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串连(胡平、张胜友)

世界大串连作者：胡平、张胜友
——中国出国潮纪实
开篇之前
对于今天三十五岁至四十四岁的人们来说，大抵都不会忘记21年前那场摇撼了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的红卫兵大串连。
红旗，标着形形色色长征队名的红旗，红日磅礴时云锦般攒拥。步履，带着榫头般的信念与累累血泡的步履，犹如太平洋风涛般壮观与骤密。红卫兵大串连的洪流，似乎杂乱无序，遍倾全国——从老一辈革命者曾饮马的源头到历代文人骚客留下诗章的名胜古迹；从被红海洋卷得晕糊糊的繁华都市到边境荒僻的小寨……
当今的中国，又掀起一股“大串连”的洪波——这股洪波涌出国门，冲出亚洲，泻向世界。因为它的国际性，我们姑且称之为“世界大串连”。
“留学”这个词，也许对我国广大城乡的工人、农民、干部来说，还显得陌生。这样一句话：“Flight No.53 to Paris will depart from Gate 6 at 9：30 p.m. will all the passengers holding tickets kindlyproceed to Gate 6 at this time．Thank yon。”（“开往巴黎的53号班机于晚上九点半由六号门起飞。请所有持票旅客现在前往六号门。多谢合作。”）对于他们更是显得天书般莫测高深……
然而，“留学”确如一个游荡的幽灵，早已在我国人才荟萃的大都会里闹得沸沸扬扬。上面这句话，早已几十遍地响起在我国一年举办四次的众多“TOEFI。”（“托福”）考试考场上。每次它由二男一女重复三遍，几十万名中国人从耳机里听过这极纯正、极富感染力的美国口音。他们知道这是考试开始前一个让自己检查听音设备的步骤，如果不清楚，自己该马上举起手报告。更多的正待报考“托福”的中国人也熟悉它，犹如熟悉北京有天安门广场，广场上有人民英雄纪念碑。
仅以北京为例，1981年首次“托福”考试，考生是285人，1983年是2500人，1985年是8000人，1986年达到18000人。据1987年的前三次考试统计，人数更猛增到26000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自费留学生。据说，现在世界上每年有数十万人参加“托福”考试，其中一半是中国人（包括台湾和港澳地区在内）。
有关数字显示，自1978年以来，我国留学生数量与年俱增。九年来，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超过5万人。
当今的“大串连”与昔日的大串连同样恢宏。后者是体现在量上，前者则体现在质上——已经走的和将要走的出国留学人员绝大多数是大学毕业生或研究生。
红卫兵大串连并不杂乱无序。也许当年飞越中国上空的美国大鹏侦察卫星目睹了网络般的轨迹呈现出的某种有规律的变化。某些点好似强大的磁场，向着它们，多少旗帜立马转向，多少步履日夜兼程，多少征尘扑上双肩，似乎一场宏伟战役前的千军万马在紧急集结！它们便是韶山、井冈、瑞金、遵义、延安、北京……
当今的“世界大串连”也同样目标明确。它的流向大抵是欧洲、北美——法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加拿大、美国……以赴美者人数最多。今天已有三万余名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在美国一千多所大学学习。
当今的“大串连”远比昔日的大串连长久。一走二年、三年，或者五年、八年，也许还有人就此做了黑头发、黑眼珠的洋人……
当今的“大串连”也远比昔日的大串连深刻。后者浮滥的激情不过是涨得快也退得快的潮水，留驻在人们心田的只是一块荒凉的大漠，成了今天孩子们不可思议的新“天方夜谭”；而前者，则有如执着地盘上大树的青藤，越来越强劲地涌入高楼的长风，它给予我们民族各方面的影响将是难以估量的……
这是一个耐人琢磨的历史现象。当今“世界大串连”的许多参加者们正是21年前红卫兵大串连的亲身经历者。当年没有比他们对“帝、修、反”更义愤填膺的了，今日没有比他们对奔去那片新大陆更煞费苦心的了。仅以我们读大学时的班级——复旦大学中文系1977级文学专业为例，毕业后分配在上海的20多位同学中，已有10位去了美国，其中绝大多数是“老三届”……
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对眼下的这一次“世界大串连”，正议论蜂起，反响强烈——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会，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当今中国国门洞开、八面来风，出国留学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成果之一，应该予以肯定。北京大学的一位青年教师说，出国留学热是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正常现象，就像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一样顺理成章，留学热将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要实现四化，必须坚持打开这扇大门。
另一些人则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下，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国内的建设，大家都打着留学的旗号去放“洋”，国内由谁来建设？而且，许多人只是把出国留学当作镀金捞好处的一块跳板。
相当一些人脑袋里的那根弦还绷得挺紧，出国留学在他们眼里无异于崇洋媚外。四川一位知识分子与执意要出国留学的儿子尖锐对立到几欲脱离父子关系的程度。少数当年因曾留学海外而在“文革”中被打成“特务”、“间谍”的人，仍然未走出心中那片沉沉的阴影，他们担心一旦形势又黑下脸来，自己意欲出国留学的子女又将沦为“特务”、“间谍”……一位在公安战线工作的老干部，连着几个月几乎一日三餐都和跃跃欲试的儿子进行着一场激烈的唇枪舌战。他曾在部队当过团政委，现在却感到口不从心，为此他辛劳而又精心地制作了一本剪报。一日，他一本正经地将它掷到儿子手里，仿佛掷下一颗原子弹。儿子一打开：凶杀、失业、强奸、吸毒、走私、赌博、抢劫、性聚会、同性恋……儿子却轻松地咧嘴笑了，“爸爸，我看你蛮够格编本书了，书名就叫《西方犯罪大全》……”
文学不是评判，不应该等同于某一种结论。在我们眼里，文学历来只是人与人之间寻求理解与抚慰的一种特殊手段。因此，本文着重记述的是已经参加或者将要参加这一“世界大串连”的人们的生活轨迹和心路历程……
一
上海。晨曦微露，大街小巷还处于一夜好梦的袅袅余音里。位于乌鲁木齐中路、淮海路交界处的一幢西式花园楼房前却人头攒动，不一会儿排起一条长龙，争先恐后、熙熙攘攘的情状绝不亚于清晨小菜场里抢购海鲜或是时鲜菜蔬的热闹景致。所不同的是，人们在这里“抢购”的是一种特殊的、也是目前国内最热门的“商品”——赴美留学签证。
大院旗杆上的星条旗和院门上方的一块镶金的鹰之雕像，标志着这里是美利坚合众国驻沪领事馆。
上午八点，一位长着中国人面孔的男职员，出现在大门边。那神气却是美国式的，一番半是训斥、半是交代之后，他开始发牌儿了。这是“中为洋用”，为了对付争先恐后的签证申请者，美国人学来了我国大小商店里销售热门商品时常使用的一着——按先来后到发牌儿为序，无牌儿者，一律免排，明早再候。
先凭牌儿进了领事馆与美国官员面谈了的人，出来时不外乎两种面孔：一是眉头嘴角溢满了笑意，好似阳光下正融化的奶油蛋糕，这意味着面试及申请被通过了；一是耷头垂脑，满脸冰霜，仿佛刚刚被扒走了装有本月工资的钱包，这显然是因为哪一项手续不合格被刷了下来。外面的人们迅即围拢上去，五人一伙，十人一堆：
“你为什么没批？”
“你有啥条件够批？”
“领事先生找你怎么谈的？先问的啥？”
“洋鬼子用中文问，还是英文问？”……
宛如一个个小型的现场交流会。而且这交流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召开，风雨无阻。
它们还是“横向联合”，跨省市的。迤逦长龙里，除多数是上海人外，还有不少带南京、杭州、南昌、合肥口音的人。由于美国只在上海、广州等几个大城市设有领事馆，其他城市欲赴美国留学者，则必须仆仆风尘赶到距离最近的领事馆递交签证申请材料。队伍里，还有来自几千里外的北京、广州的申请者，他们的申请在当地已被领事馆驳回，“不到长城非好汉”，希冀“东方不亮西方亮”，便又抖擞精神来上海滩上再试运气……
北京。秀水东街，美国驻华使馆领事处。
1987年8月卫卫日上午十点多钟，我们到了这里。房外搭了一个棚，棚里正由保安人员检查申请签证者随身携带的各式提包，杜绝任何武器、凶器带进房内。接着，又得通过身上稍有任何一点金属件便会让蜂鸣器骤然响个不止的安全门。其检查之严密，不亚于首都机场。据说，这在两个月前是没有的。
棚外，还有上百人在烈日下等候。我们见一位年约三十七八的男子手里拿着三份用中、英文印制的已填好的表格，分别为“留学生调查表”、“非移民签证表”、“家庭情况调查表”。“非移民签证表”上有六项内容，其中有：是否判刑？是否受审？是否参加共产党组织？是否参加纳粹组织？我们愤愤然了，怎么好将那光辉的“囗’与那野蛮的“囗”并列？！他许是看出了我们的心思，淡然一笑道：“美国佬瞎掰，我们也瞎掰嘛，我是党员，我填的则是‘否’”。在“家庭调查表”上，我们看到他有两个孩子，大的是男孩，已有十五岁，正在北京念初三，小的是女儿，十一岁，却在黑龙江上小学。我们问道：“你一家人两地分居？”“我和老婆离婚了。她是北大荒当地人，1979年为了回北京我们办了假离婚。回城后我到处做龟孙子，腿都快跑折了，办了四年都没能把她给办来北京。1984年我们真离了……”他沉沉地叹了一口气，嘴里吐出的浓浓烟雾与他眼里的郁郁神色，在我们面前久久未散……
一个大热天也西装革履、二十七八岁的男青年从领事处出来，看那副迷醉劲，申请签证准通过了！人们一下涌过来。在他，此刻也有饶舌的需要，好像不如此，那像青岛啤酒泡沫一样咕噜咕噜成串冒着的喜悦压进肚里，非把他憋死了不可。他顾不得卸去“铠甲”，依然是位“奈温将军”，扯开嗓子道：
“一进门，一个中国人收去了申请材料，你就跟他走。先是问询处，有啥不清楚的你可再问问，有机玻璃的窗口，小得伸不进拳头。以前发生过哭闹事件，有死乞白赖一定要去美国的，丢尽了咱中国人的脸。窗口能伸进拳头那就麻烦了，别看美国人一个个人高马大，一样怕死，现在还在窗外加了铁栅栏，只让你低着个头往里瞅瞅……再过去，又是一排三个窗口，我急着和领事谈话，没细看，好像有几个人在那里办公务出国签证。今天是三个领事谈话，一人谈一个，短的十几分钟，长的超不过二十分钟。行，当场告诉你，不行，就要你bye—bye走人，这就是美国人的节奏！要是放在咱中国的衙门里，甭说放人漂洋过海这么个大事，就是一件芝麻小事，他抽根烟，喝口茶，再打一通官腔，就得二十分钟……三个领事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若把那高鼻子、蓝眼珠给换了，走在大街上，我保证没人拿他们当外国人。来之前，我打听了，他们三个都在北大留过学，可惜我不是北大毕业的，要不谈话气氛就会更亲热些。你们各位中有北大毕业的或是父母在北大当教师的，可要自报山门，有了校友的情分，没准他们能照顾照顾。我的经验是少说话，领事怎么问，你就怎么答，不要东扯葫芦西扯瓢，更不要作过多的解释，解释多了，领事反而生疑……”
等他终于感到必须卸去“铠甲”了，我们走过去问他：“你今天几点钟来的？”
“早上三点四十分到的，排第二号。第一号比我早五分钟到，可惜他未获批准，像是在美国的经济担保人不硬。一谈完，他就颓丧地走了，本来我还想为他出出点子的，都是中国人，出去挺不容易，得相互帮衬着点不是？”
魔鬼追逐过他。
几乎他一抓抓落地，父亲——一位已有三个孩子并在香港过着优裕生活的高级知识分子，一名不但为刚刚诞生的共和国献上了一百多套精选出来的唱片资料，同时也献上了自己的声誉和卓隆事业的著名音乐家，就被卷入了一个长达二十六年，牵扯数百人的特大冤案！几乎从他懂事起，他就从父亲咚咚的脚步声里踩出的焦灼、母亲温暖的微笑后藏匿的困惑中，感觉到了自己未来的天地有如家里的过道一般狭小，他只有在从钢琴到留声机的仅仅三米的空间里，驰骋起自己一颗海草般拂荡的童心。他分辨音色的本领让父母吃惊，只须指出一次“这是定音鼓”、“这是英国管”，他准会在第二次碰见它们的时候绽出小天使般的笑容……
这小小的空间也发发可危了。“文革”伊始，他不得不出入于信托商店：抵当、贱卖，家里一只只沉甸甸的箱子空下来，能卖的都卖了，最后只剩下一架莫瑞森牌钢琴和一个收音机。那年月，收音机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好似夏日蝉雨，害怕听它又不得不提着颤栗的心听。他的父亲只好决定卖那台陪伴了自己近二十年的世界名牌钢琴了。钢琴被抬走时，他觉得自己尚有几分绿意的童年也被劫走了，从此人生的大漠将如眼前的房间一样空空荡荡，充斥虎啸，流窜磷火，自己却无所依傍，无处遁身……钢琴送去旧货商店，标价五百元，放了三个月，就是无人问津，又抬了回来。他紧紧地抱着它，热泪涔涔，宛如抱着自己失而复得的生命。
