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的大串连

·霞　飞·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串连，让人们记忆犹新。在这场大串连中，各种各样
的造反派组织应运而生，红卫兵走遍全国，坐车、住宿、吃饭都不要钱。他们在大
串连中采取的各种激烈行动，也无人能管。许多地方的党政机关被冲垮。那么，大
串连到底是怎样开始，又是怎样结束的呢？
“文化大革命”之初，造反派成气候的只有几个高校，其他高校都还相对平静
，热心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来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的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
１９６６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决定先从各高等院校开始的。他
认为，高等院校是“小五界”（即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出版界
。早在１９６５年毛泽东就认为“小五界”的大部分领导权已经被资产阶级代表人
物篡夺了——笔者注）中资产阶级反动统治最难攻破的堡垒。在这里，不仅资产阶
级代表人物最集中、最顽固，而且与其他“四界”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连结在
一起的，学术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出版界中的问题，都与高校中的资产阶级
代表人物散布的思想有关，这“四界”中有问题的人，也是教育界培养出来的人。
因此，从教育界开始搞“文化大革命”，就是抓住了向资产阶级发起攻击的关键点
。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笔者注
），在批判“二月提纲”的同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
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
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
睡在我们的身旁。”通知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
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
、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
在“五·一六通知”发布前后，全国的各高校中，就都发生了一些“紧跟毛主
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左派”人物给高校党委书记、校长提意见、写信甚至贴大字
报的现象。有一些高校还出现了乱批乱斗现象。对于这些现象的发生，处在中央工
作第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十分着急。他们担心这样下去，会使全国各高校中党的
领导失去权威，甚至会造成全国性的动荡。
刘少奇、邓小平回到北京后，陆续向一些已经发生动乱或者有动乱迹象的高校
派出了工作组。当时高校中，最敏感且对全国最有影响的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而这两所高校当时恰恰比较乱。刘少奇特意派他的老部下——中共河北省委书记（
当时各省设有第一书记，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副书记——笔者注）张承先去北京大学
当工作组长，派夫人王光美去清华大学，参加清华大学的工作组，同时，刘少奇、
邓小平还要求各地党委也向一些发生动荡的地方高校派出工作组，以稳定局势。中
央和地方派的工作组，都是由具有一定工作经验、能力强的干部组成的。通过他们
的工作，一些发生动荡的高校，很快就稳定下来了。
惟独北京大学是个例外。原来，在刘少奇派张承先去北京大学之前，康生已经
派他的老婆曹轶欧去了北大。康生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他了解到毛泽东要重点
在高校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后，就派曹轶欧去北大，以调查员的身份，煽风
点火。康生考虑到当时局势尚不明朗，为了能进能退，就让曹轶欧化名去北大。曹
到了北大之后，日夜在教师和学生中间活动，鼓动他们造校党委的反。曹活动的结
果，产生了聂元梓等七人写的攻击北大党委的“第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说：
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党委副书记彭佩云，
正在搞修正主义，号召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消灭一切
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张大字报一贴出，立即在北大引起了轩然大
波。一些人赞成，一些人反对，一些人中立，一时间议论纷纷。对于北京大学的这
个情况，曹轶欧作了歪曲的报告。这个报告通过康生，呈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表
态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毛泽东的这个态度，通过康生转达给曹轶欧，曹又转
达给了聂元梓。聂得知后，胆子更大了，以她为首的造反组织也发展起来，许多“
左”的思想严重的人聚集在她的“旗下”，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冲击校党委
，致使北大党委的工作不能正常开展。
但是，全国各地其他高校却相对平稳，于是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只有北大等几
个高校，造反派成了气候，全国其他大多数高校相对平静，党委照常工作。
毛泽东对这种情况是不满意的。
毛泽东想到，要用串连的办法，使全国各地的高校都像北大那样，夺“走资本
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在这个考虑之下，毛泽东提出了要搞串连，交流搞“文化
大革命”的经验。
按照当时毛泽东的估计，全国各高校的多数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了。他出于“反修防修”的良好愿望，下决心要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手中，
把领导权夺回来，由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握领导权。可是，各高校却相对稳定，领导
权还是由那些毛泽东认为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来掌握。对此，毛泽东很生气，
也很着急。他虽然表态支持北大造反派的行动了，但是各高校却动不起来。毛泽东
在考虑，用什么办法才能把各高校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呢？
经过认真思考，毛泽东决定采取三项措施：一是撤销工作组。１９６６年７月
１８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听信了康生等人的汇报后，对刘少奇和邓小平
这一段的工作很不满意。２５日，毛泽东正式表态：工作组起坏作用，“不要工作
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二是决定大中学校放假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
命”。三是毛泽东在听取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的汇报时提出：中央领导人
要到各学校去，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各高校的革命群众要搞串连，交流搞“文化
大革命”的经验。毛泽东的这个话，很快就通过各红卫兵组织办的小报传了出去，
于是，首先是北京各高校的红卫兵们开始搞串连了。
毛泽东为了把他的这一想法贯彻下去，紧接着又采取了三个行动：一个行动是
他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至１２日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由他和中
央公开表态支持并鼓励学生造反。毛泽东自己于８月７日向全会印发了《炮打司令
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这张大字报中，毛泽东称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大字报
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同时指责说，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领导同志
，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
下去。毛泽东亲自主持的这次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
称“十六条”）。这样，“文化大革命”就由中央文件正式确定下来了。这次全会
的公报代表中央指出：“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还指
出，搞“文化大革命”，“不要怕出乱子。”全会期间，林彪在８月８日接见“中
央文革小组”成员时极力煽动说：“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
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林彪是中央二
