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文字上移”的社会学解释

□熊春文

    乡土中国走向离土中国，其间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种种表现，其中最基本的，是中国人的生存样态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


    当前中国最显著的乡村教育现象，莫过于1990年代后期以来，由国家发动的大规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所导致的大量村庄学校的急剧消失。在这一政策下，中国农村小学校从1997年的51万余所减少到2006年的29万多所，教学点从1997年的18万余个减少到2006年的8万多个，农村小学在校生从1997年的9560万余人减少到2006年的6676万多人，减幅分别为42.48%、53.15%、30.17%。把教学点算上，中国农村这10年间平均每年减少3.2万所学校，每天约有87所学校消失。如果把时间放长看，会发现2006年全国的小学校数量已经降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水平。据我们的调查，这种趋势在最近几年仍在以更快的速度进行着。与这些减幅并行的还有乡镇中心校和农村寄宿制学校的普遍设立、留守儿童聚集县镇就学、城市流动儿童大量增加和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设立等现象。在不到10年的时间，中国改变了原来“村村有小学”的格局，众多的农村小学校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被撤并或升级，不少地方已达到一个乡镇只有一所中心校的程度。有学者曾鉴于大量村落的急剧消失而试以“村落的终结”来形容20世纪末以来中国农村的巨变，那么，以此类推，用“村落学校的终结”来概括当前农村教育的发展趋势就更不为过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7—2006年，村庄数量的减幅为13.85%，而村庄学校的减幅为45.33%；即使从村庄数量的高峰期1985年算起，1985—2006年，我国村庄数量的减幅为32.28%，而村庄学校的减幅为49.95%。村庄学校终结的速度远远快于村落终结的速度。这个现象对于中国乡村社会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结构来说意味着什么？应该给予怎样的解释才能理解其社会文化意义？