就是一根钢筋，也有断裂的时候。三年，五年，十年……他父亲忍着、等着、盼着，音乐家做起了统计员，两者唯一的共同处是都得用一串阿拉伯数字。他极力端正着态度，1959年去农村劳动，被人用锄头打瞎了一只眼，滴血的稿纸上竟然还冒出一只小曲，摇摇摆摆飞起来，去歌颂纸糊起来的“大跃进”……终于在一个晚上断裂了。事前不见一点兆迹，没有生之留恋，也就没有死前之徘徊，273粒鲁米那几乎是一口气吞下去的，这是足以使几个人毙命的剂量。好在他姐姐及时发现了，又及时地送去了医院。他拉着母亲冰一般的手，跟在担架后面。一路上神色复杂的眼睛围追不舍：有同情，有悲悯，但更有轻蔑、快意、满足与不甚满足……他没有回头，一步步镇定地走着，似乎前方就是尽头——人的世界的尽头，到了那里，他将永远不再回来，哪怕是要化作几缕轻烟、一阵松风，他也要永远地活在一个音乐的世界里……
他登上江轮，再是火车，又是汽车。在罐头盒般的车体里压缩了十二个小时，他像是吐一口痰被吐在了一个名叫胡集的小站。一个沙着嗓子、黧黑、枯瘦的小妇人走上前来，领着他走过一片又一片了无生气、薯叶摇瑟的荒土岗。他难以置信这竟是先他而来的姐姐。进村后姐姐“嚓”地划着一根火柴，一朵颤抖的小火苗默默地告诉了他一切：裂着缝的泥墙，片片剥落的棚顶，遮着塑料布的窗户，得屈成个虾腰才进得来的矮门……不知怎地，那小火苗突然在他眼里变成了一个星星火炬。对了，那是在上海市少年宫，他和姐姐学跳芭蕾舞：纱裙、大蝴蝶结。清亮的眸子，宛如一枝带雨的梨花；腾挪的双腿，好似檐下剪春的紫燕；轻盈摆动的两臂，恰如湖风徐来时荷花那舒展的杏黄色花蕊……他几乎失声叫道：姐姐，姐姐，这才是我亲爱的姐姐啊！姐姐端上了一盘馍，这是房东大爷大妈特为他的到来而做的，掺着麸子和秕糠，粗糙得像是沙子捏成的，他咽不下。他注意到姐姐拿馍的右臂上露出的一道道伤疤。此时，他还不明白童年与自己耳鬓厮磨的姐姐，现在怎么能几乎毫无怨尤的接受这块土地的贫瘠与荒蛮，正像眼前她正默默地咽下那发黑的粗馍……
后来他回到上海，在工厂找到了工作。尽管天不亮他就要离家，因为去厂里有十里路的奔波；尽管上班八个小时他得像根木桩似地站在打浆池边，灰尘涌进鼻子，涌进耳朵，涌进每一个毛孔，下班时一个人就像是刚从灰堆里爬出来似的；可只要回到家，一洗完澡，他就要走去西墙下的钢琴边，发疯似地练着琴，五指犹如水浪般永不疲倦的波动着。眼神，形形色色的眼神：阴郁，痴醉，嫉愤，迷茫，憧憬……在琴键上雨点般抛撒着，弧光般跳跃着，舟筏般起伏着。这里有令人窘惊的发泄，也有一往情深的寄托，还有精卫填海似的追求。几年之内，他攻下了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古典大师众多的作品。从1968年到1978年，他报考文艺团体二十多次，总政、长影、南京部队、广州部队……几乎每一次，考官们都像是从千年墓穴里挖出了一颗还能绽蕾吐香的古莲子般兴奋。然而每一次，他那刚刚萌生几许毛茸茸绿意的希望，又被一阵暴雨给劈头盖脑地摧残了！
魔鬼追逐过他，魔鬼也塑造了他。他不再那么容易冲动了，他终于明白了生活将一个扎大蝴蝶结、跳芭蕾的少女变成一个黝黑、枯瘦的少妇的严酷力量。他取了这严酷，用一块牛皮将自己血口拉碴的心给结结实实包裹了起来，以致于1978年，现在他所在的音乐学院来上海招生，在四百多名考生里最后录取了五名之时，他竟然不去看榜。
“有你呀，孩子……”他母亲泪眼滢滢，喃喃道。
上帝青睐了他。
由于他学音乐的条件得天独厚，四岁便学钢琴，接触的音乐文献比任何同学都要多，一进校他就是高材生。奏鸣套曲繁复的结构，对别人好似北京迷宫般的大小胡同，对他则似在金秋十月的长安街上潇洒、恬适地散步。他手里像攥了一大把五颜六色的丝线，历史与生活在他的心灵上曾有过怎样的沉思和躁动，他就能据此织出怎样的音符和色调……他是学院里名冠京华的四大才于之一，其他三位渐渐又调了一拨，而他的才华与成就则始终被牢牢铆住。
他的取材于琴曲《广陵散》的大提琴曲《中国之诗》，别致新颖，“像是于嵇康式的洒脱之中揉进了黄河流域百姓那含而不露的机智”。这只曲子获著名俄罗斯作曲家亚历山大·齐尔品之遗孀主办的东方弦乐比赛大提琴作品一等奖。
1982年，香港交响乐团和唱片公司向国内征集作品，讲定由日本著名小提琴家西崎重子演奏。他拿出了《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在灵魂的大痛苦、大不安之后，他已经能相当平静甚至面带微笑地俯视1956年至1976年中国的大地。因此这协奏曲里溢透一种俯视困难、超拔苦难的高贵气息，令人颤栗，又令人沉迷，令人凄婉，又令人向往……接受过世界上多少著名作曲家作品的西崎重子，这回接过他的作品时，诚实地、不无遗憾地说道：“要演奏它太难了……”
1984年，他代表中国作曲家参加在悉尼举行的亚太地区音乐节，他的《西江月——为小型乐队及打击乐而作》由新西兰国家交响乐队首演。总谱的扉页上，他写了这样一句提示：“人的内心与宏观世界的交流及生活中的诗意。”曲终，日本著名作曲家服部公一第一个跑到他的身边，称赞道：“你的音乐很充实，有坚实感，发自内心。我很惊讶，我第一次听到中国有这种作品。”来自台湾的众多作曲家们，一改对大陆代表团的冷漠态度，首席代表许常惠先生走过来热情地说：“想不到你们派了这么年轻的作曲家来开会，由此看出你们那边情况很好。”另一位代表告诉他：“听了你的作品，我对大陆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他用这宏扬于世界乐坛的音符在人们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1985年12月11日，他的作品音乐会在北京举行。他推出了一部最新作品《地平线》，这是一部包含管弦乐队与人声的单乐章交响作品，由中央乐团交响乐队演奏，黎信昌、胡晓平担任人声演唱。这是他创作风格的一次重大突破，即使是不懂交响乐的人，也能感到它那扑面而来的宏大、洒脱的气势，豁达、明朗的情愫。听过这部作品的戴晴作过这样的描述：耳朵里“触到的一切皆是生命：黎明前的暗夜，暗夜下静谧的原野，原野的野蛮和她蕴含的生机，第一片颤抖的曙色，曙色漫上天际时大地的骚动……大鹏来了，来自遥远的天际，象征了世间万物不可亵渎的自由与高贵；接着是天地间的苏醒，出现了亲切的劳动的节奏；一片澄明之中，大阳磅礴而出，草木繁盛，五谷丰登，田野山河如美丽的新娘……”一向苛求于他专业与做人的父亲，这次来信评介道：“《地平线》是你开始真正成熟的标志。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压抑的心情，小我的牵挂，在这部作品中完全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宏观的构思、豪迈的气势与哲理性的思考……”
上帝青睐了他。不，上帝就在他心里。
他相当自信，且又坦率，坦率到咄咄逼人。他告诉我们：“音乐不像文学、绘画，现在文学界、美术界新人还是挺多的，在作曲这个领域，我敢说再过二十年，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出类拔萃的人才来超过我们几个。我们学院是中国音乐界的最高学府了，可从一年级至五年级我接触下来，要出特别出类拔萃的人才很难，我深信，我就是出去十年、二十年，回来之后，我的光芒还是不会减弱……”
他拥有上帝。但在中国，在相当一部分人里，要服膺于某个专门领域里的“上帝”，比服膺于权势的“上帝”、金钱的“上帝”难得多。他拥有上帝，上帝却无法保证他享有天国般的宁静……
在他的那次作品音乐会上，一位音乐界的知名人士上台讲了话。讲话非常吝啬，“我们希望支持我们的青年作曲者……”吝啬到就是不肯吐出一个“青年作曲家”来。音乐会结束时，中国新闻社的一位记者采访此公：“今天，学院的四大才子的最后一个都开完了音乐会，请问您有什么感想？”答曰：“什么四大才子？我不知道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很俗的说法……”记者为之愕然。
去年评定职称，他的专业成就有声有色地摆在那里。论教学，他教的是作曲系的主课，是作曲系历史上第一个本科毕业生教本科的人。他教的学生，在去年全国音乐创作比赛中获得第一名，正式参赛的作品便有八十八首，一等奖仅有两名……结果，别说破格提拔，他连讲师也没评上。在四川音乐学院，一位影响尚不及他的青年教师，今年评了副教授；而他，今年第一批名单里仍没有，直到临放暑假前，他和另一位才于，才勉勉强强地评了个讲师……
整个三层楼，二十二户人家，七八十口人，共用一个水房，一个卫生间。幽暗的楼道则变成了一通到底的厨房与垃圾箱。在这里，他享有一间朝北的小屋，光线暗得白天都要开灯，窗下又是一个幼儿园。白天楼道里静悄悄的，可孩子们的唱歌声、游戏声、做广播操什么的，拉锯似地在他脑袋里来回扯着，甭说工作，就是睡觉也不成。好容易窗下静悄悄了，楼道里又煎炒烹炸、吆五喝六声蝉雨般大作……。作曲时，他的全副身心都必须沉浸在茫茫无际的音律世界之中，那份严谨，那份纤细，连一池碧水边的纤纤春草的拂动都能感应，连少男少女们心灵里的第一次神秘的颤战都能捕捉，他容不得半点杂音去冲撞脑海里那正渐渐明晰起来的音符，去惊飞耳朵边那正渐渐浏亮起来的韵律。他只有在晚上九、十点钟后才开始工作，常常干到凌晨两、三点钟。他今年五月才新婚的妻子，是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这几年演了不少电影、电视剧，北京也有单位愿调她来当影视演员，她不愿来，她觉得当话剧演员才能出真功夫。常年在外面拍戏，来一趟北京不容易，每一趟来都想多住些日子。“久别胜似新婚”，何况又是新婚后的久别，可每一次来见他都是如此——白天莫名地烦躁，夜里如痴地作曲，她不得不住上个三、五天便提前离去，她钟爱自己的事业，因此也理解丈夫的事业。
他去找管房子的部门，要求掉换一间朝南的房子。“你房子不错嘛，一个人一间，又不用上班，在家里呆着，这不顶好吗？”那口气，仿佛他在家里呆着不是作曲，而是和孩子一样只是在纸上画着一串串蝌蚪玩……“我那间房光线大暗，老开灯，我的眼睛受不了。再说楼下也太吵，白天根本无法创作。”一句话把他撞上了南墙：“你创作和我有什么关系？该给你什么房子，就给你什么房子！”一位在刚盖好的教授楼里拥有两套房的负责人，讲得更叫绝：“就这么个条件，爱呆就呆，不呆就走。你要走，我们学院不会留……”《人民日报》的记者采访过他，《亚洲周刊》的记者采访过他，日本驻华使馆的官员拜访过他。他们发现向海内外奉献上一座神圣瑰丽的音乐殿堂的人，竟住在这样一个不见一点神圣瑰丽气息的角落，无不感到震惊！这倒使他悟出自己住得太差多少还影响了国家的脸面。中国不是一个很讲面子的国家么？有段年月百姓们穷得都快揭不开锅了，可国宴上总是美酒如水，奇珍似林；国家折腾得经济都要崩溃了，广播里却总是“莺歌燕舞，流水潺潺”……他又找去了，口气颇是强硬：“你们再不给我调房子，我就要请一批中外记者来参观我的住房。”岂料口气再硬，也硬不过权柄，“你找中外记者没用，你还得找我！”权柄的力量充分显示了。到我们采访他时，他住的仍是那间黑昏昏的小屋。
在别人眼里，他早成了“万元户”。这几年，约他写作品的纷至沓来，电影、电视剧、舞蹈、舞剧，仅电影乐曲，他就写了六部，还有各种国内外音乐团体约他写的作品。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当今百物皆比五十年代涨了几番，稿费却比五十年代还低，尤其是作曲的稿费。而且，越严肃、越凝重、越耗去心血的，越是贬值，越轻松、越肤浅、越搔首弄姿的，越是走俏。某些明星们晚会上唱上几支歌子，就能弄个几百块；他跟着摄制组跋山涉水下生活，回来又心力交瘁投进去几个月，一部电影乐曲的稿费不过四百元。中日合作创作、演出的大型舞剧《浩浩荡荡，一衣带水》，其音乐是由他和日本现代音乐协会主席共同完成的。他承担三分之二，中方付给的稿费是三百元，那位主席承担三分之一，日方付给的稿费是一百万日元，约合人民币二万六千元……照理，作曲得有钢琴，他却买不起一架钢琴，现在，好点的钢琴要六千元。为了用一下钢琴，他不得不从靠后墙的宿舍跑去靠学院大门的一幢十几层大楼里，这一来一回，一上一下，常常跑路的时间甚于弹琴的功夫。为了省时间，现在他给逼出来了，不用钢琴，提笔便能进入一个想象中的音律境界，一串串写上五线谱的音符，好似龙头一开自来水哗哗流淌。有的东西，他买得起，比如一张像样的书桌，房间却狭窄得摆不下，他只有用一张小圆桌，吃饭在上面，作曲也在上面。再有生活必需的煤气，他更买得起，可要配给，他还不够配给的资格，于是有时用电炉烧壶开水，冲方便面吃，有时厚起脸皮“借”邻居的煤气灶使；更多的时候因为生活规律和一般人颠倒了个，食堂吃不上，他就上街去吃，大店、小店见什么吃什么，随便吃，乱吃，在1984年去参加亚太地区音乐节之前，他竟闹出了一场急性肝炎……
他害怕与人打交道，昔日，是因为他和他家庭的命运都如同一块端在别人手里的豆腐，摔下来说碎就碎了。现在，他害怕与人打交道，倒不是因为命运仍掌握在别人手里，而是因为有些与自己打交道的人，常常长有一副橡皮面孔，你就是什么事不干，全副心力都铸成一个夯，砸了上去，上面也难见一个坑；你就是生雷霆之怒，它隔音性能极好，还能反弹回来，让你大伤了自己的脾胃……可是，为着自己的事业能得到起码公正的对待和有个起码的物质条件，他又不得不与这类人打交道。
有次看美国话剧《小镇风情》，里面有句台词“刚结婚，唰一下，就七十了……”一说出来，坐在他身边的美国驻华大使夫人包柏漪笑了，许是她觉得这台词挺逗的；他也笑了，笑声里却不无几分苦涩。是的，人的一生太短暂了，自己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与形形色色的官僚们耗下去，陪进去的是自己的时间与精力，受百般牵扯的是自己如日中升的事业。官僚们却不会有什么损失，能吃的，皮带上决不会为此缩下去一个眼，会打鼾的，做梦时也不会因此而少打一串呼噜……
