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政策与现有制度相融合

 南风窗杂志2010年第16期封面

　　直面特区的“获”与 “惑”

　　文_辛 鸣

　　在当代中国社会，对特区做出政治评价是容易的。30多年来特区发展带来的巨大看得见成果以及越来越多的特区在中国社会出现，充分说明特区是个好东西。

　　在今日的中国，对特区做出理性的分析是不容易的。如果说特区是一枚硬币，政治评价只要把正面是什么实事求是地讲出来就可以了，而理性分析则不仅要看正面，还要看背面，甚至还要深入硬币内部对其材质做出鉴定，既要看到其“收获”更要看到其“困惑”。可是对成本的计算，对代价的认知从来不会像1+1=2那样简单明了而会随着立场、角度的不同而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理性的分析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它不仅是当下政治评价的理论依据，更是特区走向未来的理论支持。离开了理性分析的政治评价就是无稽之谈，离开了理性分析的特区发展就是无源之水。

　　特区的“特”与“不特”

　　曾经有一首流行歌曲唱得很轻松，“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于是特区就出现了。

　　这从现象描述来说诚然不错，但却完全省略了那位老人在“什么时候画、在哪里画、画多大圈”等等一系列决策过程中上下左右的权衡与掂量。可是要想真正理解特区的前世今生，这一切又都是万万不可省略的。

　　30多年前的中国，伴随着毛泽东的逝去，进入了改革开放的阶段。但如何改革、如何开放，这是一个大问题。

　　就是那位老人，经过10年的沉默与旁观，对于改革开放大战略早已了然于胸：关起门来发展是肯定不行的，用老办法走老路也是肯定发展不起来的。开放，走向国际社会，运用国际资源和国际经验来实现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那么这些大战略如何变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呢？先在一个不引人注目又有一定区位条件的地方搞搞试点。于是南海边上的一个小渔村就被幸运地圈了起来。

　　圈起来的特区马上就面临着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特区做什么？

　　这一点很清楚，就是“拿来”。不仅仅拿来外国资本，更主要的是拿来国际社会的一些成熟的经验与做法，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形成与国际社会各种微观经济运行制度的匹配，通过制度的匹配实现经济的增长。小到一些具体做法的拿来，像特区按劳动效果实行计件计量绩效工资，超额还可以有奖金(在中国社会已经数十年没有奖金概念的当时，这实在是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情)；大到一些宏观性制度的探索，像刺激外向型经济的汇率政策、税收政策，国有资本与市场经济接轨的制度等等。

　　应该说这些“拿来”确实给特区的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像当年大家津津乐道的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就是很好的例证。

　　第二个问题，特区这样做面临的阻力与风险是什么？

　　经过近30年的封闭后一下子放开，不免有些不适应，不免有些笨手笨脚，被外商欺骗的事情常有发生。但这一些都不是问题，学游泳呛几口水算得了什么。当年特区面临的最大阻力和最大风险来自意识形态的“当然之幕”。

　　当时的中国，有一张厚厚的意识形态“当然之幕”。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都有着既定的、明确的答案。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包括领导干部来说，不能越雷池一步，也想不到要去越雷池一步。但特区改变了这一切，所以，特区的这些做法首先遇到的就是来自意识形态的质疑。“深圳除了五星红旗的颜色没变，其它都变了”。就是当时最为典型但杀伤力也最大的一种说法。

　　但在那位老人心中，这些说法纯属无稽之谈。这从他当年为特区起名字的深思熟虑话语中可见一斑：“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把深圳特区与当年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地盘内开辟出的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相提并论，其制度变革的苦心与决心一目了然。但是在社会与群众还没想清楚之前，在深圳特区还没有干出硬邦邦成绩之前也没有必要去“触犯众怒”，不争论先干起来再说。所以直到1984年，深圳特区发展了5年之后，他才到了深圳亮明了自己早已心中有数的态度。这就是给深圳特区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因为，到这个时候，那张意识形态之幕早已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一场看似不可避免的争论就这样化于无形。

　　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考察，我们就可以深深感受到特区之“特”的沉甸甸与货真价实的含金量。这就是可以去干在当时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环境背景下不允许去干的事情，而且最高决策层还给以真实的支持。还是那位老人，明确讲过，“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这些话语虽称不上“圣旨”，但绝对的一言九鼎，相当于“尚方宝剑”。两年时间内，深圳从一个小县城的级别连升三级成为了副省级城市，这种待遇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不仅空前恐怕也是绝后的了。现在有很多同志在讲当年搞特区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甚至有被杀头的风险。此语说说可以，说过头了也就有些矫情了。因为，所谓的政治风险有“尚方宝剑”撑腰也就不叫风险了。

　　得到了政治上的肯定，尝到了发展的甜头，也引发了模仿与效范，国内其它地区纷纷提出了开放的要求。于是从1984年开始，逐渐地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的多形式多层次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到1993年，全国对外开放地带的总面积已达50万平方公里，包括339个县市，3.2亿人口。后面这些地区虽然没有用特区之名，也或多或少享有特区之实，各种政策、制度的优惠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不同。

　　当出现这么多特区的时候，特区就开始不“特”了。

　　这是必然，这也是当然。

　　新特区的以“新”为“特”

　　特区不特了，但特区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又增加了不少。而且我们这里所讲的“特区”并不是指那些开放城市与地区(因为它们虽有特区之实但毕竟没有特区之名，正如那位老人所言“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而是真正的特区。

　　中国社会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尤其是新世纪最近几年以来，先后批复了一系列有名有实的“特区”。从上海浦东新区到天津滨海新区，再到重庆成都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试验区，沈阳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等，而且据说待增加的名单还有一长串。

