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

        核心提示：在毛泽东的战友中，张闻天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们都是中共的领袖人物，在一段时间内张是毛的上级，后来毛又成了张的上级。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既有工作上的接触，也有私人间的交往，还有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恩怨怨。（来源：《文史精华》杂志 作者：刘明钢）

毛泽东和张闻天（左一）在一起

在中央苏区挨整的经历，使毛泽东对张闻天一直怀有很深的成见

　　张闻天于1931年2月从苏联回到上海，不久便被共产国际推上领导岗位，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同年9月，临时中央成立，他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其时，毛泽东正在苏区，两人未曾谋面就因路线问题产生了分歧。刚从苏联回国的张闻天还很不成熟，对中国的实际不甚了解，同时也过于依赖共产国际，过于推崇苏俄的革命模式，因而曾积极推行和宣传“左”的错误路线，写于1932年4月的长文《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就是这方面错误的集大成者。文章发挥了许多“左”的观点，如：强调两个世界的对立，夸大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认为反苏战争是最主要的危险，过高估计苏区的力量而过低估计白区的力量，因而认为应该采取“进攻”路线，“拿革命的进攻，去回答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一切反革命派别对于革命的进攻。”这篇文章的许多内容实际上是针对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的。

　　1933年1月，张闻天进人中央苏区，继续推行”左”倾路线。当时，毛泽东的威信很高，“左”倾领导人不好直接整毛泽东，就从下面整起，先是反“罗明路线”，进而反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的罗明路线”。这场斗争错误地批判了在实际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正确的策略思想和方针政策，无情地打击了一大批有丰富实际斗争经验的、敢于公开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干部，给中央苏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作为参与领导此事的中央局负责人之一，张闻天在以后的革命历程中，一再沉痛检讨这一严重错误，并从中吸取了终生的教训。对于这条“左”倾路线，毛泽东也有刻骨铭心的体验，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一次又一次地回顾这段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批判。

　　1941年9月以后，毛泽东曾写过一篇长达5万多字的文章，批判包括张闻天写的上述文章在内的“左”倾路线的9个文件。毛泽东不仅点了张闻天等几位政治委员的名，而且用词辛辣，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这篇文章是毛泽东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发泄，后来虽几经修改，整篇文章的语气仍然咄咄逼人，锋芒毕露。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这篇文章，毛仅给几位中央的领导同志看过，却始终没有发表。

　　1943年11月，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说：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现在邓、毛、谢、古死了三个人，希望活着的邓要为党争口气。

　　1960年12月25日，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再次说：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销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话吧!

　　毛泽东不但在党内讲，还对外国人讲。1965年8月5日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他又谈起那段“鬼都不上门”的历史，说：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同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全体职工一起听了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当天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看了邓小平的来信，毛泽东又一次回忆起那段往事。在批语中，肯定了邓小平历史上的功绩，同时也点了张闻天的名，他写道：邓小平同志犯有严重的错误，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曾对几个错误路线时期的主要负责者的情况作了分析，他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同志。洛甫算犯第二等的错误，主要在宣传方面有许多错误，但在广昌战役后至遵义会议中表示改正错误较快。

　　1933年，张闻天到达中央苏区，由于较多地接触与了解实际情况，对“左”的错误及其危害的认识逐渐发展和深化，在经济政策、肃反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层统一战线策略、反“围剿”的战略战术等方面，都同“左”倾领导人博古等人有分歧以至有斗争。1934年4月，敌人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当时博古亲任临时司令部政委，德国人李德实际是司令，他们调集了9个师的红军，修筑永久性工事，采取堡垒对堡垒，分兵把守，与敌人死打硬拼，结果损失惨重。在一次军委会议上，张闻天对此提出严肃的批评，引起博古的反感，双方公开争论起来，吵得面红耳赤。

　　在与博古产生分歧的同时，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广昌战役后，张闻天受派遣主持苏区政府的日常工作。“左”倾中央此举意在“一箭双雕”：既把张从中央排挤出去，又进一步把毛泽东排挤出苏区政府的实际领导。当时，张闻天与毛泽东都住在瑞金的沙洲坝，在一处办公，住的院子相邻。一起共事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张也主动接近毛，处处表现出对毛的尊重，这样，两人思想越来越接近。1934年8月，敌机轰炸瑞金后，中央机关迁至云石山，毛、张都搬到山上的“云山古寺”里，朝夕相处，感情更加融洽。9月，毛泽东在于都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止。赣南省委给张闻天打电话求助，他立即派傅连璋星夜赶去诊治。