在国度之外，中国的官僚们是很难生存的。他想到了出国。
他去年就可以出国。著名的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来函通知他：鉴于他的成就，愿提供一笔奖学金供他来该院深造。到了开学的日子，他没有去，该院又来函通知他：考虑到他的才华与造诣，那笔奖学金将为他保留到明年。这在美国是特殊的，对沙特阿拉伯、南朝鲜、台湾等地方来的留学生绝不会这样做。美国人颇了解中国，知道在中国一个人经济状况的好坏不一定与才能的大小、成就的高低成正比，伊斯曼音乐学院不愿意因为经济的拮据而使他丧失成为该院学生的机会。可惜该院不在中国，若在国内，记者们一定会趋之若鹜，奉为重视人才、吸引人才的典型了……
他一直犹豫着，磨蹭着。
自己用得着匆匆忙忙出国吗？有人看他不舒服，可毕竟是他而不是别人从国际乐坛上捧了奖回来；有人不承认他是青年作曲家，可海内外各方面委约他写作品的越来越多。今年九月、十一月，日本要上演他的《三迭》和一部钢琴曲；明年一月，他要为香港写部舞剧；六月，他要去芬兰参加一个音乐会的首演式，首演式上将演奏他的作品……如果把为电影作曲视作扩大名气的最佳途径，他一下便能接过三、四部电影。长影厂，八一厂，青年厂，芭蕾舞团，潇湘厂……从领导到下面具体的办事人员，对他都挺尊重，他也工作得十分愉快。
更重要的，是他舍弃不下脚下的这块土地。甭说眼前正用一根结结实实的纤绳要将中国彻底拖出愚昧、落后、贫穷的这场改革了，就是昔日站在那个名叫胡集的小站上，随姐姐走过一片又一片了无生气、薯叶摇瑟的荒土岗，他首先感到的还不是姐姐与自己的悲哀，而是这块土地的悲哀。当时他便暗自叮咛自己，不管将来命运之舟将自己载向何方，他今生今世都非再来这里、为这块土地做些什么不可！这感受已经溶汇进了他的血脉，并且汩汩地浇灌了他笔下的音律世界。他是一个历史意识、社会意识很强的作曲家，而饱经忧患当今脸色正转红润的祖国，正是他全部作品的伟大摇篮。而且，他的天地如此博大，这些年他常下去采风，可没到过的地方还有很多，其中他最想去的便是高原秾丽阳光下的西藏……
他还舍不下妻子。他结婚时已过三十，婚前，因为他的才华，也因为他的潇洒与脱俗，他没少遭过姑娘们那率直的进攻。然而，在茫茫人海里，他俩一见钟情了！此情似风光旖旎的大海，他们还只在海滩边游过泳，他们还没正儿八经地在一起过上家庭生活，甚至本应有的一个温馨小巢都未及搭起，自己若再一出国，少说也有三、四年，已经在感情生活上作了牺牲的他，担心将来随年华凋零自己会深觉后悔……
今年年初，为参加在广东省举办的一次全国音乐比赛，中央某艺术团体请他写了部作品《三迭》。闻讯后，想借地利、人和夺魁的广东方面非常紧张，一时间调兵遣将，卧薪尝胆……他如的精心完成了，乐队的十个同志也投进大量时间排成了，预演前还卖了票。岂料该艺术团体的两位负责人不让演，理由是“《三迭》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乐队抗争了，“不让演《三迭》，就不去广东参加比赛！”仍是不让演，宁可砸了自己的牌子。他洞若观火，中共中央四号文件都强调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得涉及艺术风格与技巧的探索……他明白，面临下台的他们在用《三迭》当一块石头，去打即将上台的×××，而×××，正是1978年在上海考区，异常赏识他、并不顾“左”的那一套决定录取他的主考官之一。他气愤，架着眼镜、西装笔挺、不乏翩翩风度的文化人，怎么也干起了这趁火打劫的营生？他深深窘惊了：中国，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总有人能把自己的私货塞入一个个堂皇革命的口号之中，纵然这要以扼杀、摧残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为代价——而他们对于我们民族的振兴是异常宝贵的啊！
可怕的还不在于这一现象的消极后果。
可怕的在于这一现象多次重复的惯性。
接着，学院里又有人这样评价他道：“一般人想去美国，苦于没有门路；他放着伊斯曼音乐学院等在那里，迟迟不去，肯定是有他个人的目的，国内有比去美国更好的事情在等着他……”
咬咬牙，他去了秀水东街的美国驻华使馆的领事处。
头一次去签证，谈话气氛不那么友好。一个又一个问题，再加上那对警惕的瞪得大大的碧眼，他拂袖而去了。次日，包柏漪开招待会，他去了，口气还挺横，对大使夫人道：“你们美国人有什么了不起，干嘛这样对待中国人？再这样对我，我就不去美国，去苏联！”典雅、温柔的包柏漪，大姐般宽厚地笑了笑：“你再去签一次吧，不会有任何麻烦。”他再去了一次，没有排队，是大使夫人的一位秘书用豪华的轿车接他进去的，接待他的还是上回的那位官员。
此人此时客气极了，很快给签了证。握手告别时，脸上那决非做作、流露歉意与祝福的微笑，绽开得好似九月的雏菊……
二
“TOEFL”的全名是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取其关键词的第一个字母缩写而成。在国内和港澳地区习惯将“TOEFI。”译为“托福”。
它是美国教育考试服务处主办的，始于1963年，迄今已有二十四年的悠长历史。它在考核非英语国家留学生英语水平及其掌握语言的熟练程度方面，有一定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因而得到美国和加拿大高等学府的认可。这两个国家的许多大学、学院在接受非英语国家留学生入学或授予奖学金、助学金时，常参考“托福”考试的成绩来考虑是否录取或是否授予。目前，在北美，约有二千多所院校的进门钥匙是“托福”。
随着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和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的日益重视，我方多次派人赴美洽谈，商定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设立“托福”考试中心。1981年12月11日为第一次考试日期。迄今已举办了二十五次。
考“托福”，先得报名。10月考试，7月就得报上名。这名，不是说去了就能报上，而是先拿号，再按号码的多少在指定的另一个日子去报名。据一位参加过两次“托福”考试的女同志告诉我们，1985年7月酷暑的一天，她冒着蒸腾热浪骑自行车两个多小时，到了北郊的北京语言学院，该院是“托福”考试的一个考场。上午十点一刻，她拿到的竟是八千多号！报上一次名殊属不易。当临近“托福”考试时，这位女同志发现已怀上六个月身孕的子宫上突然长起鸭蛋般大的瘤子，疼痛异常，住进了医院，医生嘱明日开刀动手术，而明日恰好是“托福”考试日期。怎么办？她一咬牙，毅然悄悄溜出医院，来到考场，自然成绩不佳。去年，她闻讯行情看涨了，要拿得到号，必须头天晚上去排队，而且那队也没法排，那混乱拥挤，可与北京站售票大厅里通宵达旦候票的黑压压人群相媲美。这时她刚生下女儿，体力还未完全恢复，出于无奈，只好通过熟人，惊动了著名书法家启功教授，老人拿着她的工作证、单位介绍信，带上她，开了个后门，作为北师大校内学生才把名给报上了，北师大也是“托福”考试的一个考场。新近，北京大学开办的一个“托福”英语补习班，因补习班的学员具有可以优先参加“托福”考试报名的优势，一时莘莘学子趋之若鹜。天不亮许多人就去排队了。一位学员清晨六点赶到北大，拿到的排队号码已是二十五号了。参加补习班每人须交纳一百二十元的报名费。有的人只是借此途径报上个“托福”考试的名而已，他们转手又将听课证让给别人了……
考“托福”，还得交纳二十九美元的支票（加上手续费共30.4美元），这是国际统一的收费标准。三十余美元，对于有海外关系的人，对于这几年办“公司”、办“中心”早发了财的公子哥儿们来说，只是钱袋里、存折上的一个零头；而对许多无外币来源、生活也颇为清苦的青年人来说，却是肩上的一块沉甸甸的石头。于是，不得不勒紧裤腰带，去黑市高价套购，去夜幕笼罩下的各个集市上换。
我们在北京主要的几个外币黑市之一的动物园摊贩市场，目睹了这样一幅景象：一位年轻姑娘以六百多元人民币换了一百元美金，没走多远便发现这钞票是假的，即返回欲索回自己的人民币，倒爷却不认账了：你认错人了！哥儿们不干这事。你这小妞儿莫不是活得腻味了，找哥儿们逗乐？
现在在某些单位，青年人碰到一起，开口必谈“托福”。人们打听彼此考试准备的进度，在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联系了哪所院校，是自费？公费公派？抑或是自费公派？
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5300名研究生中，有百分之六十五的人与国外院校有联系，仅某一个班的22名学生中，就有8人正在办理出国手续。
越是著名学府，此风越炽。一位即将去加拿大进修的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告诉我们，今日的复旦园里，已非当年我们在那里就读时的一群群书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情景，想出国的学生很多，特别是研究生，凡有一线希望出去的，大抵都作三倍、五倍乃至十倍的努力。当然，这些学生大抵很单纯，学习成绩很好，遇上国家对外开放这样的好机会，都想出去见见世面，学点本领，学成后回来报效祖国。但国家新规定读研究生者不能自费留学。有的研究生为了出国干脆退学。还有的研究生，毕业后不愿留校，宁愿去一些小单位工作，但得先讲好条件，什么时候要走决不阻拦。
据说，北京某科研机关的一位头头，向朋友感叹道：“我们有的研究所都成了空架子，人都请假回家准备考‘托福’了……”
欧阳采薇，女，七十七岁。去年年底从新华社对外部退休。她女儿，吴采采，三十七岁，北京环境保护监察中心的科研人员，目前正同时准备“托福”、“GRE”（一种要求比“托福”更高、也是由美国教育考试服务处主办的考试）两门考试。老人告诉我们——
我为什么要让采采出国留学，这还得从三代人的命运谈起。
先说我母亲。我父、母都是日本留学生，母亲先学医，以后又攻读工艺美术。父亲挺封建，不让母亲出去工作。她徒有一肚子才学，却做了一辈子家庭妇女。
我的命运自然比母亲好些，可也没少磕磕碰碰。我还只有四岁时，母亲就要我去读书，她对我学业很关心。渐渐大了我才明白，母亲是把自己失去的希望全寄托在我这个女儿身上……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大部分学生是教会中学保送去的，又多是贵族子弟，一门子心思几乎都耗在吃穿享乐上。学校里三天两头开舞会、茶会，女士们男士们竞相比着气派和时髦。上课、下课都说英语，似乎谁都以为自己真成了个黑头发、黑眼睛的英国人……我没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也看不惯这种生活方式，读了不到一年，便退学了，以后报考进了清华大学西洋语言文学系。
我总觉得一个女人该和男人们一样，先得有文化，然后得为我们这个日渐衰落的古老民族做些什么。但结婚后我没有工作，一直坐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我不甘心呐。我便读英文小说，翻译罗素、爱因斯坦等著名人物关于人生观方面的论述，头几篇登在《大公报》上。还学了点德文，又学写过散文。次年，我便找到了工作。1947年，美国大学妇女协会给亚非国家学生资助奖学金赴美留学一年，在中国委托美国新闻处在北平、上海、南京等十个城市招考。当时，我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三十七岁了，家里又是这种境况，但我还是去报考了。结果录取了两名，一名是上海沪江大学一个搞原子能的，北平的这一名就是我。一年后，我先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英国文学系上了一段，以后又到哥伦比亚教育学院英语教学专业学习，并获得了英语教学硕士学位。于是这辈子与英文结下了不解之缘，解放后一直在新华社对外部，无论当记者，当编辑，用的都是英文……
我女儿采采，“文革”前的老初三，1968年去了北大荒，做了三年农工，又当了一年半的卫生员。她父亲去世后，组织上照顾我，1972年底调她回北京，分配去北京焦化厂当工人，跟着一位南开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女同志搞化验，跟了一年，色谱仪等精密仪器就能独自用了。这时，厂里推荐了十五个人考工农兵学员，录取了八名，她的成绩比这些人都好，却被甩下了，理由是“家庭出身不好”。关于我去美国留学一年的事，“三反”时就调查过，证明了美国大学妇女协会是一个民间组织。“文革”中又翻出来了，大会问，小会追，我成了“特嫌”。虽然材料一直拿不出，影响却像一条影子一直拖在身后，这不，采采的前程又一次被耽误了！我这当母亲的自然伤心，想不到女人在旧社会想读点书难，在新社会又这么难，而且阻力还不是仅来自封建思想，还来自那翻云覆雨，叫人啼笑皆非的“政治”……采采这孩子也伤心，但不颓废，学习上一直抓得很紧，1977年首次恢复高考，她一考就中了，专业对口，录取在北京化工学院分析化学专业，学了四年，又考上了北京工业大学环境化学专业的研究生，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分在北京市环境保护局所属的北京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工作。
