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性社会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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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绥铭：《神秘的圣火――性的社会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历史已经证明，当社会骤然巨变时，性的价值观和性道德也会转眼间面目全非。
——美国性学家 格什曼
第九章
违与乐
——古代希腊罗马的性快乐主义生活
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以后，似乎应该不断发展和强化前面三章讲的那些性的制度、道德和心理才对。但在古代希腊罗马千年历史的后半期，却出现了世所罕见的性快乐主义时代，违背了农业社会四条基本性道德中的两条。当时的性快乐主义如此突出，如此普及，使得后代基督教社会痛斥它为放荡和堕落的时代，而近代西方又把它视为人类性观念最富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时代。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它的确是农业社会中性制度的另一个发展方向，区别于中国，伊斯兰、基督教等其他文化；也的确表现了人类性活动的另一个方面和另一种近乎相反的性观念体系。这个性快乐主义时代，对后世，乃至近现代西方的性文化发挥了深远影响。探讨性的历史，不能不着力研究之。
父权家庭的初建与危机
古希腊有这样一个著名的故事；
王后斯拉托尼克要去遥远的地方朝拜神庙，国王就派自己的密友坎巴布斯随行护送。坎巴布斯临行前，当着证人的面交给国王一个小盒子，请国王好好收藏在金库里。路上，王后几次向坎巴布斯求欢，都被他拒绝。回来后，有人（或王后自己）诬告坎巴布斯曾强奸王后，至少也通奸了。国王逮捕了坎巴布斯，但在审判之日，他要求国王出示保存的盒子。国王打开一看，里边放着坎巴布斯的生殖器，是他自己阉割下来并涂上防腐油的。国王含泪拥抱他，并赐予他最高的荣誉。
这并非一般的猥琐奇谈，而是一个历史的例证。它表明，早期希腊也是沿着农业社会的共同发展道路，一步步走向典型的财产式婚姻与父权家庭，并产生相应的性道德。
这一过程开始于公元前7—8世纪的荷马时代。史诗《伊利亚特》描写了希腊的男性英雄们，为了夺回美女海伦娜，向特洛伊征战10年，最终凯旋而归的故事。史诗的主题和中心情节就是争夺和独占女性。即使在征战搏杀之中，最大的英雄阿喀琉斯与统帅阿伽门农，也会为争夺一个漂亮的女俘而闹翻。阿伽门农用别的战利品交换女俘，阿喀琉斯不但不换，还拒不出战，即使因此造成全军一时失利，也在所不惜。这表明社会（氏族）已经承认男性对女性这个财产的独占权。
在此后的另一部史诗《奥德修记》（《奥德赛》）中，奥德修外出历险，其妻恪守贞节，誓不二嫁。奥德修回归故里后，在妻子协助下，；毫不留情地杀死了所有向其妻求婚的男人。这部史诗无疑是父权家庭的胜利凯歌。在 神话《俄瑞斯忒斯与复仇女神》中，俄瑞斯忒斯杀死了自己的母 亲和她的情夫。在审判他的厂认定有罪的诸神与认定无罪的诸神 票数相等。作为审判长的女神帕拉斯投了关键的一票，认定无罪。
这表明，父权与婚姻已重于生命，反对它们的势力不可能取胜。
希腊城邦早期的社会生活也经历了同样的转变过程。希腊历史发展的特点，就是非常迅速地从原始氏族制过渡到父权家庭，中间过渡期比其他氏族短得多。因此希腊保留了较多的原始性习俗。在斯卡门德尔河一带，新娘要到河中当众洗澡，按传统高—呼：“斯卡门德尔神啊，拿去我的贞操吧!”这时，由一个男青年扮演河神，真的前来与她性交。4天之后，新婚夫妻来到爱神阿芙洛狄特的神庙中，举行正式结婚仪式。新娘要从出席者中找出那个扮神的男青年，并向众人宣告：“那就是斯卡门德尔神，我把贞操给了他！”
在其他地区，婚礼仪式上，每个男宾客都可以与前来参加仪式的未婚女性性交，反倒是新郎只准把新娘抱到床上，为她宽衣解带并匆匆性交。然后仍要退出去与其他男人睡在一起。婚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新郎只能偶尔地偷偷地去新娘那里。许多人直到孩子出生，也没在白天里见过自己的妻子。[1]
罗马早期共和国时代也有类似情况。当时有三种婚姻形式，一种类似日后白头到老的一夫一妻，一种是买妻结婚，还有一种类似“试婚”，即先性交一年，合则成婚，不合则散。在公元前3世纪末，最后一种方式仍最为普遍。
但父权家庭和财产式婚姻很快就占据统治地位。在雅典，公元前592年梭伦改革后，禁止各种性交崇拜的残余，严厉管束妇女。在罗马则更富有戏剧性。公元前3世纪的布慝战争后，罗马“发现了酒神节（巴克斯节）。巴克斯源于希腊神狄俄尼索斯（葡萄神）。酒神节仪式每月举行5次，都是夜深人静之时，男女一齐纵情欢闹，随意性交。这个节日和仪式多少年来一直是民间秘密。据说有一个男青年，他的继父想夺占他的遗产，就怂恿他扮作酒神，与他的母亲性交。事后，男青年把此事告诉了他的女友希斯帕拉。希斯帕拉大常失色，立即向政府报告，酒神节才公诸于世。政府立即镇压，逮捕了约7，000名男女，其中许多男人被处死，女人被送回家中严加管教。此后禁止酒神节仪式，只准不超过三女两男在官方监视下，规规矩矩地举行，并于公元前186年正式通过相应法令。当时的历史学家李维，在其《罗马史》中专门记述此事，足见其重要。
随着婚姻与家庭的巩固，相应的各种道德也就必然地建立起来了。希腊出现了贞节带，后来又传到罗马。它是毛皮或者纺织物制成，遮盖阴部或者整个腹部，结婚时由丈夫取掉，也有的仅仅松开一些以便怀孕，还有的在结婚前一天献到阿芙洛狄特神庙中去。[2]希腊人在婚礼上常唱的一首新娘赞美歌这样赞道：
“紧锁的花园中生长着一朵鲜花，
粗野的公牛、笨重的犁铧都伤不着她，
和风拂煦， 阳光雨露，她已悄悄长大。
处女多可爱啊，她有贞操保驾，
今朝里她投入爱人的怀抱，
任由爱人采摘她的处女之花。
唯有处女膜才是我们的铁盾坚甲，
美妙的婚礼之歌啊，只为献给它。”[3]
随财产式婚姻而来的，必是绝对的男权统治。在希腊，尽管柏拉图曾说过：“女人并不低于男人，她们所缺的只是一点点体力与灵气”，但实际上妻子在法律上被视为未成年人，[4] “即使最显贵的妇女，她的生活也局限在门院以内”。[5]诗人西摩尼德斯在诗里把女人形容成；猪、狗、狐狸、海水，泥浆、驴、黄鼠 狼，母马、蜜蜂，无尾猴等等。海西渥德认为，妇女是“必须从 生活的幸福中扣除出去的那一份内容”。希波纳克斯则干脆说：“一个女人一生中只有两天能给男人带来快乐：新婚与葬礼。”[6]
在罗马，情况更糟，直到公元前1世纪末，法律仍允许丈夫杀死通奸的妻子，有时没有证据也行。公元前215年，罗马颁布法律，禁止任何妇女持有半盎斯以上的金子，并禁止身着较好衣物。[7]
看来，希腊罗马似乎已经快发展到典型农业家庭制了。但是，性快乐主义时代接着到来了。
性快乐主义绝不仅仅是一股思潮或者风气，也不是由什么人发动的转瞬即逝的时髦运动。它必然出现和延续的原因，要从社会与人的深层结构中去寻找。
希腊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罗马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都进入奴隶制繁荣时期。大规模直接役使外族奴隶，使希腊罗马物质生活高度繁荣。工商业的发达，带来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城市生活。自由民为自己的成就而自豪，在哲学和艺术上都出现了最初的人本主义精神。“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非常普及。尤其是希腊从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开始，罗马从公元前1世纪的共和国末期开始，自由民基本脱离体力劳动，战争和政治斗争有所减少，
：大量的财富、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精神和文化生活中。到罗马帝国后期，自由民连作战都不太参加，由蛮族雇佣军代劳，自由民的身份就成了通向享乐生活的通行证。
于是希腊罗马的社会体系就从氏族为本转变为国家为本，再变为以自由民个人为本。道德制约力量也从群体内调节变成公共权力调节，再变成个人自发调节的聚合。
同时，社会基础也发生了两个巨变。一个是女奴大量涌入和公共娼妓制的兴盛，直接冲击和破坏了刚刚形成的财产加地位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另一个是人口的压力和自由民的脱离生产，冲击和破坏了以生殖为首要目的的性观念。农业父权家庭基本性道德中的两条受到毁灭性打击，男权统治也附带被削弱，特权原则主要表现为自由民与奴隶和不完全自由人的严格界限，在自由民；内部已经没有绝对的分野了。这样，性快乐主义便在人际道德关系的变化和两个新的社会基础上应运而生了。这三个方面的新现象，也就共同构成了性快乐主义时代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内容。
从整个历史来看，性快乐主义时代单单产生于希腊罗马也不奇怪。它们在经济上倚重工商业，在政治上缺乏大一统专制政权，尤其是两地都是在三、五百年内，迅速地从氏族社会过渡到国家制。一夫一妻制本来就是个“新生事物”，其道德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就被冲垮了。性快乐主义反而延续了三、五百年，形成大型群体稳固的生活方式。
女奴、妓女、妻子的趋同
女性是人类社会中第一种奴隶。作为整体，她们是男性整体的奴隶，作为个人，她们一直是男性英雄们掠夺和压迫的对象。
古希腊城邦的早期历史中，卖淫业还是以宗教式献身为主。希腊的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425）记载，在希波战争前后，希腊和周围地区还有女性去神庙中献身一次的习俗。阿芙洛狄特神庙中的女祭司（也有译作“贞女”的），一般专营卖淫，有的纯属宗教献祭，有的则收费给神庙用。但她们也是自由人，卖淫属于宗教热情和自愿。
但早在公元前8—6世纪，希腊人开始向海外殖民之际，外族女俘虏就不断地被带回希腊。作为女奴，她们主要供主人在家内享用。这就威胁到刚刚建立的一夫一妻制。尽管女奴不可能与 妻子争夺财产和法律、社会地位，但可以争夺性交机会，并且往往占上风。因此，梭伦改革时便在雅典城内建立集中的公共妓 院。他以为，这样又堵又导，就可以把丈夫的注意力从家内女奴身上吸引开，从而巩固家庭与婚姻。谁知这无异于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喻指阴道或子宫），公共娼妓制从此便应运而生了。
在希腊，公共娼妓制具有明显的国家经营性质，主要是为了筹集战费。雅典妓院每年向城邦政府上缴大笔国税。地处商业要道上的科林斯城，妓女集中在阿芙洛狄特神庙中营业，最多时云集的妓女在1，000名以上。妓女的卖身税对各城邦战胜敌人发挥过巨大作用。不仅如此，在战乱中妓女还有“特异功能”。罗克里斯城邦在战败时，就把自己的妻女统统送进妓院，以免敌军破城后被掠走或者遭杀身之祸，同时也是对神的祈祷和谢罪。希波战争中，波斯人攻破科林斯城后，城中妓女殷勤款待他们，博取了他们的欢心，终于没有夷平该城。战后，人们表彰了妓女的爱国行动，并宣布永远纪念她们。[8]
