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 中小城市发展与区域经济现代化

技术创新  中小城市发展与区域经济现代化
刘阿英
英国伦敦米都赛克斯大学
引 言
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走城市化和工业化均衡发展的道路。工业化以城市化为依托，而城市化又以工业化为提高城市功能的重要手段。中国目前面临着一些棘手问题或者新问题，比如“三农（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问题，和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问题等。解决这些问题，都有赖于加快城市化建设。所以说，加快城市化战略是中国在21世纪最重要的战略，也是解决很多问题的一个切入点。
在1978-97这二十年间，农业人口转移的数量超过了1亿；中国城市数量增加了3倍，城镇数量增加了9倍。目前中国共有城市600个、城镇2千多所。中国的城市人口在1978年只有1亿7千万，但目前中国城市人口已超过4亿5千6百万。然而，在面临剧增的农村工业化要求和每年至少有1千万农民将离开农村，涌向城市这一现实，中国城市的发展仍然严重滞后。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3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同等人均收入国家20%。
城市化率相对低下既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长期以来奉行的城市化政策是分不开的。回顾近代中国历史，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一方面政府一直执着于国家工业化的努力，但社会政策却过于偏重于维护农业社会的基础，导致城乡二元对立的现象长期存留，矛盾难以缓解。其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在于，没有意识到工业化属城市经济的范畴，没有意识到技术创新、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经济社会发展于文明演变的统一过程，忽视了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内在联系。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城市化问题的讨论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1979-83年是思想上拨乱反正，确立中国必须走城市化道路的阶段；1984-93年，是对中国城市化应走什么道路的讨论阶段；90年代中期以来，对城市化的认识有了大的提高，在理论方面开始了全方位的探索。
城市化是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三个因素包括：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对产品需求的转移，和工业生产活动所形成的聚集型经济所带来的吸引力。城市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它们能比分散的农村产生更高的效率，更有效的利用能源和土地资源。农村的成功发展只会加速城市化的步伐，而不是相反。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要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农村的同类指标，城市化过程就不会中止。
一、加快城市化进程是的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1、城市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重要依托，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的增长点。
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再转向后工业社会，这是任何一个经济起飞的国家，任何一个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经济都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从国外发达国家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发展的历程看，城市化、工业化是走向经济富强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加快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仅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增强城市的经济社会中心功能，加快信息、资金、人才、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集聚，进而促进基础设施的共享、加大产品和服务的辐射，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
实施积极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是中国工业化由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的根本要求。特别是在相对过剩的“买方市场”的条件下，城市化是扩大内需和激发新经济增长点的必要条件。中国只有走城市化、工业化的道路，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从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看，加大城市化力度是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和主要潜力所在。这是因为，（1）中国的城市化远滞后于其其工业化程度；（2）世界城市研究理论中的纳瑟姆曲线指出，当一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30%时，该国的城市化将进入高速发展期，并要求工业化的同步发展。因此，只有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加速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建设，并通过它们带动一批中小城市，形成不同规模、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的城市群，才能充分发挥城市经济的支撑、对外“窗口”和辐射带动的三大功能，以实现增强经济活力，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之目的。
