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当务之急——反对极端主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5: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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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当务之急——反对极端主义
当前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异常活跃,各种思想和主张纷纷登台亮相,在网上展开百家争鸣,都试图按照自己的设想改造中国社会。这种空前热闹和活跃的局面,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它对于开启人们的心智,进行民主启蒙,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作为一个认同社会民主主义的人,我一方面欢迎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另一方面也有一些隐隐的担忧。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思想和主张都是理智的,对于那些误国误民的思想和主张,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并明确地加以反对。我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反对极端主义。极端主义包括极“左”和极右。
极“左”主张专制社会主义。对于当前中国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极“左”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结果,他们开出的药方是回到毛泽东时代,再来一次“文革”,真让人不寒而栗。他们极力美化毛泽东时代,把“文革”时期说成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人民水平生活水平最高、科技进步最快、民主程度最高的“黄金时代”。这显然是颠倒黑白,信口雌黄!是在侮辱中国人的智商,是在往人们的伤口上撒盐!虽然那个时代并非一无是处,但总体上是一个贫穷、专制、愚昧、落后的时代。
雅科夫网友在《论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对极“左”的虚伪和荒谬进行了深刻的揭露:
假左派给人民许诺时总是很慷慨,他们说:“来吧!让我当权吧!我这里物质将极大丰富!人民生活水平将极大提高!15年超英赶美!这里工人有主人翁精神!这里有工作!这里农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这里廉洁!这里民主!这里可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可是一旦他们掌权,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物质极大丰富”意味着你买斤豆腐都要凭票定量供应,还要排上10个小时的队;他们的“生活水平极大提高”意味着你被剥夺了一切财产;他们的“15年超英赶美”意味着蜗牛般速度的爬行和资源的大量浪费;他们的“工人有主人翁精神”意味着你每天加班流汗干,晚上政治学习,然后几十年冻结工资;他们的“这里有工作”意味着你毕业后要被赶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他们的“农民丰衣足食”意味着饿死3000万;他们的“安居乐业”意味着你被户口牢牢栓在土地上不能动弹,否则你就是“流窜犯”;他们的“廉洁”意味着他们自己享受特权而别人要赤贫(废话!一样一无所有不就平均了吗?);他们的“民主”意味着你们之间互相文攻武斗自相残杀却只能喊他们万岁万万岁;他们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意味着他们要“引蛇出洞”了。
应当说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确实很多,多得不能再多,但不论怎么说,也比毛泽东时代强得多,不可同日而语。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是向前看,而不是走回头路。如果说资本主义是火坑的话,那么专制主义就是地狱。人们决不能上极“左”的当,刚跳出火坑,又回到地狱。
虽然极“左”在网上不占优势,像过街老鼠,到处被痛斥,但在下层群众中还是有较大的影响的。这是由于:(一)极“左”打着革命的旗号,利用人们对贪污腐败、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的不满,利用中国人健忘的缺点,用他们那张能把稻草说成金条的嘴,制造谎言,蛊惑人心,欺骗了相当一部分对现实不满的群众;(二)自90年代中期以来,改革为利益集团所操纵,官商勾结,腐败盛行,教育、医疗、住房被推向市场,极大地损害了工农群众的利益,他们对改革不满,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廉洁和平等。
极“左”思想在我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影响不容小视。虽然工人和农民在当前是弱势群体,他们不掌握政权,不掌握财富,也没有话语权,是沉默的大多数,但他们潜力巨大,一旦被人利用,组织起来,具有惊人的力量。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就是由下层群众完成的,虽然他们从来都是被人利用,从来都没有从改朝换代中得到好处。
对极“左”思潮,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坚持不懈地予以无情的揭露。防止他们利用群众的不满,煽风点火,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极“左”问题,必须在实现政治民主的基础上,实行真正的亲民政策,不断提高下层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不断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极“左”赖以存在的土壤。
极“右”是极端自由主义,主张全盘西化,立即无条件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西方民主,进行自由选举和私有化改革,建立美国那样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凯迪基本上是自由主义者的天下。我认为,自由主义者的愿望是好的,但如果按照他们的想法来改造中国,很可能事与愿违,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专制,是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中国太需要民主了。在反对专制,追求民主方面,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是一致的。但在民主的实现方式和目标模式方面,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存在明显的分歧。自由主义者主张无条件的、立即的民主,社会民主主义者主张渐进的、有秩序的民主;自由主义者崇尚美国式的民主,社会民主主义者崇尚瑞典式的民主。