由于这些特殊的附加原因，公共娼妓制不仅在希腊各地迅猛发展起夹，而且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男性自由民的好评。于是，从妓女中产生了一个叫做“黑特拉”的高级妓女阶层。
黑特拉，意为生活伴侣或朋友。她们大多是年轻美貌，举止风雅、多才多艺的女奴，从小被主人专门教育和训练出来的。她们一般不随便卖淫，而是由将军、政客、文人、艺术家等买回去，在一段时间内较固定地属于一个主人。她们是介于公共娼妓与家内女奴之间的人，一般不是自由民。她们幼年时集中在阿芙洛狄特神庙中学习和实习，学成后待价而沽。
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开始，马其顿统一下的希腊进入平稳发展期。亚历山大远征扩大了希腊文化圈，带回了东方一些奢侈享乐习俗。同时希腊内部政治纷争减少，财富剧增，男性自由民有时间也有钱来发展艺术和享乐生活。他们需要并推动妓女业的发展，就连从前以政治斗争为主题的戏剧、诗歌，也转为全力歌颂男女的浪漫爱情了。社会观念也变化了。对于普通妓女来说，营业公开、全裸体展览、任由挑选、昼夜营业、附赠礼品、明码标价等现代妓院的基本特征，那时都已成为定规。街头妓女和非职业妓女也剧增。社会不把妓女看作罪恶。公共浴室中也增设了幽会小屋。“幸福就在此地”。
尤其繁荣的是黑特拉阶层。男性自由民把她们当作宝贵的商品来狂热崇拜，就像拜金狂一样。戏剧，诗歌，雕塑，无不以名妓为题材和模特儿，赋予她们最美好最高尚的艺术形象。著名的黑特拉很多，如亚历山大大帝养着的泰依斯、雅典执政官德米特里养着的拉米亚等等。声名最显赫的有二位：
弗拉娜，又称蒙尼萨里德，以自己美丽的双乳而闻名于全希腊。有一次她被人控告，法庭倾向于判她有罪。她的主人撕开她的袍衣，那一对丰乳的风韵，竟使法官改变了倾向，判她无罪。她的身体更美，她自己也视为奇货可居，连公共浴室也不肯去，以免裸露。但每年的两个重大节日里，她当众脱去袍衣，散开美发，裸体下海嬉戏，被人们誉为阿芙洛狄特从海中升起。著名雕塑家普拉克西特列斯就是以她为模特儿，创作了小亚沿岸的奈多斯（克尼杜斯）岛上的阿芙洛狄特神像。弗拉娜多才多艺，财多势大。她出钱重建了底比斯的城墙，并刻上自豪的铭文：“亚历山大平毁了它，我，名妓弗拉娜重建了它。”
阿斯帕西亚，出生于米利都，幼年来到雅典，以其美貌、才智和教养征服了雅典上流社会。大政治家、名垂青史的执政官值里克利，不惜与妻子离异而与她结婚。她的势力之大，能使雅典在与萨摩斯的战争中，独独放过她的家乡米利都不去攻击。她独立于自己的丈夫，据说仍在正规妓院中卖淫。
男性自由民把嫖妓作为乐事和美德。哲学家阿里斯蒂波普斯经常与黑特拉交往。他有一句名言：“美妓是我的，我却不是她的。”他还曾这样与别人辩论：
“你认为，一个人住在别人住过的屋子里荒谬吗？”
“不。”
“乘别人坐过的船出海呢？”
“也不荒谬。”
“那么你与一个许多别人占有过的女人住在一起，也就没什么可非议了。”[9]
这种观念也突出地反映在神话和宗教上，全希腊人最崇敬的古代传说中的英雄赫拉克利，除勇武外，据说一夜能强奸50个处女。最初的女神们，只有助人与害人、善与恶之分。妓女制出现后，父权家庭为抗议与抵制它，把阿芙洛狄特列为淫神，雅典娜列为贞神。[10]阿芙洛狄特原是掌管性交之神，其子爱逻斯（Eros）才是爱情之神。但是随着公共娼妓制的兴盛，阿芙洛狄特不但仍是性交之神，也兼任爱神和美神。雅典娜则成为徒有虚名的保护神。罗马人则进一步把原来的农业女神维纳斯，与从希腊传来的阿芙洛狄特融合在一起，仍叫维纳斯，使她不但是爱神和美神，更是民族之母、婚姻保护神和妓女保护神。妻子们于4月1日庆祝维纳斯节，妓女则在4月23日庆祝。可见在罗马，妓女已经找到了她们的根——农业，而且与国家社稷、神圣婚姻平起平坐了。这是因为罗马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向海外扩张，形成更大规模直接奴隶制，带来更广泛和更繁荣的娼妓制。
尽管男自由民把黑特拉捧上了天，但她们的妓女性质并不因此而改变，名妓弗卢美娜在给她的嫖客的信中，老实不客气地说，“你何苦给我写长长的情书呢？我要的是50个金币，不是情书。如果你爱我，就请付钱；如果你更爱自己的钱，就别再缠着我了。再见。”
这样高的收入必然扳动供求关系的巨大杠杆。在奥维德的诗《爱欲之歌》（又译《爱经》）中，卢西安的《妓女对话录》中，都描写了下层自由民的母亲，如何不厌其烦地劝说女儿去当妓女，不厌其详地传授卖淫技巧。希腊后期和罗马帝国时期，女自由民大量投入妓女业已成潮流。希腊初期，德谟斯特尼斯曾这样划分过妓女、女奴和妻子：“男人们拥有黑特拉是为了浪漫的爱情享受，拥有女奴是为了日常随时可用，而拥有与自己同一社会阶层（自由民）的妻子，则是为了生孩子和充当忠实的家内主妇。”但后来男自由民，尤其上层社会，几乎都被各等级的妓女和身边的女奴吸引过去了，妻子形同虚设。结果这便造成两个直接后果：
一、农业父权家庭的基本性道德之一，婚姻垄断一切性活动,被彻底冲破了。这不是少数人的违法乱纪，而是国家政权允许和支持的合法行为。罗马帝国时期，不但广开妓院，从公元66—175年还增加节日，在大竞技场散发妓院的特许入门券，以此笼络下层自由民。[11]结果本来作为一夫一妻制必要补充的妓女制，反倒破坏和冲垮了一夫一妻家庭。公元前300年前后，雅典城内的51．5万人中，只有9，000人拥有结婚权利，平均每个男自由民至少有2个女奴或者妓女可供享用。[12]到罗马共和国末期，相互几乎不承担什么义务的自由婚姻，取代了原来的契约婚姻，男女都盛行。到公元3世纪帝国危机时代，标准的一夫一妻制已荡然无存。恩格斯把这叫做“杂婚制”，其实法定婚姻与家庭仍然存在，仍是一夫一妻，只不过仅仅是财产和地位（自由民身份）的关系，而不是性关系了。自农业社会以来，只有在后期希腊罗马，“性”才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从婚姻中独立出来。
二、男性对性活动的主宰有所削弱。一方面，文学艺术中对妓女的渲染和吹捧，使男性产生或多或少的崇拜之情。黑特拉又 收费极高，被社会所尊崇，使妓女的女奴身份被掩盖了。男性不能像在战场上对待女俘那样对待妓女。另一方面，女自由民投入妓女业，模糊了女性内部的阶级界限。妻子也需要与妓女和女奴展开性竞争。希腊后期和罗马帝国时代，女性服饰和美容术的高度发达，就源于此。结果，妓女、女奴、妻子之间的差别有所缩小。女性以牺牲自己的家内地位为代价，获得了对于宗法制和父权制的相对独立。女性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可以不经过家庭和男权而直接参与社会生活。这样，当时妇女离婚、主动找丈夫、参加狂欢活动、选择性生活方式等都相当普及。正是以此为基础，希腊罗马的性快乐主义，才有别于其他民族历史上的单纯娼妓泛滥和一夫多妻制。
违背生殖目的的性实践
柏拉图在其《论文集》中有这样一段议论：
“并肩战斗的一小队相爱者，能战胜整整一支大军。因为对一个相爱者来说，当着自己爱人的面逃出队列或抛掉武器，是无法容忍的奇耻大辱。他宁愿死一千次，也不会这样受辱。……最不成器的战士，在这种场景之中也会被爱神激励，变得与生性勇敢的人一模一样。”
柏拉图在说什么？战友间的兄弟之爱？男女混杂的军队？都不是。他是在讲一种希腊罗马极其寻常的现象——同性恋，在歌颂同性恋的伟大力量。
前一章谈过，同性恋是由于农业社会把生殖作为性活动的首要甚至唯一目的，才被视为反常的，因此一个不那么重视生殖的社会，就完全有可能颠倒过来，把同性恋视为正常。希腊罗马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希腊是一个滨海丘陵地带，它的基本生产长期以来主要是园艺式经济作物栽培。这种自然环境与生产方式，使它无法负担急剧增长的人口。早在公元前8—6世纪，各城邦形成之中时，希腊人就已开始大规模向海外移民，在黑海和西部地中海建立了大批殖民城邦。以后，随着大规模奴隶制和工商业的发展，全希腊，尤其那些岛屿城邦的人口压力不断加大。雅典城从公元前6世纪起就已人口超负荷，运粮入城和保持粮道畅通，成了城邦生死攸关之大事。另一方面，严格的外族奴隶制下，非自由民的生殖对自己毫无益处。自由民又依赖大量奴隶生产，不愁劳动力来源。双方都没有多少生殖的积极性公元前431年，雅典估计全城人口为40万人，奴隶为20万人，外邦人3．2万，自由民只有16．8万人。因此，正如亚里士多德当年就已指出的，同性恋是一项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
罗马的自然环境比希腊更宜于大规模农耕，人口压力并不大，它的同性恋之风有两个原因：
一．公元前5世纪，罗马人已从居住在那不勒斯湾一带的希腊移民那里学会了同性恋，并迅速普及到各地。为此公元前403年，罗马立法禁止独身，因为战争需要人口，同时也是为了反对同性恋。
二．罗马共和国末期，大规模直接役使外族奴隶，也削弱了自由民生殖的意义和积极性。同时，自由民与妓女和女奴所生子女，既不能获得自由人身份，又不能继承遗产。婚姻松散，妻子若无，现世五光十色，来世虚无飘渺。结果，不但生殖目的论的两大基石——增加劳动力和继承遗产被动摇了，就连家庭的自然延续也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尤其公元3世纪帝国危机与瓦解开始后，人们对未来丧失信心，更觉得 生殖是多此一举。同性恋也就被社会所宽容。
亚里士多德指出，希腊的男同性恋最先流行于克里特岛，作为防止人口过剩的一项官方政策而推行。但就其观念上的根源而言，则来自原始神话中单性生殖或者同性分化的观念。传说一位美少年哈美芙洛狄特在清泉中沐浴，山林女神爱上了他，就与他结成一体，成为两性人。后世希腊罗马人便把雄雌同体的人，看作对立物之间和谐统一的完美楷模。古典艺术品中，有高耸乳房的男子，有伟岸阴茎的阿芙洛狄特，屡见不鲜，在希腊化文化中占相当比重。[13]这反映出，希腊早期社会的父权家庭不发达，男女界限，尤其在性方面的优劣观还没占上风，原始性崇拜遗风较重。因此，人们认为男性在性活动中，以男代女作为对象，不是不可能的。在早期神话中，大神宙斯就曾强奸了他的侍酒俊童嘎尼美德。
另外，著名的早期性学家布洛赫则从生理上解释：波斯人说，女人在冬天用，男童在夏天用，因为女人在夏天发出臭气。意大利南部则因当地女性阴道过早松弛，诱使男性转向同性恋。[14]（我国北方民间也有所谓“十松不如一紧”之说。）至于哪个地区哪个民族同性恋最早、最盛、是否由一地传播到另一地，学术界没有公论。
这里需指出的是，同性恋作为一种习俗，可能与社会生产形态没有明显的直接联系，却必然与婚姻家庭制度和它所要求的基本性道德息息相关。弗洛伊德说，肛门性交源于从粪便联想到黄金和财富。[15]且不论此说是否太“玄”，他注重探讨社会文化因素的方向还是可取可贺的。
现代性学把男同性恋区别为多种，主要是区分开仅仅心理上的爱慕、追求同性；与实际上与同性发生性行为。同性性行为在现代可以有肛门交、相互手淫或者口交等多种，在希腊罗马时代都有出现，肛门交为主，但不唯一。
希腊男子同性恋有严格界定，指成年男性对一个已达青春期年龄而又未到成年的男性采取性行为。[16]斯特拉东在《希腊编年史》中说：“12岁男童的清新令人渴望，但13岁才更添光彩。14岁时爱的花朵愈加甜蜜，到15岁就怒放吐艳。16岁则是分手的时刻了。”性行为中的肛门交，被后人称为“希腊式做爱”，一直沿用至今。其他性行为的医学术语，如男对女口交，女对男口交等，都来源于当时希腊文献记载中的用语。
口交在希腊人性生活中完全正常。有人归之于希腊人的沐浴习惯，其实是他们不以异性，更不以同性生殖器为脏或耻。反而是到了现代卫生条件更好时，大多数人都以此为耻为脏，可见它不是一个卫生问题。