2、加快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客观要求
目前中国最基本问题是解决失业和贫困，最大的问题是“三农”问题，即：现有土地难能为9亿农民创造就业机会，现有的农村经济模式难能保证农民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农业投入产出比下降，农村经济萎缩，城乡差距扩大。因此，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业；只有依赖城市经济的发展来为劳动者提供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工作岗位，为居民提供更加丰富的消费产品和服务。
城市经济的发展还将为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和更大的空间，为人民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创造更好的条件。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推进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途径。城市经济的壮大和拓展，是完善法律体系、提高道德规范和文明程度的必要基础。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中，更多农业劳动力将向非农产业转移，更多的农民将成为城市居民，大中城市的现代文明将辐射到周边城镇，思想观念、文化习惯都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城镇的居民，从而形成新的观念和视野，促进社会结构的转型，促进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口素质，推进人的现代化。
3、加快城市化进程是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必然结果。
优化产业结构必然导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首先，优化产业结构将使农村工业化水平得到提高，从而促进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提高，使农村工业内部的联系以及与城市工业的联系更加复杂，整体化程度提高。农村工业化推进到一定水平后，急切呼唤一种具备城市功能和市场的发展环境；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城市化就成为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其次，优化产业结构进而发展完善各类市场体系，将推动第三产业更快发展，进而推动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功能的提高。第三，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优化产业结构的有效途径，而面对新的产业发展内容，新的经济增长点只能在城市经济规模扩大的过程中形成，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增加、市场规模的扩大也只能在城市经济规模扩大的过程中实现。
4、加快城市化进程是实现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的客观要求。
经济的现代化必须突破传统的地域经济和自然经济的局限，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潮流之中，特别是在加入WTO以后。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与城市的发展密切联系的。历史上很多城市是从商品集散和交易中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市场体系也是以城市为基础建立的，经济的国际化也是主要依托城市市场进行的。因此，只有加快城市化进程，才能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促进地区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的实现。
二、中小城市发展理论和西方城市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1、中国的城市化是否或应在多大程度上沿袭西方的道路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但从西方的经验教训中获取有益的借鉴却是共识。
城市是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产物，城市的发展程度直接体现了工业化发展的水平。人类城市的出现距今大约有5000年的历史了。远在古代和中古阶段的农业经济时代，城市就已出现在埃及（孟非斯）巴比伦，希腊（雅典）和中国等文明古国。这些城市是作为商品交易场所而产生的，但逐渐增加了皇权神权中心的功能；并为后来西方城市的出现提供了雏形。近代城市（工业革命至二战时期）和现代城市阶段（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产生于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并以金融贸易中心为其主要特征。这类城市深刻地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城市发展。21世纪以来世界进入了后工业经济时代，人们提出了新型城市（又称末来城市）的概念，新型城市强调的是人居环境建设，理想的城市必须是环境清洁、优雅、宜人，文化气息浓郁，是最有活力的空间模式。