　　但很有意味的是，无论是国家层面的批准者、各个特区入围者还是社会的评论者、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在“特区”前加了一个字，一个“新”字。但是这个“新”却不是指时间意义上的新，而是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与意味。

　　因为虽然都叫特区，但是“新特区”与过去的“特区”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首先，新老特区的行为方式截然不同。

　　当年老特区建立时不仅要达到什么目的是明确的，就连如何去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也是心中有数的。只是要干的事在当年尚缺少意识形态的支持，尚未形成共识，所以要只干不说。或者换句话说，当年特区的最大含金量在于决策层允许你去干当时社会制度和中央文件还不允许干的事情。

　　而新特区，要解决的问题固然是清楚的，目的也是明确的，可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实现这些目的的方法却没有现成的。既不可能照抄照搬，也不可能因循守旧，必须靠自己去创新，去探索，去真正走出一条新路。

　　比如，成渝特区要解决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再不能走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二元发展老路了，可是如何实现城乡统筹，如何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不是只靠文件中表表态就行，决心再大，态度再坚决，总得要有真办法。但办法是什么，到目前来说，中国社会不知道，国际社会好像也不见得明白。

　　又比如，武汉长株潭特区要解决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再不能走高消耗高污染的老路子，可是如何既能发展又节约资源、既能发展又不破坏环境，做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同样不是说说那么简单，同样要靠创新去闯出一条新路子。

　　再比如，沈阳工业化实验区则必须对老工业基地如何实现新型工业化破题。既要更加工业化、深度工业化，又要避免国际社会所出现过的老工业区的发展怪圈，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其次，新特区没有了意识形态的羁绊，却不得不与利益发生正面冲突。

　　当年特区面临的是意识形态之争，不涉及具体的利益纠葛，虽然有理论上的政治风险，却没有现实中的直接对手。而新特区固然没有了政治的风险，却不得不面对更为复杂、更为现实、更为刚性的利益冲突。

　　抽象的政治只会把你打翻在地，现实的利益却会与你玩命。说深圳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会也不可能亲自来找深圳麻烦。不同政治主张派别之间的斗争都会拿深圳来说事，却不需要深圳自己赤膊上阵。所以，深圳只需要埋头一直往前走就可以了。

　　而新特区，我们以成渝特区为例。真正去协调城乡肯定意味着要把原本给城市的钱转送到农村，把已经装进城市群体腰包的钱掏出来给农民，城市能同意吗？城市中的群体能同意吗？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做蛋糕皆大欢喜，无论做的蛋糕多么小；切蛋糕左右不是，无论切的蛋糕多么大，甚至有些时候蛋糕越是大切起来矛盾越大。

　　我们再以两型社会特区为例。过去以环境为代价的发展可以把环境成本从发展收益账本上抹掉，所有参与者皆大欢喜。现在环境也要花钱了，如果扣除掉环境成本就没有了利润，这种赔本买卖还怎么做？这表面上看只是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深藏在背后的事实是打破了依靠既有发展模式的一些群体本来赚大钱的饭碗，他们怎么能不跟你急。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新特区必须把握好制度创新中的变与不变。

　　正如我们前文所讲，老特区肩负有打破对社会主义僵化认识束缚和计划经济运行体制的使命，所以它的一些做法、一些制度设计与安排可以完全不考虑与当时既有制度体制的相容性，甚至越是对立越显示出它的意义与价值。这样的制度变革起步虽然困难但持续运行容易，我行我素就是它的成功秘诀。经过30年的变革，打破旧体制的使命已经被老特区很好地完成，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成为了明日黄花，姓社姓资的争论已经列不入权威政治话语。今日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阶段。

　　在这样制度背景下出现的新特区会发现自己面临着一种尴尬。一方面必须进行制度的变革、甚至是深层的制度变革，可另一方面又必须与现有的制度大环境相融合，必须实现与现有制度的互动，不能对立更不能发生直接冲突。如果与现有制度体系发生冲突，不要指望会有“一个老人”出来为你撑腰。

　　而且随着社会发展的深化，体制变革会从仅仅的经济领域走向经济与政治互动，经济体制的变革会对政治体制的变革提出要求。这一点老特区回避了或者说没有正面遇到，而今天的新特区却想躲也躲不掉。这也就是为什么新特区的名字中还有一个词叫“综合”。新特区的制度变革要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乡关系、土地开发和环境保护等多个经济社会领域和权力授予、权力运行、权力制约等多个政治领域同步推进改革，形成相互配套的政治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新特区已经没有了原来意义上的“特”了，只能是以新为特，以新成特，通过创新寻找自己的定位，通过创新证明自己的价值，通过创新体现自己的“特”。

　　特区悖论

　　关于特区的“获”，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我们还可以讲更多；可同时关于特区的“惑”我们也能讲很多，甚至更多。有多少“获”就会有多少“惑”，这就是特区的悖论。

　　悖论之一：特区必然要不“特”。

　　特区本来是因为特而存在，也是为了特而产生的，可是特区却不能永远特下去，永远是特区的特区是没有意义与价值的。设立特区的本意是通过在特定范围内的试验与探索，让新的制度与体制能在更多更大范围内实行。如果一个特区的经验做法永远只能在特区内部运行而不能在更广范围内推广，这样的特区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特区是试验田但不能永远成为试验田。就像当年的深圳，很多的做法与体制已经成为了今日中国社会的普遍做法与体制。所以当深圳特区不特的时候，恰是它对中国社会贡献最大的时候，特区不特完成了特区的使命，实现了特区的超越。

　　悖论之二：特区本就不应该“特”

　　特区因为“给政策”而有了特区。这政策意味着什么，就是别人不能干的我可以干，就是违反现有规定的“特权”。可是，这种特权在需要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时代有意义，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并逐步完善的背景下还能有合法性吗？因为这种“特”对其它非特区的地区而言就是一种不公平、不平等。建立在特权基础上的特区固然是有利于特区发展的，但却不利于其他地区的发展。

