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新译本xyzm 中文圣经译本流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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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圣经译本流源

  圣经翻译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便已开始,但要到公元七八世纪才有把圣经译成中文的文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秦即罗马;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斯脱略派。此派始于叙利亚,其始创人聂斯脱略因提倡“基督二位二性说”而于公元431年被教会第三次大公会议定为异端,然而,此派积极传教,公元635年(即唐太宗贞观九年)聂斯脱略派传入中国。公元781年(即唐德宗建中二年)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讲述人类的堕落、弥施诃(即弥赛亚)的降生、救主在世的事迹等及介绍景教入华、盛衰的经过,也有景教经典《尊经》翻成中文的记载。景教经典包括可能是将旧新约圣经翻译的部分,可惜这些经书的译本全都失传,有待考古学的新发现,方能有更进一步的研究。   直至十三世纪中叶罗马天主教来华,圣经中译才有新的发展。最早的相信是若望孟高维诺神父所译的蒙古文旧约诗篇和新约全书。其后有利玛窦神父的“祖传天主十诫”、巴设神父的白话文四福音、保罗书信及希伯来书、阳玛诺翻译四福音的《圣经直解》、贺清泰教士的《古新圣经》等。《巴设译本》更可能成为后人马殊曼和马礼逊译经时的蓝本。

  十八世纪末,随著基督教来华,圣经的中译本可说是百花齐放了。继《马殊曼译本》后,有马礼逊的《神天圣书》及其修译本《新遗诏书》和《旧遗诏书》、郭实腊修订的《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太平天国删改的《旧遗诏圣书》及《新遗诏圣书》。

  十九世纪中叶,第一部由不同差会宣教士联手翻译的《委办译本》面世。译员不但把圣经重译,更统一了经文中的名称和名词。这次译经工作是一项突破,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各代表在神学立场上出现分歧,“神”、“上帝”之间的抉择等,加深了差会对译经的了解,也作为日后译经工程的借镜。

  裨治文中途退出委办会,与克陛存、文惠廉等出版了《裨治文译本》。后来最早退出委办会的浸信会邀请宣教士高德、罗尔和迪因按□宗派的立场修订《马殊曼译本》为《高德译本》。

  自十九世纪初,由于语文的发展,传统思想和观念的动摇,开启民智、培植国力的急务,一贯只有读书人、文人所认识的文言文渐渐应不上当时在文字方面的需要,较通俗的浅文理文便应时而起。圣经的翻译也为满足大众的需要,浅文理的译本纷纷出版,例如:《杨格非浅文理译本》、《包约翰、白汉理浅文理译本》、施约瑟的《二指版》等。《二指版》的得名就是译者施约瑟在翻译旧约官话译本后中暑瘫痪,只能用两只手指工作。他独力翻译十多年,出版了一本浅文理译文。

  浅文理译本虽受欢迎,但只是一段很短的过渡译本。十九世纪中叶,由于当时朝廷和各地官员所用的语言(即官话,今天的国语),适用全国百分之九十的地域,要更有效地把福音传给中国人,官话译本圣经就不能或缺了。宣教士也对此十分积极,不遗余力地翻译官话圣经,先后有麦都思和施敦力合作改写《委办译本》的《新约全书》、当代有名的汉学家:包约翰、艾约瑟、施约瑟、白汉理、丁韪良等以《麦都思、施敦力官话译本》为蓝本翻译的《北京官话新约全书》、施约瑟依照《北京官话新约全书》体裁翻译的《旧约译本》、英国圣公会将《北京官话新约全书》和施约瑟的《旧约译本》合印的《新旧约全书》、杨格非将其浅文理新约以白话文重写的《杨格非官话译本》、萧静山的《新经全集》等,还有一直沿用至今天的《官话和合本》(后称《国语和合本》,现简称《和合本》)。

  《官话和合本》可说是中译圣经的一个重要里程,为圣经翻译掀开新的一页。在当时几十种圣经译本中,教会和信徒实在需要一本划一的标准圣经。其实这个“呼声”很早已经出现,可惜在神学观点上的分歧不是容易“划一”的,翻译《委办译本》的经验就是一个好例子了。

  1890年,上海举行了宣教士大会,由各个差会派代表出席。大会通过进行翻译和合本的工作,为文言文、浅文理和官话译本划一标准;并成立三个委员会负责翻译这三种译本。

  《浅文理和合新约圣经》最早完成。深文理则波折重重,工作十六年《深文理和合新约圣经》才出版。后来,浅文理与深文理两翻译小组合并,《文理译本全书》则于合并后十二年出版。至于《官话和合本》翻译小组由于推选译员的问题,工作十六年才完成新约,再工作十三年,旧约完成,并正式易名为《国语和合本》。

