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新转折 - 徐景安 - 价值中国网

中国需要新转折
----兼论什么是科学发展观
徐景安
2010年1月10日
2010年是我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最后一年，也将研究制定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十一五”规划纲要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今天有必要回顾与总结“十一五”规划确定的科学发展有没有实现，如果没有实现原因在哪里，以便指导“十二五”规划的制定。
发展目标实现    科学发展基本落空
“十一五”规划要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5％，这个目标预计能够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006年为10.7%，2007年为11.4%，2008年为9.6%，2009年预计增长8.4%，4年年均增长10%。2010年只要增长达到5%，就可完成“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发展目标。
但是，“十一五”规划要求的科学发展的目标未能实现，不仅如此，非科学发展越来越严重，已达到临界点。
---十一五”规划要求：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合理控制投资规模，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实行结果是从2003年到2007年我国投资率连续5年在40%以上，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2-23%。而我国最终消费率从1981年的67.1%下降至2007年48.8%，大大低于70%以上的世界平均水平；居民消费率则从2000年的46.4%下降到目前的35%。为了摆脱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采取的经济刺激方案，依然将重点放在增加基础建设投资上。如果实现投资20万亿，GDP增长8%，则投资占GDP的比重将达到60%以上。而发展中国家投资占GDP的比重平均在20%～30%，发达国家的投资占GDP的比重是15%～20%。我国的投资比重高于世界各国的2至3倍。一个是投资畸高，一个是消费畸低，这种比例的失衡已达到临界点。
——十一五”规划要求：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实行结果是我国对外贸易占GDP比例，2007年达到67%，其中出口占37%，这两项指标，美国为29%和12%，日本为27%和15%。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是全球化美国的2.3倍、出口导向日本的2.5倍。我国对外依存度全球最高，也已达到临界点。
——十一五”规划要求：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实行结果是我国高消耗、低效益的增长方式并未转变。我国的产值能耗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每公斤标准煤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为0.36$，而日本为5.58$,世界平均水平为1.86$。从单位GDP看，按现行汇率计算，我国比世界平均能耗高3到5倍，而我国的人均能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我国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耗占我国能源消耗总量的70%以上，其中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8个主要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的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而这8个行业的能源消耗占工业部门能源消耗总量的73%。这种高能耗、低产出已不到了不能持续的临界点。
——十一五”规划要求：以人为本，从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入手，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行结果是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0%，而美国财政税收占GDP的比重为18%，如果加上国有资产收益与土地收益，我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大大高于美国。然而财政用于民生的支出却是世界最低。2007年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为11%强，福利国家达40%以上，新兴工业化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普遍占20%以上。民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美国，并且逼近世界倒数第一。而财政支出用于行政开支的比重却是世界最高。我国行政开支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达19.03%，加上预算外支出，行政开支的实际比例达37.8%。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行政开支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10%以下。我国政府控制财力的比重最高、用于自身开支的比重最大，而用于民生的支出却是最低，这也到了临界点。
——十一五”规划要求：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遏制。以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突出问题为重点，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尽快改善重点流域、重点区域和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实行结果是北方的河除了黑龙江外基本断流。淮河污染久治不愈，长江污染日趋严重，太湖爆发蓝藻危机，滇池治理难见成效。2007年40%的城市污水直接排放，60%的大湖因污染出现富营养化。在监测的197条河流中，半数受到硝酸氨、过锰酸盐的污染，在监测的的287个大中城市中只有60.5%的空气质量达到环境保护部的标准。我国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到了临界点。
——十一五”规划要求：加强和谐社会建设，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保持社会安定团结。实行结果是群体事件，无论其数量还是规模都呈上升趋势。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2008年爆发了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陕西府谷事件、甘肃陇南事件、海南感城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和吉林通钢事件。官民关系的紧张与冲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达到了一触接发的临界点。
科学发展观     落实不了的症结在哪里
自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全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十六大的四中、五中、六中到十七大，都把“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心议题，强调“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全过程”。中央还专门成立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各级政府都开展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教育活动。但是，为什么科学发展观贯彻不下去？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了一种怪现象：越讲和谐社会，社会越不和谐；越讲科学发展，发展越不科学！