　　研究制度的同志都知道，在既有制度下的突破，突破本身就有着巨大的“制度红利”。甚至有些时候你什么也不用做，只要拥有了突破制度的权力，就拥有了不可限量的利益。当年为什么会孔雀东南飞，为什么会腰缠十万贯，蜂拥到深圳，据说一度从全国各省市区和各大部委涌来深圳办“窗口企业”的资金、人员接近深圳资金量的一半还强。可是深圳人才的集聚就意味着其它地区人才的流失，深圳资金的丰裕必然伴随着其它地区资金的匮乏。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必须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环境，人为制造的“特权”，会造成事实上的垄断，破坏市场公平，损害市场平等、效率和公平竞争秩序。这也就是为什么新特区只能以新为特的缘由了。

　　悖论之三：特区其实也不想“特”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不仅社会公众就是决策层也开始对特区仅仅在经济体制范围内的改革不再满足，希望它们能在政治体制领域也有所突破，并且赋予了“先行先试”的权力，一些特区也信誓旦旦地讲要运用好“先行先试”的权力实现政治体制领域的突破。但事实怎么样呢？

　　近来看一个报道，说深圳大部制改革后一些部门出现了领导干部1正20副的配置。尽管深圳组织部门辟谣说没那么多，但真实数目也不少。毫无疑问大部制改革是一项先行先试的制度创新，可为什么深圳不干脆先行先试一步到位直接把干部配备职数降到正常的1正2副或3副呢？非不能也是不愿也。拆庙固然难也不太难，赶和尚走就真难了，搞不好和尚会玩命。我们不要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以为是深圳怕事。其实深圳这可能还是好意，是顾全大局。因为这些体制内的干部会攀比，多少年来整个中国社会的干部都是只上不下，凭什么深圳的干部就要下。万一上个访告个状，还会给上级领导添麻烦。所以慢慢过渡，不要一步搞得太“特”了。这就是特区其实不想“特”。

　　但进一步看，这不想“特”的板子还真不能打到特区身上。改革固然重要，稳定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改革而改出了乱子责任算谁的？而且有些制度的改革必须依赖于上位制度的变革和要变革。目前全国范围内都没提干部能上也能下，深圳怎么能做得下去？毕竟曾经为它们撑腰、真心希望变革中国不合时宜体制的老人已经永远逝去了。

　　从这一点来看，历史或许真的悖谬，特区的命运竟然与一个老人紧密相连。但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所以，为了特区，为了中国社会的不断改革，让我们记住这个老人的名字。

　　他叫邓小平。

　　去年5月6日，《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正式批准，和之前的天津滨海新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两个综改试验区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进行改革试验不同的是，深圳把行政体制改革放在了六项突破之首，行政体制改革被看作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似乎意味着深圳将在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再次先行先试。

　　就在国人目光聚焦在深圳综改如何破题的时候，2009年6月5日凌晨，时任深圳市长的许宗衡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双规。于是外界开始担心，深圳综改会不会因此搁浅。但短短一个星期后，6月12日，王荣履新，深圳综改的大幕很快拉开。6月29日，《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实施方案(2009~2011)》便在深圳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7月31日，深圳市召开政府机构改革动员会议，公布《深圳市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大部门制”是此次机构改革的重点内容。至此，深圳的综合改革特别是广为关注的行政体制改革正式破题。

　　一年过去了，深圳综改不仅仅是在行政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金融、教育等诸多领域举措频频、成果显著，更重要的是，在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带有先行先试意味的综改为老特区赋予了新内涵。

　　老特区的新任务

　　众所周知，深圳特区设立的初衷是为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出一条路径，但是市场经济体制总是需要相应的政治体制配套。所以在深圳的历史上，也一直在不断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其中曾引起轰动的包括1983年的蛇口工业区管委会民主直选改革，1988年提出的“行政主导+立法委员会”的政改构思等等。而综改，不仅仅是深圳改革的再次尝试，更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

　　在2007年12月25日的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当时到任仅一个月的省委书记汪洋高调提出“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此后，广东掀起了解放思想的热潮。当时曾提出，特区是个经济特区，但是也要在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建设方面先行先试。不过也明确，并不是要搞“政治特区”，而是要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具体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上率先探索，取得突破，积累经验。2008年6月20日，《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的决定》经多方征求意见后正式出台。据悉，履任半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亲自指导起草了这份指导广东当前和今后科学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中国的思想解放，自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在经济领域已经基本没有障碍。但是，当中国经济经过一轮轮的高速发展之后，有识之士开始担忧，没有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等其它方面改革的同时跟进，只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单兵突进，经济增长终会面临瓶颈。2004年和2005年，中国思想界已经在讨论中国下一轮改革动力的问题，当时南巡讲话后启动的中国第二轮改革热潮已经接近尾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在减弱，整个中国的社会问题正接踵而来。于是，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滥觞之地，广东省再次站在了思想解放的前沿，特区深圳自然义不容辞。

　　2008年5月15日，深圳市政府在线公布《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并向广大市民网民征求意见。5月22日，深圳市政府在线网站登出《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在5月26日之前向全社会征集意见。这两个文件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当时曾掀起媒体关注深圳改革的热潮，深圳的改革被认为是中国改革“投石问路”。

　　2009年深圳综改总体方案获批的时候，外界曾有疑惑，深圳本来就是特区，还要申请综改实验区，似乎多此一举，早在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和上海浦东新区获批之后，天津、上海和深圳三地的学者便建立了三城论坛，共商改革大计，老特区深圳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同类。“深圳综改获批更大的意义在于形成上下联动。”有业内人士这样告诉记者。深圳综改，不仅仅是深圳自己的改革，更有广东省和中央在背后推动。当年深圳作为经济特区进行的种种改革之所以能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场改革得到了上层的大力支持和推动。