号人物，他当时的这个讲话，对于鼓动红卫兵造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二个行
动是在８月１０日下午７时，毛泽东亲自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庆祝“十六条”
发表的红卫兵们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对于红卫兵造反行动，是一个明确的支持。第三个行动就是亲自接见聂元梓。毛
泽东在接见时，对她的造反行动进行了肯定和鼓励，让她和北大的造反派们搞串连
，把“文化大革命”之火烧向全国。聂元梓当时表示，可以到各地去建立一些联络
站，可以到天津、上海等地先搞起来，串连那里的造反派，把“文化大革命”搞起
来。毛泽东对此加以肯定。毛泽东还对聂元梓说，你回北大后，要搞一个临时的领
导机构，把北大的领导工作先抓起来。
“小串连”发展为大串连，冲垮了各地的党政机关，带动了打砸抢，也造成了
全国性的交通紧张。
本来，在中央决定各高校放假闹革命时，各造反组织之间就已经有串连行动了
。但那时只是在本校内部或者在本地区各高校之间进行串连，这种串连是小规模的
、秘密的，因此称为“小串连”。
“小串连”就已经给国家的安定造成了极大危害，许多高校的领导就是在小串
连中被打倒的。通过“小串连”，各高校贴大字报的现象已经很普遍，揪斗高校领
导和教师的现象更是家常便饭。
１９６６年６月初，西安交大造反学生在李世英的带动下，驱赶工作组，并且
贴出大字报，直接攻击说陕西省委有“黑帮”。在李的带领下，西安交大党委受到
冲击。后来，校党委书记彭康以“镇压革命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名被
撤职。
６月１２日，南京大学的各造反学生串连起来，共同开了一个批判校党委书记
兼校长匡亚明的大会。后匡被撤职。
６月１８日，北京大学造反学生揪斗干部和群众，并且把被揪斗对象抹上黑脸
，戴上高帽子“游校”，对稍有反抗者，还进行殴打、罚跪。
６月下旬，重庆大学党委书记郑思群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名，被撤销党
内外一切职务。
６月底，高等教育部部长蒋南翔、教育部副部长刘季平被批斗，教育部一些司
局长也被批斗。各地教育行政机关的工作陷入停顿状态。
……
“小串连”时发生的动乱，不仅限于高校，文化界也发生了。从６月２８日中
共中央中南局写给中央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当
时全国文化界的动乱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这个报告谈到：“目前，各地已经揪出了
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例如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
，中山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
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
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副校长、省社联副主席郭晓棠，广西
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等。”
以上还仅仅是在“小串连”阶段全国各地出现的动乱情况。因此，毛泽东在１
９６６年７月８日写给江青的信中就谈到了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问题
。在“小串连”的基础上，毛泽东又采取了前面说到的三个行动，这无疑是给全国
的红卫兵和造反组织一个信号：串连是合法的，是革命行动。那时，就有许多造反
组织自发地到外地去串连。这样，一场公开的、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大串连就已经
酝酿成熟了。
１９６６年８月底，康生、江青等人不断地向毛泽东报告说，各地的多数党委
还在维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权力，革命群众受压，“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搞起来
。听了他们的报告，毛泽东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在顽抗，群众还没有
发动起来。这样下去，根本达不到搞一个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从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手中夺回被他们篡夺的权力，以保证中国不会变修的目的。现在，小串连
已经不够了，必须来一个大串连。因此，他决定把大串连推向全国，并且更加合法
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于９月５日发出通知指出：为了“把高等学校和
中等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要组织外地高等学校学生、
中等学校学生代表和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通知规定，外地的
红卫兵和造反组织“从９月６日起分期分批来北京参观、学习，相互支援，交流革
命经验”。“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
支”。中共中央的这个通知一发出，一个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大串连运动就发生了，
一个全国性的大动荡也随之开始。
大串连虽然说是为了“交流搞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但核心内容却是让各造反
组织汇集力量，共同打倒各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无论是北京
各单位之间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之间的串连，还是从北京到外地、从外地到北京、各
地方之间的串连，首要的任务就是与所去串连单位的造反派一起，打倒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因为当时各地各单位还有许多领导干部坚持工作，维护秩序。
在他们的周围，也有许多群众在支持他们。仅靠一个单位内部的造反派，是很难打
倒这些领导干部的。可是，大串连一开始，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的造反派的力量就汇
集起来了，他们联合行动，就形成了一股很强的力量。这些联合起来的造反组织，
人多，凑起来的“黑材料”多，印发的传单多，贴的大字报多。尤其是从外地外单
位来串连和造反的造反派，其人事关系不在这个单位，不受这个单位领导的管辖，
他们毫无顾忌，可以放心大胆地极尽造谣之能事，冲击领导干部毫不留情，动手打
砸抢毫不手软。有他们打头阵，各单位的党政领导机关很快就被冲垮了。毛泽东后
来批评的“打倒一切”，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出去搞大串连的各造反派组织，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约束。各地各单位被砸被抢
的事件普遍发生，文物古迹受到破坏，科研资料被毁，许多学校教室的窗户竟然连
一块玻璃都不存在了。同时，有许多领导干部在这一时期惨遭肉体和精神折磨，有
的甚至被折磨致死，有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不堪屈辱而含愤自杀，一些单位的重
要物资被抢，甚至一些商店也不能幸免。
由于中共中央在１９６６年９月５日发出的通知中规定搞大串连“一律免费坐
火车”，而且对大串连的人的生活补助也“由国家财政中开支”，早已停课的大中
专学生便纷纷外出串连。开始，主要是北京的红卫兵到外地去设立联络站，后来更
多的是外地学生到北京来串连。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更使外地红卫兵
争着抢着来北京。由于来串连的人数多，给铁路交通部门造成了巨大压力，特别是
直通北京的几条铁路线上的交通压力更大，常发生火车误点开不走的现象，甚至还
发生过火车由于一节车厢里挤进了过多的人而闷死人的事件。
毛泽东及时发现了大串连中的严重问题，他下决心尽快结束大串连，于是，中
央发出了一个特殊的文件。
大串连带来的大动乱，引起了各地工人、农民的不满。
１９６６年８月末９月初，在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多次发生外地串连学生与
当地工人、农民冲突的事件。特别是铁路部门的工人，对大串连十分反感，他们有
的站出来与学生辩论，有的则用实际行动抵制。他们反对造反学生胡来，是出于维
护国家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的良好愿望，却被来串连的造反学生们认为是“反对
文化大革命”，于是，造反学生们就围攻工人、农民，工人、农民们不服气，双方
就发生了冲突。这一情况很快就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认为，工人、农民们
虽然有良好的愿望，但是，搞“文化大革命”是大局，任何人也不能干扰大局。工
人、农民应该支持“文化大革命”。因此，９月７日，毛泽东专门给林彪、周恩来
、陶铸、陈伯达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现在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发生了工人、农
民反对大串连中的学生的事情，这都是错误的，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试以中央发指
示，不准各地这样做。再发社论告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指示
，９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指出：“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
