将传说中赵普此语渲染成“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看来于丹比赵普更不读书，非但不知《论语》文本为何物，而且连传说中赵普所谓的将读《论语》的心得分成两半献给两个皇帝的出处也闹不清，居然在中央电视台宣讲“什么叫‘半部《论语》治天下’？有时候学一个字两个字，就够用一辈子了。”昨天我翻她的书，看到这段话，不禁吃惊，因为立刻想起当年林彪推销《毛主席语录》，大讲他选出的毛泽东语，“一句顶一万句”；还有那个捧江青起家的康生，也跟着林彪宣称，伟大领袖只用“一句话”，“就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了”。我非常纳闷：你于丹推崇赵普的话，是你的自由；央视请你宣讲《论语》，你把经元曲渲染过的赵普的话当作史实，拔高为“治国之本”，也可自称“于丹心得”，但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价值判断，为什么同“一句顶一万句”之类说法思路如此相似呢？易中天为《于丹〈论语〉心得》作序，赞美她讲述了“人民的孔子，也是永远的孔子”，这说法实事求是么？
人物周刊：孔孟之道在中国历史上的变迁是怎样的？
朱维铮：中国所谓的“道”，也有几次大的变化。我们所说的儒术，最初指的是“周公之术”，在西汉，孔子只是周公的一个绍述者；到了百年后的汉成帝，才开始给孔子封号，但周公位居“先圣”，而孔子只是“先师”。孔子本人对周公也非常崇拜的，他说“吾从周”，常在梦中跟周公对话，晚年有段时间周公不来入梦，他就非常担心，“我要完了吧？”没过多久他就死了。
到何晏的《集解》时，他提倡的其实是“周孔之道”，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嵇康为什么被杀？罪名是“非汤武而薄周孔”，鲁迅就说，嵇康当时非死不可。
一直到唐太宗时代，周公被赶出太学，孔子升为先圣，老实听话的弟子颜回被奉为先师。为什么呢？有个故事叫“周公负成王”：成王年幼，周公背着他摄政，唐太宗就怕臣民学周公生野心，让太子成傀儡，所以此时出现的就是“孔颜之道”。
到了公元十一世纪，孟子地位上升。是王安石将孟子供进庙堂，他实行教育改革，将所谓儒家经典重新注释，他自己注了《周礼》，叫他的儿子王 注的《诗经》，他的一个助手吕惠卿注的《尚书》，所谓《三经新义》，成为科举考试的蓝本。后来宋儒朱熹等人反对的，就是这个《三经新义》。孔孟之道成为统治阶级承认的一个意识形态，应该是从十一世纪王安石变法之后开始的。
所以，讲孔子、讲《论语》，不能离开这些东西，否则你怎么讲？我们现在一些自称学者的人，连一些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5-21 17:2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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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21 17:04 只看该作者
 

没有一处心得是她自己的
人物周刊：我们现在回到《于丹〈论语〉心得》，您觉得确如序(易中天作)中所说，能让孔子他老人家“在千古之前缄默地微笑着，注视着我们仍然在他的言论中受益”吗？
朱维铮：别的我不想作评，只是有一点，他们说“我们是大众普及，不需要说出观点的来历”，我想，属于他们本人的东西大概是很少很少的。
布道也好，一家之言也好，你在公共平台上必须说清出处，这个我想在国内外都是基本要求。我让学生找了一本来看，它有心得二字，那应该是自己阅读所得，但我看了一下，没有一句“得”是她自己的，而且我很吃惊的是，全书引用了他人的观点，却没有出现一个20世纪人的名字。这个我以为是非常不好的，因为我可以指出，她引的这段解释是谁的，那段又是谁的，包括她引了鲁迅的话，都不提鲁迅的名字，而旁边都写着“于丹心得”。
我以为，搞文史哲，在前人的基础上你能有新的、有突破的基本见解(当然不是那些细枝末节的见解)，能有两三条已经很了不起了!