采采辛辛苦苦学了这么久，学的东西又很有用，主要研究何种化学物质能致癌，我就希望她能对国家、对人民作出贡献。隔行如隔山，她搞的那一行我不懂，帮不了她任何忙，我就在经济上支持她。她一家人住在我这里，两口子工资只有二百来元，两个小孩，请了一个保姆。保姆的工资就得六十元，再加上吃饭，一个月得一百多元。还剩下一百元左右，你说这怎对付四口人？物价还铁了心在涨，它才不管你中年知识分子可怜不可怜。再省不能省孩子嘴里的，可省大人碗里的，俩口子又正当盛年，采采是站里的业务骨干，她丈夫正在铁道科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亏了身体，惹出病来，还不得又成个张广厚？我可不愿白发人送黑发人，好在他们的“知识分子政策”我可以帮忙来落实。我的退休工资，加上我的大部分译稿费，都交给了采采。这样，我辛苦一点，全家人的生活可以好一些，采采俩口子也没有了后顾之忧，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也挺充实……
我还在精神上鼓励采采。是我要她报考“GRE”和“托福”，争取出国的。这不是赶什么时髦，尽管我很少出大门，可出国热我还是感觉到了。在我们这新华社家属大院，男同志不说了，女同志也出去不少，年纪大的有三十几岁的，还有离了婚的，出去了就一般不想回来……我纳闷：美国生活是富裕，可那是在别人的国家里，即使入了籍，也不是真正的美国人，油和水能真正溶为一体吗？除非你是杨振宁、李政道，除非你是“电脑大王”王安，人家对你不怎么看得起。人家的智慧，人家的汗水，二百多年来沐风浴雨创造出来的天下，如今你丢下仍贫困落后、急待振兴、富强的祖国，跑到大洋彼岸去分享，你自己心里也有愧呀！可是国内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似乎非要拿根棍子将人才赶走不可。
关于采采，我是这样想的：论文凭，她已经有硕士学位了；论工作，还顺心，单位对她也重视，去了两年，送她去读了五个月的日语强化班，有什么口译、笔译任务都派给她做，还花了十万元，买了台美国原件、国内组装的色谱仪，交给她负责；论家庭生活，两个孩子，大的十岁，得盯紧她的功课，小的只有两岁半，正是满处疯跑的年龄。我也七十了，身体状况不是太好，自然我也希望能有女儿在身边照应……采采并不是非出去不可。但她一直很关注国外与自己相同领域的科研动态；外语又的确不错，今年她站里来了位美国化学家，开办新技术讲座，由她担任翻译，从头至尾都拿了下来。有这样的兴趣，又有这样的条件，出去一趟开开眼界，学习一些新技术、新方法回来，对提高她的研究水准大为有益。亲友们也都认为她不出去一趟，早晚会后悔。得承认，也有点个人打算：再怎么说，我也是风蚀残年的人了，能再在经济上支持女儿一家几年？我感到在采采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有两个太大的差距：一是他们的贡献与他们的报酬差距太大，二是他们的收入水准与部分体力劳动者的差距太大。前几年报纸上就在喊：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抵不了一个保姆，现在还不是照样，看来三年五载还得如此。采采出去一趟，她丈夫也准备出去读博士生，总能攒些钱，将家里的经济状况改善一下……
采采出去时间长了放心不下家，同时对国内的情况又不熟悉了。她不会去个三年、四年，也不会同丈夫一道出去，而是两口子轮流出去。俩人也都说：“我们是第三世界，学了东西就回来。真要去第一世界当个三等公民，那太没意思了！”
说起来也有意思，我是三十七岁出国留学的，采采则是三十七岁决定出国留学的。晚都晚了些，而且又都是非个人的原因造成的。但历史毕竟是进步了，国家毕竟是开放了，要不然，一个“特嫌”的女儿，哪敢再去美国？采采学成回国后会有一番成就的。我想，我九泉之下的母亲将会为她的外孙女感到欣慰……
三
考“托福”，英语需达到相当水平。“托福”考试要求相当严格且程序安排也是相当周密的，试题由美国方面直接拟定，试卷也收拢回美国直接评判。高校里的学生好说，英语课、英语老师，近水楼台先得月。社会上有志于此的人们却没有这番“月色”，于是又一种特殊行业应运而生，名称形形色色——
新概念英语班；许国津英语班；高级口语班；基础英语班；出国留学人员英语训练班；《美国之音》中级美国英语班……从全国各大都会曲曲折折的大街小巷里，从一所所中、小学里冒了出来。翻开《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时不时能见到此类补习班的招生广告。
在北京，学习期限由两个月至半年不等，收费三十元左右。外国人教的有一所，即民办的光华外语学校，期限四个月，收费四十元，该校设有八个班，学员达三、四百人。各校教学质量有高有低，学员们却绝对地虔诚，竖起双耳生怕漏了一个字。每个星期两个晚上，不论刮风下雨，三伏寒冬，一下班，多数人空着肚子，径直奔向各个教学点。等拖着条近似死鱼的身子回到家里，远的要过十点，近的也是九点左右，胡乱塞上几口后，书包里、案头上还有那么多作业要做，一盘盘磁带要听。学员们同窗苦读一场，却忙得彼此之间叫不出姓名，更不能深交，只是在匆匆交臂中，彼此投上一个疲倦而又会心的微笑……
从出国留学生身上获了利的，不仅有非法的外币倒爷们，和合法的形形色色的英语补习班。连香港的某些机构也红了眼，急切地插上一杠子。
对数万计的自费留学生来说，去美国是第一选择。然而，近年来美国学校挑选海外学生的标准越来越严格，除了一小部分“托福”考试在600分以上（个别院校要求550分以上）、英语成绩特异者，有幸获得奖学金、助学金外，多数人即使被美国高等院校录取，也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付在美国学习期间的一切费用，才能获得签证。于是，不少人开始将目光转移到其他英语国家……
1986年下半年起，在广州传出一则新闻，宛如彭丽媛的歌喉般动人：只要交纳一笔报名费，不论英语成绩如何，也无须经济担保，便可到澳大利亚各大学、院校学习。这只“歌曲”的精彩部分是：因为澳洲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该国政府将在1988年建国二百周年大庆之际，大赦违反移民法的人，届时留学生凡有此愿望的，都可变成澳洲的永久性公民。
不知是香港的某些机构从中嗅出了什么门道，还是这则新闻本身就是由它们炮制并进口来的，一时间，纷纷开设为大陆同胞联系留学澳洲的业务，从中收取数量可观的手续费，而且这手续费还拒收人民币，只收港币。其中一家名为Aeademie Asia的辅导留学中心，曾在《羊城晚报》上刊登了题为《自费留学英国、澳洲的佳音》的广告，内称该机构将邀请英、澳著名教授，于1987年5月间赴北京、上海、广州访问座谈，解答自费留学的有关问题，届时将有专人洽商具体出国事宜……
自费留学者的大海上，赴美国的大浪未见衰退，赴澳洲的狂潮又在迭起！美联社驻北京记者一下注意到了：昔日门可罗雀的澳大利亚驻华使馆，今日也蒙受着“倾盆大雨”……
签证处官员霍尔姆斯告诉记者说：“申请签证的留学生人数突然激增，结果迫使大使馆小小的留学生签证处从澳大利亚请来临时工加班。同时，有几个星期申请表格供不应求，不得不赶去香港加印。事情变得一团糟，我们被人潮所淹没。工作人员受到不顾一切的学生们的打扰，他们给我们打电话或尾随我们到家中拜访。有一个人为了给一位亲属办签证而谎称同我约好了见面时间，结果混进了签证处……也许他们习惯了走后门，可澳大利亚使馆没有后门可走。谁打扰使馆工作人员，谁就别想得到签证！”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发言人爱德华兹则向记者表明：由于有谣传说澳大利亚明年将大赦违反移民法的人，因此情况恶化了。大使馆已在设法辟谣。
面对此情此景，头佩国徽、铆钉般日夜守卫着西方国家驻华大使馆的武警战士们，心中想必会有倒翻了五味瓶似的复杂滋味……
“星期天的一早，我就要起来上教堂，先读查经班，那里有浸礼教会的老师免费教外国学生读《圣经》，然后去大教堂做礼拜。教会的老太太们对我很好，她们说我是这地方从中国大陆来的第一个学生。教会免费供应早餐，但我不爱吃那些洋玩意，只是喝杯ST了事。我和她们一道虔诚地做祷告。我第一次去时，教会的先生和女士们问我最希望为谁祷告，为自己？我回答：为了我在中国的美丽可爱的小女儿、太太以及所有的亲人。他们很感动，他们说他们全体都要为我的女儿和太太祷告，我很感动。我多么爱我的小女儿，我多么想她，我尽量使自己在做礼拜时想她，因为我平常想她都要想发疯了。在悠扬的唱诗中我眼前那些做礼拜的小孩子好像都是我的曼波。我的心宁静极了，我亲爱的小女儿，爸爸离你而去，并无半点悔意，我将为你去创造……”
——摘自他给她的第二封信
1984年冬天，自从洛杉矶奥运会报道回来，他就特别忙，回到家里，话没有几句，人也显得有些神情恍惚，像是有什么心事。那些日子她住在母亲家，而他，常说在报社值班，夜不归家。她打去电话，又找不到人。许是即将要做母亲的紧张与兴奋，遮住了情感一向细腻的她的眼睛，她没有在意……
满月刚过几天，她突然想回景山的家拿点东西。那是报社分给他的一间平房，十六平方米，朝北，夏季地下冒水，光线也晦暗。临产前，小俩口搬到了宽松的她母亲家。回到景山的家，她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凭着女人特有的敏感，她不幸证实了一种可怕的事实……她的心“咚咚”地跳，撼着胸部，震着耳膜。曼波生下来后，她常头昏脑晕，此刻，她更觉天旋地转，双眼发黑，恍如有一个巨大的黑洞要将自己吞没……
母亲打开门，她脸色苍白得像张纸，簌簌抖动的身子成了一片深秋的黄叶。母亲预感到了什么。她不想说，倒在了沙发上。她想她的命运怎么和妈妈的命运一样。曼波的命运怎么又和她的命运一样。不，还不如她。她还过了十几年幸福的家庭生活。曼波一出生，就笼罩上了浓重的阴影。她哭了。为自己的命运而泣，为女儿的命运而泣……
他回来了，见她不对劲：“你怎么了？”
“我回景山了……”
他坐在沙发上，好几个小时。眼睛直直的，晚饭也没吃。
“这个女人是谁？”
他说了一个名字。他说他和此人去年十一月开始讲话，以后又因为一道采访才熟识的。
“她几次讲起要离婚和我结婚，我从未松过口。你可以相信我，我会将这件事处理好，不会为她影响自己的前程，更不会因她而毁掉我们这个家！”他嗫嚅地说。
她还清清楚楚记得那个日子——5月31日。
头天凌晨二点，他出的家门。他去郊县考摩托，因为还没有执照，他得趁警察们还在睡觉时开去。她不放心，叮嘱他，要他中午打个电话回家。傍晚，电话来了，他说晚上报社有事，不回家了。后来她才知道，他刚接到一封电报，四、五月里都在西南出差的那个女人，次日上午回北京，要他去机场接。
这天下午三点多钟，他回了家，衣服上里外都有血，半边脸是肿的。她以为是骑摩托掉的，他也说是摔的。过了一个多小时，来电话找他。接了电话回来，他面如死灰，目似泥塑。他这才告诉她：当他在那个女人家时，本想和她谈清楚，为了彼此都不再做个心怀愧疚的人，两人的关系到此为止。这时，她丈夫和报社的一个人冲了进来，不容分辨，她丈夫早已用手里准备好的沥青块劈向他的脸，接着又操起了一把刀子……
一个男人，说坚强也坚强。丙辰清明，潇潇细雨，天安门广场上那滚烫的诗潮里有他的诗行。按图索骥，追到他这里，他银挡入狱。将近一年里，他似个被捆得结结实实的粽子，从市区批斗到各个郊县，身上至今仍留存有那个狂犬般的年代咬出的齿印。诗是正气轩昂的，人也不能蓬头垢面，无论到何处批斗，他都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
一个男人，说软弱也软弱。此刻，他好像陷于灭顶之灾似的，有一种自己这辈子全完了的感觉。
“我连累了你，对不起你。只要你愿意离婚，我没有理由不同意。一切后果也该由我自己来承担……”
这时，女人往往比男人冷静。
几个月来虽然家庭的完整继续维持着，她心里一道深深的伤口却没有愈合。眼下又出事了，如同扯布，那道还未止住血的伤口哗啦一声又被扯开，她悸痛得心都喘不过气来。而且，她隐约预感到：不管眼前的事态如何发展，到头来损失最重的不是他，也不是那个女人，而是无辜的自己和曼波！
以世俗的“以牙还牙”的原则，她可以也拿一把“刀”，向他的心上戳去……
她却看着他，站在自己痛苦的废墟上看着他。沉默，忧郁，甚至还有几分温柔……
片刻间，她想到很多：那次在北戴河海滨散步，他给她讲“四五”，讲自己的诗，讲他手里那根笨笨拙拙的针，还有手铐吃进肉里的滋味……她说：“你是英雄。”他笑了：“我哪是啥英雄，不过爱舞文弄墨，瞎碰上的。”那次昆明湖上荷风徐来的荡舟，他告诉她“文革”时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家里生活困难，个子高大的他就去各个厂的篮球队当替补队员，打了这队去那队，一天挣个几角钱补贴家用。她听了泪水潸潸地往下掉……俩人新闻班同学时，他的才气就让她佩服。他写过不少较有影响的报告文学、新闻通讯。在报社，亚运会报道是他去，两年后，奥运会报道又是他去……
她知道他是个很重名声的人。她也知道他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这几年坐下水船，扯顺风篷，在报社里没少与人磕磕碰碰。天下本无事时，几条舌头都能翻成一堆浪来，何况真刮来了这桃红色的风暴？！
她明白他担心鸡飞蛋打，他害怕背上压上一串串阴湿得有如泥鳅的眼睛……
