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市场化改革败坏了中国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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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市场化改革败坏了中国教育制度

 

(2010年7月21日)

   何新说:我平生友朋遍天下。但我一向不拜师也不收弟子。1988年我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任副研究员时,就有资格收研究生。多年来一直也有不少人慕名欲投我门下,但我一律不收。何故?庸才遍天下,孺子莫可教也。
全面理解我的学术思想,需要多方面多学科的学术准备和基本知识,而当今能达到我要求的年轻人几乎根本没有。所以我的学术将来只能遗憾地失传,成为一代乎绝学。
市场化改革已经败坏了中国的教育制度。今日中国之教育体系与医疗体系一样,变成了商业操作的市场。医生靠卖药赚病人的钱,老师靠卖知识赚学生和家长的钱。教育改革亦如医疗改革,愈改愈坏!
从小学起,一些教材特别是“奥数”一类辅导资料,就设定一套虚假无实,未来多数终身无用的虚幻知识体系。折磨而且浪费小孩子的生命头脑和时间。此种体制培养之学生,皆为应试入名校谋学历,竞分数而弃实学。
当今学文科者学成不通文墨,学理科者学成不务实技。社会失德,金钱与权势左右一切。唯娱乐化与动漫化弥漫浸淫当代文化。此种文化氛围下所育成之青年多弱智而无脑。
青年乃国家之未来与希望。青年无才俊,中国之前途,不可言矣!
80年代我在中国学术界之所以能取得一席地位,不是靠学历,也不是靠关系,而是靠真学问,靠真本事。英雄不问出身。我很怀念80年代的社会环境和那个文化氛围。
现在中国有什么“富二代”“官二代”的世袭现象,用人以学历出身设了重重限制;似乎要重建魏晋九品中正制和世袭门阀的阀阅贵族制度。而80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平民社会。全社会礼贤下士,重实才不重身份,重能力不重学历。所以才能破格用人!政治很清明,社会风尚好,学风也好。
何新说:若没有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破格用人,我何新可能永远只是东北畎亩上的一介农夫。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何新,没有八十年代那种学术开明的氛围也没有何新。
所以,我始终感念邓小平。

  (9)我多次逆多数而反潮流
何新说:我平生在学术和政治上,数次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有逆鳞犯言之举。
1988年夏季,我在《经济学周报》上撰系列文论,批评“价格改革一步到位”的闯关论。我警言曰:“群小乱政,政出多门,天下失序,有动乱之兆。”
是年10月我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当代中国政经危机与成因》,警言“如乱局失控,天下势必分裂而将现诸侯割据之局。”此文发表后为各国政要所关注,亦警醒邓公及高层。其影响之深,则为其后之事变所证实。我后来之所以得到参政议政之权,而能侧身于国士之列,盖以此。
1990年,东欧及苏联先后解体,“民主化”潮流披靡世界。美籍日裔学人福山撰书称民主化乃未来不可逆之历史潮流——“历史已经终结。”
所谓“终结”的意思,就是从此历史将是西方化、伪自由化以及美式民主之时代,社会主义理念已经过时。
[按: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云: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的对立消失,自由民主原则战胜了共产主义原则成为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化原则。当代人类政治出现的诸多问题,不是自由民主原则本身造成的问题,而是没有充分实现自由民主原则带来的问题。因此,自由民主原则已经成为人类政治生活中最完善最理想的原则,今后人类政治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在如何充分实现自由民主原则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政治的原则不再有发展,因而在政治上人类的历史已经终结。]
但其后发生两次伊战、阿富汗战争、9·11事变,以及一系列金融危机,显示普世价值不可期,历史并无不可逆之潮流,金融资本主义仍需国家主义的政策介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亦并非未来之天堂。
何新说:其实,历史中本没有所谓不可逆的潮流——若有,亦绝非凡人所能知。
我观察人类历史之演进,乃知历史之本体是无序。在人类历史中,动乱、无序是常态。安定、组织化是动态,是短暂的。
所谓历史“伟人”,都是在历史之特定时代及背景下,缔造和构建历史新秩序之人。而任何一种制度秩序,稳定期通常不过持续数十年至百年左右,必因腐败及人性之堕落、私欲之扩张,而逐渐瓦解、疏离、废弛,而渐进入失序与维稳之中间态,最后终归于解体。须有这种眼光,人才会有历史感,而知道自己与以往一样,都不过只是历史中的匆匆过客而已!
历史中所谓“稳定”若不是一极独大,强权贯彻,则只能是诸种势力之妥协与制衡。西方“民主制”虽可略显民意,制衡权力,但金权资本集团利益与国家利益融合一体,本质仍是资本社会而非民权社会。从来没有什么不可逆之“普世性民主潮流”。
何新说:1990年夏,我在北京大学演讲指出:“伪民主是美国之政治工具”,“肢解中国是其既定目标”。我一个人当时以此论而对抗一个世界。
1990年11月人民日报全文刊登我的数万言《中国经济问题与世界未来》,此文被译成七十多种文字,传播全球。
不结盟国家论坛领袖尼雷尔读此文后,大为动容,写信给我,表示支持及感谢。卡斯特罗读此文之西班牙文版后,邀我访古,我遂建议古巴推动经济改革。
回国后,李鹏总理约见我。我建言中国经济方针宜变内需主导为外向出口主导,方可解决工业中生产过剩、库存积压严重的问题。此后中国经济方针转变,大力鼓励出口,于是外汇渐得积累,资金得扩散于民间。中国经济因海外资金技术之进入以及出口市场之带动,乃呈现近十几年来之繁荣。
1992年春,邓公南巡反“左”。我上书建言江李体制不可动摇,左右之道不可偏颇。一如文武之道,宜一张一弛,左右之言均不可废。邓公似乎容纳了我的意见。
2010年我出版《反主流经济学》,书中汇聚我历年来与主流派关于经济学政策之论战文章。我尝极力反对驱工人下岗及国企私有化之改制。近期我指出人民币持续升值,乃堕入美国基金及投行攫取中国外汇储备之圈套。
在这些关系经济方针之重大问题上,我多次以孤介之言逆乎多数而反乎潮流。
何新说:实际上我的主张并未成功。但是,我把我的话语留在了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