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论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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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论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
(2010-08-06 04:11:25)转载何新:论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
(原载于 1990年12月11日 《人民日报》)
乌有之乡原编者按: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以两个半版面,全文登载何新《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问题》谈话录,引发中国当代思想史上所谓“何新旋风”。
本以为早已经时过境迁。不想近日把来重温,仍觉满卷风雷,力穿纸背!虽已飞逝二十年,读者会惊讶,《谈话录》中不少持论,用来反思今日改革开放之成败利弊,竟锋锐如新!三十年改革进程中郁积的大是大非,并未越出何新当日的深广视野。有些话何新甚至说早了,用在目下或许更合宜!一篇旧年谈话录,令人有幸得见思想能如何抗衡时光。
《谈话录》之最大价值,莫过于何新立足当年中国经济困境,从近代全球经济史演进的高度,辩指中国走外向型经济之路,不仅深具必然性和无可选择性,更是一项不可攘夺的根本民族权力。事实上,西洋列酋正是乘五百年前明朝内向收敛并退出世界经济史腹地之东风,锐意速行该权力,取代中国而晋升为新兴强者。
乌有之乡上有网友对何新先生在中国重新走入外向型经济进程中所起作用持负面评价,似乎指责何新不懂外向型经济有沦为依附性经济之可能。殊不知,何新当年早已提示,后起工业国的外向型经济有两种走法,一是自主型,一是依附型,全在政治家如何左右。近现代史上,不无虽居后起,却托命于经济外展之势而赢得自主型成长,终至侧身先进国家的前例,比如德、日。然而,更多是落败的前例,因为在强者先行的劣境中,这是一条艰难之路!即便是德、日,在历史上,为排除发达国家出于捍卫既得利益偏局的私心而迎头施加的阻遏,竟至不惜发动世界大战——德国更发动过两次。正反之鉴,无不在侧证此路的艰难性和残酷性!但人在天地之间,绝不会因为怕扭脚,便拒绝走路。何况是大国!
不错,中国正彷徨于外向型经济的汪洋之上,确有滑向依附型漩涡的危险。但这恰恰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政治家对后起之国走外向型经济的利弊祸福,缺少何新式的深刻洞见。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都无人能如此地道、如此纯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学理,从大天下、大历史的战略结构中,论述社会主义改革的现实政治经济问题。因此,该谈话录远未过时,反而有重读之必要。
因为,今天的中国可能正在经历重返外向型经济之路上一次惨痛的民族失败。毕竟五百年不曾出航练海,晕头转向,莫辨东西。但是,中国如欲追求民族复兴,夺回世界经济中枢的旧冠,便必须在外向型竞争中从学会处理失败开始。切莫想当然以为,今日西方强国的优势真是天赐神与,守株待兔而来。腥风血雨,龙争虎斗,五百年来西方比中国要习常见惯。在外向型经济的丛林争角中,中国只有首先熟练于面对失败,方可能最终逐取成功。
现在,部分左派似乎想退归毛泽东时代中国自成一统的旧体势。但若取深远的历史视野,毛泽东时代其实是在为中国重返外向型经济之路奠基。今日毛泽东纵然复生,以其雄怀伟略,也绝不可能走退路,而是必会向前突围。因为历史回不去了,中国回不去了!越是艰难之际,越是在考验政治家的智慧,更是在考验全民族的意志。早在四千年前虞夏之际,华夏民族便已完成“免于父母之怀”的文明突进,并在汉唐之世成长为向外求强的历史巨人,似不至于今日一遇时艰,便回身梦想还童吮乳。更不消说中国革命本身便是从失败走向失败,最后始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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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当前世界经济形势问题
S:非常高兴能在北京认识您。
何新:谢谢。您是日本知名经济学家,想听到您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看法。
S:这正是我想向何新先生请教的。
何新:对中国经济问题,我的发言权不多,因为我不搞这一行。……
S:何先生认为,当前世界经济问题,主要症结在哪里?
何新:我看大体上是两个问题。
S:您的论点很尖锐,希望更深入地谈谈。
何新:马克思曾提出一个规律,即工人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科技的发展而日趋绝对贫困化。许多人现在不信这个规律,理由是发达国家中的蓝领工人愈来愈少,而白领工人已走向中产阶级化了,富裕了。
S:这是事实呀。
何新:但人们却没有问一下,为什么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会愈来愈少?这是由于发达国家自70年代后,将其劳力密集型的工业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原因,是由于借助工会力量和政府干预,发达国家工人工资被抬高。政府干预工人工资,则是为了保持发达国家的社会稳定。
S:您的意思,是否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路线失败了?
