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庸报》创办人董显光

林放

一、勤奋与机遇

天津曾有一家《庸报》，在全市报界中排位第三，仅次于《大公报》、《益世报》，是津门的一家大报。

《庸报》的创办人是出身贫寒的宁波人董显光（1887-1971）。董的父亲是基督徒，以木匠为生计，曾为附近的教会修造房屋。少年时的董显光，一面帮父亲做活，一面读私塾。他聪慧好学，勤奋机敏，为教会牧师所赏识，由教会资助送到上海美国长老会所办的中西书院读书。后又转入清心中学，一直攻读到18岁，因父亲修房时失足摔落致死，董显光不得不缀学，回到家乡挑起养家的重担，在奉化龙津中学担任英文教员。

人生的变化不可预测。董显光未曾料到在奉化龙津中学任教时，竟成了蒋介石的英文启蒙老师。这一师生之谊，为董日后步入政界创造了条件。董显光另一个更大的机遇是，他的母亲与美国北美长老会传教士费启鸿的夫人玛丽·梦克丽兰相识，交往密切，经其推荐，董显光成为官费留学生，于1908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13年学成回国，凑巧和孙中山先生同乘一艘远洋轮，从而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和董交谈后，很赏识他的才干，将他推荐为国民党的机关报———上海英文《中国共和报》的副主编兼记者；同时孙还送他一把手枪留念。董在上海任职不久，孙中山又调他到北京担任《北京日报》（英文版）主笔，兼任美国《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这也为董以后成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做了坚实的铺垫。

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乘袁世凯意欲称帝之机，向袁提出了“二十一条”作为支持他当皇帝的条件，同时威胁袁世凯，如把“二十一条”的内容泄露给欧美国家，则将采取报复行动。董显光作为《纽约时报》驻京记者，以特殊的新闻渠道掌握了“二十一条”的梗概，并以特快消息发到美国。《纽约时报》收到后，即以“日本向中国提出卖国要求”的大标题，作为报纸的头条新闻刊出，引起世界轰动。这使袁世凯大为惊慌，日本驻华使馆更是大闹中国外交部，定要追究泄漏消息的人。因此，董显光不得不避居至天津，藏身在法租界内，至1916年事态平息，返京出任全国煤油矿事务总署的英文秘书。不久，又随原国务总理熊希龄来到天津督办顺直水利委员会，任外事秘书。

二、首办英文版《华北明星报》

董显光看到天津作为有九国租界的国际都市，却只有一份由英租界工部局操控的英文版《京津时报》。感到发展报业大有市场。于是他联合了正在天津当律师的北洋大学法律系教授福克斯，在1918年创办了一份英文版的《华北明星报》，由福克斯出任社长和总主笔。董作为后台老板任董事，同时任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特约评论员。《华北明星报》在美国内华达州注册，这样既可发行海外，又免受官方干涉。董显光又以重金聘请了美籍犹太人索科尔斯基为《华北明星报》的副主笔，此人不但熟悉中国国情，且社交广泛，还担任了时任直隶警察厅厅长杨以德的顾问。同时聘请曾任旧金山《纪事报》天津专栏编辑和在东京、北京、上海当过记者的美国人克立福德为编辑兼记者；还有一位名为协福森的外国知名编辑。

《华北明星报》有了这几位资深的外国编辑、记者办报，很快名声大扬，足以和《京津泰晤士报》（原《京津时报》）抗衡。同时，董显光在经营上以降低订报费（时一般报纸为每年20-30元，《华北明星报》仅收10元）和天天出报，与其他中外文报纸竞争，一年后就成为天津发行量最多的英文报纸。

三、创立中文版《庸报》

经过几年的办报，董显光在天津报业界声誉鹊起，且得心应手。于是他辞去了顺直水利委员会外事秘书的职务，于1925年3月和顺直水利委员会的一位同仁王镂冰联手创办了天津《庸报》。董自任社长、发行人，由王镂冰任报社经理，聘邰光典为总编辑，并聘姜希弟、王芸生、秦丰川为编辑。

董显光之所以取名《庸报》，是由于接受了控制华北平津大局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二万元开办费，以迎合吴佩孚尊孔崇孟的儒学中庸之道。报社设在原法租界的32号路（今赤峰道）美商大来洋行后院。

《庸报》一改过去各报第一版都以社论和广告为主的编排形式，而将时事要闻放在第一版，是为华北报界的首创。但董和王之间的合作却时有矛盾，以致一年后王镂冰脱离《庸报》而办《商报》。于是董亲赴上海向《申报》的史量才求援，经董、史协商，史将《庸报》作为上海《申报》在天津的分馆，并为《庸报》增添了一台新式卷筒机和一套制版设备，又为《庸报》装置了无线电台。同时将社址迁移至法租界内的26号路（今滨江边外文书店音像部），《庸报》自此每日出对开两大张。

《庸报》在董、史合作后，人员也进行了调整。史量才派蒋光堂替代王镂冰为《庸报》经理，聘北京《晨报》原副总编张琴南为天津《庸报》总编辑，辞退了吸上大烟的邰光典，又请报刊名人许世远主持副刊，并聘南开中学的姜公伟、北平艺专的张鸣和原《庸报》的桂步光三人加盟办副刊。副刊定名为《另外一页》，广请京津文化界名人撰稿，吸引了很多读者。新闻部有贾俊秀、王儒玲，采访部有赵泉、李世琦、宋雨霖、董凤仪、王瑞符等。

董显光还特别联系了京津体育界的名人董守义、章辑五、李清安、李友珍等“南开五虎将”和足球名将孙思敬（号称孙铁腿）等，专写体育报道和评论，受到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同时，董又聘人专译路透社英文稿，充实了国际新闻。《庸报》的这些改变，可称“脱胎换骨”，从而报纸声名日噪，销路大增，日售二万多份，成为天津三大报纸之一（另两份为《大公报》、《益世报》）。

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3年史量才又在上海被日本特务暗杀，华北局势紧张。董显光即授意蒋光堂：《庸报》要根据政局的变化，相机行事，有权变之策。董本人即携眷南下，被蒋介石委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国际宣传处处长之重任。

至1935年，日方步步紧逼平津。于是《庸报》通过北宁铁路局局长陈觉生的关系，以五万元代价全部盘售给日本在津的特务机关。蒋光堂、张琴南、许君远等老报人也都脱离《庸报》，转至《大公报》或《商报》等报社。至1937年后天津沦陷，《庸报》为日本同盟通讯社接管，办至1944年停刊。后以天津《华北新报》之名出版。

四、步入政界

董显光到南京后，于1938年曾搞了一份由四位外国人调查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密呈”，分送至英、美两国，引起震动。同时也派人送到日本东京，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受害国在敌对国首都，公开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宣传的罕见范例。
    董显光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任职时，曾于1942年随蒋介石、宋美龄访问印度，并随蒋介石参加中、美、英三国开罗会议。抗日战争胜利后，董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局长、《中央日报》董事长、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等职。国民党政府退居台湾后，董被蒋介石任命为“外交部”特使，往来于美、日、欧洲各国。1952年派驻首任日本“大使”，1956年继顾维均为驻美“大使”，卸任后潜心研究基督教，并常为教友布道。董于1971年客死在美国加州。著作有《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即董之自传）、《日笑录》、《台湾教会发展史》、《中国和世界报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