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散文与“苦茶庵法脉”

黄裳散文与“苦茶庵法脉”
汪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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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4年年底为《来燕榭集外文钞》所作后记《我的集外文》中，黄裳先生写有这样一段话：“近来有研究者说，有一种异于‘鲁迅传统’、‘胡适传统’的所谓‘周作人传统’存在。还开出一张文化人的大名单，说这批人都是浩浩荡荡地默默地沿着周作人的思路前进，看情形未免有点滑稽。名单包括老中青三辈人，其中有钱锺书与孙犁在，因为钱有《管锥编》，孙有《书衣文录》，周有《知堂书话》，就觉得他们是走着同一条道路了。绝不顾及他们读的书是否相同，他们的研究方法，着眼所在是否一致，他们的文风有无差别。像这样匆遽地来作比较文学研究，可能有些欠思量吧。”
这位因把“周作人传统”与“鲁迅传统”、“胡适传统”并列论述而被黄裳先生称为“有些欠思量”的“研究者”，应该就是孙郁先生。他在2001年发表了《当代文学中的周作人传统》一文，其中先是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当代文学里，存在着周作人的一个传统。”“相比于鲁迅传统、胡适传统，周氏的传统更多体现在文人的书斋里。”然后就谈到钱锺书和孙犁：“钱锺书在文章中批评过周作人的文体枯涩，以为其引文过多，掉到书袋里去了。但钱氏著书，也喜连缀古文，情致亦有与周氏暗合之处，读《管锥编》时，我便想起《药堂语录》、《谈虎集》来，一些史学观，也颇为接近。另一位一直对周氏耿耿（？）的孙犁，晚年撰文，不知觉间，也滑到知堂小品的路径上去，想一想觉得有趣得很。我记得孙犁抨击周作人如何可耻，对其附逆于日本侵略者深恶痛绝，但道德上是一回事，审美上呢，是另一回事。在《书衣文录》和《远道集》等随笔中，我还是看到了他与周氏兄弟的相近处。孙犁不会承认此点，但在艺术品格上，我仍把他视为周氏传统下的特别的存在。”
钱锺书的《管锥编》确实很容易让人把他与周作人联系在一起。比如刘绪源先生在其研究周作人散文的专著《解读周作人》中就有过这样的议论：“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管锥编》与周作人中后期的抄书之作，也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在钱先生的散文中，也曾出现‘通篇反话’的写法（如为杨绛《干校六记》所作的序即是一例），此中是否也有一点周作人的影响？” 但孙郁先生这里的论述未免有些不够清晰。说到钱锺书与周作人的“暗合”关系，他拿来与《管锥编》对举的是《药堂语录》和《谈虎集》，1941年出版的《药堂语录》中所收多为周作人的以抄引旧书中故实为主的“近于前人所作的笔记”（周作人《药味集•序》）一类的文章，属于刘绪源先生所提到的“周作人中后期的抄书之作”，它们确是“连缀古文”而成，自然和《管锥编》在文体上非常相似，但1928年出版的《谈虎集》正如周作人自己在《序》中所说“收的是关于一切人事的评论”，是周作人自编文集中少有的属于时事批评的一种，与《管锥编》在“情致”上会有着怎样的“暗合”呢？也许，只有“通篇反话”这一点可以与《干校六记•小引》而不是《管锥编》相比吧？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孙郁先生在论及孙犁时是将“周氏兄弟”联在一起提出的，不知他这时拿来做比较的是鲁迅的哪些文章，但既然先是已经说过钱锺书和孙犁属于与“鲁迅传统”、“胡适传统”相异的“周作人传统”，现在却又周氏兄弟并提，则似乎最终“鲁迅传统”与“周作人传统”之间又没有什么明确的界限了。