人物周刊：即便是转手贩卖二手三手的东西，做嚼饭哺人的工作，是不是也需要一点资格？
朱维铮：她讲的那个《论语》，用的一些基本概念，都说明她不懂《论语》。譬如，她说这个人那个人的名字，我们知道，古人的名和字完全是不同的，名什么、字什么；对孔子弟子的一些东西，基本属于无知；还有《论语》的分章，朱熹的《论语集注》是分514章，清朝考据孔子的有172家，他们又重新分了，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分清每一章是什么时候的，哪些可能是后人加进去的。我看了于丹，唉，她连传统的分章也没有搞清，把两个不同时期的章节混作一章，我就知道，这个人连常识也没有，从来没有人这样分过章。
我也不知道她用的是哪个本子。我本来以为她起码看过解放以后影响比较大的叔侄二人关于《论语》的注解：杨树达教授的《论语疏证》和他侄儿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杨树达解放前做过中央研究院第一届的院士，解放后做过科学院社会学科的学部委员，曾做过毛泽东的老师；杨伯峻那个注释讲得很通俗，一般的人想了解《论语》，可以拿一本杨伯峻看一看。我觉得于丹连杨伯峻都没有好好看过。
人物周刊：面对下课之声，于丹也有态度：除非我有硬伤。您觉得她讲的有硬伤吗？
朱维铮：用我朋友的话吧，她的书他也仔细看了，他说：“她书里讲别的话我都同意，就是讲《论语》的部分我不同意。”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5-21 17:3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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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21 17:05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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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历史和市场化结合起来，
一定会是另一种形式的扭曲
人物周刊：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一段电视视频，您和易中天先生在某电视台一起讲诸葛亮。
朱维铮：那是两年前了吧，在某省电视台讲三国。今年1月易中天经过上海，还来我家叙旧、指教，送我他的书，这么厚一摞(手势，约有尺把高)。
人物周刊：您都看了吗？
朱维铮：没有，我翻了翻。我不想评论什么，人家是来叙旧的。当然那次主要是他讲，我听。
人物周刊：什么印象呢？
朱维铮：他的知识面应该是广博的，但他以前是搞文学的，在我们搞历史本行的看来，各有各的视角。
人物周刊：网民中有一种意见，面对经典，人人有发言权，我们不能剥夺于丹对《论语》与《庄子》的解读权。
朱维铮：把历史和市场化结合起来讲，我以为一定会是另一种形式的扭曲。但我觉得学者需要具备的一种重要的素质就是伏尔泰说的那句话：我不同意你所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当然，你也不能妨碍他人批评的权利。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5-21 17:2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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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21 17:32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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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一个真胡适——专访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主任黄克武

1914年23岁的胡适
就职的时候胡适先生做完演讲，蒋介石上台讲话，他说，胡适宣扬的五四精神，专门讲科学与民主，这两个当然很重要，可我觉得不够，还必须加上伦理……没想到胡适又上台发言，把蒋介石的话痛批了一顿
黄克武说：“在台湾，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大多经历过英雄崇拜的时代，最崇拜的是：梁启超、胡适、余英时。”很多年以前，当他被问：“你要做王永庆还是余英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现在，位于台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是他工作的地方。
