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建中：留不下‘光辉’的当今大学校长

（说明：本文没有特指任何一间大学的校长，请勿对号入座）
先讲一个与大学校长无关的故事。
某国防科研基地举行基地建立若干岁生日庆典。主席台上坐着各类现任首长以及离任的历届首长。主持庆典的领导开始介绍主席台就座的各位。介绍的顺序自然是依官阶大小并且先 ‘在任’后‘离任’。每念到一位长官的名字，主席台下面的官兵们会礼貌地鼓一下掌。当念到已离任的将军A司令员名字时，会场上突然响起了潮水般的掌声，而且这‘潮水’还久久不退。为了不使在座的其他首长难堪，主席台第一排的基地首长只好用手势阻止掌声的继续。见了首长的手势，掌声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更热烈了。这时候，一位坐在后排的将军站了起来，泪流满面，对着官兵们深深地三鞠躬。
亲历此场面的退役军官告诉我，A司令员是一位扛过枪打过仗的‘三八’老干部，在这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部队里却深受读书人的爱戴。他视国防科研事业为生命，每次有发射任务，他都会像呵护刚出生的亲生儿子一样护着那个‘宝贝’，陪伴着运载车辆，从车间到发射场，步行几个小时（他完全有理由坐小车并且用不着亲自‘陪伴’）。他爱兵如子，对技术人员打心眼里尊重，对他们生活上照顾是优先于行政人员的。他把军民鱼水情落到了实处，为居住在生态环境极为恶劣﹑偏僻的山区农民修水窖，为他们放电影……。这里的农民每逢发射任务时，会义务地﹑主动地为基地看护通信线路，农民们说‘这是A司令的事，我们说啥也要帮。’A司令在任时，没有惊天动地之举，也没有花套路，更没有‘新思维’。有的只是实实在在做事，把每一次发射任务圆满完成，不出漏子。然而，他的‘按部就班’，他的看上去很‘土’的做法却使得官兵们觉得心情舒畅，有干头。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将军的故事算是对这句话的一个注脚吧！
让我们言归正传，说一说当今的大学校长。
我在大学工作的这些年，也经历了若干个校长的离去。遗憾地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位能有上面提到的A司令员那样的人缘。他们的结局不仅是‘人走茶凉’，而且还背上了不少骂名。是教职工混账，有眼无珠？还是这些校长们在任时毫无善举？
都不是。
校长们之所以落得如此‘下场’，我分析有这么几个原因：
—校长不务正业
—视教师为草芥
—立众多衙门，为害教学
—校长是木偶
—校长好‘改革’
—校长好‘发展’
1．  校长不务正业
校长们先不要生气，这不是信口开河。
天津大学校长把国家用来办学的一亿多元用来经商并打了水瓢，你能说他务了正业？一个以教书为业的单位，到底经的哪门子商？校长们或许说，这不过是一个个案，大多数校长并没有干‘打水瓢’的事儿。不错，如果个个打水瓢，不就都成败家子了吗？国家还敢用你们吗？还有的大学不惜使出空手套白狼的把戏掏教职工的钱袋，钱卷跑后没了下文，惹得大伙儿在校园里。这难道算务了正业？校长们或许又说，这也是个个案吗，又没有都这样搞！也不错，但是古今中外的官办大学有没有演过类似的节目？这史无前例的壮举至少可以说明不少校长们已经对大学的正业不那么感兴趣了。
所谓大学务正业，对于绝大多数高校来说（‘研究’型大学除外），就是老老实实教书。教出工厂，矿山，商家，医院，机关等用起来顺手的毕业生。这是大学的头等大事，科研是有余力后第二位的事。换句话说，绝大多数高校的大学校长的绝大多数时间必须用来琢磨如何把教学搞好，如何把教学一流的教师‘伺侯’好。