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
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强调工人、农民要支持学生串连、造反，要和
学生们团结起来，共同搞“文化大革命”。
但更严重的事情还不在于全国各地许多工人、农民起来反对学生大串连和造反
，而是大串连中很快就出现了武斗事件。本来，一个单位中造反的红卫兵和其他战
斗队就不统一，一般都分成几派，至少也有两大派。这些红卫兵出去大串连时，各
自串连一部分与自己观点相同的组织。这样，很快就形成了跨地区、跨单位、跨系
统的几个大的造反组织。这些造反组织互相对立，竞相争夺权力，自然就会发生矛
盾和斗争。开始，对立的组织之间还只是相互辩论，打“语录仗”，后来，就动起
手来，有的甚至运用枪支，武装械斗，出现了大量的流血事件。报到中央因武斗而
死亡的数字越来越多。出现全国性的全面武装割据和动乱局面的危险已经摆在面前
。此外，全国很多地方发生了工人、农民也要搞大串连的事情。这样，情况就更加
严重。因为工人、农民外出搞大串连，意味着全国性的全面停产，意味着动摇国本
。大量流血事件的发生和工人、农民要求外出串连的情况，使毛泽东极为震惊。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很快就清醒过来。他决心要控制局势。他先从稳定
工人、农民，保证生产照常进行入手。１９６６年９月７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
神，《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指出：“要以文化大革命为
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误。”社论要求所有工矿企业
、人民公社、基本建设单位和科研单位的领导，都要紧紧抓住文化大革命和发展生
产这两个环节，适当地分工，搞两个班子，一个班子主要抓“文化革命”，一个班
子主要抓生产。９月１３日，毛泽东在一次内部谈话中明确指出：工人、农民不准
搞大串连。要建立抓生产、抓业务的班子，对生产单位的领导干部罢官，不能全由
造反派说了算，要上级党委说了算。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９月１４日，中共中
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规定：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立
即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业务指挥机构；职工应当坚守岗位，不能搞串连，已经外出
串连的要迅速返回，积极参加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
的，在党委领导下要迅速组成抓革命和抓生产两个班子，职工要用业余时间搞“文
化大革命”。未开展“文化大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文化大革命”可以
推迟进行，工矿企业、事业、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设计单位，在“文化大革
命”中撤换领导干部，要由上级党委主动调整，不采取群众“罢官”的做法。同一
天，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指出：县以下的“文
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在生产大忙时节，连“四清”运动
都可暂停。不许红卫兵去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县以下各级干部和社员也
不要外出串连。９月１５日，毛泽东在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安排周恩来在天安门
城楼上发表讲话，专门强调：“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要求红卫兵和革命
学生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周恩
来的这个讲话，传达的正是前几天毛泽东讲话的意思。
看到各级领导干部被打倒，各地党政机关陷入瘫痪，毛泽东意识到，在大串连
中，打倒一切是不对的。９月１６日，他在与“中央文革”成员的谈话时提到：把
一切干部都打倒了，工作谁来干？搞“文化大革命”并不是打倒一切干部嘛，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少数嘛，一小撮嘛！此前，毛泽东还说过，他要保刘少奇
、邓小平“过关”。根据毛泽东的这些谈话精神，《红旗》杂志在９月１７日出版
的第１２期上发表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社论说：要“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钻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
子，只是一小撮”。我们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
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这篇社论是经毛泽东审阅过后，经他亲自批准发表
的。
但是，毛泽东稳定局势的一系列举措收效并不明显，其根本原因在于：在大串
连中，造反派、青年学生已经分布在全国，他们失去了约束，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
，没有人能管得了他们，也没有人敢管他们。再者，出去大串连的学生的身份无人
查证，他们“打砸抢”，也没有人能记载下来，更谈不上对过火行为进行追究了。
反正坐火车、吃饭不要钱，有了这个经济条件的支持，造反的学生们就会继续肆意
在全国乱跑。如果不结束大串连，就不可能约束青年学生。于是，毛泽东下决心尽
快结束大串连。
开始，毛泽东考虑，中央已经发出通知，要搞大串连，支持造反，如果马上收
回，不便于调动青年学生们搞“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性。他打算采用部分限制的办
法，逐步结束大串连。按照毛泽东的这个意思，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９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通知规
定，北京的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时不要外出串连，要在本单位就地闹革命。毛泽东
是想用先约束一下北京的学生，不让他们到外地去串连的办法，逐步“刹车”。他
设想，北京的学生不出来了，大串连也就逐渐停止了。但是，事情并没有按照他的
预想来发展。主要原因，一是既然中央没有规定不许串连，那么北京的学生照样有
理由外出去串连；二是北京的学生不出去串连，外地学生照样涌向北京。结果，中
央的通知虽然发出了，但大串连的势头却一点没减。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下决心全面停止大串连。他准备采取的办法是，
规定一个限定大串连的时间，过了这个时间，就不能再外出搞串连了。按他的这个
意见，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
串连问题的通知》，通知说：从１１月２１日起到来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一律暂
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连。１２月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发出《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规定：从１２月２
１日起，在北京吃饭、乘车不再免费，在全国各地乘车船不再免费。
中央发出的上述通知是十分特殊的。其特殊就在于，通知没有否定大串连，仍
然称之为“革命串连”，只是规定了大串连的时间，同时规定，过了这个时间，就
不再免费乘车、吃饭了。这实际上是用回避政治而单纯用经济手段来结束大串连。
由于中央只是想用经济手段结束大串连，而在当时，经济是服从政治的，政治大局
是搞“文化大革命”，谁也不能妨碍这个政治大局。这就给想要继续搞大串连的红
卫兵们以借口，他们就会在中央规定的时间外，照样搞大串连。谁要是在经济上卡
他们，要他们付费，他们不但不给钱，反而还会给人家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的
帽子，甚至揪斗向他们要钱的人。这种情况使毛泽东不能不指示中央，一定要再发
一个通知，明确规定停止大串连。
周恩来在考虑落实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时，认为对大串连要逐步限制，同时也要
明令禁止，因此，他采取了不断发通知、对大串连做出限制和发中央决定明令禁止
相结合的办法。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停止全国大串
连。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还发出了《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
题的通知》，通知说：“长途步行串连，在全国都停止。”“步行串连队在返回的
时候，原则上应当步行。”１９６７年２月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小学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规定：春节后各地小学一律开学，在外地串连的
小学教师和学生，应当返回学校。１９６７年２月８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外出
串连人员限期返回本单位的通知》，规定：一切外出串连的人员一律于２月２０日