不过，黄裳先生之所以会提到孙郁先生的这一论述，主要还是因为孙郁先生在这篇文章中也把他列入了那张“文化人的大名单”，与阿英、唐弢、郑振铎、钱锺书、孙犁等人并列。其中还特别这样论到：“尤其黄裳，谈版本目录，颇似明清文人，文字的组合，也略仿知堂，以致钱锺书致信黄氏，云其有知堂韵致。” 这就是明确把黄裳先生那些“谈版本目录”的文章与周作人联系在一起了。可见他所说的“周作人传统”，所指主要还就是周作人那些可以归入书话一类的文章，也就是刘绪源先生所说“周作人中后期的抄书之作”。
至于孙郁先生说到的钱锺书将黄裳与周作人放在一起比较的信，应该就是黄裳先生在《故人书简——钱锺书》（收《书之归去来》）一文中引述的那一封。1982年2月，黄裳先生的书话集《榆下说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他有赠书给钱锺书。钱锺书收到后写信给他，其中这样谈到自己的读后感：“忽奉惠颁尊集新选，展卷则既有新相知之乐，复有重遇故人之喜。深得苦茶庵法脉，而无其骨董葛藤酸馅诸病，可谓智过其师矣。”
“苦茶庵”是周作人的室名，“苦茶庵法脉”所指当是周作人的“文章作法”，或曰文体特色。《榆下说书》是黄裳的以书为主要谈论对象的文史随笔文集，其中“大抵说的是与书有些关连的事情”（《后记》中语），钱锺书在其中读出了“苦茶庵法脉”，所联系到的显然也应当是周作人的那些谈书的近于书话类的随笔散文，也就是“周作人中后期的抄书之作”。
在我看来，钱锺书将黄裳散文与“苦茶庵法脉”联系起来的这一说法，更好地描述了黄裳散文与周作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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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在谈到周作人时都会将他与其“苦雨斋”联系在一起，近年出版的几种研究周作人的专书，就有止庵著《苦雨斋识小》（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孙郁著《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以及倪墨炎著《苦雨斋主人周作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周作人自己不但写过名为《苦雨》的文章，还曾经出版过一本《苦雨斋序跋文》。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在一九三〇年代、一九四〇年代，也就是其创作历程上的中后期，周作人更加喜欢以“苦茶庵”而不是“苦雨斋”来指称自己的书斋，1933年他在北新书局出版了一部《苦茶庵笑话选》；1934年又将自己旧作的一组短篇文章以“苦茶庵小文”为题发表于《人间世》杂志，其中就有为俞平伯、废名“所藏苦雨斋尺牍”写的跋文，更加可见他有以“苦茶庵”来取代“苦雨斋”的意思；1944年，周作人还将他的一组旧诗以《苦茶庵打油诗》为名收入《立春以前》一书，而旧诗恰是周作人自1934年初发表“且到寒斋吃苦茶”那两首“五十自寿诗”之后所采用的一种新的创作文体。
简单地说，从一九三〇年代初期开始，周作人的写作发生了一个较为明显的转变。这正如他在1940年2月26日为其拟定出版之《书房一角》所写的序言（书于1944年5月出版，此序列为“原序”）中总结自己的创作历程时所说：“我写文章，始于光绪乙巳，于今已有三十六年了。这个期间可以分做三节，其一是乙巳至民国十年顷，多翻译外国作品，其二是民国十一年以后，写批评文章，其三是民国廿一年以后，只写随笔，或称读书录，我则云看书偶记，似更简明的当。”这被称为“读书录”或“看书偶记”的“随笔”，也就是占据了周作人三四十年代散文创作之主体的那些被研究者称为“文抄公体”的散文。而与其创作转变相应的，就是周作人更加喜欢以“苦茶庵”而不是“苦雨斋”来指称自己的书斋。一字之更，却有着不同的含义。“苦雨”正如周作人所作《苦雨》一文所说，是“苦于雨”，中心在“苦”，是因下雨而有的一些烦恼，当然同时也还有一丝喜悦；“苦茶”则就是“苦的茶”，茶之一种而已，其中已经没有了明显的感情色彩。其间的区别，也就是废名在论及周作人时所说的那个意思：“‘渐近自然’四个字大约能以形容知堂先生。”“我们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总是合礼。” 较之“苦雨斋”，“苦茶庵”的名称确是抒情的色彩略淡一些，也更加显得是“渐近自然”。所以，钱锺书以“苦茶庵法脉”来指称周作人的“文章作法”，并将其与黄裳的书话类文史随笔对比，确是知人之言。
