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秉烛谈·妇人之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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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烛谈·妇人之笑》。来集之《倘湖樵书》为妇女鸣不平：“是妇人者笑又不得，哭又不得，笑既不得，而不笑又不得。诸妇人以长舌而丧人之国，而息妫又以不言而丧两国，是妇人言又不得，不言又不得”，按照俞理初的意思，凡此都是“深文以罔妇人，是无耻之论也”。能主张男女平等者，还有一个李卓吾，思想更为自由。如《道古录》云：“圣人知天下之人之身即吾一人之身。我亦人也。是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通为一人矣”。“我亦人也”，“己亦在人中”，此种观点看似平常，确实是人们相互结合联系的基点，网上流传之至久的一段德国牧师的名言即在说明这条道理：“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而专制君主之目的即在不懈余力地取消这种认识，这种联系，然后彼得横行天下而莫之敢当，故李卓吾被判为“惑世诬民”，自戕于狱中。而顾亭林在《日知录》中还要骂他：“愚案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败于判圣人者莫甚于李卓吾，然虽奉严旨而其书之行于人间自若也”。中国古代思想家无论见识如何高明，皆不能认识言论自由之真价值；彼辈即或主张“思想自由”，亦无非“真理尝握于吾手”，故吾要据理力争，然后吾之真理得行之于天下而吾愿足矣。
“好为妇人出脱”
俞正燮（一七七五一一八四○），字理初，安徽黟县人。《清史稿》说他：
性强记，经目不忘。年二十余，北走衰州谒孙星衍。时星衍为伏生建立博士，复访求左氏后裔。正燮因作《邱明子孙姓氏论》、《左山考》星衍多据以折衷群议，由是名大起。道光元年举人。明年，阮元主会试，士相谓曰：“理初入豰矣！”后竟落第。其经策淹博，为他考官所乙，元未之见也。房考王藻尝引为恨。
又说：“正燮读书，置巨册数十，分题疏记，积岁月乃排比为文，断以己意。”他的学问，就在这种好记忆与硬功夫下，“博古通今，世罕其匹”起来。
戴醇士《习苦斋笔记》有一条记俞正燮六十岁后的可爱：
……年六十矣，口所谈者皆游戏语，遇于道，则行无所适，东南西北无可无不可。至人家，谈数语，辄睡于客座。问古今事，诡言不知，或晚间酒后，则原原本本，无一字遗。子所识博雅者无出其右。
俞正燮除了博古通令外，他的思想，也极开明，他主张人权女权，“颇好为妇人出脱”。他说：
再嫁者不当非之；不再嫁者，敬礼之斯可矣！又说：
古言终身不改，身则男女同也——七事出妻，乃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男子札义无涯埃，而深文以罔妇人，是无耻之论也！
又说：
尝见一诗云：“闽风生女半不举，长大期之做烈女。婿死无端女亦亡，鸩酒在尊绳在梁。女儿贪生奈逼迫，断肠幽怨填胸臆；族人欢笑女儿死，请旌籍以传姓氏。三丈华表朝树门，夜闻新鬼求返魂。”——呜呼！男儿以忠义自责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之荣这种前进的言论，在礼教下的中国，真是大胆、真是少见。他反对逼人做贞节烈女。一百多年后重看他的言论，真令人有智仁勇俱全之感。
（傳三·九）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俞正燮及《俞正燮全集》的整理
■ 诸伟奇
《新华文摘》2006年第10期 文摘类期刊-读书与传媒
俞正燮（1775～1840），字理初，安徽黟县人，清代著名学者，为嘉、道间转变学风之代表人物。其代表作《癸巳类稿》、《癸巳存稿》，便是其傭书心血的结晶。
1989年，由安徽大学古籍所于石、马君骅、诸伟奇承担《俞正燮全集》的辑校任务。这里，仅就本书的标点、校勘和辑佚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体会：