希腊许多著名人物都是男子同性恋者，如雅典政治家阿尔西比亚德斯，索克拉特等人。还有一些政治家是被他们所爱的男童刺杀的。如马其顿的阿尔彻劳斯、费莱的亚历山大、安布拉基亚的派里安德尔，雅典的希普帕都斯等等。斯巴达和底比斯的玻俄提亚城邦，都把成对的男同性恋者组成军队，常战常胜，最后在元前338年的喀罗尼亚大战中，被腓力二世的马其顿方阵击败，但300名同性恋战土非死即伤，无一降者。文人中的柏拉图和苏格拉 底历来是争论的焦点。虽然没有直接历史记载证明他们两人有实际同性恋行为，但许多史学家认为他们喜欢美男子，具有同性恋心理倾向，并影响了柏拉图的精神恋爱学说。[17] 早在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时，就曾立法禁止同性恋，尤其成年男同性恋要处死刑。但梭伦本人也是个同性恋者，法律也就名存实亡。公元前6世纪到4世纪是希腊男同性恋最盛行之时，以后转移到小亚和意大利等地去了。[18]
罗马男同性恋一直被大多数人所宽容。从阿基米德到西塞罗都主张宽容同性恋，据说就连伟大的凯撒也曾有“希腊式做爱”。罗马日历的4月25日是男妓节，正在妓女节之后。公元前140年，罗马法宣布生育自由，同性恋被当作一种婚姻形式而受保护。后来奥古斯都的法律也同样规定。但帝国时代，一些皇帝出于政治或者其他与性无关的考虑，开始镇压同性恋。皇帝克劳迪乌斯时代曾成批屠杀过同性恋者。但正因为不是出于性道德考虑，所以普洛特斯的戏剧，卡图鲁斯、赫拉塞和马尔迪阿尔等人的诗，都没有因歌颂同性恋而被禁。[19]
除了男子同性恋以外，希腊罗马的女子同性恋也很盛行，成为其他民族史上少有记载的奇特现象。雅典流行，斯巴达更盛，但中心却公认为累斯博斯岛（小亚沿岸）。因此，从那时到现在，西方语言一直把女子同性恋叫做“累斯博斯式做爱”或者“累斯博斯主义”，也有按照意思叫做tribalism的。除了累夫卡斯岛（希腊西海岸）的妇女弗拉尼斯，因写出第一本带有描绘女同性恋姿式插图的书而名声大噪外，[20]最著名的女同性恋者，要算累斯博斯岛上的女诗人萨福。
萨福是古希腊唯一的伟大女诗人，时人誉为“第十位缪斯”。人们对她的身世知之甚少，只知道她有许多才貌双全的女学生。她的诗作也传世甚少，据说都是写给她的女学生的，几乎无法翻译。萨福生于公元前612年，有三个兄弟，自己婚后生一女。但她对待女儿像对待朋友一样，让女儿与她的女学生们一起做诗、唱歌、奏乐、跳舞。据说她最爱的一个少女叫阿蒂斯。萨福在自己的诗中表达了自己的爱的欢乐与痛苦。[21]有些学者不认为萨福是同性恋者，至少仅仅是具有一些心理倾向。但不管真情如何，萨福已经作为最著名的女同性恋者，在西方历史上存在了2500年。
女同性恋也不是什么稀奇古怪之事。《圣经》和《犹太教法典》中都有提及，但不作为严重的不道德。犹太教对它的惩罚不过是不允许与拉比（教士）结婚而已。因为女同性恋中极少暴力行为，即使具有性侵犯心理倾向的女性，在同性恋牛也极少发展到虐待狂。[22]更因为男权社会只需要女性服从和生殖，女同性恋不妨碍这两个任务，男性也就不加严责，或者当作笑谈了事。
除了男同性恋，希腊罗马人对农业社会基本性道德的最大违反，要算反常性行为了，其中又主要是风行兽交，大量使用性技巧、发明制造和推广辅助或代用工具（淫具），普及避孕这四大项。
兽交风行是出于希腊罗马人相信不同物种的动物可以交配，生殖后代。雅典传说中的提修斯杀死的半人半牛怪物，就是公牛与女人交配而生的。神话中的宙斯也变成鹅与少女丽达性交。这一故事成为当时与后世的艺术主题，达·芬奇也有著名裸体画《丽达与鹅》。古罗马科学家普利尼则说，驼鸟是长颈鹿与蚊子交配而生。[23]卢西安的名剧《卢西乌斯》（或称《驴皮记》），描写卢西乌斯变成一头驴，被萨洛尼卡二个贵妇买下，并当众与 之结婚。后来卢西乌斯恢复男人形，贵妇却说：“我不爱你而爱驴，不是与你而是与驴共度良宵。可你却从那美丽而有用的动物变成了一只小猴子!”然后令人把他抛到大街上。
希腊罗马人以他们特有的穷究精神，研究、记载、推广了各 式各样的性技巧。最著名的是诗人奥维德（奥维迪厄斯·内索，公元前31年——公元17年），在《爱经》（又译《恋歌》）、《巾 帼情书》等作品中，详尽地描述和赞美了各种性技巧。诗人和哲学家留克利希阿斯（公元前96——55年）也有同类作品。[24]诗人普罗帕尔迪乌斯则描写了同性恋技巧。[25]鉴于我国国情，均略去不提了。
淫具的制造和销售中心在小亚的米利都城。公元前3世纪希腊戏剧中已描述了淫具的广泛使用，最著名的制造工匠叫塞尔多恩。普遍形式是人工仿制阴茎或者人造的皮毛摩擦物，其名称也一直沿用至今“爱神的工具”。在大英博物馆、柏林博物馆，尤其是那不勒斯博物馆中，都收藏了许多实物和表现使用淫具的艺术晶。[26]19世纪中，它们一直不公开展览，20世纪以来才逐渐开放,但那不勒斯的实物在墨索里尼统治期间再次被封。
希腊罗马的避孕技术相当发达。最初它来自优生思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大学者都专门论述过。[27]后来变成性与生殖分离的一种手段。在当时科技条件下，主要方法一是采用肛门交（异性间）或者体外排精或者女性波动躯体等，二是阻止精液进入子宫，亚里士多德已提出在阴道内抹上橄榄油以便避孕。最晚在公元前3世纪，避孕已成人们的日常活动，公元前1世纪更成为一种合法和时髦行为。三是设法遏制性交。普利尼开出4种能使女性厌恶性交的药方：“老鼠屎混入搽抹油，油或酒掺入蜗牛屎或鸽子尿再吞服；床下藏着公鸡的睾丸与血；把野牛身上的虱子的血涂在阴阜。”[28]这简直是恶作剧式的抑制效应。在西欧普遍流行到16世纪的，是性交后把胡椒塞入子宫。
当然，希腊罗马人也并非一味破坏，不思建设。在盛行“反常性行为”的同时，他们也高度发展了“正常”的爱抚技巧。其中最突出、对后世西方乃至当今全球影响最大的，就是接吻，作为准备性交的爱抚或者作为独立的表达性爱的性行为。
世界上相当多的民族都没有接吻的习惯，更不把它作为性行为。新西兰、新几内亚、马达加斯加、北昆士兰、赤道非洲，印度某些地区、缅甸、萨摩亚岛、东波利尼西亚、夏威夷、斐济等地的土著民族，以及南美印第安人、爱斯基摩入、北美沿岸土著、日本和中国的远古祖先，都不知接吻为何物．斐济人的爱抚是互相用鼻孔吹气，南美印第安人是摩擦面颊，其他民族则有另外举动：擦碰鼻子、嗅脸、交错地挤压鼻子、揪鼻子、掐脸蛋、拍打嘴或者肩膀后部，还有的互相吐唾沫。[29]这些都是来自猿类以嗅觉为主要性刺激的生物遗传。
接吻则是纯粹的触觉性刺激。这虽然不是希腊人首创或者独创，但现今世界上，毕竟是西方最流行。而这正是因为希腊罗马时代把接吻高度丰富化、普及化、情感化，才使这种肉体接触方式，经历了基督教性禁欲主义漫漫千年的严酷压制与打击，最终保存下来，发展起来。
希腊式接吻（恋人间的）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和崇尚接舌吻。由于舌尖与口腔内的粘膜接触，会产生类似直接性交的生理与心理反应，他们便把接舌吻和口腔内吻，视为性交的象征和替代，准备行为，加以讴歌和崇拜。二是接吻不以口舌为限，而是一系列连续的亲吻和舌尖抚弄。一般是先针对皮肤敏感带，例如耳、颈、下颏底、肩等，然后针对胸乳、腹、臀，直至外生殖器。因此，接吻与口交并无明显分界。同时，接吻也与其他爱抚行为共同进行。
希腊式接吻是以肉体感受为主的，但也同时发展了心理感受与精神交流，尤其突出了男女双方的共同感受与激发，对女性的性快乐有直接的巨大促进作用。这在其他民族文化，尤其节欲与禁欲文化中是罕见的。一般说来，在绝对男权的文化中，人们是反对接吻的，认为它有损男性威严，尤其它对女性性欲的调动，被认为是勾起了女性的淫欲和劣根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希腊式接吻也是对绝对男权的削弱。因此，在女性地位相对提高的罗马后期，各种形式的接吻也就成为从性行为到性交的必备阶段了。
本章所述全部情况和事例，都不是作为奇闻逸事博人一笑，而是表明，希腊罗马人曾把婚姻垄断性活动和唯生殖目的论，这两条其他民族恪守不怠的基本性道德，削弱到何等地步；或者反过来说，一旦这两条性道德被削弱或者放弃，人们的性活动就会扩大和发展到何等光怪陆离的程度。这是人类性的历史上很必然的一种相关现象，此处讲得尽可能清楚些、深入些，对读者理解后面的历史乃至当今现象，实在是必不可少的。
性观念：一种人生哲理与社会思潮在希腊罗马这样的社会结构和性生活实践中，人们对于性现象的认识，感受与归纳，也必然具有其突出的特点。这些特点也不是完全被动地由社会状况派生出来的，而是有着自己的渊源、发展过程和对社会实践的巨大作用。如果把它们与前述的社会状况的演变联系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两者不同步。在社会朝典型 财产式婚姻与父权家庭发展时，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东西却超前地 向性快乐主义迈进；当性快乐主义风行于世时，精神成果却已经转向禁欲主义了。这种不同步主要表现在宗教、自然科学和哲学、伦理学几方面。尽管当时还没有现代这样的严格区别与界定，但总的来看，宗教和自然科学对性快乐主义主要发挥促进作用，而 哲学和伦理学则主要发挥节制作用。
希腊神话不是宗教，而是希腊半原始时期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评价。它有几个显著特点：
一、希腊人认为，神与人同为现世世界中的存在物。世界是 原来就有，无始无终的，既不是神创造的，也不由神绝对支配， 神反而在许多方面和人一样，要受世界的支配。他们相信，诸神都住在奥林匹斯山上，后来人登上了山顶，干扰了神的生活，于是诸神就搬到天上去了。尽管他们离人更远了，却仍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二、因此，神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全知全能的。他们也像人一样，经历从生到死的种种痛苦、欢乐、忧虑、希望等等。他们也结成松散的家族，为各自的利益斗争。神只不过是 比人的能力更强的超人式英雄。他们与人的关系中，帮助和支持，指路和领导的因素远远大于统治和镇压。尤其可贵的是，人与神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不但人间英雄可以成为半神，可以与神对抗甚至开战，而且人与半神和神，可以性交或者生殖。神与人在生物属性上实际是一致的。三、希腊神话中很少有来世或者转世的观念。世界、神和人都是现存的，既没有绝对的宇宙精神，也没有不灭的灵魂。人和神乃至世界都可能死亡，死亡就是彻底结束，或者转化为完全不相干的其他事物，按照新事物的固有规律重新开始生命和发展过程，一点也不保存原来或者前世所具有的性质和现象。
神话中所体现的这种世界观和宇宙观，使希腊早期向典型父权家庭过渡时的性观念，带有违背和破坏社会发展进程的许多重要因素。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具有泛性倾向的如下观念：性活动不是人类独有的，而是世界上一切生命物所共有的普遍现象。人类性活动没有什么独特的机能和作用，也不具备任何高尚和优越的性质，因此，性活动中没有什么人性与兽性之分，没有合理与不合理，正常与反常之分。这种观念非同小可，对典型父权家庭是严重威胁。一切农业社会的基本性行为道德，都建立在人的性活动的神圣化、高尚化的基础之上。人们寻找或者臆造出入的性行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把这差异当作人与动物的绝对分界线。 由此，社会对性活动的种种规范与调节，以及对性的社会管理制度，便都成为天经地义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了。父权家庭就是一切社会管理制度的集中代表与体现者。希腊人强调人类性活动的自然普遍性质，就隐含着对父权家庭的破坏，尤其是同性恋、兽交和其他反常性行为，通过冲击性行为规范，起到了动摇父权家庭与婚姻对性的制约与垄断的巨大作用。