不过，黄裳先生对钱锺书的这一说法只是做了有保留的认同。在1994年写作的《故人书简——钱锺书》中，他转引过钱锺书的信后还接着说了这样的话：“他指出我受了周作人散文的影响，也自是一种看法。知堂的文字我是爱读的，但不一定亦步亦趋。他所指出的那些缺点，也正说中了周作人文章的缺失。相比之下，鲁迅晚年杂文中如《病后杂谈》、《题未定草》却正是我衷心向往而无从追蹑的典范。”也就是说，如果真是有着“鲁迅传统”与“周作人传统”之分别的话，黄裳先生自认为还是属于鲁迅传统的，最起码也是较为认同而“衷心向往”于“鲁迅传统”的。
此前，在1984年所作《读书生活杂忆》（收《河里子集》）中，黄裳先生早已表达过同样的意见。谈及自己抗战后期的创作，他说：“这时写下的几篇‘杂记’，如在昆明、贵阳所写，就有点近于历史笔记。尽力收罗可以到手的资料（当然收获是很可怜的），并有意识地模仿着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题未定草》中用过的方法，这样就逐渐疏远了一向遵循的那条‘梦中道路’，逐步接近了现实。虽然在形式上却表现为抄古书。”
黄裳先生写于昆明、贵阳的那些文章，如《昆明杂记》（收《过去的足迹》）等，以及后来写的一直被人称赞的《〈鸳湖曲〉笺证——吴昌时事辑》（收《银鱼集》）和《关于柳如是》（收《榆下说书》）等文，确实可以拿来与“鲁迅晚年杂文中如《病后杂谈》、《题未定草》”一类的文章相比，他自己在同一类型的文章《陈圆圆》（收《榆下说书》）中还特意提到鲁迅的《阿金》（收《且介亭杂文》）一文，黄裳的散文创作与“鲁迅传统”之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像《病后杂谈》和《题未定草》这样的借大量抄引古人文字来表达个人思想的文章，在鲁迅的杂文中占有着怎样的地位呢？如果说真的是有“鲁迅传统”存在的话，它们能算是其中的代表之作么？
显然不能。
鲁迅的杂文虽然也用曲笔，但给人印象最深的恐怕还是他的那些直面现实人生的抗争之作。《病后杂谈》和《题未定草》这样“在形式上却表现为抄古书”的文章，其实是鲁迅作品中接近于周作人之“苦茶庵法脉”的一类。这就像周作人《谈虎集》内外的那些进行社会批判的文章也可以说是周作人作品中比较接近于鲁迅笔法的一类，并非“周作人传统”的代表之作。
在互联网上也曾见到有人这样把黄裳与鲁迅联系在一起评述：“黄裳虽然是一位在古书中寻梦的‘古典’文人，但他的思想并不‘线装’，其文章的内在气质更是秉承了鲁迅的风骨。”似乎已经明确将黄裳划归“鲁迅传统”了。但也就是这位论者，在文章中具体论及黄裳的创作时又这样认为：“黄裳的文章丰富而驳杂，既有杂家的广度，又有专家的深度。不过，作为一个个性色彩极为鲜明的文章大家，在读书界广受欢迎的，还要算是他那况味隽永、笔致练达的书话和以美文笔法写成，兼具史论色彩的文史随笔。”
而黄开发先生在论及周作人的那些以抄引故书为主要文体特征的随笔时是这样说的：“文体的创造意味着一个作家找到了一个独特的对世界的发言方式，形成文体的深层机制在于他的人生经验、情感方式和审美理想等。在周作人的抄书体的背后是作家整个的以读书为安身立命手段的生活方式本身。” 所以，如果说真是有着一个“周作人传统”的话，这种“以读书为安身立命手段的生活方式”才是其主要特征，反映在作品中，也就是那种被钱锺书称为“苦茶庵法脉”的“文抄公体”之文体特征。
按照这样的标准，说黄裳先生的那些“在形式上却表现为抄古书”的文史随笔“深得苦茶庵法脉”，应该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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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黄裳先生自己的文字中，随时都能看出与周作人之间的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周作人是黄裳在自己的文章中评论得较多的现代作家之一。