先说标点。俞正燮的著作标点很难，尤其是文中下引号、专名号和书名号的标打。俞氏考辨文章，不论是长篇还是短制，几乎都是从历代典籍中引出的文字连缀而成。加以俞氏习惯于意引、串引，引文字面难于严格，多有增、改、省、删之笔。增其人名、地名、国名、年号、称谓等，以明原文所指，极为普遍。至于改句、删节，则千姿百态，数量甚众，有的甚至从原文中跳着引用，原文与己意杂糅不分。更有一些仅凭记忆，与原文字句间有出入。对此，简单的办法，是不标引号，这样虽混成一片，但也难言错误；或都标引号，依据古人“引文以义”的原则，皆作引文处理，似乎也能讲得过去。但事情就怕往深处讲，不标引号，既不便读者，也少了古籍整理的学术性，严格说是没有完全履行“标点”的责任；都标引号，多数情况下可能不出问题，但一出问题就是大问题，就有可能出现汉代人言宋朝事的“硬伤”，或者把俞正燮的论说“标点”成他人的论说了。这样的例子不少，如《癸巳类稿·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中引《旧唐书·李绛传》，原标点为“元和时，教坊忽传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别第妓人。绛论奏，帝曰：教坊不喻朕意，朕缘丹王以下四人，院中都无侍者，令于乐工中及闾里有情愿者，厚与钱帛，只取四人，四王各与一人，亦买卖人也。”文中“帝曰”后虽未加第二层引号，标点不精细，然不为错；但末句“亦买卖人也”，无论是文义抑或语气，作“帝曰”皆不妥，作《旧唐书》撰者所言亦不妥。经查对《旧唐书》原文，此句果不在文内，显系俞正燮断语无疑矣。故正确的标点，“四王各与一人”后逗号应作句号，下引号则应移至“亦买卖人也”之前。又如《癸巳存稿·荅》中引《广雅》，原标点为“《广雅》：‘对畣，曹宪以为俗作对答，失之’，是也。”《广雅》，三国时书；曹宪，初唐时人，有《广雅音释》。《广雅》引曹宪语，显误。经检《广雅》，上文当标为：“《广雅》：‘对，畣。’曹宪以为俗作对答失之，是也。”再如《〈书集传〉批校》中在《伊训》篇“比顽童”等句下有一段文字，原标点是这样的：“《郑语》：‘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固此言。’（以下另段）顽童，貌陋而无发也。《吴语》：‘播弃黎老而孩提焉。’比谋。此书所用殆出《吴语》。其意以顽童为嬖臣。”依此标点实难读通。《郑语》：“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固此言。”语近倒装。《吴语》下“比谋”二字单独成句，突兀，且与下文俞说不相联系。其实，这段文字不难懂，关键是要查清俞氏所引《国语》中《郑语》、《吴语》的起迄，经查《国语》，果然有误。“固此言”三字当属下句，为俞正燮语；“比谋”二字当属上句，为《吴语》文。中间也不应分段。这段文字，正确的标点应为：“《郑语》：‘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固此言顽童貌陋而无发也。《吴语》：‘播弃黎老，而孩提焉比谋。’此书所用殆出《吴语》。其意以顽童为嬖臣。”
考据类的古籍，下引号最难打。再博学的人，也难保无误。重要的是要勤查资料，不懂的地方要查对原书，一一搞明白，否则贸然标点，就会出错。有时会既标错专名、书名，又点破了句子。如《积精篇》中原校点稿有一自然段，开头是这样标点的：“《佛说辨正论·内九箴》引汉安帝元年壬午张道陵《分别黄书》云：‘和合之道，真诀在于丹田。’”这一段乍看似无大毛病，但两处书名号有疑：《分别黄书》不像书名，《佛说辨证论》不知何书。一查，果然有误。“分别”，此处作动词义，“《分别黄书》”当改正为“分别《黄书》”；而“佛说辨正论”遍查佛籍，无此书名。其实，书名应是《辨正论》，该书唐释法琳所撰。这样，就又出现了第二个问题，既然不能标为《佛说辨正论》，而将“佛说”置于该段句首则不成文。“佛说”应置于何处呢？这只能在上文找答案，俞氏上文讲述人的生理现象，其中联系佛经之说和西洋之说，最后两句原标点是这样的：“西人精与溺俱归肾，故曰不净。西洋去佛远，其书则俱。”“俱”者，在也。在哪儿呢？依此标点则没有宾语。俞正燮原意是将西洋之生理学说与佛经所说相比较，认为西洋之说与佛说虽相离甚远，但西洋人之书却体现了佛说。如此解构，“佛说”二字当属上无疑了。