前返回，本单位的接待站从２月２１日起一律停止接待，过期不归者不予报销旅差
费。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的知识青
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规定：这些人“应立即返回本单位”。１９６
７年２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供讨论和
试行用）》，规定：从３月１日起，中学师生停止外出串连，一律返校，一边上课
，一边闹革命，分期分批进行军政训练。３月９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停止全国
大串连。３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通知指出：目前正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
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的今年春暖
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
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连的决定。此后，中央又几次重申了停止
全国大串连的决定。毛泽东和党中央都明确表态要停止大串连了，外出搞大串连的
红卫兵们就不能不听话了，再加上当时中央已经决定，要对高校毕业生进行分配，
因此，到１９６７年上半年，外出搞大串连的大中专学生陆续返回本校，大串连的
风潮总算是被刹住了。
毛泽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得出了国家不能乱的结论，并且采取了两个措施
。
但是，结束大串连的造反学生们回到学校之后，仍然处于毫无约束的状态。他
们建立的各种红卫兵组织、造反队组织相互对立，不仅互相攻击，而且都争着要掌
握本单位的领导权。在相互争夺领导权的情况下，各派组织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
又都跑到外单位去搞串连，争取与自己观点相同的造反组织的支持。实际上，动乱
的局面并没有真正结束，而且随时酝酿着全国性的大动乱。
面对如此情况，毛泽东也在总结经验。他认识到，支持学生打倒走资本主义道
路当权派是对的，但不能使他们失去约束，不能搞全面内战，国家在总体上是不能
乱的。因此，他放弃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思路，形成了在安定团结中
搞“斗、批、改”的思路。确定这个思路后的当务之急是约束造反学生。如果不对
造反学生进行约束，不仅不能达到搞“文化大革命”的初衷，而且还会出现全面内
战的局面。怎样约束红卫兵？毛泽东采取了两个措施：
一个措施是派解放军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对学生进行军训。解放
军在青年学生中的形象是光辉的、神圣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的学生们可
以不听任何人的话，但必须听解放军的话。而且，当时“反对解放军”，就是与“
反对毛主席”不相上下的罪名。１９６７年３月７日，按照毛泽东的批示精神，中
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大专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其中规定：
外出的师生于３月２０日必须返回学校，进行短期军训。这个措施果然奏效。在３
月２０日之前，外出串连的学生都返校了，在此之前已经进驻学校的解放军毛泽东
思想宣传队立即对返校的学生进行军训。通过军训，大多数学生稳定了下来，不再
外出搞串连了。对于不同派别的红卫兵组织之间的矛盾，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也能够做一些调解工作，派仗越打越烈的势头减了下来。
另一个措施是号召各学生组织实行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１９
６７年３月初，毛泽东指出：红卫兵不要分成这个派那个派，应该实行大联合。根
据毛泽东的这些谈话精神，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
、《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指出：“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
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还提出：“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
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
命委员会’好。”毛泽东特别提到：在“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中，要把造反学生领
袖吸收进去。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０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１９６７年
第５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这篇社论除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建立“三结
合”的领导班子的指示外，还要求把“革命委员会”这种“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
构推广到各地方、推广到一切单位。在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下，各高校的造反学生开
始了相互交涉和建立领导班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斗争仍然很激烈，但当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后，各造反组织之间的斗争，更多的就只能在“
革命委员会”这种临时权力机构内部进行了，红卫兵组织之间的大规模的外部冲突
的情况有所减少。
毛泽东采取的这两个措施，从根本上消除了再度兴起大串连的可能。从那以后
，大串连就再也没有发生。
大串连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反过来又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使
全国陷入极度混乱状态，给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造成了
巨大损害。今天我们发掘大串连的价值只有一点，这就是它给人们以警示：任何时
候都不能使国家陷入混乱的群众运动之中。
□　《党史纵览》２０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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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的大联合
·霞　飞·
大联合，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但大联合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其形成
和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大联合变换或更新了其中的含义。分析大联合含义的
变化，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都在努力稳定局势，避免
损失。
◇　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来势很猛，他也没有料到。他决心稳定局势。
１９６７年初，他最早提出大联合一词，当时他所提出的大联合，有特定的含义和
作用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巩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防止中国出
现修正主义。他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５日说过：他是想“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
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后来，毛泽东在与阿尔
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的谈话中说得更清楚：“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
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
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
暗面。”现在找到了，这就是搞“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７年２月８日）。既然是
搞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很多事情就难以预料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全国立
即就陷入了动乱。
对于发动“文化大革命”反而使全国陷入动乱这一点，毛泽东显然也没有料到
。他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５日的讲话中就说过：“文化大革命时间很短，来势很
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指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笔者注