他向她捅了“刀子”。她给他敷了“药料”。这天夜里，他们谈得很晚。她有那么多话要告诉他，可说起来，她的生活的哲学又如此简单：有什么呢？不就是去不成莫斯科吗？不就是当不成本唾手可得的体育部主任吗？太阳还在。星星还在。大地还有四季次第。生命还有弃旧扬新。只要生活着，哪怕是痛苦地生活着，可只要活得诚实，这生活便会有意义……
她先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会轻易地爱上一个人，我也不会轻易地去恨一个人。”
第二天，报社开始派人来，轮着上她母亲家。部主任、保卫科长……口气是严厉的，追问也不含糊。他觉得自己又回到九年前受审的境地。不，还不如那次，那次，虽受皮肉之苦，心却是坦然的；这次，没有血腥味，心却无法坦然，更无力抗争，他似被打断了脊梁。
。过了几天，报社发了个文，各部都发到了——他被停职检查。他已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却还是存有幻想：来报社七、八年，今天他脚下踩的并不是流沙，而是以心血与汗水凝结的水泥块。一般的报道不提了，就说亚运会报道，起主要作用的是他。全运会报道，他带领一个报道组，驱车前往上海，在那里不分昼夜地工作了近四十天。奥运会报道，只派了他一个人，白天，他奔波于新闻中心及几十个重要比赛场地；夜晚，要在与报社约定的通话时间前将稿件写完。每晚，最多只留给自己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清晨，脸上是布满血丝的双眼，手里是匆匆咬着的三明治，又陀螺般奔赴各个赛场。他的一系列报道，从不炒冷饭，充满了第一手资料，新鲜、迅捷地发表在报纸及其星期刊上，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他都是我国当时派去的九十多位记者中较突出的一个。当写完最后一篇闭幕式的报道，向国内传稿后，他突然晕倒，连着几日的高烧使他处于昏迷状态……回国后不久，他加入了党组织，晋升为部副主任，并被评为全国先进新闻工作者。他的身体状况与他的大个头并不相称，因为常年当体育记者，不断地奔忙与熬夜，他的心脏时有绞痛。报社里一名三十二岁的记者逝于心脏病突发后，报社医务室为心脏不好的同志配备了保健药盒，他就是其中的一位，衣兜里长期揣着几种以防万一的急救药品。他的扁桃腺炎和腿部静脉曲张都很严重，却腾不出时间去做手术，这回为心脏他不得不去了医院，检查后，大夫告诉他说，他的心脏已像四十几岁的人的心脏，而这时他还只有三十岁……他料到自己会成为某些人把日子过得更加有滋味的调料品，但他翘首熟知自己一切的领导会站出来说：“列宁说过，青年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的。我们该相信他在哪里跌倒，就会从哪里重新站起来。也该给他创造一个重新站起来的氛围……”
他困惑了，那以心血与汗水浇铸而成的水泥块去了何处呢？一个人要获得肯定，得付出持之以恒的艰辛努力；一个人要被否定掉，则几乎在一夜之间，几步之距。如果前者是这样虚弱、这样不真实，而后者是如此强大，如此真实的话，那么人生不是太阴沉、太苛刻些了吗？
他又听说自己的预备党员资格要被取消，职务要被撤销。流沙散去，似乎无不波及。他要挡住这流沙，自然仅仅是在“面子”上——他同时递上了“退党书”和“辞职书”。
他有病时没请过病假，现在他想体病假了。他遗忘起报社和报社遗忘起他来几乎同样快。关在家里，似面壁的达摩，像是禅悟出了什么，他隐隐地有了几分后悔：奥运会采访期间，他在洛杉矶的大街上和各个比赛场地，已经看到了不少年轻的同胞们，犹如刚啄破蛋壳的雏鸡，兴奋地、叽叽喳喳地评说着一个新鲜的世界，他预感到将会有更多的雏鸡钻出蛋壳……而且，他还被一位有着百万美元资产的美籍华人所看中：“我告诉你，我很少为国内的亲属做经济保证人，我要保证的应该是有前途的中国青年。你留下来吧。”他毫不犹豫地谢绝了。“印度，一个比中国还穷的国家，他自然看不中。这回去的是美国，那就难说了……”当时的报社领导是顶着一些人的怀疑，派遣他独自出国的。人世间最珍贵的，莫过于“信义”二字。他该对得起这二字，为此，在一个如期归来的人之外，他还添上了一迭节省下来的花花绿绿的美元……
忽一日，报社想起了他。要他去驻天津记者站工作。他提出：“我可以去，但报社得给我解决房子。现在那间屋条件太差了，我一家三口人及保姆不能老住在岳母家。”领导觉得合理，转到后勤部门。后勤部门有自己的规矩，从来分配房子都得一批批排着队，哪能给他一个人先解决了？于是，他还得在岳母家呆着，他也没去天津。
他就这样在家里休了几个月病假，心却比在奥运会采访时还要累，好似在一堵墙里被挤压了几个月。他不甘心坐下去，可真要去报社，无异将自己塞进一个沙丁鱼罐头里；他不愿进沙丁鱼罐头，可对中国人来说，组织是须臾都离不开的空气。组织管你做什么、想什么，乃至管你生、管你死，就是调个单位，还得有组织鉴定……离开了组织，自己还能做什么呢？
他告诉她自己得出国留学。她没有震惊。几个月来，她看到他夜不思寝，食不甘味，魂不守舍，推着自行车不知骑车，出去买烟却又两手空空回来；她也发现只有一件事能使他的魂嗖嗖地飞回来，那便是读英语课本和听一位外语学院毕业的好朋友来讲课……开始，她绝没有料到因为他在生活道路上的一次失足，竟会闹出两人得天各一方的境地。她以为人们是会心灵相通的，她以自己的宽厚胸怀度量别人。结果，她看到他被生活无情地打趴下了，他愈挣扎，将愈被动。如果出国留学能打破僵局，能使他的灵魂与肉体重新站起来，她没有别的选择，她肯定只能接受他的这一选择。
她为他向美国发出第一封信，她的舅舅在美国德克萨斯州首府达拉斯市。她在信笺上注满一片灼灼焦虑，一片殷殷期待。她的伤口远未愈合的心上，却被别人不无道理的好心的话语，撒上了一把把盐：“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去，将来怕是不会回来了。”“有你在身边，相信他有其一不会有其二。去了那人欲横流的世界，就难说了。你不怕他有朝一日抛弃你们母女？”……她不知道自己这正写着的，是不是自己这小家庭未来的讣告。犹如秋之蝉蜕壳是痛苦的，可还是年年得蜕一样，她只知道自己必须这样做，哪怕由此他将得到再生而自己再度跌入地狱。因为现在自己还是他的妻子，还得尽不掺水、不打折扣的妻子的义务。而将来他是否愿意尽丈夫的义务，那是他的事。
很快，舅舅寄来了经济保证书和达拉斯一所大学同意接受的证明。第一次去领事处签证，被驳回了，理由是因经济保证不充足。第二次去签证，经济担保人已换成一位有百万美元资产的美籍华人，一下就批了。事后，他听说凡是那位美籍华人作经济保证人的，办签证时都很顺利。
1986年1月9日拿到签证。从小道打探到从2月1日起去美国的机票涨价百分之五十，没涨价前，由北京去达拉斯的两段航程的机票价加起来是二千七百元人民币，这一涨，便涨进去一台大彩电！中国人尚拮据呀，美国人乘飞机去世界上哪个角落走一遭，也许没几个人会被那机票压弯腰的，可他要飞一趟美国，得全家总动员。他家里父母和哥哥凑齐了机票钱，小俩口工资不高，历来没什么积蓄，便卖了一台十二时黑白电视机，国库券不要利息兑换给别人，一些质地挺好的衣服也卖了，能卖几十算几十，国外亲属寄给孩子的美金也让他带走，哪还经得住这一涨价？！费尽心机地在售票处等退票，苍天有眼，总算等到了一张，时间是1月25日。
周全得又似从此永作背井离乡的旅人。她在一个大包里，塞进狗皮膏、板兰根冲剂、蛇胆川贝液、红霉素……从治一般的伤风咳嗽，到防止心脏病变的药品，应有尽有。她听说在美国看病特别贵，仅挂一次号，就得花五十到一百美金。他把几本剪报放进箱里，那上面有他发表的全部作品和报道、通讯，都是她平日一一收剪并贴好的。他还买了三个排球送去中国女排，邓若曾教练说：“你交给我吧。”他拿回来时，女排的全体队员都在三个排球上分别签了名。他打算到美国后，一个球送给她舅舅，一个送给担保人，另一个，永远留给自己……
25日清晨六点，小俩口起了床。他与岳母紧紧地握了一下手，又在曼波的床头站了一会，十一个月的女儿侧头蜷身睡着，显得那么小，像只煞是可爱、极易受到伤害的小动物，睡态又那么恬静，好似天欲晓未晓之时那沾满晶晶夜露的花萼……他没有惊醒“花萼”，只在女儿的额头和面颊上轻轻地吻了几下，一股带乳香的温馨味，撩拨他的鼻子，他狠狠地吸了几下，似乎要把这气味在胸间压缩、珍藏起来，容日后再渐渐地逸散，细细地品味。他与她一块骑车去大北窑他的父母家。她越骑越慢，他等她，两人并肩了，没一会，她又落在后面。他回过头，想问她是不是身上哪里不舒服？他见她不敢看自己，眼睫毛簌簌地抖。他明白了，讲话也颤颤的：“你……别这样。我妈……我奶奶……见了……会更难过。”
对他来说，这是在祖国的最后一餐了。饭毕，他哥哥租了两辆车，全家除姐姐外，都去送行。全家人都说好他走时不要掉泪，近八十岁的奶奶在他出门时还是抱住他哭了。他一向孝敬老人，就是结婚后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也常记着给奶奶买她爱吃的鱼和山楂糕，星期天常常上街买好，又亲自送去……老人也一向疼爱孙子，他小时她就没少向人唠叨：“这孩子长大了一定有出息。”她弄不太明白这几年东奔西跑、干得正欢的孙子为啥要出洋？她也不清楚美国究竟是一块怎样的大陆？在她眼里离热土、抛骨肉，就是去天堂，也无异于当年人们去闯关东！她的哭声是酸辛的，又因为一边将是天涯漫漫孤旅，一边又是行将就木之身，眼前的一别大抵是人生最后一别，老人的哭声还溢满了苍凉，恍如银白的霜夜里茫茫沙原上踽踽老娘的哀嚎。所有的人都站到了门外，没有谁敢听……
在机场办手续得登记携带的贵重物品，他只有一个大包，里面没有什么物品称得上贵重，连手上戴的表都是天津产的海鸥表，那是去奥运会采访前发的，中国代表团一人一块。海关的一位小伙子随便看了看，便放行了，并对他眨眨眼笑道：“行，轻装上阵。到美国干它几年，回来时你就是个富翁了！”
他没有心思接受小伙子的玩笑。那个通向候机厅的门口就在眼前了，只要脚一迈进去，他曾在祖国创造过的一切与拥有过的一切，都将结束了！此刻，他的心里乃至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种过了电似的震颤，犹如将一棵什么植物从土壤里拔出的最初一瞬间，它的根系、它的筋脉都会有的那种痛苦的震颤……他不是满面春风走的，他是失意而去的；他也没有后面几个年轻人朝阳似的脸庞，二十二、三岁的年纪，也许在国内已经获得硕士学位，十有八、九是公派的，他们的神情既兴奋又很轻松，像是去参加一个迪斯科舞会或是去游迪斯尼乐园。而自己已经三十岁了，在这个年纪一切重新开始，一切都得靠自己的力量重新开始，结果会怎么样呢？一股苦涩味，雨水渗进土壤一样渗进了他胸间，他心头漫起阵阵迷茫，迷茫得似他片刻间就要飞越滚滚太平洋波涛而去的那块众说纷坛的新大陆……
他回过头，深情地瞥了她一眼。
她模糊，他也模糊。她泪光滢滢，他也泪光滢滢……
如果说，在这之前，她一直主要是为他的逆境担忧，为他的未来思虑；那么现在随着那个通向候机厅的门口临近眼前，自己的命运，孩子的命运，还有家庭的未来，此刻，犹如几串沉重的冰棱，压向了她的心之枝，枝凡欲裂未裂，连着树干处正“叭叭”地脆响……她又以全副身心的力量，扛起那枝儿，坚毅而又不动声色，只在唇上留下一排清晰的牙印。她觉出了一种悲壮的美，自己终于有勇气将一幕人生的悲剧在那咫尺之外的门口处演到了终结。这不堪回首的一幕总算终结时，自己是一无所求的，自己是问心无愧的。她浑身上下热辣辣地浸浴在一股好似温泉般的充实感之中……
他挥了挥手，扭头进了门。
“我上一封信刚发出，就从一个同学那里得知过几天是中国人的中秋节。我心里后悔不迭，因为从学校的洋日历上看不见中国的阴历，也就忽略了这一天。我心里直骂自己，为什么不写一些祝福你们的话呢？正好中秋节的当天，老师排定我作课堂演讲，我就把中秋节的历史、中国人在中秋节的团聚活动和亲人们在这天的思乡思亲之情，用英语讲给大家听，大家听了都很感兴趣。有位西班牙籍的同学问我：如果我在这一天到中国去，中国的家庭是否能接待我？我告诉他：当然。但是这一天首先是中国人自己家庭成员的团圆……正好另一个中国同学带来了几块月饼，我们就分给各人一小块尝了尝。老师对我的题目很感兴趣，也很感动，她说：‘谢谢你使我们在课堂上有个美好的享受，因为你给我们介绍了古老的中国与历史风俗。’这里的月饼贵得出奇，四小块一盒，要十八美金。我没有舍得买，我想吃月饼倒是其次，主要你能理解我心中的一份情就够了，月饼以后是有得吃的。你说对吧？十八美金在这里买鸡能买三十磅以上，要吃二、三个月……”
——摘自他给她的第十三封信
“曼波，听到妈妈在信上说我把不好的毛病遗传给了你，爸爸感到很抱歉。你淘气、任性，扁桃腺不好，都像爸爸小时候。但爸爸从小就有自己的想法，就有自己的毅力和韧性。爸爸希望你这一点也像我，不要只像我许多不好的毛病而没有主要的优点，那爸爸就伤心极了。作为一个女孩子，你还要跟妈妈学，妈妈善良、温雅，爸爸目前已经不善良了，爸爸只把对你们母女的深情藏在内心的一块隐蔽的天地里……美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地方，容许你有理想，但绝不容许你有丝毫幻想，用幻想代替理想，在这里只有失败。对一个观念只是大陆观念的人来说，美国会实际到令你吓昏，没有在美国挣扎和苦斗一番的人，我觉得很难领略到人生的真正艰辛。历经种种人世的残酷和金钱的铁面，爸爸已是残酷之人了，对周围的一切都像铁一样。爸爸目前干什么都是快动作的，每天跟打仗一样……爸爸希望你像爸爸也像妈妈，在这个世界上你做人不需要向别人学什么了，只把爸爸、妈妈的东西揉到一起就够你一生受用了……”
——摘自他给她的第十九封信
