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活得有尊严

 人文大师柏杨先生由于勤奋，新近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荣誉：老庄稼汉。他对他的书桌和纸墨，就像一个无限忠实于土地的老汉，只要活着，就要到他的土地上去转转，柏杨的写作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柏杨先生曾经说，做事情不但要有勇气，还要有方法。这位双目视力低下，体力大不如前的老人的写作方法是，请一位秘书来打字、整理，老先生自己口述，因而署名柏杨的最新文字时常从天而降。　　在这些文字中，这位八十二岁老人依旧幽默而智慧。　　本书收集了柏杨先生近年来的最新作品，文章多对当代人的亲情、婚姻、衣食住行表现出一位智者的思考。同时收录了台湾漫画家李淑玲专门为此绘制、并经柏杨先生本人亲定的二十九幅漫画。　　考虑到大陆读者的阅读习惯，本书在收录原作品时，对个别的词句进行了一定的增删，并对文中出现的台湾地区的组织名称和职务名称等等的提法，为保持作品的完整性和阅读的通畅，都做了“·”的处理。这类文字并不代表出版者的立场，敬请读者在阅读时加以注意。　　编 者
　　2002年10月我们在改变世界（代序）
 
　　柏杨
　　——2002年香港国际书展新书发布会致辞
　　感谢香港《明报月刊》，感谢潘耀明总编辑，感谢各位朋友，为我的新书--《中国人，活得好没有尊严》，举行发表会！　　回溯到一九九九年，潘总编辑忽然向我邀稿，使我大为惊喜。多年以来，为了筹建绿岛人权纪念碑，超过我体力和能力的负荷，而得了晕眩病，一天二十四小时，晕眩不断，直到今天，这个病仍然缠身，已经很久没有写稿了！而社会大众也好像以为我的社会工作，比我身为一个写作人更为重要，所以，潘总编辑的征召，使我特别兴奋。《明报月刊》是海内外华文世界中，最多人文关怀，可读性又最高的刊物之一，使我感到是一份荣耀。而且，想当初我大量写作的时候，一直都陷在“伏案执笔”苦境，而现在写作已用不着伏案，更用不着执笔，只要有一张嘴巴，有一部计算机，有一位能干的助理小姐就够了，这是作家的天堂时代，我搭上了头班车。　　“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鞭打仍奋蹄”，我今年已经八十二岁了--不知道怎么会活得这么老！我的性格和受到的诅咒，如果不早死战场，也一定会早死刑场。虽然经历了太多的灾难，看尽了太多的荒谬和丑陋，但也遇到了太多美好的事情，和太多美好的友情，我觉得我应该全部回馈给年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而《明报月刊》适时的赐给我机会。
　　　长期的灾难，提高了我心灵层次；难得的幸运，使我产生无穷感恩。二十世纪对中国人而言，是一个沸腾滚烫的油锅：“诚实，变成罪恶，受到惩罚；说谎，变成美德，反而受到称赞！”我们已堕落到酱缸的缸底。现在每当看到年轻孩子，我就十分担心，担心他们目前拥有这幅欢乐的画面，会不会只是眼前的一种假象？我有很多话要对他们说。　　真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写了将近三年，直到上个月，《明报月刊》通知我要出版一个集子了，并且邀我来香港为读者先生签名，这可是又一次大为惊喜。　　我从遥远的台北，带来一份礼物--一套“人权结婚证书”，回赠给《明报月刊》，一则表示我的感谢，一则也藉此报告，在台湾这些年来，我和朋友们所从事的主要工作是些什么。简要的说，我们是在推动一项中华文化的巨大改革，并促进它提升，那就是推广人权家庭的建立和普及。为使每个家庭都成为“有充分尊重，有充分包容”的家庭，我们设计了这套结婚证书，要求新郎新娘坚持八项誓言，这八项是：　　一、从结婚那天开始，新郎新娘不仅是夫妇，也是朋友。
　　二、无论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父母对孩子，绝不使用肢体语言和暴力语言。
　　三、夫妻的收入，完全等值，不是谁养谁，而是两个人共同养这个家。
　　四、夫妻绝不把孩子当做实现自己希望的工具或炫耀的工具。
　　五、新郎新娘誓言用事实和行动，维持一夫一妻制度。
　　六、夫妻一定要保持适度的度假，绝不无尽期的工作、工作、工作……而不稍作休息。
　　七、夫妻要把对方的父母，当做自己的父母一样孝敬。
　　八、新郎新娘从结婚那天开始，就要为自己、为配偶、为孩子，尽量购买适当的基金或必要的保险。并且培养专业之外的其他艺术兴趣，使生命更为充实。
　　八项盟誓和婚前的一项讲习，是文明人类最基础的教养--尊重、包容，都包括在八项之中。“人权结婚证书”不仅可供夫妻间互相检查之用，还可供孩子们鉴定父母履行的程度。孩子们在这样家庭中，必然谦和有礼，充满自信，他们会是一种和其他家庭成长的孩子不一样的新品种的孩子，使整个中华民族，都会改变。　　每想到这里，就喜不自胜，渴望得到各位朋友的指正赞助。
　　谢谢各位读者先生！谢谢各位读者先生！　　2002.7.20.香港　　附记：本书出版后，我赴港参加新书发表会，意料中一本也卖不出的凄惨场面，竟没有出现，不禁大为兴奋。稍后，大陆春风文艺出版社、台湾远流出版社，向我表示说：如果我向他们哀哀求告，再增加一点稿件，使它稍厚一点，看起来好像学问更大的样子，他们也可以出版。于是，我哀哀求告，这样，海峡两岸先后问世。　　凝望着我的同胞，几乎覆盖三分之一地球的华人，我感到骄傲，感到恐惧，和感到更多的自责！　　2002.9.30台北（责任编辑：张爱敬）
人生小语
 
　　八十年走过崎岖路，凝聚为一句叮咛：人，之所以为人，第一是要自己有尊严；第二是要尊重别人的尊严，而且是诚挚地尊重。
　　　　　　　　　　　　　　——尊严是柏杨对中国人的祝福　　阅读不能取代　　世界上，除了生命不可以取代，健康不可以取代之外，阅读同样的也不可以取代。广播、电视以及电脑，威力都无与伦比，但只能给我们资讯，不可给我们智慧，所以不可能取代阅读。智慧需要累积，累积需要消化，消化需要时间和空间。沉静的反复阅读，细嚼慢咽，是培养智慧最重要的管道。
（责任编辑：张爱敬）  我终于又到了香港
 
　　出狱后的第二年，曾在香港住了一个星期，看到了世界上另一种强势文化，第一次享受到言论自由，从此，却再也拿不到香港的签证。
　　我是一个生长在中国大陆北方原乡的野生动物，三十岁以前从未见过护照，更不知道什么是签证。八○年代，我出狱后的第二年，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演讲，回程的途中，曾在香港住了一个星期，在这个小岛兼半岛的英国殖民地上，接触到世界上另一种强势的文化，第一次享受言论自由。当香港记者问我：对大陆若干年后接管香港的看法时，因对当前大陆了解甚少依过去的判断，我判断大陆没有能力治理香港。再也想不到，从此之后，我就成了香港政府的拒绝往来户，再也拿不到香港的签证。　　因为我不能够前往香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也连累了妻子张香华，同样拿不到签证，但香港有许多朋友及事情必须要处理，这个时候，香华突然想起她是香港人，在香港出生。她决定领取香港身份证和香港护照。　　英国的文官制度，是人类文明史上一项奇迹，经过一番周折，她找到了医院的出生证明，并经过移民局的调查和口试，完全及格--香华的母语是粤语，她不但没有忘记，而且对答如流，使我大为佩服。想不到这份香港的护照，除了提供她港、台间来往十分方便之外，对她以后和各处朋友的交往，也发挥了奇异的功能。　　九○年代初期的一个秋天，她拿着南斯拉夫驻北京大使馆签了证的“中华民国”护照，在贝尔格莱德入关的时候，移民局官员突然告诉她：从今天起，南斯拉夫不接受“中华民国”护照，有签证也无效。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只有原机被遣返一条路。幸亏接机的南斯拉夫朋友向移民局提出抗议，在争吵中发现，香华有一本大英帝国发的香港护照，临时加签，才得以顺利踏进南国国土。我把这个人生实际经验，化做一个寓言--人生中挫折是必要的，几乎每一个挫折都可以化为一种营养，当初我如果不成为拒绝往来户，香华那一次就进不了南斯拉夫。
　　这一次，因为香港大学举办“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要我参加观礼，我好高兴，我好像是这一类学术研讨会中惟一还活在世上的传主，大多数学术研讨会，传主们差不多都是死人。可是我对能不能取得香港签证，充满忧虑。有人劝我，不妨申请大陆探亲，然后在香港跳机。还有人劝我，前往深圳，在深圳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返香港。我已经很老了，这些花样都是年轻时候的把戏，我决心按正常管道申请。　　在申请之后，移民局要我补行提出此次赴港的目的说明，总算是给了我一年多次的入境签证。我来香港，因为有香华做翻译的缘故，加上多年来被台北定为国语的北京话，也就是被北京定为国语的普通话，在香港社会已比从前普遍，所以，我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而且我这个总是使人不悦的文化人，听到香港朋友的高谈阔论，看到《明报月刊》及《开放》杂志，觉得今天香港所呈现以及我所感受到的气氛，似乎一国两制已发挥它奇异的功能。如果是这样，一国两制是中国人最高的政治智慧，可是，时间会证明一切，将来如果发现它只是一个电脑作业上的虚拟实景，那后果可是中国人一种无法承担的重。　　然而，我是乐观的，中国人的素质和其他任何民族的素质都同样的高，而是“酱缸文化”害了我们，只要给我们长期的和平，我相信一定会培养出一种高品质的文化。筹建绿岛垂泪碑
 
　　一百年来，这个拥有美丽名字的岛，竟成为一个痛苦的岛，哭泣的岛。
　　筹建绿岛垂泪碑　　晚霞如火烧古城，
　　群山齐动传笳声；
　　孤岛有情长夜泣，
　　蛰龙沉睡海吐腥；
　　无边风雨萧萧去，
　　曙色朦胧一线明；
　　法场鲜血囚房泪，
　　痴心仍图唤苍生。　　原名火烧岛的绿岛，是台湾东南海域最远的两个岛屿之一，南北东三面环绕着一望无际的太平洋，西面隔着一道三十三公里的小海峡，和台湾本岛的台东县，遥遥相对。这个面积只有十六平方公里、拥有美丽名称的小岛，使第一次听到它的人，会立刻浮起一种诗情画意：一片青葱的草原，一脉起伏的山峦，和浓阴夹道的环岛公路，甚至还可能隐约听到，以绿岛命名的小夜曲！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亚热带的童话世界。岛上朴实纯洁的原住民，靠着打鱼为生，过着悠闲而安适的生活，在山野中唱狩猎之歌。　　然而，随着大环境的转变，这个小岛也跟着天翻地覆。一百年前，日本人入侵台湾，把绿岛作为囚禁思想歧异分子和政治立场不同的人的场所；五十年前，台湾回归祖国，国民政府沿用日本人的手段，把这个岛继续用做钳制思想和打击异己的天然囚笼。所以一百年来，这个拥有美丽名字的岛，竟成为一个痛苦的岛，和一个哭泣的岛。监狱里受难者的呻吟声，和法场上死囚被处死时的枪声，互相呼应。监狱外几个世代受难者的家属、朋友，和胸怀理想、追求人权尊严以及自由、民主、平等的斗士们，绿岛是他们最大的悲痛。它象征暴君和暴政，也象征迫害和挣扎。　　然而，任何苦难，都有结束的一天，一百年的痛苦岁月，虽然漫长，终于也成为过去。二十世纪末叶，台湾随着戒严的解除，走出了专制政体的高压统治；在中国土地上，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民，所做的最大的努力和贡献。在这项伟大的工程中，绿岛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过去，中国人的观念中，常强调一项教训，要人们忘记过去，尤其是见不得人的过去。暴君暴官们更是害怕人民永远记得他们制造出来的苦难，总是告诫说：“算了！算了！”以及：“过去了就过去了，再提它有什么用？”长期生活在专制政权下的人们，也往往会习惯地立刻驯服，用家奴心态把过去的苦难，一笔勾销，特别是这项苦难与切身已不太关联的时候。事实上，这种表面看来既往不咎的“温柔敦厚”，乃是因为不敢面对过去的错误，所作的自我屈辱。我们遂永远不能分辨是非对错，也终于丧失了检讨反省的能力，使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在翻覆过无数次的历史旧轨道上，踯躅徘徊，走不出新的格局，以致苦难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重复演出。　　台湾人民已经在经济上，创造奇迹，我们企图在文化上也创造奇迹，那就是：希望人们对于过去的苦难，永不忘记，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我们不再走回头路。所以，我们决定在新面貌的绿岛上，建立一座垂泪碑，上面刻着白色恐怖期间每一个政治犯的姓名，不分党派、不分籍贯、不分老少、不分男女。这样做不是复仇，更不是记恨，而只是一项忠于历史的记录，用来纪念、缅怀，更用来提醒，使我们铭记台湾走过的这一段痛苦岁月，把每一位被剥夺尊严的人，恢复他本来面目，并从中得到启示：一个人如果不忘记手指伸进火炉被伤的往事，才不至于再把手指伸进火炉。百余年来的眼泪，洗涤了罪恶和悲伤，面对现今家国，警惕民主自由得来不易，并感谢他们所做的牺牲。　　绿岛，将永远成为一个欢乐的岛，前来绿岛的客人，不再绳捆索绑，不再带着手铐脚镣，而是一群欢乐的、充满尊严和喜悦的生命。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坚信它会实现！（责任编辑：张爱敬） 　 绿岛人权纪念碑落成
 