社会民主主义者不仅是理想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民主不是无条件的,不是凭空产生的,没有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没有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没有群众民主意识的增强,没有公民社会的初步形成,盲目引进西方民主,坏处可能远远大于好处。就当前中国实际情况来说,民主还是一件奢侈品。盲目引进西方民主,很可能是一场灾难。
俄罗斯是我们的前车之鉴。那些当初积极推动俄罗斯搞民主化改革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的理想是建立美国那样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繁荣,政治民主,国力强盛。但结果呢?自由化改革使俄罗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造成了经济严重倒退、停滞,少数人一夜之间暴富,多数人陷入赤贫,黑手党猖獗,道德沦丧,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俄罗斯一下子沦为二流国家。
据有关资料,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工业生产减少了64.5%,农业生产减少了60.4%,卢布贬值,物价飞涨五千多倍。从1992年起,俄罗斯人口一直呈下降趋势。1990年全俄罗斯人均预期寿命为69.2岁,而2001年为65.3岁,几乎下降了4岁,甚至一些地区男性人均寿命降低了整整10岁。多数俄罗斯人都认为自由化改革是彻底失败的。俄罗斯成了野蛮资本主义、寡头资本主义的代名词。
我曾听过俄罗斯科学院的一位院士做报告,他几乎是声泪俱下地控诉了俄罗斯的自由化改革。他说,俄罗斯的改革实际上是一场抢劫,是由犯罪分子和黑社会操纵的;俄罗斯每个人时刻都在为自己、家人、亲朋的生命安全提心吊胆。他忠告中国的知识分子,千万不要盲目照搬西方民主,不要重蹈俄罗斯的覆辙。
按照自由主义者的设想,在中国立即进行西方民主化改革,能建成美国那样的自由资本主义。我认为这种愿望很好,但实现的可能性极小极小,相反,出现以下两种结果的可能性极大极大:
一是回到“文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极“左”虽然逆时代潮流,很荒谬,但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国有八亿农民,如果有一半人对改革不满,希望回到毛泽东时代,就是四亿人;城市有五亿人,如果有两亿城市贫民对改革不满,加在一起就是六亿人。如果搞自由选举,试问有哪股政治力量比极“左”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巴勒斯坦的民主选举,就是很好的例子。以前美国总批评巴勒斯坦没有民主,阿拉法特独断专行。后来在美国的压力下,巴勒斯坦按照美国的方式进行了自由选举,结果把主张恐怖主义的哈马斯选上台,而主张温和路线的法塔赫则一败涂地。这个选举结果让美国大跌眼睛,叫苦不迭。
中国当前搞自由选举,结果很可能跟巴勒斯坦一样,把极“左”的“文革”派选上台,这不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吗?自由主义者到那时候再后悔就晚了。
二是建立俄罗斯那样的野蛮资本主义、寡头资本主义。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没有完全形成,还没有作为一个自觉政治力量的出现,并提出自己明确的纲领和主张,更谈不上有多大影响力。因此,中国搞自由化改革,很可能被官僚和寡头操纵,成为他们掠夺和瓜分国有资产,攫取更多权力的绝好机会。俄罗斯的改革就是很好的例子。据有关资料,1991年,莫斯科上万名大富翁中,大部分人是原来的党政干部。
自由派的知识分子,除了一张嘴,除了一腔热血,身无长物。跟官僚比,你们没有权力;跟资本家比,你们没有财力;甚至,你们连话语权都没有,因为你们不掌握大众传媒。你们以为就凭一套动听的民主理论,振臂一呼,人民群众就会跟你们走,这未免太书生气了吧。
就说私有化改革吧,这正是贪官和国有资产经营者们渴望已久的,这样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瓜分、侵吞国有资产了,而不用担心受到什么追究。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群众和自由派知识分子能得到什么呢?
有人幻想,通过民主选举,就能把贪官污吏选下去,把民主派的代表选上来。结果呢,看看俄罗斯吧。据有关资料,苏联剧变后的俄罗斯,除了权力金字塔塔尖上的少数人物有所变化外,大批干部摇身一变成了俄罗斯显贵,他们占据了新总统周围高官总数的75%,新政党领袖中的57.1%,新政府官员中的74.3%。
可见,无论是私有化改革,还是自由民主选举,对于那些掌握权力和财富的即得利益者来说,根本对他们构不成威胁,甚至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他们一方面可以借机大发横财,另一方面在捞足钱财之后,“咸于维新”,摇身一变,成为民主精英,政治领袖。自由派知识分子,你们除了被人利用,为推翻旧政权出点力外,在这场民主化改革中,恐怕什么好处也得不到,不仅你们得不到,广大的老百姓也得不到。既然自由化改革条件还不成熟,存在着几乎百分之九十九失败的风险,那么那些极端自由主义者们是不是应该清醒一点呢?你们没有资格拿13亿人的性命和前途做试验。
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们既反对极“左”,又反对极右。极“左”的本质是专制主义、极权主义,企图开历史的倒车,把中国拉回地狱。极“左”是一切热爱民主、自由的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极右不顾中国国情,主张不切实际的民主化改革,企图一夜之间实现民主,这跟那些主张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极“左”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政治狂躁症和幼稚病的体现,是对中国前途不负责任的做法,是一种冒险家行为。
在中国具备实行民主改革的条件以前,民主派(包括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以及一切反对专制的人)是不是就无所作为了呢?当然不是。
第一,进行民主的启蒙。继续揭露极“左”的荒谬和虚伪,在人民群众中进行民主、宪政、法治、人权的宣传,使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公民的基本信念。在群众的民主素质没有质的飞跃之前,不宜搞自由选举,搞了也会变味,为坏人所乘,最后走向反面。
第二,弘扬宽容精神。当前网上各种观点尖锐对立,势同水火,对于不同意见,冷嘲热讽,甚至大打出手。这都是缺乏民主素质的体现。民主的精髓是宽容。要改变文人相轻,对于不同意见,除了主张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都应该宽容,允许别人保留不同的思想,做到“君子和而不同”。
第三,勿以善小而不为。知行合一应该是知识分子最大的优点。形而上与形而下相脱节,言行不一,是当前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中国从来都不缺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思想家、理论家,真正缺乏的是勇于践行理想的行动者。知识分子既要坐而论道,更要付诸行动,为社会的进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作者:绝对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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