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治维新与清末新政看改革的时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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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阀还是导火索? 从明治维新与清末新政看改革的时机选择 张剑锋 2010年06月01日14:40 来源:《学习时报》 从明治维新与清末新政看改革的时机选择 --中国共产党新闻
中国和日本,在受到西方影响之前,两国文化相通、国情相若,随后又在大致同一时期面临西方势力的严峻挑战,并且都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境遇不可谓不似。然而,这一切的结果却几乎有天壤之别,日本成功完成了近代化进程,中国却步步沉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甚至一度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如果说洋务运动主要集中在“器”的层面而缺乏制度上的改革,戊戌变法由于后党与帝党之间的倾轧而很快中途流产,因此在这两个阶段中日两国改革的情况还有比较明显的差别的话,清末新政的内容就与明治维新几乎是如出一辙了。日本搞殖产兴业,中国搞奖励工商、振兴实业;日本搞文明开化,中国搞办学堂、废科举、选派留学生;日本搞富国强兵,中国搞改革饷制、编练新军。就是在中国最经常被人指摘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从清末新政开始,中国走的速度也并不比日本慢。
但是双方改革的反应和结果却大相径庭。明治维新的反应和结果自不待言,除了西南战争这一不大的插曲之外,日本社会对改革基本上都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各项政策顺利得到执行,使得日本很快就走上了良性发展的快车道。然而中国却恰恰相反,借用一句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各个阶层几乎都“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政府改革的用心,并且用激烈的反抗来表达他们的不满,直到把政府和改革都埋葬在革命的熊熊烈火之中。政府要禁种罂粟,农民们认为是夺了自己的饭碗,纷纷起来反抗,许多人因此而投向革命阵营。政府要办新学堂,农民却“宁欢迎私塾,不欢迎学校”,各地都掀起了毁学风潮。政府要编户口,民众“或曰将以抽丁当兵,或曰将以按人勒税”,纷纷起来反抗。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营私舞弊的现象更是被当成了政府假改革真剥削的铁证。
在民众似乎不分青红皂白的反对清末新政方面最有名的例子,可能就要数铁路国有政策了。清末曾一度允许过商办铁路,但由于资本短缺、管理不善等原因,几条商办铁路都迟迟没有有效进展,反而被经理们贪污、挪用了大量资金,远不如国有铁路办得成功。因此,1911年清政府宣布了铁路国有政策,计划使用外国银行借款,按价赎买几条商办铁路。照理说铁路国有是当时世界范围的一个大趋势,无可厚非。清政府的借款合同也都是完全商业化的条款,不涉及政治问题和利权丧失。而政府的赎买政策也还算公道——只要是亏损不大的,都按原值赎买,只是确实被亏空掉的款项才在赎买时予以扣除。然而,这样一个合理的政策,却遭到了民众空前强烈的抵制。人们一边痛骂政府“卖国卖路”,“丧权辱国”,一边组建起了保路同志会、保路同志军,从罢工罢市到拿起枪杆子武装斗争,直到点燃了武昌起义的导火索。而仅仅几个月之后,1912年,新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就公开主张借外债修铁路,“批给外人修筑,凡有资本者皆准包修一路”,同时也请回了因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而被清政府革职、逃亡国外的盛宣怀。又过了一年,中华民国交通部又正式提出了铁路国有政策。
由此可见,不论政府推出什么样的政策,总会被社会从最坏的角度去解读。在这种心态下,政府越是孜孜求治,改革创新,就越是容易遭到误解,遇到越激烈的反抗,最终只能走向改革失败、革命爆发、政府崩溃的结局。
【1】 【2】
中国和日本,在受到西方影响之前,两国文化相通、国情相若,随后又在大致同一时期面临西方势力的严峻挑战,并且都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境遇不可谓不似。然而,这一切的结果却几乎有天壤之别,日本成功完成了近代化进程,中国却步步沉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甚至一度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如果说洋务运动主要集中在“器”的层面而缺乏制度上的改革,戊戌变法由于后党与帝党之间的倾轧而很快中途流产,因此在这两个阶段中日两国改革的情况还有比较明显的差别的话,清末新政的内容就与明治维新几乎是如出一辙了。日本搞殖产兴业,中国搞奖励工商、振兴实业;日本搞文明开化,中国搞办学堂、废科举、选派留学生;日本搞富国强兵,中国搞改革饷制、编练新军。就是在中国最经常被人指摘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从清末新政开始,中国走的速度也并不比日本慢。
但是双方改革的反应和结果却大相径庭。明治维新的反应和结果自不待言,除了西南战争这一不大的插曲之外,日本社会对改革基本上都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各项政策顺利得到执行,使得日本很快就走上了良性发展的快车道。然而中国却恰恰相反,借用一句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各个阶层几乎都“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政府改革的用心,并且用激烈的反抗来表达他们的不满,直到把政府和改革都埋葬在革命的熊熊烈火之中。政府要禁种罂粟,农民们认为是夺了自己的饭碗,纷纷起来反抗,许多人因此而投向革命阵营。政府要办新学堂,农民却“宁欢迎私塾,不欢迎学校”,各地都掀起了毁学风潮。政府要编户口,民众“或曰将以抽丁当兵,或曰将以按人勒税”,纷纷起来反抗。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营私舞弊的现象更是被当成了政府假改革真剥削的铁证。
在民众似乎不分青红皂白的反对清末新政方面最有名的例子,可能就要数铁路国有政策了。清末曾一度允许过商办铁路,但由于资本短缺、管理不善等原因,几条商办铁路都迟迟没有有效进展,反而被经理们贪污、挪用了大量资金,远不如国有铁路办得成功。因此,1911年清政府宣布了铁路国有政策,计划使用外国银行借款,按价赎买几条商办铁路。照理说铁路国有是当时世界范围的一个大趋势,无可厚非。清政府的借款合同也都是完全商业化的条款,不涉及政治问题和利权丧失。而政府的赎买政策也还算公道——只要是亏损不大的,都按原值赎买,只是确实被亏空掉的款项才在赎买时予以扣除。然而,这样一个合理的政策,却遭到了民众空前强烈的抵制。人们一边痛骂政府“卖国卖路”,“丧权辱国”,一边组建起了保路同志会、保路同志军,从罢工罢市到拿起枪杆子武装斗争,直到点燃了武昌起义的导火索。而仅仅几个月之后,1912年,新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就公开主张借外债修铁路,“批给外人修筑,凡有资本者皆准包修一路”,同时也请回了因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而被清政府革职、逃亡国外的盛宣怀。又过了一年,中华民国交通部又正式提出了铁路国有政策。
由此可见,不论政府推出什么样的政策,总会被社会从最坏的角度去解读。在这种心态下,政府越是孜孜求治,改革创新,就越是容易遭到误解,遇到越激烈的反抗,最终只能走向改革失败、革命爆发、政府崩溃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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