　　“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她们被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们，长夜哭泣！”
　　　　　　　　　——绿岛人权纪念碑碑文　　心灵开放、思想独立的人，在白色恐怖时代，往往不知道对政府的任何诚实批评，或政治改革的浪漫追求，都会为自己招来多么悲惨的下场。直到被捕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对政府的了解，竟如此肤浅。因为它的腐败，比我们当初的了解，要严重得多。　　当时，国民党蒋氏父子政府正陷入肝胆俱裂的歇斯底里绝望之中，它憎恨所有忠实的建言，一句话、一个标题，都会使它浑身颤抖。它惟一的反应，就是逮捕和军法审判。一旦投入牢狱，被辱、被残、被杀，完全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即令幸存出狱，可能被送到军营，无限期继续囚禁。即令释放，苦难也不过刚刚开始。家破人亡，身心两伤，加上被整个社会所摒弃和隔绝，政治犯比得了瘟疫的人，还要使人惊慌。　　法庭审判，一旦脱离程序正义，就会沦为统治者钳制人民思想的工具，或斗争迫害异己的利刃；整个社会，甚至整个民族，都要付出可怕的代价，人们会逐渐的胆小如鼠、软弱、怯懦、畏缩，甚至丧失辨别是非的能力，完全没有思考的逻辑，因为思考会使人质疑。一九六八年，我被捕入狱，九年二十六天之后获释，每逢向亲友提起自己的遭遇，和特务机关的黑暗血腥，大家的反应都是半信半疑，认为一个人既然“自动招认”、“坦承不讳”，又经过尊严的法庭判决，罪行怎么会假？而更多人则是和稀泥型地说：“算啦！算啦！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提它又有什么用？”　　事实上，不但现在，几千年来，一直有当权者和御用圣贤，教导我们应该记忆什么，和忘记什么--记忆当权人物所从没有过的美德，忘记当权人物所造成的罪恶。于是，台湾朋友早忘了白色恐怖，当权者和御用圣贤的说法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人死不能复生，青春不能再回，徒挑起仇恨！”　　忘记罪恶，尤其是忘记政府政党之类的集体罪恶，罪恶一定会再来，再来到自己身上，或后人的身上。慕尼黑集中营故墟上，有一句话：“当政府烧书的时候，必须起而制止，否则，下一步就是烧人。”　　我们必须保持对集体罪恶的记忆--不限于政治，也包括大瘟疫和大火灾、大水灾、大地震。不是为了悲伤，当然更不是为了复仇，因凶手是大自然，只是为了避免它的再现。保持“政府烧书”的记忆，就是为了避免“政府烧人”。　　“记忆文化”，一直被“遗忘文化”冲击。后者在历史酱缸中浸渍了几千年之久，已经酿成一种永恒不变的“家奴文化”。几乎所有当权者和御用圣贤，都大力推广大家应努力去做家奴！遗忘，遂成了忠厚的代名词。　　在绿岛建立人权纪念碑，是我们重建记忆文化的起步，它当初有个感性名字：“垂泪碑”，可是乡民不喜欢“垂泪”，我们就改为最直接的“人权碑”。它是一座地平面下的优雅而严肃的建筑，碑文只有一句话：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她们被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们，长夜哭泣！　　碑上刻着受难者的名字，这是光荣的英雄名字。看到受难者在摸索到自己名字时的呼叫：“我找到我了！”不禁热泪盈眶。　　我，感谢我的朋友，和这个时代。中国人，活得好没有尊严！
 
　　使人震惊的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赞美“三寸金莲”，认为“瘦不盈握”是挑起男人勃起的最好工具，这种把一半中国人的身体和健康摧毁，使她们成为残废的文化，能不能算是文明？
　　最晚从八九世纪开始的一千年来，直到二十世纪初期，假如你于午夜时分，低空掠过中国广大的国土，你会听到，几乎每个中国人的家里，都会发出五六岁或七八岁小女孩惨厉的哭声。那一种哭声，使你心痛如割，可是你却无可奈何。因为摧残这些小女孩的凶手，正是她们的亲生爹娘，尤其是她们的母亲，每天晚上都要向小女孩伸出毒手，把她们小小长方形的脚形，用布条缠起，硬生生缠成一个三角形，肉烂骨折。双脚被缠之后，完全失去活动能力，使大儒大贤之类，更坚持“女子无才便是德”理论。当一个女性，双足残废又不识字，遂不得不依赖男人（父亲、丈夫、儿子），任凭男人宰割。然而，更使人震惊的是：这样一个丑陋和残忍的形象，中国人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引起一片赞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把它称之为“三寸金莲”，认为“瘦不盈握”是挑起男人勃起的最好工具，在诗词歌赋文学作品中，大量呈现。即令到了二十世纪民国初叶，仍有些作家在报上说：　　三寸金莲使一个女人行走起来婀娜多姿，庸夫俗子竟然反对。外国人那种高跟鞋，不也伤害女人的脚吗？而脱了高跟鞋以后，十个脚趾平放在那里，是多么的难看。　　这种把一半中国人的身体和健康摧毁，使她们成为残废的文化，能不能算是文明？　　我们社会的传统，等级森严，有长有幼，有富有贫，有贵有贱。而贵和贱两个阶层--贵中有贱，贱中有贵，层层分明，威力无边。贵的一层，永远乐意于虐待贱的一层，所以市井小民，虽然可以虐待妻子、女儿，但在广大的男人社会中，自己却永远是蚂蚁一样卑微的族群。任何一个小官小吏看他不顺眼，就可以把他揪翻在地，施以鞭打，而大官对小官也是如此。全国最大的官，莫过于宰相，宰相应该可以免此一劫。然而，自公元前三世纪稍后、西汉王朝开始，皇帝可以随时把大臣揪翻在地，骑在他背上，抓住头发。东汉王朝时，皇帝就在金銮宝殿上，殴打大臣。到了明王朝，更是令人战栗，有名的“廷杖”，不管宰相也好，部长也好，皇上只要发怒，立刻就有行刑队扑上来，也把他揪翻在地，用四根绳子，绑在早已固定好的木桩上，用黑口袋罩住他的头部，一块木头塞住他的嘴巴，脱下他的裤子，用木棍捶打。　　即令到了二十世纪民国初叶，就在北京，一个清王朝的家奴型小官，手提灯笼，走到西单大街，趴在地上，脱下裤子，教他的家人在他可敬的屁股上，痛打五六大板（当时报上说：如果不是熬不住，还可能打十几大板），然后爬起来，向围观的群众说：“这种滋味，好久不尝，痛快！痛快！”在凌辱和被凌辱中怡然自得。贵的一边偶然倦怠或偶尔慈悲，歇一歇手，或时代已不允许用这种方法虐待，而贱的一边，还大不满意，千方百计自己作贱，想出种种妙计，使主子动手，因为，如不被主子虐待，如不主动向主子献媚、主动献上银两，他就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华传统文化中，谄媚成为主流，马屁和行贿手段之精密，令人拍案叫绝。就在二十一世纪，我还看到有些小册子，称呼他尊敬的人物（假设是我）名字时，还出现“上柏下杨”或者“柏上杨下”的奇观。　　我们就在这种文化中，踉跄走来，回首凝望，不禁满面羞惭，长长一声叹息：“中国人，你活得好没有尊严！”（责任编辑：张爱敬）  缺少“尊重”
 
　　中国人什么能力都有（尤其有窝里斗的能力），只没有“尊重别人”的能力。
　　《红楼梦》中，王熙凤责罚丫环，丫环跪在地下，一语一叩头，王熙凤喝令打嘴，丫环浑身发抖，抬起头来等候，王熙凤又喝令丫环：“你自己打！”那个因贫穷卖身的可怜女孩，开始用左右手分别打自己的双颊，一面痛苦的哀嚎，一面用力的抽打，眼泪和打出来的血同时流下。　　大分裂时代中，一个王爷，喜欢吃血痂，王府之内的几百位官员，每天的工作就是轮流接受鞭刑，等到伤口结痂，王爷就掀下血痂下酒。另一桩有名的“儿口承唾”，苻坚大帝的孙子，逃亡到江南，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一咳嗽，旁边侍候他的书僮，就要跪下，张开大口，那位王孙就将浓痰吐到书僮的口中。　　这还是小儿科的做法，在北齐帝国统治者的人渣家族中，一位王爷，高楼上拉大便，下面的仆人就得张开大嘴承接。长江南岸的王爷更凶，当他铸剑完成后，总是用别人的脖子做试验，如果一剑下去，人头落地，就证明那是一把好剑；如果不能一刀人头落地，而仅受重伤，它就作废。　　从这些故事，可以看到，一个人，一旦成了“主子”，也就是一旦有了钱，或一旦有了权，他就能把丑恶凶暴的性格，发挥到极致。　　时到二十世纪，凌虐的形式或有不同，但基本的心理状态，永恒不变。经常是“主子”们比上述的王爷更凶，而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陕西省的一位“主子”--小学教师，命全班小学生一一出列，打自己的嘴巴。而另一位“主子”，更理直气壮地对一个小学生实行鲸刑，在脸上刺青。　　这是酱缸培养出来的另一特长，自己的尊严，永远建立在伤害别人的尊严上--伤害别人的人格尊严、身体尊严、生命尊严，而且成为牢不可破的承传，构成另一种“恶婆媳心态”。　　传统社会，婆婆对媳妇有无上权威。虽然她自己非常爱自己的女儿，但是她对别人的女儿，却百般的凌虐。媳妇心中充满了痛苦、怨恨，但无力反抗，惟一的盼望是该恶婆婆早日死掉。有一天，恶婆婆死掉，媳妇欢天喜地的坐上婆婆的位置。我们一定会认为：这位受尽恶婆婆虐待的媳妇，绝不会再虐待自己的媳妇，可是，恰恰相反，这个受苦的媳妇一旦变成婆婆，成为“主子”后，立刻也就成为恶婆婆，反而更变本加厉地虐待新任的媳妇。　　恶婆媳角色的传承，思考模式的传承，好像是人生惟一目的，只要等到自己当上婆婆，一定向新媳妇讨债，计息还本。似乎是：中国人什么能力都有（尤其是窝里斗的能力），就是没有“尊重别人”的能力。?
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张爱敬）  中国人，你为什么这么吵？
 
　　文明人“轻声细语”，野蛮人“既吼又嚎”！　　华人之“吵”，是世界上一大奇景，美国人把它凝聚为一则小幽默后，声名更是大噪。该则小幽默说：有人向警察局报案：有两个华人在走廊上吵得不可开交，扰乱邻居安宁。警察赶来查看，发现只不过是两个中国人在那里讲悄悄话。
　　我是河南人，邻省朋友们（尤其是安徽），常嘲笑河南人“高半音”，既“侉”又“尖”，难以入耳。我最初还有点大怒，后来听遍了各省方言，发现“高半音”并不是河南人的专长，“侉而尖”更是普通现象，不禁大为轻松。反正，同一文化产生的声音，腔调、音量，虽然稍有不同，但“吵”的程度，全国则一。　　如果你从外太空突然降落到地球上的一家餐厅，发现客人喧哗震天，用不着算卦，准可以肯定它是一家中华料理。如果客人都在静静的进餐，那你可别讲中文，包管不会有人听得懂。不但餐厅，即令是一项正式大会，主席在台上穷吼他的，台下听众，三人一群，五人一堆，分别交头接耳“讲悄悄话”，那可准是华人地盘，尽可放心在那里燃支炮竹后，扬长而去，没有人会在乎你的存在。　　不但会场吵、办公室吵、家庭吵，商店、地摊、戏台、电视机、卡拉OK、电话筒上、迎神庙会，连出殡、做法事也一律吵得声震屋瓦。“国会”当然热闹得如同菜市场，庄严的“国会议员”，提出质询时，状如巫蛊恐怖时代特务头子审问政治犯，口沫四飞，指手画脚，好像这一下子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这个“部长”可算栽倒在我手里了。几年之前，台北还有位“国会议员”，跳到桌子上，大声诟骂，观众和选民，看得如醉如痴。在这种示范之下，胜利者乐此不疲，失败者起而效尤，嗓门一旦高不可攀，除了“吵”，其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就在写此文的今天，我在台北参加了一场作家聚会，台上一人吵，台下大家吵。聚餐时只听有人声嘶力竭，喉咙都喊哑了还在喊。好不容易逃出重围，回家之后，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语音凄凉，告诉说：“我刚参加一个婚礼回来，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遇到这么吵的婚礼。新娘是一位小学教师，三桌小学生闹得大家非咬着耳朵大声吼，否则就一个字也听不见。”他有一种感觉，似乎是：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吵”的程度，随岁月而日升，并且发展出一种信心：“嗓门大才会赢！”想要中国人静下来，只有使用暴力。因为中华文化是没有自我克制能力的--我可没有说中华文化是没有自我克制教训的！教训多得很，都在书上，而书，都在书架上。　　我想和“社会强力的机制”有关。二十世纪嬉皮年代的青少年，一旦进入社会，就会恢复正常，因为要活下去，只有重新纳入秩序一途。而我们不然，“酱缸文化”对正面教养的腐蚀力，犹如吸了强力胶对身心的戕害的作用一样，社会反而成为劣质文化的熔铸炉。成熟理性抬头的社会，是一个情绪受管理，音量得到控制的社会，既然有“理”，就不必一味借助咆哮。不夸张自己的喜怒哀乐，恐怕是中华民族要努力的功课。追根溯源，这是一个教育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地假设：说话的分贝，是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水岭！文明人“轻声细语”，野蛮人“既吼又嚎”！如果无法依靠教育推动这项“文明化”运动，是不是可以借重法律，动用立法，在国会通过一项“吵律”，用强制的力量，逼使自己提升。　　预约下一次，我们推出“吵律”草案。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蒋波）  吵律
 