  《和合本》圣经的译者是以“忠于原文”为目标,就是要“坚持文字上的准确”,但由于译经原则改变,这个目标就有新的理解:“重视意义上的准确”。在旧约翻译的十三年中,新约经过了多次的修订,使其译文更清楚、优美。《和合本》实在为教会提供了一部翻译比以前更准确、更适合大众阅读的译本,于是它就成了教会和信徒最受欢迎的圣经译本,渐渐建立起典范的权威,成为主流,也为教会和信徒的语言系统增添了不少独特的基督教词汇。

  然而,随著考古学家不断有新的发现,圣经学者对原文和圣经的历史背景的认识越来越多,修订译本或重新翻译更准确的圣经译本实在无可厚非。同时,语文随著时代而转变,在《和合本》出版后数十年间,中文现代化的过程并不曾停止,很多字词的意思已有别于当日了,语法文体的运用也改变了。教会实在需要一本翻译更理想和更适合当代人阅读的圣经译本。

  近年,很多人也作出了努力,五十年代有徐汇修院的《新译福音》、狄守仁的《简易圣经读本》、萧静山按希腊文再修订的《新经全集》;六十年代有今天天主教教会仍然采用的《思高圣经译本》;七十年代有《吕振中译本》、《当代福音》、《新约全书新译本》、《当代圣经》、《现代中文译本》及至九十年代初的《圣经新译本》;也有于八十年代修订《和合本》的《新标点和合本圣经》;还有本会(国际圣经协会)尚在翻译的《新汉语译本》、及其他的翻译工作

  译经工作是不竭不止的。从历史中,我们看到此项工作未曾停止过,一直在进行著,也必须继续。

  今天,我们或会对各个圣经译本的强弱处很有兴趣,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读哪个译本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从中读到一些信息。没有一个译本是完美的,但是神总会藉著我们所看的译本对我们说话。我们读经,神就清楚明白地对我们说话。在云云的译本中,正如保罗所说的:“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但“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腓一15, 18)

中文圣经译本流源附表

年分(公元)译本781年景教碑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若望孟高维诺译本》:诗篇、新约全书(蒙古文)十六世纪末利玛窦译“祖传天主十诫”1636年阳玛诺的《圣经直解》约1700年《巴设译本》十八世纪末贺清泰《古新圣经》,未有印刷发行1822年《马殊曼译本》1823年马礼逊《神天圣书》1837年麦都思、郭实腊、裨治文、马儒汉《新遗诏书》1840年麦都思、郭实腊、裨治文、马儒汉《旧遗诏书》 郭实腊修订的《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十九世纪末太平天国删印《旧遗诏书》为《旧遗诏圣书》 删改《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为《新遗诏圣书》(附注解)1850年《委办本四福音》1852年《委办译本新约全书》1953年高德修译的《新约全书》1854年《委办译本》1857年麦都思、施敦力改写《委办译本》的新约官话译本1859年《裨治文译本》的新约1862年《裨治文译本》1866年《北京官话新约全书》1868年高德、罗尔悌、迪因修译的《旧约全书》1872年《北京官话新约全书》(改订本)1875年施约瑟的《北京官话旧约全书》 王多默的《宗徒大事录》1878年《北京官话新旧约全书》1885年杨格非的《新约浅文理译本》1889年扬格非的《新约浅文理译本》(修订版) 包约翰、白汉理合译的浅文理新约全书 《杨格非官话译本》1892年德雅的《四史圣经译注》1897年李问渔的《新约全书》1902年施约瑟的《二指版》1905年杨格非的《旧约浅文理译本》(至雅歌)1904年《浅文理和合新约圣经》1906年《深文理和合新约圣经》 《官话和合译本新约全书》1919年《文理和合本》 《国语和合译本》1946年吴经熊的《圣咏译义》1949年吴经熊的《新约全集》1954年徐汇修院的《新译福音》1955年狄守仁的《简易圣经读本》1956年萧静山的《新经全集》1967年萧铁笛的《新约全书》1968年《思高圣经译本》1970年《吕振中译本》1974年《当代福音》1976年《新约全书新译本》1979年《当代圣经》 《现代中文译本》1993年《圣经新译本》
 

参考书目:

赵维本(著)。1993年。《译经溯源──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香港:中神。

陈惠荣(著)。1986年。《中文圣经翻译小史》。香港:中文圣经新译会。

Strandenaes, T. (1987). Principles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as expressed in five selected vers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exemplified by Mt 5:1-12 adn Col 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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