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的不再需要依赖外资吗？

[2750]　(2007-07-10)
“我们不再需要外资了！”，这是中国大陆许多人的心态，最常听到的借口就是“外资投资过热是中国经济过热与巨额贸易顺差的根源”，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官干部到平民百姓、从政府部门到社会团体，都有许多蛛丝马迹与政府措施可以端详出来：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修订了企业所得率，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为25%，也就是国内企业税率调低了8%，外资企业税率调高了10%至12.5%不等，其他两免三减，和外资投资、出口型外资企业减半的优惠措施，也成过去，但庆幸的是，给予外企过渡的缓冲期可达五年，但是，这五年的过渡缓冲期，是如何的缓冲、还是五年后一次过上调，到现在有关当局还未定夺。这项提前颁布的措施，可以说比我们预期的税率来得低，五年的缓冲期是颗定心丸；虽然税法保留高新技术型企业和环保节能安全等企业的15%优惠税率政策，以及小型微利企业的20%税率，但由于门槛甚高，对许多港台新的企业而言，犹如腿上被划了一刀，步伐肯定要放缓了。统一内外企所得税率没有不对，关键在于货比货、国比国，如果其他周边国家大力推行优惠外资的税率与政策，相比之下，副面的影响自然加大。
就外商投资排名榜上排名榜首的香港企业而言，统一内外资的所得税率对港商的影响特大，香港区内一般的企业所得税率为17.5%，要他们多缴7.5%的税率，就是要逼他们跳墙，港商的变通能力与台商的经营戏法，相信大陆官员也早有所闻；中规中矩的新加坡商人会是最大的受害者，25%的税率，比新加坡高出7%。调整关联方的转移价格，及重组集团的跨区税务计划也许是许多外企最直接的反应，下一步可能就是物色新的投资区域与国家，调整投资计划，印度和中印半岛将是最热门地区，离大陆不远，进出口销售与采购也非常便利。
大陆目前国内企业与工业的发展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较严重的包括：产品质量差、员工质量意识薄弱、能源与动力的危机、许多上下游工业还需依赖港台日韩等国外资企业、高科技工业才刚萌芽、高科技工程师与优秀管理人员奇缺、加工工厂与基础工业还存在“一窝蜂”投资现象、尖端模具工业与高新技术还无法赶上、产品开发设计还有赖国外输入、国际市场的开拓与影响力还被远远抛在后头、工商业国际化与全球化的进程还有待努力、最低工资制的恶性循环、人口严重老化、“八十后”独生子女问题、以及工业生产与运作成本快速暴涨等等，这一切的问题，还有赖外资企业及外资集团输入更多有形无形的资产与知识产权，来弥补国内的不足。
笔者于2005年10月28日联合早报言论版发表过的拙作：《“世界工厂”还能维持多久？》，就阐述了大陆这“世界工厂”的诸多问题，而今的统一税率措施，更加重外资企业的负担，加快“世界工厂”回复“国内工厂”的原型，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根基；未来高科技与高质量工业发展与势力，恐怕要落后于印度。
中国的股市与房地产，是两座炙手可热的宝山，但也是随时会喷发的两座活火山，隐藏了大量的炽热熔岩与危机，大大小小的泡沫更是随时破灭。市民的飞蛾投火、政府的随机灭火、外来的投机野火、不稳定的金融措施、不健全的金融制度、不明朗的法治法制、虎视眈眈的“列强大国”，都是大陆股市与房地产的病源祸根，以至股市波涛汹涌，起起落落，一波更比一波猛；这是不是大风暴的前奏抑或回光返照，没有人敢私下定论，我这怕输的新加坡人，早已提前收兵撤退。
追根究底，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大的泡沫危机？中国有过剩的储备资金、国家有巨额的贸易顺差、强劲的人民币、过热的经济、缺乏有力的投资项目、股民过于依赖与相信政府的保护与干预，以及百姓储蓄与消费观念追不上经济步伐等等因素，都直接与间接地导致股市与房地产的严重危机，笔者认为，强劲与长期的外资投资，才能起着平衡与缓冲这些危机的作用。