　　反正，不管用什么方法，中国人一定要成为一个安静的、有沉思能力的、拥有高度文明的民族！
　　“吵律”，古语也，用现代话，应该说是“口腔噪音惩罚条例”。不过，这项条例通过之前，必须先完成配套措施，那就是科学家的事了：要先发明一种“口腔噪音测量器”，约一枚银元大小，发给全国国民挂到脖子上，它会在口腔噪音超过法定分贝时，发出警报，警察就可以上前捉住，依“律”处罚。至于分贝指标，由“卫生署”或“环保署”详细订定，输入晶片。　　“吵律”草案如下：　　第一条：大庭广众场所，如电影院、剧场、咖啡厅、茶室，有人大呼小叫，或大喊某人的名字，或猛传某种信息：“张部长教我告诉你……”总之，以引起大家注意为目的者，依其音量超过法定分贝程度，打三大板至十大板。　　第二条：火车、汽车、捷运车上，手拿“大哥大”，高谈阔论，讲的全是一些屁事。超过法定音量者，打三大板至二十大板。　　第三条：朋友小聚，谈天说地，本来欢乐无穷，却有人独霸市场，阻塞别人发言，只有他前仆后继，说个没完，听者大败，欲揍之而不敢，欲逃之而不能，依其音量超过法定分贝程度，打五大板至五十大板。　　第四条：猜拳行令，早已不合时宜，应该改革，无论家宴或店宴，两个粗汉攘臂奋拳，目如铜铃，呼喊叫嚣“六六大顺”、“八仙过海”，声震屋瓦，迫使邻居邻桌，无可奈何，只好含辱负重，暗自垂泪者，打十三大板。　　第五条：台上主席苦讲，台下人声喧哗，有的跟邻座交头接耳，有的向后座转身招呼，有的隔山打虎，和六七排之外嘘寒问暖，好像十八世纪的菜市场，依其分贝高低，打八大板至八十大板。　　第六条：庄严的结婚典礼，小孩哭，大人叫，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谁也弄不清是喜宴，还是蜂窝，新郎、新娘是什么模样？证婚人、主婚人在台上讲些什么？没有人听，更没有人关心，宾客既不是来祝福，也不是来祝贺，只不过来参加综艺节目，好不过瘾。应依其音量超过分贝之程度，每人打五大板至五十五大板。　　第七条：亲人逝世，椎心伤痛，丧事礼堂，一片悲戚。偏偏有些混世之棍，没有一点哀戚悼念之情，甚至有人还大喜过望的惊叫：“哎呀！张公，好久不见，走，咱们找个地方喝两盅！”有些丧家，购买一卷现成的哭带，届时开播，分贝之高，连吉隆坡都听得见。自应严惩，以分贝高低，打二十大板至八十大板，最好打得皮破血流。　　第八条：两人相对说“悄悄话”，应以对方听得见为度，而竟然高到身旁行人都听得见，即令“探测器”没有反应，只要身边的人向警方检举，举出“悄悄话”内容，与实际相符者，打五大板。　　第九条：本律于“国会”通过后实施。　　这份草案，真是名副其实的草案，际此人权日益提升之日，打屁股似乎不被国人接受，那么，改为鞭打也行，文明国度中的英国，直到今天，仍有鞭刑。如果仍窒碍难行，那么更有效的方法，莫过于改为罚款，须知世界上没有一个富豪，甚至没有一个国家的国库，能受得了无穷尽“自乘”式的罚款，一旦罚到他痛不欲生，他就非变做一个文明人不可。　　反正，不管用什么方法，中国人必须成为一个安静的、沉思的、拥有高度文明的民族！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张爱敬）  口供主义罪疑唯重
 
　　我们家乡的一句谚语：屈死不告状，道尽了中国人宿命的悲哀：一旦兴起诉讼，犹如肥羊投入饿虎之口。民事案件往往家产荡尽，刑事案件更加伏尸刑场。法庭是一个保障大人物的地方，哀哀小民是注定被草菅的对象。　　五千年来的讼狱，建立在口供主义上。圣明的帝王，怀着大慈大悲的心肠，小民如果自己不承认犯罪，绝不处罚。所以，怎么要小民“坦承不讳”、“自动招认”，遂成为执法官员最大的挑战，迫使他们不得不用苦刑拷打--这是我们小民的语言，暴官酷吏的语言称之为“帮助我们唤回记忆”。　　笔录与自白书，是口供主义的两大支柱。二十世纪以来，证据主义取而代之。但是，“酱缸文化”威不可测，证据主义立刻就被酱成了一项美丽的条文，专作对外宣传之用：“我们是科学办案，证据第一！”但是脑子里发酵的，仍是口供。而今，台湾就有三个微不足道的孩子苏建和、庄林勋、刘秉郎，他们在口供主义下，命在旦夕。　　一九九一年三月，台湾省台北县汐止镇，吴氏夫妇被砍杀身亡，警察不久逮捕真凶王文孝。王文孝在警察多方“帮助”下，承认还有一个同谋，那就是他的弟弟王文忠。之后，王文忠在“帮助”下，供出了连王文孝都不认识的上述的苏、庄、刘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又在同样的“帮助”下，全都“自动自发”的写下了自白书和完成了笔录。一九九二年一月，王文孝被枪决前夕，替这三个跟他素昧谋面的孩子呼冤。但是，大狱已成。　　自一九九五年起，“最高法院”对这三个孩子三次判处死刑。“检查总长”一连三次提出非常上诉。　　今年，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五月，“最高法院”突然一反立场，裁定再审。同月，“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官，也突然一反立场，对再审提出抗告。问题就在这里，“最高法院”判决的合法性，不但遭到“检查总长”的三次质疑，三次提出非常上诉，十年来，先后四任的“法务部长”，全都拒绝批准死刑的执行。而“监察委员”也在调查报告中，指出“最高法院”判决不当。现在，“最高法院”总算批准了再审的申请，可是曾经提出三次非常上诉的检察体系的检察官，反而反对再审，提出抗告。一种阴气森森的诡异，“宁可错杀一百，不可错放一人”的土石巨流，正在咆哮翻滚。这三个孩子势将死在这种巨流之中。　　如果我们小民们倾尽全力，还不能挽回一个明显的疑狱，那就让三个孩子死吧！因为他们是小人物。他们或许是真凶，或许不是，我不敢确定，那是专家的事。但有一点却是敢确定的：专家们的看法完全相反，说明这是一个有争议性的刑事案件。我们的老祖先，远在两千年以前，就为这类事件，提出公平的裁决，《尚书·大禹谟》：“罪疑唯轻”，对有争议性的诉讼，应从轻发落。想不到两千年后，就在台北，案件虽然疑点重重，却仍然有人坚持非要索取那三个孩子的性命不可。传统文化中，少有的优美部分，不但没有予以发扬，反而让它淹没。几年前，美国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被判无罪。有人向辩护律师提出质疑，律师说：“我从没有说辛普森没有犯罪，我只是说，我们没有辛普森犯罪的证据。”我们同样指出：“我们从没有说这三个孩子没有犯罪，我们只是说，我们没有这三个孩子犯罪的证据。”　　我们面对的是：台北少数崇拜口供主义的司法官员执法者，正在企图用别人的血，灌溉“罪疑唯重”的野蛮文化，使它成为罪恶的磐石，便忍不住酸鼻！　　我进了一家日本人在德国开的咖啡店，清洁得像个冰宫，我大为紧张，浑身不舒服，急忙逃走！对于华人，大概这就是一种惩罚！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蒋波）  与父母同归于尽
 
　　中国传统文化中，弑亲--杀父母、杀祖父母，是“惟一绞刑”，所在县的城墙，还要削去一角，以昭告世界：这是一个罪恶之城！　　由前人对于弑亲案的深恶痛绝，说明所受的惊恐，是如何的骇人。　　然而，这些年来，就在台湾，弑亲血案却层出不穷，密集的程度和凶手的年龄都愈来愈小，使人失色。我写这篇短文的昨天，所发生的弑亲案，凶手才十三岁。　　三年前（一九九九年），台北林口刚成年的林清岳，亲自砍父母一百零九刀，又注射“氯化钾”。去年，高雄青年陈善富向父亲要钱，父亲拒绝，他从住处沿路追打，打成重伤。父亲在医院治愈后回家休养，陈善富再把老爹拖到床下打死。高雄另一个弑亲案，洪清峰用瑞士刀刺死父亲。同年冬天，国立政治大学学生陈芝华，用童子军绳把熟睡中的父亲勒死。几个月后（二○○一年八月三十日），前面提及的那位十三岁的吴姓孩子，抓住祖母头发往墙上撞，撞昏后，活活勒死。　　每一件弑亲案都是一桩完整的人伦悲剧，看到柔情万种的父母怀抱中酣睡的婴儿，想到他将来长大成人后，竟对父母如此残忍，那景象简直不能接受。然而，杀人，不是杀蚂蚁，如果没有相当大的疯狂能量，不要说对自己的父母，纵是对一个陌生的游客，也下不了毒手；可是上面所举的这些案例，却下得了毒手，原因何在？我们是不是可在千万条线索中，试探地找出其一。　　有一种现象显示：愈来愈多的父母，指控儿女“不孝”、“弃养”。例如，一些年轻的歌星小姐，忽然之间，被媒体发掘出来某个穷老头或穷老太婆，哭哭啼啼隔空喊话，说多么爱自己的女儿。接着被采访的女儿数落老爹老娘当年对幼小的她虐待情形，声泪俱下；女儿要的不多，只盼望这位当年憎恨她、抽打她、侮辱她的“亲爹”“亲娘”，不要介入她好不容易建立起来新的小小世界。我几乎可以察觉到，这个女孩子如果是茁壮的小伙，她出口的一字一句，都会化为报复钢刀！　　这是一个巨变时代，变到儿女已有胆量直接反抗，社会也可以包容子女的反抗。“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为中心的“孝文化”受到质疑与挑战。从前面所举的案例中，几乎每个孩子都有使人落泪的幼年，长期被亲生父母凌虐。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三不值钱：孩子不值钱，女人不值钱，小官小民不值钱。“不值钱”就是“没有尊严”“不受尊重”。父母拥有“亲生”的人伦优势和体型上的力量优势，于是，“阴天关门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孩子可卖、可杀、可肆意施暴、可强迫跳河投井--美化的说法是：“我不忍心留下孩子受罪！”不过，事实上是：“天下有太多不配当父母的人，当了人的父母！”儿女从“不孝”“弃养”，最后发飙到刀刀见血，我们可从当时凶手双眼中，读出他压抑内心深处的委屈、羞辱、愤怒和冤酷爆炸出的凶光。他击碎了“慈母严父”的面目，发出同归于尽的孤注一掷，即令幸而不直接指向父母，也会把这种戾气转嫁给社会上其他无辜的人身上。写到这里，停笔生悲！　　感谢上天，在人生艰难的途中，赐给我双桨。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蒋波）  可喜双桨
 
　　三十年前，二十世纪六○年代，我得了一项大奖；三十年后，二十一世纪○○年代，我又得了一项大奖。　　六○年代得的大奖是：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逮捕，用惟一的死刑条款，要军事法庭把我处决。我在报纸上写专栏，追求言论自由，早被蒋氏父子政府不满，但真到被押上军事法庭，才知道事态严重至此。幸遇孙观汉先生在海外密集营救，稍后虽改判有期徒刑十二年，但仍然是一项大奖，家破人散。十二年是一个够长的时间，足够我安静地阅读和沉思。我曾认为中华文化是一个沉淀、腐化力极强的酱缸，大受爱国专家谴责。现在，再度整理史籍，我更发现中国文化的基因里，一开始就缺少人权思想，从没有人权素养。像儒家大师歌颂的尧舜禹汤，以及文王武王，被尊敬的盛世，根据史料，都恰恰相反。这项发现，使我像在皇帝御床黄绫被下发现一条眼镜蛇一样，惊慌失措。　　事实果真如此，再观察长达五千年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已找到了中国文化的病源：中国人思考是两极的，只有政治，只有金钱（像迦太基一样），从没有产生过高品质文化。所谓的中国文化，不是以诚信、尊严、尊重为主轴，而是以政治或金钱为主轴。这种文化，只有君权父权官权，没有民权人权。　　感激这项大奖，使我有勇气向这个严峻的课题挑战。　　二十一世纪○○年代得的大奖是：全球中华文化艺术奖中的中华文艺奖。它给我的营养是直接的。不像六○年代那项大奖，有那么多难以消化的曲折。入狱之前二十年中，我出版过二十部散文、两部报告文学、七部小说、两部另类小说、一部童话。　　出狱之后，又出版了七部散文和一部诗集。报告这些，不是沾沾自喜，只是说明我确实是一个写作人。　　然而，出狱后二十年间，前十年从事历史著作，后十年从事人权教育。唐德刚先生说的“中国从前千年不变，如今一年千变”的时代，泰山压顶般，压到人们头上。飞奔中的社会结构，时间不能累积，人们认为一切都从自己开端。社会跟电影院一样，不断换片，一年岂止千变，昨日之事，已成千古。我虽然仍以写作人自居。我的名片也从没有印过任何职衔，但写作人身份已逐渐模糊，逐渐被其他身份代替。去年，一个文艺社团举办老作家重阳聚会，就忘了我，当主办人提醒补寄一份邀请函时，承办小姐失笑说：“柏杨什么时候和写作扯上关系的？”　　后来，主办人告诉我：那位小姐除了知道柏杨坐过牢，还知道柏杨在什么岛上盖了一座碑外，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感激这项大奖，使我如梦初醒，重翻三十年前的旧作，真是“一字一情一惘然”！　　多少年来，我一直是单桨划船。二十一世纪○○年代这项大奖，唤起我重拾闲在一旁的另一只文学的桨。希望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能走得更远，能帮助更多比我走得更艰难的朋友！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蒋波） 　 妈妈，请牵我的小手！
 