何新:最近30年来,发展中国家搞工业化,局部地区已经有追上发达国家的趋势。有的在制造品的出口中取得成功,成为发达国家有竞争力的对手。但是,发达国家先发明出一个跨国公司,接着发明一个外债型经济,致使发展中国家的肥水外流。我最近很惊讶地注意到联合国发表的一个统计资料,它表明,近年来并非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投资,而竟然相反。自1983年以来,如果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减除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利息和利润,所得的结果乃是负数。也就是说,从总情况看,近十年来世界上的资金并不是由富国流向穷国,而是由穷国流向富国,平均每年的净流出额是500亿美元以上。自1983——1989年七年间,总额超过3500亿美元以上,流向是美国、日本、西欧。这个数字,既可以说明自80年代以来,许多不发达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如拉美国家)却何以比以前更穷,又可以说明发达国家富裕的源泉究竟何在。然而有些西方经济学家却一直试图让我们相信,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单纯是由于自身的制度不好——非自由市场经济,东方文明劣于西方文明,等等。
S: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还要拼命吸收外资呢?
何新:这的确是个两难的问题。若不吸收外资,发展中国家就缺乏工业化和发展科技的初始资金,缺乏先进技术,就会更落后;而且,外资企业能够解决一部分社会就业问题。然而问题是,发达国家来投资,既不是来搞慈善事业,也不是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他们是来赚钱的。对于不能赚到大钱的地方,对于本身缺乏能力的市场,或附近不存在有巨大购买力市场的地方,那里的政策即使再开放,他们也不不会去投资的。
S:目前日本经济学家中,也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走传统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很难成功。
何新:70、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工业进步很快,但是发展却多基于这样一种选择——为快速推进现代化,纷纷向富国银行借高利货来扩展本国生产设备投资。原来的思路是,有了工业化,就可以用产品出口,换汇还债,一本万利。例如拉美的巴西、墨西哥,东欧的南斯拉夫、波兰、东德,亚洲的印度,都有过这个思路。但是现在看,这条道路实际走不通。债务国因出口不顺利,相继陷入债务困境。亚非拉地区不少国家现在有了工业基础,经济却连年陷于负增长,一般人民的生活反而比工业化以前的质朴丛林经济时代时更穷苦。
S:没有料到何新先生对世界经济发展情况如此不乐观。
何新:当然,您也许是乐观的,因为您是日本经济学家。但如果以上数字反映了真实情况,那么对世界经济的这种现实,又如何能乐观?国与国之间,一境之隔,富者挥霍如天堂,而穷者却无隔夜之粮。如此不平衡状态,能不发生斗争和冲突吗?
……
S:那么您认为现在还会发生新的世界战争么?
何新:发生世界性战争的条件,目前还不成熟。因为去年世界形势突变后,到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形成新的互相对抗的政治军事轴心。但是这次海湾危机却提示了一个危险警号。试设想,假如在伊拉克背后有一个大国作为后台,那么这场危机的后果就会明显不同。
S:是的。
何新:另一方面,发生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条件,却似乎愈来愈成熟。发达国与发达国间、发达国与不发达国间的经济贸易战,其实就是世界性经济危机将来的征兆。过去总喊“狼来了,狼来了”,狼却一直没有来,喊得人们不信了。特别是7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在新技术推动下,经济上发生持续20年的一场阳春,使世界上一些人重新崇拜自由市场经济。但这回,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总体危机这只“狼”是真的要来了,人们对它却似乎视而不见。……
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劣问题
S:看来,何先生非常不信任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
何新:是的。但我在10年前,也曾相信过市场自由主义经济具有优越性的神话,当时是通过美国萨缪尔森(P A Samuelson)的理论接受这种神话的。……我收藏有一本日本经济学家编写的《现代日本经济事典》,书中说,19世纪末作为落后国家的日本经济,为快速摆脱落后状态,采取了由国家掌握主要经济部门,并直接为国家目标服务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二战后,日本“取得欧美各国谅解”,也实行了与欧美自由市场体制不同的计划和政府干预政策。(参看《现代日本经济事典》中译本第145—146页)……如果国有制和计划体制的经济没有任何优越性,那么当你们经济不那么强大的阶段,何以也要模似这种体制呢?