中国股市与房地产造就了许多中产阶级，甚至新一代贵族，贫富差距随之拉大，全国农民平均收入增长缓慢，（东北与广东除外），如果外资企业的投资逐年减低，甚至撤离，单靠内企、国企与民营企业，是无法快速扭转乾坤的，所以，外企的贡献是有目共睹。
近日的猪肉飞涨，其他消费物价也随之高涨，通货膨胀的压力已逼上眉梢，有关当局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相关的措施也已相应出台，但问题是大陆地大物博、特殊的经济体制、经济过热、强劲的人民币、严苛的货币政策、奇特的物价管制制度以及快速增长的最低工资等等，使中央想要抑制通货膨胀，比抑制股市及房地产市场还复杂，更难上加难，就因为它们都是相互牵连、息息相关，要整治问题的根源，往大的说，就是宏观调控，往小的说，其中一个办法就是积极缩小贸易顺差，而加速开放国内市场给外资企业是极可行办法中的办法，以缓和过盛出口的压力，彻底洗去“世界工厂”的称号，落实世界工业大国的荣誉。
要开放国内市场，政府与国内企业最大的隐忧就是恶性竞争，笔者认为这是杞人忧天，国内企业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又是在超前的起跑线上，外企的进入，只能间接地提高内企的素质、加强他们的“国际竞争力”、增进消费品的质量、改善消费者的权益、提高国内增值效率，进而提高人民的生活素质与水平，会是双赢甚至多赢的局面。
再谈国内的“附加增值税”（请见篇尾附注）如何对外资企业造成伤害，这类附加增值税，提高许多厂商的成本达百分之四至百分之十七不等，因产品而异，这个措施是中央政府为了应付世贸组织“反倾销”的压力，提高出口产品的成本与价格而实施，也便于缓和贸易顺差，今已成为大陆宏观调控的一部分，并由吴仪副总理亲自挂帅。笔者认为附加增值税的政策有其一定的效果，但绝不是万全之策。加大附加增值税的压力，对许多奉公守法的外企而言，其杀伤力非同小可，加上全国许多保税区存在的诸多问题，同时，也供（远远地）不应求，当外企承受不起过高成本的压力，转移基地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与其加大附加增值税，不如加强对关联方转移价格的监控，制定更有效的措施，防止利润外流，也间接提高了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的收入，这才是上上策。以优惠政策鼓励外资直接出口到消费国，而不需经过外资本国的策略，也许会更有效。
笔者亲身体验了国税局对征收“附加增值税”所耗费的精力与成本，工程可谓浩大，企业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配合，劳命伤财，得不偿失，不如直接减免鼓励型产品的出口增值税，就没有所谓的出口退税的问题了。
在世界经济、国际市场与国际贸易的大家庭里以及世贸组织的怀抱里，中国尚处于萌芽成长阶段，外资投资是不可缺少的营养补给、可靠及时的工商业资讯来源。减少依赖外资的步伐，恐怕要越慢越好，至少，目前还不是时候，失去许多机会成本及助长竞争对手，对大陆而言，绝对不是好事，况且，与国际接轨，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引进外资，取其长而补己短，借助外资的影响力与关系，能更快捷地搭上顺风车。失去了外资就等于失去了右前轮，车子要跑也跑不快，（左前轮是政府，两后轮是国企与私企）；哪怕是美国和日本如此进步的工业大国，也要对外资企业相对宽容。海尔、联想及TCL等跨国集团能在欧美立足，蓬勃发展，也有赖各国的支持与协助。
附注：所谓附加增值税，在大陆国税局称之为“间接出口，俗称转厂，及直接出口不予免抵退税额的进项税额转出”，用国外税务人的说法是：一、增收间接出口部分的国内采购原料的增值税(因为这部分的增值税已在国内销售增值税中得到抵扣)；二、增收直接出口原料毛利部分的百分之四。
林荣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