　　妈妈老了，小女孩也长大成了女强人。每逢过马路时，她总是叫一声：“妈妈，请牵我的小手！”妈妈最初有点惊慌，但慢慢地成了习惯。　　《与父母同归于尽》一文发表后，有位朋友质问说：“你是不是想重建已被淘汰了的‘非孝文化’，煽动孩子向父母报复，这不是一项提升人类素质的好规范！”
　　我对这项批评，既接受，又不接受，因为我的初衷，只是想提醒那些“不配做人父母，而做了人父母的人”，必须有反省能力：“孝文化”不再是钢铁铸成的单行道，而应是合作沟通的伙伴，不能独赢，必须双赢。
最近几年，台湾接连发生“父母”被警察送上法庭的新闻。有个娘亲喂她的孩子　　大量安眠药，使他成为痴呆儿；有个娘亲因后夫不能忍受孩子夜哭，而把孩子闷死；有个娘亲用一种化学药物灌孩子，抱到医院已毒发身亡；还有一个娘亲每天毒打孩子，哀号声闻于户外，最后打断了孩子的腿，在警察怀抱中，已哭不出声音。凶手面对电视观众还说：“我一见她就讨厌，只好说她跟我无缘！”一句“无缘”，就企图轻轻地洗净残暴罪恶。
　　就在上月，台湾彰化商人洪若潭，在他的豪华住宅中，毫无预警地谋杀了后妻，以及他与前妻所生的两个大学毕业的儿子，和一个正在大学肄业的女孩，然后，跟后妻的尸体一起自焚，而子女的尸体，却消失无踪，警察迄今查不出下落。这项奇特的“骨肉恐怖”，也可称之为“天伦恐怖”，所以得逞，因为凶手“居于不疑之地”。这种现象一旦扩散，人间将变成地狱。当父母子女悄悄贴在身旁，你正期待一个吻时，背后却中了尖刀。
　　而就在前些时，远在西安的一位初级中学的小女孩，用刀砍死娘亲。在更遥远的纽约，一个华人家庭的独生女，联合她的黑人男友，成功地谋杀父母。因为华人以孝道文化闻名于世，所以这桩弑亲案也闻名于世。
　　有一种现象使人惊骇，就是无论发生在台北、西安、纽约，这些青少年凶手的表情，几乎完全一样：没有一点畏惧，没有一点悔意。难道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致性和深远性？怎么会这样？
　　除了对当事的父母孩子检讨外，是不是应该更深入和扩大搜索。我没有能力解决这种复杂问题，但有一个身临其境的故事，使我向往。
　　我有一位在社会颇有贡献的女性朋友，她有个悲苦的童年。她母亲对她，每一天都是“往死处打”，邻居因为逞凶的人是亲生之母，所以也从不干预。每当过马路时，小女孩就在心里喊：“妈妈，请牵我的小手！”可是当她畏畏缩缩伸出小手时，总是被大手不耐烦地打开。终于，后来，妈妈老了，小女孩也长大成了女强人，每逢过马路时，她总是叫一声：“妈妈，请牵我的小手！”妈妈最初有点惊慌，但慢慢地成了习惯。现在，每当这对母女相依相偎地出现在斑马线上时，都有人停下来注视这幕天伦之乐的场景。
　　我曾充满自信地问这位女强人：“我没有根据，但我敢确定你母亲也有一个同样可怕、甚至更可怕的童年。”她说：“不错。”我不再引述她母亲的故事，那是另一桩人伦悲剧。但有一点要告诉朋友的，如果这位女强人对娘亲“弃养”我绝对支持。不过我也更支持她现在的决定。为这件事，我一直想写一首诗，题目是：《妈妈，请牵我的小手！》
（责任编辑：孙源）  
是1，抑是0？
 
　　“世纪”、“年代”应起于何年，终于何年，待屈指细数。　　“世纪”、“年代”的起讫，平常不会受到注意，可是到了跨世纪时，却成了人们的最大兴趣所在，那就是，世纪（一百年）、年代（十年），应从何年开始，又应在何年终止？对这乍听起来不起眼的小题目，任何人都能脱口讲出答案。但也往往在诘问到某种程度时，张口结舌。
　　台北天文台正式发布公告，肯定“1开始，0终结”式，如二十世纪起于1901，终于2000；二十一世纪起于2001，终于2100；“1开始，0终结”式的“世纪”、“年代”，我都没有异议，但“年代”名称却发生问题。且就二十一世纪分析：2001至2010，是第一个十年，应称“一十年代”；2011至2020，是第二个十年，称“二十年代”；2021至2030，是第三个十年，称“三十年代”；2031至2040，是第四个十年，称“四十年代”；2061至2070，是第七个十年，称“七十年代”；2091至2100，是第十个十年，称什么年代呢？直到今天，还没有人叫得出来！只好改称为“世纪末”。这跟从没人使用过“一十年代”，只好改称为“世纪初”一样！事实上，无论“初”、“末”，都不止限十年，而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
　　于是，我自作主张，改用“0开始，9终结”式。
　　时间是人类创造的虚拟实景，凡是创造，都从无到有，从0到1，有0才有1。时间本体就是证明：一天二十四小时，起点是0，终点是24，如果起点是1，一天便只有二十三小时了，还空出无法称谓的一小时，使人失措。
　　“0开始，9终结”式的二十一世纪，2000至2099，共一百年。2000至2009，是第一个十年，称“○○代”；2010至2019，是第二个十年，称“一○年代”（无论书写或口语，都是“一○年代”，非“一十年代”）；2020至2029，是第三个十年，称“二○年代”（是二○年代，非二十年代）；2030至2039，是第四个十年，称“三○年代”（是三○年代，非三十年代）。依此类推，2090至2099，是第十个十年，称“九○年代”（是九○年代，非九十年代）。简单的记忆是：倒数第二个字是什么数，它就是那个数的“年代”。2002，是“○○年代”；2012，是“一○年代”；2067，是“六○年代”；最后，2095，是“九○年代”。起于0而止于9。世纪如此，年代也如此。年代数加十，就是第几个十年。2002，加十，就是第一个十年。2010，加十，就是第二个十年……2090，加十，就是第十个十年。时间位置，一目了然。
　　它最大的缺点在第一世纪。如以9终结，则第一世纪只有九十九年。好在第一世纪早已过去，以后永不会再有。而且在运作上，我们可以在1前加0，凑足一百年。“0时”和“24时”，都可以重叠，何况仅只借来一用，数字前的0，本质上是可以取消的虚位，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发生任何影响。
　　我所有的著作中，包括《中国人史纲》、《柏杨版资治通鉴》，都已改为从0开始，但我并不坚持，因为我一切都是“土法炼钢”，不敢过度自信，希望得到指教。如果错误，我会再改。
（责任编辑：孙源）  好用的才是好工具
 
　 0开始不是宇宙开始，只是在“世纪”、“年代”上，用0来作第一顺位，盼望历史成为一门有趣的课程。　　感谢萧尔辉先生对拙文《是1，抑是0？》提出批驳。
　　我不希望被误会在这里作例行谦虚，事实上，我没有资格谈开天辟地这么大的题目，萧先生一定是把我那篇短文当做学术论著，认为我要阐述关于宇宙起源是0开始不是1开始的学说。而我只不过是在讨论“世纪”或“年代”应从哪一年次开始，才容易计算、容易记忆。
　　有一个类似的问题：一周七天，应从哪一天开始？星期日？星期一？问题虽小，世上却有两派，分别在月历上呈现。强大的一派认为是“日”开始，星期日是每周的第一天，星期一是第二天，星期六是第七天，第七天当然休息。可是“日开始”的这一派，却是先休息一天，再工作六天，虽然违反经典、违反逻辑，可是美国、欧洲的月历全都如此。至于“1”开始的一派，每周第一天是星期一，工作到第七天星期日，大家再去睡大觉，反而很少人采用。
无论是不是基督徒，现代人都会认为：星期一应是一周的第一天，星期日应是一周的第七天亦即最末一天，才是合理的。只要在印月历时，把星期日印到行尾就行了，但我们却办不到，为什么？
　　“世纪”、“年代”应从哪一年次开始，是同样性质的问题。史学家的习惯认为，无论“世纪”或“年代”，当然是“1”开始，天文台、气象台也都认为如此，我完全无意冒犯。但它却有“年代分割”和“年代称谓”的双重混乱，无法为第一个十年和第十个十年是“什么年代”定名，而每个年代所包含的年次，又必须经过思考才能定位，就好像我们无法立即弄清楚一周的第几天是星期几一样。萧先生的解套办法是把“年代”改称为“秩”：“元秩”、“次秩”、“三秩”及“末秩”，这属于新的发明，且会使局面更加多一项困扰。我盼望的是因陋就简，现在反而叠床架屋了。
　　0开始，不是说耶稣诞生于0年，而仅只是建议第一世纪仍起于“1”，只减少一年，以九十九年计算。第二世纪之后，每世纪才从“0”开始。“年次”最末两字的第一字，就是“年代”称谓。末两字00，是○○年代，末两字10，是一○年代（不是一十年代）；末两字20，是二○年代（不是二十年代）；末两字是90，则是九○年代（不是九十年代）。虽然无法直接显现它是第几个十年，但每个“年次”在“世纪”所居的位置，可以迅速表达。
　　惟一的残缺是第一世纪只有九十九年。但作为工具，最方便的工具才是最好的工具，如果一种工具使用不方便的话，就应修改，使它成为最方便的工具。
我不是创立学说，只是在两个大派别“0开始”与“1开始”中作选择。我在监狱中写《中国人史纲》跟《中国历史年表》，以及稍后写《柏杨版资治通鉴》，用的都是“1开始”。几经困顿，直到二十世纪九○年代，方跳到“0开始”这个国度，大动干戈修正后，才觉得万事亨通，喜不自胜之余，写下短文心得。
　　感谢萧尔辉先生的赐教，也感谢《明报月刊》允许我再作说明。我们希望尽量减少读者记忆或思考方面的负担，使历史成为一门有趣的课程。
（责任编辑：孙源）  眼前欢
 
　　上帝不允许孩子永远记住父母入骨的爱，那将使他们无法成长；也不允许父母永远记住自己对儿女所作的牺牲，那将使老人陷于期待回报的自怜陷阱。孩子，只是哀乐中年的眼前欢。　　我写了几篇文章，请几位年轻朋友看，他们只瞟了一眼，就下断语说：“这是写给老年人看的，等我老了再看！”使我沮丧。因为，我恰恰是写给年轻朋友看的。如果你有幸或不幸，活到我这么老，你已没有时间再看了，你只有时间去懊恼。　　在苏联瓦解前，流行一个故事，国会为了改善监狱或是改善学校，发生激烈争辩。学校的重要，天下皆知；监狱是囚禁罪人的地方，粗陋一点，也没关系。可是，就在表决的前一刻，一位有前瞻性的议员说了一句话，竟扭转全局，全体通过改善监狱。　　那句话是“你们这辈子还可能进学校吗？”--看不懂这则幽默的读者先生有福了，你们已远离巫蛊恐怖。在这则幽默中，这位有前瞻性的议员提醒大家：　　“你将来不可能再进学校，但你却有可能再进监狱！”这正是我写这几篇文章的原因。年轻朋友一定要弄清楚，我不是为已老的人呼吁，而是希望现在年纪还轻的朋友了解，如果你没有英年早逝，那么，恐怕你一定非老不可。　　开宗明义，我建议初为人父母的青年，最好把传统文化中“养儿防老”的预期心理，连根拔除，仅只口头潇洒没有用，必须有深刻的自然心态。并不是说接受儿女的礼物或回馈是罪恶的，而是要了解，那是不容易办到的，儿女有自己的儿女要抚养，有自己的世界要面对，无法照顾周全。而且，爱是下倾的，除了儒家圣人系统逆天行事，用“郭巨埋儿”惨剧煽动灭伦。正常情形，人，爱子女多于爱父母。　　然而当父母的也不必庄严得像雕像一样，宣传说：“养儿育女是一种责任！”把互助的温暖，弄得冷如钢板。如果有一天，孩子忽然瞪大眼睛警告老头：“你有责任供我大学毕业！”世界一定化成冰川。如果也有一天，父母把成年的子女赶出大门，拍拍巴掌说：“我的责任已了，你永远不要回来！”或是有一天，成年儿女扬长而去，以后见面若不相识，那时候我们恐怕已没有老人问题了，而只剩下豺狼问题。　　人类有一种特殊感情，那是大自然特别赐给的一种基因，使亲子之间产生长久关怀。责任有时而尽，关怀绵延无穷。　　把亲情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双方都不致失落。人到中年，亲情的互动，是阶段性的幸福，不要赋予它太严肃的意义，也不要把它看得无足轻重。上帝不允许孩子永远记住父母入骨的爱，那将使他们无法成长；也不允许父母永远记住自己对儿女所作的牺牲，那将使老人陷于期待回报的自怜。而且，事实上，孩子早已经用儿语、用拥抱、用一声“妈妈，我好爱你啊！”一声“爸爸，我要嫁一个像爸爸这样的好丈夫！”完全回报了！是的，完全回报了。孩子，只是哀乐中年的眼前欢。　　曾经拥有眼前欢、并珍惜眼前欢的人，老境要快乐得多。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孙源）
 