　　“深圳特区，当年就是在经济领域先行先试，现在就是要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先行先试。深圳的改革不仅仅是为了深圳的发展，更是为全国探索出一条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新的行政管理体制，为十八大探索一条新的路。深圳有最好的条件，不仅市场经济发达，非政府组织也非常发达，基层的管理治理领先。所谓五位一体的发展，深圳至少在三四个方面是领先全国的，具备系统化改革的条件，深圳有责任有义务为全国全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几个方面探索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新的模式新的路子。”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如是说。

　　马敬仁告诉记者，深圳因为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早发地，所以也先于内地面临经济发展的问题。市场经济越成熟，越需要建立一个市场经济需要的政府，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政府。目前中国面临几个转型，一个是经济领域，面临增长方式的转变。一个是社会角度，面临从传统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转型，现在深圳已经非常明显了，社会体制的转型非常迅速。

　　还有一个是政府转型，政府的功能需要由管制过渡到服务，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有的客观需求。这也给政府带来压力，政府就得不停地向前小跑，因为你不走，社会会推着你走。“在深圳这种感受特别明显。所以深圳的改革虽然有相当的阻力，但也有相当自信，期待着深圳为全国做出积极贡献，不管是新的领导班子还是老班子这个意识都很强。”

　　政府如何分权

　　中国实行的是集权体制，而某种程度上，市场体制是分权化的，“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在集权和分权之间找到制度需要的结合点。”马敬仁说。位列深圳综改六项突破之首的行政体制改革，解决政府分权的问题是关键。到底如何分权，各界却意见不一。

　　马敬仁一直坚持“行政三分”，这样的表述曾一度被解读为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对此马敬仁极其不满，认为是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不被触动进行的别有用心的有意误读。他告诉记者，行政三分是政府内部的权力制约，旨在通过制度设计，在政府内部实现决策、执行和监督功能的相互分离，以达到制约权力和规范权力运作的目的，和三权分立完全不是一回事。行政三分的实质就是一个分权的改革。早在2001年中编办在深圳进行公共行政改革试点的时候，就提出了“行政三分制”的改革思路，在党在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中也曾有过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约和协调的体制这样的表述。大部门制正是行政三分的组织形式之一。

　　深圳社科院院长乐正则认为，行政三分在具体施行过程中，容易造成扯皮现象，降低行政效率，出现公文旅行现象。

　　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改革研究处处长陈广表示，现在深圳的行政体制改革借鉴了香港和新加坡模式，即使在香港和新加坡，政府内部也不是绝对的行政三分，尽管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对分离，但也不是决然分开的，往往在一个部门内部，同时存在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职能。

　　虽然各方意见不完全一致，但确定的一点是，政府权力需要制约和限制，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小政府，大社会”。也正因此，深圳大部门制改革的启动非常迅速。从去年7月31日公布机构改革方案起，短短一个月零8天，深圳的政府部门几乎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洗礼”——

　　80%的工作部门纳入了整合范围，市政府工作部门由原来的46个减为31个，涉及的600多项行政审批事务减少近200项，政府不再直接办理的事务性职责共90项。在此基础上，“三定”方案中又减少内设、下设及派出机构151个，减少领导职数394名，减少人员编制492名。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改革后的市政府共设置7个委员会，“委”规定为承担制定政策、规划、标准等职能并监督执行的大部门。设置18个局，“局”规定为主要承担执行和监管职能的机构。设置6个办公室，“办”规定为主要协助市长办理专门事项。

　　乐正告诉记者，大部门制的推动很果断，之前所有的操作过程，局长们都不知道，直到方案公布那一天，才知道哪个局会合并。

　　政府分权，一层含义是内部权力制约，还有一层含义是把过于集中的政府权力分出去。

　　大部门制改革之后，政府分出去了部分事务，这些事务则由社会组织承接。相应地，这部分事务的管理权力也就分给了社会组织。很多年来，深圳一直致力于社会组织的培育，特别是综改实施方案出台后的这一年，深圳社会组织的力量迅速壮大起来。陈广告诉记者，深圳正在通过创新登记管理制度、改进监督管理办法，进一步划清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的界限，探索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努力形成提高社会自治能力的合力。把一些可以不用政府控制的事权下放到社会组织，这也是马敬仁一直提倡的。社会领域的改革推进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府改革的推进。

　　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告诉记者，很多社会领域的改革，深圳都可以做，也有这个经济实力，深圳不缺钱，财政收入能支配的数额每年有800多亿。在深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比其它地方界定的可能更为准确，和一些地方更多地依靠行政力量相比，深圳更多地依靠的是市场的力量。对政府改革他这样表述：“用一句话总结，就是不断削弱政府权力，把政府的一部分权力给法律，一部分权力给NGO，给协会，还有一部分权力给人民。”

　　乐正说：“现在一个基本思路是，只要是新的职权，尽量外包出去，像评奖活动，社区社工的一些事情，公共服务有些也可以购买。一个原则就是能不由政府来做的都不由政府来做。像大型的会展，现在我们很多都是由政府来办，国外都是NGO在做。市长这个层面是愿意把权力外放的，下面的一些职能部门可能不愿意，但只要市长力推，权力外放总是可以实现的。”

　　社会的力量

　　虽然大部门制改革顺利启动，但后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精简下来的干部安置问题。而这只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开始。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肯定会阻力重重，即使在和市场的关系界定最为准确的深圳，政府自身的改革也是个巨大的难题。“改革改革者，难度是相当大的。一些当年的改革者，目前已经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希望享受改革成果。但从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看，改革势在必行，因为不做内部制约，腐败和滥用权力会毁掉这个国家。近年查出了很多窝案，这不仅仅是这些人的问题，更是体制问题。深圳改革也是想探索一套新体系。”马敬仁说。

