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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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官方研究苏联变修:越研究越糊涂      1979年,我国高层当时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仍是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战争的策源地是苏联,“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成立了国际问题写作小组,胡乔木挂名任组长,宦乡为副组长,成员有何方、李慎之等人。
      小组的任务很明确,就是研究苏联是怎样变修的,从理论上反击修正主义,最后写出一本《社会帝国主义论》之类的书。小组的研究人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研究”出不少简报和文章,但对苏联是怎样变修的这个中心任务,却越研究越糊涂。研究到最后,只好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这真是一次值得称颂的理论失败。之所以值得称颂,是因为它接近了真理。或者说,它对研究的问题采取了可贵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苏联所谓变修,我们通常认为“始作俑者”是赫鲁晓夫。就是说,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才是不“修正主义”的正宗正牌、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然而,赫鲁晓夫的“修正”,比如他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和谴责,他为数百万被镇压和下狱的人平反昭雪,他拨乱反正废除秘密审判和从肉体上消灭“政治犯”的做法,他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外交政策等,实际上正是对近乎走到尽头的斯大林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挽救,并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而是“进步主义”。研究小组能在“苏联变修”这个问题上止步,“我们指责苏联变修的那些理由大多站不住,在某些方面我们更甚于它”,是难能可贵的。
      之所以值得称颂,还因为他们遵循了“只唯实,不唯上”的治学精神。对邓小平布置这项研究的指示,小组采取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服从真理为归依的态度,这是需要极大政治勇气和高尚道德品格的,同时也说明邓小平有着博大的胸襟。
(《杂文报》9.16  刘吉同文)

      
      1979年官方研究苏联变修:越研究越糊涂      1979年,我国高层当时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仍是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战争的策源地是苏联,“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成立了国际问题写作小组,胡乔木挂名任组长,宦乡为副组长,成员有何方、李慎之等人。
      小组的任务很明确,就是研究苏联是怎样变修的,从理论上反击修正主义,最后写出一本《社会帝国主义论》之类的书。小组的研究人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研究”出不少简报和文章,但对苏联是怎样变修的这个中心任务,却越研究越糊涂。研究到最后,只好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这真是一次值得称颂的理论失败。之所以值得称颂,是因为它接近了真理。或者说,它对研究的问题采取了可贵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苏联所谓变修,我们通常认为“始作俑者”是赫鲁晓夫。就是说,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才是不“修正主义”的正宗正牌、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然而,赫鲁晓夫的“修正”,比如他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和谴责,他为数百万被镇压和下狱的人平反昭雪,他拨乱反正废除秘密审判和从肉体上消灭“政治犯”的做法,他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外交政策等,实际上正是对近乎走到尽头的斯大林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挽救,并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而是“进步主义”。研究小组能在“苏联变修”这个问题上止步,“我们指责苏联变修的那些理由大多站不住,在某些方面我们更甚于它”,是难能可贵的。
      之所以值得称颂,还因为他们遵循了“只唯实,不唯上”的治学精神。对邓小平布置这项研究的指示,小组采取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服从真理为归依的态度,这是需要极大政治勇气和高尚道德品格的,同时也说明邓小平有着博大的胸襟。
(《杂文报》9.16  刘吉同文)                                 前苏联的腐败内幕[转帖]                    1991年8月解散苏共,人民没起来保卫苏共,各级党组织没抵制,军队也分裂和倒戈,因苏共已名誉扫地。后来查封苏共各级党委竟未遇到一次有组织的抵抗,被它代表的人民群众不是隔岸观火,就是幸灾乐祸,甚至直接加入掘墓人的行列。
                   有人指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把苏联引向了死亡。缪矣!把主要责任推到戈氏一人头上能行吗?似乎不能。其一,归根结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而不是某个人或英雄,更不是“叛徒”和“坏蛋”,否则,岂不是抬高了戈氏的历史地位。其二,苏共作为一个大党,有一整套的选拔干部的机制,怎幺会搞来搞去选一个自掘坟墓的人。况且,1985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在推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时,认为戈氏是“惟一正确的选择”。葛罗米柯还盛赞戈氏“精力充沛,党性强和经验丰富”。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假若没有戈尔巴乔夫,苏共和苏联历史又会怎样呢?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某个人仅凭个人的能量和威望就能改变社会形态。记得恩格斯曾经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曾经说到这幺一件事:1848年法国革命失败以后,有人认为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对此,恩格斯强调说:革命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
                    外部压力始终是事态进程中的一个因素,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
                   事实上,戈氏的前任,从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到契尔年科,都程度不同地搞过政治、经济改革,意图惩治贪腐、提高效率。然而「一党专制」的「紧箍咒」摧毁了他们的努力。旧体制下的各种潜能全部用尽,问题不见解决反而却越积越多。到戈氏时,他在经济领域已无「革」可改。这才迅速转向了「政治改革」。因此,与其说是戈尔巴乔夫把苏联引向了死亡,倒不如说是那些死抱「一党专制」不放的前任们早就为苏联铺好了通向死亡之路。如果说苏共垮台是改革的结果,不如说是苏共没跨越腐败陷阱,割断与人民联系,在人民不满和冷漠中失去支持,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人民冷漠不是人民无情,而是苏共蜕变咎由自取!
                   早在列宁逝世前,苏维埃国家官僚化过程已经开始。斯大林上台后,强化了官僚体制,建立起一种盲目服从上级的“等级制度”,并赋予各级官员种种特权,在庞大的干部队伍中形成了一个被称之为“官僚特权的阶层”。
                   列宁去世之后,也就是说从30年代初期开始,人们便大规模地为斯大林盖“专用别墅”,并且毫无限制地用公款来支付斯大林家庭的“豪华生活”。斯大林手下的人仅为他在南方就“建过好几座别墅”。管理着斯大林家庭生活的国家雇员开支这个家庭的生活费用“简直是把政府的钱往阴沟里倒!”斯大林晚年时餐桌上必须放着应有尽有的美酒。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毕业于一个航空学院,开始投身于战争时只是一个二十岁的上尉,战争结束时已是一名二十四岁的中将。1947年从东德调回莫斯科,尽管这时谁都知道他是个“酒鬼”,却立即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的空军首脑。据阿利卢耶娃说,他无所不为,肆无忌惮地利用在其父斯大林身边的机会,“没有什幺特权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幺就怎幺,可以要啥有啥”。“他作为军区高级官员,有权支配大笔款项,因此,钱的问题是不在话下的”。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像警卫长之类的大员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生活”。即令其中有的“在豪华上要差得多”,“没有像一位部长那样生活”,但是如果科学院的研究员“见了他的套间房子和乡村别墅,是会眼红的”。除了斯大林及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之外,30年代初期开始,高级干部包括汽车、别墅、仆役在内的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己经成为一种“制度”;不仅党内要员享受着特殊的生活待遇,甚至他们的亲属也利用其特殊地位“为自己,为他们的近亲远戚,搞豪华生活”。