希腊罗马对于性的自然科学研究达到较高水平，而且由于它与哲学紧密联系，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对社会的性观念和性管理也就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公元前500年到300年这段时期，可以说是古希腊性科学奠基的时代。著名哲学家和科学家们几乎没有—个不研究性问题，并做出自己相应的结论。爱奥尼亚自然哲学家，以弗所的赫拉克利图、厄纳克西曼德，帕尔梅尼迪兹、毕达哥拉斯、阿纳克萨戈勒斯（努斯）等人，都论述过性问题。但他们一般是论述比较抽象的物性的性，或研究自然界与动物的性，对人的性问题还没有完。全分类出来，没有作为独立与特殊的问题来研究。随着希腊各城邦的兴盛和马其顿统治下的希腊化时期，性科学开始发展到人的性学。
西西里医学派创立者恩培多克勒（约公元前,183—423）认为，性爱是世间万物相联系的纽带，性爱把土、水，火和空气结合起来。他还认为，动物一开始没有性别，是为了性爱的需要才发展起来的。它们可以有性生殖，也可以无性生殖。他还继承和修正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初建了人类生殖学与胚胎学。
理性医疗学派代表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377）建立了性的解剖学，开始医治妇产科和性方面的病症。随后，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新思潮兴起，他们不太注意人间的具体事物，而集中于纯哲学和伦理学的抽象思维，这对性科学的发展或多或少有所不利。
直到亚里士多德（约公元前384—322），性科学才再次转入正常发展轨道；亚里士多德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继承发展了古代先贤的生物学，尤其是胚胎学，他观察和解剖了50多种动物，提出以生殖方式来把动物分类，并提出自然发生、无性生殖，有性生殖三种方式。尽管他由于时代制约，在生殖理论中蔑视女性的作用，但他指出，性交就是双方机体运行的即时结合和强化，具有改善人的身心状况的作用。他还指出，按理性来满足本能欲望的行动就是好的意志的行动。这比柏拉图把思想也看作性欲激发的一种形式的观点，要科学得多。
亚里士多德的后继者继续恢复被柏拉图中断了的自然哲学和性科学，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形成了一个医学和生物学中心。希罗费罗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塔通过解剖实践，研究了人类性器官的构造和功能。但总的来看，希腊性科学还是沿着生殖这条主线发展，旁及性别与人类本质，还没有把性问题单独抽出来研究。
罗马人接受了希腊科学的遗产，尽管在其他方面发展不大，在性问题上却有所建树。卢克莱修（约公元前96—55）在《物性论》第四卷《几种生活机能》中，论述了许多性生理和性心理现象。他这样描述男性遗精：“在他们的梦中他们就遇见了从外面来的某人形体的肖像……这些形象就刺激了那现在已经充满着精于的耸起的部位，这样仿佛全部动作已经如实举行，他们就泻出一阵液体的汹涌的波涛……。”他也指出了女性性欲与性高潮，强调和赞美性生活中的共同快乐——“那种强烈到足以把它们投入罗网，把它们束缚起来的快乐。”[30]
卢克莱修的性快乐主义思想直接来源于古希腊伊壁鸠鲁（公元前341—270）的快乐主义哲学，但比起伊壁鸠鲁给快乐下的定义：“快乐指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烦扰”[31]来，卢克莱修则进一步较多地歌颂和赞扬了身心融会的性快乐，更坚决地反对宗教迷信和伦理学中的禁欲主义倾向。
再往后，老普林尼（公元23－79）从生物学、医学、药物学多种角度研究了性问题。尽管他没有提出什么鲜明和骇世惊俗的性快乐主义理论，但他的实践科学知识却对社会性生活的丰富与发展发挥了较大作用。盖仑（约公元130—200）是罗马医学集大成者，他在解剖学和性器官构造与功能方面很有贡献，但他更深地陷入唯生殖目的论，把性器官和性功能解释为上帝为人类繁衍而有意创造的，并以此来论证上帝的力量和智慧。
真正在社会实践中提出和推动性快乐主义风气的，往往不是纯粹哲学家或者医学家，而是文学家们。古罗马诗人兼哲学家留克利希阿斯（约公元前96---55），在其著作中描绘和赞扬了各式各样的性技巧，尤其是性交体位，其坦率程度和溢美之词常令后人惊骇不已。他还尤其赞扬了女上位、后入位等其他民族视为反常的方式。[32]更著名的是诗人奥维德和普罗帕尔迪乌斯，前面已有介绍。
以上诸因素相互作用，推动希腊罗马的古典哲学产生了最初的“性是人类根本本能之一”的观念。色诺芬把吃、喝、“爱情的快乐”列为人生三大要素。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仅仅换了换顺序，说成喝之乐、性之乐与吃之乐。亚里士多德举出“普遍快乐”的三个例子：吃、喝以及年轻力壮的男人们的“床第之乐”。这样的例子还有许许多多。[33]这种性本能论是自然哲学的必然产物，并且成为直到今天的西方性观念中一个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
本书不是哲学史专著，对此不拟全面展开。但应该指出古典性本能论的两个特点。一个是，它并非产生于长期性压抑或者性禁锢文化之后，而是从原始时期顺利地和较快地过渡而来的。它的对立面仅限于一些哲学流派。因此，它主要地不是革命式的或者宣战式的，而是建树式的和总结式的，不应该过高估计它对性快乐主义的时代风尚的作用。第二个特点是，古典哲学在强调性本能的合理的同时，并没有把它推到绝对自由的极端，反而充分强调社会与人对它的调节，管理和控制。不仅对性快乐主义抱着某种贬斥态度的柏拉图如此，所有论及性问题的学者都没有忘记这一点。
总结这段历史过程可以看出，希腊罗马时代的性快乐主义，主要是观念的而非哲学的，实践的而非理论的。它源于和得力于社会实际生活，而不仅仅是某些思想家或学派。在性快乐风气最甚的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反而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灵魂至上哲学与斯多噶派的节欲主义哲学极盛之时，到公元后罗马帝国上层社会从性快乐走向淫乱的深渊时，早期基督教的性禁欲主义已经如火如荼地兴起了。如果从社会本身的整体机能和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功能结构来看，希腊罗马时代的主要特点就是非和谐化，即社会的性实践与性观念实现同步合拍，却与最高层的，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脱节甚至矛盾。（这种奇特现象在其他民族的性发展史中也是有的，中国明代可以算一例。）
这首先要归于希腊罗马社会发展的急速跃进，来不及肃清原始性崇拜的残余，来不及发展父权家庭。
其次归于希腊罗马社会的相对多元化与分散化，既指希腊政治体制中的城邦纷立，也指罗马帝国中奴隶、半自由人，自由民、贵族和蛮族的多种社会力量的混杂。
第三就是希腊罗马思想文化对于现实政治具有某种超脱性质和超前性质。它们并没有完全成为某个统治者或统治集团的工具，也没有形成一家独尊的局面。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性快乐主义尽管从来没有成为上层意识形态中的主流或者重要派别，却在大部分时间内是社会的主要实践。
希腊罗马的性快乐主义风尚，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似乎没有什么当时的哲学家予以全面论述和定义。基督教兴起以后直到本世纪初的思想界，都倾向于把它贬斥为纵欲主义或者淫荡世风。这就涉及到以什么来做参照系，按什么标准来衡量。如果仅仅从此时此地的价值观出发，就会视它为野蛮与荒淫的大杂烩。但如果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性学观点来考察，就会发现，这种性快乐主义并没有什么违背人类共同的起码的性生理与性心理的地方。
希腊罗马时代对性快乐的追求和歌颂，并不是中国古代皇帝那种“御女多多益善”的性逞能，只不过是当时人更依靠生理上的“不应期”来调节和控制性生活频率和范围。因此，在后世西欧和中国古代讲究人为制约的人们看来，就是放纵和无道德了。尤其是希腊罗马人不以性器官和性行为为羞为耻，这在其他时代和民族的人看来，无异于大逆不道。
同样，希腊罗马文献中没有记载过什么人由于性放纵而死，而基督教则说性活动会损伤灵魂（而不是肉体），中国从远古起就相信“劳色伤身”论，孔子更不厌其烦地引述论证“纵欲亡国”。这说明性快乐本身并没有什么直接危害，以往人们对它的衡量尺度并不是出于性学研究成果，而是出于一种社会观念，一种信仰。希腊罗马性快乐主义的主要“罪过”，就是公然把快乐作为性活动的首要目的，并且为了快乐可以冲破一般农业社会的其他基本性道德。
从基督教兴起后，西方历史学家和一般民众就产生了一个错误认识，以为罗马帝国的灭亡，是上帝或自然规律对他们的性快乐主义的惩罚，至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本世纪以来，仍有人论述，由于罗马后期男性同性恋和嫖妓成风，回避家庭责任，不生不育，造成上层自由民人数逐减，最终导致帝国灭亡。[34]
还有的学者说“帝国亡于铅”，即上层男女在奢侈生活中大量使用含铅化妆品，造成生育能力下降，人口减小。[35]这些因素都不能排除，但也不能夸大和绝对化。以“性自由”来说，波美拉尼西亚的原始人恐怕是至今所知最少性限制的人类群体，其人口并未减少，民族并未灭亡。罗马帝国后期自由民人数并无剧烈减少，只是下层自由民破产日增，无力履行公民兵义务，变成城市无业游民。这是更深刻的经挤政治文化原因造成的，不能归于性快乐主义风尚，反倒是该风尚发展的推动力之一。至于铅中毒，即使影响了某些上层人物的健康和生育，也并不能作为社会中坚的自由民阶层破产的主因。
希腊罗马性快乐主义的实践和观念已经成为历史。对它的批判和反动，曾是基督教兴起和统治罗马帝国的重要动力之一。现在回过头来对它加以简单褒贬的评价，已经没什么大意思。它所告诉我们的主要是：人类没有什么统一的和一成不变的性活动与性观念，世界不存在于思想家们的脑袋里或者书本中。历史也没有一个按我们的价值观念顺序排列着的高低阶梯，尤其在性问题上，所谓传统美德或者历史的进步与倒退，并不存在于实际历史中，只存在于由于社会变迁而改变着的我们的价值观中。
[1]利希特：《古希腊性生活》．第42—44页．
[2]沃尔，前引书，第84—85页．
[3]利希特，前引书，第50页．
[4]瓦西列夫：《情爱论》，第45—46页，三联书店，l984年．
[5]西沃德，前引书，第125—127页．
[6]卡尔弗顿，第272页．
[7]李维；《岁马史》，第34卷，第3一4页.