粗略地找了一下，就发现这些文章：《来燕榭集外文钞》中有四篇，即《读知堂文偶记》、《读〈药堂语录〉》、《关于李卓吾——兼论知堂》和《更谈周作人》；《河里子集》中有两篇，《关于周作人》与《关于〈知堂集外文〉》；《锦帆集外》中一篇，《老虎桥边看“知堂”》；还有一些零星的论述，比如发表于《读书》1988年第2期之《周作人的三本散文》；另外像《〈别时容易〉续篇》（收《珠还记幸》）中对周作人等之“贰臣文学”的总结，实在是极为深刻的剖析。当然，黄裳先生在很多文章中对周作人的评价是负面的，但批评否定也正是一种关注。
至于二者言辞细节上的一致，更加所在多是。《榆下说书》中有一篇《消夏录》，介绍过本文的写作缘起，黄裳先生接着又这样写到：“古人著作中笔记一项特别丰富，那部分原因就在此。做这样的工作，重要的是见识。不只是议论，就是选材，也往往可以看出读书者的见解。这是很不容易的。”这和周作人谈到笔记文，也就是类似于他的那些“文抄公体”的散文时所说的话很是相象。1936年1月，在《〈燕京岁时记〉》（收《风雨谈》）一文中，周作人曾这样说道：“本来做这件工作，要叙录有法，必须知识丰富，见解明达，文笔殊胜，才能别择适当，布置得宜，可称合作，……在琐碎朴实处自有他的价值与生命。”这“见解明达”与“别择得当”也就是黄裳文中所说的“见识”与“选材”。同样的意见，周作人在1937年3月10日所作的《谈笔记》（收《秉烛谈》）中做了再次表达：“简单的说，要在文词可观之外再加思想宽大，见识明达，趣味渊雅，懂得人情物理，对于人生与自然能巨细都谈，虫鱼之微小，谣俗之琐屑，与生死大事同样的看待，却又当作家常话说给大家听，庶乎其可矣。”强调的还是“见识”与“选材”。黄裳先生又曾这样谈到他的那些随笔：“我平常也写些杂文，而写杂文不免要触及时弊，转喉触讳，吃力得很。这时就索性在旧书里找资料，古人已死，说些怪话也不会引来过多的麻烦，时日虽迁，而旧谱无恙，往往在古人身上得见今人的影子。这就使读书记多少脱离了骸骨的迷恋，得见时代的光影，免于无病呻吟无聊之讥。”（《关于书话》，收《妆台杂记》）这可以对比一下周作人在《闭户读书论》（收《永日集》）中的说法：“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一个是“在古人身上得见今人的影子”，一个是“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这难道不是一种相同的选择吗？至于风格特征，黄裳先生在《掌上的烟云》中曾这样谈到自己的文章：“附庸风雅，寄沉痛于悠闲，这正是我的老毛病。”这“寄沉痛于悠闲”之说，其实早见于林语堂的《周作人诗读法》：“（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寄沉痛于幽闲，但世间俗人太多，外间颇有訾议。” “悠闲”与“幽闲”只是用字不同，黄裳先生的自评正与林语堂对周作人的评价完全一致，虽然林语堂此处所论者为周作人的诗作。对“周作人传统”，孙郁先生《当代文学中的周作人传统》一文其实还是有着自己的界定的：“周作人、废名、张中行、黄裳、舒芜的文字背后，其实有很沉重的东西，那是悲凉之后的冷观，在宁静里疏散出诸多感叹。”“当代文坛书话的写作，所以还能有一席之地，我想是有着精神的苦痛在起作用的。张中行、黄裳、舒芜，都是有着这种精神痛苦的人。” “悲凉之后的冷观”与“在宁静里疏散出诸多感叹”，岂不也正是“寄沉痛于悠闲”？
但是，孙郁先生同时也指出：“其实受周作人影响的人，价值观未必相同，有的甚至观点相左。” 接着他提起“受周作人影响的”几位之间的不同，以及冲突，未曾再次提及的，是他前面说到的“受周作人影响的人”与周作人之间的不同，即钱锺书对周作人的“批评”，还有孙犁对周作人的“抨击”。
那么，如果“价值观未必相同”，“甚至观点相左”，他们还能说是属于一个相同的传统吗？这也就是黄裳先生所批评的“绝不顾及他们读的书是否相同，他们的研究方法，着眼所在是否一致，他们的文风有无差别”。