                   曾在克里姆林宫生活多年的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在其所著《克里姆林宫内幕》一书中提到,“随着苏维埃社会等级结构的形成和固定,执政党领导阶层的某些人开始搞特殊化,不仅要求权力和威信,而且也要求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了。”“表面上的平等和公平是遵守了。可是,同时却开始尽一切可能地建立‘地下’优待和特权制度”。在20世纪初还只出现在比较狭小的领导集团小圈子里。只是到了后来,随着党政机关从中央到地方的逐渐扩大、确定和固定下来,而这些机关又不断补充进来愈来愈多的“新人”,这些“新人”也为自己要求相应的权力,和“要求给予他们越来越多的财富、越来越大的特权”。于是,“开始为党政官员的最高阶层建造住宅大楼,在各个部门开办克里姆林食堂和克里姆林宫医院的所谓分支。所有人民委员部和其它相当有权的机构,首先当然是国家保安机关,也开始建立同样只供指定的少数人使用的内部食堂、商店、小卖部、医院、疗养院和休养所。这就无形中脱离了普通老百姓,并且越来越出格”。以一位中央某工业部部长及其家庭在生活上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为例。这位部长月薪是27000卢布,据沙图诺夫斯卡娅说,这大约比教授的薪水高6—7倍,比工程师、医生、熟练工人的工资高20—25倍。除此之外,还得一个“红包”。因为不便于无限制地提高干部的工资,于是当局想出了发“红包”这样一个“巧妙”的办法。所谓“红包”就是一个封好的装钱信封,这里头装了多少追加的钱,按什幺样的秘密名单分发,出自哪一项基金,普通老百姓是无从知道的。关于这个“红包”制度,莫洛托夫在1976年8月18日对一位采访者也曾谈到过。他在谈话中不仅证实了这种“红包”制度确实存在过,而且指出这一制度是在大战后由斯大林亲自提议实行的,也就是“用封口的小包给党内和军队领导干部送一大笔钱”。 
                   斯大林在位时为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设立了一套特权制度。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沿途的一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头”。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回顾了特权化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
                  腐败在制度僵化、政府垄断权利、瓶颈众多的情况下特别猖獗。在计划经济下,许多价格都在市场竞争的最低水平之下,它提供了把收受贿赂作为分配紧缺商品和服务的条件,市场经济下的合法交易在这样的体制下成了非法的贿赂。除了把商品和服务销售给贿赂付得最多者以外,公务员还回顾以制造更多的瓶颈作为索取更高贿赂的一种方法。比如,官员们会有意拖延,制造麻烦。根本问题不仅是存在着市场最低竞争价以下的控制价格,而且是国家官员垄断权力,这些官员不受效率更高、价格更低的竞争产品的威胁。
                  整个前苏联集团的经济状况给了官员一种动力去利用职位谋取个人利益,也给了其客户行贿的动机。因为僵化的制度没有得到公正的法律制度的支持,所以腐败十分普遍。相反,高层特权人物行使着最高权威,他们经常会有理由凭借自己的权威更改法律规定。下属人员无法通过诉诸法律来抵制上司的要求。这个制度不仅僵化,而且独断,其本身要求的不合理性使得所有人成了违法者。人们在腐败交易中串通一气成了社会控制的一种方法。审理腐败案件被用来惩罚持不同政见者,而不是用来提高政府官僚机构的运转效率。
                  前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在得势的几十年间,纷纷把公有财物变成自己的家产,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据1962年5月19日的苏联《红星报》报道,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3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120万卢布。另据
                  1962年5月18日的《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几个老婆,几辆汽车,几所房子,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这些企业负责人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它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据1963年10月20日苏联《消息报》和1964年第12期的《消息报·星期副刊》报道,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个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其一伙,通过贿赂,获得了58部针织机和大量原料,同52个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搭上关系,几年中赚了300万卢布。他们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员、监察员、稽查员、巡视员等。
                     
                  斯大林时期的官僚特权尚属一种体制惯性,而吸取赫鲁晓夫下台教训的勃烈日涅夫则有强化特权换取拥戴的政治自觉。他制定一系列强化特权的条例和规定,将官僚特权系统化、合法化。特别是其执政后期,一方面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干部队伍的稳定,特别是事实上的终身制得以确立;另一方面由于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破坏和削弱以及腐朽思想对干部的侵蚀,“特权阶层”终于开始形成。据俄国学者最近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    
                  勃列日涅夫掌管苏共大权后,对干部队伍提出了“稳定”的口号,随着时间的推移,负责的岗位事实上都成了终身的岗位,而官僚们成为不可替代的人。很多州委书记、部长、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负责人占据职务达15-20年之久。他们享受高水平的生活和各种特权。这种对干部地位和待遇的充分保证和实际上的终身制,不仅使许多干部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助长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习气,更严重的是使相当一部分干部有恃无恐,胆大妄为,公然地以权谋私,导致了腐败现象的蔓延。勃列日涅夫为苏共当了长达18年的家,不仅党内高官腐败泛滥,就连勃列日涅夫的家人和他本人都身陷其中。                     
                  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间,苏共党内风气的败坏和各级官员的种种腐败事件广为流行,贪污受贿、任人唯亲、盗窃国库等毒素迅速蔓延,不仅党内高官涉嫌腐败,就连勃列日涅夫的家人和他本人也都身陷其中。例如,谢洛科夫在当内务部长的17年间,实际上将内务部第一大型国家别墅和曾作为内务部迎宾馆的第八国家别墅据为己有。他还在赫尔岑大街24号占有一套很大的公寓。这两座国家别墅和公寓里,存放着谢洛科夫及其家人的大量私人财物。在其中的一个别墅里,光地毯就一张迭一张地堆放了七层;而俄罗斯著名画家的油画都放在了床底下。身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的丘尔巴诺夫,勃列日涅夫的驸马爷,在几年的时间里,贪污受贿达654200卢布,约合美元105万。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勃列日涅夫庇护下的犯罪,成为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效法的榜样。勃列日涅夫后期,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国里的贪污腐化问题越来越恶劣了,“渔业案件”、“索契案件”、“克拉斯诺达尔案件”、“海洋案件”、“乌兹别克案件”……都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勃列日涅夫还试图建立“特权继承制”。他的儿子是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女婿是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一个弟弟也当上了副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算得上是苏联时期各种腐败行为的集大成者。丘尔巴诺夫与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林娜·勃列日涅娃结婚时,在莫斯科市内得到了一幢装修豪华的公寓和一幢宽敞的郊区别墅。勃列日涅夫从自己收藏的国外小轿车中送给他们一辆捷克的“斯科达—1000”轿车、一辆轻型的法国“雷诺—16”。勃列日涅夫还非常关心女婿的前途,亲自出马找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希望提拔丘尔巴诺夫担任内务部副部长。1977年他果然当上了内务部副部长,之后4年间,他步步高升,一直到被推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大权在握的丘尔巴诺夫在任内务部副部长(同时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期间,经常以各种名目到苏联各地“视察”。各地方当局都以国家元首级的规格接待他。所到之处,他不仅大吃大喝,而且连拿带掖。金银首饰、文物珠宝等等,只要丘尔巴诺夫喜欢的,都会带上。到后来,地方官员们甚至把成捆的卢布塞进他的腰包。几年时间,丘尔诺夫总共收受贿赂654200卢布,约合美元105万。                     
                  这个“特权阶层”成员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他们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第二,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第三,这些人已不是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己经淡薄。第四,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规定的高级干部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他们中的不少人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作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据估计,在80年代初期各种不同类型的“影子经济”的收入已达到数十亿卢布之巨。用美国学者大卫·科兹的话就是,这个特权阶层非常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最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而不去想念它,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只有极少数人相信社会主义。            