[8]卡尔弗顿，前引书，第44页．
[9]利希特，前引书，第329一340页．
[10]诺思科特，前引书，第18页。
[11]诺思科特，前引书，第144页．
[12]此数根据卡尔弗顿资料计算．按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高教出版社，1955，第238页）计算，则为每成年男性自由民拥有1—1．6名女奴．按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五章和第九章计算，则多达4畸8名．
[13]基弗尔：《古罗马性生活》一书中有详述，并附精美插图。，
[14]布洛赫：《奇特性行为研究》，第30—33页．
[15]弗洛伊德：《论肛门爱欲中的本能变形的范例》（1917）．
[16]福科：《性史》第二卷《快乐的运用》，第199—200页。
[17] 多弗：《希腊同性恋》，第99—102页．
[18]福科：《快乐的运用》，第18—20页．
[19]维尼：《古罗马的同性恋》．
[20]田纳西，前引书，第88页．
[21]利希特，前引书，第318—317页。
[22]小莫奈：《性、动机与罪犯》，第359页．
[23]萨根，第15页。
[24]德·库尔蒙，前引书，第68—60页
[25]维尼，前引文。
[26]利希特，第320—322页．
[27]霭理斯夫人：《爱情与生活的新前景》，第87-88页．
[28]普利尼：《自然史》，第28章，第77节．
[29]马格德，前引书，第69—70页．
[30]卢克莱修：《物性论》，第246—247页．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
[31]章海山：《西方伦理思想史》，第11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
[32]德·库尔蒙，前引书，第58—60页．
[33]福科：《快乐的运用》，第50—51页。
[34]鲍尔斯顿：《罗马妇女》，第187—188页．
[35]艾奇逊；《金属史》，第一卷，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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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已经证明，当社会骤然巨变时，性的价值观和性道德也会转眼间面目全非。
——美国性学家 格什曼
第九章
违与乐
——古代希腊罗马的性快乐主义生活
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以后，似乎应该不断发展和强化前面三章讲的那些性的制度、道德和心理才对。但在古代希腊罗马千年历史的后半期，却出现了世所罕见的性快乐主义时代，违背了农业社会四条基本性道德中的两条。当时的性快乐主义如此突出，如此普及，使得后代基督教社会痛斥它为放荡和堕落的时代，而近代西方又把它视为人类性观念最富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时代。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它的确是农业社会中性制度的另一个发展方向，区别于中国，伊斯兰、基督教等其他文化；也的确表现了人类性活动的另一个方面和另一种近乎相反的性观念体系。这个性快乐主义时代，对后世，乃至近现代西方的性文化发挥了深远影响。探讨性的历史，不能不着力研究之。
父权家庭的初建与危机
古希腊有这样一个著名的故事；
王后斯拉托尼克要去遥远的地方朝拜神庙，国王就派自己的密友坎巴布斯随行护送。坎巴布斯临行前，当着证人的面交给国王一个小盒子，请国王好好收藏在金库里。路上，王后几次向坎巴布斯求欢，都被他拒绝。回来后，有人（或王后自己）诬告坎巴布斯曾强奸王后，至少也通奸了。国王逮捕了坎巴布斯，但在审判之日，他要求国王出示保存的盒子。国王打开一看，里边放着坎巴布斯的生殖器，是他自己阉割下来并涂上防腐油的。国王含泪拥抱他，并赐予他最高的荣誉。
这并非一般的猥琐奇谈，而是一个历史的例证。它表明，早期希腊也是沿着农业社会的共同发展道路，一步步走向典型的财产式婚姻与父权家庭，并产生相应的性道德。
这一过程开始于公元前7—8世纪的荷马时代。史诗《伊利亚特》描写了希腊的男性英雄们，为了夺回美女海伦娜，向特洛伊征战10年，最终凯旋而归的故事。史诗的主题和中心情节就是争夺和独占女性。即使在征战搏杀之中，最大的英雄阿喀琉斯与统帅阿伽门农，也会为争夺一个漂亮的女俘而闹翻。阿伽门农用别的战利品交换女俘，阿喀琉斯不但不换，还拒不出战，即使因此造成全军一时失利，也在所不惜。这表明社会（氏族）已经承认男性对女性这个财产的独占权。
在此后的另一部史诗《奥德修记》（《奥德赛》）中，奥德修外出历险，其妻恪守贞节，誓不二嫁。奥德修回归故里后，在妻子协助下，；毫不留情地杀死了所有向其妻求婚的男人。这部史诗无疑是父权家庭的胜利凯歌。在 神话《俄瑞斯忒斯与复仇女神》中，俄瑞斯忒斯杀死了自己的母 亲和她的情夫。在审判他的厂认定有罪的诸神与认定无罪的诸神 票数相等。作为审判长的女神帕拉斯投了关键的一票，认定无罪。
这表明，父权与婚姻已重于生命，反对它们的势力不可能取胜。
希腊城邦早期的社会生活也经历了同样的转变过程。希腊历史发展的特点，就是非常迅速地从原始氏族制过渡到父权家庭，中间过渡期比其他氏族短得多。因此希腊保留了较多的原始性习俗。在斯卡门德尔河一带，新娘要到河中当众洗澡，按传统高—呼：“斯卡门德尔神啊，拿去我的贞操吧!”这时，由一个男青年扮演河神，真的前来与她性交。4天之后，新婚夫妻来到爱神阿芙洛狄特的神庙中，举行正式结婚仪式。新娘要从出席者中找出那个扮神的男青年，并向众人宣告：“那就是斯卡门德尔神，我把贞操给了他！”
在其他地区，婚礼仪式上，每个男宾客都可以与前来参加仪式的未婚女性性交，反倒是新郎只准把新娘抱到床上，为她宽衣解带并匆匆性交。然后仍要退出去与其他男人睡在一起。婚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新郎只能偶尔地偷偷地去新娘那里。许多人直到孩子出生，也没在白天里见过自己的妻子。[1]
罗马早期共和国时代也有类似情况。当时有三种婚姻形式，一种类似日后白头到老的一夫一妻，一种是买妻结婚，还有一种类似“试婚”，即先性交一年，合则成婚，不合则散。在公元前3世纪末，最后一种方式仍最为普遍。
但父权家庭和财产式婚姻很快就占据统治地位。在雅典，公元前592年梭伦改革后，禁止各种性交崇拜的残余，严厉管束妇女。在罗马则更富有戏剧性。公元前3世纪的布慝战争后，罗马“发现了酒神节（巴克斯节）。巴克斯源于希腊神狄俄尼索斯（葡萄神）。酒神节仪式每月举行5次，都是夜深人静之时，男女一齐纵情欢闹，随意性交。这个节日和仪式多少年来一直是民间秘密。据说有一个男青年，他的继父想夺占他的遗产，就怂恿他扮作酒神，与他的母亲性交。事后，男青年把此事告诉了他的女友希斯帕拉。希斯帕拉大常失色，立即向政府报告，酒神节才公诸于世。政府立即镇压，逮捕了约7，000名男女，其中许多男人被处死，女人被送回家中严加管教。此后禁止酒神节仪式，只准不超过三女两男在官方监视下，规规矩矩地举行，并于公元前186年正式通过相应法令。当时的历史学家李维，在其《罗马史》中专门记述此事，足见其重要。
随着婚姻与家庭的巩固，相应的各种道德也就必然地建立起来了。希腊出现了贞节带，后来又传到罗马。它是毛皮或者纺织物制成，遮盖阴部或者整个腹部，结婚时由丈夫取掉，也有的仅仅松开一些以便怀孕，还有的在结婚前一天献到阿芙洛狄特神庙中去。[2]希腊人在婚礼上常唱的一首新娘赞美歌这样赞道：
“紧锁的花园中生长着一朵鲜花，
粗野的公牛、笨重的犁铧都伤不着她，
和风拂煦， 阳光雨露，她已悄悄长大。
处女多可爱啊，她有贞操保驾，
今朝里她投入爱人的怀抱，
任由爱人采摘她的处女之花。
唯有处女膜才是我们的铁盾坚甲，
美妙的婚礼之歌啊，只为献给它。”[3]
随财产式婚姻而来的，必是绝对的男权统治。在希腊，尽管柏拉图曾说过：“女人并不低于男人，她们所缺的只是一点点体力与灵气”，但实际上妻子在法律上被视为未成年人，[4] “即使最显贵的妇女，她的生活也局限在门院以内”。[5]诗人西摩尼德斯在诗里把女人形容成；猪、狗、狐狸、海水，泥浆、驴、黄鼠 狼，母马、蜜蜂，无尾猴等等。海西渥德认为，妇女是“必须从 生活的幸福中扣除出去的那一份内容”。希波纳克斯则干脆说：“一个女人一生中只有两天能给男人带来快乐：新婚与葬礼。”[6]
在罗马，情况更糟，直到公元前1世纪末，法律仍允许丈夫杀死通奸的妻子，有时没有证据也行。公元前215年，罗马颁布法律，禁止任何妇女持有半盎斯以上的金子，并禁止身着较好衣物。[7]
看来，希腊罗马似乎已经快发展到典型农业家庭制了。但是，性快乐主义时代接着到来了。
性快乐主义绝不仅仅是一股思潮或者风气，也不是由什么人发动的转瞬即逝的时髦运动。它必然出现和延续的原因，要从社会与人的深层结构中去寻找。
希腊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罗马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都进入奴隶制繁荣时期。大规模直接役使外族奴隶，使希腊罗马物质生活高度繁荣。工商业的发达，带来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城市生活。自由民为自己的成就而自豪，在哲学和艺术上都出现了最初的人本主义精神。“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非常普及。尤其是希腊从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开始，罗马从公元前1世纪的共和国末期开始，自由民基本脱离体力劳动，战争和政治斗争有所减少，
：大量的财富、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精神和文化生活中。到罗马帝国后期，自由民连作战都不太参加，由蛮族雇佣军代劳，自由民的身份就成了通向享乐生活的通行证。
于是希腊罗马的社会体系就从氏族为本转变为国家为本，再变为以自由民个人为本。道德制约力量也从群体内调节变成公共权力调节，再变成个人自发调节的聚合。
同时，社会基础也发生了两个巨变。一个是女奴大量涌入和公共娼妓制的兴盛，直接冲击和破坏了刚刚形成的财产加地位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另一个是人口的压力和自由民的脱离生产，冲击和破坏了以生殖为首要目的的性观念。农业父权家庭基本性道德中的两条受到毁灭性打击，男权统治也附带被削弱，特权原则主要表现为自由民与奴隶和不完全自由人的严格界限，在自由民；内部已经没有绝对的分野了。这样，性快乐主义便在人际道德关系的变化和两个新的社会基础上应运而生了。这三个方面的新现象，也就共同构成了性快乐主义时代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内容。
从整个历史来看，性快乐主义时代单单产生于希腊罗马也不奇怪。它们在经济上倚重工商业，在政治上缺乏大一统专制政权，尤其是两地都是在三、五百年内，迅速地从氏族社会过渡到国家制。一夫一妻制本来就是个“新生事物”，其道德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就被冲垮了。性快乐主义反而延续了三、五百年，形成大型群体稳固的生活方式。
女奴、妓女、妻子的趋同
女性是人类社会中第一种奴隶。作为整体，她们是男性整体的奴隶，作为个人，她们一直是男性英雄们掠夺和压迫的对象。
古希腊城邦的早期历史中，卖淫业还是以宗教式献身为主。希腊的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425）记载，在希波战争前后，希腊和周围地区还有女性去神庙中献身一次的习俗。阿芙洛狄特神庙中的女祭司（也有译作“贞女”的），一般专营卖淫，有的纯属宗教献祭，有的则收费给神庙用。但她们也是自由人，卖淫属于宗教热情和自愿。
但早在公元前8—6世纪，希腊人开始向海外殖民之际，外族女俘虏就不断地被带回希腊。作为女奴，她们主要供主人在家内享用。这就威胁到刚刚建立的一夫一妻制。尽管女奴不可能与 妻子争夺财产和法律、社会地位，但可以争夺性交机会，并且往往占上风。因此，梭伦改革时便在雅典城内建立集中的公共妓 院。他以为，这样又堵又导，就可以把丈夫的注意力从家内女奴身上吸引开，从而巩固家庭与婚姻。谁知这无异于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喻指阴道或子宫），公共娼妓制从此便应运而生了。