孙郁先生在将孙犁归入“周作人传统”后也说到“孙犁不会承认此点”，这恐怕是必然的。孙犁在《我的书目书》中曾经说过：“解放初期，我是按照鲁迅先生开给许世瑛的书目，先买了一部木版《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在《买〈流沙坠简〉记》又说：“《鲁迅日记》的书帐上，不记得有没有这部书。有很长时间，我是按照他的书帐买书的。” 由此可见，如果让孙犁自己归类的话，他一定也会像黄裳先生一样将自己归入“鲁迅传统”之中的。毕竟孙郁先生也看到了孙犁的那些读书随笔“与周氏兄弟的相近处”，并没有将其完全排除在“鲁迅传统”之外。
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即便他们个人不承认，他们的文章在写作方法上实在与周作人的那些随笔多有相通之处，继承的正是现代文学传统中属于“苦茶庵法脉”的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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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先生之不愿意将自己与“苦茶庵法脉”或“周作人传统”联系在一起，当然也有着个人的充分的理由。
首先，“苦茶庵法脉”或“周作人传统”无以包括黄裳先生的全部创作，可以归入这一系统的只是其创作中的一个方面。
比如，在四十年代初发表的《读〈药堂语录〉》中，黄裳先生就注意到“知堂平常很少作流连光景之词”。周作人自己在《中秋的月亮》（收《药堂语录》）一文也这样说过：“总之我于赏月无甚趣味，赏雪赏雨也是一样，因为对于自然还是畏过于爱，自己不敢相信已能克服了自然，所以有些文明人的享乐是与我缺少缘分的。”确实，周作人在开始新文学创作之后几乎是从来没有写过专力描绘风景的文章。《雨天的书》从书名看似乎是要写风景的了，但集中的文章，即使更加像是写景记游之作的《山中杂信》与《济南道中》两组书信体散文，也都缺少认真的刻画风景的篇章，所以周作人自己也在《瓜豆集•题记》中说他的文章的特色是“在风吹月照之中还是要呵佛骂祖”。但是，在黄裳先生的创作中，写景记游之作占了很大的比重，比如在陈慧芬选编的《黄裳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念10月第2版）中，第一辑属于游记的文章占据了全书一半还要多的篇幅，在另一种选本《黄裳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中，记游之作也占了差不多五分之二的篇幅。
即便都是那些属于文史随笔的文章，在黄裳与周作人之间也确实是存在着黄裳先生所说的那些明显的区别，即他们读书的范围各有侧重，着眼点也大有不同。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曾经就文学问题写过很多文章，对“纯文学”关注较多，但他随后很快就改变了这一倾向，阅读和写作中更多的是将目光投向文学之外，并一再声称自己不懂文学；而黄裳则自始至终对传统诗词怀有深情，对传统的抒情文学关注颇多。另外，周作人经常在自己的散文中引用自己或他人翻译的外国人的文字，黄裳虽然也曾经有译著出版，其散文中却很少引用外国人的文字。如果对比一下两人文章中所征引故书的名目类别，就会更加明显地看出其间的差别。
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不同态度，又和两人之间身世经历的不同有着紧密的关系。在五四之后的文化谱系中，周作人属于前辈作家，受过较为系统的传统教育，反而疏离了传统；黄裳是后辈，所受为西化教育，反而更多地认同了传统。这因为周作人是从传统社会的藩篱中冲杀出来的人，对传统之弊有着痛切的感受，所以反传统也就特别彻底；黄裳一辈则是在传统断裂之后成长的，又受的西化教育，对“现代”之弊的感受更为真切，回看传统，反而能够发现其中的可取之处。他们看待传统的眼光已经与前辈不同，所见的那些可取之处已经是经过现代文明的过滤之后的，与前一辈人所见的其实已经不是同样的“传统”。