）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的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
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
不亦乐乎。”“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
毛泽东看到发动“文化大革命”后全国陷入动乱之中，心中十分着急。但是，
与防止修正主义分子篡夺我们的各级领导权、复辟资本主义这样的大事相比，毛泽
东认为，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可以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因此，
毛泽东最关心的，还是如何发动群众，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把被他
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夺回来。对于怎样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权
的问题，毛泽东进行了认真的思索。思索的结果是，不应该是由某一个造反派组织
单独夺权，而应该是各个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从“走资派”手中夺权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应该是夺权的前提。因此，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初，
就提出了大联合一词。毛泽东是针对上海发生的所谓“一月革命风暴”而提出大联
合的。
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力。１月１６日，毛
泽东批准上海市的夺权。但他在批准夺权之前，提出了一个要求：必须是无产阶级
革命派大联合前提下的夺权。１月１６日《人民日报》转登了《红旗》杂志评论员
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革命派
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
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２２日，《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无产阶级
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
派联合起来”，“自下而上的夺权”。２２日，就在青岛造反派夺权不久，《人民
日报》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特别强调了大联合的重要性。
毛泽东当时提出的大联合，是指在没有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
权之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实行大联合。当时，他提出大联合的用意是很深远的，
既考虑到了全国局势稳定问题，又考虑到了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
权的问题。他设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可以起到以下几个作用：一可以
形成一股冲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强大力量，很快就把被他们篡夺的权力
夺回来；二可以防止单独一派夺权而使权力落入少数坏人手中；三可以稳定局势，
大联合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自然会把参与造反夺权的群众统一起来，形成一种权威
，最后，由他们来成立临时权力机关，局势也就很快稳定下来，并顺利进入“斗批
改”阶段。因此，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１月提出的大联合，还是指无产阶级夺权之
前的大联合。是毛泽东对造反派的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当时通过《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反复向全国人民宣传。
◇　毛泽东认识到，“打倒一切”是错误的。因此，他提出，大联合后形成的
临时权力机构中，一定要有老干部。他还提出，在九大上要选刘少奇当中央委员
在“文化大革命”夺权的初期，各地造反派对老干部基本上是采取一概打倒方
针的。这种情况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他很不满意。他认为，“否定一切，打倒一切
”是错误的。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７日，毛泽东在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时
说：“文化大革命绝不是打倒一切，对刘少奇、邓小平，我的意见，在召开下次党
代表大会时，还是应该选举为中央委员。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
。但是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１９６７年２月８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
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口号是一切怀疑，
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
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对于在“文化大革命”初
期被打倒的老干部，毛泽东认为大多数是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
一小撮，因此，不仅不能采取打倒一切的态度，而且大联合必须吸收老干部参加。
毛泽东根据这个想法，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３０日修改《红旗》杂志第３期即将发表
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一稿时，专门写道：“认为只要是当权派
，就一概不相信，这是不对的。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
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的。”经毛泽东亲笔修改并同意，
于２月３日发表的这篇社论说：“必须足够重视革命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坚
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骨
干，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领导。”这篇社论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思路，在夺权中
，老干部也要成为动力之一，夺权后组成的临时领导机关中，要有老干部参加，让
他们也成为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权力机关中的领导干部。
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２日至１８日，先后三次与
张春桥、姚文元谈话。特别指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正
确的说法只能是部分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是反动
的。他再次谈到刘少奇，说：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
毛泽东不让造反派们“打倒一切”，就是想让“经受住文化大革命考验”的老
干部重新站起来当领导干部。为了说服造反派们，他才在与张、姚二人的谈话中特
别举了刘少奇的例子。他是想说明，连刘少奇这样的头号要打倒的人物，还要在九
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对下边的各级领导干部，更不能一棍子打死了，不仅不能打死
，还要在大联合中，把他们也结合到领导班子中去。
◇　毛泽东对大联合规定了三个限制条件。他的目的，是防止从“走资派”手
中夺回权力后成立的临时权力机关再落入坏人手中
毛泽东发出大联合的号召后，全国各地立即响应，什么样的大联合都出现了。
当时，有各红卫兵组织之间的大联合，有红卫兵与社会上造反组织之间的大联合，
有跨单位跨地区的大联合，等等。大联合的形式也各式各样。总之，当时各地造反
组织急于大联合，通过大联合所形成的组织规模越大，就越容易夺权，也越容易使
自己掌握领导权。
毛泽东很快就发现了大联合中存在的问题，也认识到了让这些问题发展下去的
危害性，于是，他当时对大联合规定了三个限制条件。
第一个是不许搞全国性的大联合组织。毛泽东认为，大联合是指一个单位里的
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不能是跨地区跨行业的造反派的大联合。如果出现这样的组
织，就会形成与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相抗衡的政治力量，会使全国陷入分裂和动
荡之中。因此，毛泽东坚决否定造反派组织搞跨地区跨行业的大联合。根据毛泽东
的这个意见，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取缔全国性群众
组织的通告。通告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一、所谓全国性组织，中央一