尊严价更高
 
　　我们活得尊严，死得尊严。没有一个人愿意老年的时候，像只田鼠一样，被人厌恶地抛来抛去。　　一位被遗弃在养老院的老太太，在院方不断催促缴费下，老太太要求：让她回家取款。她回家后就在她当初结婚、而且生下并养育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的祖传老屋内，悬梁自尽。　　另一件事是一位电影导演，以拍“鬼电影”闻名于世，英俊潇洒，成为耀眼明星。三十五年后，前几天，报纸上刊出新闻，他最后因为事业失败，贫病交加，更得了老年痴呆症，被送进养老院，妻子跟他离婚，儿女们从不上门。报上登出这位导演的照片，像龙虾般佝偻成一团，双眼紧闭，面颊深陷，孤独地躺在床上。　　这类事件，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一向被世人认为最淳朴的大陆乡村，也常常传出同样的消息。儿子们把祖产悄悄卖掉，而由法院下令把老娘逐出家门，老娘啼哭街头，直到饿死，都不了解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读者于鼻酸之余，除了责备儿女不孝和勉励儿女要孝以外，束手无策。　　二十年前，王晓民事件轰动一时，我曾经提议安乐死，王晓民的妈妈也正式要求安乐死，可是正人君子强烈反对，包括“内政部长”，纷纷前往探望，对记者讲了一堆使人动容的爱心滚滚的话，然后作鸟兽散。二十年后的今天，王晓民的妈妈在煎熬中去世，父亲更老，剩下女儿仍直挺挺躺在那里。可以预见的是，他也会先女儿而去。请正人君子告诉我们：那个僵尸，谁来照顾？　　人生，永远面对着诡异难测的未来！既不能选择生，也不能选择死；既不能掌握福，也不能掌握祸。惟一可肯定的，大家都在排除万难，去追求“老”。追求不到“老”，是一个悲剧，像早夭或横死。然而即令追求到老，可能也是一个悲剧，像前述的那位老太太、电影导演，和被逐出家门的娘亲。　　我们希望避免因“老”而可能产生的悲剧，这个责任不应该全部放在儿女的身上。有些儿女弃养，有严肃的原因，像父母先行弃养，或父母过度暴虐。然而，大多数都是因为贫穷，这是一个应该正视的问题。必须由政府承担起养活广大的曾经把他们的青春奉献给国家的国民，政府不应该因为他们老，而眼睁睁看着他们惨。　　我们的两个提案之一是，政府应该立即立法，使全国国民从就业那一天开始，就强制扣除薪俸百分之若干，作为年老时的公积金，就业单位也应拿出相当数目，共同储存，当国民老的时候（不是死的时候），作自己的安养费。这个建议是效法日本：自己养自己。我，柏杨这一代，就让我们自生自灭吧，但像读者先生女士这一代，应该跟前苏联国会议员修监狱一样，必须要有这种远见：绝不可以希望别人养你。　　两个提案之二是，应该督促政府对安乐死尽快立法。生命诚可贵，尊严价更高。我们活要活得尊严，死要死得尊严。没有一个人愿意老年的时候，像田鼠一样，被人厌恶地抛来抛去。正人君子看到这种凄惨情形，表面上一脸慈悲，心里却在欢呼上天赐给他表演慈悲的机会。历史上有位皇帝，在一场兵变中浑身枪孔，从床下爬出来，向宫女叩头哀号，求她们把自己砍死，宫女不忍看他的痛苦和羞辱，只好从命。不知道正人君子对这些宫女，是反对，还是肯定？　　反对安乐死最大的理由是预防谋杀。然而保险业更容易使亲人兴起杀机，为什么不废除保险？我们要求：一个人在神志清醒时，经过法院见证，在将来日子，他就有权拒绝急救，拒绝痴呆，拒绝瘫痪；他有权要求尊严地逝世。　　言不尽意，请您三思！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张爱敬）
 我赞成安乐死
 
　　当人面对绝望的痛苦和死亡的选择时，应有自己决定的基本人权。反对安乐死的正人君子，从来不敢也不肯面对真实的问题--痛苦。　　安乐死这种想法，建立在神圣的情操上，不是我发明的，我只是虔诚地赞成。记得八○年代，赴马来西亚访问，在一次讨论“痛苦”的意义的时候，我就认为，当人面对绝望的痛苦和死亡的选择时，有自己决定的基本人权。身旁一位女士说：“生孩子是何等痛苦，都要坚决忍受，生命怎么可以抛弃！”当时我突然疯狂，握住她的手臂，举起烟头说：“女人生产时的痛苦，只是二级痛苦，是可以忘记的。灼伤可是一级痛苦，我现在烧你三秒钟，你再告诉大家，你愿意忍受继续烧，或宁愿死。”她看我如此粗暴，在大家还来不及阻止我以前，就跳了起来。　　多少年来，我深为自己的无礼内疚，但一直深思这个问题。反对安乐死的一些正人君子，从来不敢也不肯面对真实的问题--痛苦。不久前听到一件事，一个患癌症的妈妈，在所有的镇痛剂都失效之后，有一天，她悄悄地撬开窗户，正要往下跳的时候，被惟恐她跳楼而埋伏在隔壁的女儿发现，抱住她的腿大叫：“妈妈！”妈妈向闻声而来的儿女们下跪，哭着叫：“孩子们，放妈妈一条生路，念在我生养你们的分上，放妈妈一条生路！”　　我只希望那些正人君子能看到这一幕，是谴责妈妈软弱，还是赞扬儿女们眼睁睁看着妈妈哀号，暗喜胜利？　　耶稣在《圣经》中质问法利赛人：“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黄金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什么是大的？是黄金呢，还是叫黄金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　　近代的法利赛人，却仍然认为圣殿不重要，黄金才重要；坛不重要，礼物才重要！尊严不重要，即令贫贱、痛苦、羞辱、被人当田鼠一样拖来拖去，也要活命。继续让法利赛人展示他们的虔诚吧，别人的痛苦和尊严算什么？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荣耀！应该有学术团体作长期调查，最初赞成或反对安乐死的人，十年、二十年或五十年之后，自己得了绝症，有没有改变？也应该像环保学者一样，有个团体，锁定坚决反对安乐死的正人君子，在发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惨剧时，邀请他们前去参观，再记录他们的反应。　　就在前几天，一位接受访问的医生仍然认为，他反对安乐死，只是为了阻止犯罪。我认为这个问题，已超过了讨论的阶段，一个更容易引起杀机的保险业都可以存在，安乐死要比保险业更安全、更人道。至于说到预防，一个小故事可以帮助了解。历史上禁酒最严厉的国家是蜀汉帝国，家里有任何可以酿酒的器具，都会招来大祸--搜查、逮捕、斩首，全国沸腾，民不聊生。有一天，皇帝在城楼上，一位大臣忽然惊慌地指着路上一个人，向皇帝大叫：“他是一个强奸犯，快把他拿下！”皇帝惊讶地说：“你怎么知道？”大臣说：“他身带强奸工具。”皇帝斥责他胡扯！大臣说：“为什么家里有一个酒瓢，就可以说他酿酒？”皇帝立刻醒悟，下令解禁。　　我们盼望，现代的法利赛人，集合起来，回到古代去吧！古代的刘备，请你提起脚步，莅临现代，再次施恩苍生！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张爱敬） 　
 酱缸国医生和病人
 
　“你对民主进步人士，肆意侮辱，你一心一意恨你的同胞！说他们都得了三期肺病！你，血淋淋的刽子手，崇洋媚外，丧失民族自尊心的下流胚、贱骨头……”
　　话说，从前，有个酱缸国，酱缸国里每天最大的事就是辩论他们是不是酱缸国，而最近发生的一件最叫座、最声震屋瓦的事，就是医生和病人的一场争执，结果当然是医生大败！　　大概情形是这样的──　　病人：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大摆筵席，你可要赏光驾临，作我的上宾。我化验的结果如何？　　医生：对不起，恐怕要报告你一个坏消息，化验的结果就在这里，是肺病三期，第一个是咳嗽……　　病人：怪了，你说我咳嗽，你刚才还不是咳嗽，为什么不是肺病？　　医生：我的咳嗽跟你的不一样。　　病人：有什么不一样？你有钱、有学问，上过大学堂，喝过亚马逊河的水，血统高人一等，是不是？　　医生：不能这么说，还有半夜发烧……　　病人：不能这么说，那要怎么说才能称你的心、如你的意？半夜发烧，我家那个电扇，用到半夜能把手烫出泡，难道它也得了三期肺病！　　医生（委屈解释）：吐血也是症候之一。　　病人：我家隔壁是个牙医，去看牙的人都被他搞得吐血，难道他们也都得了三期肺病！　　医生：那当然不是，而是综合起来……　　病人：好吧，退一万步说，即令我得了肺病，又是七八期肺病，又有什么关系？值得你大呼小叫！外国人还不照样得肺病？为什么你单指着鼻子说我？我下个月结婚，谁不知道，难道你不能说些鼓励的话，为什么要打击我？打击自己的朋友？我跟你有什么怨？有什么仇？你要拆散我们夫妇？　　医生：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只是说……　　病人：我一点也不误会，我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肺腑，你幼年丧母，没有家庭温暖，中年又因为谋财害命，坐了大牢，对公平的法律制裁，充满了仇恨，所以看不得别人幸福，看不得国家民族享有荣耀。　　医生：我们应该就事论事……　　病人：我正是在就事论事，坦白告诉我，你当初谋财害命，是怎么下得手的，何况那老太太又有恩于你。　　医生（有点恐慌）：诊断书根据你血液、唾液的化验，我不是凭空说话。　　病人：你当然不是凭空说话，就等于你当初动刀子，不会凭空插到那老太太胸膛上一样。你对民主进步爱国人士的侮辱已经够了，你一心一意恨你的同胞，说他们都得了三期肺病，你不觉得可耻？　　医生：老哥，我只是爱你，希望你早日康复，才直言提醒，并没有恶意。
病人（冷笑兼咳嗽）：你是一个血淋淋的刽子手，有良心的爱国人士会联合起来，阻止你在“爱”的障眼法下，进行对祖国的谋杀。　　医生：我根据的都是化验报告，像唾液，那是天竺国大学化验……　　病人：崇洋媚外、媚外崇洋，你这个丧失民族自尊心的下流胚、贱骨头，我严肃的警告你，你要付出当外国人间谍的代价。　　医生（胆大起来）：不要乱扯、不要躲避，不要用斗臭代替说理，我过去被诬陷，已经证明我是清白的。和现在主题有什么关系？现在的主题是：“你有没有肺病？”　　病人：看你这个“丑陋的中国人”模样，嗓门这么大，从你的历史背景，可看出你的恶毒心肠，怎么说没有关系？中国就坏在你们这种人手上，使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全害了三期肺病，因而看不起我们。对你这种吃里扒外的头条汉奸，天理不容！锦衣卫（努力咳嗽），给我拿下！　　当然不一定非锦衣卫拿下不可（柏杨先生可是被拿下过），有时候是棍棒齐下，有时候是口诛笔伐。
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张爱敬） 　商场巨子沈京庆的两次突围
 