　　“改革肯定会触动利益，关键是看我们如何在坚持改革方向的同时，平衡好各方利益，尽量减少改革对象的损失，将阻力降到最低，这样才有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陈广说。

　　改革需要推进是共识，但如何推进，却还看不清路径。改革不仅需要上层的支持和推动，也需要当地的勇气。当1987年12月1日，“中国第一拍”在深圳落槌的时候，这在当时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因为当时《宪法》对土地买卖是明文禁止的。但结果不仅盘活了特区土地，更打破了“禁区”，破天荒地将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促成了《宪法》的重大修改。当年的股份制改革压力同样巨大，特区发招股说明书，党报不敢登，因为当时看来这似乎是犯法的。巨大的改革勇气和胆识，还有改革智慧和上层的政治资源，共同促成了深圳作为经济特区的巨大成功。

　　只是当改革步入深水区，当曾经的改革者成为被改革者，我们还有改革的热情和勇气吗？

　　当政府的力量不足以推动改革迅速前行的时候，有一支力量不容忽视，那就是社会的力量。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民众的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迅速养成，公民社会的基础已经具备。社会力量对比，一个是公民的力量，一个是社会组织的力量。

　　“改革需要公众参与，特别是事关公众利益的改革，这也是减少阻力的一个方式，博弈出来的结果可能就是利益最大化，阻力最小化。我们有这个意识，很多改革措施在出台前都广泛征求意见，尽可能多地让公众参与其中。从现代行政管理学的角度考虑，公众参与就是各方利益博弈、酝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调整各自的利益及利益预期，这种参与过程出来的改革，各方利益得到很好地平衡，也会弱化冲突。”陈广说。当行政透明的时候，社会的力量会推动政府往前走。　从罗湖区一过布吉检查站进入龙岗区内，整齐的街道和郁葱的草木似乎突然从眼前消失了，呈现的是嘈杂、混乱、拥挤的街市，天桥、工地、大条幅的广告、灰暗的楼房，这与颇具现代化花园式气象的中心城区形成强烈反差。

　　中国可能没有哪一个大城市像深圳这样有着如此截然明显的城市景观分界线。以布吉边防检查站为界，以北被称为“关外”，以南被称为“关内”。

　　1983年始，在地理元素上，一条高达2.8米、长126公里的铁丝网，90多公里的巡逻道，163个战士执勤岗楼，10个检查站，24个耕作口以及25个沿线企业的人、车进出自管口，构成了深圳的边防“二线关”。“二线关”是相对于中国大陆与香港的“一线关”而言的，“二线”以外，有着属深圳行政区划，但又属“特区”关外的龙岗、宝安两区。

　　2010年7月1日，深圳特区正式扩容，龙岗、宝安被归入特区范围之内。是日，深圳市政府在深圳市民广场上举行扩大经济特区范围庆典活动，并称之为“大特区时代”。

　　此时，距离深圳被中央批复为改革开放经济特区已过去了30年。在充满意识形态意味和经济体制改革先行先试的“特区时代”已渐逝去的年代，深圳特区的扩容，又意味着什么呢？

　　“扩容”和“撤关”

　　特区扩容之议由来已久。

　　1984年，中国4个“老特区”中的厦门特区和汕头特区经历了第一次扩容，此后，汕头特区于1991年再一次扩容。2009年，珠海横琴岛开发规划获批，珠海特区也跟着扩容。唯独深圳未扩。

　　其实早在1998年，深圳特区撤关扩容之议便被提出，2003年起，在每年的全国“两会”上，深圳人大代表更连年提出特区扩容，将“二线关”后移或者撤销的提案。所谓“扩容”，即指将1993年后撤县改区的龙岗、宝安两区纳入特区范围。但这一扩容方案迟迟未获国务院批准。

　　2000年6月，国务院有关部门曾组成调研组对深圳“二线关”调研，结论是并不影响深圳的经济发展。2008年1月，国务院调查组再次赴深调查“二线关”，结论为香港政制“普选”之前，不撤销“二线关”。

　　“从城市发展空间上来看，当年深圳被批准为特区的时候，327.5平方公里的面积比其他3个特区都要大很多，所以其他3个特区都扩了，但深圳并没有扩；二是为了保持特区政策的连贯性；三是考虑到与香港保留一个过渡空间的问题，撤二线关可能会对香港人心理有影响。”针对深圳特区晚扩的原因，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对本刊记者说。

　　深圳特区的面积实际上并不止当初批复的327.5平方公里，加上这些年的填海造地，龙华拓展区，龙岗布吉的零星地块划转，与香港邻近的“插花地”，特区的面积已接近400平方公里。

　　“特区”之外的宝安、龙岗两区面积则为特区内面积的5倍，理论上说，城市发展空间面临着关内土地资源紧张的局面。但实际上，深圳曾在1992年和2005年曾进行过两轮城市土地统征，2005年之后，龙岗和宝安两区的土地也已被统征。

　　特区扩容的目的更多地落脚于城市管理体制、权限和争取政策扶持上。

　　2010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深圳和厦门两个特区扩容。有意思的是，这两个特区扩容的政策争取途径不尽相同，一个由国家发改委地区司通过上呈，一个由国家发改委体改司通过上呈。其中意味，“这都是地方向中央努力跑部要政策的结果。”厦门市政府一位人士透露。

　　在到底是采取“撤关”还是“扩容”的概念上，深圳一度有争议。虽然这二者在实质上并无多少区别，实质都是将龙岗、宝安纳入“特区”的范围。但国务院最终的批复是特区扩容，而保留了二线关。7月1日之后，各个关口在非交通高峰时期，仍对过往车辆进行抽检。