不过，这种话在目前和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仅仅是一个不着边际的奢望。校长们听了也会生气的：你让我当孩子王？亏你说得出，没有巨额科研进帐（科研成果成果本身是不是重大并不要紧，但钱数一定要巨大），没有拿得出手的校办企业，科技园，我的脸往那里搁？
我敢打赌，你把现在一些高校的校长拉出一个排来，问他们学生目前的真实学习状况以及教师的真实教学水平和负责任态度，肯定很少有人能说到点子上。因为他们都忙‘大事’去了。用人单位有人说，现在的这‘生’那‘生’和20多年前的毕业生没法比。我把它们的话总结了一下：念硕士不如上个好中专，读本科就像进了扫盲班。说得过头否？有点，但也不是空穴来风或毫无道理。可叹的是，我还没听说过哪个大学校长听了这样的抱怨感到无地自容。他们的反应有可能是：那肯定是阶级敌人在蓄意造谣﹑中伤高等教育战线的大好形势。
我听一位从国内某私立大学毕业的人士讲，他们的校长每月要与全校学生通过视频‘面对面’一次，听取学生对教学（教师教学态度，教学水平等），后勤（食堂，澡堂，住宿等）的意见。学生反映的问题只要属实，马上解决。这位校长经常在学生食堂没有声响地独自排队就餐（国立高校的校长为在学生食堂就一次餐，恐怕是要前呼后拥，而且还要录像），去学生澡堂洗澡；经常‘偷袭’课堂（顺便解释一下，这所私立大学在教学等诸方面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
我很想看到善于干‘大事’的国立高校校长们也能每学期抽出宝贵的时间屈尊干上哪怕一次这样的俗事儿。在圈地盖楼经商之闲暇，见见‘子民’们，也不失为一种消遣，同时也会发现处长们是不是糊弄了你们。教学生虽然已经成了大学的副业，但时间长了还是应该扫一眼您的‘副产品’--学生的模样，观察一下‘车间工人师傅’--教师的手艺，您才不至于耳目过于闭塞。
多媒体教似的投影仪灯泡已经严重老化，屏幕上的幻灯片暗淡的几乎看不清，教学效果打打折扣。教师多次反映无果，理由是全部更换太费钱。我倒想知道，学校的钱不用在教学设施上，应该用在哪儿？但是后来我还是理解了，也不生气了：对于教学这一大学的副业来说，能凑合的地方就凑合吧。
2．视教师为草芥。
我去过国内的几所大学，行政人员的办公室窗明几亮，宽敞，家具豪华，几乎是人人配备电脑，而且是带液晶显示屏的高档货，其实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很多时间都是用电脑打扑克玩游戏。当然，教师是不配有电脑的，即使有，也是淘汰下来的。他们庞大的工程软件只能在老牛破车上缓慢地爬行。
外校的一位教授曾愤愤不平地给我讲了一件事：一位副校长来系里考察房屋的安排，系领导提及老师的办公地点问题，该副校长很诧异地反问：‘教师要得哪门子办公室？他们又不坐班，如果每个教师都要安排办公室，有多少房子是个够？’。
我在出国工作之前，以为全世界的大学都一样：教师没有独立的办公室。到了意大利我才知道，教授们都是一人一间，职称低一点的是两人一间。而且还有专门伺侯教授们的‘跑堂’行政人员。我任教过的非洲某大学也不例外，只要是教师编制的人员，每人一间办公室，电脑，打印机等一应俱全。网络畅通无阻，速度极快，绝无访问国外网个人要交纳流量费一说。你的电脑出了毛病，工学院的网络管理员在接到电话后会上门维修。激光打印机的耗材﹑纸张等用完即可去领。我还看到，在这所学校行政搂大厅里，安置了很多隔档，供行政人员办公。
‘教授去学校的行政部门办事儿处处遭白眼，你看那些给校领导开车的司机，多牛气！人家到了哪儿都是做上宾。’这位外校教授越说气越大。‘有的行政人员扬言：只要我们有钱，学校随便办，老师在哪儿还雇不上，一抓一大把。’‘你别把自个儿当教授，别把自己当人物，你就不会生气了。他们对你热情，又得不到任何好处，干吗不给你气受？你要是实在受不了，就去国外工作，免得在这儿遭罪。’我的安慰暂时停止了这位教授的牢骚。常言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但官员的想法是：‘此处孙子多，不满就滚蛋。’挣大钱的地方多了，有本事你走啊？
