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改革突围-《财经网》

2009年第22期 总第2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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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已然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坚定市场化改革，缺少的不是方向，而是我们改革自身的勇气和决心
　　□《财经》记者 李红兵/文　
　　2009年11月18日，当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蒙牛）的员工们在为重夺中央电视台年度广告标王而狂欢时，作为养牛人的牛根生已经辞任蒙牛董事长116天。
　　六年前，他把牛奶卖到了太空，并大单下注中央电视台的年度广告招标，成为当年的“标王”。中央电视台后来把牛根生评为“中国年度经济人物”，并给他这样一句颁奖辞：“他是一头牛，却跑出了火箭速度。”
　　但六年之后，他卖了牛，脱轨了。
　　被主导的“国进民退”
　　116天前，51岁的牛根生辞去了蒙牛董事长一职。外界称他实现了自己在“救救蒙牛”万言书上的愿望：“宁可白送给兄弟，也不愿卖给外国人。”
　　从在大街上拉车送奶到中国乳业巨头的掌门人，牛根生用了10年。那正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黄金十年，不仅是乳业，从房地产到汽车，从肉类到饮品，13亿中国人的潜在需求即使只有一小部分被唤醒，也足以让有为的企业家功成名就。
　　但这一次，从他洒下热泪写下“救救蒙牛”的万言书，到把董事长让位他人，只用了10个月。那时正是华尔街金融危机从发生到蔓延的关键时期，美国人的消费水平似乎一夜之间消失了，2008年圣诞前夕，几乎取消了所有能取消的给中国企业的订单。
　　中国消费者的储蓄本能，也迅速恢复。牛奶这种并非人人每日必需的消费品，也被主妇们列入了削减名单。至少，不必每次喝的都是“特仑苏”——蒙牛卖得很贵的一种牛奶。
　　看似意外的事件，是河北省三鹿乳业引发的三聚氢氨事件。这一事件的曝光，恰好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恰好与华尔街金融危机前后脚。蒙牛也深陷其中，大量证据表明，其下属企业收购并生产了大量含三聚氢氨的劣质牛奶。
　　虽然没有像三鹿那样被分解，但多年来高速增长的蒙牛，显然也面临着一场重大的危机。牛根生最好的选择，就是找一个好东家。他因此成全了一个央企掌门人——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
　　这个被外界称为“中国摩根”的产业整合者，在其执掌中粮五年时间里，接连以重组、控股和收购的方式，将至少八家企业纳入麾下。对他而言，“吞下”蒙牛只是把中粮朝着“全产业链”的方向又推进了一步，下一步宁高宁将把收购大旗插向哪里，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悬念。
　　与牛根生祸起“三鹿余孽”相比，44岁的杜双华似乎显得有些“冤”。在牛根生辞职一周之后，在钢铁行业摸爬滚打了整整22年之久的杜双华，结束了短短数月的抗争，将自己掌控的日照钢铁集团67％的股权，出让给了地方国字头的山东钢铁集团。
　　五年前，杜双华的日照钢铁集团还被山东省政府列为第四大钢铁产业基地，一年前杜双华还为汶川大地震慷慨解囊一亿元，甚至直到2009年上半年，日照钢铁还实现了近18亿元的净利润。
　　但一场由高价囤积铁矿石引发的资金链危机突然来袭，杜双华绝望地发现，要么接受政府的“产能调控”和“信贷调控”安排，要么委身山东钢铁集团，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与杜双华不同，一些同样深受危机冲击的企业家选择坚持到底，43岁的兰世立即为一例。
　　2009年3月13日，因过度扩张而负债累累的兰世立在最后时刻拒绝了国航与东星航空的重组方案，紧接着第二天，民航中南管理局即应武汉市政府的请求，对东星航空实施“斩立决”。第三天，兰世立本人在珠海被警方控制，自此失去人身自由。但兰世立仍然心有不甘：“国航自己亏损了68亿元，凭什么逼东星航空签订城下之盟？”
　　2009年底，仍在进行最后集体抗争的，是昔日风光无限、富甲一方的煤老板们。但他们并不能赢得公众的同情。在很多人眼里，带血的煤和畸高的房价都与他们脱不了干系。
　　然而，当一场轰轰烈烈的煤矿业整合突然来临时，昔日财大气粗的煤老板们也蔫了。他们有的血本无归，有的债台高筑，幸运一些的也只能心有不甘地选择退出。
　　并不习惯于示弱的煤老板们，这一次学会了试着文雅地拿起法律武器：聘请律师，集体维权。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是制度和体制的破坏者，并在钱权交易中得益，如今面对制度和体制之变，他们显得很弱很小。
　　与四年多前“非公36条”推出时民营资本的集体欢呼雀跃相比，一场突然袭来的金融危机，使得2009年成为一些民营企业不折不扣的“卖身年”，一些市场和业界人士更是直接将此总结为“国进民退”：从完全竞争性的食品行业到国有资本高度控股的航空和资源行业，民营资本或且战且退，或卖身自保，而国有资本则趁机逆势扩张，成功抄底。
　　就连民营资本充当重要角色的房地产业，也在国有企业的强大攻势下迅速洗牌。以中化方兴、中泽置业为代表的央企或地方国资背景的地产商，正在不惜成本地买进土地，一些没有土地储备，也缺乏资金实力的民营地产公司，或转让股权，或转投他业。
　　与此同时，北京、上海一线城市的房价，从2009年第二季度突然开始猛烈上涨。在国庆节前夕即基本恢复到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房价水平。2009年底，随着房地产相关政策调整预期的出现，京沪等地房价继续出现了堪称疯狂的上涨。