思想界的一个主流观点是，中央的正确决策遭到利益集团的抵制。那么，利益集团是怎么抵制呢？目前在中国，利益集团一般不可能，确切地说不需要与中央发生公然的直接的对抗。他们是“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主体执行者和积极的贯彻者，也就是说中央关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解释，留够他们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就回到问题的起点，究竟什么是“科学发展观”？
十七大报告解释说：“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其中“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这两句，是解开“科学发展观”不能落实之迷的关键。
发展是第一，人本是核心，究竟哪个重要？是发展必须符合以人为本，还是以人为本服从发展第一？这使我想起，企业领导体制改革中，曾经发生书记负责、还是厂长负责的争论，后来玩了一个概念游戏“以书记为核心、厂长为中心”，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发展第一，人本核心，分属于不同的价值范畴，前者属于物本位，后者属于人本位。强调人本位，不是不要物，而是物的发展方式与物的成果分配都要符合人本位的理念。而发展第一，强调的是物的增长，忽略了物的增长方式与物的成果分配。简单来说，发展第一就是把饼做大，至于如何把饼做大，饼做大了如何分配则是次要的。所谓科学发展，第一要义就是如何发展，即增长方式的高效、持续，第二要义是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即分配的公平、合理。而非科学发展，就是发展第一，把饼做大，不要管怎么发展、不要管怎么分配。科学发展体现了人本位的价值理念。而发展第一，则是物本位的价值理念。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本意是为了纠正发展第一造成的非科学发展。但是解释科学发展观，又强调“第一要义是发展”。这是把非科学发展从前门赶走，又从后门请进。结果是在坚持发展第一的旗号下，非科学发展照行不误，而这又是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所以，必然是越讲科学发展，越不科学发展。
我国在1994年就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的纲领《中国21世纪议程》，在导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可持续发展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样是必要的战略选择，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要义是为了下一代人的利益，要保护环境、节约资源。而发展第一就是先发展了再说，其他都是次要的。持续发展反对的就是发展第一。可是作为持续发展的纲领，强调的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发展”，绕一圈回来还是发展第一。所以，越讲持续发展，就越不持续。
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持续发展、科学发展为什么贯彻不下去？原因都是一个，倡导的却是反对的，反对的又是倡导的，口号是正确的，解释是错误的。
该是总结与反思发展第一的时候了
经济中心、发展第一是邓小平确立的国策。按照我国的政治规则，无论提什么口号，都是要与此保持一致。对于第三代领导人来说，既要克服发展第一带来的偏差，又要坚持发展第一的方针，这是遇到的巨大困惑。
当年，邓小平提出经济为中心，是为了纠正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的错误倾向。当时民众的温饱没有解决、国家经济面临崩溃，所以，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体现了小平同志作为政治伟人的气魄与胆略。如果当年邓小平既要纠正阶级斗争为纲，又要与毛泽东保持一致，提出“经济为中心，政治为核心”，怎么可能完成由政治为本位向物质为本位的转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邓小平确立经济为中心的国策，扫除了一切对发展经济的干扰，赢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我国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普遍改善。但这一国策也为非科学发展大开了方便之门。经济为中心，也就是以GDP为目标，在实际工作中就是招商为中心、项目为中心。各级政府压低劳动、环境、资源成本竞相建设投资者的天堂，采用拼劳动、拼环境、拼资源的方式来实现增长，这就形成了低消费、高消耗、恶环境的非科学的发展。发展成果的分配，向经济建设倾钭，投资率趋高；向政府自身倾钭，行政开支加大；勿视民生问题，公共福利短缺。中央提出科学发展，就是为了纠正发展第一带来的偏差。但是，在理论上、理念上缺乏勇气，依然强调发展第一，非科学发展也就依然如故、大行其道。
谁都知道，治病要对症下药。谁都明白，任何有疗效的药都有副作用。当年，邓小平针对国情下了经济为中心的药，治好了突出政治的病，迎来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就是非科学发展。现在，我们要研制新的疫苗，治疗非科学发展。新药的名称是科学发展观，然而成分还是发展第一，不仅不能治好原来的病，而且使病情越趋严重。
面对这种状况，提出发展中的问题用发展来解决，还是把饼做大放第一，对怎么把饼做大、饼做大以后如何分配的问题依然不是放在中心的位置来解决，结果是越发展，问题越严重，冲突越激烈。于是，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结果，今天的中国真正贯彻落实的是“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这就使中央希望解决、民众期盼解决的一切矛盾、问题推到了今天的临界状态，可以说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否则，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会毁于一旦，中国的百年复兴梦想可能一朝破灭。
中国需要新转折
我在2004年5月写的《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一书序言中说：“小平同志带领我们成功地完成了一个转折，从突出政治转向经济为中心，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的发展观的提出，预示着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将领导我们实行又一个转折，就是从物本位转向人本位，从西方式的现代化转向全面小康，从不可持续的现代文明转向可持续的人类新文明。”
在30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今天，中国需不需新的转折、新的改革，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达成共识。而核心问题是还要不要强调“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今天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众，还有谁不以经济为中心、谁不一心一意谋发展？就是提文化立国、文化立省、文化立市，也是讨论什么最赚钱、可增加多少GDP！今天的中国、中国人患的就是“经济中心”病，政府为了发展可以不顾一切，民众为了挣钱可以不择手段。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就是要实现新转折、推行新改革。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理念、新目标，这是政治家的作用。