标点中也有不知书名而误截且破句的，如《癸巳存稿·六壬古式考》一文的开头，原标点为：“六壬之起，《道藏》谓自黄帝。名六壬者，神机制胜。《太白阴经》云：‘《玄女式》者，一名《六壬式》。’”依此标点，“名六壬者，神机制胜”句义难解。“六壬”，占术也；而“神机制胜”，似与兵家有关。硬把它们标在一起，似也可以。然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此处“制胜”，当作“制敌”，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系兵书，唐人李筌撰。“胜”当改“敌”，其后句号当删，书名号当连标。
在校点中，有不辨人名，将“梁周翰”误标为“梁周翰”的，“魏高允”误标为“魏高允”的，“皇甫仲和、袁忠彻”误标为“皇甫仲和袁忠彻”的，“编管练亨甫”误标为“编管练亨甫”的；有不识别名、别称，漏标“夹漈、贵与”（郑樵、马端临）的；有不辨复姓，将“闻人德懋”标为“闻人德懋”，一人误作两人的；有不识西羌之姓，将“钳耳含光”误标为“钳耳含光”的；有不明人名兼不明词牌名，将“王观《庆清朝慢》”误标作“王观庆《清朝慢》”的；有不辨星名及地理所属，将“近商于占城、吕宋”误标作“近商于占城吕宋”的；有不明人名兼不明书例，将“侯君素《旌异志》”误标作“侯君《素旌异志》”的；有不识杂书兼缺知孔子著述，将“《孔子三朝记》”误标作“孔子《三朝记》”、“《孔子天地人三备卜经》”误标作“孔子《天地人三备卜经》”的；有不明地名及人名，将“《后汉》外黄爰延也”误标作“《后汉》外黄爰延也”的；有不审文义自造人名，将“可普劝持诵，逾月即愈”误标作“可普劝持诵，逾月即愈”的；有不审文义自造书名，将“今范氏辑文正父子事”误标作“今范氏辑《文正父子事》”的；有不明佛学，将“乃天竺《阇那多迦》译者”标作“乃天竺阇那多迦译者”，“唐不空译《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标作“唐不空译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观佛三昧经》”标作“观佛《三昧经》”，“佛说《义足经》”标作“《佛说义足经》”的；有不辨纬书，将“《春秋运斗枢》”标作“《春秋·运斗枢》”，“《易纬通卦验》”标作“《易纬·通卦验》”，“《洛书乾曜度》”标作“《洛书·乾曜度》”，“《洛书录运期》”标作“《洛书·录运期》”，“《淮南万毕术》”标作“《淮南·万毕术》”，“《汉图帝览嬉》”标作“《汉图·帝览嬉》”的。
二说校勘。俞氏著作，皆刊刻于清代道、咸时期，版本渊源清楚，版刻次数较少，应该说校勘的难度是不大的。但为了比较文字的异同，以助于分析俞氏前后思辨的轨迹，对《类稿》初刻本和俞氏晚年手订本进行细致的对校是很有必要的。另外，对俞氏所引历代典籍，除少数外，皆需检核原书，以求理解文意，准确施以标点，虽未出校记，亦等同校勘。
三说辑佚。经过多年努力，我们终于觅得俞正燮《〈书集传〉批校》、《〈礼记集说〉批校》、《〈文选〉批校》手稿和俞氏手书条屏二件四幅、题词三件及《积精篇》抄本等。其中，《〈书集传〉批校》于《书集传》40余篇均有批注，对研究《尚书》蔡传及《尚书》今古文之争皆很有参考价值。除批校三种外，本次整理，共辑得俞氏集外单篇佚文25篇。其中最著名的是《积精篇》和《男色》，前者近二万字，是关于性学的专门论著，后者为有关同性恋的论著，都是具有开启意义的严肃的学术之作。当年张穆编刊《存稿》时以“非后学所能遽解”而删去《积精篇》，1957年商务印书馆排印又以“学术价值不大”，而将两篇一并拒之卷外。
自1990年《癸巳存稿》校点完稿，至今已整整十五年了。全书100余万字，精装，三册：第一册《癸巳类稿》，15卷，收249篇，本次整理以《安徽丛书》影印俞正燮晚年手订本为底本，参校清道光十三年求日益斋本、1957年商务印书馆本等。第二册《癸巳存稿》，15卷，收560篇，以清光绪十年余杭姚氏刻本为底本，参校商务印书馆重辑本等。第三册收《四养斋诗稿》、诗文辑补和附录、索引等。《诗文辑补》所收多为公私所秘藏，多年来海内外首次面世，弥足珍贵。全书卷首有俞正燮画像、手迹及其著作旧刻书影，卷末附录收俞正燮传记、年谱、前人序跋及俞正燮编校书目。为便于读者查阅，又编制了《〈俞正燮全集〉篇名索引》，附书后。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中文系】