S:……
何新:就谈目前中国遇到的这次经济困难。作为经济学家您可能理解,这次困难实际是一次经济周期。但如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若发生中国1989年那种市场疲软情况,恐怕会立即引发众多企业、银行、商店的倒闭、破产、股市崩溃、失业,甚至社会动乱等险恶的情况。而中国却一直依靠国家宏观政策的调节杠杆,有力地阻抗经济困难危机化,保证国民经济的运行,保持了社会的稳定。……
……
S:哦?
何新:我的意思是,假如让美国或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把经济大门关上,或者也被从经济和技术上封锁10年、20年。那么我们再看一看,在这10年、20年中,你们的市场自由经济制度还能不能生存下去?还能不能保持现在高消费生活水平?在面临同样被锁闭下的这两种制度,究竟是谁的发展速度快?是哪一种制度能更有效地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我看,西方恐怕没有一个国家敢参加这样的一场比赛。
S:那当然,我们本来是开放经济嘛。
何新:对!问题就在这里。
S:那么,即使在纯粹经济制度意义上,您也认为社会主义体制没有缺点吗?
何新:当然有缺点,若无缺点何必搞改革?几事有其利必有其弊。但对这一制度,要看到利才能言弊。
S:利?
何新: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好处,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很深刻!
S:哦!
何新: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好处,是对外的力量。因为这种社会体制能够把人力、物力凝聚成一个紧密的“集团”。在政治上可以抗御外侮,维护国家利益。在经济上可以集中国力,保护民族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就有力量对抗国际国际资本主义各种垄断势力。发达国家总想鼓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人们起来自我摧毁,自我打碎社会主义这个“团”。我看真正原因,恐怕实际是在此,而不是由于他们真那么爱我们,真那么关心我们社会的政治或民主发展。您能否认这一点么?
S:但这恐怕也有价值观念的原因。
何新:只是单纯的价值观念?如果离开实际的负载,我就不信锱铢必计的西方发达国家能舍得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运动”花那么大本钱。
S:亚洲“四小龙”如何?
何新:对所谓“四小龙”的情况,我只想谈三点。第一,它们在70—80年代的经济的高速发展,都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条件一旦消失,就未必能继续保持给人如此印象深刻的发展,不信就请再看十年。
S:请问您说的这种特殊性,是针对什么?
何新:这种特殊性,恰恰与50年代新中国在东方崛起、而美国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和战略大包围的历史背景有关。亚洲“四小龙”最初都是借美国的资金、援助和技术而起家。没有新中国存在,美国当时就不会给他们这种援助。这恐怕就是“四小龙”都产生在亚洲和中国大陆周边而未出现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原因。它们的高明,是在于不失时机地抓住和充分利用了历史提供的机会。
S: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体制的缺点?
何新:社会主义的优点是高度集中,毛泽东称之为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统一行动。但缺点,一是国家权力由此而容易盲目扩张……同时,如果官员滥用国家赋予的权力,也易于发生官僚主义,发生特权和腐败的问题。但这一点,又并不是社会主义体制所特有的,在你们日本、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同样存在,例如近年发生的种种政治丑闻。
……
S:您如何估价过去十年的中国改革?
何新:1979年以来中国的十年改革,其最大成就,我认为就是为社会主义制度注入了新的巨大活力、生命力。但作为一个客观研究问题的人,对事物必须持冷静观察和分析的立场。我个人认为,中国在十年改革中,得大于失。
S:但是在世界的现实中如何呢?社会主义国家现在不是愈来愈少了么?
何新:作为经济学家,我想您会注意到,关于国家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优势之争,其实早已有之。我记得,德国19世纪的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这位德国工业化理论之父,就是最早批判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理论的人之一。他曾说过,在自由市场上,总是经济强国特别要主张自由贸易、自由市场体制。
S:为什么?