他每回读她的信，都有如喝一杯陈年的醇酒，铭心刻骨的孤独一点一点地化解了；天伦之乐，骨肉之情，暖潮般酥酥地漫上心胸，痴了，醉了；痴醉中又生出更强烈的思念之情，搅得他心情几天不得安宁。
她接到他的信，当天即回信。几封信下来，谁都能猜出对方信到的日子。中国人所有的节日都暗淡了，洋人们的复活节、狂欢节、圣诞节更显得苍白，只有信到的日子，才是他们的节日，才是他们一切欢乐的源泉。前几天，他就有点烦躁不安，似乎坐在火药桶上。到了该来信的这一天，无论他在外上课还是打工，无论他离自己的宿舍有多远，只要有时间，他便常常犹如一头出山虎般开车往返几十公里跑回来，打开信箱，有信，他的眼睛灿然亮了，世界名曲《我的大阳》应该是为此情此景而作。若不见信，他的眼睛一下黯淡了，即使此刻德克萨斯州的一穹蓝得迷人的天上有十个太阳，也全部会被这黑暗所吞没……他担心信丢了，今年年初便丢失过一封信，他视这是践踏入类感情的一种最粗暴的行径。然而，他又宁愿信丢了，他坚信如果是她没能及时回信，唯一的原因只会是她、或是曼波病了……
她和曼波是他灵与肉的支柱——
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咬紧牙关挺过来的。每天清早去学校，一直读到下午两点。再做每天都是一堆的作业。然后，又去两个地方打工。干到凌晨一点半，拖着两条铅块般沉重的腿回到宿舍，还不能马上倒下，再得看一会儿书，或是提笔给她写信。他每天的睡眠从未超过四小时。多少次，绷得不能再紧的神经似乎要断裂了，他的脑袋里一阵阵地剧痛；多少回，他真想请个病假，在床上大梦沉沉地躺上一天，哪怕就是早点回来，提前一、两个钟头上床也好……每月缴四百美元学费，而每一美分都是自己从淋漓大汗里捞出来的，他从不敢稍稍放纵自己。在美国，“时间就是金钱”从不写在标语、口号上，时间却确能涓涓滴滴地变成金钱。而他常常交了这个月的学费，下个月的学费还不知在哪里。即使真病了，甚至体重一下减了三十磅，他也得硬支撑起身子去上学、打工。每当他不堪忍受、意志快要崩溃的时候，他就在心里默默念道：你不是一个一般的男人，你是她的丈夫，你是曼波的父亲。你要用自己的不同去战胜你与许多人相同的弱点！
她和曼波是他心之所系的明天——
美国不崇洋媚外，注重保护的倒是本国人民的利益。读小学、中学免费，上大学对本国学生收费很低。对外国留学生则收费涨了好几倍。他来的前一年，他就读的那所大学一学分收外国留学生四十美元，他来了不到一年，一学分要收一百二十美元。连来自人均年收入四千美元的台湾留学生也嗷嗷叫了，不得不纷纷外出打工。不少从国内来自费读硕士、博士学位的年轻人，由于过不了经济这一关，甭说是学业难以为继，就是生活也陷于困顿……一年下来，他却奇迹般地站住了，将约合二万多元人民币的美金交去了学校。学业上，由语言的中级班一下跳到高级班。此外，有了稳定的住房，还有了一辆自己的小轿车。第二年存款已经使他在银行里享有信誉。他从在新大陆的一番拼搏中又抬回了那曾在国内有过的自信：他将能自己负责起自己的一切！他还打算明年将着手办理她和曼波来美国的探亲事宜……他在心里无数次发过誓：自己一定要让她和曼波的将来美满幸福！当他把一纸纸美钞存入银行的时候，他有了葛朗台式的快意；他对自己也是葛朗台式的抠门儿，每年六月，达拉斯的气温已经高达一百华氏度，为了省油，他宁可做蒸笼里的包子，也不去打开车里的空调冷气……
她感觉到了一个男子汉的忏悔，并正以超人的努力来抹去投在她心灵上的阴影。
她也有些后悔。她想起在临产前的那几个月，自己全部的视线几乎都系在腹中胎儿的搏动上了，他心上那片从来是盎然生机的林子里，唱春的雀子几乎在一个早上飞得干干净净……
她将他的每一封来信都编了号，精心保存着，等女儿长大了，她要给女儿看。让曼波知道，自己的父母经历了多么痛苦与甘甜、多么深邃与丰富的感情历程。对曼波，这将是一部博大的生活教科书。
她在每一封信里都对女儿的近况作了详尽的描述：八个月时，曼波牙牙学语，最先说出口的便是“爸……爸……爸爸”。曼波能讲话了，常常自个儿对着书桌上他的照片讲话——“爸爸，我和娃娃睡觉去了。”“爸爸，妈妈要带我去北戴河了。”“爸爸，外婆今天说我乖。”……去年“六·一”，曼波看电视剧，上面有一家家父母亲领着孩子玩的画面，女儿突然叫起来，“爸爸，爸爸，”……曼波刚会画画时，别人问“这是干嘛”？回答是“给爸爸写信”。曼波会跳迪斯科，会唱《血染的风采》、《让世界充满爱》，唱时还拿一个小玩具当作话筒……
犹如他在信中极少写自己每日的艰辛，她在信里也极少提及自己肩上那副沉甸甸的担子：工作上不顺心，仍住母亲处，景山的房子漏雨，厨房都快坍了，她几次想去收拾一下，都未敢进去。终于来了工人，修好了屋顶，厨房却不肯修。去报社要求分房子，有关领导答复说：“自费留学生不能参加单位分房子。”孩子入托同样没门，“报社里双职工的孩子都解决不了，何况已经出国去的人的孩子！”不是满中国都在唱《让世界充满爱》吗，他不过是去了美国，还没有出地球，而且国籍还是中国，编制、关系也都还在原单位，怎么却一下被剥夺了享有爱的权利呢？不是政府早就宣布对公费、自费留学生一视同仁，某些方面应给予一定照顾，并欢迎自费留学生早日学成归来，为“四化”效力吗？怎么有的单位干的却是过河拆桥、釜下抽薪，让人难有回国之心的事呢？
大洋两岸，他和她都在执着地走向明天。
无疑，她浇灌下去的心血，都会得到绿盈盈的回报。他将会使她和女儿的明天过得幸福。
难的是一个女人再造起一个男人。
再也没有比一种宽容的情怀更能使一个男人坚毅起来，奋发起来，从而决不被逆转的命运击倒。
她的心里一直在唱《让世界充满爱》。
如果，所有的人心里都唱起了这支歌子，世界将会变得怎样呢？
四
“世界大串连”的参加者中，不乏专业人才，其中有些还是在国内卓有建树、各条战线也迫切需要的优秀专业人才。
他们多是以自费留学身份出国，也多集中于美国，虽然美国驻华大使馆并不将他们当一般自费留学者对待。这前提条件便是，一在电脑打字机上打出名字，连接计算机终端的资料库里就会送出一页或几页记载有某些建树或造诣者的履历材料，那么使馆人员必定溢满了水蜜桃般的热情……据说，资料收集得如此齐全，一个人只要在中央一级的电视上、报刊上露过两次名字，那资料库必定就有储存。
以文艺界为例。在电影界，一颗颗“明星”，变成了一颗颗“流星”，他们的消失几乎与他们的成名一样快，这已经是使多少影迷们深深失望的事了，这里不必赘述。在音乐界，朱明瑛、苏小明这类流行歌手出国的不算，近年来我国在国际歌坛上获奖的西洋唱法演员：胡晓平、詹曼华、张建一、高曼华、傅海静、苗青、叶英、温燕青、曹群……都走了，国内剩下的，只有迪里拜尔一个。现在中国第一流的歌唱家全在美国，管弦乐键盘乐方面也如此。国际小提琴和钢琴比赛的优胜者，如胡坤、薛伟、王峥嵘、朱大明、王晓东、李坚、贾红光等；我国优秀青年作曲家、指挥家，如黄安伦、谭盾、陈怡、罗京、水兰、胡永言等，目前统统都在美国或欧洲。上海交响乐团几年来走了六十多人。为中央文艺团体输送了不少优秀人才的中央音乐学院管弦乐系七八级，一个班三十二人，现在除了一位改行当了导演，另一个做买卖发了大财，其余三十人全去了国外……
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我国著名女指挥家郑小瑛从美国和意大利访问、讲学归来百感交集，慨叹大批尖子外流，呼吁重视音乐人才。她痛心地对记者说：“据我所知，人才外流趋势还在发展。我所在的中央歌剧院交响乐队已流走三分之一，五年中培养的五名歌剧《卡门》主角，走了四名。甚至，最近某个对外交流项目要物色青少年优秀演奏家时都痛感‘国库空虚’。由于国家对高校在校学生自费留学作了限制，尖子们有宁肯退学的，不上研究生的，甚至不上大学的，怕上了就走不成了。现在学习为比赛，比赛为获奖，获奖后出国，几乎已成了规律。我们每培养一个音乐人才，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国家要拿出好几万元。结果呢，外国人用很少的一点奖学金就把我们的人才吸引去了。为什么留不住人才呢？除了外部世界的吸引力外，我认为我国对音乐人才不够重视也是原因之一。比如，首先为胡晓平提供歌剧舞台的是匈牙利人，为迪里拜尔提供歌剧舞台的是芬兰人，而不是中国人。相比之下，我们就没有做到努力创造条件，让一切优秀的作品、有造诣的演员都能经常上演、登台，帮助他们获得成功。”郑小瑛还感情复杂地告诉记者，她在出访时接触到的留学生都对祖国、母校和老师们怀有深切美好的感情，但对何时回国这个敏感的问题却大都讳而不谈。有的顾虑“反资”，怕回来发挥不了自己的才能，也怕回来再也出不去了；有的要等待机会成为国际明星。因之，她大声疾呼，希望国家切实采取一些措施，把现在国外的音乐尖子吸引回来，为祖国人民服务。
在体育界，在美国的中国最优秀的运动员绝不是凤毛麟角。前世界女子乒乓球冠军李赫男，早已成为美国乒乓球队的主教练。中国跳水队的李孔政、陈肖霞、李宏平已陆续去了美国。中国体操队的“鞍马之皇”李小平参加了美国大学队的训练。前中国女排的台柱郎平也引人注目地飞往大洋彼岸。
此外，许多著名中国选手，大都挑选了欧洲、北美洲和日本作为留学和工作的地点。蔡振华，在意大利；谢赛克，在法国；李月久、吴佳妮、梁伯熙，在加拿大；古广明，在联邦德国；汪嘉伟、曹燕华，在日本；周兰荪，在澳大利亚……
一位体育界人士忧心忡忡地著文指出：当体育在目前仍是一种国际间的激烈竞争，是“和平时期的‘战争’”时，中国优势项目的尖子运动员和比较权威的教练员出国，必将对中国的这些领先项目造成潜在的威胁。中国运动员独特的、创造性的训练方法和技术被外国选手掌握，将使中国运动员在未来的比赛角逐中处于不利地位……
据专家分析：目前外国乒乓球选手比较普遍地掌握了中国式的发球和反手攻球技术，以及近台快攻战术，在近几年的国际比赛中，给我国选手造成了很大压力。中国乒乓球队的成绩开始呈不稳定状态，这与中国优秀乒乓球选手、教练的纷纷出国不无关系。
忧心忡忡者远不止于文艺界、体育界。
在北京的一次座谈会上，某著名学府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痛心疾首，他说他执教半个余世纪，他的弟子从来没有像今日这般争相离他而去的，他近年来一共培养了十六名硕士研究生，现已有十二名去了美国，而且这十二名研究生都是他最得意、最有前途、最有希望、最有才华的。他说着说着，禁不住涕泪交流……
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大批优秀专业人才的出走，对正在向着21世纪曙光艰难起飞的祖国来说，是一种遗憾；在本来就不尽如人意的中国人口质量里，是一次范围不小的“水土流失”……
然而，这是一把两刃剑，一个两面都上了水银的镜子。人们常常看到了此面却忽略了彼面——
据1986年12月2日《文汇报》披露：“上海专业技术人员使用现状及其战略对策研究”抽样调查结果表明，三分之二人才积极性未充分发挥。上海55.3万名专业人才中，专业不对口的占19.8％，有四分之一的人没有任务或任务不饱满。在一些人才有余的单位，问题更突出，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才被积压、被浪费。
据同年10月21日《社会报》披露：上海美国独资企业希尔顿宾馆公开招聘管理人员的广告在报上刊登后，引起了社会上众多大学毕业生、研究生的极大兴趣。报考总人数达300多人，学历均在大专及大专以上，不少人还是研究生、大学讲师，有的已在某些领域中有了一定的造诣和建树。在这些众多的报考者中，90％以上的人所学与宾馆专业完全不对口。竞争十分激烈，录取率为八比一，与录取研究生的情况相差无几……
在南方，建国以来分配到海南岛的大、中专毕业生共1500多人，在未决定海南建省之前，已走了1200多人。
在北方，大兴安岭自1964年正式开发以来，陆续分配来大学生1000多人。从1979年至今，已经流走600多人。
大兴安岭留不住人，一是由于高寒地区，生活艰苦，中年知识分子健康水平下降。二是由于子女升学、就业难。三是由于大兴安岭地区在艰苦条件和高寒程度上都超过新疆和西藏，但工资类别和地区津贴都低于这两个地区。有的中年知识分子说，现在国家和地方对刚毕业分配到青海、西藏的大学生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而对为大兴安岭地区干了二十多年的知识分子，却似乎遗忘了……
1982年，四十三岁的蒋筑英、四十七岁的罗健夫相继谢世，报刊上一阵惋惜，上下；司一片稀嘘。然而，亡了羊，牢还没补住。仅1987年，在中国科学院，过早谢世的中年高级专家已有九位：马氏决策规划专家董泽清，五十岁；数学家张广厚，五十岁；数学家钟家庆，五十岁；地质学家曾庆丰，五十四岁；声学家施仲坚，五十岁……。在北京航空学院，从1986年7月至1987年元月，五十岁到五十四岁之间的中年知识分子相继死亡七人，其中副教授五人，高级工程师一人，老讲师一人。
如果能把全国各省市、各单位过早凋零的中年知识分子一一排出来，相信那名单将是黑压压的，宛如让人肃肃然踏进了烈士纪念堂……
一切有识之士更该对此局面忧心忡忡。
生活里有些广告有声有色，人们看了却无动于衷；
生活里有些“广告”，虽然没有谁在精心设计，散乱而又具有随意性，人们见了却触目惊心，不得不联系起自己的境遇，一起感慨系之，深长思之。
也许，正是某类“广告”作用的结果，大批优秀专业人才有如候鸟般地西去。这一结果，又往往成了一块新的“广告”，让更多的人们为投入“世界大串连”而跃跃欲试……