（摘自《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1期）
、《秉烛谈·妇人之笑》。来集之《倘湖樵书》为妇女鸣不平：“是妇人者笑又不得，哭又不得，笑既不得，而不笑又不得。诸妇人以长舌而丧人之国，而息妫又以不言而丧两国，是妇人言又不得，不言又不得”，按照俞理初的意思，凡此都是“深文以罔妇人，是无耻之论也”。能主张男女平等者，还有一个李卓吾，思想更为自由。如《道古录》云：“圣人知天下之人之身即吾一人之身。我亦人也。是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通为一人矣”。“我亦人也”，“己亦在人中”，此种观点看似平常，确实是人们相互结合联系的基点，网上流传之至久的一段德国牧师的名言即在说明这条道理：“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而专制君主之目的即在不懈余力地取消这种认识，这种联系，然后彼得横行天下而莫之敢当，故李卓吾被判为“惑世诬民”，自戕于狱中。而顾亭林在《日知录》中还要骂他：“愚案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败于判圣人者莫甚于李卓吾，然虽奉严旨而其书之行于人间自若也”。中国古代思想家无论见识如何高明，皆不能认识言论自由之真价值；彼辈即或主张“思想自由”，亦无非“真理尝握于吾手”，故吾要据理力争，然后吾之真理得行之于天下而吾愿足矣。
“好为妇人出脱”
俞正燮（一七七五一一八四○），字理初，安徽黟县人。《清史稿》说他：
性强记，经目不忘。年二十余，北走衰州谒孙星衍。时星衍为伏生建立博士，复访求左氏后裔。正燮因作《邱明子孙姓氏论》、《左山考》星衍多据以折衷群议，由是名大起。道光元年举人。明年，阮元主会试，士相谓曰：“理初入豰矣！”后竟落第。其经策淹博，为他考官所乙，元未之见也。房考王藻尝引为恨。
又说：“正燮读书，置巨册数十，分题疏记，积岁月乃排比为文，断以己意。”他的学问，就在这种好记忆与硬功夫下，“博古通今，世罕其匹”起来。
戴醇士《习苦斋笔记》有一条记俞正燮六十岁后的可爱：
……年六十矣，口所谈者皆游戏语，遇于道，则行无所适，东南西北无可无不可。至人家，谈数语，辄睡于客座。问古今事，诡言不知，或晚间酒后，则原原本本，无一字遗。子所识博雅者无出其右。
俞正燮除了博古通令外，他的思想，也极开明，他主张人权女权，“颇好为妇人出脱”。他说：
再嫁者不当非之；不再嫁者，敬礼之斯可矣！又说：
古言终身不改，身则男女同也——七事出妻，乃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男子札义无涯埃，而深文以罔妇人，是无耻之论也！
又说：
尝见一诗云：“闽风生女半不举，长大期之做烈女。婿死无端女亦亡，鸩酒在尊绳在梁。女儿贪生奈逼迫，断肠幽怨填胸臆；族人欢笑女儿死，请旌籍以传姓氏。三丈华表朝树门，夜闻新鬼求返魂。”——呜呼！男儿以忠义自责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之荣这种前进的言论，在礼教下的中国，真是大胆、真是少见。他反对逼人做贞节烈女。一百多年后重看他的言论，真令人有智仁勇俱全之感。
（傳三·九）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俞正燮及《俞正燮全集》的整理
■ 诸伟奇
《新华文摘》2006年第10期 文摘类期刊-读书与传媒
俞正燮（1775～1840），字理初，安徽黟县人，清代著名学者，为嘉、道间转变学风之代表人物。其代表作《癸巳类稿》、《癸巳存稿》，便是其傭书心血的结晶。
1989年，由安徽大学古籍所于石、马君骅、诸伟奇承担《俞正燮全集》的辑校任务。这里，仅就本书的标点、校勘和辑佚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体会：