                  这个“特权阶层”对苏联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它因循守旧,不想或反对进行有损自己利益的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它(至少是这一集团中的大多数人)在主观上并不想直接搞垮苏联和复辟资本主义,而是想方设法维持现状,但正因为这样才为以后改革的夭折和苏共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正像前苏联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阿·阿尔巴托夫所说的那样: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的威信下降。”                     
                  从八十年代开始,苏联许多部委改为大型康采恩,1988年又通过企业法等文件。这个时期部长、副部长变成了康采恩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石油部变为石油公司。这是一个变革过程,但是实施这个变革的主体错位,在许多情况下权力已经人格化。当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毛已经丰满,他们成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并且已经窥视到了以国家名义支配国有财产的机遇。由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权贵阶层以集权方式支配国有资产的途径十分方便,借口也堂而皇之。权贵阶层作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财产的国家所有实际上变为官僚支配。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是权贵阶层得以发展并取得财产支配权的基础,有了超常的高度集权体制,权贵阶层可以利用部门和行业超常的集中程度,甚至代表国家以所有者面目出现,直接支配所管辖范围的财产。同时,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有了超常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权贵阶层可以利用部门和行业超常集中程度,甚至代表国家以所有者面目出现,直接支配所管辖范围的财产。而且,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使国家和国家所有变得十分抽象和空泛,这就很容易使官僚取得的支配权逐渐演变为隐性的占有权。当时连共青团也动了起来,开始经营“共青团经济”。开办共青团商品交易所等。“人们委托我成为百万富翁”成为当时一些青年干部的口头禅。官僚利用权力开始在国有的名义下暗自积聚个人资本,但这个时期他们还不具有阶级属性,而是苏联制度下的权贵阶层,是对人民财产获取的特殊占有形式,即隐性占有的方式来积累资本的。可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为官僚加剧变异提供了特殊的客观环境和条件。这一阶段,前苏联权贵阶层的演变进入加速阶段,以通过权力支配国民财富,对国有资产的隐性占有、权力人格化为基本特征。   
                       苏共垮台真相,触目惊心                  苏共是列宁建立的有90余年历史和2000万党员的大党,独掌苏联政权74年,没有构成威胁的反对派。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8月解散苏共,人民没起来保卫苏共,各级党组织没抵制,军队也分裂和倒戈,因苏共已名誉扫地。如果说苏共垮台是社会矛盾总爆发的结果,不如说是苏共没跨越腐败陷阱,割断与人民联系,在人民不满和冷漠中失去支持,是自己打败了自己。这与苏共夺取政权前后人民捍卫党和国家形成鲜明反差。
                  苏共垮台前曾在人民中作过“苏共究竟代表谁”的调查,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占85%。苏联剧变后最大赢家是过去党和政府领导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俄罗斯显贵,在总统周围占75%,政党领袖中占57.1%,地方精英中占82.3%,政府中占74.3%。美国认为苏共是唯一在自己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苏联改革之初,苏联精英集团就做出选择:如改革到*****化就会减少特权阶层特权;如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会限制特权阶层特权而不能积累财富传给子孙,发展资本主义能为此提供一切机会。结果苏共让一群特权分子带领搞私有化和发展生产力,没有使国有财产落到最有权力获得财产的人手中,没有落到有能力利用这些财产造福于社会的人手中,而是落到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人手中。
                  列宁曾用苏维埃+电气化=社会主义的简明公式表达社会主义。几十年过去了,苏维埃政权有了,电气化有了,社会主义却消失了。苏共垮台是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他们长期以不合法手段占有社会财富的合法化过程,搞垮苏共主要力量是党内的腐败分子。
                  苏联建国初列宁就强调***员有三大敌人:一是狂妄自大,二是文盲,三是贪污受贿。他不仅进行清党,成立中央监察机构和工农检查院,而且经常告诫领导干部保持艰苦奋斗精神,防止腐化堕落,所以当时苏联领导层基本没出现特权现象。
                  列宁身后,斯大林建立起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党内*****窒息,党群关系紧张,官僚主义扩散,高级干部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把公有财物变成家产,甚至亲属也利用其特殊地位搞豪华生活.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内形成约50到70万人、加上家属共300万人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掌握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领导权,多数人文化程度高并有高级职称,经常去西方访问,马克思主义只是口头上说的东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已经淡薄。他们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在自己领导企业和农庄从事非法经营获取利润高达数十亿卢布。他们大多数人主观上并不想搞垮苏联,而是想方设法维持现状。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许多部长变成康采恩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石油部变为石油公司。这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毛丰满,可不费力利用权力掠取国有财富。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使国家所有权变得十分抽象和空泛,致使官僚支配权演变为隐性占有权。随着权贵阶层形成,苏共开始走上腐败变质道路,切断同人民血肉联系。加上苏共不重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党内形成安于现状、脱离现实、空谈盛行、盲目乐观风气,很多党员干部思想守旧,严重脱离实际。他们对马列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实用主义、教条主义垄断真理和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缺乏原创性、现实感、思辨性,不少理论工作者浮在表面,满足于虚假繁荣,喜欢做表面文章,不断出现违背马列主义的理论观点。
                  他们把理想权力化,背弃革命理想,单纯追求权力;把权力特权化,个人崇拜,个人专断,滥用权力,荫庇亲友,以权谋私;把公仆官僚化,许多人不是关心人民,而是关心自己官运、地位和特权,任人唯亲,排除异已,人身依附普遍存在;把权力商品化,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  
             苏联解体16年,俄罗斯为什么能快速崛起? 
                 俄罗斯从前苏联手中接过百废待兴的国家后,目前外汇储备达8000亿美圆(人口不到2亿),他们的崛起是什么原因呢?大家能否从以下提供的与前苏联不同的政策加以思考:
              一、在俄罗斯公民随时可以进行游行和示威,罢/工也被认为是解决劳动纠纷的合法方式规定到宪法中。因此去俄罗斯旅游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红场上的游行队伍。
              二、在俄罗斯实施了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宗教都可以自由地在俄罗斯进行传播,目前俄罗斯归还了前苏联时期被占用的教堂给宗教团体使用,现在城市最漂亮的建筑又恢复为教堂等建筑。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宪法和《俄罗斯联邦良心自由和宗教团体法》的保障。
              三、在俄罗斯人民获得了新闻自由,发行少于1000份的刊物,不需要进行任何登记。言论自由受到宪法和《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的保障。在俄罗斯联邦根据这部法律成立了数千家私有的大众媒体,取消了新闻检查制度。
              四、在俄罗斯确立了自由的市场经济,企业按照需求生产,企业效率得到了恢复。欧盟和美国已经承认俄罗斯为市场经济国家。 
              五、在俄罗斯实施了多党制度,政党只要到司法部进行登记备案就可以成立了。多党制度得到宪法和《俄罗斯联邦政党法》的保障。政党的所有经费由各政党自己解决。
              六、在俄罗斯联邦实现了自由选举。包括总统大选和议会大选。自1991年以来,俄罗斯选举频繁。从1991年到2004年,全民公决就有7次:4次议会大选,4次总统大选。自由选举由俄罗斯联邦宪法和《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法》《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选举法》。
              七、俄罗斯联邦实现了司法独立。联邦法官统一行使审判权。法官的工资和待遇完全由联邦财政支付,法官不得成为任何党派的成员。保证法官独立。
              八、俄罗斯联邦实现了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任何政府成员在就职前必须申报个人和家属的财产。并且与磕?月1日前申报上个会计年度的收入和财产变化情况。这些申报可以通过媒体公布,以便公民监督和举报。由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政府法规定和保障。
              九、俄罗斯完成了卢布的国际自由兑换货币的转变。卢布6年来一直保持稳中有升的状态。俄罗斯公民允许自由迁徙,取消了户籍制度,俄罗斯人实现了拿著护照和卢布到世界各地观光和工作。
              十、俄罗斯加入了欧洲人权条约,实现了和平时期不执行死刑的承诺。俄罗斯被列入不执行死刑国家。俄罗斯人可以到欧洲人权法院起诉俄罗斯联邦侵犯人权问题,俄罗斯取消死刑执行。
