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读《鲁迅回忆录》札记 鲁迅兄弟失和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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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三年周氏兄弟失和，羽太信子亦为当事人，但她不曾为此留下任何文字。鲁迅只给自己取过一个笔名叫“宴之敖”——据许广平《欣慰的纪念·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云：“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别人转述他有关家庭经济纠纷的话，仅仅揭示了失和的间接原因。至于直接原因，周作人该年七月十七日日记或有记载，但是被他剪掉了，现在所见影印本，留有一行空白。只有七月十八日他致"鲁迅先生"的一封信，最早披露于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中，周作人对此的反应是："下午偶阅许氏所作回想录第四章，记鲁迅事，意外的述原信中语云，请以后不要进后边院子里来，关于此事，雅不欲谈，乃许氏自愿一再发表，由此一语，略可推测全事矣。"（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日记）然而信里只见他的反应，没讲到底发生过什么："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外人看了，还是莫名所以。后来周作人说："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的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下》）
不过他确有一次“公开的说过”——当然是在很小的范围内——“此事”原委。见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鲁迅日记：“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同日周作人日记则很简略：“下午L来闹，张徐二君来。"
鲁迅说的“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应该就是周作人夫妇一方所述造成兄弟失和的直接原因，而鲁迅并不承认；亲耳听到者除鲁迅外，还有张凤举、徐耀辰和羽太重久。这三个人都没留下文字材料。但是张凤举和徐耀辰私下曾经与人谈论“此事”。见郁达夫《回忆鲁迅》：“在我与鲁迅相见不久之后，周氏兄弟反目的消息，从禄米仓的张徐二位那里听到了，原因很复杂，而旁人终于也不明白是究竟为了什么。……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至于林语堂说：“听说他与他的弟弟岂明（作人）发生意见，是因为这日本弟妇的关系。我也不得其详。”（《忆鲁迅》）就不知是直接听张、徐所说，还是辗转得知的了。
此外至少有两个人，声称听鲁迅讲过此次冲突之事。一是许寿裳，见所作《亡友鲁迅印象记》：“这所小屋既成之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是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下》中，曾经予以“订正”：“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的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茀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事件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
再是许广平，见所作《鲁迅回忆录》：“后来鲁迅也曾经告诉我，说那次他们气势汹汹，把妻舅重久和他们的朋友找来，目的是要给他们帮凶。但是鲁迅说，这是我们周家的事情，别人不要管。张徐二人就此走开。信子捏造鲁迅的‘罪状’，连周作人自己都要‘救正’，可见是经不起一驳的。当天搬书时，鲁迅向周作人说，你们说我有许多不是，在日本的时候，我因为你们每月只靠留学的一些费用不够开支，便回国作事来帮助你们，及以后的生活，这总算不错了吧？但是周作人当时把手一挥说（鲁迅学做手势）：‘以前的事不算！’”
对比鲁迅日记，二人所述仅为鲁迅对“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的反应；而“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内容究竟为何，许寿裳只字未提，许广平仅在字面上推衍一番。也许鲁迅不曾谈及，抑或二位未予转述。许寿裳还说，当初周作人与兄长绝交，他已介入其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但仍没有讲明，到底怎么回事。前面所引他的话，对于鲁迅日记“然终取书、器而出”一语有所修正，却与鲁迅自己为《俟堂专文杂集》所作题记说法一致：“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
当日冲突时，还有一个人也一度在场，见川岛所作《弟与兄》：“其时，我正在八道湾宅的外院（前后共有三个院子）鲁迅先生曾经住过的房子里。就在那一日的午后我快要去上班的当儿，看见鲁迅先生来了，走进我家小院的厨房，拿起一个洋铁水杓，从水缸中舀起凉水来喝，我要请他进屋来喝茶，他就说：‘覅惹祸，管自己！’喝了水就独自到里院去了。过了一会，从里院传出一声周作人的骂声来，我便走到里院西厢房去。屋里西北墙角的三角架上，原放着一个尺把高的狮形铜香炉，周作人正拿着要砸去，我把它抢下了，劝周作人回到后院的住房后，我也回到外院自己的住所来，听得信子正在打电话。是打给张、徐二位的。是求援呢还是要他们来评理？我就说不清了。”他只与闻“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这一时段发生之事，而“骂詈”内容，似乎亦未听清。及至后来周作人夫妇向张、徐等诉说时，他已经退场了。