何新: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区别,我个人认为,主要是三点。第一是资源、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第二是社会生产计划性;第三是主张为全社会福利而非为资本利润的最大化而生产。
……
S:日本明治维新后,解决了政治制度的问题。明治前,存在严重的地方割据,明治实现了政治统一。但中国,40年制度还是一党专政,这是阻碍现代化的。
何新:日本虽然是多党制,但实际从1954年以来一直只是自民党一党执政,也快40年了吧?
三、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问题
S:如果不是政治和社会制度问题,那么就想请教,何先生认为,是什么约束了中国的发展速度呢?
何新:40年来,我看中国进步速度实际并不慢。我曾统计过一些情况,作过一种估算。
S:哦?
何新:大体上似乎可以作这样的估计。1949年,中国在工业技术和经济、社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水平的总差距约为150—200年。那么40年后的今天看,中国在农业上与发达国家的水平差距仍大,约落后20—40年;而在工业的基本装备和技术上,与最发达国家的水平,差距仅落后10—15年;在军事装备和技术方面,约落后10年左右;在科学研究方面,特别是在有些基础理论部门中,中国正在赶上来,有的方面甚至已经已经领先。
S:如果中国真的快跑起来,那是可怕的。
何新:我看您这倒是讲真话。世界上的确有人害怕中国经济的崛起。我记得在西方一个杂志上看过一篇文章,据作者估算,如果中国的人均GNP达到日本的一半,甚至1/4,你们就会感到压力沉重,就会担心失去对亚太经济的主导权。所以日本有人认为,在经济技术方面,必须保持领先于中国10—15年。
S:不过目前我们并不担心。
何新:(笑)我倒认为您不必为日本目前的经济成就过于骄傲,因为日本在经济上有其非常脆弱的一面。此次海湾危机,伊拉克没收国际资产,涉及日本最多,损失数十亿,而日本无可奈何。这正显示了日本经济的脆弱一面。
S:您前面说过,目前的世界情况,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
何新:是的。但总是可以找到办法的。
S:中国经济发展不够快,难道没有其他的原因?
何新:许多人总是抱怨中国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慢,但我的看法却相反。我认为中国许多经济问题,恰恰是生产力发展过急、过快造成的。
S:哦?
何新:比如人们常常批评中国工业设备的利用率低、企业中人浮于事,有隐蔽失业、大锅饭等等。从某种层面看,这都是事实。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个人的看法是,这种低效率的原因,实际倒是由于中国的工业生产力对于中国目前的国内市场发育水平,已经存在过剩,而中国的海外市场又太小。……
何新:在经济学意义上,必须把社会对物的需要,与在市场上价值通过价格实现的商品需求,认真加以区别。前者是无限的,永远大于供给;而后者在一定的市场发展水平上,却是有限的。不注意这一点盲目追求生产力、设备投资的无限扩张,就可能发生供求关系的失衡,发生生产过剩现象。
S: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的现象,为什么中国经济也会发生呢?
何新: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经济决策者往往把社会的物质需要、绝对需求放在投资考虑的首位目标上,往往把它们与经济学意义上的“总需求”概念相混同。二是经济计划和决策往往偏重于考虑社会物质需要,而往往忽略满足这种需要所须付出的经济成本,也忽视在投资后若干年内所能够实际收回的经济效益究竟如何。
S:我还是没有明白。
何新:我国计划部门从50年代以来,对生产力投资必须与现实存在的市场规模相均衡这一原理,似乎缺乏认识;因而在生产力外延上,有追求使其无限扩张的倾向。人们想,中国经济不是物质短缺经济基础么?怎么会有生产过剩呢?所以投资建设的规模永远认为愈多愈好,生产力愈大就愈好。殊不知,许多问题和困难就发生在这种借误的指导思想上。
S:是。
何新:问题在于,在生产中形成产值,在市场上却不一定能得到实现,这是中国工业长期存在的一个老问题。这个问题,在改革前,表现为国家计划与生产部门的脱节,工业盲目追求计划产量或产值;在近年的改革中,则表现为生产与市场实际需求的脱节,造成产品的库存量积压。
……工业设备和就业的规模与市场有效需求的规模,应存在某种比例关系,投资规模必须适合于能带来经济效益的需求。市场需求对生产者部门造成足够的压力,在高利润的牵引下企业开工,再配合上能使投资灵活、及时转移的金融机制,就能改善中国经济的效益问题。
S:如果由您提出建议的话,那么您认为,如何能使中国经济发展较快?