在希腊，公共娼妓制具有明显的国家经营性质，主要是为了筹集战费。雅典妓院每年向城邦政府上缴大笔国税。地处商业要道上的科林斯城，妓女集中在阿芙洛狄特神庙中营业，最多时云集的妓女在1，000名以上。妓女的卖身税对各城邦战胜敌人发挥过巨大作用。不仅如此，在战乱中妓女还有“特异功能”。罗克里斯城邦在战败时，就把自己的妻女统统送进妓院，以免敌军破城后被掠走或者遭杀身之祸，同时也是对神的祈祷和谢罪。希波战争中，波斯人攻破科林斯城后，城中妓女殷勤款待他们，博取了他们的欢心，终于没有夷平该城。战后，人们表彰了妓女的爱国行动，并宣布永远纪念她们。[8]
由于这些特殊的附加原因，公共娼妓制不仅在希腊各地迅猛发展起夹，而且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男性自由民的好评。于是，从妓女中产生了一个叫做“黑特拉”的高级妓女阶层。
黑特拉，意为生活伴侣或朋友。她们大多是年轻美貌，举止风雅、多才多艺的女奴，从小被主人专门教育和训练出来的。她们一般不随便卖淫，而是由将军、政客、文人、艺术家等买回去，在一段时间内较固定地属于一个主人。她们是介于公共娼妓与家内女奴之间的人，一般不是自由民。她们幼年时集中在阿芙洛狄特神庙中学习和实习，学成后待价而沽。
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开始，马其顿统一下的希腊进入平稳发展期。亚历山大远征扩大了希腊文化圈，带回了东方一些奢侈享乐习俗。同时希腊内部政治纷争减少，财富剧增，男性自由民有时间也有钱来发展艺术和享乐生活。他们需要并推动妓女业的发展，就连从前以政治斗争为主题的戏剧、诗歌，也转为全力歌颂男女的浪漫爱情了。社会观念也变化了。对于普通妓女来说，营业公开、全裸体展览、任由挑选、昼夜营业、附赠礼品、明码标价等现代妓院的基本特征，那时都已成为定规。街头妓女和非职业妓女也剧增。社会不把妓女看作罪恶。公共浴室中也增设了幽会小屋。“幸福就在此地”。
尤其繁荣的是黑特拉阶层。男性自由民把她们当作宝贵的商品来狂热崇拜，就像拜金狂一样。戏剧，诗歌，雕塑，无不以名妓为题材和模特儿，赋予她们最美好最高尚的艺术形象。著名的黑特拉很多，如亚历山大大帝养着的泰依斯、雅典执政官德米特里养着的拉米亚等等。声名最显赫的有二位：
弗拉娜，又称蒙尼萨里德，以自己美丽的双乳而闻名于全希腊。有一次她被人控告，法庭倾向于判她有罪。她的主人撕开她的袍衣，那一对丰乳的风韵，竟使法官改变了倾向，判她无罪。她的身体更美，她自己也视为奇货可居，连公共浴室也不肯去，以免裸露。但每年的两个重大节日里，她当众脱去袍衣，散开美发，裸体下海嬉戏，被人们誉为阿芙洛狄特从海中升起。著名雕塑家普拉克西特列斯就是以她为模特儿，创作了小亚沿岸的奈多斯（克尼杜斯）岛上的阿芙洛狄特神像。弗拉娜多才多艺，财多势大。她出钱重建了底比斯的城墙，并刻上自豪的铭文：“亚历山大平毁了它，我，名妓弗拉娜重建了它。”
阿斯帕西亚，出生于米利都，幼年来到雅典，以其美貌、才智和教养征服了雅典上流社会。大政治家、名垂青史的执政官值里克利，不惜与妻子离异而与她结婚。她的势力之大，能使雅典在与萨摩斯的战争中，独独放过她的家乡米利都不去攻击。她独立于自己的丈夫，据说仍在正规妓院中卖淫。
男性自由民把嫖妓作为乐事和美德。哲学家阿里斯蒂波普斯经常与黑特拉交往。他有一句名言：“美妓是我的，我却不是她的。”他还曾这样与别人辩论：
“你认为，一个人住在别人住过的屋子里荒谬吗？”
“不。”
“乘别人坐过的船出海呢？”
“也不荒谬。”
“那么你与一个许多别人占有过的女人住在一起，也就没什么可非议了。”[9]
这种观念也突出地反映在神话和宗教上，全希腊人最崇敬的古代传说中的英雄赫拉克利，除勇武外，据说一夜能强奸50个处女。最初的女神们，只有助人与害人、善与恶之分。妓女制出现后，父权家庭为抗议与抵制它，把阿芙洛狄特列为淫神，雅典娜列为贞神。[10]阿芙洛狄特原是掌管性交之神，其子爱逻斯（Eros）才是爱情之神。但是随着公共娼妓制的兴盛，阿芙洛狄特不但仍是性交之神，也兼任爱神和美神。雅典娜则成为徒有虚名的保护神。罗马人则进一步把原来的农业女神维纳斯，与从希腊传来的阿芙洛狄特融合在一起，仍叫维纳斯，使她不但是爱神和美神，更是民族之母、婚姻保护神和妓女保护神。妻子们于4月1日庆祝维纳斯节，妓女则在4月23日庆祝。可见在罗马，妓女已经找到了她们的根——农业，而且与国家社稷、神圣婚姻平起平坐了。这是因为罗马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向海外扩张，形成更大规模直接奴隶制，带来更广泛和更繁荣的娼妓制。
尽管男自由民把黑特拉捧上了天，但她们的妓女性质并不因此而改变，名妓弗卢美娜在给她的嫖客的信中，老实不客气地说，“你何苦给我写长长的情书呢？我要的是50个金币，不是情书。如果你爱我，就请付钱；如果你更爱自己的钱，就别再缠着我了。再见。”
这样高的收入必然扳动供求关系的巨大杠杆。在奥维德的诗《爱欲之歌》（又译《爱经》）中，卢西安的《妓女对话录》中，都描写了下层自由民的母亲，如何不厌其烦地劝说女儿去当妓女，不厌其详地传授卖淫技巧。希腊后期和罗马帝国时期，女自由民大量投入妓女业已成潮流。希腊初期，德谟斯特尼斯曾这样划分过妓女、女奴和妻子：“男人们拥有黑特拉是为了浪漫的爱情享受，拥有女奴是为了日常随时可用，而拥有与自己同一社会阶层（自由民）的妻子，则是为了生孩子和充当忠实的家内主妇。”但后来男自由民，尤其上层社会，几乎都被各等级的妓女和身边的女奴吸引过去了，妻子形同虚设。结果这便造成两个直接后果：
一、农业父权家庭的基本性道德之一，婚姻垄断一切性活动,被彻底冲破了。这不是少数人的违法乱纪，而是国家政权允许和支持的合法行为。罗马帝国时期，不但广开妓院，从公元66—175年还增加节日，在大竞技场散发妓院的特许入门券，以此笼络下层自由民。[11]结果本来作为一夫一妻制必要补充的妓女制，反倒破坏和冲垮了一夫一妻家庭。公元前300年前后，雅典城内的51．5万人中，只有9，000人拥有结婚权利，平均每个男自由民至少有2个女奴或者妓女可供享用。[12]到罗马共和国末期，相互几乎不承担什么义务的自由婚姻，取代了原来的契约婚姻，男女都盛行。到公元3世纪帝国危机时代，标准的一夫一妻制已荡然无存。恩格斯把这叫做“杂婚制”，其实法定婚姻与家庭仍然存在，仍是一夫一妻，只不过仅仅是财产和地位（自由民身份）的关系，而不是性关系了。自农业社会以来，只有在后期希腊罗马，“性”才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从婚姻中独立出来。
二、男性对性活动的主宰有所削弱。一方面，文学艺术中对妓女的渲染和吹捧，使男性产生或多或少的崇拜之情。黑特拉又 收费极高，被社会所尊崇，使妓女的女奴身份被掩盖了。男性不能像在战场上对待女俘那样对待妓女。另一方面，女自由民投入妓女业，模糊了女性内部的阶级界限。妻子也需要与妓女和女奴展开性竞争。希腊后期和罗马帝国时代，女性服饰和美容术的高度发达，就源于此。结果，妓女、女奴、妻子之间的差别有所缩小。女性以牺牲自己的家内地位为代价，获得了对于宗法制和父权制的相对独立。女性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可以不经过家庭和男权而直接参与社会生活。这样，当时妇女离婚、主动找丈夫、参加狂欢活动、选择性生活方式等都相当普及。正是以此为基础，希腊罗马的性快乐主义，才有别于其他民族历史上的单纯娼妓泛滥和一夫多妻制。
违背生殖目的的性实践
柏拉图在其《论文集》中有这样一段议论：
“并肩战斗的一小队相爱者，能战胜整整一支大军。因为对一个相爱者来说，当着自己爱人的面逃出队列或抛掉武器，是无法容忍的奇耻大辱。他宁愿死一千次，也不会这样受辱。……最不成器的战士，在这种场景之中也会被爱神激励，变得与生性勇敢的人一模一样。”
柏拉图在说什么？战友间的兄弟之爱？男女混杂的军队？都不是。他是在讲一种希腊罗马极其寻常的现象——同性恋，在歌颂同性恋的伟大力量。
前一章谈过，同性恋是由于农业社会把生殖作为性活动的首要甚至唯一目的，才被视为反常的，因此一个不那么重视生殖的社会，就完全有可能颠倒过来，把同性恋视为正常。希腊罗马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希腊是一个滨海丘陵地带，它的基本生产长期以来主要是园艺式经济作物栽培。这种自然环境与生产方式，使它无法负担急剧增长的人口。早在公元前8—6世纪，各城邦形成之中时，希腊人就已开始大规模向海外移民，在黑海和西部地中海建立了大批殖民城邦。以后，随着大规模奴隶制和工商业的发展，全希腊，尤其那些岛屿城邦的人口压力不断加大。雅典城从公元前6世纪起就已人口超负荷，运粮入城和保持粮道畅通，成了城邦生死攸关之大事。另一方面，严格的外族奴隶制下，非自由民的生殖对自己毫无益处。自由民又依赖大量奴隶生产，不愁劳动力来源。双方都没有多少生殖的积极性公元前431年，雅典估计全城人口为40万人，奴隶为20万人，外邦人3．2万，自由民只有16．8万人。因此，正如亚里士多德当年就已指出的，同性恋是一项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
罗马的自然环境比希腊更宜于大规模农耕，人口压力并不大，它的同性恋之风有两个原因：
一．公元前5世纪，罗马人已从居住在那不勒斯湾一带的希腊移民那里学会了同性恋，并迅速普及到各地。为此公元前403年，罗马立法禁止独身，因为战争需要人口，同时也是为了反对同性恋。
二．罗马共和国末期，大规模直接役使外族奴隶，也削弱了自由民生殖的意义和积极性。同时，自由民与妓女和女奴所生子女，既不能获得自由人身份，又不能继承遗产。婚姻松散，妻子若无，现世五光十色，来世虚无飘渺。结果，不但生殖目的论的两大基石——增加劳动力和继承遗产被动摇了，就连家庭的自然延续也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尤其公元3世纪帝国危机与瓦解开始后，人们对未来丧失信心，更觉得 生殖是多此一举。同性恋也就被社会所宽容。
亚里士多德指出，希腊的男同性恋最先流行于克里特岛，作为防止人口过剩的一项官方政策而推行。但就其观念上的根源而言，则来自原始神话中单性生殖或者同性分化的观念。传说一位美少年哈美芙洛狄特在清泉中沐浴，山林女神爱上了他，就与他结成一体，成为两性人。后世希腊罗马人便把雄雌同体的人，看作对立物之间和谐统一的完美楷模。古典艺术品中，有高耸乳房的男子，有伟岸阴茎的阿芙洛狄特，屡见不鲜，在希腊化文化中占相当比重。[13]这反映出，希腊早期社会的父权家庭不发达，男女界限，尤其在性方面的优劣观还没占上风，原始性崇拜遗风较重。因此，人们认为男性在性活动中，以男代女作为对象，不是不可能的。在早期神话中，大神宙斯就曾强奸了他的侍酒俊童嘎尼美德。
另外，著名的早期性学家布洛赫则从生理上解释：波斯人说，女人在冬天用，男童在夏天用，因为女人在夏天发出臭气。意大利南部则因当地女性阴道过早松弛，诱使男性转向同性恋。[14]（我国北方民间也有所谓“十松不如一紧”之说。）至于哪个地区哪个民族同性恋最早、最盛、是否由一地传播到另一地，学术界没有公论。
这里需指出的是，同性恋作为一种习俗，可能与社会生产形态没有明显的直接联系，却必然与婚姻家庭制度和它所要求的基本性道德息息相关。弗洛伊德说，肛门性交源于从粪便联想到黄金和财富。[15]且不论此说是否太“玄”，他注重探讨社会文化因素的方向还是可取可贺的。
现代性学把男同性恋区别为多种，主要是区分开仅仅心理上的爱慕、追求同性；与实际上与同性发生性行为。同性性行为在现代可以有肛门交、相互手淫或者口交等多种，在希腊罗马时代都有出现，肛门交为主，但不唯一。
希腊男子同性恋有严格界定，指成年男性对一个已达青春期年龄而又未到成年的男性采取性行为。[16]斯特拉东在《希腊编年史》中说：“12岁男童的清新令人渴望，但13岁才更添光彩。14岁时爱的花朵愈加甜蜜，到15岁就怒放吐艳。16岁则是分手的时刻了。”性行为中的肛门交，被后人称为“希腊式做爱”，一直沿用至今。其他性行为的医学术语，如男对女口交，女对男口交等，都来源于当时希腊文献记载中的用语。
口交在希腊人性生活中完全正常。有人归之于希腊人的沐浴习惯，其实是他们不以异性，更不以同性生殖器为脏或耻。反而是到了现代卫生条件更好时，大多数人都以此为耻为脏，可见它不是一个卫生问题。