　　当然，促使张闻天同毛泽东走到一起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不少问题的看法比较接近，在党内生活中有着共同的感受。眼看着反“围剿”的失利，红军不得不离开这块用血汗浇灌的红色土地，他们都感到抑郁与愤懑。在主力红军转移的前一天，两人坐在“云山古寺”前的黄槲树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来。张把心中的诸多不快统统向毛倾诉。这次坦诚谈心，使他们的接近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们第一次重要合作是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作报告，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被推选在党内负总责，并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对此，毛泽东一再加以肯定。在七大的一个讲话中，毛泽东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这段时期，他们不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在感情上也十分融洽。毛泽东看出张闻天有意刘英，就想撮合这桩好事。在二下遵义后，时任地方工作部部长的刘英，忽然接到李富春的一张便条，要她立即到中央纵队报到，接替邓小平的工作。

　　刘英报到后，恰好遇见毛泽东与王稼祥。毛问刘英：“你知道谁提议你来的?”

　　“李富春呗。”刘英脱口而出。

　　“是我提议你来的。”毛泽东说，“在后梯队太累，你一个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了。”

　　毛泽东说的是实情，但刘英也感觉到，毛泽东这样做也是出于对张闻天与刘英关心，为他们谈恋爱创造条件。后来，张闻天与刘英终于走到一起了。

　　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合作不仅限于遵义会议。党史专家张培森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从遵义会议召开前到六届六中全会前我们党实际上遇到了三次大的危机，一次是王明、博古“左”倾路线导致的军事失败，一次是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再一次是1937年王明从国际回来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而这三次危机中，毛张都进行了很好的合作，对克服危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也就在此过程中从确立走向巩固。

　　此外，在瓦窑堡会议上，在西安事变中，张闻天与毛泽东密切合作，为政治路线的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张闻天作风民主，处处以“配角”自居，同毛泽东合作得十分融洽，因此，毛泽东常常戏称张为“明君”，称他的妻子刘英为“娘娘”。在历史档案馆里可以看到，从1935年10月初到陕北起，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有洛甫 (或张闻天)署名的电报为451件，其中“洛、毛”或“毛、洛”联名者达286件之多，占了64％。

张闻天与毛泽东关系的恶化是从1938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开始的

　　1938年8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应以毛泽东为首解决团结问题。张闻天衷心拥护，即向毛泽东“让位”。毛从全局考虑，要张闻天将“总书记”的名义继续下去。所以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张虽然形式上还主持中央会议，但实际权力都交给毛泽东。 1943年，张闻天对自己职责变动的过程作过这样的叙述：

　　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没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特别是在七八月政治局会议之后，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不止一次赞叹：“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

　　然而，就在权力顺利移交的过程中，他们的关系却出现了裂痕。

　　1938年秋，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延安议论纷纷，许多老同志有意见。原在北方局做秘密工作的王世英，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写了一封信给中央，说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毛主席同她结婚不合适。信上签名的人一大串。根据地也有打电报、写信来的，比如，项英就曾电报中央极力反对。这些意见都集中到张闻天那里。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也向张反映，希望他出面做做工作。张闻天觉得为难：结婚是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毛泽东的个性又极强，认准了事很难回头。但大家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党的领导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闲视之。考虑再三，张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

　　毛泽东读罢勃然大怒，当场把信撕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就在供销社摆酒席两桌，张闻天自然不在宾客之列。

　　影响两人关系的另一件事，就是对马列学院的评价。自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尽量推掉“总书记”的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部和马列学院。延安马列学院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攻读马列主义的比较正规的学校，是延安的最高学府。自学院创办之日起，张闻天就兼任院长，直到1941年7月改组，前后有3年多的时间。为了办好这所学校，张闻天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始终充满眷恋之情。1976年6月底，他在病逝前夕曾对外甥说：“我一生没有为党的事业做出多大的贡献，但有一点可以自慰的，在马列学院时为党培养了一批好干部。”

　　然而，毛泽东对马列学院并不满意。1941年5月，他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其中有一段就可能与马列学院有关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反杜林论》。”(最后一句在公开出版的《毛选》中删去了)

　　在另一场合，毛泽东甚至公开指责：“马列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应该承认，毛泽东在报告中批评的一些现象，在马列学院确实是程度不同地存在的；但是，如果由此而认为马列学院教学方针有问题，并且一言以蔽之为“教条主义大本营”，显然是不恰当的。由于毛泽东的批评， 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8月，又改组为中央研究院，虽仍然由张闻天担任院长，但这种改组实际是对马列学院的彻底否定，对张闻天主持马列学院工作的彻底否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马列学院共招生5届，培养了近千名干部，这些人后来成了各条战线的骨干。不仅如此，中共领导人的秘书和负责理论宣传方面的干部，许多人也出身于马列学院。这些成绩显然不是在理论与实际完全脱节的教学方针下所能得到的，它恰好说明马列学院在整体上是贯彻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针，并取得了成效的。