　　但国企掌门人并不乐意接受这样的判断。2009年8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广州的一次党政干部和国企负责人专题报告会上公开回应说：中国现在并没有出现“国进民退”现象，在这一轮的并购整合大潮中，也欢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对央企进行重组并购，而不是说“有我没有你，有你没有我”。
　　宁高宁更不愿意买账。2009年秋天在接受《中国企业家》杂志采访时反击：“国企卖了，说我们‘贱卖国有资产’，买东西又成了‘国进民退’，到底让我们怎样做才对？”
　　中信集团公司总经理常振明12月18日在《财经》年会上说，如果承认市场经济是公平的竞争体制，那么就应该承认，任何市场主体都有进退的可能性，关键是进退是市场机制的自愿运行，还是政府等权力机构的强制力使然。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顾问保育钧也在同一天的《财经》年会上表示，每次宏观调控民营企业都感觉到是“国进民退”，因为市场经济应该是市场配置资源，但宏观调控往往是行政权力主导。
　　被质疑的大企业战略
　　十年前，“靓女先嫁”成为中国国有企业改制高潮时一句响彻大江南北的口号。十年后的今天，“并购重组”则成了时代的新主题。
　　如今最富戏剧性的变化则是，十年前那些兴致勃勃地参与收购国企的民营企业在今天则成为国企们并购重组的对象。
　　这一变迁的大致逻辑和路径是：国有企业先从竞争激烈的一般性行业完全退出，让位于民营企业，同时将多余的员工完全剥离。最后，留下了196家国企组成了“央企王国”（不包括金融企业），在航空、铁路、电信、能源、石油、国防等若干行业专事垄断经营。
　　过去的五年来，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在兼并重组，国企之间更不例外。中央企业的数量也从最初的196家减少为132家。 然而这一次，被并购重组而消失的这64家企业却没有一家落入民营企业的囊中，他们只能充当观众。兼并重组的结果是，中国各行业的集中度大幅度提高，民营资本在这场竞争中基本落败。
　　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刘东生12月18日在《财经》年会上介绍：1998年国有资产总量为9万亿元，2008年增至13.2万亿元。一批国有大型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也得到了提高，1998年只有四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2008年则增至24家。
　　2009年9月8日下午，北京钓鱼台国宾馆。54岁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蒋洁敏与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作为“中国最赚钱企业”的掌门人，他从对方那里得到了总额高达300亿美元的融资额度。
　　就在几个月前，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也从中国进出口银行成功获得了高额授信。凭借巨额的信贷支持，两大石油巨头在风声鹤唳的全球市场一路所向披靡。从中东到北美，过去多年久拖未决的协议在2009年纷纷意外地得以成功签订。
　　在国内，司机们对两大石油巨头却颇有微词，因为当下北京市场的汽油零售价格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在国内，这两大巨头垄断了80％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一位司机对《财经》记者说，国际油价暴涨时，他们只是象征性地向国库上缴石油特别收益基金（近两年才开始征收），国际油价暴跌时，政府又通过石油费改税和提供石油补贴而不是通过引入新的竞争者来继续强化他们的垄断地位。
　　“在过去的十年，中国完全被大企业战略迷住了。”这是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一位经济学家在一年前对中国经济作出的一句评论。“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国有企业只占企业总数的5％，但是利润却占到了90％，靠的主要是垄断。”经济学家陈志武说。
　　这一次，金融危机突然来袭，本来已经财大气粗的国有企业再次借机“壮实”了一把。为了继续保持经济的高增长，政府以空前的力度推出了一揽子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最为核心的当属近10万亿天量的信贷和大规模行业振兴规划。
　　迄今，仍然没有翔实准确的数字用于统计在这次近10万亿元的信贷投放中，国企和民企分别获得了多少份额，人们只能从民企老板的抱怨声和大国企纵横捭阖、连夺地王的对比中去揣测个中的分化和差别。
　　然而，下面这两组公开的数据仍然有助于人们管窥一二。2009年2月国家开发银行发布公告时坦承：央企一直是该行支持的重点，2008年国家开发银行以支持大型中央企业扩大内需为切入点，全年向105家央企发放本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1854亿元。
　　此外，由北京银联信信息咨询中心发布的51个行业2009年第一季度金融研究报告显示：在大多数行业中，银行信贷都呈现出国企增加而民企减少的现象，其中钢铁、有色、船舶、石化、汽车等行业尤其明显。
　　该机构的监测表明：今年3月份，金融机构对私营企业及个体新增人民币贷款为79.9亿元，该数据在4月份降为29.73亿元，5月份降为-7.37亿元，呈现连续负增长。