律不予承认，所有这些组织应当立即取消。它们的成员应该立即从北京等地回去，
到原单位参加运动。”“二、这些组织以各种名义冒领的公款，应一律如数追回。
”“三、这些组织，如发现有反革命活动，其成员必须向公安部门揭发报告，由公
安部门负责审查处理。”
第二个是大联合成立的组织、尤其是夺权后建立临时领导机构的组织，必须经
过上级批准。一个单位建立的大联合组织，目的都是为了夺权，夺权后好由他们掌
权。对这一点，毛泽东看得很清楚。根据他的指示，中央军委在２月１６日发出的
一个规定指出：夺权必须是在本单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三结合”的
基础上进行，必须经过上级批准。中央军委的这个指示，虽然是针对军队的工厂、
医院等单位的，但在当时也是针对全国的。此前，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姚文元谈话
时告诉他们：你们不能随便使用上海公社的名字，这涉及到国体问题，叫什么名字
，要由中央统一定，上海的造反派夺权，也要由中央批准。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７日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路，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各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夺权，在
采取行动之前，应先取得中央同意，派代表来京同中央商量。没有经过中央同意，
不要成立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不要在地方报纸上报道和在广播电台上广
播夺权。
第三个是大联合组织夺权后建立的临时权力机关，必须是“三结合”的。“三
结合”的领导班子中，必须有军队干部参加。毛泽东不相信只靠红卫兵和造反派组
织就能够掌好权。他在２月份同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中就说过：“青年人在‘文
化大革命’中做了贡献，但是马上让他们接省市委书记的班还不行。”毛泽东当时
判断：在全国动荡中，惟一可以起到稳定局势作用的是解放军。他在１９６７年３
月１２日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谈话时满怀信心地说：我们是“三分天
下有其一。军队是可靠的，几百万人，我们军队这些同志是比较好的”。因此，毛
泽东决定，凡是夺权后要建立的临时权力机关，必须有军队干部参加，实行无产阶
级革命派、军队干部、老干部“三结合”，在“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中，军队干部
要起主要作用。毛泽东专门对“三结合”加以强调和界定。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８日
、２２日，毛泽东先后对待发的《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写过
两次批语。第一次写的批语强调，要把“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以后重要社论
都应这样做。”同时，毛泽东还在社论中加写了一些话，其中有一句话是对“三结
合”进行界定的。他写道：“经验证明，在需要夺权的省、市，必须建立‘三结合
’的临时权力机构。这种‘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
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这样，
才能形成一个有代表性的、有权威的领导班子，率领广大革命群众，胜利地完成向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战斗任务。”他还写道：“建立‘三结合
’的临时权力机构，在当前必须着重解决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但他更重视的是
在“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中必须有军队干部参加。１９６７年３月７日，毛泽东在
修改《红旗》杂志社论稿《论革命的“三结合”》时写道：“从上至下，凡要夺权
的单位，都要有军队或民兵参加，组成‘三结合’。”毛泽东还同意社论转达他下
面的话：建立“三结合”的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毛泽东采取上述三个限制措施，目的就是防止领导权落入坏人手中。历史事实
证明，毛泽东的这个决策是正确的。如果在当时乱哄哄夺权和各种组织都搞大联合
的情况下，没有这几条限制措施，我们国家的各级领导权就会被造反派完全掌握，
就会很快出现全国性的分裂和更大动荡，其后果不堪设想。
◇　毛泽东斥责王力“以革命造反派为主”建立“三结合”领导班子的言论，
是“大、大、大毒草”。他坚持确立解放军在“三结合”领导班子中的主要领导地
位
毛泽东的限制措施，引起了一些造反派的不满。他们一方面提出了“揪军内一
小撮”的口号，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三结合”应以造反派为主的要求，他们的要求
，是通过他们在中央的代表人物康生、王力反映出来的。
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５日，康生在新华社电讯稿中加上了一句话：“要揪军内一
小撮。”８月１日，《红旗》杂志第１２期发表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
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４０周年》中公开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这篇社论一发表，北京一些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奔
赴南京等地，串连当地的造反派，要揪“军内一小撮。”他们冲击军事机关，抢夺
枪支弹药，制造事端。毛泽东要依靠解放军稳定局势，并且确定了“大联合”后“
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要以解放军干部为主的原则，而造反派却要“揪军内一小撮”
。对此，他很生气。他在上海看到了《红旗》杂志第１２期的社论后，立即批道：
“大毒草！”“还我长城！”毛泽东对“揪军内一小撮”的坚决反对态度，使代表
造反派利益的康生、江青等人碰了一鼻子灰，也使各地造反派开始有所收敛。他们
马上从南京撤回派出串连的人员，并且把抢夺的枪支，乖乖地交还给部队。但是，
造反派们不甘心在大联合后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中居于次要地位。他们的这种思
想、情绪集中到他们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文化大革命”中赫赫有名的王力那里
。１９６７年８月７日，王力公开发表讲话，煽动夺外交部的权。他说：“部党委
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子人马，
原封未动。……还是三结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王力这个讲话马上在
红卫兵的传单上公开并传向了全国。在全国各地造反派中立即掀起了一个要“以造
反派为主”组建“三结合”领导班子的声浪。周恩来很快就发现了这一问题。他把
王力的讲话稿送给在外地视察的毛泽东，请毛泽东做出裁决。毛泽东提笔在王力的
讲话稿上批道：“大、大、大毒草。”
在造反派们的喧闹声中，毛泽东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依靠解放军并且让解放军在
“三结合”班子中居于主要地位的必要性。他在批判了王力的讲话稿后，多次谈到
，在“三结合”领导班子中，必须以解放军为主。为了宣传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林
彪也在８月９日接见曾思玉、刘丰时强调：“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
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
为了树立解放军在“三结合”领导班子中的地位，毛泽东指示，１９６７年８
月１１日、１２日，由中央文革小组出面，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
各群众组织的代表开会。会上，中央文革小组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无产阶级革
命派要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时会议还代表中央指出：“揪军内一小撮
”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２０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２５日，毛泽东亲自批
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
，９月５日，毛泽东还批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
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毛泽东采取的这几个措施
，很快就把造反派们要在大联合和“三结合”中当头头的声势打了下去。中国人民
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的作用被突出出来。事实证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
造成全国大动乱情况下，运用解放军的力量稳定局势，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　在出现大动乱局面时，毛泽东对造反派进行了告诫，对于最乱的大学，他
决定派工宣队去管一管造反的学生。蒯大富却下令开枪打死了５名工宣队员。毛泽