其实，亚里士多德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说过，“人们为了生存而来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加美好而居留于城市”。可见，城市发展是人类的一个永恒追求，只是到了后工业经济时代，这个理想的追求才真正有了得以实现的机会而已。
城市化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即使在19世纪初叶，大约只有3%的世界人口居于城市；到20世纪初，这个数字也不过10%而已。今天，这个数字已达50%以上①。预计在未来的20年间，该比率可达60%以上，世界城市人口将由现在的29亿升至49亿。历史证明，城市化是人类对这个地球最强大、最直观的影响力量；随着技术创新速度的逐步提高，必然导致工业化过程进而城市化过程的加快。
伴随着近代城市的出现，人们对城市化的认识也出现过多次的反复。西方产生过“逆城市化”思潮：认为城市的致命缺点是印发大城市病，如居住拥挤，交通阻塞，城市污染，治安混乱，犯罪上升等，而且是伴随城市而存在的不治之症。进入二战后至今的现代城市阶段，人们不再把大城市和大城市病必然地联系在一起；治愈大城市病已成为伦敦、巴黎、东京、纽约、香港、新加坡等城市的傲人业绩。由于西方城市化率高且大多城市都已老化，需要进行改造。走旧城改造之路，不仅比建新城费钱费时冒风险，而且改造必然影响到其城市的系统功能。故人们便开始在大城市效区甚至农村建设估计城市病较少的中小城市。
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为了尽快创建自己的制造工业，采取了所谓“剪刀差”的办法，以牺牲农业来发展城市和工业，故有“火车拖来的城市”（如玉门，攀枝花，六盘水）之说。在经历了大跃进之后，为了稳定农业，保护城市经济，开始以严格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牢牢地固定在农村，极大地限制了城市化的发展。最大的逆城市化运动则多集中于60年代：初期的城市居民、干部下放；中期开始的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和“三线”建设，末期的由“备战”而引起的城市人口大迁移，等等。所有这些，人为地遏制了城市化的自然发展。
西方的逆城化反映了富裕后的人们对改变居住环境的要求；而中国的逆城市化有点象是“饿汉跟着营养过剩者减肥”，是违背城市经济发展规律强制产生的，与医治城市病无关。中国特有的逆城市化其目的只是为禁止农民向大中小城市迁移，其结果是出现了“集镇病”、“村庄病”，集中表现为今日的“三农”问题。
2、一方面，城市化是社会进步、财富增值、科技教育发展、精神能源创造和人口控制的基本手段；另一方面，城市也是资源消耗、贫困人口和工业污染的发源或集中场所，是城市病的病灶。为医治城市病，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如田园城市、有机疏散，卫星城市等理论，这些大都可划归为“逆城市化理论”的范畴。这些理论试图解决例如城市贫穷化问题，和由资本的自由流动所造成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贫富差异等，从中找到一些能医治小中大特超各种城市病的共同规律。
西方规划学者在研究“后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基本点是摆脱传统物质性规划(PHYSICAL PLANNING)的束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研究城市的空间布局，以解决当前西方城市中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以求得可持续发展。但有一点须指出：过去比较严重的城市基础设施承载性城市病即物质性城市病容易治愈，而社会性城市病和新的物质性城市病仍然会伴随新型城市。绝对没有城市病是一种不科学的夸张。
近年来，西方学者对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城市的作用和变化提出了若干新理论，包括：
（1）世界城市，该理论以全球化为条件，以技术革命为根本动因，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提出国家城市体系只是全球城市体系的一个子系统，由于生产、管理和服务在空间上的分离，导致管理控制的中心化和生产制造在地域上的边缘化；
（2）信息城市，认为世界城市就是信息城市，信息技术使世界经济有“地域空间”转向“流的空间”，对信息的拥有权和控制权是国际资本积累博弈中最终取胜的关键；
（3）中心城市，该理论以物流链理论为基础，通过产业链连接（即二次承包与外包）来带动卫星城市和卫星工业。例：上海桑塔纳带动了苏南浙北地区；
（4）生态-社会-机制共同体（“bio-socio-machine”entity，简称biosoma)，该理论认为每一个城市是一个复杂的三位一体的复合体。生态要素包括其居民以及其他生命体，是可以自我复制和繁衍的自然体；社会要素是集体行为，意见想法和居民组织形式的集合，指感情、人文关怀等因素；机制因素包括那些有形与无形的城市支持系统，它包括了城市的信誉，准确度，实力和灵活性等方面的品质。有健全功能的城市必须同时具备这三方面的要素，并能在信息、物质和能源方面达到动态平衡；这样的城市具备知识的产生（大学、科研院所），知识的传递（学校和培训中心）和知识的使用（商业、工业和政府部门）的能力。这样的城市，一个部门的废料可能成为另一部门的生产投入，如丹麦的卡伦堡（KALUNDBORG）。
城市化是个历史档案过程。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加快城市化进程便成为必然的趋势。大量研究揭示：在城市化与社会财富的高速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如果站在这个高度来看中国的城市化，由此而引起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对农村经济的带动也是很显然的：资本的自由流动一方面造成区域工业门类的差异，从而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分工，比如，高新技术密集型工业往城市发展，传统加工工业往乡村发展；另一方面带动郊区的发展：大城市工作的一些中产阶级将有很大一部分移居城郊，刺激农村经济的繁荣。这些现象，在中国都已开始出现。
中国国务院1989年就制定了关于“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俗称三句话方针），但中国城市学界却意见不一，甚至完全相左。主要有下面几种代表性观点：