希腊许多著名人物都是男子同性恋者，如雅典政治家阿尔西比亚德斯，索克拉特等人。还有一些政治家是被他们所爱的男童刺杀的。如马其顿的阿尔彻劳斯、费莱的亚历山大、安布拉基亚的派里安德尔，雅典的希普帕都斯等等。斯巴达和底比斯的玻俄提亚城邦，都把成对的男同性恋者组成军队，常战常胜，最后在元前338年的喀罗尼亚大战中，被腓力二世的马其顿方阵击败，但300名同性恋战土非死即伤，无一降者。文人中的柏拉图和苏格拉 底历来是争论的焦点。虽然没有直接历史记载证明他们两人有实际同性恋行为，但许多史学家认为他们喜欢美男子，具有同性恋心理倾向，并影响了柏拉图的精神恋爱学说。[17] 早在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时，就曾立法禁止同性恋，尤其成年男同性恋要处死刑。但梭伦本人也是个同性恋者，法律也就名存实亡。公元前6世纪到4世纪是希腊男同性恋最盛行之时，以后转移到小亚和意大利等地去了。[18]
罗马男同性恋一直被大多数人所宽容。从阿基米德到西塞罗都主张宽容同性恋，据说就连伟大的凯撒也曾有“希腊式做爱”。罗马日历的4月25日是男妓节，正在妓女节之后。公元前140年，罗马法宣布生育自由，同性恋被当作一种婚姻形式而受保护。后来奥古斯都的法律也同样规定。但帝国时代，一些皇帝出于政治或者其他与性无关的考虑，开始镇压同性恋。皇帝克劳迪乌斯时代曾成批屠杀过同性恋者。但正因为不是出于性道德考虑，所以普洛特斯的戏剧，卡图鲁斯、赫拉塞和马尔迪阿尔等人的诗，都没有因歌颂同性恋而被禁。[19]
除了男子同性恋以外，希腊罗马的女子同性恋也很盛行，成为其他民族史上少有记载的奇特现象。雅典流行，斯巴达更盛，但中心却公认为累斯博斯岛（小亚沿岸）。因此，从那时到现在，西方语言一直把女子同性恋叫做“累斯博斯式做爱”或者“累斯博斯主义”，也有按照意思叫做tribalism的。除了累夫卡斯岛（希腊西海岸）的妇女弗拉尼斯，因写出第一本带有描绘女同性恋姿式插图的书而名声大噪外，[20]最著名的女同性恋者，要算累斯博斯岛上的女诗人萨福。
萨福是古希腊唯一的伟大女诗人，时人誉为“第十位缪斯”。人们对她的身世知之甚少，只知道她有许多才貌双全的女学生。她的诗作也传世甚少，据说都是写给她的女学生的，几乎无法翻译。萨福生于公元前612年，有三个兄弟，自己婚后生一女。但她对待女儿像对待朋友一样，让女儿与她的女学生们一起做诗、唱歌、奏乐、跳舞。据说她最爱的一个少女叫阿蒂斯。萨福在自己的诗中表达了自己的爱的欢乐与痛苦。[21]有些学者不认为萨福是同性恋者，至少仅仅是具有一些心理倾向。但不管真情如何，萨福已经作为最著名的女同性恋者，在西方历史上存在了2500年。
女同性恋也不是什么稀奇古怪之事。《圣经》和《犹太教法典》中都有提及，但不作为严重的不道德。犹太教对它的惩罚不过是不允许与拉比（教士）结婚而已。因为女同性恋中极少暴力行为，即使具有性侵犯心理倾向的女性，在同性恋牛也极少发展到虐待狂。[22]更因为男权社会只需要女性服从和生殖，女同性恋不妨碍这两个任务，男性也就不加严责，或者当作笑谈了事。
除了男同性恋，希腊罗马人对农业社会基本性道德的最大违反，要算反常性行为了，其中又主要是风行兽交，大量使用性技巧、发明制造和推广辅助或代用工具（淫具），普及避孕这四大项。
兽交风行是出于希腊罗马人相信不同物种的动物可以交配，生殖后代。雅典传说中的提修斯杀死的半人半牛怪物，就是公牛与女人交配而生的。神话中的宙斯也变成鹅与少女丽达性交。这一故事成为当时与后世的艺术主题，达·芬奇也有著名裸体画《丽达与鹅》。古罗马科学家普利尼则说，驼鸟是长颈鹿与蚊子交配而生。[23]卢西安的名剧《卢西乌斯》（或称《驴皮记》），描写卢西乌斯变成一头驴，被萨洛尼卡二个贵妇买下，并当众与 之结婚。后来卢西乌斯恢复男人形，贵妇却说：“我不爱你而爱驴，不是与你而是与驴共度良宵。可你却从那美丽而有用的动物变成了一只小猴子!”然后令人把他抛到大街上。
希腊罗马人以他们特有的穷究精神，研究、记载、推广了各 式各样的性技巧。最著名的是诗人奥维德（奥维迪厄斯·内索，公元前31年——公元17年），在《爱经》（又译《恋歌》）、《巾 帼情书》等作品中，详尽地描述和赞美了各种性技巧。诗人和哲学家留克利希阿斯（公元前96——55年）也有同类作品。[24]诗人普罗帕尔迪乌斯则描写了同性恋技巧。[25]鉴于我国国情，均略去不提了。
淫具的制造和销售中心在小亚的米利都城。公元前3世纪希腊戏剧中已描述了淫具的广泛使用，最著名的制造工匠叫塞尔多恩。普遍形式是人工仿制阴茎或者人造的皮毛摩擦物，其名称也一直沿用至今“爱神的工具”。在大英博物馆、柏林博物馆，尤其是那不勒斯博物馆中，都收藏了许多实物和表现使用淫具的艺术晶。[26]19世纪中，它们一直不公开展览，20世纪以来才逐渐开放,但那不勒斯的实物在墨索里尼统治期间再次被封。
希腊罗马的避孕技术相当发达。最初它来自优生思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大学者都专门论述过。[27]后来变成性与生殖分离的一种手段。在当时科技条件下，主要方法一是采用肛门交（异性间）或者体外排精或者女性波动躯体等，二是阻止精液进入子宫，亚里士多德已提出在阴道内抹上橄榄油以便避孕。最晚在公元前3世纪，避孕已成人们的日常活动，公元前1世纪更成为一种合法和时髦行为。三是设法遏制性交。普利尼开出4种能使女性厌恶性交的药方：“老鼠屎混入搽抹油，油或酒掺入蜗牛屎或鸽子尿再吞服；床下藏着公鸡的睾丸与血；把野牛身上的虱子的血涂在阴阜。”[28]这简直是恶作剧式的抑制效应。在西欧普遍流行到16世纪的，是性交后把胡椒塞入子宫。
当然，希腊罗马人也并非一味破坏，不思建设。在盛行“反常性行为”的同时，他们也高度发展了“正常”的爱抚技巧。其中最突出、对后世西方乃至当今全球影响最大的，就是接吻，作为准备性交的爱抚或者作为独立的表达性爱的性行为。
世界上相当多的民族都没有接吻的习惯，更不把它作为性行为。新西兰、新几内亚、马达加斯加、北昆士兰、赤道非洲，印度某些地区、缅甸、萨摩亚岛、东波利尼西亚、夏威夷、斐济等地的土著民族，以及南美印第安人、爱斯基摩入、北美沿岸土著、日本和中国的远古祖先，都不知接吻为何物．斐济人的爱抚是互相用鼻孔吹气，南美印第安人是摩擦面颊，其他民族则有另外举动：擦碰鼻子、嗅脸、交错地挤压鼻子、揪鼻子、掐脸蛋、拍打嘴或者肩膀后部，还有的互相吐唾沫。[29]这些都是来自猿类以嗅觉为主要性刺激的生物遗传。
接吻则是纯粹的触觉性刺激。这虽然不是希腊人首创或者独创，但现今世界上，毕竟是西方最流行。而这正是因为希腊罗马时代把接吻高度丰富化、普及化、情感化，才使这种肉体接触方式，经历了基督教性禁欲主义漫漫千年的严酷压制与打击，最终保存下来，发展起来。
希腊式接吻（恋人间的）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和崇尚接舌吻。由于舌尖与口腔内的粘膜接触，会产生类似直接性交的生理与心理反应，他们便把接舌吻和口腔内吻，视为性交的象征和替代，准备行为，加以讴歌和崇拜。二是接吻不以口舌为限，而是一系列连续的亲吻和舌尖抚弄。一般是先针对皮肤敏感带，例如耳、颈、下颏底、肩等，然后针对胸乳、腹、臀，直至外生殖器。因此，接吻与口交并无明显分界。同时，接吻也与其他爱抚行为共同进行。
希腊式接吻是以肉体感受为主的，但也同时发展了心理感受与精神交流，尤其突出了男女双方的共同感受与激发，对女性的性快乐有直接的巨大促进作用。这在其他民族文化，尤其节欲与禁欲文化中是罕见的。一般说来，在绝对男权的文化中，人们是反对接吻的，认为它有损男性威严，尤其它对女性性欲的调动，被认为是勾起了女性的淫欲和劣根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希腊式接吻也是对绝对男权的削弱。因此，在女性地位相对提高的罗马后期，各种形式的接吻也就成为从性行为到性交的必备阶段了。
本章所述全部情况和事例，都不是作为奇闻逸事博人一笑，而是表明，希腊罗马人曾把婚姻垄断性活动和唯生殖目的论，这两条其他民族恪守不怠的基本性道德，削弱到何等地步；或者反过来说，一旦这两条性道德被削弱或者放弃，人们的性活动就会扩大和发展到何等光怪陆离的程度。这是人类性的历史上很必然的一种相关现象，此处讲得尽可能清楚些、深入些，对读者理解后面的历史乃至当今现象，实在是必不可少的。
性观念：一种人生哲理与社会思潮在希腊罗马这样的社会结构和性生活实践中，人们对于性现象的认识，感受与归纳，也必然具有其突出的特点。这些特点也不是完全被动地由社会状况派生出来的，而是有着自己的渊源、发展过程和对社会实践的巨大作用。如果把它们与前述的社会状况的演变联系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两者不同步。在社会朝典型 财产式婚姻与父权家庭发展时，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东西却超前地 向性快乐主义迈进；当性快乐主义风行于世时，精神成果却已经转向禁欲主义了。这种不同步主要表现在宗教、自然科学和哲学、伦理学几方面。尽管当时还没有现代这样的严格区别与界定，但总的来看，宗教和自然科学对性快乐主义主要发挥促进作用，而 哲学和伦理学则主要发挥节制作用。
希腊神话不是宗教，而是希腊半原始时期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评价。它有几个显著特点：
一、希腊人认为，神与人同为现世世界中的存在物。世界是 原来就有，无始无终的，既不是神创造的，也不由神绝对支配， 神反而在许多方面和人一样，要受世界的支配。他们相信，诸神都住在奥林匹斯山上，后来人登上了山顶，干扰了神的生活，于是诸神就搬到天上去了。尽管他们离人更远了，却仍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二、因此，神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全知全能的。他们也像人一样，经历从生到死的种种痛苦、欢乐、忧虑、希望等等。他们也结成松散的家族，为各自的利益斗争。神只不过是 比人的能力更强的超人式英雄。他们与人的关系中，帮助和支持，指路和领导的因素远远大于统治和镇压。尤其可贵的是，人与神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不但人间英雄可以成为半神，可以与神对抗甚至开战，而且人与半神和神，可以性交或者生殖。神与人在生物属性上实际是一致的。三、希腊神话中很少有来世或者转世的观念。世界、神和人都是现存的，既没有绝对的宇宙精神，也没有不灭的灵魂。人和神乃至世界都可能死亡，死亡就是彻底结束，或者转化为完全不相干的其他事物，按照新事物的固有规律重新开始生命和发展过程，一点也不保存原来或者前世所具有的性质和现象。
神话中所体现的这种世界观和宇宙观，使希腊早期向典型父权家庭过渡时的性观念，带有违背和破坏社会发展进程的许多重要因素。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具有泛性倾向的如下观念：性活动不是人类独有的，而是世界上一切生命物所共有的普遍现象。人类性活动没有什么独特的机能和作用，也不具备任何高尚和优越的性质，因此，性活动中没有什么人性与兽性之分，没有合理与不合理，正常与反常之分。这种观念非同小可，对典型父权家庭是严重威胁。一切农业社会的基本性行为道德，都建立在人的性活动的神圣化、高尚化的基础之上。人们寻找或者臆造出入的性行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把这差异当作人与动物的绝对分界线。 由此，社会对性活动的种种规范与调节，以及对性的社会管理制度，便都成为天经地义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了。父权家庭就是一切社会管理制度的集中代表与体现者。希腊人强调人类性活动的自然普遍性质，就隐含着对父权家庭的破坏，尤其是同性恋、兽交和其他反常性行为，通过冲击性行为规范，起到了动摇父权家庭与婚姻对性的制约与垄断的巨大作用。
希腊罗马对于性的自然科学研究达到较高水平，而且由于它与哲学紧密联系，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对社会的性观念和性管理也就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公元前500年到300年这段时期，可以说是古希腊性科学奠基的时代。著名哲学家和科学家们几乎没有—个不研究性问题，并做出自己相应的结论。爱奥尼亚自然哲学家，以弗所的赫拉克利图、厄纳克西曼德，帕尔梅尼迪兹、毕达哥拉斯、阿纳克萨戈勒斯（努斯）等人，都论述过性问题。但他们一般是论述比较抽象的物性的性，或研究自然界与动物的性，对人的性问题还没有完。全分类出来，没有作为独立与特殊的问题来研究。随着希腊各城邦的兴盛和马其顿统治下的希腊化时期，性科学开始发展到人的性学。