              十一、俄罗斯提前偿还了前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所有1150亿美金的债务。其中提前偿还了巴黎俱乐部的债务近500亿美金。免除了伊拉克的90亿债务。
              十二、俄罗斯目前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前苏联时期的外汇储备。超过了包括前苏联时期15个加盟共和国的总和。
              十三、俄罗斯恢复了十月革命前粮食出口大国的地位。前苏联的70年基本上是粮食进口大国。目前俄罗斯是粮食出口大国。
              十四、俄罗斯的亿万富翁在福布斯前100排名中已经达到27人。仅次于美国。 
              十五、俄罗斯在商用航空器发射市场中名列前矛。美国航天飞机失事后长达2年半的时间里独自维护国际空间站。最近更推出了国际旅游计划。最近宣布将发射载人航天器登陆火星。
              十六、莫斯科在全球城市中综合实力排名为第12名,超过纽约。莫斯科有7个火车站,世界最漂亮和便捷的地铁。莫斯科1000万人口。莫斯科每3个人拥有一辆小汽车。城市交通秩序井然。
              十七、俄罗斯实施统一的13%个人所得税税率,是欧洲国家中个人所得税最低的国家。 
              十八、俄罗斯银行基本上都是私人所有。英国《银行家》杂志日前刊登了2004年世界银行1000强,其中俄罗斯有22家银行入选。2004年俄罗斯银行的平均利润值上涨了26.1%。
              十九、俄罗斯住房,水,电,基本上都是免费的。有的收费只是象征性的,甚至很多家庭不知道水表是什么。
              二十、俄罗斯除了总统以外,包括总理在内的任何官员退休以后就是普通公民,没有任何特殊待遇。
              二十一、俄罗斯联邦保卫局目前只需要保护下列人员:总统,宪法法院院长,最高法院院长,最高仲裁法院院长,联邦委员会主席,国家杜马主席,总理。
              二十二、俄罗斯是八国集团的成员,2006年八国集团峰会将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召开。
              二十三、俄罗斯的电力供应主要靠核电站,为此保护了环境,节省了不可再生的煤炭资源。
              二十四、俄罗斯的汽车基本上由本国生产和供应。伏尔加汽车制造厂最近刚刚庆祝其第2300万辆汽车下线。
              二十五、俄罗斯总统的专机全部为俄罗斯自己生产,包括:图154,伊尔-96-300等;俄罗斯国内航线的民用飞机也基本上是国产。 
              二十六、俄罗斯与欧盟签署了四个路线图计划,根据该计划俄罗斯联邦与欧盟之间在基本问题上实现了统一。包罗万象:司法领域,通讯领域,航空发射领域,工业标准,药品标准,教育标准,甚至高速公路标准和航空标准等均实现了统一。
              二十七、俄罗斯联邦总统每年与美国总统举行8次以上正式会晤。包括双方互访各两次以上,八国集hui议期间,上海合作组织会议期间,美欧峰会期间,等等;
              二十八、俄罗斯总统至少每年一次举行电视直播回答公民提出的任何问题;俄罗斯联邦总统至少每年一次举行大型新闻发布会。回答来自世界各地记者提出的任何问题;俄罗斯联邦总统在国家发生突发事件时候,立即发表电视讲话。
              二十九、俄罗斯联邦实现了学龄前教育,基础普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的强制性和完全免费。大学教育也实行高额奖学金制度。 
              三十、俄罗斯联邦治病不需要支付挂号,检查和治疗费用。药品的费用由国家控制并有高额补助。
              三十一、俄罗斯联邦所有公职人员,在其就职的时候必须向人民宣誓。上到总统,下到宪法法院法官,普通法官,人/权全权代表,在就职的时候都必须要进行宣誓。总统的宣誓仪式最隆重。要现场直播。总统的宣誓很简单的几句话,但是核心就是捍卫人/权。法官就职也必须宣誓捍卫人权和对宪法和法律负责。政府总理和各级官员在就职时都必须宣誓。宣誓的内容基本上是:在履行职务的时候捍卫人权.
              三十二、俄罗斯联邦实施了大陪审团制度。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有陪审团来决定,而陪审团成员完全来自普通公民。
                    苏联解体的悲剧并没有终结
                                   
                  普京总统曾向他的选民们公开表示:“我深深相信,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重大悲剧。”此言可谓痛定思痛,回味悠长。
                  这场悲剧,自1991年红旗落地,在经历了灾难性的深刻危机之后,至今已经13个年头。然而,悲剧的幕后策动者并没有就此收手,他们在推动北约东扩席卷前苏联卫星国之后,又染指独联体地域一些国家,意在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生存空间。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曾强调指出:那里(指独联体各国)是俄罗斯的重要利益所在,这是由前苏联的历史所决定的。但西方大国统治阶级利益集团并不会按照俄罗斯的愿望行事,他们有自己的一套逻辑。“9·11”事件后,美国在反恐打击塔利班政权、消灭基地组织的名义下,诱迫俄罗斯同意美国进军阿富汗取道独联体国家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并在那里相应派驻部队。俄罗斯此举既出于无奈,也希望以此换取美国以及其它北约国家“尊重”其在中亚的利益和对车臣平叛的支持。可是,这笔政治交易达成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并不“买账”,不但在反恐问题上坚持双重标准,玩弄两面手法,暗地里给车臣恐怖分子提供方便甚至政治庇护,而且加紧染指高加索地区的步伐,欲置俄罗斯于北约的包围之中。
                  高加索地区与黑海、里海相衔接,那里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是战略要地。冷战对峙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这里虽然垂涎三尺,面对拥有制衡力量的强大苏联,也只好“退避三舍”。苏联解体后,处在外高加索的前苏联三个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尔拜疆,变成各自独立、无人庇护的“孤儿”,这就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朝这里下手,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事先,在格鲁吉亚策动一场“天鹅绒革命”,把不太听话的谢瓦尔德纳泽赶下台,支持曾留学欧美有亲西方情结的萨卡什维利当选总统,使格鲁吉亚倒向西方的怀抱,从这里向北约洞开一扇大门。
                  今年以来,美国又积极谋划,在阿塞尔拜疆建立军事基地。虽然目前当事双方,对这一策划讳莫如深,但据媒体披露,美国专家已经考察了丘米达米尔、纳索斯内伊和加拉等地的机场,双方己就签署在阿境内部署美军部队的协议达成了一致。而且,目前已经开始整修机场跑道,安排驻军兵营,并按北约标准进行现代化改造。基地选址丘米达米尔,具有极佳的地理优势。它位于阿塞拜疆的中部,近可直接控制巴库----杰伊汗石油管道区域,远可以从这里对伊朗领土采取控制措施。美国在阿塞拜疆建立军事基地,可谓“一箭双雕”,既为控制该地区的石油能源打下基础,又把对俄罗斯的战略包围紧缩了一大步,正像有的媒体指出的那样:这如同插向俄罗斯的一把尖刀。[]
                  而最近在乌克兰上演的“大选政治危机”,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推行挤压俄罗斯安全生存空间战略掀起的一个高潮。这场危机看似突然,其实早在预谋之中。
                  11月21日乌克兰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结果,现任总理亚努科维奇得票高出尤先科两个百分点,按法定程序当选总统。尤先科随即以选举不透明有舞弊现象为由,提出指控。对此,美国首先站出来声称:乌克兰的选举结果是不能接受的,紧随其后欧盟做出决议:要求乌当局取消此前的选举结果,如此插手别国事务、干涉别国内政,己到了十分露骨的地步。在这样的氛围下,尤先科在国内掀起的抗议活动,从示威游行、静坐,到搭建数百顶帐篷组织群众日夜围堵政府办公大楼,逼迫议会和最高法院做出选举无效的违宪决定,一浪高过一浪,内外配合,遥相呼应。尤先科表现出如此能量,主要来自他背后的支持者。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是在美国出生具有美国国籍的乌克兰后裔。在美国有着从国务院到白宫复杂的工作背景,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一乌克兰基金会首席代表的身份回到乌克兰。这个基金会是干什么的,它的资金都用到了什么地方,其实也是无须言明的公开“秘密”。对于这场危机,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些基金起着重要作用。其次,站在他背后的还有他的政治结盟者----那位乌克兰当今富豪、前副总理尤丽娅·季莫申科。此人,因受到前总理拉扎连科的“庇护”,乌克兰国内生产总值20%控制在她的手里,被称为“汽油女皇”,其身价达110亿美元之巨。2001年被指控贿赂拉扎连科以垄断天然气被捕入狱。拉扎连科因贪污巨款,被库奇马总统解除职务,逃亡国外。
                  2002年尤丽娅出狱后,便开始领导反库奇马现政权的运动。在这次危机中,反对派的所有承诺,单单尤先科一人签字己经不起作用,还需要尤丽娅·季莫申科的同意。这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反映出尤丽娅才是实际操纵者。可见,这次大选引发的政治危机,在尤丽娅一方来说,是早在预谋之中的事。以她为代表的反对派的一系列活动,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插手,集中到一点,就是处心积虑地要挖掉俄罗斯在战略上的安全屏障,组建一个完全倒向西方的乌克兰政府,构筑一个资产阶级富豪新贵们享有一切“自由民主”权利的天堂,这就是这场政治危机的实质。[]
                  回想当年,社会主义苏联作为影响世界格局的泱泱大国,义是何等辉煌。那时,克里姆林宫上闪烁的红星,曾经给世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以极大鼓舞,也曾向人类昭示着未来的光明和希望。而今,这一切都已经被当年苏联国内滋生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及它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叛卖得一干二净。然而,作为买方的老板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有第二步开价:那就是彻底出卖民族利益和自尊,彻底丢掉重温昔日大国地位的旧梦,甘当俯首贴耳的附庸。如此开价,这是帝国主义的必然逻辑,也反映了西方统治阶级利益集团的贪婪本性。面对帝国主义挤压蚕食安全生存空间、控制削弱俄罗斯的图谋,当然要遭到以普京总统为代表的国内民族正义力量的坚决抵制和反对。乌克兰大选恰成这种碰撞的焦点,也是苏联解体的悲剧并没有终结的意蕴所在。
                  当年国家的叛徒,终有一天会被俄罗斯人民彻底清算!