先说标点。俞正燮的著作标点很难，尤其是文中下引号、专名号和书名号的标打。俞氏考辨文章，不论是长篇还是短制，几乎都是从历代典籍中引出的文字连缀而成。加以俞氏习惯于意引、串引，引文字面难于严格，多有增、改、省、删之笔。增其人名、地名、国名、年号、称谓等，以明原文所指，极为普遍。至于改句、删节，则千姿百态，数量甚众，有的甚至从原文中跳着引用，原文与己意杂糅不分。更有一些仅凭记忆，与原文字句间有出入。对此，简单的办法，是不标引号，这样虽混成一片，但也难言错误；或都标引号，依据古人“引文以义”的原则，皆作引文处理，似乎也能讲得过去。但事情就怕往深处讲，不标引号，既不便读者，也少了古籍整理的学术性，严格说是没有完全履行“标点”的责任；都标引号，多数情况下可能不出问题，但一出问题就是大问题，就有可能出现汉代人言宋朝事的“硬伤”，或者把俞正燮的论说“标点”成他人的论说了。这样的例子不少，如《癸巳类稿·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中引《旧唐书·李绛传》，原标点为“元和时，教坊忽传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别第妓人。绛论奏，帝曰：教坊不喻朕意，朕缘丹王以下四人，院中都无侍者，令于乐工中及闾里有情愿者，厚与钱帛，只取四人，四王各与一人，亦买卖人也。”文中“帝曰”后虽未加第二层引号，标点不精细，然不为错；但末句“亦买卖人也”，无论是文义抑或语气，作“帝曰”皆不妥，作《旧唐书》撰者所言亦不妥。经查对《旧唐书》原文，此句果不在文内，显系俞正燮断语无疑矣。故正确的标点，“四王各与一人”后逗号应作句号，下引号则应移至“亦买卖人也”之前。又如《癸巳存稿·荅》中引《广雅》，原标点为“《广雅》：‘对畣，曹宪以为俗作对答，失之’，是也。”《广雅》，三国时书；曹宪，初唐时人，有《广雅音释》。《广雅》引曹宪语，显误。经检《广雅》，上文当标为：“《广雅》：‘对，畣。’曹宪以为俗作对答失之，是也。”再如《〈书集传〉批校》中在《伊训》篇“比顽童”等句下有一段文字，原标点是这样的：“《郑语》：‘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固此言。’（以下另段）顽童，貌陋而无发也。《吴语》：‘播弃黎老而孩提焉。’比谋。此书所用殆出《吴语》。其意以顽童为嬖臣。”依此标点实难读通。《郑语》：“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固此言。”语近倒装。《吴语》下“比谋”二字单独成句，突兀，且与下文俞说不相联系。其实，这段文字不难懂，关键是要查清俞氏所引《国语》中《郑语》、《吴语》的起迄，经查《国语》，果然有误。“固此言”三字当属下句，为俞正燮语；“比谋”二字当属上句，为《吴语》文。中间也不应分段。这段文字，正确的标点应为：“《郑语》：‘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固此言顽童貌陋而无发也。《吴语》：‘播弃黎老，而孩提焉比谋。’此书所用殆出《吴语》。其意以顽童为嬖臣。”
考据类的古籍，下引号最难打。再博学的人，也难保无误。重要的是要勤查资料，不懂的地方要查对原书，一一搞明白，否则贸然标点，就会出错。有时会既标错专名、书名，又点破了句子。如《积精篇》中原校点稿有一自然段，开头是这样标点的：“《佛说辨正论·内九箴》引汉安帝元年壬午张道陵《分别黄书》云：‘和合之道，真诀在于丹田。’”这一段乍看似无大毛病，但两处书名号有疑：《分别黄书》不像书名，《佛说辨证论》不知何书。一查，果然有误。“分别”，此处作动词义，“《分别黄书》”当改正为“分别《黄书》”；而“佛说辨正论”遍查佛籍，无此书名。其实，书名应是《辨正论》，该书唐释法琳所撰。这样，就又出现了第二个问题，既然不能标为《佛说辨正论》，而将“佛说”置于该段句首则不成文。“佛说”应置于何处呢？这只能在上文找答案，俞氏上文讲述人的生理现象，其中联系佛经之说和西洋之说，最后两句原标点是这样的：“西人精与溺俱归肾，故曰不净。西洋去佛远，其书则俱。”“俱”者，在也。在哪儿呢？依此标点则没有宾语。俞正燮原意是将西洋之生理学说与佛经所说相比较，认为西洋之说与佛说虽相离甚远，但西洋人之书却体现了佛说。如此解构，“佛说”二字当属上无疑了。