东在严斥蒯大富等人的同时，坚定了派工人进驻学校管学生以促进大联合、实行“
三结合”的决心
１９６７年，毛泽东一再讲要实行“大联合”，但各红卫兵各造反派们出于各
派利益，仍在大打派仗。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仍希望说服红卫兵们要搞大联合。
同时，毛泽东反复强调：在大联合、“三结合”时，一定要把老干部结合进去。
但是，尽管毛泽东一再号召搞大联合，红卫兵却还是派仗照打，全国各地的武
斗事件仍经常发生。即使是搞大联合时，各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也都强调以我为
核心，搞形式上的大联合，实际上的派性斗争。同时，各造反派都不把老干部结合
进去，他们仍按照打倒一切的思路，拒不解放老干部，更不起用老干部，或者一派
起用老干部，另一派就起来又把这个老干部打倒。对此，毛泽东感到很恼火。他决
定，要对红卫兵再做一些说服工作，同时对不听话的红卫兵组织，要以适当方式告
诫一下。
１９６７年７月至９月，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发表重要谈话
。在谈话中，毛泽东一再号召实行大联合。他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
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
立的两大派组织。”针对红卫兵组织和造反组织在搞大联合时都强调“以我为核心
”，毛泽东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
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
，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毛泽东还强调：“正确地对
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
，一定要解决好。”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说：“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
。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
这是毛泽东自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告诫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们，
第一次对他们提出批评。毛泽东的这些指示，通过中央办的报纸陆续透露给全国。
特别是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
的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
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根据毛泽东这次谈话，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还于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７日发出《关于按照
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
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系统、行业、班级实行革命大联合。上述
文章、文件，大段大段地引用毛泽东的话，对红卫兵和各造反组织无疑起着震慑作
用。在此情况下，各红卫兵组织，各造反派组织，也不得不在表面上，至少在口头
上表示拥护“革命的大联合”。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毛泽东设想，１９６８年应该是实行大联合的一年。按他
的意见，１９６８年１月１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元旦
社论提出，１９６８年的战略目标之一，是促进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
合。但是，毛泽东内心十分清楚：约束红卫兵是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先决条件。因此
，他在１９６８年初，把约束红卫兵作为很重要的任务。
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一系列重要指示的传达，确实对一般的红卫兵和各种造反
组织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但是，对于一些造反比较早，建立红卫兵组织比较长
，特别是已经形成了一些核心小团体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来说，并不大管用，因为
他们已经不再只是运动初期那种单纯为了“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而结成
的小团体了，而是有了一定的政治目的的组织。这些政治目的，往最小处说，也是
为了掌握本单位的领导权，往大处说，甚至是为了掌握一个地区甚至全国的领导权
。例如，当时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的核心小团体，目的就是为了控制上
海，进军全国。这样一来，毛泽东的话，他们也不大能听得进去了，他们依然在打
派仗，即使是搞大联合，也是都强调“以我为核心”，互不相让。其中，闹得最凶
的，还是一些高校。那里的一些红卫兵组织甚至武装起来，为了争夺领导权而互相
对立。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要批评一下造反学生们的无政府主义问题。根据
毛泽东的这一想法，１９６８年２月２５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任立新的文章
《无政府主义是通向反革命的政治桥梁》，文章说：“无政府主义已经成为当前资
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疯狂反扑的主要手段。如果不坚决打倒无政府主义，就必然
会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毛泽东考虑到，光是批无政府主义，还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他决定派一些优秀
的产业工人，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这些动荡的高校，让工人们管一管
造反的学生。他的基本想法是：动用军队去解除学生的武装，虽然可以，但会造成
学生和解放军的对立情绪，甚至会发生流血冲突。而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造反的
学生们是承认的，让产业工人们去说服学生，学生们是会听话的，工人毛泽东思想
宣传队是非武装团体，由他们动手去收缴学生们手中的武器，学生们也会听话，少
数顽固学生头头也没有办法。他决定先在北京一些高校试验。
按照他的这个意见，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北京６０多个工厂的３万多工人
组成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笔者注）进驻北京的
大专院校，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毛泽东的指示，制止武斗，促进大联合。”
“工宣队”进驻北京的一些大专院校后，通过工人们的宣传和做工作，大多数大专
院校的武斗被制止，大联合和“三结合”也开始进入酝酿阶段，惟独清华大学是个
例外。原来，就在７月２７日，“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时，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组
织头头蒯大富就下令手下的红卫兵骨干阻止工人进驻。工宣队员们对红卫兵们进行
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并按上级指示劝造反学生们交出手中的武器。蒯大富却发话：
不能交出武器。这样，无论工宣队员们怎样苦口婆心地说服，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就
是不交出武器，还动手打工宣队员。在这种情况下，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员也失
去了耐心，便动手强行收缴红卫兵手中的武器。蒯大富见状，便下令开枪。结果，
在２７日这一天，清华大学红卫兵开枪打死了５名工宣队员，打伤多人。情况急报
毛泽东处，毛泽东非常气愤。他认为，这个清华大学的问题，反映了目前全国红卫
兵队伍的状况，必须对全国的红卫兵进行一次严厉的告诫。于是，７月２８日，他
约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一起接见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
晶、王大宾。毛泽东接见他们时，一改过去的亲切态度，他的态度极为严肃，语气
也十分严厉。毛泽东批评他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头脑膨胀，并严厉告诫
他们要听从指挥。这次谈话持续了五个多小时，林彪、周恩来也先后讲了话，对红
卫兵进行了严厉批评，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只好纷纷讲话，批评红卫兵。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发话严厉批评红卫兵，这对红卫
兵来说，是当头棒喝，他们不得不收敛了。各红卫兵组织头目回去后，纷纷约束手
下的红卫兵队伍，乖乖地交出了武器，停止了武斗，同时也开始搞大联合了。工宣
队顺利地进驻了北京各大专院校。
接着，毛泽东又接连采取了如下几个行动：为了表示对工宣队在宣传毛泽东的