这一“世界大串连”，并不是裹进去的一切人都是被一股膨胀了的“崇洋”情绪驱赶上路的。与其说出国留学者们“崇洋”，不如说他们中的多数人希冀借留学途径改变目前的处境较为妥当，或者说是打算自己为自己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较为贴切。正如《美洲华侨日报》上一篇分析近年移居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处境和心态的文章所指出的：“中国知识分子人潮相继涌出国门，涌入美国，现在美国许多城市的华埠，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是碰眼碰鼻都是啊！他们中有的是蒙受冤屈而伤了心；有的是遭尽歧视而冷了心；有的是希望落空而灰了心；有的是政见不同而铁了心；有的是为了儿女而狠了心……境遇极坏者，愤然而别；境遇不好者，决然而离；境遇平常者，惶然而行；境遇稍好者，怅然而辞。这真是小同而大异。”说一千道一万，现在的关键是，国家应不打折扣地加快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使已出国的知识分子人归心归，未出国的知识分子人安心安。我们可以这样说，许多人身上表现的，正是当今这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交织，新体制诞生、旧体制剥落，方生而又未死的时代的一种阵痛——
改革，已经摇撼了旧机制小山般的重重弊端，不断有泥土、石头和残枝败叶哗哗地滚落下来。然而，形成、维护这座小山的深层文化、心理形态仍在，并有着几千年古老、厚实的积淀。不坚决有力地铲除它们，新的机制及其相应的尊重知识和人才的环境，开明与竞争的环境，就很难牢固地确立！
旧机制有了松动，就有了希望……
新机制尚未确立，又萌生失望……
当今的“世界大串连”，便是在希望与失望两座峡谷之间奔湍而出的一股大潮。
它根本上又代表了希望——
毕竟一个新时代的阳刚之气，正在恢宏地兜胸吹来，“人”的意识苏醒了，再不甘心如金似水的年华掷尽在浑浑噩噩的等待中，再不愿所学如一张压在抽屉角落里被默默作废了的布票，再不会将命运交给某些非理性、非科学的东西主宰……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世界大串连”里，奔湍的是当今中国众多的知识分子们追求创造、渴望爆发的一颗颗骚动的灵魂；汇集的是他们敢于打破旧有的生活秩序、敢于去新秩序里承受风险的崭新风貌。
自然，在出国留学热的大潮里，还有负势而下、本身没有一点重量的泡沫，装饰一新、也只能泛起于一时的沉渣，或许还有隐隐生出某种危机的潜流。但与其不屑地或困惑地盯住它们，甚至夸大它们，不如将目光调回来，在进一步完善出国留学有关政策的同时，对国内的教育制度、人事制度以及许多不成文的用人土政策，来一番严肃、深刻的自省；不如以更热情的双臂，去呼唤正在祖国广袤土地上崛起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更坚决些！更深入些！更迅猛些！
毕琦，男，今年三十五岁，《北京晚报》记者。初中毕业后，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呆了七年。到我们采访时，他出国留学手续全部办齐。
他的叙说，有如一条涓涓小溪一样平静——
小学时，我就朦朦胧胧有将来长大后得出国留学的念头。
我上的小学，原是美国教会办的汇文学校，解放后改成北京市盔甲厂第一小学。实际上是所干部子弟学校，每到星期六下午放学回家，校门口的小车鳞次栉比，恍若奔云：吉姆、伏尔加，那时算好的；其次是华沙、胜利20；最次的是吉普。同学们互相比看着，谁的爸爸扛着二道杠两颗星，不屑便撇在了嘴上；谁的爸爸扛着二道杠四颗星，瞳孔便放大了些；若谁的爸爸是位少将，乃至中将，儿子的脸蛋就仿佛绽开了一朵朵金花……我所在的班，有二十八名同学，全班不是干部子弟的学生就我一个。我父母都是小干部，照说我是进不了这所小学的。母亲在报社工作，认识市教育局的一些人，我是由后门进去的。
有这么两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当时不是有这么一句话么：“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般人家的孩子穿打补丁的衣服很普遍。可在我们班上，就我一个。我父母工资有限，一共养了五个孩子，三个孩子的住宿费、学费、伙食费交出去，父母的工资就去了多半。穿衣着鞋上，无法讲究，不是打了补丁，就是哪块破得絮絮拉拉。开初一些日子，我每次去学校，男生见了一串串哈哈哄笑，女生见了一阵阵窃窃私语，似乎高雅的校园里进来了一个上海滩上的三毛……平时没办法，一次区里举办校际之间的乒乓球、足球比赛，我又是学校这两支球队的队员，穿着得像个样，母亲咬咬牙，破例为我买了一件灯芯绒夹克，从来都是拣哥哥们衣服穿的我，很是珍惜，比赛时才穿上，一赛完赶紧脱下来。一次比赛，球踢赢了，大家都乐得不行，蹦蹦跳跳，又滚成一堆，我将夹克随手扔在草地上，也加入进去。走到半路，才记起忘记拿衣服了，扭头就往赛场上跑。夹克不见了，腿一软，我瘫坐在地上，眼前一阵发黑……有两个队员问我：“毕琦，你怎么了？”我拖着哭腔说；“我的夹克……衫……不见了！”他们愣愣地盯住我，像是我哪根神经出了毛病，过一会儿，他们走了，转身时丢下一句话：“丢就丢了呗，找你妈，要她再买一件，她敢不买？”
还有一次，星期六下午，我和三个同学结伴回家，他们的父亲一个是总参通讯部的大校，一个是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还有一个是卫生部办公厅主任，我和他们的关系一直不错。到了天安门，他们提出要在金水桥上玩会儿，他们徒步回家是权作蹓跶玩儿，本来三人家里个个有小车接。坐在桥上的白玉栏杆上，三人又提出看谁敢把钱往水里丢。一个掏出五分钱的钢镚，往河里打了个水漂；一个说：“你掏五分，我掏一角！”另一个像是武二郎，憋着股喝毕三大海碗酒要上景阳冈的劲头，一下捧出一把钢镚来，约有五、六角哗地一下，撒进金水河，银光点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他们也挺得意的，好似刚从上甘岭凯旋归来的英雄。我站在一边，心里挺复杂，像是难过，像是沮丧，像是愤懑，更感到深深的困惑：虽同学多年，与他们一下变陌生了，仿佛他们是来自另一个世界。
反差强烈的环境，逼使我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干部子弟们可以瞧不起我没有肩章上缀朵花的父亲，也没有口袋里叮当作响的金钱，但我要让他们没资格去瞧不起我的学习，在学业上我要俯视他们！我那个年级有三个班，我的各科成绩始终是全年级的前三名。也许因为学习成绩好，老师也青睐，一位数学老师对我说：“毕琦，你将来要学理工，我看你是块上清华、哈军工、上海交大的料。”小学的校长曾嘱咐我：“知道吗？学校对你寄予很大希望，希望你将来能出国留学，为母校争光……”这时，我就充满了自信，相信这些自己都能做到。那时临睡时，或者白天走神时，脑袋里常常五光十色。当然不会想到美国，美国是臭名昭著的帝国主义国家嘛，正在丛林沼泽地里与矮个子越南人打仗，也不敢想到苏联，已开始反修了，广播里“九评”连篇累续哇哇叫……但绝对是在想外国：古色古香、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造型精美、流光溢彩的博物馆，肤色各异、和睦相处如兄弟姐妹的大学生，讲台上站着白发如雪、隆鼻蓝眼的教授……
理想也似乎在向我招手。1965年，北京外国语学院破格招小学毕业生，也到我们学校来挑了。学校保送了几个人，其中有我。经过看成绩、目测、口试，最后决定录取我和一位女同学，去学习葡萄牙语。招生人员当面告诉我们说：这么小让你们学外语，目的就是要让你们先在国内学几年后再送你们出国去深造。那份高兴劲，别提了。不料母亲听了，眉头却拧得紧紧的，脸上打了一层霜：“学葡萄牙语？葡萄牙是个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学出来后对咱们祖国没多大用，不过是给洋鬼子们做做翻译。我可不同意你去读！还是老老实实上中学，再上大学。要想出国深造，有本事大学毕业后一样可以去……”当时，我气得病病恹恹好几天，话都不想跟母亲说了。“文革”中，我才理解了母亲，她一直是个很正统的共产党员，1965年又已是那样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候，对于我的前程，她能不反复惦量、“宁左勿右”吗？！
这一错，便错过了个历史性的机会！
先是闹“文革”，红卫兵誓死保卫红司令；接着奔北大荒，冰天雪地里炼红心。1976年底病退回北京。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考过，广播电视部考过，但因为是病退，都未录用。我心一横，跑去当了兵，一去就是七年多。后来又去了六十三军文工团，先当演员，后当创作员。1980年，军级以下文工团解散，我复员回北京。我拿着一叠在部队时发表的小说、剧本、诗歌等作品交到报社，捧上了《北京晚报》的铁饭碗，心，却没往那铁饭碗里去，老在外面悠着、晃着，像绕树三匝的乌鹊，还没寻着个窝似的……
说穿了，就是自己这辈子没读上个大学不甘心呐！从1966年到1980年，十五年里，无论我当兵团战士，还是当解放军战士，无论我在冰封的大森林里伐树，还是在简陋的舞台上演唱……一个声音，一直在我的意识深层嗡嗡作响：你本来不应该在这里！你本来应该是个大学生，一个早已工作了多年的大学毕业生！当我偶尔路过大学的校门时，我得费好大力气才能压抑住自己想走进去的蠢念头，似乎自己少年时代的理想就在校门里，而且被保存得好好的，没有半点破碎，只要拾起来，就能将它如朝阳般再送上人生的苍穹。当我见一群群佩戴着校徽的少男少女，满面春风地走过大街时，我羡慕他们。关于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艰辛与忧患，他们只需从小说与电视剧中去领略了，他们正经历的是我们国家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安宁。但我有时也在脸上堆出一种高深的冷漠，这冷漠，翻译出来就是：你们别太颐指气使，若不是“文革”，我两个清华大学也能考上……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招函授生，第一届考试我就考取了。古代汉语、历史、地理，我根本不用读，轻轻松松地学了三年，去年拿了文凭。我并以为这就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函授生是非正式的大学生，我读它完全是为张文凭，若没这张文凭，我就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得受憋……
按理说，出国留学不是我这把年纪的人该想的。生活上，我早已成了家，有个两岁的女儿。工作上，得心应手，规定每月一个记者连写带编发五千字，我月月超额完成，领导也看得起我。1983年，北京牛羊肉供应紧张，国家收购车皮又不够，内蒙古、张家口的牧民们便自己徒步赶着牛羊来北京，我闻讯后，一夜没睡觉，冒着凛冽的北风找到这支队伍，从德胜门到大红门，来回走了两趟，有二十几里路，边走边采访……回来又赶写一篇通讯《路遥天寒赶牛羊》发表在晚报上。这篇通讯获得了当年的全国好新闻奖……
我再一次萌生起出国留学的念头是在1985年。这年，我自己联系经报社批准，随文化部的一个中国国际书展代表团赴西德法兰克福，参加了一个为期二十天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它与东德的“莱比锡国际书展”，堪称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两个书展。我在西德呆了近一个月，跑了七个城市，老实说对我震动很大！我搞的是新闻工作，多年来，上面在有意无意地灌输给我，我又在有意无意地灌输给别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然而，一旦用资本主义的概念去套西德的实际时，它几乎如阳光下的冰凌一样，一下化了。自然，也可以挑出不少弊病，但是只要抱着客观的态度，你就不得不承认联邦德国的经济建设、社会风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文化素养，都远高于我们。详细的不必说了，我只讲自己感受最深的一件事：我采访过一个小业主，领我去他家时，他脸上有些惶恐不安：“毕先生，在我们国家按生活水准，我是最下层人，房子不是自己的，是分配的住房。您若要了解大多数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准，该到中产阶级的家庭去看……”那心情，像是怕我因他的境况而委屈了他的祖国。我看了一看，他住在一幢公寓式高楼里，居住面积有120多平方米，家用电器应有尽有。此外，他还有一辆自己的小车。西德的东西并不便宜，给我的零用钱是400马克，本来想给爱人买双鞋子，可进商店一看，鞋子最低的价格是500马克，最高的价格是1000马克……他一个最下层人，却在这样一个高物价、高消费的社会里过得无忧无虑。与他的担忧相反，我敬佩他的祖国。同时也感叹我的祖国：中国人真是太穷了啊！如果是穷在一连串的天灾，或是资源的严重匾缺上，还无话可说。我们是穷在一连串自己砸自己碗碟的愚蠢之举上，穷在“患均不患寡”的心理与惰性的习惯势力上，还穷在一根根唯恐人们撒开手脚去创造、去思想、去生活的又长又粗、以至于今天尚未朽烂的教条之绳上……这不能不说是几代中国人的悲剧。在西德——这个完全是在废墟上重建起来的国家里走访，你真觉得自己可以每天给《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一切空话、假话、套话应该休矣，一切内耗、折腾也该停止，埋下头去，抓紧时间搞建设，抓紧时间把入民的生活搞上去，不要说赶上西方，就是能让多数中国人都过上那位小业主的生活，我想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就不仅体现在概念上，更化作了生气勃勃的实际了。