他说，今日台湾，胡适仿佛一个“过气的英雄”，他的纪念馆，迎来送往的除了台湾中小学生，多是内地去的学者。

胡适与蒋介石彼此欣赏
人物周刊：1930年胡适推荐给青年人的10本书里，有一本是John Morley的On Compromise（《论妥协》），他似乎对“妥协”这个概念情有独钟，他的一生是不是“妥协”的一生？
黄克武：John Morley是 19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妥协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主要观点之一，就是有商量、有退让。胡适喜欢这本书，也是受了韦莲司的影响，书是韦莲司借给他的，后来胡适在写给她的信中大量抄录了这本书里的内容。当时中文里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译，胡适译成“姑息”。我去查了严复的翻译，是“得半”，民国初年章士钊跟杜亚泉争论的那个“调和”也是Compromise，后来从日文引进了“妥协”这个词。
胡适一生都在矛盾之中，他个性非常和缓，从来不主张激烈的变革，他主张渐进式地改革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激烈地尝试全盘推翻中国传统。他一生都在这样的拉扯中，渐进和激进。蒋介石在胡适去世时写了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蛮准确的。
人物周刊：在雷震案之前，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是符合儒家传统的，这是他身上旧传统的一面吧？
黄克武：胡适一生担任过几个重要职务，都与蒋介石有关。最重要的是1938年后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做了大量外交工作，也做了很多场演讲，让美国能了解当时中国的情况。回国后他担任北大校长。1946年在蒋介石邀请下，他几乎有点动心，要去参选中华民国总统，可由于国民党党内的反对，愿望没达成。
胡适一直得到蒋介石的欣赏和重用，1958年他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是一个地位非常高，带领台湾科学与人文发展的重要职位。就职的时候胡适做完演讲，蒋介石上台讲话，他说，胡适宣扬的五四精神，专门讲科学与民主，这两个当然很重要，可我觉得不够，还必须加上伦理，民主+科学+伦理，才能有一个平衡发展——这其实是蒋介石常挂在嘴边的名言。总统讲完本该结束了，没想到胡适又上台发言，把蒋介石的话痛批了一顿。他说，社会生活的发展需要民主，提高知识改善生活需要科学，至于伦理，是随时代而变动的，决不可能跟民主科学相提并论。他讲完后，就见蒋介石脸色大变，当时有几百名学者在场，这样的公开批评是很少见的，还好蒋当场没有发脾气。
蒋介石个性非常强硬，他是军人出身，在日本读军校，每天早上4点起来用冷水擦身。最近看到蒋的日记，他在日记里常做自我反省，对自己的批评毫不留余地，对他人也是一点不客气，可是他对胡适倒始终有雅量，可见他对胡适是相当敬重的，他在胡适墓园亲笔题的字是“智德兼容”。这两个人其实是彼此欣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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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三个月亮之一:韦莲司
余英时考证出胡适的一个隐蔽的女朋友
人物周刊：近年关于胡适先生的史料有没有新的增益？
黄克武：基本上没有新的，可能民国的报刊上还有一些，但主要的都发掘得差不多了。胡适在近代中国历史人物中，算是个人史料留存最丰富的一个，安徽教育出版社几年前出版了他的全集。他从小就写日记，400万字，10大册，他心里其实有个想象的读者，就是未来的我们。他是一个非常精心刻画自己形象的人。
但也有意外，1948年他离开东厂胡同的家时，把大量信件留在了北京，这是相当重要的史料。其中有关的书信，出了《胡适秘藏书信集》。我问过耿云志先生，到底有没有没收进去的部分？他说有两部分，一是英文书信没收，有一千多封；二是涉及胡适私密情感的部分没收，有怕揭人隐私的顾虑。《胡适秘藏书信集》有大量胡适和中国近代名人的来往记录，涉及大量思想文化，中美学术交流等，里面题目多得不得了。
最近几年，耿云志编的《胡适研究丛刊》，李又宁编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丛书，都对胡适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推动；还有一本江勇振的《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很有意思，可以说第一次清理了胡适的情感世界，写得很精准。他花了10年以上的时间，去看那些耿先生没公布的一千多封英文书信。胡适很多女朋友都是洋人，所以他很多情书都是英文写的。