      苏联解体的国内因素分析      国研0502班马可      【摘要】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的重要国际事件。其原因是苏联国内与国外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认为导致苏联解体的最终原因在于其国内因素的作用所致。因此,本文将从苏联国内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民族问题、思想政策和领导者的个人因素来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
      【关键词】苏联、经济和政治体制、民族问题、思想政策、戈尔巴乔夫      苏联解体是20世纪国际上重要的事件,对国际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苏联这个当时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突然解体的原因也成为了中西方学者的主要课题。大多数学者认为苏联的解体是国际、国内、个人等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笔者认为,苏联的集体的主要原因在于苏联国内的众多不稳定因素所致。本文试图通过分析1991年前苏联国内的众多不稳定因素来解释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      经济因素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严重落后,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最根本原因。”[1]而苏联经济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僵化的经济体制、结构和战略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
      首先,从经济体制上看,苏联的经济体制是基于产品经济观、以国家为核心的、高度集中的指令计划经济。其基本特点是:(1)企业与国家关系行政化。企业是国家行政隶属下的一个生产单位,经济上没有任何独立性,经营成果最终由国家包干负责;(2)经济管理集中化和指令化。计划是管理国民经济的唯一手段,而指令又是推行计划的唯一手段;(3)经济关系和经济联系的实物性。排斥商品货币关系,认为商品、货币、市场、贸易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残余,它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虽然不能不加以利用,但已失去了昔日的实质和内涵,只保留其外壳。这在战争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还是相当有效的,但是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上述驱动机制的作用不断衰退,已经不再适应当时的生产力,严重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导致经济体制运转失灵。
      其次,从经济结构上看,苏联的经济结构是超重型和消耗型经济,其基本特征是:在工农业之间的关系上以工业为主导;在轻重工业之间的关系上以重工业优先;在速度与效益的关系上速度第一: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上生产第一,消费服从生产。重工轻农,片面发展重工业的经济结构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调。
      最后,从经济战略上看,苏联的经济战略是粗放型和“数量赶超型”经济,“速度第一”是苏联经济发展的突出战略方针,苏联长期以来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主要靠多投入,高消耗来取得和维持的。粗放经济增长的后果,一是原材料和能源消耗成本过高,单位产品的物质消耗量大大超过发达国家。这种战略最终导致经济发展成本增加,停滞不前。
      在这种僵化的“苏联经济模式”下,苏联的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具体表现在以下四方面:第一,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国民经济(农、轻、重)比例失调;第二,货币发行失去控制。第三,债台高筑。第四,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高。总之,僵化的苏联经济体制导致了苏联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进而导致信仰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并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2]      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存在着许多不利于民主、决策等方面的因素,成为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3]其主要表现在:
      (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包揽国家和社会事务,使党陷入日常的管理工作,客观上削弱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总的政治领导。宪法明确规定的权力机关——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各级地方苏维埃实际上处于党的直接干预下,有名无实,这样,所谓苏维埃民主或苏联社会主义民主,自然只能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也就谈不上人民能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
      (二)苏共党内形成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为个人专断、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提供了可能。苏联官僚主义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高度集权,一切权力集中于各级党的机关,党的机关的权力又集中于书记手中,层层集中,逐渐变成个人领导,从而为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使党的机关和组织变为个人的工具成为可能。
      (三)人民在这种制度下,离权力越来越远。人民群众逐渐与苏维埃、与国家政权相疏远,而脱离人民群众的国家政权无法体现无产阶级民主的优越性,也不会得到人民群众衷心的支持和拥护,一旦遭遇风浪便难免发生震荡,其履行国家权力的职能必然大受影响,也就失去了这个政权的合法依据,使国家失去了稳定的根基。      民族问题      民族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是苏联解体的又一重要原因。这些民族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在列宁之后,历届苏联领导人都缺乏科学的民族理论来指导民族问题的解决。他们信奉庸俗的国际主义,对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简单地把民族矛盾等同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民族进程与社会进程看作是同步的,结果脱离了实际,
      欲速则不达。(2)错误的民族政策埋下了民族矛盾激化的祸根。从斯大林时代开始,民族平等和友好原则就遭到了践踏,大俄罗斯主义盛行,
      强力推行一体化,强迫少数民族迁徙,不关心和尊重各个民族的价值,而注重怎样消灭差异。结果伤害了一些民族的感情,种下了民族矛盾和冲突的祸根。而苏共领导又长期视而不见或自欺欺人地粉饰太平,致使民族矛盾愈积愈多。最终民族问题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推动下,以民族矛盾的形式爆发出来,最终致使统一的苏维埃国家走向崩溃。(3)苏联领导人由于理论上的贫乏和不成熟,导致他们长期没有认识到国家建制上存在的巨大缺陷。苏联宪法规定,苏联是联邦制国家,承认各民族有权建立自主管理本民族事物的机构,各加盟共和国有权脱离苏联。实际上,苏联是一个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但怎样才能使各加盟共和国自愿留在联盟内,并保证他们行使自己的主权,苏共领导是没有从理论上和实践中认真加以解决的。这无疑为联盟的解体预留了一颗定时炸弹。[4]      思想政策上的失败      苏联的解体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导致这场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是苏共的失败,而失败的首先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5]苏共后期部分领导人纵容或直接鼓吹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结果导致党内思想混乱,为敌对势力和西方思想的渗透打开了大门。
      首先,苏共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在理论上背离了马列主义,失去了正确理论的指导,失去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造成党内外思想混乱和社会政治动荡。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上台开始,苏共就失去了正确理论的指导。[6]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不断变化,科技革命迅速兴起,苏共领导人却视而不见,党的理论没有新的发展,理论工作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了,不能用以解决现实问题,出现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也难应对。另一方面,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国家”、“全民党”,不符合苏联社会仍然存在阶级的现实;讲“三无世界”(没有战争、没有武器、没有军队)完全是一厢情愿,反而麻痹了党和人民。有的俄共人士认为,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是一脉相承的。从赫鲁晓夫开始,苏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一直存在误区,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也没有搞清楚,一度认为已经进入了“发达的社会主义”,提出“15年建成共产主义”。到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鼓吹“民主化”、“公开性”,实际上是以野蛮的、强盗的方式破坏社会主义。虽然公开宣传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但实际上制定了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实行错误的对外政策,加上党的领导干部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搞特殊、搞腐败,人民群众从不满发展到怀疑马克思主义和对党不信任,而这种情绪又总是被敌对势力所利用,造成了严重后果。