何新:有人建议引入资本主义的解决办法,比如引入失业、破产机制等。近年似乎也局部地试验过一下,但效果并不佳。
S:那么您认为积极的方案是什么呢?
何新:我不是经济方面的权威人士。但我设想,一面提高生产能力,一面扩大内外市场也许地是一种比较积极的办法。
S:哦!
何新:中国经济学家这几年在谈企业组织的合理化、经济模式的合理化。但是从经济史看,恐怕未必是先由什么经济学家设计构思出一套理想的组织和模式,才有了经济发展。事实是,合理化是在经济的发展运动中,不断调整、不断适应、不断进步而实现的。日本企业的改进过程不就是如此吗?……我注意到,中国传统文明的许多精髓也是如此。它们在中国已经被抛弃和遗忘,而在日本却被有机地融化和渗透到现代文明中。所以孔子就说过,“礼失而求诸野”,“道不行,乘桴漂于海”。他当时说的野和海,似乎就是东方的朝鲜的日本。日本成功的秘密之一,是否由于日本人没有中国人那么强的造反意识和反传统精神呢?
S:(笑)真的么?这很有意思。
何新: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中国的海外市场太小。由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原因,中国在一个长时期中只重视生产满足国内需要,却忽视了利用国际市场作为开拓资金的手段。甚至大量外援,特别是军援,也都采取无偿赠予方式。
S:是的。
何新:近代世界史表明,工业化、现代化需要巨额资金,而这种资金完全靠本国市场积累是不够的。
我个人的看法是,过去考虑开放,着眼于引进来比较多。今后,在开拓和深化中国国内市场的前提下,还应着眼于设法把中国的工业推出去。中国现代化的资金积累,只靠国内市场不够,……我想可行之路,是把中国工业制造品更多地打出去。中国大陆的工业基础、技术力量,在总体上,在某些部门中,比亚洲“四小龙”更有优势。但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不是中国大陆开拓、占领他们的工业市场,却总是等待他们占领、夺取中国大陆的市场。
S:你前面说过,目前世界贸易情况不利于发展中国家。
何新:的确如此,但如果充分挖掘、利用和改造中国目前的工业潜力,首先对周边国家、进而对亚非拉市场进军,中国的工业还是会得到新的强劲推动力的。
S:日本中小企业,台湾、韩国目前都是这样的思路,也在谋求向这个方面的拓展。
何新:在这个战场上,中国大陆缺乏资金和技术的优势,但却具有人力资源多而工资相对廉价的优势。虽然后一种优势,近年似乎被在中国大陆经营的跨国公司有策略地打破了。
S:哎呀,你太尖刻了!
何新:有人近年似乎想把发达国家的高物价、高工资引进中国。如果中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与发达国家拉平,那么中国商品在国际上就根本不要再想参与竞争。这一点,似乎是引进外资时始料所不及的。现在纠正这一偏差虽有困难,但似乎还不晚。
……
我最近读过载有盛大田昭夫先生(日本索尼公司董事长)文章的一本书,他就不相信会有这样的时代,而且他告诫美国人,若放弃发展制造工业,而专门注重去搞国际金融投机一类的活动,将使美国成为“空壳经济”。他认为这正是美国经济衰落的原因之一。(参看《日本可以说“不”》)
……
其三就是大兴土木,各地发生以兴建旅游宾馆、高级饭店为象征的基建浪潮。兴建这些设施,本来也具有设备投资的涵义,各地是把它作为一种能吸引旅游、吸引外汇的生产力去投资的。但是还是那个老问题,主观需要并不等于现实需求。地方投大资兴建旅游宾馆时,所估计的是主观物质的需要,却没有认真估算该地的实际旅游市场究竟有多大。结果大量高级宾馆在全国各地落成,使用率却普遍较低,宾馆成为被冻结为建筑物的凝固资金。这实际已经是一种早发性的市场销售疲软、成品库存、资金凝固现象了,只是人们当时对此还缺乏自觉意识而已。由于楼堂馆所的设备投资过剩,由于基建项目大扩张,占用了国家大量资金;而落成后,供大于求,设备使用率甚低,因此资金不能畅通地向投资者(国家)手中回流;而这种投资中有相当比例是来自各项货款,不管投资成功与否,必须按期还本付息。这就给国家财政形成巨大压力,也是近年中央和地方财政赤字增大的原因之一。
S:请问何新先生如何看待中日之间未来的关系?
