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喜悦——读钱钢《唐山大地震》

沉重的喜悦——读钱钢《唐山大地震》 2005-07-29 作者：何蕴琪
    ■何蕴琪

    纪录人类历史的时钟分秒未停，原来恍惚间，已经踏入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当新闻纸上布什开伞的滑稽动作成为版面的焦点，当俄罗斯民族英俊的士兵占据荧屏的主要位置，我们是否还愿意记起，六十年前鲜血的颜色，曾怎样染红过人类本来已经不够洁白的衣角；六十年前的断壁残垣，曾听见过多少无家可归的孤儿的悲哭声。

    沉重的二十世纪有多少人和事，值得我们已经习惯于美丽新世界的轻浮的神经牢牢抓住一个甲子，甚至更久？或者我们的年代太过鲜艳，根本不适于记忆的重量，不适于对惨烈战争的描摹和对苦难历史的纠缠，而只沉醉于莺歌燕舞，以及对盛世的回眸和歌唱？

    这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当我在尚未被车声淹没的拂晓，捧读三十年前唐山大地震沉甸甸的历史，当我的心因为钱钢先生二十年前文字的重量下坠时，所零星想起的。

    重量！是的，历史的重量，决定了记录者笔端的沉重。二十年的时光，增加了我们眼前的暮霭，却丝毫未减文字的力量。

    太阳出来了。当这轮火球像往常一样高高悬起的时候，大雾中，也仅像一张圆圆的薄薄的淡色的剪纸，在这片浓极的濒死的雾中滑动。但是，炽热的光终究使浓雾开始变薄，开始流动。笼罩着雾的废墟出现了嗡嗡的声浪，那声浪像来自大地的深处，低低地、动荡地、不安地，它预示着昏迷中的濒死者开始疼痛，开始痉挛。昏迷中的唐山即将苏醒。

    不得不否认，当这些文字在最开始敲击我的时候，带来的是一种遥远而生疏的体验。我想起了中学语文课本上，类似《谁是最可爱的人》那样的优秀范文——它们优美、有力，然而距离我们的世界多么遥远。是的，当我们已经开始随着张开的世界一起接受牛仔裤、可口可乐、麦当劳，当我们只为琼瑶和三毛流泪，为金庸笔下的英雄慨叹，为赶不上村上春树的青春惋惜时，中学语文课本上的英雄，和与此血肉相连的文字成为我们身后一个巨大的叹号。

    如果世纪之初不曾遭遇恐怖主义，如果SARS没有带来前所未有的惊恐，如果南亚海难不是那么突如其来，我可能不会翻开一本灰绿色封面的书——这绝对不属于我们的时代。然而当我开始进入这些文字，一些撞击，一些回忆，以及一些从来未被意识过的对“重量”的期待使这趟本来可能是沉闷的阅读之旅变得深刻——尽管这个形容词本身，可能已经被这个时代判了无期徒刑。

    一场大自然的恶作剧使得唐山面目全非，七零八落的混凝土梁柱，冰冷的机器残骸，斜矗着的电线杆，半截的水塔，东倒西歪，横躺竖倚，像万人坑里根根支棱着的白骨。欲落未落的楼板，悬挂在空中的一两根弯曲的钢筋，白色其外而内里泛黄色的土墙断壁，仿佛是在把一具具皮开肉绽的形容可怖的死亡的躯体推出迷雾，推向清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死亡实况，就这样残酷地被记录在案了。

    类似的描述俯拾皆是，这种属于我们也许曾经不屑一顾，并且已经开始遗忘的“中学语文体”，在对一场夺去24万人生命的灾难的书写中，散发出其他各种妖娆的文字所无法替代的魔力。是的，24万。当我们的阅读胃口已经被太多轻飘飘的，浮滑的写作所惯坏时，这一种重量，是否会让我们的阅读的消化器官有那么一点点的痉挛？

    无疑，只有唐山，才能与这样分量的文字相称。

    然而，有意思的是，可能会被某些新潮文学粉丝们视为“老土”的写于二十年前的这本书，曾经非常“前卫”地使用了当时极少见的口述实录的纪录方式。书中随处可见的这些真实生存经验的纪录，每每让我看得目瞪口呆，心跳加速。就好比这位在震后第13天被救出废墟的46岁妇女卢桂兰的回忆：

    有一阵子，不知道饿也不知道渴，就觉得冻得难受。已经喝过两天尿了，尿也没了，冻极了，从心里往外发抖。我就拼命地活动身子，人坐不起，就窝在那里乱扑腾，像小猴似的。后来，也不知从哪儿拽出一条毛毯，没准儿是我老爷子（卢桂兰丈夫，地震前刚因病去世）身上盖的那条，绿的，我用牙咬，用脚蹬，好歹扯下一块，裹在身上。

    有一阵子，我还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还唱歌“天大地大……”是居委会里学唱的……

    我躺在那里，迷迷瞪瞪地尽想这些事，后来，就再也喊不出声了.我对自己说，不着急，不着急，在怎么也等着，总能出去，不管多少日子.我就这么想，最后连舌头也干巴了，硬邦邦地，像块泥土块，一层皮被我撕掉了，血淋淋，还觉得滋润。

    你问我迷迷瞪瞪中的感受，有啥感受？我就看到一只大铁钟，生锈了的，就是小学校里那只大铁钟，铛铛地响，没完没了地乱敲，烦人。我想，等钟不响了，我就可以被救出来了。

    这些文字，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被笔录下来的口语，那么真切生动地再现了极端的生存体验，它是你我中间任何人都不曾去过的领域，那里写着恐惧，和比恐惧更大的，人类的对生存的渴望和比渴望更强烈的，生存的能力。当我读着这一个个的故事——故事这个词在这里都显得过于轻浮了——我不但庆幸自己仍然生存，并且同时为人的巨大潜能发出喝彩。

    我记得，在不久前海难发生的时候，并没有读到过同样具有震撼力的文字。（相比之下，影像发挥了更强大的功能。）我相信二十一世纪的，已经义无反顾迈向世界的中国，会比三十年前更加了解人的生命的意义。如果一场同样惨烈的自然灾害发生在今天，更多的心连带着更多的眼球会被紧紧吸引，无数媒体会带着他们对新闻的天然嗅觉涌向灾难地点，留下的文字可能会以数倍计算。但我同时会怀疑，有多少记者会像钱钢一样，用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呆在灾后的废墟中，在救灾的同时直接记录一场灾难，并在八年后先后三次以上回访唐山，又长时间地进行资料收集和理论探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所开的玩笑：在一个无视新闻的市场规则的年代，恰恰因为对规则的忽略甚至违反，成就了在今天可能被视为奢侈的新闻质量。

    2005年，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前夕的书桌上，我为有了这样一本沉重的著作感到喜悦。

    

    《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纪念版）钱钢著当代中国2005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