　　对于毛泽东的批评，张闻天感到很委屈。他后来写道：当时我有点苦闷，有时也发点牢骚，说毛主席似乎“不公正”，看人有点“偏”。一个人在一件工作上，他看中意了，就只看见他好的方面，另一个什么地方不满意了，就什么都是坏的。中央决议通过的，照着做了又来驳斥，因此事情不好办。同时我精神也准备着，大工作做不了，就做小工作也可以。别的同志有时提议，要我找毛主席当面谈谈，我有时想不谈也就算了，我为人如何，以后证明，我何必急于人家了解!

　　不过，张闻天后来还是“下决心找毛泽东同志当面谈了”。第一次，是在1941年六七月，“我到枣园找毛泽东同志谈了一次话，他谈得很温和，似乎还不愿意批评我。”第二次，毛约了康生、陈云、任弼时一起同张闻天谈。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张闻天，说张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则打；还说张不顾大局，无自我批评精神；还给了张闻天几个字的评语。

　　毛泽东的这些批评，同张闻天的实际是不符合的，跟毛泽东每每称赞张是“明君”、不争权、作风民主这些评语也是矛盾的。张闻天“听了虽然不舒服”，“抱有抵触情绪”，但并没有去辩解。

凡是张闻天有选择机会的时候，他总是选择远离毛泽东的地方

　　1941年9月至10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拉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运动的帷幕。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上作了主题报告。他明确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

　　听了毛泽东的报告后，张闻天第一个作检讨。他不谈自己的功劳，不计较名位，没有牢骚怨言，而是老老实实，坦率真诚，无情地解剖自己。他说，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对于土地革命后期工作估计，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当时路线是错误的。这些错误在反五次“围剿”中发展到最高峰，使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他还说：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发言中，张闻天还提出“补课”的问题，他说：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损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还要补课。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张闻天说话算数，不仅是口头表示，而是有实际行动。从1942年1月起，他主动要求去农村调查，在陕北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的几十个村庄调查了将近一年半，直到1943年5月才回到延安。在当时党的领导人中犯过路线错误的大有人在，但以这种形式进行“补课”的，张闻天是第一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抽调大批干部奔赴东北，张闻天主动要求前往。这一富于戏剧性的人生选择，使张闻天得以施展平生之志。从1945年11月下旬抵达沈阳算起．张闻天在东北工作了4年多的时间，他将深厚的理论修养、敏锐的洞察能力，满腔的政治热情，高超的斗争艺术，坦荡的人生胸怀，都统统融化于茫茫的林海雪原之中，为建立东北根据地、建设东北的大后方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东北从事地方工作的这几年，是张闻天一生中最闪亮的一个光点，也是他工作与生活最愉快的广段时光。

　　1950年1月19日，在辽东工作得有声有色的张闻天，突然从晚间新闻中听到广播，党中央派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后来因美国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未能到任。1951年2月，周恩来征求张闻天的意见，或者到中央拟设置的对外工作指导委员会，或者任驻苏大使。张闻天选择了后者。

“说别的什么，那是观点不同；说我里通外国，真是冤枉”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中共党史上的一出悲剧。

　　张闻天是在7月21日发言的，那时已是彭德怀上书后的多日，气氛相当紧张，一部分讲缺点讲得多的同志，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在张闻天发言之前，田家英、胡乔木等了解内情的同志也打来电话，劝他少讲。但是，张认为，从当时的特殊情况来看，只有毛泽东出来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犯上”也要讲。

　　张闻天义无反顾地讲了整整一个下午。这确实是一篇剖析1958年“大跃进”错误的深刻发言，其理论高度，当时在党内是无与伦比的。亲历过那个难忘场面的李锐说：张闻天“有经济理论的修养，因而能抓住问题的本质，站得高，看得远。”张闻天特别分析了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他说：“主席常说，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对于自己的发言，张闻天充满了自信。他没有想到，两天后，风云突变。

　　7月23日上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讲话了，对彭德怀的信进行了逐条的驳斥，从反“左”到反右，突然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张闻天听了，先是惊愕，继而是困惑。从会场出来，他一半是忧虑，一半是愤怒地对秘书肖扬说：“这样以后还有谁敢说话?”