　　谭刚认为保留二线关，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时至今日，事实上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已所剩无几，但长期以来形成的“特区”观念已成为深圳人的一种精神依赖，二线关的存在就是这样一种从物质形态转换为精神形态的形式。上仍可依为“特区”的尚方宝剑，争取政策空间。

　　除此之外，相对于香港的“一线”而言，不拆“二线”也为国际社会保留了一个想象的空间限制。

　　“二元结构”与“一体化”

　　“罗湖的美女，福田的汉，布吉街的痞子满街窜……福永的夜色，松岗的乱，公明的女工没男伴；西乡的土，沙井的苦，宝安的男人心里堵……”这是深圳坊间流传的顺口溜。关内外的深圳发展差别巨大，类似于城中心区和城郊、城市和乡镇的差别。

　　2003年，深圳市委党校曾用定量、定性的研究方法对关内外的发展差距做出比较，分城市基础建设、制度和法律、公共服务体系、经济和产业发展四个指数，“在城市基础建设方面，关内是关外的4倍，公共服务体系上，关内是关外的两倍。”

　　这样的状况，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公开数据显示，特区内规划道路建成率近100%，宝安只达到70%，龙岗仅为40%；公交覆盖率关内近100%，关外只有76%；医疗卫生上，每万人拥有病床数，深圳全市平均17.6张，龙岗仅为9.4张。学校教育上，宝安区的三联社区面积2.6平方公里，没有一所公办小学，只有两所民办学校；而特区内的百花片区，在几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就集中了深圳市多所幼儿园、多所小学和中学。

　　相比较而言，经济和产业上，关内外差距相对比较少。主要是关外由于有土地的优势，很多加工制造业都落户在关外。2009年，深圳全市生产总值超过8200亿元，关内与关外生产总值比为1.2∶1。但在产业布局上，关内聚集了大量金融、服务和高科技等高端产业，而关外则是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为主。

　　在制度和法律对比上，1992年全国人大赋予深圳特区立法权，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又赋予深圳市较大市立法权。截至2008年1月，深圳人大共制定法规171项，其中特区法规142项，较大市法规29项。

　　在关内，适用特区法规，在关外，则适用较大市法规。而特区立法权，是深圳迄今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特殊政策之一。

　　“特区扩容分两个层面看，一个是在制度和法律上，实行管理一体化，特区需要扩容；一个是从城市的均衡化发展角度看，做为一个大城市，这样的二元化结构都是必须要解决的，这跟特区扩不扩容都没有关系，只不过是说扩容提供了一定政策空间。”谭刚说。

　　而在深圳大学特区研究中心主任钟坚看来，特区扩容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试验”意义的消失，特殊政策不再特殊，关内外在经济体制上并没有多大区别。而在深圳未来的定位上，不应该再按特区来办，而应该按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大城市来办，这就涉及城市管理的问题。

　　“城市规律和特区规律不一样，特区的规律就是特殊政策、特殊管理，而城市规律就是要均衡发展，解决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提供无差异化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他对记者说。在深圳未来的城市定位上，是向香港和新加坡看齐。

　　“关内外城市化水平的不平衡一直是深圳真正实现一体化的症结，长期以来，深圳一直存在独特的‘一市两城’现象，除了像二线关口等特区概念的体制性因素外，城市发展的内核也存在两种不同的景象。”深圳社科院城市营运研究中心主任高海燕对记者说。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特区长期被当成中国快速成长的一种模式，但在城市管理体制上，深圳的示范效应却并不见得有多么骄人的成绩。作为一座“移民城市”，多年以来，深圳对大量非本地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体系投入和建设成绩乏善可陈。

　　在深圳，户籍人口只有200多万，外来人口超过1200万，其中龙岗宝安两区就有接近900万人，这些人群所能享受的包括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与深圳本身的经济成绩并不成正比。

　　一道铁丝网划分为两个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说，“特区范围”甚至成了一道城市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缺失的挡箭牌。

　　扩容之后

　　特区扩容虽是象征意义，一体化发展却是题中之义。

　　7月22日，深圳市政府公报公布了《深圳经济特区一体化发展总体思路和工作方案》(下称《方案》)，将特区一体化的内涵囊括为“六个一体化”：法规政策一体化，规划布局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城市管理一体化，环境保护一体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而实现一体化，目标就是公共服务均等化。

　　“一是解决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这些年的欠账问题，二是如何深度城市化的问题，改善城市治理结构，进行城中村治理，打破村集体股份公司的封闭性问题。”谭刚说，“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现在提出来的只是交通先行。”

　　2010年龙岗宝安两区预计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300亿元，在全市所占比例提高到67.7%。市政府投资初步安排450亿元给宝安和龙岗，占全部政府投资的72%。

　　作为目前特区扩容中比较困难的一点，此前仅在深圳经济特区内有效的120项法规和70项特区规章中，101项法规和41项规章从7月1日起适用范围扩大到全市。但目前在特区扩容后解决特区法规适用问题上，相关的部门并没有出台具体的指导细则，基层执法可能会遇到不适应的情况。

　　在功能规划和产业布局上，根据《珠三角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发展珠江口东岸城市圈的规划，龙岗提出了打造“深(圳)(东)莞惠(州)城际高新技术产业带”，成为深圳城市次中心的定位，而宝安则提出改造新型工业园区和国家生态区的目标。

　　“目前深圳的经济形态还面临着如何从加工制造业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难题。”钟坚认为。

　　要实现一体化发展，当经济特区变成普惠政策，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乏力的时代背景下，深圳进一步发展的考验，是“要从经济特区向综合配套改革特区进行转变”。谭刚说。