　　有为有守，固然困难，而决定什么应该“为”，什么应该“守”，更是困难，是非成败，定于一刻，且看沈庆京两次突围！　　回忆录类型的创作，晚至近代，才引进中国。中国虽曾被全世界誉为史学的国度，史籍的数量，已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文化资产，尤其不乏记传体例。司马迁先生的《史记》，就是最早的记传文学。然而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中国人很少想到自己写自己的传记，而多半由其他人执笔，最荣耀的是由政府指定官员执笔（如“宣付国史馆”），或家属聘请知识分子代为撰写（如“墓志铭”“家传”之类），这两种记传的特点：第一，是它的真实度都很低，主角们的言行只符合政府和家族的利益。第二，是它们只能谈所谓大事，不能谈所谓的小事，所以文字都太少。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历史记载，量虽丰富，质却贫乏。二十世纪中叶稍后，西方回忆录类型的传记文学，输入中国，然而，普通小民没有能力写回忆录，知识分子由于对政治上神经质的恐惧，和自己长期的表示“乏善可陈”，而不敢写回忆录，于是乎这个最能够使人受益的文体，发展得十分缓慢。中央研究院及国史馆也曾一度推动口述历史，但一时难以摆脱传统气习，选择的对象都是宦海浮沉中的人物，写下的又几乎全是冯道“长乐老”式的记载，官名一个连一个，制式言辞一句连一句，索然无味。成功的回忆录建立在诚实的心灵、开阔的胸襟上，回忆有多少真，才有多少价值。回忆录类型的文史混合体创作，在四十年长期戒严解除之后的九○年代，才开始蓬勃。我认为，无论是皇帝陛下，或是菜市场卖葱的小民，都有权写出他们的回忆录。一个人有他个体的尊严，不因他个体之外披挂的零件，使这尊严增加或减少。一个人能够活下去，有复杂的因素，成功和失败，因素更为复杂。但每个人的脚步都曾留下脚印，每个人的奋斗道上，都洒过眼泪或血汗，每个人的爱情也都尝过辛酸和欢乐，这些对个人都是无限珍贵的记忆，对社会国家来说，更是文化的资产。所以我总是希望朋友们能够描绘下他们一生的足迹，这是无价之宝，表达出一个人对自己和对社会的忠实。　　当商场巨子，被称为“小沈”的沈庆京先生告诉我他的回忆录完成时，使我大为兴奋，而且急于想知道他如何记载自己。因为沈庆京幼年的生活，和我有一点相似--当然，他父母双全，比我多了一点幸福。我指跟我相似的，是指逃学、打架、功课一等一级的烂，以及被学校另眼看待，走投无路，等等。但他有一点却比我高明的是：他曾在基隆水产学校真正的毕过业，有一张如假包换的文凭，而我这一生什么文凭都没有，包括小学。所以我对他感到分外熟悉、亲切、羡慕，渴望知道他如何的转变。当我读到他加入黑社会帮派，以致入狱坐牢，点点滴滴，使我忍不住涌出相知相惜的激情：这岂不就是我的来时路！　　然而，当我读到这本书约三分之一，他进入报关行当小弟的时候，发现他走进了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世界，听到的都是陌生的言语，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陌生社会，那对我而言，是另外一种专业，和另外一种运作方式。不过，我和他虽然在专业上殊途，但社会仍有一致的基本航道。我看到他从一个几乎无法自拔的贫困、艰苦环境中，建立起来自己的商业王国，可以听到那片厮杀、呐喊，和战鼓齐鸣的声音，证实商场即是战场。最后他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成就，凭吊当年的战绩时，我发现这本回忆录透露了他一生两个决定性的突围，足以使所有青年朋友，蓦然心惊。第一是他毅然的从黑社会突围而出，出狱后，在万般艰难的情况下，拒绝重返帮派，对一个血气方刚、彷徨街头的青年孩子来说，是一个严厉的考验（我曾经想过，假如换了我，我可能做不到），这要靠特殊的定力。如果当时他重新滑进了黑社会的泥沼，有一点可以保证的是，他到今天都不可能见到阳光。正因为他成功的抵抗了那么多诱惑，上天才给了他奖赏。第二个成功的突围是他坚守报关行小弟的工作，而放弃可能当船长的高薪、高位。“配额”这个行业里面充满了诈欺--可以说，那个时代的纺织配额，根本就是一个政府特设的诈欺行业，互相诈欺的结果，每个人的财富（甚至精神状态）都不能稳固保持。就在这个危机四伏的诈欺世界中，小伙子沈庆京决定了一个可笑、可怜，而又奇特的战略，那就是他坚持忠诚。他成了一个在绝对不可信赖的人群里，惟一可信赖的人，这是他事业的起点。诚实，为他带来财富。他一生的事业，由此一念而起飞。　　我们常听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定有一个贤惠的女人。事实上，任何一个成功的人（包括男人和女人）的背后，都有一个或一个以上重要的恩人。所谓恩人，就是益友，在你受到怀疑的时候，他信任你；当你迷惑的时候，他指点你；当你犯错的时候，他责备你；当你求救的时候，他伸出援手。在这本回忆录中，“鲍伯伯”对沈庆京的一生，占有绝对影响性的地位。一个人在社会上踉跄前行，绝不能缺少这种恩人或益友。沈庆京的生命中，如果抽出“鲍伯伯”，就等于一艘船没了罗盘，而沈庆京能够一再的声明他对“鲍伯伯”的感激，也正是他的气质，这气质使他建立了可贵的友谊，每一个友谊就是一个翅膀，也只有这种气质的人，才吸收这么多助力。　　任何一种成功--只要它是成功，上自国与国之间的殊死战，下至炒一盘菜，都具备了两项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是实力，一是运气。在回忆录中，我们读到沈庆京的实力和自信，不过，人生的道路是如此的崎岖，而又变幻莫测，面对成果的时候，如果完全依靠实力和自信，仍是一种危机。圣严大师在电视台主持一个节目，有一次，叫我去谈“如何处贫贱”。坐定之后，我提议可否改一下题目？他惊讶的表示同意。我认为贫贱人人会处，没有钱吃肉的时候，当然要吃素；没有钱吃米的时候，当然吃糠；一个小民，当然不会想去总统府坐坐。这是一种不用学习就会的适应能力！真正的困难是，一个人怎样处理富贵？人们只知道贫贱使人痛苦，却忽略了富贵不但可能吞食人的肉体，更可能吞食人的灵魂。中国有句警语：“富不过三代”，说明富贵不易。从沈庆京的回忆录，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有为有守。　　有为有守固然困难，而决定什么应该“为”，什么应该“守”，更属一种智能，是非成败，定于一刻，小沈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尊严的榜样！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孙源）  总裁狮子心
 
　　严长寿说：“识人本身有极高的难度，识人方法也往往有严重的缺失。官场中‘自己人制度’，往往是使自己失败的主因。当一个员工每天都迟到时，EQ教程不是申斥他，而是命他的主管每天早上打电话叫他起床！”　　常言“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去年，我的女儿从大陆来台探亲，沿途经过很多困难和挫折。当我为她感到委屈时，女儿反而安慰我说：“出门就是要受苦的！”我脱口而出告诉她：“要记住，出门就是要享受的。”她呆了一下，想是被这个她从没有听过的观念所震惊。她那种错愕的面色，使我回想到前半生流浪时走过的颠簸旅程。出门，所以被中国人视为畏途，主要的原因是：旅途确实可畏。　　我们不能想象，外地旅客来台北旅行时，竟会有下列的奇幻遭遇：　　好比，你从遥远的成都到台北接洽一项巨厦的建筑工程，桃园机场下机，通关之后，推着行李到大厅，一个和颜悦色的年轻人前来迎接：“您是张三先生吗？我是某某旅馆的接待人员，请随我上车。”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你称奇，心想：“他怎么能在一秒钟之内就认出我？”然后在一辆宽敞的轿车上，接待人员一路解说：“欢迎您到台北来，从桃园机场到台北，需要四十分钟。从我们旅馆到您拜会的公司，只有二十分钟。”等我们的车子停在旅馆门口，早已伫立在那里的接待人员，打开车门，准确的唤出你的名字：“张三先生，欢迎光临！”立刻卸下行李check in，完全是专业化的速度。当接待人员引领你进入大厅，你发现这家旅馆根本没有柜台，更没有等候check in手续的旅客长龙，接待你的是一张喝咖啡的桌子，柜台主任请你坐下，原来所有的登记手续和表格，早已填好，你只要过目一下，签一个名就可以了。大概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柜台主任便亲自带你进入房间。在房间桌上，你会蓦然发现带有你全衔的名片，已整整齐齐的放在那里，和同样有你名字的信纸和信封，也早已分别摆在一起，更使你惊讶的是，一个倾斜带有灯光的绘图桌，已放在屋角。因为你是一个绘图员，几年前在一次住宿这家旅馆时，曾经要服务生找一张这样的绘图桌。然后你又发现，有一份台北市的地图，标出你开会会场的方向。　　这样一连串奇妙的遭遇，过去只有在《镜花缘》这类小说里，才会出现。它是一个中国人所盼望，而又永不能实现的美梦。不过，这个美梦，如今，在一个中国人旅馆经营者领导下，已成现实。　　七○年代开始，台湾新的现代化观光旅馆纷纷建立，每一家新旅馆，开始的时候，都有崭新的、引人入胜的风格，但是，一两年之后，它就沉寂了，换另外一家新旅馆兴起，建立另外一个更新的、更引人入胜的风格。同样的，不久之后，也再度沉寂。如此，一家家兴起，又一家家沉寂。使人怀疑：我们永远在追求现代化的设备，却不能保持现代化的人文精神。外国有百年以上的旅馆，这不仅仅指百年以上的硬件，更指有百年以上的人文气质的累积。　　最简单的例子是：十年前曾经光顾过这家旅馆的旅客，十年后再度光临的时候，他会发现这家旅馆还记得他的名字及特别嗜好，一位十年前给他提箱子的那个服务生（可能已升为领班），仍记得十年前他来时的情景，现在为他再度提起箱子，欢迎他的归来，使他感觉到这就是他的家，使他享受到回家的温暖。而我们缺少的，正是这种人文累积。　　使人震撼的是：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旅游业问题，而是整体文化问题，中国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民族，像上述所说的成真美梦，中国人可以在一两个月之内，学习得精通非凡，但文化的停滞性，却使我们无法使美梦永续。中国人更有一个致命的观念：以为钱可以买到一切。问题是，像这种温馨、周到、体贴、关怀如家人的服务，绝不是钱可以购买到的。它是一种长期文化熏陶的艺术境界，中国人如果只注重创造奇迹，却没有文化熏陶，难怪再轰动的奇迹，不过一时。正因为这个原因，使我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推荐严长寿先生的一本书--《总裁狮子心》。　　严长寿曾经当过美国运通公司台湾分公司经理，现在则是亚都饭店总裁，他就是本文开始时所描绘的，使美梦成真的创造者和维护者。　　在这部《总裁狮子心》书中，他毫无隐藏的--甚至因此可能被抨击为自夸的把管理理念及管理实务，贡献给社会，这项理念和实务，不单限于旅馆业，而且更可以作为所有行业的规范，上至总统对国家的领导，统帅对军事行为的运作，下到一个三人公司的小店，或一人唱独角戏的单帮客。主要的理由是：他有能力突破和创造，还得有一颗追求完美的心来使它保持下来。中国社会出了太多奇迹创造，只独少维持奇迹的能力，只因为没有这一颗永远追求完美的心。　　其次，严长寿对工作伙伴的要求，也有一系列逆行的见解。像他对副手的选择。常人都希望找到跟自己性格相投、前瞻性一致的人，只有严长寿，他认为同构型太高的伙伴，埋伏着重大的危险，因为如果发生错误，便没有人从旁提醒。严长寿需要的是一个彼此能够互补的人，而不是一个听话的人。这不仅是有容人的雅量就可以办到，而更需要有卓越的胆识。因而，“识人之明”，是全书的中心点，也是每一个企业领导人成败的关键。　　对领导者而言，“求才若渴”这个形容词似乎太简略，有些人为了寻找得力的助手，求助于星座，有些人求助于卜卦，有些人求助于神灵，有些人求助于堆积如山的小报告。历史上，从现实生活中所看到的求才、识人结果，往往落得相反的下场，使人浩叹！主要原因是因为，识人本身具有极高的难度！识人的方法也往往有严重的缺失。　　中国官场文化中，最盛行的“自家人制度”，是最容易使自己事业败坏的主因，因为自家人会使自己丧失立场，更导致缺乏公平性。在一个没有公平的竞争基础上，不可能对人有正确的辨识。严长寿对考核制度的看法是：“考核不是洪水猛兽！”他认为，考核是主动的发现部下的缺点和优点。他更主张逆向考核，由部下考核主管。这不是群众斗争，而正是主管关怀和了解员工想法的最好方式，也是一个最重要的沟通桥梁。例如：当他发现一个员工每天都迟到的时候，他的办法不是对他申斥，而是要他的主管，每天打电话到员工家叫他起床。当他发现旅客部的经理，英文不能应付自如的时候，就把他调到中餐部当经理，他的英文在中餐部反而是最好的，使他的缺点变成优点。　　严长寿这本书不是经典，但它是经典的雏形，所以，本书可以称之为《领袖人才的EQ教程》！活到老，学到老，我高兴我能有机会透过这本书，领悟到很多东西，而大多数都是我不知道的，或是我所缺少的。　　在本文开始所叙述使梦成真的人，正是身为亚都饭店总裁的严长寿，我认为他的经营管理不仅是效率惊人、服务精细而已，最可贵的是已达到了艺术的境界。　　我认为中华文化的提升，要靠千万个像严长寿这样的人才努力！（责任编辑：孙源）  
公务员DNA
 
　　西方的伊索，写了一本智能的书：《伊索寓言》；两千年后，东方的王寿来，写了一本智能的书：《公务员DNA（基因）》，他是另类伊索。　　“待晴日，奇书看罢，卧小窗，午睡听黄莺！”这是仙境！人生最大的享
受。　　然而，犹如奇人难求，奇书同样也难求！古时出版品不多，从开天辟地的盘古，到二十世纪，奇人不少，奇书却只不过寥寥几部。二十世纪开始，全世界书籍每天以十万册的速度成长，事实上已到了“书满为患”的程度，连二十岁的嫩草，都出书指导人生。要想得到奇书，困难度可以想象，而就在这茫茫书海中，我纵身一跳，抓住了《公务员DNA》。　　流行文化有耸动性，最近流行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一时成为奇句。叛逆性强烈的年轻人，立刻找到理论根据，称心快意，“爽”了又“爽”之余，才发现这奇句原是一个诡异的陷阱。奇书不属于流行品，它充满了营养，却不板着面孔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几句或几段简单的话，就像棒喝一样，引起震撼：“即令你喜欢，也不是什么都可以。”　　俗语说：“天无绝人之路！”因为绝路往往是人自己造成，假如你是一个官，则不管官大官小，绝路就更是自己造成。我向来怕和官打交道，有一种“灭门知县”的恐慌，也有一种“三大难看之一”的反感--一个差役辞职，官老爷问他原因，他说：“我受不了“三大难看”，一是犯人的屁股实在难看；二是女尸的下体，实在难看；三是每天上班，您大老爷的嘴脸，实在难看！”　　想不到时至二十一世纪，民主自由社会中，官场如故、官性如故、官老爷难看的嘴脸也如故。升斗小民是不是走上绝路，大都由官老爷做主，而官老爷自己的前程，事实上也仍是他们自己做主，上帝不会做主。王寿来严肃的告诉充满帮助弱势小民意愿的年轻同僚说：“你的路会走得长！”这是一句赞赏，也是一句真理。其实，任何一位官员，“只要你迈步，你的路就永远在你面前展开，而且是向上的路、平坦的路！”问题是多少人一旦当官，便倾全副心力做一名巧官，绝不肯为人真正解决问题──事实上，为民纾困，正是为政府纾困，更是为自己纾困。这个颠扑不破的道理，只能有非常之才的朋友，才能洞悉和执行。
　　成功所以灿烂，因为成功可以累积，任何人都不能凭空创造出伟大的成功。“白手起家”之难能可贵，就在于起家过程中，一路艰辛。王寿来先生介绍《大河之歌》，使人深思。这是美国报业巨子赫斯特写的一首诗，他把人生看成山上积雪，融化为静静的小溪，或喧哗的飞泉，汇成滚滚大河，奔腾入海。海水被烈日蒸发，再化为浮云，重返山岭，降下积雪，周而复始，生生不息！五十年来，每逢赫斯特的忌日，全美千百家赫斯特系报纸，都会刊出这首诗，使人看到无数尊严的心灵。　　美国是站在时代尖端的国家，不断在变，一般人都注意到他有所变，未注意到他有所不变，我们的社会却认为无一不变，把国家的伟大民主成果，或个人的一点点米粒成就，完全认为是自己一手主导的奇迹，一概否定前人或别人，一切都从自己开始，造成以自我为中心的陀螺旋转的性格，经验无法累积，永远只是一个旋转中的陀螺，一旦能源耗尽，就倒地不起，深陷在惊惶四顾的短小格局之中。　　建立饮水思源和感恩图报系列的情操，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其他动物的高贵品质。《大河之歌》响起之处，正是感恩号角之声响起之处。只有聪明得冒泡的人，才认为自己可以断裂历史，创造过去。“吃果子拜树头”一文，正是这种呼应。　　另一个千年以来“得”“失”迷思，王寿来给了我们全新的思维。超级务实、超级功利性的中华文化，对“得”与“失”的认知，十分混乱。以致产生“吃亏就是占便宜”（吃了亏还硬说是占了便宜）的酱缸价值，和“有失才有得”（出一根红番薯，定能套进一头笨猪）的酱缸逻辑，使人在受尽欺凌之后，不但不敢愤怒，反而仍念念不忘要占对方的便宜。实际上，只不过永远只记得他的“失”，用来自怜或乞怜，却不会想和不敢说他的“得”！所以我们最多听到的是人如何抱怨他的工作，而很少听到人说喜欢他的工作！华人文化使我们坚信：如果我说我喜欢我的工作，我便没有身价。　　写到这里，应该结束了，否则，我会露出我浅陋的弱点，就全盘输给王寿来！　　西方的伊索先生，写了一本智能的书：《伊索寓言》；两千年后，东方的王寿来先生，写了一本智能的书：《公务员DNA》，他是另类伊索。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张爱敬）  十字架上的校长
 