我现在已经很习惯当孙子了，因为我曾经让一个20刚出头的女行政人员训斥过，原因很简单，我打扰了人家接电话。有领导善意地告诫我：你谁也惹不起，也许那人就是某位长官的小姨子。所以，教师若想在行政人员面前找尊严，付出的代价就是办不成事。
我就此现象写了一副对联（不知道合不合对联的规矩）：
想给你办就给你办，不能办也办；
不想给你办就不办，能办也不办。
横批：看人下菜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以上的现象到也‘合理’。因为校长，处长等位置的得到和巩固本质上与教师的评价没有多大关系。换句话说，校长和处长等为不为教师谋利益都无关紧要。只要和上面的关系铁了，而且桶的漏子不算太大，即使教师骂声一片，领导们也绝对平安无事。
3．立众多衙门，为害教学
目前，基层教学单位每到过年过节，或在正常日子里要办紧迫的事儿，都要给学校的要害部门送礼或请他们吃饭。这是校内的公共关系。系（学院）里的领导们即使有一百个不情愿，也得破财攻关，否则该办的事就没门儿。衙门作风已经深入到了高校的骨髓，门难进，脸难看的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政府部门。因为政府部门这几年搞行风建设，服务意识和质量有了稍许的改观（据我一些经商的同学说）。
基层还有一怕是：校级衙门给下面不时地制造一些无意义但又不能拒绝的‘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以我经历过的一件事为例：十多年前我曾在系里负责党总支工作，有一天接到了学校的指示，要我们组织学生迎接亲人解放军。我在电话上说，学生要上课，不能去；再说了，大冬天学生站在那儿等几个小时也受不了（不知道解放军的队伍啥时候能到）。对方的口气很硬：你怎么不知轻重？迎接亲人解放军是重大政治任务，是上级对我们学校的信任，耽误学生上课算什么! 我接着就来了一句：既然解放军那么亲，任务如此重大，这么好的事儿你们去做好了！当然，我的拒绝并没有挡住后来人，另一个系的积极分子裹挟着几百学生在寒风里熬了两个多小时。
大约十七﹑八年前，一位高龄的原国民党遗老（当时是政协委员，此人搞了一辈子教育）聊起了办学的事儿：共产党不是在办学校，是在办衙门。我当时并没有很在意这位老者的话，后来随着高校逐渐‘官’化，我才开始佩服老先生的一针见血。
举个例子：
我刚到大学工作时，系里教职工约三十名，一个主任，一个书记，一个秘书。现在学院（原来的系，现有学生一千挂零）在岗的教职工近五十名，学院级领导七个，三个办公室主任，五个系正副主任十个，还有几个专职办事员。当时的校长书记总共是四个。现在的校级领导总共十一个（不含享受校级待遇的调研员），大多数普通教师搞不清楚一共有多少校领导。我要不是写这篇文章，也搞不清有多少校领导。处级﹑科级衙门我就不在这里罗列了。我1978-1982年在西安交大读书时，机械系一千多学生，好像就一个系主任，两三个行政人员（我记不清了），总之，闻不到‘官’味道。
目前高校里的衙门多得数不清且不说，而且很多都是与教学关系不大的部门，但他们似乎都是教学单位的上级。随时都可以下达任务。以教务部门为例，从表面上看它是高校最应该设置的衙门（也是高校里职员最多的部门之一），与教学也关系密切，实际上却是基层十足的绊脚石。它相当于计划经济时代管企业的那些厅局——不创造一点财富却敢在企业指手画脚。