指示、制止武斗、促进大联合工作的肯定和支持，１９６８年８月５日，毛泽东把
外国朋友赠送给他的芒果转送给清华大学的工宣队。这一消息在全国广泛报道，工
宣队的威望一时大增，而全国各地红卫兵组织的威信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却急剧下降
。８月１３日，毛泽东、林彪接见了首都工宣队队员；１５日，他们又接见了清华
大学的工宣队代表，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赞扬，同时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工作，
制止武斗，促进大联合。１５日当天的《人民日报》还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
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小组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通知》提出：“各地应该仿照
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小学逐步管起来。”要“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
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中央这个通知
一发出，全国各地陆续开始向各大、中、小学校派驻工宣队。就在中央文件下发的
同一天，《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篇文章
是毛泽东让姚文元写的，写完经过毛泽东的审阅后发表的。这篇文章中公布了毛泽
东的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
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
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
校的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
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文章还公布了毛泽东关于要在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的
基础上“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意见。接着，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对教育部
进行军管，成立军事管制领导小组，任命朱奎为组长，梁维英为副组长。１９６９
年的４月，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进驻教育部，会同军事管制领导小组搞教
育战线的斗、批、改。
毛泽东接连采取的这几个措施，把全国乱得最厉害的大、中专学校稳定住了，
各大中专学校的武斗现象基本消除了，在大联合基础上形成的“三结合”的领导班
子陆续建立起来。
◇　当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时，毛泽东认为整个运动已经进入“斗、批、
改”阶段，他开始考虑采取两个措施来巩固大联合
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８日和９月５日，中国大陆最后两个省级革命委员会——西
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先后建立。９月７日，北京召
开庆祝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庆祝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
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这一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
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
会的成立，“标志着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
当全国“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时，让毛泽东一直十分担心的大专
院校里的大联合，却不断出现反复。一些红卫兵组织都想在大联合中“以我为核心
”，当不能“以我为核心”时，就又拉出队伍。有的红卫兵组织，表面上实现大联
合了，但暗中的各派组织仍然存在，他们还在搞派别活动。这种情况使毛泽东感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了今天，要实现大联合，并不那么容易。
但是，毛泽东要搞大联合的决心，却毫不动摇。在当时全国那种情况下，他认
为只有通过大联合，建立各级“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才能把国家各级政权稳定下
来。为了巩固大联合，他采取了两个措施：
一个措施是继续派工宣队进驻动乱最厉害的大中专学校。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想
法，１９６８年９月５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北京市革
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规定要求，要从
那些已经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工厂里选调工宣队员，进驻大专
院校。９月６日，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了北京市革
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
的报告》，报告充分肯定派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方式。１９６８年９
月和１０月，全国各地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大批增派产业工人进驻各地大中专学校
，形成了一个派工宣队的高潮，连全国各地的小学都派驻了工宣队。大量增派工宣
队进驻学校后，对红卫兵组织中死灰复燃的派性进行了深挖狠批，又做了许多促进
大联合的深入说服工作，少数红卫兵头头被孤立了起来，这样，全国的形势，特别
是各高校的形势才从根本上转入了稳定阶段，真正的大联合才算开始。
毛泽东考虑，光是派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大中专学校还不够，
最根本的，还是要建立党组织。因此，他采取的稳定局势的第二个措施，就是整党
。
早在１９６７年１１月，毛泽东就考虑到通过整党来恢复党的组织以稳定局势
的问题。１１月５日，他在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时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
、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我们党要吸收新血
液。”“旧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
废料，就没有朝气。”那个时候，还有许多省市没有实现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没有
建立，整党的条件还不成熟。但毛泽东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到了１９６８年１
０月，全国各地大多实现了大联合，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也都建立起来了，
又向各地大中专学校增派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稳定了各学校。这时
，毛泽东认为，进行整党的条件已经成熟，而且，此时进行整党，有助于巩固大联
合。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３日至３１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提出大联合、“三结合”的同时，也提出了“认真做好整党
工作”的意见。在全会召开期间的１０月１４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４期发表社
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篇社论引用毛
泽东的一段话：“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
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
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毛泽
东的这段话传达不久，中央各报刊很快就将其称为“建党纲领”，并且把这个“建
党纲领”作为整党的指导思想。在这个纲领指导下的整党活动很快就在全国展开，
各地在大联合中建立起来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的党组织陆续建立起来，各
系统、单位、学校中的党组织开始恢复活动。
全国各地党组织的恢复，是中国局势稳定的关键因素。它标志着毛泽东所期待
的大联合的最后完成。但是，由于当时全国仍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实现大联合
并开展工作的，因此，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动乱的因素，也不可能真正刹住“文化
大革命”继续发展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