　　当我们看到张夫人带着六个稚龄的子女，站在海边，打算母子同时一跃而下时，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有捶胸叹息。　　二十世纪的中国人，至迟从二○年代起，便进入巫蛊时代。四○年代时，国民党退守台湾，把称为“白色”巫蛊带入本岛，等待英明领袖，随意生杀凌辱。此处所说“随意”，并不周延，有一则美国的幽默故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间公司的大老板，把人事部主任叫来，吩咐说：“我要你立刻把杰克逊开除。”　　人事部主任问：“他犯了什么错吗？”　　大老板说：“我怎么知道，那是你的事！”　　所以，对人事部主任而言，绝不是“随意”，他必须刻意的进行他的罗织专业。　　这项小幽默，不过是商场有钱大爷的干法，敲碎一个人的饭碗而已。如果是革命家的干法，人事部主任就是特务头子，动作就大了。在台湾，就是警备司令部或调查局。不论大小政治案件，都要经过人事部一系列有秩序的流程，而且铸成了一定的模式。那个被套牢的杰克逊，当然不知道他所犯的罪，特务就必须帮助他制造记忆，每一鞭至少会制造一个记忆，鞭鞭见血，血痕编成“自动招认”、“坦承不讳”的“自白书”，自白书遂成为多种颜色巫蛊时代中，最重要的致命武器，甚至于是惟一的致命武器。　　一九四九年，澎湖，山东烟台联合中学总校长张敏之先生，和邹校长以及很多同事，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而特务更进一步的迫害他们的家属。　　当我们看到张夫人带着六个稚龄的子女，站在海边，打算母子同时一跃而下时，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有捶胸叹息。那些特务们，并没有要杀她，但是却用无情的手段，逼她们自辱自尽。　　最具有戏剧的一幕，是当时的蒋中正总统，听到这场冤狱时的表演，他是那么样的惊讶，要求给他一份详细报告。“英明”的领袖，再一次显现出他的“英明”，并为他给人一分希望而沾沾自喜。这是大老板倾耳静听杰克逊申诉时，所端出来的嘴脸。蒋中正在给了张夫人一线希望之后，结局在意料之中，他仍批准枪决，因为他不能惩罚遵命行事的人事部主任。　　山东烟台联中的学生、张敏之先生和邹校长被杀，揭开白色巫蛊恐怖登陆后第一场演出，以后，继之而起的被屠、被囚冤狱，和更多的家属，在蒋家政权下，永远不能昭雪。　　然而，一九八○年代，台湾发生了一场看不见的宁静风暴，蒋家政权崩溃，白色恐怖结束，一个母亲不再长夜哭泣的时代，终于来临！　　看了张夫人的回忆录《十字架上的校长》后，我崇拜张夫人，她用五十年之久的时间，和邪恶奋斗，所付出的痛苦，使人不忍细思，而这正提供了我们一个尊严的榜样，一个战胜巨大邪恶势力的尊严的榜样，她表面上低头折腰，内心永不屈服！
　
　　五十年之后，张敏之夫人、公子、女公子，重回宝岛，使我们深信，天下没有终结不了的暴政。比较起来，我自己所受的那点苦难、拷打和监狱囚禁，又算什么？写到这里，我忽然回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报纸报导说：“台湾岂容奸党潜匿，七匪谍昨伏法，你们逃不掉的，昨续枪决匪谍七名……”；“保安部破获匪兵运机构，党羽百余人均一网打尽。”“对叛徒绝不宽容！”这正是山东烟台联中的那次师生集体处决！当时，我竟然全部接受。认为主角张敏之既然亲口承认罪行，一定真实。想到这里，不禁自己尖叫起来，汗流浃背。　　千斤冤酷出海底，一片丹心争日光！感谢面前这个民主自由时代，祝福所有为争尊严、争人权，而奋斗不懈的人！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张爱敬） 　 曼德拉
 
　　政治冤狱之荒谬性和无耻程度，各国皆然。希望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没有攻治犯的世纪，直到永远。
　　狄更斯在他的《双城记》一开始就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才智的时代，这是愚昧的时代，这是充满了希望的春季，也是失望的冬季。”　　狄更斯所指的是十八世纪大革命的法国，而今，我们发现二十世纪的世界，更适合这项描绘。如果拿来对比，二十世纪的动荡，更惊心动魄，使很多人哀伤：“不幸生在这个时代！”也使很多人鼓舞：“有幸生在这个时代。”　　二十世纪创造出来的奇迹，达到人类进化史的高峰，而且是全方位的，不仅限于政治。但政治奇迹的感受，却是如此的普遍和直接，其威力无与伦比，不管高兴和不高兴，在二十世纪中，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专制独裁政府，都被摧毁。问题在于，每一个专制独裁政府，毫无例外的，在被摧毁之前，总有一阵垂死挣扎，所以，二十世纪的政治犯，数目百倍于往昔。然而，随着人民的觉醒，和国际公理的伸张，二十世纪也是一个最多政治犯突破网罗，登上国家领导人高位的时代。狄更斯所指的双城领域，只有拿破仑一人升起，而他是一个军官，与政治无关。二十世纪不然，迄目前为止，就有波兰总统瓦文萨、捷克总统哈维尔、南非总统曼德拉，他们都是旧政府欲杀之而后快的叛徒。而曼德拉尤其传奇，他被囚禁监狱的时间，超过四分之一世纪，却几乎一出牢门，就直接走上总统宝座。　　各国政府囚禁政治犯的地方，似乎都会选择一个岛屿，国人对台东外海火烧岛的印象，一向深刻，而南非则有罗本岛，为的是容易防范囚犯逃亡，以及狱外人士救援。但执政者对付政治犯的方法，则各有千秋。南非是英国系统的殖民地，政府对人民的迫害，都透过法治程序：他们用法律禁止黑人跟白人混合、用法律禁止黑人离开他的居所或村落，法律纯粹成为压迫的工具，而不是伸张正义的工具。可是也因之养成朝野官民一种对法律的敬畏情操，当罗本岛监狱一位军官挥拳向曼德拉扑上来，曼德拉冷静的警告他说：“如果你手指敢动我一下，我将把你带到最高法庭，而当我与你在法庭上一决高低之日，你将会一贫如洗。”那军官惊异的呆在那里。这使我回忆火烧岛上一位香港商人，他向调查局调查员要求律师在旁时，特务们对他竟敢懂得法律，并竟敢使用法律，大怒若狂，立刻施以暴打。曼德拉当选总统后，南非国家机构之能像过去一样，正常运转，正是法治已深入人们骨髓。　　然而，政治冤狱之荒谬性和无耻程度，各国皆然。曼德拉叙述政府的主要证人--开普敦大学政治系主任安德鲁·默里，指控“非洲民族议会”所有文章，包括著名的《自由宪章》在内，都是共产主义性质的。曼德拉对此有精彩的叙述：　　“伯兰格（曼德拉的辩护律师）说，他要对默里读几段来自不同地方谈话，请默里鉴别一下这些话是不是含有共产主义思想，伯兰格随即指出上述讲话是南非前总理马兰博士说的。接下来伯兰格又续读了两段话，默里都断言是共产主义式的语言。事实上这两段话，分别出自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和伍德罗·威尔逊口中。下面出现了高潮，伯兰格又读了一段话，默里毫不犹豫地把它归为“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伯兰格宣布，这段话是默里教授本人三○年代的杰作。”　　台湾政治犯朋友和广大的家属群，对这种荒谬证词和无耻判决，一定不会陌生。曾有人被控“为匪宣传”，在谈话中谈到中共兴建了长江大桥，但消息来自国民党《中央日报》，军法官判决说：“报纸是让你看的，不是让你说的。”又有人被控于一九三七年对日抗战时，高唱国民党政府颁布的正式军歌《义勇军进行曲》，“军法官判决说：经过调查，《义勇军进行曲》是‘共匪’国歌。”而《义勇军进行曲》之成为中共国歌，乃一九四九年，被告唱歌十二年之后的事。　　曼德拉对任何一种决定，即令在狱中，也坚持和高层干部讨论，如果有异议，他就说服，不能说服，他就放弃。我常听到一些政治犯发飙时说的一句话：“我在牢房里时，你在哪里？”这是酱缸特有的“婆媳文化”产物，一定会发展成为另类专横。曼德拉伟大的地方，不在于他反抗成功，而在于他始终掌稳了舵，和反抗过程中恪遵民主规则，这才是成功以后不致自我膨胀的原因。　　在曼德拉这个巨人面前，我这个政治犯微不足道，他坐了二十七年四个月的牢，我只不过坐了九年二十六天，他只是没有受到酷刑，我则右膝残伤。虽然他当了总统，我依然如故，继续当一个作家，但他追求的黑白平等，和我追求的创作自由，都获得实现，我们同样的充满喜悦，对上苍的赐福和全民的努力，心怀感激。环顾四周，有许多政治犯血染法场，壮志未遂，有许多政治犯被吓破了胆，正在崩溃边缘，有许多政治犯仍陷于原来的恐怖之中，朝不保夕，使我们更觉得自己好运，能目睹改革的实现。　　缔造民主，比缔造专制独裁困难得多。希望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开始没有政治犯的世纪，无论中国或外国，政治犯永不再现。　　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张爱敬） 　
  