　　有钱作后盾，国企掌门人的心在冬天也觉得格外暖和，徐建一也意外地过了个暖冬。到12月9日，他执掌的一汽集团已累计销售汽车1801846辆，提前22天完成了年初制定的180万辆的销售目标。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制定的《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作为国有汽车龙头企业的一汽集团，成为重点支持对象。
　　而民营汽车龙头吉利则没有这样的幸运。2009年3月，吉利掌门人李书福利用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在全国两会间隙下乡考察时还不忘呼吁政府对微型轿车进行补贴。“国家目前对轿车消费没有补贴政策，我们吉利自己研究补贴方式优惠给农民用户。”李书福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四年多前，中央政府出台的“非公经济36条”第一条即是“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原则”。然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令民企老板们寒心的是：金融危机正日益演变为一场民营企业的危机。他们想知道：行政权力的边界在哪里？国企扩张的边界又在哪里？
　　　　更全面的市场化之路
　　2009年，就在举国上下应对金融危机之时，接连发生在垄断巨头身上两件意外的“悬案”深深刺痛了人们脆弱的神经。两大石油巨头相继爆出的“团体购房”和“天价吊灯”事件，被媒体爆炒。
　　人们很容易由此联想起十年前电力行业年薪10万元的抄表工。他们担心，有人在以国家利益为幌子，构造进入壁垒、形成行政垄断，去实现部门利益、集团利益甚至个人利益。而这些，也许正是他们拒绝竞争和改革的真正理由。
　　令人忧虑的是，收入分配在不同行业之间的差距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600000.SH）为例，根据该行2008发布的年报显示，该行2007年员工平均薪酬已经高达36.67万元，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中国银行（601988. SH）2007年度员工平均薪酬也达到了15.38万元。
　　但绝大多数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并没有随着企业盈余的增长而实现均衡增长。以制造业为例，北京大学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职工报酬支出与经营盈余之比，1990年为1∶3，到2005年陡降至1∶7.6。这说明资本收入远远大于劳动收入，资本的索取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企业盈余的增长未能有效传导到居民收入的增长，造成居民收入和分配格局长期畸形。
　　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看来，在微观层面收入畸型的背后，是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体制长期“与民争利”。
　　过去十年，中国的GDP以年均接近10％的速度增长，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年均近20％的速度增长，而居民收入只增长了8％。也就是说，政府通过财税手段，拿走了大部分红利。在这样的分配格局下，消费萎缩成为必然。刘伟对《财经》记者表示。
　　被政府拿走的钱又去了哪里？其中相当一部分被用于再投资。根据刘伟的测算，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23％以下时，投资每增加1％，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减少0.6个百分点；如果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23％以上，投资每增加1％，消费需求增长速度将减少0.8个百分点。如果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达到30％以上，这时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消费需求不是增长速度放慢，而是出现绝对量减少的负增长。
　　刘伟警告，在当前政府大规模刺激计划的带动下，2009年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已经达到了33％。这就意味着，此时投资每增加1％，消费需求将出现绝对减少，最后的结果是投资越多，距离启内需、扩消费的目标将越远。
　　矛盾已然纵横交错，解局之策亦众说纷纭。而路又在何方？经济学家张维迎曾经说：面对危机，正确认识危机比应对危机的办法更加重要。而经济学家陈志武则担心，危机给了人们一个犯错误的机会，那就是：是市场化造成了今天美国和全球的危机。他呼吁人们，切不可因为危机而停止市场化和改革的脚步。
　　从1978年邓小平带领国人启动改革大幕，到1992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得以全面确立，中国迈过了一段长达十多年的“牧歌般行进的改革年代”。在金融危机倒逼，各种利益格局和势力复杂交错、激烈对立的今天，改革已然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坚定市场化改革，缺少的不是方向，而是执政党和政府改革自身的勇气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