　　很久的时间里，如何将科技人员的成果转换成为推动经济的动力，将研究与开发活动转化为经济行为，使人们在生活里的确能享用与过去不同的新产品困惑全社会。因为，科学研究总是难以实现与经济间的有效结合，长期存在着所谓的“两张皮”现象。人们大量地看到大学和研究机构从申请立项(无论何种等级)—开展研究—产生成果(著作亦或论文)—申请奖励—进入学术成果库的科技创新路线图。这个过程循环往复，大量的科技立项产生、大量的科研活动开展、巨量的科技成果积累、少量的科技成果转换。这是传统的科技创新模式。

　　深圳是一座高科技之城，国家发改委已批准深圳作为全国首个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目前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深圳的第一支柱产业，其发明专利、PCT专利申请量均居中国内地城市首位。深圳创新之所以备受推崇，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其一，创新发展速度，其二，创新结构。发展之初，一个边陲小镇，完全不具备科技创新能力，这一点估计无人异议，况且在30年的时期里，用了1980到1995年的15年左右时间来发展“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小渔村演变为产品加工基地，不可能超阶段地发展科技创新，也缺乏投入实力。

　　后15年时间，科技创新开始进入视野，以1995年前后位于南山的原“京山民间高科技工业村”更名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为重要标志，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升为深圳主导战略，用了15年左右时间发展成为今天在国家创新战略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第一个国家创新型建设试点城市并被定位于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中心……对于速度无需多言。

　　回到创新主体上，有人做过京、沪、深三地创新活动的比较，前两者有众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深圳的规模、数量、发展历史与这两大城市不在同一层次上，但却有自己的独到之处，重要的首推著名的“4个90%”——90%的研发投入来自企业、90%研发机构在于企业、90%的科技人员来自企业、90%的专利申请来源于企业。科技创新主体的市场化是深圳创新区别于传统的重要标识。

　　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活动改变了传统模式下的科技创新路线图，他们的创新终极目标不是论文、专利，而是论文、专利等成果的市场开发，形成企业新的发展能力，当政府主导的公共研究机构以成果获奖为一个课题的研究终点时，企业的创新活动则要走向市场，实现成果与市场需求的结合。这里看来，企业能否成为社会科技创新的主体，是科技能否与经济结合，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条件。

　　怎样才能使企业成为社会科技创新的主体呢？强行的政府安排和指令性计划于事无补，仅凭企业家的个人兴趣也同样难成“气候”，因为要使大量的企业主都对科技感兴趣只能是理论推演过程的一个假设，或是浪漫主义者的一种情怀，毕竟，兴趣是多样化的，也是自我的。只有在一种情形可以使企业对科技创新产生兴趣，那就是研发活动过程可以带来企业盈利能力的快速提升，当研发活动的盈利足够大时，企业家必然介入，甚至投身，即使他们毫无兴趣。

　　当然，这里所述的企业必须为市场企业，很难想象通过艰辛努力，克服各种风险进行研发创新，而创新收益与自己收益毫无关联的企业家会长久地对投资科技活动津津乐道。

　　这里看来，深圳之所以出现了大量的企业投入科技创新，相继培育出享有国际盛誉的华为、中兴、比亚迪、腾迅等企业，除了适时有效的政府引导、真金白银的政策倾斜、毗邻于香港的特别区位等诸多因素外，深圳拥有领先于全国的制度条件是根本原因。以上列举的著名企业无一例外是民营企业，是市场制度与企业研发主体二者间因果关系的例证。

　　深圳的未来是否美好取决于创新，这里的创新内涵是，以技术创新为基础，以制度创新为根本，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中心。如果把30年分为3个时段，前10年用地理空间创造出了美好的深圳，其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技术产业化速度与空间规模共同发挥作用，深圳精彩依旧。现在开始，依赖于原来的路径只能将深圳引向平庸。辉煌的延续取决于能否成为影响其它城市的城市，在地理空间约束下，只剩创新道路必走了。

　　下一步的创新呢？政策鼓励重要但是不能主要，城市的创新机制、创新体系建设甚至都不是决定性的，唯有充分竞争的市场制度必要而充分。因此，懂得如何完善市场制度，有效推进制度变革才是“牛鼻子”。(作者为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

　　深圳再向香港学什么？

　　文_封小云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使中国模式走向了历史性转换的重大拐点。过去30多年的传统增长动力，已经迈入了递减区域。倚靠出口、投资拉动导致的内外经济失衡已经不能持续；市场化、全球化的制度性改革需要向纵深发展。寻求新的发展动力不仅仅是十二五规划面对的挑战，更是中国下一个30年发展所需要解决的长期战略。一句话，中国模式进入了转型阶段。如果说，中国模式的前30年承担的是“增长崛起”的历史任务，而后30年则要解决“转型崛起”的历史重任。

　　毋庸置疑，香港是中国过去30多年走向全球和世界市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信道和中介；港资更是率先进入大陆进行产业转移、拉动大陆融入全球化进程，并推进大陆工业化和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外资企业先驱。同时，香港又是大陆实施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参照系。由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模式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崛起，深圳特区的兴起和发展，香港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2001年中国入世以及整体经济迅速地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使得香港在中国走向世界的中介地位急剧下降；“增长崛起”更使中国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差距急剧缩小，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深圳、广州。如果按照目前两个地区的增长势头，则不出5~10年，经济总量超越香港将会成为事实。由此，不少民众甚至学者，认为香港在未来中国30年的发展进程中，已经不具可借鉴与参照意义，香港对于中国内地、尤其是过去一直仿效和学习香港的深圳特区，其优势业已式微。甚而如香港人之中，持有如此想法也大有市场。

