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和与战的抉择（结语）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2:45:28
战后的中国政治充满了玄机。美苏冷战的出现与两个阵营的形成，既极大地推进了中共革命的迅速进展，同时也极大地干扰着毛泽东独立迈向夺取政权的脚步。毫无疑问，如果没有美国不断地刺激和挑战苏联在远东的安全感，如果没有蒋介石顽固地坚持不承认中共的地位，无视中共的实力，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用他并不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剿灭中共，中共多半也无从获得武力夺权的机会。
但是，无论存在着怎样的机会和机遇，如果没有毛泽东，几乎可以肯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走到它的1949年。非常重要的是，同样是共产党人，同样备受意识形态和苏联因素的困扰，毛泽东总是能够别出心裁地为自己不一样的道路选择找到突破的逻辑支点。抗战期间，毛泽东想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观点，摆脱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束缚，成功地为中共的发展壮大在理论上找到了合法性的依据；战后的和战关头，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中间地带”的理论观点，消除了中共党内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危险的担心和苏联安全战略设置的种种限制，成功地把中共引上了战争与革命的胜利之路。
严格说来，所谓“中间地带”的观点，未必具有多少理论上的意义。只要注意一下毛泽东提出这一观点的时间是在1946年春夏，就可以了解，当1947年美苏进入冷战状态，形成日益严重的全面对抗和冲突之后，就连他自己也未必相信他此前关于美苏妥协不可避免，美国不会对苏联发动战争，人民力量大过反动力量，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能爆发的判断。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注意到美苏在柏林问题上的激烈冲突与对抗，并且意识到美苏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他强调：战争不爆发，对中国革命更有利。如果万一不能避免，“我们还不是要干”。他用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的说法，来表示对国际上的事情无可奈何的态度。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75－1485页。
但是，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的观点，还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的。这是因为，把中国放在美、苏之间，强调其独立于两个大国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这其实恰恰最好地表现出毛泽东革命功利主义的认识特性。可以肯定，强调内因也好，提出“中间地带”观点也好，根本上都不过是表现出他的一种心理，即一心想要为自己所开创的事业寻找到一种自主运作、发挥和创意的空间，取得特殊的地位和发言权。然而，至少在这个时候，作为落后国家革命的领导人，他不仅无法拒绝大国政治对各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与作用，而且还必须要善于纵横捭阖地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夷制夷”。尤其是革命与反革命阵线分明，非依靠苏联不能战胜得到美国支持的国民党的情况下，他的选择余地非常有限。
毛泽东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一直毫不动摇地为中共革命夺权的成功着想，对苏联的意见始终坚持有利则顺势发挥，不利则巧为应付，绝不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转。从战后毛泽东夺权策略反复变动的经过，再清楚不过地展现出他为了实现武装夺权的目标，极力周旋于美、苏政策的缝隙间，独立自主地推进革命的过程。
1949年，中共革命大功告成，毛泽东也转而选择了向苏联“一边倒”。表面上，“中间地带”的观点不复存在了，在中共的眼里，世界重新变成了两个截然对立的部分，“中间地带”“或者联合苏联，或是联合帝国主义，二者必居其一”。中国革命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似乎也不存在了。
实际上，中共作出这一选择本身，依旧是基于革命的功利主义。因为，正如毛泽东所判断的，“帝国主义恨死了我们的革命”，它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来“同我们作斗争”。中共创立的新政权，如果想要在美苏对抗的国际政治大格局中生存下来，并继续保持其革命和专政的取向，除了向苏联“一边倒”，根本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
但是，正因为如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其实仍旧保持着独立自主的心态和特性。他们不仅相信自己的革命具有特殊性，而且在潜意识中其实仍旧把自己摆在一个具有特殊作用和地位的“中间地带”。
但是，无论存在着怎样的机会和机遇，如果没有毛泽东，几乎可以肯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走到它的1949年。非常重要的是，同样是共产党人，同样备受意识形态和苏联因素的困扰，毛泽东总是能够别出心裁地为自己不一样的道路选择找到突破的逻辑支点。抗战期间，毛泽东想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观点，摆脱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束缚，成功地为中共的发展壮大在理论上找到了合法性的依据；战后的和战关头，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中间地带”的理论观点，消除了中共党内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危险的担心和苏联安全战略设置的种种限制，成功地把中共引上了战争与革命的胜利之路。
严格说来，所谓“中间地带”的观点，未必具有多少理论上的意义。只要注意一下毛泽东提出这一观点的时间是在1946年春夏，就可以了解，当1947年美苏进入冷战状态，形成日益严重的全面对抗和冲突之后，就连他自己也未必相信他此前关于美苏妥协不可避免，美国不会对苏联发动战争，人民力量大过反动力量，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能爆发的判断。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注意到美苏在柏林问题上的激烈冲突与对抗，并且意识到美苏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他强调：战争不爆发，对中国革命更有利。如果万一不能避免，“我们还不是要干”。他用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的说法，来表示对国际上的事情无可奈何的态度。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75－1485页。
但是，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的观点，还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的。这是因为，把中国放在美、苏之间，强调其独立于两个大国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这其实恰恰最好地表现出毛泽东革命功利主义的认识特性。可以肯定，强调内因也好，提出“中间地带”观点也好，根本上都不过是表现出他的一种心理，即一心想要为自己所开创的事业寻找到一种自主运作、发挥和创意的空间，取得特殊的地位和发言权。然而，至少在这个时候，作为落后国家革命的领导人，他不仅无法拒绝大国政治对各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与作用，而且还必须要善于纵横捭阖地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夷制夷”。尤其是革命与反革命阵线分明，非依靠苏联不能战胜得到美国支持的国民党的情况下，他的选择余地非常有限。
毛泽东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一直毫不动摇地为中共革命夺权的成功着想，对苏联的意见始终坚持有利则顺势发挥，不利则巧为应付，绝不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转。从战后毛泽东夺权策略反复变动的经过，再清楚不过地展现出他为了实现武装夺权的目标，极力周旋于美、苏政策的缝隙间，独立自主地推进革命的过程。
1949年，中共革命大功告成，毛泽东也转而选择了向苏联“一边倒”。表面上，“中间地带”的观点不复存在了，在中共的眼里，世界重新变成了两个截然对立的部分，“中间地带”“或者联合苏联，或是联合帝国主义，二者必居其一”。中国革命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似乎也不存在了。
实际上，中共作出这一选择本身，依旧是基于革命的功利主义。因为，正如毛泽东所判断的，“帝国主义恨死了我们的革命”，它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来“同我们作斗争”。中共创立的新政权，如果想要在美苏对抗的国际政治大格局中生存下来，并继续保持其革命和专政的取向，除了向苏联“一边倒”，根本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
但是，正因为如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其实仍旧保持着独立自主的心态和特性。他们不仅相信自己的革命具有特殊性，而且在潜意识中其实仍旧把自己摆在一个具有特殊作用和地位的“中间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