标点中也有不知书名而误截且破句的，如《癸巳存稿·六壬古式考》一文的开头，原标点为：“六壬之起，《道藏》谓自黄帝。名六壬者，神机制胜。《太白阴经》云：‘《玄女式》者，一名《六壬式》。’”依此标点，“名六壬者，神机制胜”句义难解。“六壬”，占术也；而“神机制胜”，似与兵家有关。硬把它们标在一起，似也可以。然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此处“制胜”，当作“制敌”，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系兵书，唐人李筌撰。“胜”当改“敌”，其后句号当删，书名号当连标。
在校点中，有不辨人名，将“梁周翰”误标为“梁周翰”的，“魏高允”误标为“魏高允”的，“皇甫仲和、袁忠彻”误标为“皇甫仲和袁忠彻”的，“编管练亨甫”误标为“编管练亨甫”的；有不识别名、别称，漏标“夹漈、贵与”（郑樵、马端临）的；有不辨复姓，将“闻人德懋”标为“闻人德懋”，一人误作两人的；有不识西羌之姓，将“钳耳含光”误标为“钳耳含光”的；有不明人名兼不明词牌名，将“王观《庆清朝慢》”误标作“王观庆《清朝慢》”的；有不辨星名及地理所属，将“近商于占城、吕宋”误标作“近商于占城吕宋”的；有不明人名兼不明书例，将“侯君素《旌异志》”误标作“侯君《素旌异志》”的；有不识杂书兼缺知孔子著述，将“《孔子三朝记》”误标作“孔子《三朝记》”、“《孔子天地人三备卜经》”误标作“孔子《天地人三备卜经》”的；有不明地名及人名，将“《后汉》外黄爰延也”误标作“《后汉》外黄爰延也”的；有不审文义自造人名，将“可普劝持诵，逾月即愈”误标作“可普劝持诵，逾月即愈”的；有不审文义自造书名，将“今范氏辑文正父子事”误标作“今范氏辑《文正父子事》”的；有不明佛学，将“乃天竺《阇那多迦》译者”标作“乃天竺阇那多迦译者”，“唐不空译《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标作“唐不空译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观佛三昧经》”标作“观佛《三昧经》”，“佛说《义足经》”标作“《佛说义足经》”的；有不辨纬书，将“《春秋运斗枢》”标作“《春秋·运斗枢》”，“《易纬通卦验》”标作“《易纬·通卦验》”，“《洛书乾曜度》”标作“《洛书·乾曜度》”，“《洛书录运期》”标作“《洛书·录运期》”，“《淮南万毕术》”标作“《淮南·万毕术》”，“《汉图帝览嬉》”标作“《汉图·帝览嬉》”的。
二说校勘。俞氏著作，皆刊刻于清代道、咸时期，版本渊源清楚，版刻次数较少，应该说校勘的难度是不大的。但为了比较文字的异同，以助于分析俞氏前后思辨的轨迹，对《类稿》初刻本和俞氏晚年手订本进行细致的对校是很有必要的。另外，对俞氏所引历代典籍，除少数外，皆需检核原书，以求理解文意，准确施以标点，虽未出校记，亦等同校勘。
三说辑佚。经过多年努力，我们终于觅得俞正燮《〈书集传〉批校》、《〈礼记集说〉批校》、《〈文选〉批校》手稿和俞氏手书条屏二件四幅、题词三件及《积精篇》抄本等。其中，《〈书集传〉批校》于《书集传》40余篇均有批注，对研究《尚书》蔡传及《尚书》今古文之争皆很有参考价值。除批校三种外，本次整理，共辑得俞氏集外单篇佚文25篇。其中最著名的是《积精篇》和《男色》，前者近二万字，是关于性学的专门论著，后者为有关同性恋的论著，都是具有开启意义的严肃的学术之作。当年张穆编刊《存稿》时以“非后学所能遽解”而删去《积精篇》，1957年商务印书馆排印又以“学术价值不大”，而将两篇一并拒之卷外。
自1990年《癸巳存稿》校点完稿，至今已整整十五年了。全书100余万字，精装，三册：第一册《癸巳类稿》，15卷，收249篇，本次整理以《安徽丛书》影印俞正燮晚年手订本为底本，参校清道光十三年求日益斋本、1957年商务印书馆本等。第二册《癸巳存稿》，15卷，收560篇，以清光绪十年余杭姚氏刻本为底本，参校商务印书馆重辑本等。第三册收《四养斋诗稿》、诗文辑补和附录、索引等。《诗文辑补》所收多为公私所秘藏，多年来海内外首次面世，弥足珍贵。全书卷首有俞正燮画像、手迹及其著作旧刻书影，卷末附录收俞正燮传记、年谱、前人序跋及俞正燮编校书目。为便于读者查阅，又编制了《〈俞正燮全集〉篇名索引》，附书后。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中文系】
（摘自《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