      其次,苏共放弃了对思想领域的控制,出让了文化舆论阵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通过因特网、CNN和好莱坞等思想宣传工具不断的向苏联选出自由、民主的观念,最终导致苏联民众观念的变化,为后来苏联的解体而转向资本主义打好了思想的基础。同时,在对内宣传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失误。[7]其向人民简单地宣传苏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人们看到的和感受到的跟宣传的不一样,反而对苏共的宣传产生了怀疑,为人们接受西方的思想买下了祸根。更为重要的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前一段时期里,雅科夫列夫控制新闻机构和传媒,公开迎合西方敌对势力的需要,大肆散布各种诽谤苏共和苏联的舆论,宣扬西方的价值观,鼓吹“全盘西化”,造谣诬蔑、丑化领导人的言论随处可见,却不允许正面意见在报刊上发表,加剧了群众的思想混乱,毁掉了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      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因素      苏联是在戈尔巴乔夫任期内解体的,作为当时苏联党政最高领导人,他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8]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为了改变苏联社会经济发展停滞的不良状况,提出了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战略。在经济方面的改革是,提出了对国有企业领导放松并扩大企业自主权。改变管理方法,实行公有制为主的多种经营,在农村放宽政策扩大农民自主权。但是戈尔巴乔夫振兴经济计划并没有取得成功,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了。到1990年苏联的经济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减少2%,国民收入减少4%,财政状况恶化,通货膨胀加剧,内债已经达到5000多亿卢布,外债近700多亿美元,外贸赤字达100多亿卢布,均创历史最高水平,商品奇缺,供应紧张。[9]1990年初在200个城市的1200种商品只有150种可以保证供应,这种情况到了第四季度进一步恶化1000种商品竟有996种商品经常性的供不应求。[10]加上戈尔巴乔夫过激化的市场经济改革,致使分配系统、流通系统、运输系统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更是失败,也最终促使了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社会停滞,改革屡遭失败的根源在于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僵化的政治集权体制”。
      [11]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提出“新思维”,“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等口号,不仅使政治思想陷于混乱,而且使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后来,又逐渐背离社会主义方向,鼓吹“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地位,终于引发和导致了政治、经济、民族和社会的全面危机,使整个国家陷入严重失控状态。“8·19”事件后,他不能冷静思考事件的前因后果,而是从个人恩怨出发,完全归罪于传统派,甚至迁怒于整个苏共,和激进派联手对他们进行无情地报复和打击,发动了停止苏共活动和解散苏共的“另一种政变”,事实上成为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政治工具。可以说苏联的解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上的失败以及其素具有的资本主义思想意识所决定的。苏联的快速解体戈尔巴乔夫具有不可他推卸的责任。      总结      苏联解体是国内和国外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苏联的国内的诸多不稳定的因素是最终导致苏联迅速解体的根本原因。苏联政治体制的高度集中,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和滞后性,再加上民族问题处理的不当、思想意识政策上的失败以及党内高级领导干部个人因素等国内因素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偶对苏联解体的另类理解                  人们都说苏联解体是因为制度性原因,再加上中了美国人的圈套,极度虚弱以后被美国人以一招"釜底抽薪"给整垮了.我想,这并不是真正的深层次原因吧?
                  为什么这样想呢?让我们来看看苏联建国以来的两次"自毁长城"吧!                   
                  其一,就是1921年列宁被刺杀逝世,此后斯大林即位.即位之后的斯大林立刻对国内\党内\军内进行了一场思想大清洗,不仅彻底更改了列宁制定的国策,而且对列宁的历史功绩发动了一场大讨论,将列宁差点贬了个天翻地覆.不过呢,到底还是给列宁留下了"开国元勋"的名头.并带领苏联走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困境和绝境,用在位40余年的时间将苏联建成了一个仅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破而后立"的威名永存于世! 
                  其二,就是1953年斯大林逝世,此后赫鲁晓夫即位,即位之后的赫鲁晓夫也立刻对国内\党内\军内进行了一场"思想大清洗",有样学样的对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发动了一场大讨论,这回可真不得了,把斯大林贬成了一无是处\残暴不仁的暴君;并列举了斯大林在二战前发动的两次大清洗时及二战时屠杀降兵\降将的证据.从根本上毁掉了斯大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功绩",剩下的只有万世的骂名.
                  苏联之所以会灭亡,除了制度上真的存在致命的缺陷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赫鲁晓夫的"有样学样"!                
                  因为,赫鲁晓夫发动的"大清洗"比之秦始皇当年的"焚书坑儒"真是有过之而不无及呀.不仅毁掉了斯大林在苏联年轻一代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让最为重要的他们从此无所适从,毫无榜样的力量可以参照和学习;更糟糕的是,赫鲁晓夫没能像斯大林一样"破而后立"般的取代了列宁在苏联人民心目中的伟大领袖地位,更将苏联原本整合的民心给彻底的撕成了粉碎!!!导致了资金和人才从那以后就源源不绝的出现流失,而文化方面由于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思想平台而混乱不堪.再加上其后的领导人因为争霸全球的战略掉进了美国人的陷阱,
                  而且还与唯一值得利用的力量"中国"至于自己的对立面,这样的状况一直到80年代末.终于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苏联在全民公决的通票中分崩离析\冰消瓦解,彻底的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了.
                  现在就来看看具体的状况吧?                   
                  ⑴赫鲁晓夫的有样学样,想来为的就是像斯大林一样成为苏联人民心中的偶像级人物.不过,他的手段比起斯大林当年更加的彻底和愚蠢!!!想当年斯大林好歹也给列宁一个"开国元勋"的称号,让苏联人民心悦臣服的归于心于他的旗帜之下.不至于让民心因为大清洗的出现而分崩离析.相比之下,我国的历史上要属大清王朝最艰难的时代,要属雍正即位之后那十三年,当时内忧外患,不仅国库空虚,西北战乱频仍,更可怕的是"党争"的破坏势力依然存在.而雍正用自己的坚毅,果敢及对权谋的神妙运用化解了一场又一场的危机,为后来的乾隆皇帝开创的"乾隆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华民族最后的一个太平盛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⑵正是因为赫鲁晓夫的愚蠢和猪头阿三,毁掉了斯大林在苏联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人中心目中的形象,而自己也没有那个本事去取代斯大林的民心地位.彻底的撕碎了苏联的民心基础,于是乎,便出现了资金和人才源源不绝的流出国外.后来,苏联解体之后这种状况更是可怕,竟资金外流高达3000亿美元之巨,而人才的流失更是恐怖得要命!!使得此后的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失去了快速复苏的基础和实力.相比之下,二战之后苏联的复苏简直只能用神迹来形容,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仅用短短五年时间就将千疮百孔的苏联建设成了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其间人才和资金的回流国内是任何人都无法想像的.苏联人创造了一个历史的奇迹.                   