关于这一点，我听到了不止一所高校的基层领导和基层教务人员讲。他们认为这一部门应该撤销。理由是：一，教学管理工作已经由基层承担（如排课，试卷管理，考试安排，学生成绩管理，实习基地的联系与建立等），因为教务部门嫌这些事情‘麻烦’，就把‘权力’很大方地下放到了基层，但是在甩掉了为基层服务这一‘包袱’后，它事实上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二，现在各学科日益细化且多学科交叉日趋明显，新科技令人目不暇接，那些长期脱离教学与科研第一线的职员是很难搞清楚的。但是为了‘指导’基层的工作，他们就要显得比基层高明，于是就制定一些莫名其妙的政策，让基层哭笑不得。
我认为，高校在教务管理方面只需设一到两名专职教务协调员﹑一到两名网络管理员，主要职责是负责学校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关系﹑校内各基层单位之间的关系以及全校的教学信息的加工与发布。
还有容易滋生腐败的教材管理部门——它根本就不该存在！学校只要把社会上的书店引进校园，问题就迎刃而解。学校再也不会为书籍报损等填窟窿，而且还能收取商家的地皮费。我任教过的国外某大学就是这样操作的：教学大纲上只指定每门课的参考书，学校也不规定学生必须买教材；校园里有规模较大的书店，且各类教科书齐全。如果学生觉得必须买，自然会掏钱（他们也可以从上一届学生那儿买二手书）。至于有些部门，可能老师们工作一辈子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何谈为教学为教师学生服务。
需要说明地是，我本人与行政人员无冤无仇，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我的朋友，这里所谈只是对事不对人。他们之所以养成了目前的官僚习气，是制度使然。他们在无用的岗位上工作也是学校安排他们干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受害者。因为久而久之他们的谋生能力会退化的不如进城的农民，一些本来很有潜质的人就在年复一年盼处长位子的等待中把才华给白白销蚀掉了，确实很可惜。
4．校长是木偶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听说当今哪个大学的校长因为坚持自己的办学理念而出名的；也没有听说哪个大学的校长因反对目前的一些不合理办学模式而被上级免职的。至于那些连心思都没放在搞教学上的校长，我们就没话可说了。
他或她获得校长职位后，个人不论在物质上还是名声上都很风光。但是因为这个位置是副部级或正厅级或副厅级，所以戴上光环之时也就是套上枷锁之日，他或她的木偶生涯便从此开始。
他们就像文革期间的农村生产队长，自己管的土地上该种什么，由不得自己。上面让你种土豆你不敢擅自种萝卜，不管这里的土地适合不适合生长土豆。上面让你一亩地种多密，你不能‘偷奸耍滑’地少种。至于将来地里挖出的土豆只有鹌鹑蛋那么大，只有吃土豆的消费者倒霉，当然最终是国家倒霉，也怪不得‘生产队长’。
如果哪个不知趣的‘生产队长’敢说上面在瞎指挥，我们这里只适合种萝卜，那就当心你的乌纱帽。校长们一想，说实话风险太大，好不容易搞来的帽子，图个嘴上痛快就丢了，太不划算！上面让咱们咋干，咱就咋干，保官位儿第一，其它的都是扯蛋！
5． 校长好‘改革’
但是，好赖也算在校长的位子上座了一遭，不弄出点动静似乎也交待不过去，那不就成真的木偶了吗？念书人的颜面还是重要的吗！于是乎就要‘改革’，就要‘有所作为’。前些年，有个大学校长心血来潮地要把每学年两个学期改成每学年三个学期。下面的教学单位就得兴师动众地调整教学安排。‘新政’实行以后大伙儿意见很大，但也无可奈何。只能发发牢骚：难道一个馒头切成三份比切成两半吃起来更香？好在新校长上台后顺应民意，又把‘改革’改了回来。