　　会后，他曾来到“美庐”院外，请求召见，但得到的答复是：主席很忙。

　　不久，张闻天收到毛泽东的一封信，信写得很挖苦。信中说：“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大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

　　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召开，参加的人数几乎是刚闭幕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者的两倍，会场改在庐山的人民剧院。

　　会上，毛泽东点名批评张闻天，而且再一次提到土地革命后期的错误路线问题。他说：洛甫开始不承认路线错误，七大经过斗争，洛甫承认了路线错误。那场斗争，王明没有改，洛甫也没有改，又旧病复发，他还在发疟疾，一有机会就出来了。

　　8月16日，全会闭幕后，会议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分别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观后效”。决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8月18日，张闻天含冤下山，并从此退出政治舞台。在巨大的压力下，张闻天不得不承认错误。在下山的当天，张闻天写给毛泽东一封信，说：“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良好的影响。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

　　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当即批示：印发各同志，印160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

　　张闻天却没有感受到一丝“热情”，接踵而来的，是外事系统火力更凶猛的批判斗争。一盆盆污水随意泼到张闻天身上，嘲弄挖苦，恐吓辱骂，主题完全离开了庐山发言的是非，而是翻历史的老账，追查根本不存在的“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张闻天对此非常伤心。他对妻子刘英说：“说别的什么，那是观点不同；说我里通外国，真是冤枉!”刘英从没有见过丈夫流过眼泪，这时他却止不住地淌眼泪。在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下，已是花甲之年的张闻天血压猛增，前列腺肥大症加剧了，尿中毒威胁着生命，他的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了，被送进了医院。

“书可焚烧，书可禁读，但禁不住写书人的思想的波涛”

　　张闻天动过手术病愈出院了。他这时虽然仍保留着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名义，但工作已经停止了。为党的巩固和发展，为新中国的涎生和成长奋斗了将近40年的张闻天，如今被抛在一边，这是多么悲凉和痛苦!他对妻子说：“我不能闲着，我要工作，大的工作干不了，就做小的工作。”1960年元旦，大病未愈的张闻天就给毛泽东写信，婉转地表达了要求工作的愿望，以后又几次写信给毛，但都没有下文。

　　张闻天无奈，找总书记邓小乎。邓说：“研究国际问题吧，那是你的本行，你熟悉。”这正合张的心意。

　　张闻天又去征求刘少奇的意见。刘说：“国际问题，外交战线，你还是暂时回避的好。还是搞经济吧。”

　　张闻天领会所谓“里通外国”的谣喙尚未澄清，刘少奇让他避嫌是出于关心。搞经济他也乐意，就按刘的意见找当时的经委主任李富春。李同张在东北局财经委员会曾一道当过陈云的副手，听张闻天一讲，非常欢迎，说我们这儿正需要你这样懂得经济理论的人，欢迎你来。但过了不久，张闻天接到李的来信，信中表示歉意，流露出经请示未获同意，无可奈何的意思。

　　是谁不同意李的信中未说。其实这是无需点破的事情。

　　1960年11月，中组部副部长找张闻天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让他到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张闻天心里清楚，“特约”研究员并不是让他研究什么，只不过是安排个地方领工资、有个单位过组织生活而已。然而，他并不在意，回来高兴地告诉妻子：“只要有事做，就行。”

　　不久，张闻天到经济研究所报到，并把“特约”研究员真的当回事来做。他不因受打击、被排斥而丝毫减轻对党的事业的责任感，依然孜孜不倦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写了许多读书笔记，每写一篇就送到杨尚昆处，再打印出来分送给中央领导同志。1962年2月，毛泽东又收到张闻天的这种成文的“笔记”后，曾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了一封短信，说“此人是个动摇分子，累犯错误。他说的是否可信，值得研究。”

　　8月，张闻天又向毛泽东转交了一份《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这是他到江苏、上海、浙江、湖南调查研究两个多月以后写成的。报告提出了进一步开放集市贸易，拓展流通渠道、调整工农业产品比价等政策建议。

　　报告送交中央之前，他还郑重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本来在他提出写调查报告时，刘英心里就犯嘀咕：庐山会议挨了一顿批判，如今才事隔两年，又要提建议，难道还不汲取教训?这时，报告马上就要送上去，她不得不出来劝阻：“是否就不要送了，你的意见人家不会采纳，弄不好又要引祸烧身。”

　　张闻天坚持要送上去。他说：“这是影响人民生活的大问题，而且也是反映群众的要求，怎么能够不提；至于听不听是中央的事，我是共产党员，既然看到问题该提建议的还是要提。”