                  ⑶失去了偶像和榜样的年轻一代,不仅无所适从,而且还无所事事.全国的民心犹如一盘散沙一般分散开来,而政府也就此失去了建立统一思想平台(民心)的最后可能.于是乎,西方的各种腐蚀思想和生活方式流入了苏联人的文化阵地,缓慢而有力的侵蚀着苏联人赖以团结的文化基础.使得苏联再度整合实力的可能变得异常的艰难,而政府作为整个民族的领导层,并未意识到这个危机的存在,以至于最后根本就无从压制矛盾的爆发和调和.只能是死路一条了.                   
                  ⑷如果当时的苏联能和中国共同建立互惠互利的战略合作平台,而不是和中国交恶以至于关系走向极端的对立面.想来,在后来和美国\日本的较量中以单打独斗的方式处处受制.连偶们普通人都能想到的"双拳难敌四手"在当时的苏联看来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我是超级大国嘛!以我的实力根本就不必借助外部的力量呀!我可以应付!!!).就是这种苏联核心领导层的思想,让整个苏联整整45年都处于风口浪尖之上.原本内部的力量就是在不断的分散和被腐蚀,而对外部还是用这种我是强者的姿态待人处事.这就跟黑帮火并一样的,10人对10人,如果都是团结一致的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盟友,那么任何一方想赢都要付出根本无法承受的代价!!!可惜呀,一方不仅内斗不断,而且刚愎自用的和对手单打独斗,到处树敌,想不输都难;而另一方虽然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但总是同心协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后的胜利一定是非他莫属的了. 
                  苏联政权的高度集权制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苏联的命运维系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如果自胜,那么苏联就一定强盛,这个人如果集人性之弱点于一身而无人能制,那么苏联的命运和前景就堪虞了.一人胜,便国家盛,一人败,便国家亡!!!
                  想来,这一千古真理没有人会反驳它的意义吧??                   
                  苏联的解体是失败的必然,这并不代表它是历史的必然,我们本来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如果"\"假设"来考虑这样的问题.但是让偶们还是用真心和感恩之心来看待苏联的解体吧??因为它曾经的辉煌和灭亡的深层次原因都是我们值得学习和借鉴的财富,让我们可以在前车可鉴的前提下不至于重蹈覆辙.遭受同样或者大同小异的灭亡结局.重新踏上伟大复兴的艰辛之路,取得最后的胜利!!!
                  经典!!!
                  只有健全的制度才能避免中国几千年来不断的朝代更替所带来的分裂、内斗、自残
                  匈奴人侵扰中国那么长时间,大秦统一中国结束了战国内乱之后,到汉武帝,短短几十年就把匈奴灭了,彻底解决了这一威胁
                  而东汉分裂成三国以后,直到大唐盛世才恢复元气,而大唐盛世又是被内乱拖垮的,明朝也是亡于内部的农民起义,历史的教训太多了,只有稳定的政治制度才能消除内乱,没有内乱才会有强大的中国
                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
主编:曹长盛  张捷  樊建新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苏联的剧变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导 言(节选)  《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一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的最终成果。课题组在接受任务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本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宗旨,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开展研究工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写成了这本书。下面对本书的中心思想和主要内容作一些说明。                                   一  苏联的剧变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对这一事件,不同阶级和不同思想政治立场的人抱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态度。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无不为苏联发生的历史悲剧而痛惜,表示要从中吸取历史教训。而西方政要以及反共势力的代表们却认为这是“民主和自由的胜利”, 为之兴高采烈,拍手叫好。这毫不奇怪,因为搞垮苏联是他们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可是也有一些表示相信马克思主义、口头上也讲社会主义的人,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看作“历史的进步”,说这是一种“解放”和“解脱”,并在不同程度上赞扬那些毁了苏联的人在历史上起了“积极作用”。这就不能不使人深思其原因了。就实质而言,10多年前苏联发生的剧变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没有硝烟的战争的结局。国内外敌对势力通过几十年的“和平演变”,终于推翻了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苏联的剧变和解体,是历史的大倒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挫折,而对苏联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则是一场大灾难。苏联剧变后10多年来发生的事,已证明了这一点。
  自从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落、苏联不再存在后的10多年来,关于这场悲剧发生的原因一直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争论不断。同样,由于人们思想政治观点不同,或从不同角度看这个问题,关于剧变的原因也有不同的说法。
  西方的主流观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认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根本行不通,苏联别无选择,只好转而实行“民主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第二,认为这是苏联人民的选择,是人民抛弃了社会主义。这些说法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在俄罗斯本国和在我们国内,关于苏联剧变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和说法。俄罗斯的自由派以及我国的某些与他们观点相似的人认为:苏联的政治制度是“极权主义制度”,遭到人民的反对。苏联在经济上实行的公有制和“行政命令体制”,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引起了人民的不满。他们把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称为“斯大林模式”并加以全盘否定,认为苏联失败是“斯大林模式”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思想路线上说,他们认为苏联是被教条主义和“左”倾错误葬送的。这种种说法同样是不符合事实的,片面的。
  首先应该肯定,苏联建立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人民的伟大创造,是社会主义思想的首次实践,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一种崭新的制度,并在二战前、二战中和战后恢复时期长达近四十年的严酷考验中显示了它的强大生命力和无可争辩的优越性;但由于没有经验,由于国际环境的严峻,也由于对社会主义的某些不正确理解和斯大林的某些错误,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够完善,政治经济体制也存在着过度集中,官僚主义滋生等弊端,对苏联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产生了不利影响,也积累了 一些矛盾,到斯大林晚年,这些问题已更加明显。这些问题可以在制度内部通过不断改革加以解决,使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完善、发展和巩固。战后国民经济恢复后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时机,这里关键是要有一个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苏联剧变完全可以避免,因此说苏联的制度必然走向灭亡是毫无根据的。苏联剧变的关键和主要原因恰恰在于:斯大林逝世后,正当苏联面临解决存在的问题,更加需要苏共正确领导的历史时期,从赫鲁晓夫到勃烈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却逐步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打起了抽象人道主义旗帜,相继推行了一条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观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使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中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滋生蔓延,使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发生了向现代修正主义政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和平演变”。苏联剧变只不过是这种长达几十年的渐变到突变的飞跃,即整个过程的结局。在整个过程中,苏共领导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路线和抽象人道主义思想理论旗帜,起着主导和引导作用;而经济体制弊端、原有基础及其所造成的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差距,则是“和平演变”得以发生并可能完成的经济基础方面之最终动因。但“和平演变”的成功不是必然的,因为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没有糟到如此程度。如果苏联领导人即使到接近最后关头的时候能够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苏联剧变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是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在实际上保留和强化了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方面的弊端,因为这些弊端正是以他们为代表的特权集团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条件。另一方面,他们又始终一贯地否定斯大林所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体现这些原则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伟大成就,甚至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因为在苏联不彻底摧毁高高飘扬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的社会主义大厦,就不可能建立起他们心目中的“民主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的“天堂”。勃烈日涅夫表面上似乎放慢了“和平演变”的步伐,但实质上既使苏联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更为僵化,又全部继承了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衣钵,这种僵化成为修正主义的掩饰和“左”倾错误搞垮苏联的观点的借口。所谓勃烈日涅夫时代,正是“和平演变”广泛深入进行,戈尔巴乔夫时期到来,苏联解体,俄罗斯帝国第二次降生的足月妊娠期;而以头号帝国主义强国为首的国际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所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则是苏共和苏联社会内部现代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得以形成、发展的迷魂巫师,又是俄罗斯帝国第二次降生的助产婆。
  苏共党内产生现代修正主义,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即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特权集团及其追随者,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这是由于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不完善之处,由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由于社会主义民主发扬得不够,由于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机制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同时由于受旧的传统和习惯势力以及西方资产阶级的蛊惑宣传的影响,某些干部逐渐脱离了人民群众,从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战后恢复时期结束后原有经济体制不适应新形势,导致了在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经济竞赛中的差距,也使他们动摇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他们迷信西方的“民主”、“自由”,羡慕西方科技、生产力的发达和物质生活水平,以为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开始怀疑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向往资本主义。实际上,他们成了国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在党内的代理人。这些人逐步成为一个特权阶层。在苏共二十大后,这个特权阶层的势力有了很大发展,掌握了许多党政部门的领导权。到戈尔巴乔夫搞“改革”时,他们已占有相当大的优势。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作了一次调查,调查对象是苏联的党政要员。这次调查结果显示,有76.7%的人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在高级干部中有这么多人赞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实在令人震惊。许许多多事实证明,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这些特权阶层的代表人物们葬送的。