曾经被黄裳先生称为“真能知我的心事” 的学者李辉先生，在他那篇受到称赞的《看那风流款款而行》中，曾经再三将黄裳与“传统文人的风流情怀”、“传统文人的趣味、情调”以及“传统文人隽永韵味”联系起来，正是看出了黄裳与传统文人之间的继承关系。不仅此也，李辉先生在序中还一再说黄裳是“一个在当代中国颇具个性特色的文人”，“一个活灵活现的浪漫才子”，“一个别具风采的新派文人”， 而周作人对“文人”的称号基本上是持拒绝态度的，这在其《文坛之外》（收《立春以前》）一文中有着详细的说明。
也许正是明确意识到自己与周作人之间的这诸多显著不同，黄裳先生才会一再否认自己与所谓“周作人传统”、“苦茶庵法脉”之间的联系。
另外的一个也许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周作人是一个在人生大节出处上有着污点的作家。尤其是黄裳和孙犁这样的亲身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作家，当然会忌讳将自己与曾经作过汉奸的周作人联系在一起。像黄裳先生，即使已经明确地承认自己“受了周作人散文的影响”，承认自己的文章有着“苦茶庵法脉”的印记，但接着还要点出“周作人文章的缺失”，并且声明：“相比之下，鲁迅晚年杂文中如《病后杂谈》、《题未定草》却正是我衷心向往而无从追蹑的典范。”
当然，即便不与鲁迅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崇高地位联系起来，这样的分析或许也可以算是诛心之论，但是说他们有着这样的潜意识也不算全无根据。在写于四十年代的《关于美国兵•美国兵与女人》中，黄裳先生曾经写有这样的话：“说来说去还是那句圣人的老话，‘饮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实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虽然听说有‘文妖’‘文妓’之流也援引了这句话大写其文章，不过那是别一件事，与此无涉。”这被称为“文妖”、“文妓”的人，应该就是写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样的句子的苏青。现在看来，苏青至多不过是一个在沦陷区未能完全洁身自好的作家，“文妖”、“文妓”的责骂或许显得过于严重了一些，但对于刚刚从八年抗战的苦难中挣扎出来的那一辈人而言，说出这样的话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对苏青这样的作家尚且不能宽恕，黄裳先生又怎么会将自己与作过敌伪高官的“汉奸”周作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呢？
这也可以从另外一些作者对周作人的态度中看出这种取舍的心理依据。与黄裳、孙犁属于同一时代的张中行、邓云乡等人，对于自己所接受的周作人的影响就比较能够坦率承认，这恐怕还是因为经历使他们更能对周作人抱着一种较为理解的同情吧。至于更为年轻的一代，比如提出“周作人传统”之说的孙郁先生，以及曾经为整理出版周作人作品而用力甚劬的止庵先生等人，在自己的文章中就曾经一再谈到自己所受的周作人的影响，这显然是因为他们在生活环境与人生阅历方面又和上几代人有着更加明显的不同。
二〇〇六年六月十二日，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黄裳散文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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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日期：2006-8-6 星期日(Sunday) 晴  推荐指数：0
评论人：泌之洋洋 评论日期：2006-8-20 14:35
兄台可有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也是与黄裳先生很有渊源的一本书。
评论人：WQQ(游客) 评论日期：2006-8-20 19:13
还没有这个书呢，知道它的出版与黄老关系很大，也有些是非在里面，日后当寻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