　　在深圳特区成立30年之际，笔者想就上述看法，提出十分粗浅的观点。

　　香港服务业优势的价值

　　过去30年的“增长崛起”中，内地大量引进和急需的战略性资源主要是工业化资本。这也是香港过去进入内地和深圳投资的主要内容。随着内地经济的迅猛成长，资金与资本已经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短板”，深圳、广东乃至中国今后引进的重点应当是“制度”，是“软体”而非“硬件”。对香港的引进也应当以此为重点。

　　具体地说，“转型崛起”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产业结构的服务业化。长期以来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在全球属于最低水平之列，深圳的比重也小于50%，不仅低于全球60%的平均数，更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而香港是全球知名、最具竞争力的服务经济体，其服务业的发展对内地具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也就是说，进入到中国转型阶段，香港优势必须有新的理解和诠释。

　　不少人士乃至学者认为，服务业作为一个产业，只要花大力气去推进就可以在短期内大大提升其产业比重，并完善产业发展。笔者认为，此种看法差矣。首先，我们绝不可以把服务业当作一个简单的产业看待。从服务业的内涵与作用看，服务业既是现代产业中决定一国或一地区竞争力的重要部分；同时现代服务业也是现代市场机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服务业既是社会的主要经济支柱之一，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和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在某种意义上，是营商环境的构成要件；服务业既是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也包括上层建筑中的文化、法律、商业文明等内容。服务业的四个内涵决定了不能把服务业发展当作简单的产业发展。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必然涉及产业、社会、经济、文化、法治等全方位因素的转型。

　　其次，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高端发展依赖于制度。一方面，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决定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另一方面，一个现代的服务业依赖于市场的发育和开放程度。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发达的市场制度与高度发展的服务业是并行不悖的。由此，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必然涉及服务市场的开放和完善，涉及中国整体的市场化改革。服务市场的自由化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服务市场的自由化不仅涵盖产品的流动，更包含要素与资本的跨境自由流动，其中包括最为重要的战略性要素——人员的跨境流动。为此，中国的服务市场和交易自由化，必然需要不断调整和修改服务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市场准入管制，创造出开放性和竞争程度更高的交易制度和环境。

　　由此可见，中国服务业发展需要一个社会、市场、经济、法治、文化等全面的改革与转型，而这个过程也将是长期的。香港服务业的优势绝非单纯的产业优势，而是与上述因素密切结合的综合性优势。中国内地与香港服务业发展的差距，不仅仅是一个产业、或经济发展水平(国际上往往以服务业的发展程度判断一个地区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也是两地市场化程度、社会与经济管理能力、文化与生活水平和国际化标准，以及营商环境、商业文明等等因素的差距。在这种差距下，引进香港服务业发展的市场体制、管治方法、国际化标准、法治与商业文明等一系列的“制度要素”将十分重要。

　　香港全球城市功能的价值

　　城市化的兴起与推进是未来中国“转型崛起”的重要加力点。未来30年按照国家的区域与城市规划，中国将逐步兴起20个左右的大都会经济圈，也将会出现多个大于香港经济总量的大都市。

　　然而，衡量城市经济优势的并非以经济总量为唯一标准，甚至可以说不是主要标准。城市的优势和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应当是其经济势能，即是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地位。如果我们从中国所有城市(包括港澳台地区)的经济势能作比较，香港则是中国唯一的一个全球城市。这就是香港的优势。在21世纪全球4个城市网络的研究中，香港位列世界城市网络的前列地位；在亚洲与东京、新加坡并列；在大中华区域是唯一上榜者。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做的世界性都会的排名中，香港更位列纽约、东京、伦敦等之后的第十位。

　　全球城市的研究专家，美国学者斯奇维·沙森曾经指出，全球城市的特征是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城市，也即金融导向城市。至今为止，中国的城市中仅有香港是金融导向城市，而所有的内地城市基本上属于制造导向(包括珠三角的广州和深圳)。香港全球城市的功能具体地体现在全球高端服务业中的四大行业：会计、广告、银行金融和法律的跨国企业在香港的分布，在全球总排名为第四位。

　　香港全球城市的地位依赖于国际联系的积累、商业文明的沉淀，以及体制因素的培育。上百年国际网络的发展、国际形象、声誉和信用的建立，不可能如制造业般在珠三角地区短期达致，更不能如基础设施建设般靠大量投资推进。诸如上述“软体因素”，需要长期的培育和历史的积累。这就是即使今后广州、深圳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超越香港，但香港仍然还是中国唯一可位列全球城市或世界城市网络前列者的原因。这也是香港的优势所在。因此，中国的城市化需要借鉴、学习香港的城市发展经验。

　　在此，笔者更想就金融中心这一话题简单地提及笔者的体会。近年来中央政府全力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这是一个具战略性意义的重大决策。在2009年伦敦金融城公布的第六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深圳首次上榜就位居第五，在内地和香港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大部分观点认为，上海、深圳的崛起将使香港金融优势逐步消减，香港地位将不保。

　　那么，形成金融中心，尤其是全球金融中心的主要基础条件为何？从目前全球金融中心的实际运行看，可以说，这个条件主要是法律体系，尤其是以英美法为主体的法律体系。以英美法律体系为主体的纽伦港(纽约、伦敦、香港)，其地位远远超越以德日大陆法律体系为主的东京、法兰克福金融市场。可以说，德日有很强的产业实力，也有巨型跨国公司为主的、开放的金融市场。但是，其法律体系限制了金融的全球营运能力。对照中国大陆，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主要的参照为德日体系，属大陆法系。这也就是上海、深圳金融中心的基础条件。香港作为中国唯一一个实施英美法系的城市与金融中心，今后与上海、深圳的关系，很可能会是纽约与东京的关系。上海、深圳的发展无法替代香港的地位。

　　总而言之，本文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在中国进入未来30年的“转型崛起”阶段，香港的优势不再是硬实力，而是“软实力”。但是“软实力”的引进与学习需要更深刻的认识、耗费更长的时间和付出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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