隋唐宫廷
 
　　中国宫廷实际上是一座酥胸大阵，酥胸，在政治权力中，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宫廷里每一次美女的笑声，可能都是小民一次哀号！
　　中国宫廷，是世界上最肮脏、最淫乱，和最黑暗的地方，里面只有皇帝一个男人，他为了发泄性欲，用政治力量，遴选天下最漂亮的女人，集中在一个大围墙（皇城）里，由他兴之所至，想怎么乱搞，就怎么乱搞。传统学术思想中，没有人权观念，更没有女权观念。在男人眼中，女人不是人；在皇帝老爷眼中，女人就更不是人，而只是他陛下一人包下了的娼妓。宫廷之内，皇帝担任的是大嫖客角色，也担任随时都会翻脸无情的杀手。　　政治权力一直为帝王服务，儒家学派同时也一直为帝王服务--为帝王们这种六亲不认的淫秽兽行，提供理论基础。五经之一的《礼记》里的《婚义》篇，硬性规定帝王们除了一位大老婆皇后外，还应该拥有小老婆群。纪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鼎盛时，小老婆群至少有一百二十人，包括第一级夫人三人，第二级嫔九人，第三级世妇二十七人，第四级御妻八十一人。　　——凡是帝王，都喜欢并崇拜儒家学派，这是最大的原因之一，只因儒家学派的主张，每一样都使当陛下的老爷或小子，从心理上到生理上，都发麻般的舒服，连随便奸淫妇女，都能制造出一种庄严的画面，使它灿烂夺目。像三位夫人的职责，竟是“坐论妇礼”，九位嫔的职责，竟是“掌教四德”，俨然神圣不可侵犯，其实不过供大家伙床上娱乐罢了。帝王既然龙心大悦，誓死拥护儒家于上，摇尾系统自然如疯如狂，誓死拥护儒家于下。　　这种情形，到了纪元后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初隋王朝宫廷，和七世纪中至十世纪初唐王朝宫廷，更变本加厉。小老婆群的位号和人数，花样翻新，艳香扑鼻，使当权的皇帝老爷，心花更是怒放，隋王朝第二任皇帝杨广时，他的小老婆群共分二十级：第一级贵妃，第二级淑妃，第三级德妃，位比亲王。第四级顺仪，第五级顺容，第六级顺华，第七级修仪，第八级修容，第九级修华，第十级充仪，第十一级充容，第十二级充华，位比宰相。第十三级婕妤，位比部长。第十四级美人，第十五级才人，位比省长。第十六级宝林，第十七级御女，位比厅长。第十八级采女，第十九级承衣，第二十级刀人，位比县长。　　唐王朝宫廷小老婆群的编制，更加伟大，另有不同，初期：第一级惠妃，第二级淑妃，第三级德妃，第四级贤妃，位比亲王。第五级昭仪，第六级昭容，第七级昭媛，第八级修仪，第九级修容，第十级修媛，第十一级充仪，第十二级充容，第十三级充媛，位比宰相。第十四级婕妤，位比部长。第十五级美人，位比省长。第十六级才人，位比厅长。第十七级宝林，位比郡长（太守、知府），第十九级采女，位比县长。　　——中国惟一的女皇帝武曌女士，她最初在皇宫中的地位是第十六级才人，低微卑贱，连皇帝的金面都难得一见。皇后倒是可以见的，每天都要战战兢兢，排队排班，前往参拜问安，跪在地下，不教她抬头不敢抬头，不教她站起不敢站起。　　可是，到了第九任皇帝，有名的“唐明皇”李隆基时，继承了皇帝特有的乱伦特权，于七四五年，把儿媳杨玉环女士按到床上，来一个霸王硬上弓，收归己有之后，封她贵妃，于是小老婆群又有变动：　　第一级贵妃，位比亲王，第二级惠妃，第三级丽妃，第四级华妃，位比宰相，第五级芳仪，第六级芬仪，第七级微仪，第八级昭仪，第九级修仪，第十级充仪，位比部长，第十一级美人，位比省长，第十二级才人，位比厅长，第十二级尚宫，第十三级尚仪，第十四级尚服，位比郡长（太守、知府）。　　皇帝老爷就利用这些密密麻麻的位号，控制小老婆群。使那些如花似玉的女儿们，没有第二个选择，只有全神贯注的使出浑身解数，包括种种自辱人格的行动，和恶毒的陷害别人的阴谋，去博取那个惟一的男人的一次之欢，以求升迁，最终的目的当然是皇后宝座。于是，激烈的“夺床斗争”，就跟专制制度下的政治斗争一样，凶恶惨烈，杀机四伏，宫廷中充满了失败者所遭受的沉冤血腥。而这些，升斗小民们不知道，儒家系统的史笔，根据“为尊者讳”原则，沉冤血腥全被掩没，粉饰出的面貌，是一副太平盛世。贵阁下有没有看过电影电视上的古装宫廷剧？皇帝老爷都是忠厚可亲的家伙。同时，在宫廷中，一位美女的沉冤血腥，正是另一位美女的胜利崛起，新当权派就踏在旧当权派尚未凝结的血泊上，欢欣歌舞。我们听不到哭声，而只听到欢欣歌舞。　　在隋唐王朝宫廷中，最可注意的有两位人物，一是隋王朝的杨广先生，是一个典型，他有绝顶聪明和绝顶能力，所以隋王朝钢铁般的江山，任何人都推不翻的，他只消十年工夫，就把它推翻。大多数男人都是性的奴隶，杨广尤其厉害，他跟一条发情的公狗一样，惟一的目的就是跟越多越不嫌多的美女上床做爱。另一位是武曌女士，也是一个典型，属于两栖动物，最初以女性的身体当皇后，最后以男性的身份当皇帝，她发动的夺床斗争，凌厉可怖，忘恩负义，心狠手辣。她对中华文化最大的斫丧，是明目张胆的用特务（酷吏）治理国家。这两位人物都付出他们的代价，杨广被绞死，武曌被气死（也可能是被闷死）。但是他们都把他们领导的政权，连根铲除，更引起千千万万人民死亡。他们固然满身罪恶，但陷他们于罪恶而不能自拔的，还是中国传统的宫廷制度。　　宫廷实际上就是一座酥胸大阵。西汉王朝末年的宫廷，小老婆群和宫女数目达四万余人，隋王朝宫廷的小老婆群和宫女，数目更多到无法统计。杨广在天下名胜地方，都有行宫，每一座皇宫都建筑在千万小民的尸体和眼泪上。唐王朝宫廷小老婆群和宫女的数目，也不断增加，终于增加到使小民的纳税钱不堪负荷，群起抗暴。　　构成酥胸大阵的，有两大支柱，一是如山如海的美女，一是位卑权重的宦官。隋王朝亡于美女太多，唐王朝亡于宦官权力太重。宦官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丑陋的产品之一。儒家系统的大亨大狮之辈，很少敢于政击宫廷的美女如云，因为那妨碍到皇帝老爷的兽欲横流。不但很少攻击，有时候还媚态可掬的，用正式公文书（奏章），要求皇帝老爷努力增加小老婆群的人数。同时，也从不敢建议取消宦官制度（偶尔的只敢攻击宦官的个体），宦官是小老婆群的副产品，目的只在防止那些貌如天仙，红杏出墙。如果有谁要求取消，怎么，教俺当皇帝的戴绿帽呀，就要人头落地。　　隋王朝属于瓶颈政权，它的任务只在结束大分裂时代烂摊子，和引导唐王朝出场。唐王朝是中国最伟大的王朝之一，只有秦王朝、两汉王朝和清王朝，可以跟它媲美。但它无法摆脱宫廷的荒淫、杂交和暴虐。包括唐王朝在内的中国帝王总数，共五百六十人中，只不过产生五位伟大帝王，其他的帝佬帝崽，大多数都被酥胸大阵埋葬。　　我们佩服许啸天先生把隋唐王朝宫廷，写得如此详尽。宫廷是蛇蝎之地，一旦泄露“禁中语”，即令他是皇亲国戚，也要处决，所以外界所知的，寥若晨星。但纸永远包不住火，正史上关于这一部分的资料，可靠性很低，“讳”的恐惧使他们如此，必须靠野史的帮助，而野史又往往流于“想当然耳”。许啸天从如此贫瘠的混乱史料中，发掘出宫廷内幕，是一件沉重的工作，也是一件伟大的贡献。　　事实显示：“酥胸”在政治权力中枢，具有决定性的地位，敏锐的影响全国小民。宫廷里每一个美女的笑声，每一次皇帝的喜悦，和每一次淫棍娇娃的踌躇满志。我们应了解，可能都是升斗小民们一次哀号。　　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张爱敬） 　 柏杨：历史峡谷中的“渡客”精神
 
　　潘耀明　　“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一九九九年六月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举行，主题演讲共八场，集中探讨了柏杨的思想、杂文、史著、报道文学、诗、小说等等。一位外地作家能在港大这个高等学府以八个场次，发表论文二十篇，足见柏杨在学术上和创作上的重要地位。在研讨会上所发表的论文，包括为柏杨作品翻案的论文，不乏独特见解的，《明报月刊》除了选登唐德刚教授的主题演讲，及柏杨的一篇感人肺腑的发言外，还有由黎活仁教授和欧银钏小姐写的两篇关于研讨会报告。正如台湾佛光大学华南管理学院校长龚鹏程所言，柏杨的研究者现在虽然尚少，但对柏杨的研究一定会愈来愈活跃，这次研讨会是踏出了重要的一步。　　柏杨的经历、思想与著作，体现了一种知识分子的正气精神，这就是中国处于“历史三峡”中所必须的智勇兼备的“渡客”精神。　　柏杨：历史峡谷中的“渡客”精神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上月（一九九九年六月）举办了“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香港的高等学府为一个外地作家举办一次学术研讨会，是罕见的。柏杨的经历和著作，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悲喜转换，具有深刻的意义。著名史学家唐德刚的主题演讲《三峡舟中的一出悲喜闹剧--对名作家柏杨生平的个案透视》，引起会场内外强烈的反响。　　读破柏杨这部大书，谈何容易，而且唐德刚教授还把柏杨这个时人及其著作，放在中国今天的历史和未来的历史、今天的时代和未来的时代的大框架上去考量，俱见学养和胆识。　　柏杨确实不是花拳绣腿的明星作家，也不是金光灿烂的院士博士，而是一个在学院之外进行野战的游击战士。但他的思想与著作却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连专治史学的唐德刚教授也衷心钦佩。毋庸置疑，柏杨的诞生，是具有时代的意义。柏杨的经历、思想与著作，体现了一种知识分子的正气与精神，这就是中国处于“历史三峡”（从专制向民主大转型）中所必须的智勇兼备的“渡客”精神：这是一种在风浪中敢于独驾孤舟前行的精神；这是一种敢于对专制权力说真话的精神；这是一种对于阻碍历史舟楫的文化顽强症和文化积习敢于展开批判的精神；这是一种献身学术文化而又不以学术文化明哲保身的勇士精神；这是中国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历史专制走向民主、从封建王朝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转折中最宝贵的精神。　　历史峡谷中的道路注定不是平坦的。转折与过渡中随时都有风险。一百多年来，为了实现中国的转型，已有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更有无数知识分子演出惨烈的悲剧。时代的严酷使许多人害怕，使许多人消沉、麻木、投机、弄虚作假，这群知识人便是大浪淘沙中留下的精英。在布满风险的转型时代中，躲在象牙塔内是比较安全的，但柏杨不当这种聪明人，他选择走向风沙扑面的莽莽原野。这种大无畏的精神，需要自学，需要一个字一个字阅读、领悟、积累的硬功夫，更需要有胆、有识，牢房的铁壁不是那么好受的，但必须有为真理而不怕把牢底坐穿的精神。柏杨这一个别景观提供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处于艰难的历史过渡中，中国最需要的知识分子不是卖弄学问的知识分子，而是有学、有胆、有良心、有关怀的知识分子。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此次主办“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把学术投向社会，把眼光投向学院之外更广阔的天地，表现出香港知识分子的一种新的文化情怀，这是可喜可贺的。为此，《明报月刊》特辟专题给予助兴，并借此向柏杨先生以及一切关心中国、“舍身求法”（鲁迅语）的知识界朋友致以深深的敬意。　　柏杨认为，他比鲁迅还好，因为他是鲁迅之后的人，他站在鲁迅的肩膀上看事情，可以看得更高更远。（责任编辑：蒋波）
替柏杨小说翻案
 
　 黎活仁
　　------“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报告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得香港殷商何先生的赞助，于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至十一日举办了“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由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冼玉仪博士主持开幕典礼，美国著名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作主题演讲，讲题为《三峡舟中的一出悲喜闹剧》，台湾佛光大学龚鹏程教授则应邀在会议结束前发表《观察报告》。　　宣读论文的学者依次序包括（敬称略）：向阳、周裕耕（Jurgen Ritter)、梁敏儿、刘季伦、彼得罗夫（Aleksander Petrov）、　引（Dusan Pajin）、龚鹏程、张堂锜、雷锐、黄守诚、应凤凰、张素贞、朱耀伟、朱嘉雯、余丽文、黎活仁、邓擎宇、梁竣瓘、郑雅文等。　　文学创作技巧据云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凑拼”或“嫁接”在后现代而言，反而可以有推陈出新的惊喜，能打破顺序叙述，造成重复又重复的效果，极获好评，以下就借重各位先生小姐的妙笔，留下大会流程的剪影：　　大会创新设“评奖制度”与“双讲评”　　“有意思的是，研讨会开幕仪式后，有个宣誓仪式，大会召集人要对与会者举手宣誓，大会裁判杨静刚也要举手宣誓，都表示要“维护学术公平公正”，难怪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唐德刚教授，见到如此庄严的宣誓“吓了一跳，……他说参加了无数的学术研讨会，遇到这么严肃认真，还是第一次。”（《亚洲周刊》，十三卷廿五期）　　顺带要说明的是，为提升论文质素，大会设立“评奖制度”，委托一位裁判独立全权处理，以示公正。学术研讨会经常被评为“庙会”，以致很多基金声明不拨款资助，因此在体制上有重新规划的必要。　　美国德州大学应凤凰女士的《会后报告》结合美国经验，作了比较，认为“这次研讨会设计了‘双讲评’制，这类做法在美国的各种学术会议，是很少见的；主办单位甚至设置‘匿名评审’，评判出与会论文的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这在美国人文学者及研究生眼里，也是无法想象的。”　　台湾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李瑞腾对“双讲评”有这样的看法：“从整个会务的推动上，这一次在黎活仁教授的主导下，充分利用电子邮件的传输功能，会议之前已经将论文及特约评论人的评论送达与会者，而且采取了极其罕见的‘双讲评’，主讲者几乎是不讲，在现场只作答辩。从学术会议行政上来说，可以说极富启发性，我个人尤其愿意在这点上进一步加以思考。”　　论文比赛的结果是：台北东吴大学的张堂锜教授获得冠军，台湾师范大学张素贞教授、辅仁大学刘季伦同获亚军，季军是静宜大学向阳教授。队际比赛则台湾稍胜香港队。　　《异域》是报道文学，还是小说？　　德国周裕耕博士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柏杨的，可说最为专家。刘靖之教授就周裕耕博士题目中“非贵族的知识分子”一词提出异议，认为中国没有这一概念。另外，周博士又回应提问，认为柏杨所谓的“酱缸文化”在德国也有，有“丑陋的中国人”，也有“丑陋的德国人”。　　“不过，整个讨论会中，我们仍然会发现：论者对柏杨作品掌握并不完整，也不够熟稔。这是其他研讨会中所罕见的现象。一些对柏杨作品看得不多、不熟，对柏杨其人其时其事亦未必清楚的学院中人，为了开这样一个会，仓促去访求材料，粗粗浏览后即提笔上阵，看起来确实有些诡异，本次会议讨论并不热烈，此亦为原因之一。”（龚鹏程《观察报告》）　　“替‘柏杨小说’翻案，也仿佛是这次港大‘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一大使命，发表了十篇关于柏杨小说的论文。美国德州大学的应凤凰追踪郭衣洞小说的身世，做了版本书目整理。　　“《异域》曾经被称为二十世纪最畅销的报道文学，在一千八百万人口的七○年代台湾，销过一百余万册，但在香港的柏杨研讨会上，两岸学者对于《异域》，到底是报道文学，还是小说，有着完全相反的意见。”　　“柏杨连续两天在现场倾听与会学者讨论他的作品之后，闭幕前发表感言：‘你们说的理论我不懂，你们读的书，我也没读过。我是一个独立作战的游击队。我的写作只是像大青蛙一样，看到马车来了，就跳上去，谈不上理论。’”研讨会论文集由黎活仁、龚鹏程、李瑞腾、梁敏儿和郑振伟主编，由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　　这次会议给我的第一个启示，就是师承的重要，一个学生如果能遇到好教师，真是人间最大的幸运。（责任编辑：孙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