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取得革命胜利的经验和反革命复辟得逞的教训时曾经这样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苏联党内的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了推翻苏维埃政权和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也先造反革命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一方面,他们为了蒙蔽普通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并使自己的活动披上合法的外衣,在一段时间内以发展和创新为借口,歪曲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代之以抽象人道主义,从实质上改变党的指导思想和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制定并推行了一条旨在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和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路线和一整套方针政策。另一方面,他们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互相勾结,紧密配合,疯狂地以抽象人道主义为核心和理论基础的各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领思想阵地和毒害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结果使得很多人思想发生了变化,逐渐抛弃了社会主义理想,开始向往资本主义,这就为资本主义复辟创造了比较广泛的思想基础。我们知道,苏联的剧变几乎是和平地进行的,最后苏联***被解散和社会主义制度被改变几乎没有引起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大的反抗。这说明,在苏联剧变中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做的工作起了很大作用,甚至可以说,这个工作是做得很成功的。为了吸取教训,有必要对苏联“和平演变”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演变及其在整个演变过程中的作用做一番深入研究剖析,这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研究剖析这个极为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的钥匙和切入点,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紧抓住苏共领导的旗帜──抽象人道主义加以理论联系实际的分析,揭示它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本质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观同唯物史观的根本对立,就抓住了问题的重点、全部和实质,就不难理解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苏联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各个领域“和平演变”及演变全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也就不难理解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是苏共领导推行了一条“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只有这样抓住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才能总结出正确的足以警世的经验教训。  
                             “苏共脱离群众”说法无时间概念 苏联解体十说
                             发表日期:2006年4月3日   出处:中国军政在线                              苏联解体已经十余年了,但围绕“苏联解体原因、教训”的争论在国内外学界至今仍未停息,甚至存在截然对立的观点。《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刊文称,这个问题的讨论仍不失现实意义,特别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及其后果仍在当今世界产生影响的时候。                           文章称,只有找到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才能真正汲取其教训,否则或者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或者是“缘木求鱼”。应如何看待当前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几种流行观点呢?
                            认为苏联解体主要原因是“苏共严重脱离群众”。这个说法没有时间概念,容易否定苏共70年历史
                          这种观点认为:由于苏共严重脱离群众,甚至在苏联国旗降下之时群众也无动于衷,“没有一个人出来捍卫自己的国家”,这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不能说这话没有道理,但不能简单说“苏联解体是因为苏共脱离群众”。这里没有时间的概念,容易全盘否定苏共70年历史。
                          文章称,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来看,当时苏共在执政为民方面确有不少甚至是严重的错误,损害了群众的利益,破坏了党群关系,但从总体上看,苏共奉行的政策和苏联人民的利益基本是一致的。
                          文章认为,苏共真正丧失群众支持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苏共一系列的错误路线,造成国内经济状况恶化、民族矛盾尖锐……使人民丧失对苏共的信任。最后造成国家的解体。
                          所以苏联解体的确有“苏共脱离了群众”的因素,但应说明这个因素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表现最为明显。
                          认为苏共垮台的主要原因是在意识形态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这种观点只说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苏共垮台的真正思想根源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苏共垮台的主要原因在于意识形态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思想僵化,缺乏理论创新”这也是目前社会上流传较广的一种说法。同样不能说这种观点不对,但似乎仅仅说到问题的一个方面。
                          在苏共70年的思想领域内,既有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一面,也有背弃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面;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也有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教条主义崇拜……往往各种思想交织在一起,有时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至于什么时期什么倾向占上风,则要具体分析,绝非用“教条主义”一种表现就可以概括苏共全部思想特征,更不能把它说成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文章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指导思想的最明显特征是背叛和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28大制定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修改苏联宪法、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就是最明显的证明。
                          这一时期当然也有“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戈尔巴乔夫等人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教条主义崇拜。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当然要吸收全人类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有益的经验成果。但如果不假思索地对资本主义的一切顶礼膜拜,甚至把其糟粕当成精华,后果必然是毁灭性的。
                          文章认为,绝不应当低估教条主义在阻碍苏共思想创新方面的危害。由于不能始终贯彻把马克思主义结合本国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学风,在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推进世界革命等重大理论上的僵化问题,始终没能有大的改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进一步发展。但同样更应当清楚苏共垮台的真正思想根源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认为苏共出现特权阶层和干部队伍腐败导致苏联解体。这种观点值得重视,但对特权阶层、苏共党内的腐败等问题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解读
                          文章称,应当肯定这个观点有正确和值得重视的一面。执政党的作风问题,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但这个特权阶层怎么和苏联解体联系起来?有些问题还应当进一步搞清楚:
                          文章认为,对这个命题的正确解读应当是:首先一定要看到苏共党内的腐败、乃至特权阶层产生这个弊端的严重性,它激起群众的严重不满,对苏联解体有着深层次影响;同时,这个特权阶层到底有多少人?苏共党内的腐败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做出科学的回答;更重要的是要区分分配体制中必要的“差别”与“特权”之间的界限,不能把合理的工资、待遇等差别当作特权。
                          任何事物从产生之日起,按照对立统一规律,自身一直存在肯定和否定两面。苏共在取得伟大成绩的同时,自身某些弊端的积累(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教条主义、特权阶层、脱离群众……)也日益严重,其中每一种弊端的发展都足以致命、否定自己。但如果说“这些弊端是导致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则略嫌简单。因为同时苏共自身还存在“肯定”的一面。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苏联仍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
                          文章说,并不是某个社会在某个时期存在弊端就一定灭亡,人有重病一定会死。前俄罗斯联邦部长米哈伊诺夫坚决否认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说法。他认为,尽管当时的社会存在导致解体的因素,但同样存在能够消除这些因素、维护国家统一的足够有力的机制。这里的关键,是看其领导人在制定大政方针时如何发扬成绩、纠正时弊。(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
                          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十说
                          “葬送说”这一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是乱党乱国的罪魁祸首,是他葬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
                          “和平演变说”该观点认为苏联演变的主要原因是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
                          “民族矛盾说”有人认为,苏联解体是苏联实行大俄罗斯主义,对内搞霸权主义的结果。苏联演变的过程也是苏联民族关系日趋紧张、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民族分立日见增长的过程。
                          “上层自决说”这种说法认为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是苏共的上层精英在对苏联的发展方向进行讨论所做出的决策结果”。
                          “经济没搞好说”该观点认为,苏联剧变中首要的决定因素是现存社会主义在同西方经济的竞赛中失败了,特别是在最近的技术革命期间,苏联的中央集权经济不能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并驾齐驱。
                          “斯大林模式说”这种说法认为苏联演变的原因是由于实行“斯大林模式”的结果,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窒息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阻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
                          “错误路线说”该观点认为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因素是党的主要领导人推行错误的“改革”路线,即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把国家引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意识形态说”这种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是苏联演变的思想渊源;“民主化、公开化、多元化”迎合了国家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反共需要;“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和平演变的政治策略。
                          “抛弃说”该说法认为苏共违背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背离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丧失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历史合力说”这一观点认为苏联演变是多种原因交错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