人物周刊：看这些材料也得有些解密的技巧吧？
黄克武：要了解胡适的真相，首先必须打破他精心刻画的模本——一是他的《四十自述》，二是他晚年和唐德刚合著的《胡适口述自传》。这两个是胡适最重要的模板，奠定了他启蒙者的形象，也就是大家心目中光鲜亮丽的“我的朋友胡适之”。
不过胡适的个性很有意思，他很想跟后代历史学家玩玩智力游戏，有些精彩的部分他也不完全抹杀和掩盖，往往用些缩写简称或隐语来表达，所以读胡适日记就得有高度技巧，读得最好的是余英时。余先生早年研究过陈寅恪的诗，对用典、隐语的传统方式非常熟悉，所以读完400万字日记后，写了一本书（注：《重寻胡适历程》），考证出胡适的一个女朋友，是隐藏在日记很隐秘的角落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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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星星之一:扑朔迷离的罗慰慈(杜威夫人)
他一生冲昏头脑的时刻多得不得了
人物周刊：韦莲司女士在对待与胡适先生这段情义上，表现出东方式的妇德，是不是也受了胡适先生的影响？
黄克武：韦莲司一生都在保护胡适的清誉，是为他牺牲的女性中的一个。他们认识的时候胡适已经订了亲，当时他们确实是发乎情止乎礼，但精神层面上的交汇碰撞非常强烈，所以韦莲司说“在灵魂上已经结婚”。后来胡适回国遵母命与江冬秀完婚。直到他再去美国，1920-1930年间，两人才有肌肤之亲。但有了身体上的接触之后，两人精神上的沟通、对某些问题深入的讨论反而少了，这是男女之间很有意思的一种现象。胡适一生都在追求心灵深处、灵魂之上的碰触，后来他的男性朋友扮演了这种角色，像徐志摩。
韦莲司出生望族，祖父是银行家，父亲是康奈尔大学考古生物学教授，她本人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画家。美国二三十年代的社交风气普遍比较保守，加上韦莲司生活在东岸，受清教传统影响，所以她为胡适所做的一切符合她的教养。
胡适没什么艺术天分，音乐美术都不行，基本上他是个实事求是理性思维的人；韦莲司是艺术家，而且她有美国东岸好大学里的古典训练，这是最吸引胡适的。从1914年他们结识后，双方有50年的书信来往，其中谈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像中西文化的对比等，所以胡适说韦莲司是有思想力有视野有魄力有阅历的女子，还说在两人的通信中才能看到“真我的真相”。在胡适赴美的早期，韦莲司是带领他走进西方文化的关键人物，胡适的心灵成长，其中一部分就是伴随着韦莲司而展开的。可惜周质平只把胡适写给韦莲司的信翻译出来了，没把韦写给胡的译出来，所以缺了一半。
韦莲司一生未嫁。胡适后来寄给她一张江冬秀与3个孩子的合影，1953年还带江冬秀到她家住了一个月，不知道她内心作何感想。1960年她离开美国，搬到加勒比海的小岛，直到1971年过世，86岁。1962年胡适过世后，她把每一封胡适写给她的信都用打字机重新打过，后来全部捐给胡适纪念馆。实际上她是在把关，很可能把一些信件或言辞删掉了，因为当时江冬秀还在世。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男权社会里这种浪漫故事中不幸的女性角色是否是注定的？
黄克武：胡适有很多女朋友，就像江勇振书中所写的，3个月亮，好几个星星，都围绕着他这颗太阳。但有个基本模式，胡适在情感上放得不多、收得很快，一旦发现这些女子陷得太深、有点纠缠的时候，他马上打退堂鼓，这就是胡适，在情感上相当内敛，保守，在各种各样的文件中尽量隐藏，蒋介石说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是有道理的，他受这种旧道德的束缚相当大。
胡适对韦莲司早期是心灵之交，可后期由于他有了其他的星星跟月亮，对韦莲司有点不太理睬，而韦莲司却处处为胡适着想。所以相对来说，胡适是个自私的男人，谦谦君子，胆子小，不是敢爱敢恨那种，只想到自己怎么在情场中全身而退。对胡适来说，他需要的不是韦莲司这样刻骨铭心，为他牺牲一切的情人，他追求的只是短暂的浪漫的爱情火花。
我们能感受到，爱他的这些女性，都是无怨无悔的，她们对于情感的追求、热爱和尊重，都远远超过胡适。胡适也说过，这些女人把love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我们男人，大丈夫是要做大事的，怎么能这样呢？
人物周刊：你说过在他跟朋友的关系中，最有趣的是与徐志摩，为什么？
黄克武：两人是很好的朋友，徐志摩会把他的日记拿给胡适看，然后胡适在上面做批注。徐志摩也很了解胡适，他说，凡是胡文章中有按语的地方都要好好考究，因为这些按语往往都是导引你往错误方向理解的，所以胡适说“知我者志摩”。后来徐志摩到欧洲去，还托胡适照顾陆小曼，曾经想让胡适带着陆小曼到欧洲去找他，没想到胡适和陆小曼之间也擦出了一些火花，欧洲没去，倒是留下了几封陆小曼写给胡适的情书，用英文写的。
人物周刊：胡适是不是一个以事业为重，惯用理智战胜情感的人？