在中国提不提经济为中心，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这涉及到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纵观邓小平的谈话与文章，中心意思是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实现这个总目标，首先必须扭转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倾向，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就是好的，增长方式没有提到议事日程；发展成果分配，是打破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人的富裕。今天我们已完成了邓小平设定的第一个目标，迅速发展生产力，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邓小平提出：（一）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二）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1）（三）文化上，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显然，要完成这三大任务，实现邓小平的总目标，就不能“以经济为中心”，而是要提出新战略、实现新转折。这就是“以人为中心”，代替“以经济为中心”，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革；以“科学发展”代替“发展第一”，抓好增长方式转变、发展成果分配。这一点不违背邓小平理论，而是全面贯彻邓小平理论。
当年邓小平是怎么领导中国完成从政治本位向物质本位转变的？邓小平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实事求是。坚持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2）这就是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再看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时遇到的难题。许多老同志被打倒是毛泽东批的，胡耀邦在纠错时怎么解释呢？他说：这些案子是毛主席定的，我把这些案子平反了，表面上好像我是反对毛主席，实际上是按毛主席指示办，因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这就是胡耀邦的政治智慧。
树立与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引领中国实现新的转折、启动新的改革。这就需要智慧、魄力和勇气。
新一轮改革的目标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要解决怎么发展、为谁发展的问题，反对的就是打着发展第一的旗号，以损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方式谋取一部分人的利益。
按共产党的宗旨、社会主义的要义，这似乎不是问题。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胡锦涛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及“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说到底都是为了人民。胡锦涛更明确指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键问题是什么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谁来评价？这就要解决评价目标与评价主体问题。现在，发展目标是GDP，评价主体是上级。所以，现行体制的弊端是见物不见人，重上不重下，只要把GDP搞上去，嬴得上级的认同，就有政绩，就可升官。所以，不解决评价目标与评价主体问题，就不能、不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评价目标应该是民众幸福，评价主体就是广大民众。胡锦涛也已指出：“我们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集建国60年的经验与教训，全部问题是要落实到考量的指标、实现的途径、保障的制度上。
首先，要解决评价目标。应以幸福指数，代替GDP作为发展与改革的目标。幸福指数综合反映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环境等各项指标，GDP作为统计指标，也可包涵在经济指标内。以幸福指数为目标，涉及民生的收入、就业、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环保、治安、道德，还包括我一直呼呼的降低自杀率和精神障碍率都纳入指标体系。扩大内需、公共服务、政治民主、社会和谐、道德文明都将成为改革的主要议题。提高民众的幸福感，就成为启动新一轮改革的纲，推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革。
其次，进行民众满意度测评。发问卷调查，根据民众的意见，采取整改措施、制定改革方案，向社会公布。
再次，以幸福指数与民众满意度测评作为考核政绩的尺度。
这样，现行体制见物不见人、重上不重下的弊端可以得到克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公共决策的改进、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善，都有了强大的推动力。
2009年2月3日习近平在中央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提出，开展群众满意度测评是搞好学习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测评结果要以适当方式向群众公布，并根据测评情况，进一步完善整改落实措施。2009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提出加大群众满意度在考评中的分量。
可惜，中央的这项决定没有得到认真贯彻。原因在哪里？群众满意度测评只是作为一个环节、一项工作，而不是将提高民众的幸福感与满意度作为改革的目标、改革中心、改革的纲，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起不到实现新转折、启动新改革的作用。
自1970年不丹国王提出“以幸福感取代GDP”以来，全世界掀起了对幸福问题的讨论，认为用“GDP来衡量人类发展，已经不符需求”。2009年世界各国专家聚集南韩釜山，讨论衡量全球民众幸福的方法，进入了操作层面。由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史提格里兹（Joseph Stiglitz）担任委员会主席，提出将指数系统由产值为主转变成以幸福为主，即包括自由、安全、满意、经济与生态资源等等。我国“以幸福指数取代GDP”，将为民众谋幸福放在第一位，不仅是解决目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问题的良方，而且步入世界先进行列，引领世界发展的方向。我国应明智地退出GDP竞赛，中国可以成为GDP总量世界第一，但人均GDP永远不可能超过美国。而更重要的是GDP不能给民众带来真正的幸福，甚至是祸害。用幸福指数作为目标，才能真正落实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
注释
注1：《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一版第322页
注2：《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一版第234页
徐景安1941年12月27日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务院体改办、国家体改委工作，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深圳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