1、超微型城市论（复书章等）：提倡中国主要发展城市化村庄，理由是（1）转移成本低，（2）容易连接城乡两个市场，促进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该理论实际上就是让中国40多万个村庄实现楼房化。所谓：“离土不离乡，就地城市化”。此种理论容易导致“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无序发展。
2、微小城市论（费孝通等）：提倡中国主要发展小城市，以“小城市，大问题”的提法得到胡耀邦总书记等人的强力支持，80年代90年代一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主旋律。在发展沿海“小城市、工业区”的旗帜下，仅珠江三角洲近20年就出现500至600个小城市，业绩可谓傲人。据说近几年国务院已在城市方针最后加了第四句话：伏先发展小集镇。有支持者散布反对小城市就是否定沿海经济建设的言论。
3、国务院的中小城市论：提倡中国主要发展中小城市，（见国务院城市方针第二和第三句话。）典型说法是中国有9亿农民，即便建100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也只能容1亿人口，可见靠大城市无法完成中国人口城市化；况且大城市病是西方城市化过程中的教训，应引以为戒。所以，中国以发展中小城市为宜。因此，要严格控制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发展，（见国务院城市方针第一句话）。（注：国务院规定：10万人至20万人为小城市，20万人至50万人为中等城市，50万人至100万人为大城市，100万人以上为特大城市）。
4、特大城市（城市群）论（高佩义等）。提倡中国主要发展特大城市，形成城市群落（参见高的博士博士论文：《中外城市化比较》一书）。认为：（1）城市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自然历史过程，违背农民梦寐以求向城市迁移的理想是与自然法则对抗必招历史惩罚；（2）城市人口一定要大到一定规模后才能产生一种新的全新的大城市文明，否则，空有城市化一虚名人类住在中小城市中也享受不到那种大城市文明；（3）大城市化引力场规律决定了城市化过程中，大城市一定要将周围中小城市可吸纳人口吸纳完毕才能结束人口大城市化。
5、城市化“三阶段论”（夏振坤等）。认为在不同的阶段走不同的道路，即第一阶段以向小城镇转移为主，第二三阶段主要向城市或城镇转移。
6、还有其他一些理论，如“二元城镇化战略”“二轨归一说”等等。
依笔者看，上述观点虽各有其不同程度的合理性，但作为城市发展的方针，似有偏颇。（1）城市化不仅是个城市的规模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功能和质量问题；（2）即使就规模而言，中国各地区之间差异很大，城市化发展不宜也不可能采取“一刀切”的办法；（3）“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不能被误读为“严格控制大城市”，超大城市弊病不少，但有条件的中等城市向大城市发展，既符合规模经济效益理论，也已被实践证明是健康的发展。从区域和全国城市体系角度看仍然是小中大并举。（4）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问题，城市化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地理、历史、经济、社会等要素综合选择的结果。如英国是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吸空了农村创造了城市，而中国的情况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急增和乡镇工业的发展呼唤更多城市的诞生。从这种意义上讲，西方并没有为我们的城市化提供直接借鉴的模式。（5）正确看待城镇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作用。对今天的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乡镇企业是形成工业化基础的客观选择和有效形式：它有可能消化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城市的转移产业和资本，促使地方经济的发展，避免人口的大量流动。在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问题，随社会的高度重视是可以逐步得以解决的。城乡之间只存在相对的差异，而无绝对的农村之上的“城市文明”。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这种差异将越来越小。
在探讨中国21世纪的城市化理论时，有几个基本观念需要明确：（1）城市化是中国今天面临的最大最基本的经济发展问题，因此在指导思想上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历史唯物主义意识，急功近利和一味的长官意志是有害的；（2）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离不开世界经济一体化这个大环境；（3）城市化建设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
今日世界，城市发展在不同的国家面临不同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高度（90%以上）的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在所谓的后现代化阶段主要将走旧城改造道路。旧城改造比建新城投资更大，周期更长，工程更复杂；而西方对建设新型城市又缺乏动力。因此，对末来城市化理论，西方很难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低下，尽管官方宣传是35%左右，但实际城市化程度据估计在25%左右。这个现实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城市化任务之艰巨，另一方面也凸显出中国在末来现代化城市阶段，整体而言，注定会走以建设新城市为主的道路。这里是否存在“后发优势”，能否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取决于我们的诊断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