经常在网络上看到某某大学领导们又去国内或国外大学取经。取回的也有真经，但会按下不表。当然也取了不少表皮经，这些表皮经是要有所落实的，否则不就白跑了一趟？于是改革措施跟着就出台了：被某某检索工具收录的论文奖励3000元；迎接评估专家要铺若干米的红地毯；把原来以课程为主的若干实验室都归到一个中心实验室，并把它任命为处级单位，再搞几个主任副主任；电子教案必须打印成纸质的；学生考试的不及格率不能高于15%；教师上课迟到3分钟算重大教学事故；教师的工资收入要与科研经费挂钩；双语教学的比例要占到所有课程20-30%（事实上，对于占全国高校总数95%左右的‘二三本’大学，绝大多数教师连听懂英文课的水平都达不到，更不要说让他们用英文给学生授课了）。
我奉劝校长们，在很多情况下，不‘有所作为’﹑不‘改革’就等于‘不扰民’，就等于营造和谐校园。治校虽然谈不上‘治大国如烹小鲜’，但也不能张校长来了改过去，李校长上台后又改回来。教学生又不是拍电视剧，需要经常换口味以迎合观众。教学就那么些套路，前人已经基本把路子趟好了，你把它稳定搞精就足以了。
真真需要改革的地方，校长们知道也惹不起，所以永远也提不上议事日程。比如，一个大学4000左右正式教职工，1000左右临时工，在教学一线的教师仅有约1000人。以我观察，除教师需要大量补充外，其他人员去掉四分之三都还嫌多。大学可怜的经费就是这样被大量无事可干的人或干大量无用之事的人吃掉的。
前几年听说后勤‘改革’了，我问过一个有点名气的大学后勤干部，他的回答是：什么改革？不过是‘猫’叫了个‘咪’，换汤不换药。事实上我们比以前更滋润了（指收入更高了而且干的活越少了）。
6． 校长好‘发展’
去年（2006年）参加国产‘国际会议’时，与几个其它省的高校教师闲聊，他们都在念苦经：学校穷得快揭不开锅了。这些高校都地处比宁夏发达的地区。我开玩笑地说，我们穷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老少边穷’，你们穷就没道理了。他们的回答是：每个校长上台后都要大发展，蓝图一个比一个宏伟，由于没有正常的‘发展’经费来源，只好使劲儿套银行的钱。为了还巨额债务，只有克扣教师，比如：长期拖欠教师的课时津贴；很多教师手里已经积攒了大量的报销单据无法清账（有的教师待报销票据已累计达到了十几万元）；院系一级常年赊欠商家的笔墨纸账款，等等。
我认为解决上述涉及教师切身利益及教学的问题应该是大多数高校校长们优先考虑的问题。这是看得着摸得见的和谐，也是聚拢人心的第一要务。比‘发展’要重要得多。‘困难是暂时地’这样的话讲一年半载大家是理解的，但年年讲，还有谁能信？没有钱了，咱不发展，把现状维持好行不行？
目前的大多数穷高校不宜提‘发展是硬道理’，也不能用‘出现的困难只有在发展中才能解决’这样的话搪塞教职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教出优秀的学生是硬道理，让教师体面和愉快地生活﹑工作是硬道理。
学校曾下发了远景规划的材料，让教师提意见，我连看也没看就写了三个字：好极了。不是我不珍惜这可贵的‘民主’权利，而是我认为，眼下学校穷得上顿不接下顿，画这些镜子里的烧饼有什么意思？裤子也穿不上的人，还老想巴黎的时装，这不是招人笑话吗？当然，我毫不怀疑校长们为了‘发展’到处低三下四地求爷爷告奶奶，甚至为了筹钱累出了病。这又何苦呢？‘吃饭穿衣量家底’有什么不好？
我再一次善意地奉劝穷大学的校长们，别和御前学校清华北大比（人家有钱雇佣年薪百万的职员，一个搞数学的大楼可以花掉国家若干亿），放弃新版的‘超英赶美’妄想，践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观。有多少钱办就办多大事。没有钱就不办事。
有时候，放弃就是得到。得到的是教师的拥戴（尽管暂时不值钱），得到的是轻松快乐，得到的是在政府官员面前的尊严。至于那些要想从‘发展’中捞好处的校长，就权且当我说了些废话。
五柳村2007年7月5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