黄克武：这其实是一个错觉，他一生冲昏头脑的时刻多得不得了。之所以这些年在胡适研究上打破了公私界限，就是希望把公领域和私领域结合在一起，私情和公义，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几年前在台北开过一个国际会议，叫“欲掩弥彰——中国历史上的私与情”，私领域相当多的生活经验和表现，其实和公领域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譬如胡适对他和江冬秀的婚约的态度，跟他在公领域——国际关系和政治参与等等的行为准则是一致的，就是：理性、法治、井然有序。
唐德刚先生有个比喻，说胡适先生的一生“就像金鱼缸里的金鱼，摇头摆尾大家都看得很一清二楚”，这话也对也不对，其实胡适私领域的部分是金鱼缸里看不到的，另有一方地盘。要“知人论事”，要看清楚作为思想史研究对象的胡适，这个疆界是必须打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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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5-21 17:33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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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星星之一:死心塌地的哈德门夫人
在台湾胡适是一等一的英雄，鲁迅却没人注意
人物周刊：胡适一生交游甚广，还有那么多弟子，你觉得他最贴心的是谁？
黄克武：我觉得唐德刚是真正懂胡适的，也能体会江冬秀心情，那本《胡适口述自传》评点部分的精彩不亚于口述部分；如果要给胡适的仰慕者排排队，李敖一定是在前几名的，这样一个狂人，谁都骂，但从来没有说过胡适先生一个“不”字。
但他的交际后来也带来相当多的局限，我总结了“四多”：一是客人太多。胡适家中就是聚会场所，礼拜天专门开放给他的学生朋友，就叫“胡适做礼拜”，谈学问谈生活；二是演讲太多。胡适是个非常琢磨演讲技巧的人，从美国开始就用英文演讲，每次都花很多时间准备。特别担任驻美大使期间，为了中国的宣传，做了好多演讲，占去了很多时间；三是参加宴会太多；四是兴趣太多：跟梁启超一样，他对人文世界的点点滴滴都感兴趣，比如他花了5年时间去考证《水经注》，《中国哲学史》的下半部分反而没有写成。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牟宗三跟胡适的辩论？
黄克武：胡适是代表五四反传统的，他一生和保守派——不管是1930年代国民党的十教授，还是1957年发表宣言的新儒家，都做了相当多的辩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儒家的兴起，其实都是针对胡适提出的挑战。这么多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心中都有胡适，他们都是以胡适所代表的五四运动当作对话的对象，来重新解释中国传统，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在中国近代思想演变上的重要意义。胡适一方面有破的意义：去除中国封建文化；另一方面对于新儒家的兴起，他也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当然，新儒有它自己的生命力，它对于传统文化和西方的认识显然比胡适深刻很多，这也是胡适之后的哲学家，不管偏左还是偏右，都对胡适在哲学方面造诣有所不满的原因。
近代中国文化的张力，不是五四运动，也不是反五四运动，而是两者之间的辩论和互动，这是中国文化在现代最重要的活力所在。
人物周刊：相对于胡适在大陆的研究升温，鲁迅研究在台湾近些年是个什么境况？
黄克武：还是不行。政治的影响蛮大的：在冷战的架构之下，胡适和鲁迅长期以来是相对的。在大陆鲁迅是第一号人物，胡适却是第一号战犯；在台湾胡适是一等一的英雄，鲁迅却没有太多人注意。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多少人读过鲁迅的东西，我一直到大学才开始偷偷看《阿Q正传》，两相对比很鲜明。
除此之外，我觉得跟台湾文化的气氛有关，它是温和的，肯定传统的，而鲁迅的作品大多对中国传统中黑暗的部分作无情的批判，路子不一样。

黄克武 1957年生。牛津大学东方系硕士，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胡适纪念馆主任。著有《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一个被放弃的选择》，以及有关严复、梁启超、明清文化史的学术论文几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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