　　果然不出刘英的预料。报告送上去不到两个月，八届十中全会就召开了，重点批判“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并决定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进一步审查。张闻天的这篇报告也变成了新的罪证。接着，1965年经济研究所进行“社教”运动，这篇报告又成为新的批判对象，说它是反映了没落阶级的要求，甚至说是又一次向党进攻，性质之严重超过了庐山会议上的发言。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全国，张闻天受到软禁与批斗。

　　1969年10月，张闻天被逐出“北京”，“发配”到广东的肇庆。

　　这时，张闻天已经垂垂老矣，但他的心还是年轻的，思想仍然清晰、敏锐；他从没有间断过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思考，对社会主义国家治国兴邦规律的探索。他把列宁的一句话写在台历上，作为座右铭：“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历史的责任感、使命感驱使着他一旦获得写作的自由，便迫不及待地重新开始因“文革”被迫中断的理论研究。

　　时间是宝贵的，他抓紧一切时间看书学习；视力只有0．2了，他还是不停地读；握笔的手不住地颤抖，他还是不停地写。

　　林彪事件的发生，引起张闻天极大的震动，促使他把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形诸笔墨。此肘的张闻天，没有恢复组织生活，没有人身自由，可是他仍然乐观而自信，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逆境中看到希望，沉下心来，写了将近10万字的理论文章，深刻地总结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曲折的经验教训，批判种种“左”倾错误观点，探讨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张闻天毫不怀疑自己掌握着真理，他对外甥讲：“书可焚烧，书可禁读，但禁不住写书人的思想的波涛。不是吗，我过去写的读书笔记，被掠夺一空，今天我又重写了一大沓!”

　　这批文字，今天称为“肇庆文稿”。文章语言朴实，却处处闪烁着真理的光芒。比如，他在《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一文中说：“党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究竟正确与否，究竟有什么优缺点，只有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检验。凡是给群众造成损失的路线和策略，就是有错误的或有缺点的；相反凡是给群众取得成就的，就是正确的或有优点的。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尺度。”这确实是一段金石之言，直至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之后，张闻天在1973年提出的“群众的实践”是检验的“最高尺度”的观点才为全党所接受，成为全党的共识。

“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张闻天也感到有了希望。1972年4月2日，他给“毛主席、周总理并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言词甚为恳切。他请求“早日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解决我的问题”，“回到北京去，在党的领导下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张还诉说了“遣送”肇庆两年半以来过着“非常孤寂和闭塞的生活”，“精神上感到苦闷”。两个月后，张闻天被告之，中央决定自今年5月起恢复张闻天、刘英的工资待遇。张闻天得到一点宽慰，但又因没有做工作却领工资而深感不安。

　　1973年3月，邓小平复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张闻天又一次看到了希望。9月，张闻天同刘英联名写信给毛泽东与党中央，重复以前的多次请求，希望早日回京，恢复组织生活，做点工作。毛泽东读后发话：可以让张闻天与刘英就地参加党的生活和工作。这个批示不知在哪个环节卡住了，直到1974年2月，在周恩来亲自督办下，才得到落实。张闻天与刘英恢复组织生活，允许在肇庆市委领导下做些调查研究的工作，允许阅读发至县团级的中央文件。

　　1974年7月下旬，刘英获准赴京探亲。在北京，她看望了王震。王震非常关心张闻天，劝刘英鼓励张再给毛泽东打报告。经过一番商量和考虑，张闻天写信给毛泽东。这次他没有再提平反的问题，仅仅提出“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能有机会到各地参观学习”，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要求了”。信经王震转呈，于10月底送达毛泽东的案头。毛阅后，让身边的人员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

　　后来，张闻天接到通知：同意迁居无锡。1975年8月 23日，张闻天一家离开了幽居6年的流放地肇庆，前往无锡，并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心脏病猝发，一倒下就再没有醒来。他没能看到粉碎“四人帮”，没能等到平反昭雪，就含冤离开了人世。

　　两个月后，毛泽东去世。

　　张闻天生前坚信：“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1979年8月25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大会，隆重追悼张闻天。陈云主持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充分肯定张闻天“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并庄严宜布：“决定为他平反和恢复名誉”。悼词号召向张闻天学习：

　　学习他服从真理，诚恳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善于吸取历史经验的优良品质；学习他作风正派，顾全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不突出个人，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坚强党性；学习他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处事民主，善于团结干部的优良作风；学习他终身好学，不断求知，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他胸怀坦白，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胡耀邦在报告中，将张闻天的名字列入同毛泽东等同志一起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党的杰出领导人的行列。

　　巨星在历史的天幕上重新升起，经过时间的磨砺，更加耀眼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