何新:中日历史上有过错综复杂而深刻的关系。由于地理和文化的原因,也由于日本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愈来愈居于重要地位,今后恐怕会更加如此。
何新:由于日美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全球形势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日本当前面临着必须调整全球战略的重大选择。日本目前在考虑的,似乎有四种选择。一是搞军国主义;一是搞经济扩张性的帝国主义;一是与美国谋求经济政治更紧密的结盟;一是谋求密切与中国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我注意到,在日本的战略思想库中,这四种选择,目前都已经有人提出了。
S:是的。您对此如何评论?
何新:……最近我看到这方面的一本代表作,即一位日本作家和一位美国作家合写的《第三世纪》。但我曾在日本报纸上看到过一个漫画,说明中讽刺日本说“日本是美国的小老婆”。
S:日本人中也许有这种自嘲的说法,但是小老婆往往是管钱的啊!
何新:可我看,美国人恐怕不会把财政权交给日本人管吧?而且,由于欧美地理文化的关系,在对日的问题上,可能采取某种连手的默契。日本在发达国家中现在其实就是孤立的。
S:哦?
何新:我个人的见解,日本真正走得通的一条路,就是谋求逐步加深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关系,以日本的资金、先进技术与中国的人力、工业基础的资源相结合,以中日两国为核工业心,共同缔造和建设一个西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圈。中日两如能建立一种比较稳定持久的经济合作关系,对中国现代化固然是一个助力,对日本也将意味着摆脱孤悬海隅的岛国地位,在大陆上得到有力的战略性支持,这将成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长期稳定和发展的一块磐石。不知道日本方面经济学家们,是否有这种合作的意愿?
S:当然非常希望有可能如此。最近日本的金融家提出了建立环日本海区、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苏联远东的经济圈设想。
何新:不过我想,如果日本的政治家中,总有人试图要碰50年前中日关系中那块伤疤,或者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上对中国人指手画脚,那么恐怕就什么圈也造不起来。
……
S:在经历1989年的事件后,中国的稳定能长期保持下去吗?
何新:去年的事件对中国来说是一次急性热病,是一块硬伤、外伤,它来得快,好得快。我看中国决策方面,对十年改革,对去年的事件,已经吸取了足够的经验教训。中国目前的内外方针相当明智。我确信中国的稳定长期持续毫无问题,即使目前还存在着某些困难。
S:恐怕还要看一看。
何新:中国在地理上、历史文化上与日本太接近,渊源太深!中国是是一个亚洲巨人,中国是绕不过去的。未来亚太地区的任何经济圈,如果离开中国的积极合作,都将是没有意义的。我想中国本身不会寻求建立地区性霸权,但恐怕也不会容忍这块地区形成新的任何霸权中心。最重要的是,中国今日已经是、未来将更加是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军事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是任何想在此地区活动的国家所不能忽视、也不能逾越的。中国具有强大的现实实力和无限潜力。
S:请允许我再提一个关于您个人方面问题。您并非共产党,那么您究竟是什么人?
何新: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S:爱国主义,在现代世界日益整体化、超越民族化的趋向下,难道还有实际的意义吗?
何新:世界是在走向整体化。但是问题在于,在谁的主导下?对谁有利?以谁的利益为中心?这几个问题是最实质性的,又是非常民族化的。……我一切学术活动的最高宗旨,就是要为我的祖国和民族谋求利益。
S:很荣幸认识您。您的确是一位性格独特的知识分子。谢谢您给我这样一个交谈的机会。
【注】因新浪博客有字数限制,本文无改动,但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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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先生说:
“乌有之乡”转发时写这个按语的是位高人。
当今一些右粪提供各种馊招,旨在扩大贫富差距激化国内矛盾;一些极左派则极力煽动阶级斗争。一左一右都是要让中国忙于内斗,陷入内乱,四分五裂,而避免对外竞争。极左极右其实异曲同工,背后都有外鬼的授意、指导、教唆。
何新说:中国未来唯一明智的立国根本之策只应当是两句话:努力缓和国内矛盾,全力开拓世界新市场和资源供给地。不宁方来,危机四伏,为政者不可掉以轻心。例如,担心明年粮食、食物有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