西西里医学派创立者恩培多克勒（约公元前,183—423）认为，性爱是世间万物相联系的纽带，性爱把土、水，火和空气结合起来。他还认为，动物一开始没有性别，是为了性爱的需要才发展起来的。它们可以有性生殖，也可以无性生殖。他还继承和修正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初建了人类生殖学与胚胎学。
理性医疗学派代表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377）建立了性的解剖学，开始医治妇产科和性方面的病症。随后，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新思潮兴起，他们不太注意人间的具体事物，而集中于纯哲学和伦理学的抽象思维，这对性科学的发展或多或少有所不利。
直到亚里士多德（约公元前384—322），性科学才再次转入正常发展轨道；亚里士多德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继承发展了古代先贤的生物学，尤其是胚胎学，他观察和解剖了50多种动物，提出以生殖方式来把动物分类，并提出自然发生、无性生殖，有性生殖三种方式。尽管他由于时代制约，在生殖理论中蔑视女性的作用，但他指出，性交就是双方机体运行的即时结合和强化，具有改善人的身心状况的作用。他还指出，按理性来满足本能欲望的行动就是好的意志的行动。这比柏拉图把思想也看作性欲激发的一种形式的观点，要科学得多。
亚里士多德的后继者继续恢复被柏拉图中断了的自然哲学和性科学，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形成了一个医学和生物学中心。希罗费罗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塔通过解剖实践，研究了人类性器官的构造和功能。但总的来看，希腊性科学还是沿着生殖这条主线发展，旁及性别与人类本质，还没有把性问题单独抽出来研究。
罗马人接受了希腊科学的遗产，尽管在其他方面发展不大，在性问题上却有所建树。卢克莱修（约公元前96—55）在《物性论》第四卷《几种生活机能》中，论述了许多性生理和性心理现象。他这样描述男性遗精：“在他们的梦中他们就遇见了从外面来的某人形体的肖像……这些形象就刺激了那现在已经充满着精于的耸起的部位，这样仿佛全部动作已经如实举行，他们就泻出一阵液体的汹涌的波涛……。”他也指出了女性性欲与性高潮，强调和赞美性生活中的共同快乐——“那种强烈到足以把它们投入罗网，把它们束缚起来的快乐。”[30]
卢克莱修的性快乐主义思想直接来源于古希腊伊壁鸠鲁（公元前341—270）的快乐主义哲学，但比起伊壁鸠鲁给快乐下的定义：“快乐指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烦扰”[31]来，卢克莱修则进一步较多地歌颂和赞扬了身心融会的性快乐，更坚决地反对宗教迷信和伦理学中的禁欲主义倾向。
再往后，老普林尼（公元23－79）从生物学、医学、药物学多种角度研究了性问题。尽管他没有提出什么鲜明和骇世惊俗的性快乐主义理论，但他的实践科学知识却对社会性生活的丰富与发展发挥了较大作用。盖仑（约公元130—200）是罗马医学集大成者，他在解剖学和性器官构造与功能方面很有贡献，但他更深地陷入唯生殖目的论，把性器官和性功能解释为上帝为人类繁衍而有意创造的，并以此来论证上帝的力量和智慧。
真正在社会实践中提出和推动性快乐主义风气的，往往不是纯粹哲学家或者医学家，而是文学家们。古罗马诗人兼哲学家留克利希阿斯（约公元前96---55），在其著作中描绘和赞扬了各式各样的性技巧，尤其是性交体位，其坦率程度和溢美之词常令后人惊骇不已。他还尤其赞扬了女上位、后入位等其他民族视为反常的方式。[32]更著名的是诗人奥维德和普罗帕尔迪乌斯，前面已有介绍。
以上诸因素相互作用，推动希腊罗马的古典哲学产生了最初的“性是人类根本本能之一”的观念。色诺芬把吃、喝、“爱情的快乐”列为人生三大要素。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仅仅换了换顺序，说成喝之乐、性之乐与吃之乐。亚里士多德举出“普遍快乐”的三个例子：吃、喝以及年轻力壮的男人们的“床第之乐”。这样的例子还有许许多多。[33]这种性本能论是自然哲学的必然产物，并且成为直到今天的西方性观念中一个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
本书不是哲学史专著，对此不拟全面展开。但应该指出古典性本能论的两个特点。一个是，它并非产生于长期性压抑或者性禁锢文化之后，而是从原始时期顺利地和较快地过渡而来的。它的对立面仅限于一些哲学流派。因此，它主要地不是革命式的或者宣战式的，而是建树式的和总结式的，不应该过高估计它对性快乐主义的时代风尚的作用。第二个特点是，古典哲学在强调性本能的合理的同时，并没有把它推到绝对自由的极端，反而充分强调社会与人对它的调节，管理和控制。不仅对性快乐主义抱着某种贬斥态度的柏拉图如此，所有论及性问题的学者都没有忘记这一点。
总结这段历史过程可以看出，希腊罗马时代的性快乐主义，主要是观念的而非哲学的，实践的而非理论的。它源于和得力于社会实际生活，而不仅仅是某些思想家或学派。在性快乐风气最甚的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反而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灵魂至上哲学与斯多噶派的节欲主义哲学极盛之时，到公元后罗马帝国上层社会从性快乐走向淫乱的深渊时，早期基督教的性禁欲主义已经如火如荼地兴起了。如果从社会本身的整体机能和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功能结构来看，希腊罗马时代的主要特点就是非和谐化，即社会的性实践与性观念实现同步合拍，却与最高层的，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脱节甚至矛盾。（这种奇特现象在其他民族的性发展史中也是有的，中国明代可以算一例。）
这首先要归于希腊罗马社会发展的急速跃进，来不及肃清原始性崇拜的残余，来不及发展父权家庭。
其次归于希腊罗马社会的相对多元化与分散化，既指希腊政治体制中的城邦纷立，也指罗马帝国中奴隶、半自由人，自由民、贵族和蛮族的多种社会力量的混杂。
第三就是希腊罗马思想文化对于现实政治具有某种超脱性质和超前性质。它们并没有完全成为某个统治者或统治集团的工具，也没有形成一家独尊的局面。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性快乐主义尽管从来没有成为上层意识形态中的主流或者重要派别，却在大部分时间内是社会的主要实践。
希腊罗马的性快乐主义风尚，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似乎没有什么当时的哲学家予以全面论述和定义。基督教兴起以后直到本世纪初的思想界，都倾向于把它贬斥为纵欲主义或者淫荡世风。这就涉及到以什么来做参照系，按什么标准来衡量。如果仅仅从此时此地的价值观出发，就会视它为野蛮与荒淫的大杂烩。但如果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性学观点来考察，就会发现，这种性快乐主义并没有什么违背人类共同的起码的性生理与性心理的地方。
希腊罗马时代对性快乐的追求和歌颂，并不是中国古代皇帝那种“御女多多益善”的性逞能，只不过是当时人更依靠生理上的“不应期”来调节和控制性生活频率和范围。因此，在后世西欧和中国古代讲究人为制约的人们看来，就是放纵和无道德了。尤其是希腊罗马人不以性器官和性行为为羞为耻，这在其他时代和民族的人看来，无异于大逆不道。
同样，希腊罗马文献中没有记载过什么人由于性放纵而死，而基督教则说性活动会损伤灵魂（而不是肉体），中国从远古起就相信“劳色伤身”论，孔子更不厌其烦地引述论证“纵欲亡国”。这说明性快乐本身并没有什么直接危害，以往人们对它的衡量尺度并不是出于性学研究成果，而是出于一种社会观念，一种信仰。希腊罗马性快乐主义的主要“罪过”，就是公然把快乐作为性活动的首要目的，并且为了快乐可以冲破一般农业社会的其他基本性道德。
从基督教兴起后，西方历史学家和一般民众就产生了一个错误认识，以为罗马帝国的灭亡，是上帝或自然规律对他们的性快乐主义的惩罚，至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本世纪以来，仍有人论述，由于罗马后期男性同性恋和嫖妓成风，回避家庭责任，不生不育，造成上层自由民人数逐减，最终导致帝国灭亡。[34]
还有的学者说“帝国亡于铅”，即上层男女在奢侈生活中大量使用含铅化妆品，造成生育能力下降，人口减小。[35]这些因素都不能排除，但也不能夸大和绝对化。以“性自由”来说，波美拉尼西亚的原始人恐怕是至今所知最少性限制的人类群体，其人口并未减少，民族并未灭亡。罗马帝国后期自由民人数并无剧烈减少，只是下层自由民破产日增，无力履行公民兵义务，变成城市无业游民。这是更深刻的经挤政治文化原因造成的，不能归于性快乐主义风尚，反倒是该风尚发展的推动力之一。至于铅中毒，即使影响了某些上层人物的健康和生育，也并不能作为社会中坚的自由民阶层破产的主因。
希腊罗马性快乐主义的实践和观念已经成为历史。对它的批判和反动，曾是基督教兴起和统治罗马帝国的重要动力之一。现在回过头来对它加以简单褒贬的评价，已经没什么大意思。它所告诉我们的主要是：人类没有什么统一的和一成不变的性活动与性观念，世界不存在于思想家们的脑袋里或者书本中。历史也没有一个按我们的价值观念顺序排列着的高低阶梯，尤其在性问题上，所谓传统美德或者历史的进步与倒退，并不存在于实际历史中，只存在于由于社会变迁而改变着的我们的价值观中。
[1]利希特：《古希腊性生活》．第42—44页．
[2]沃尔，前引书，第84—85页．
[3]利希特，前引书，第50页．
[4]瓦西列夫：《情爱论》，第45—46页，三联书店，l984年．
[5]西沃德，前引书，第125—127页．
[6]卡尔弗顿，第272页．
[7]李维；《岁马史》，第34卷，第3一4页.
[8]卡尔弗顿，前引书，第44页．
[9]利希特，前引书，第329一340页．
[10]诺思科特，前引书，第18页。
[11]诺思科特，前引书，第144页．
[12]此数根据卡尔弗顿资料计算．按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高教出版社，1955，第238页）计算，则为每成年男性自由民拥有1—1．6名女奴．按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五章和第九章计算，则多达4畸8名．
[13]基弗尔：《古罗马性生活》一书中有详述，并附精美插图。，
[14]布洛赫：《奇特性行为研究》，第30—33页．
[15]弗洛伊德：《论肛门爱欲中的本能变形的范例》（1917）．
[16]福科：《性史》第二卷《快乐的运用》，第199—200页。
[17] 多弗：《希腊同性恋》，第99—102页．
[18]福科：《快乐的运用》，第18—20页．
[19]维尼：《古罗马的同性恋》．
[20]田纳西，前引书，第88页．
[21]利希特，前引书，第318—317页。
[22]小莫奈：《性、动机与罪犯》，第359页．
[23]萨根，第15页。
[24]德·库尔蒙，前引书，第68—60页
[25]维尼，前引文。
[26]利希特，第320—322页．
[27]霭理斯夫人：《爱情与生活的新前景》，第87-88页．
[28]普利尼：《自然史》，第28章，第77节．
[29]马格德，前引书，第69—70页．
[30]卢克莱修：《物性论》，第246—247页．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
[31]章海山：《西方伦理思想史》，第11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
[32]德·库尔蒙，前引书，第58—60页．
[33]福科：《快乐的运用》，第50—51页。
[34]鲍尔斯顿：《罗马妇女》，第187—188页．
[35]艾奇逊；《金属史》，第一卷，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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