鲁迅日记只云遭周作人“殴打”，未述详情。许寿裳说掷以书册，川岛说欲将铜器砸之；其一闻于鲁迅，其一亲身经历。川岛文章后出，先已口述此事，见前引许广平书：“这一件事情，鲁迅还对我说得比较简单，后来朋友告诉我：周作人当天因为‘理屈词穷’，竟拿起一尺高的狮型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这才不致打中。”此外还有别种说法，如王鹤照《回忆鲁迅先生》云：“第二次到北京时，鲁老太太还对我说：‘你走之后，老二良心墨黑，要用尖刀戳大少爷！’”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云：“我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一种古物），向周作人掷去，他们才退下了。”均不知确实与否。
王、周二位都提到鲁迅母亲，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有云：“太师母接着说：‘这样要好的兄弟却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好像两个儿子始终未曾向她禀报失和原由。那么俞芳等所转述她的有关看法，也就属于推测了。（止庵）
二00五年九月十四日
稿件来源：光明日报——书摘
不过他确有一次“公开的说过”——当然是在很小的范围内——“此事”原委。见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鲁迅日记：“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同日周作人日记则很简略：“下午L来闹，张徐二君来。"
鲁迅说的“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应该就是周作人夫妇一方所述造成兄弟失和的直接原因，而鲁迅并不承认；亲耳听到者除鲁迅外，还有张凤举、徐耀辰和羽太重久。这三个人都没留下文字材料。但是张凤举和徐耀辰私下曾经与人谈论“此事”。见郁达夫《回忆鲁迅》：“在我与鲁迅相见不久之后，周氏兄弟反目的消息，从禄米仓的张徐二位那里听到了，原因很复杂，而旁人终于也不明白是究竟为了什么。……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至于林语堂说：“听说他与他的弟弟岂明（作人）发生意见，是因为这日本弟妇的关系。我也不得其详。”（《忆鲁迅》）就不知是直接听张、徐所说，还是辗转得知的了。
此外至少有两个人，声称听鲁迅讲过此次冲突之事。一是许寿裳，见所作《亡友鲁迅印象记》：“这所小屋既成之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是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下》中，曾经予以“订正”：“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的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茀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事件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
再是许广平，见所作《鲁迅回忆录》：“后来鲁迅也曾经告诉我，说那次他们气势汹汹，把妻舅重久和他们的朋友找来，目的是要给他们帮凶。但是鲁迅说，这是我们周家的事情，别人不要管。张徐二人就此走开。信子捏造鲁迅的‘罪状’，连周作人自己都要‘救正’，可见是经不起一驳的。当天搬书时，鲁迅向周作人说，你们说我有许多不是，在日本的时候，我因为你们每月只靠留学的一些费用不够开支，便回国作事来帮助你们，及以后的生活，这总算不错了吧？但是周作人当时把手一挥说（鲁迅学做手势）：‘以前的事不算！’”
对比鲁迅日记，二人所述仅为鲁迅对“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的反应；而“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内容究竟为何，许寿裳只字未提，许广平仅在字面上推衍一番。也许鲁迅不曾谈及，抑或二位未予转述。许寿裳还说，当初周作人与兄长绝交，他已介入其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但仍没有讲明，到底怎么回事。前面所引他的话，对于鲁迅日记“然终取书、器而出”一语有所修正，却与鲁迅自己为《俟堂专文杂集》所作题记说法一致：“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
当日冲突时，还有一个人也一度在场，见川岛所作《弟与兄》：“其时，我正在八道湾宅的外院（前后共有三个院子）鲁迅先生曾经住过的房子里。就在那一日的午后我快要去上班的当儿，看见鲁迅先生来了，走进我家小院的厨房，拿起一个洋铁水杓，从水缸中舀起凉水来喝，我要请他进屋来喝茶，他就说：‘覅惹祸，管自己！’喝了水就独自到里院去了。过了一会，从里院传出一声周作人的骂声来，我便走到里院西厢房去。屋里西北墙角的三角架上，原放着一个尺把高的狮形铜香炉，周作人正拿着要砸去，我把它抢下了，劝周作人回到后院的住房后，我也回到外院自己的住所来，听得信子正在打电话。是打给张、徐二位的。是求援呢还是要他们来评理？我就说不清了。”他只与闻“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这一时段发生之事，而“骂詈”内容，似乎亦未听清。及至后来周作人夫妇向张、徐等诉说时，他已经退场了。
鲁迅日记只云遭周作人“殴打”，未述详情。许寿裳说掷以书册，川岛说欲将铜器砸之；其一闻于鲁迅，其一亲身经历。川岛文章后出，先已口述此事，见前引许广平书：“这一件事情，鲁迅还对我说得比较简单，后来朋友告诉我：周作人当天因为‘理屈词穷’，竟拿起一尺高的狮型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这才不致打中。”此外还有别种说法，如王鹤照《回忆鲁迅先生》云：“第二次到北京时，鲁老太太还对我说：‘你走之后，老二良心墨黑，要用尖刀戳大少爷！’”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云：“我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一种古物），向周作人掷去，他们才退下了。”均不知确实与否。
王、周二位都提到鲁迅母亲，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有云：“太师母接着说：‘这样要好的兄弟却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好像两个儿子始终未曾向她禀报失和原由。那么俞芳等所转述她的有关看法，也就属于推测了。（止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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