    人口学和经济学解释的局限
    关于上述事实，当下的主流解释是人口学和经济学的。这种解释认为，中国村庄学校的大量消失是因为1970年代末以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农村适龄儿童人口数量急剧下降，其结果便是很多村庄学校没有生源，只好撤并。而撤并的理由是“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改善办学条件”，以实现中国农村教育的现代化。目前国家政策的话语表达和具体实践正是由这种解释所主导的产物。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人口因素、规模效益两大因素不足以解释当前中国的乡村教育事实。
    村庄学校数量的减幅比在校生数量的减幅大
    1997—2006年这10年间，中国农村小学在校生数量的减幅为30.17%，而学校数量的减幅达到45.33%，之间相差15.16个百分点（这些数据是将小学校和教学点算在一起得出的）。这一差额表明，通常认为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人口减少不能完全解释发生在当前中国农村的教育事实。此外，就学校平均规模的增幅来说，这10年中国农村学校的规模从136.59人/校增加到174.47人/校，增幅为27.74%，这一幅度既不及这10年间中国农村在校生数量的减幅，更不及村庄学校数量的减幅。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通常所认为的“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改善办学条件”也不足以解释当前中国农村的教育事实。
    学校数量和在校生数量减少的趋势并不同步
    如果把时间放长看，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普通小学教育的发展趋势在学校数量和在校生数量两个维度上并不总是同步的：中国小学校的数量实际上从1965年开始就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在校生数却几度变化。这种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1949—1965年，这一时期学校数量与在校生数量同步大幅增长，增幅分别为385%和307%；1965—1978年，这一阶段学校数量从“文革”前的“教育革命”式的盲目办学到“文革”结束时的规整办学、很多不合格的学校撤销，减幅达到43.56%，但在校生规模却因毛泽东的人口政策呈上升趋势并于1978年达到顶峰，增幅为48.78%，二者的趋势明显相反；1978—1985年，这一阶段学校数量和在校生数量都在下降，减幅分别为9.27%和32%，但学校减幅比在校生减幅为少；1985—1997年，这一阶段在校生规模再一次呈上升趋势，并于1997年达到第二高峰，增幅为32.78%，而学校数量呈稳步下降趋势，减幅为24.45%，即便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后，学校数量并不见增，反而减少，其原因主要在于学校教育质量和平均办学规模的大幅提升，这是义务教育法的一大贡献；1997—2007年，这一阶段学校数量和在校生数量的变化规律表现同步，减幅分别为49.10%和19.98%，学校减幅远比在校生减幅大。上述长时段变化趋势再一次表明，人口因素只能解释初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在校生数量的变化，而不能解释学校数量的变化，因此也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变化趋势。
    城乡关系是解释近年来中国乡村教育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
    比较1997—2006年期间农村教育和城镇教育的发展变化，可以发现：城镇小学校数量减少的幅度一点都不逊色于农村，而且比农村的减幅还要大。农村1997—2006年在学校数量和教学点上的减幅分别为42.48%和53.15%。而城市与县镇小学校数量的减幅分别为46.12%和64.90%。城镇教学点的减幅更是明显，分别为95.73%和90.17%。与此同时，城镇在校生数量在1997—2006年间只略有降低（减幅分别为12.44%和6.60%），远低于农村30.17%的减幅，而且城镇在校生数量在这10年间还几度反复，有些年份不减反增，并不像农村那样一直减少。3.城镇学校数量的大幅减少以这些学校的规模的大幅增加作为补充，而农村学校数量和在校生数量同步的大幅减少，使其不能以学校规模的微弱增加得到有效的补充。1997年城市和县镇小学的平均规模分别为491人/校和260.8人/校，到2006年分别上升为929.9人/校和783.5人/校，增幅分别为89.39%和200.42%，远远大于同一时期农村小学校的增幅（27.74%）。这些对照鲜明的数据表明，城乡关系是解释近些年来中国乡村教育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民工潮产生大量流动儿童，民工子弟学校的出现以及留守儿童聚集县镇就学等现象，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农村教育急速萧条的步伐。
    “文字上移”：社会学的新解释
     我们应当放宽历史的视野，从更加宏远的长时段视角来探析当前中国乡村教育发展趋向的结构性机制及其深远的社会文化意涵。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可以用“文字上移”这一概念来概括当前中国乡村教育的新趋势。“文字上移”是与“文字下乡”相对的一个概念，而“文字下乡”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民国期间教育现代化趋势的一种概括。在费先生看来，就教育与乡土社会的关系而言，“文字下乡”是很现代的事情，因为乡土社会没有文字的需要，文字原本是不必下乡的。只是到了很晚近的阶段，才在一批乡村社会工作者中间发生了普及农村教育抑或“文字下乡”的理念和事业。
    实际上，在人类社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教育与乡土社会之间是无中介的，教育即生活本身，教育建基于人的生活世界。这是一种具体化的、本原性的教育形态，其势力范围可能只波及一个熟人社会，不够普及、系统以及抽象，但它对于乡土社会的生活而言，却是完整的、有效的。那个时候，如果有教育的话，也只有乡土的教育，也即没有文字的教育。文字与教育发生关联，起初是上层阶级借以垄断自身权位的手段，当时文字是不下乡的。换言之，“文字不下乡”是与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相匹配的教育状况。
    文字作为教育的中介并与普通人发生联系，始于现代化的理念及其事业。在中国，这一进程从清末新学的创设开始。历经百年来的不断扩张，现代性事业借由学校（尤其是村庄小学）这一制度形式将其触角渗透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文字和学校一度成为村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可是，就在“文字下乡”的进程近乎完成的当口，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乡村教育出现了一个“文字上移”的反向运动。短短10年之间，中国改变了“村村有小学”的面貌，正在由两村一校向三村一校的目标进发，每天都有大量的村落学校在消失，这一进程的速度比“村落终结”的速度还要快。很多地方已经达到“一个乡镇一所中心校”的格局，大有重新回到“文字不下乡”的趋势。
    笔者认为，当前中国乡村教育的显著事实，不能仅仅从人口因素或规模效益的角度来加以说明，其深层原因，应该从中国社会的整体进程中去探寻。如果说“文字不下乡”的教育状态与乡土中国的社会格局相适应，“文字下乡”的进程与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化事业相始终，那么，当前的“文字上移”可以视为“离土中国”在乡村教育层面的表征。乡土中国走向离土中国，其间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种种表现，其中最基本的，是中国人的生存样态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正是这一趋势决定了村落学校教育的“终结”，既然人的生存越发不依赖于乡土，人们生活的重心越发远离村落，那么，以人为目的的学校和文字也就必然不再留恋乡土和村落，这一趋向在以普遍性和抽象性为特征的现代教育身上将体现得更为明显和坚决。
    警惕“文字上移”的社会学后果
    “文字上移”的教育事实，有其社会结构的必然性，也必然给中国社会文化带来深远的影响，笔者特别提醒注意几种可能的社会学后果：
    农村学校向乡镇集中，并以寄宿制为主导形式，使得农村的学龄期儿童不仅从时间上、也从空间上脱离具体的生活世界直接进入到抽象系统的封闭式规训中，可能导致他们在认知和人格发展上的先天不足，尤其是他们的社会化将遇到可以预知的困难。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缺乏乡村经验和家庭天伦的滋润；而生活世界和初级群体对于人的认知和人格成长的重要性，是社会学的一般常识。
    百年来教育现代化进程所造成的村落学校突然地急速消失，对于村落社会的影响必然是巨大的。这就相当于将已经长成在身体里面的器官或骨架突然拿走，对于身体的运行必然是很大的打击。如果我们认定功能主义对于结构和文化的强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代表乡村社会一部分的村落学校的消失，必然导致或加速乡村社会的衰退。而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带来的乡村社会的文化真空，是仍然驻留在乡村的人口必须面对的。
 由于乡村教育坚决地摒弃乡村经验，一意地向城市化、抽象化、普遍化进发，中国社会因此会越发走向一种单面社会，将变得很脆弱。如近期因金融风暴导致大量农民工返乡，但他们却可能因为早年的土地流转而面临无土可耕的境地，或因为撂荒长久、甚至年轻一代根本就没有耕作经验和技能，而导致生活无着落的风险。诸如此类现象的不断呈现，正是因应了近10余年来中国乡村教育事实所埋下种子的后果。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