这样走一趟，我也看到了世界新闻业务的长足发展。在西德，电脑编辑机、电脑传搞等先进科学技术手段的采用，已经非常普遍。当今不是一个信息时代么？我估计国内新闻的现代化将会比经济等领域的现代化来得更早些，自己若能出去学习几年，回国后就能比同行们先走几步了……
在国内要办个什么事，我有把握。这要去外国的事，难说，关键要找到个经济担保人。我有一个相处时间很年的美国朋友，一次聊起个人的经历时，我不禁感叹道：“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上正规大学……”毕竟是外国人，他瞪大了眼睛问：“这有什么好遗憾？北京就有一二百所大学，你去上就是！”我解释说：“这不可能。第一，单位不会同意一个人中断几年工作去上大学；第二，在中国上正视大学有年龄限制，而我早超过了这个年龄。”他马上就说：“毕琦，你不必遗憾。你来美国吧。在美国，只要你成绩行，又有钱付学费，就可以上任何一所大学。经济上我可以负担你……”经济上我并不想要别人负担，我要自己打工挣钱交学费，讨生活费，我只要他肯做我的经济担保人就成。但是，这位美国朋友的情谊，让我深深感动了……
这一年多，我自学英文和学使英文打字机。每天夜里，将女儿哄睡着了，我打一个小时的字，学一个小时的英文，天不亮起来又打一个小时，基本没在十二点之前睡过觉。我外甥女是外语专科学校毕业的，这些日子我将她接到家里住，又让她给我补习英语。考“托福”是来不及了，我联系的是洛杉矶的一所语言学院，在这所学院里过英语关，若成绩通得过，才能去其他大学学习。
虽说国内该办的手续，迄今都办齐了，护照和签证都拿到手了。但真快走了，思想上还是有斗争：倒不是舍不得放弃一些东西，如领导已经说了要提我为新闻部副主任，这一走，此事自然黄了，而是我舍不得两岁的女儿。女孩听话，长大了也知道疼大人，我非常喜欢我女儿，她也喜欢我，她不爱吃饭，我爱人再怎么喂也不吃，可只要我喂，她就有滋有味地吃起来了，她早、晚饭都是我喂的……我走以后女儿吃饭怎么办？她很快还要入托，几年后还要上学，这些事都怎么解决？再有，也不是没有担心，过去虽出过国，那是公派，现在出去得靠自己去闯，去捞世界，是否会弄成个洋乞丐回来，这还是个未知数……
爱人打从恋爱起，就知道我有个未能上正规大学的遗憾，她理解我，也支持我出去。可我观察，她心里也是有矛盾的。倒不是她不放心我，她知道我出去一不会搞女人，闹个艾滋病回来，二不会回国后与她打离婚。凭女人的直觉，她相信我还是重感情的，私生活挺严谨。中国虽有句谚语，“树挪死，人挪活”，但中国人实际上是最怕挪动的一个民族，尤其是当这种挪动发生在要抛弃固有的生活，要去创造未知生活的时候。我自己现在的担心如是，爱人心里的矛盾也如是。当我手续办得差不多了时，她的脖子有点往后缩了：“毕琦，你看你在报社干得不错，同志们、领导对你都挺关照的；也小有名气；住房两间，家用电器也买齐了，也不需要你出国去捞它个几大件回来。干脆，你还是别去了！”当公安局找我去，说我的经济担保人的情况还不清楚，回来对她一说，她又为我着急得不行。
我准备11月份走。推迟几个月，为的是给我女儿办妥入托手续。我走了以后，没有工资，两边的父母答应每月各给我爱人五十元。家庭生活的顾虑，基本上打消了。这样，我小学时就做过的出国留学梦，很快能得以实现。三十又五，才能真正上一所正规大学，而且还得抛妻离子，远涉重洋，想起来也令人啼笑皆非，酸甜参半……
我肯定要回来的，我热爱我的新闻工作，我热爱我的家庭。
我爱人也这样叮嘱我：“你出去后若能将我也办出去转一圈，开开眼界也好，但要我在人家的屋檐下生活，我是不愿意的。若你在国外学得不顺心，就赶快回来，博士也好，洋乞丐也好，我照样会养着你……”
并非结束语
议论蜂起，滋味万千，但不容否定的是——
当今的“世界大串连”，为众多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而使尘封网闭、极需要延揽八方来风的中国，又多了一扇采光辽阔的窗口。
有人将眼下的中国留学生称为第五代留学生。按照这个说法：孙中山、严复、秋道等属第一代；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李富春等属第二代；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李四光、华罗庚等属于第三代；五十年代前往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留学的为第四代；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出去留学的属于第五代。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次的出国热将是一次人才的国际大循环。
犹如分别带有阳电、阴电的云团撞击必将产生大雷电、大风暴的壮丽景观一样：第一代、第二代留学生从西方“盗”回了真理的火种，从而在旧中国燃亮民主、自由的熊熊火炬；第三代留学生为新中国一座座巍峨的科学大厦的崛起奠定了坚如磐石的根基；第四代留学生也已成为共和国航船全速前进的动力源。唯有从第四代留学生到第五代留学生中间相隔二十余年，出现了一条“空白带”，这正是极左路线登峰造极祸害祖国的可悲记录。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前四代的中国留学生们，都在东西方文化、思想、科学技术的结合部上，锻造了一双青铜般的手臂。正是这双青铜般不屈的手臂，在祖国败絮一样的天空上，举起了映彻沉沉历史的艳丽旌旗；也正是这双青铜般坚执的手臂，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创造了叫高山仰止、大河改向的宏伟业绩。
在第三次浪潮席卷全球的严峻形势下，第五代留学生们更注重专业的选择。经济管理、计算机科学、电子科学、生物工程和一些边缘的新兴学科，成为大多数留学生孜孜以求的专业目标。迄今为止，已经学成归国的留学生有16000多人，他们大多被分配到经济建设的重要部门和科研机构工作，正在成为祖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据报载，在航天工业部的留学回国人员中，在科研上有突破、发明和创新的，占留学回国人员总数的24％，业务优良、受到好评的，占总数的50％。清华大学的近200位留学回国人员，参加了423项科研项目，有50多项已通过鉴定，其中近30项获得各种规格的科研成果奖。在北京医科大学的留学回国人员中，有17人取得了29项科研成果，受到医学界人士广泛的赞誉……
纵然，目前尚在海外的留学人员，也并非都不想归国，如正在美国阿留基市学习的郎平夫妇。郎平上的是语言学院，白帆念的是体育管理系。今年6月30日，郎平对前来采访的香港《文汇报》驻美记者说：“我们所以选择到偏僻的州学习，主要是为了减少应酬，以便能够集中精力求学，而华人聚居的如洛杉矶等地，中国人太多，朋友大多，不利于专心学习。我已被亚洲排联推选为世界排联的委员，但委员必须掌握两种语言，所以我才来美国攻读英语。过去中国在世界排联中没有位置，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很吃亏。我一定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尽快学好英语，为国效力。”白帆也指出：虽然中国在体育上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从未主办过一次大型国际运动会。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泰国、印度、南朝鲜、伊拉克、墨西哥等，尽管也是第三世界国家，但都有过组织大型国际运动会的经验，有的还有数次。中国要组织1990年亚运会，争取申请主办2000年第二十七届奥运会，以及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因此，我希望尽快学好体育管理经验，尽快回国为祖国效力。我们中国人是有志气、有能力、有条件把体育事业搞上去的。
毋须讳言，也有不少自费留学生学而有成不想归国，公费留学生逾期滞留率也有上升趋势。逾期未归的公费和自费公派留学人员，大多是中高级专业人才。然而，50年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留学欧美、旅居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却相继涌回大陆。这一鲜明对照的事实，难道不值得我们深长思之么？！
在美国，整容化妆术已经发达到了令人咂舌的程度，可是，美国社会的这个巨大“美容院”，却极难将中国人心里的胎记整掉。别说那些抛家离子的，在首都机场，在虹桥机场，在白云机场，一步一回首，一步一颤泪；就是孤身一人的，在月白风清之夜，打工、捱生界、夜读归窝之时，那胸间阵阵涌起的故国情结，那不绝如缕的故园乡愁，也决不是眼前的灯红酒绿所能泯灭的。即使是投身于“世界大串连”的许多当年的“老三届”们，他们虽是在磨难与艰辛一对牙齿的撕咬下长大的，但“老三届”这个历史性的名词，这个象征着以全部青春作为代价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奋斗与探索的名词，本身就让他们在胸中不时萦绕——那北国荒凉而又骠悍的大漠，南方小山沟里夹有炊烟、新叶、牛粪味的三月晨雨，给了自己五谷、蜂蜜与民谣、传说的土地，还有犹如沿磨道辗磨、围着自己一家人吃饱饭的希望艰难负重转了一辈子的老房东，死后又将这希望带回到村后的那棵酸枣树下……
因此，去了国外，那磨难与艰辛，不会变成一把剪子，剪掉他们中国人的血脉，而只会让那血脉，流得更炽热，更深沉……
逾期未归国，不等于不爱国。
这里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因为个别的学科延长了学时；有的继续做博士后的研究；有的在观望国内政策的稳定程度，大洋这边稍有头痛脑热，打起喷嚏，大洋彼岸他们的心里便严严实实地戴起了口罩；有的愕然于国内报刊、亲友来信里所披露的部分知识分子的现状，害怕回国后，在人际关系、生活等问题上扯不完的皮而耽误了事业；有些留在国外的学者说，他们在国外最大的感受是能够一心一意搞业务，而不必在其它问题上扯皮、耗费精力。
也有归国后复又出走的。如我们大学的一个同班同学，他是第一位自费留学归国的博士生，报刊上曾作过连篇累牍热情洋溢的介绍和宣传，他本人也撰文表示“归根何须待落叶”，要将所学的知识报效祖国。但他的住房问题迟迟得不到妥善解决，更有甚者，他与国内一位女演员倾心相恋，却受到组织上莫名其妙的干预，致使他愤而再度踏过罗湖桥，重新又去了美国。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社会生活中颇令人遗憾的事情。
自然，也有的是在等待“绿卡”，打算长期定居异国的，据说，这类人比例极小。
不必指责他们，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说过：“对不回国的人，不要批评。即使他们马上回来，我们的大企业还没有搞活，也发挥不了作用。在外国朋友帮助下，继续搞研究工作、有什么不好？到1990年后，国内情况变了，他们都会回来的，他们不也是当年的钱学森吗？！”
今天，地球正变得越来越小。
地球上生活着的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人口膨胀、资源萎缩、生态环境恶化、核武器、艾滋病、国际恐怖活动、吸毒、贩毒……远比区域与区域、国家与国家、理想与理想、观念与观念之间的矛盾和摩擦要大得多。
为了下一个世纪，中国需要越来越多的具有“地球村”意识的公民……
他们——当今“世界大串连”的投入者们，正是祖国第一批具有“地球村”意识的公民。
我们将敞开宽广的胸怀，欣喜地拥抱知识与人才奔涌的潮头。
风物长宜放眼量——
我们寄希望于改革。当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飓风越来越猛烈地摇撼每一个中国人的窗棂，当祖国剪除了怀里还不时存在的内耗，而多了一些温暖与恬静，多了一些宽容与理解之后，她终将召唤起普天下所有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
21世纪如世界上许多专家、学者所断言的那样，将成为一个亚洲的新世纪，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成熟发达起来，犹如天穹上一枚云蒸霞蔚、金灿灿的太阳，那时又将会出现一次“世界大串连”，此次“大串连”的流向，将是由西方至东方……
世界正走向中国。
中国正走向世界。
从日月经天似的广播、电视里，从江河行地般的报刊、书籍上，从日新月异的经济建设和人们水银一样越来越活泼的生活方式中，从航空港、火车站那有如蜂群赶着花信的异国形形色色的代表团、旅游团里……
我们看到了这脚步，有如白鸽扑向秋日碧空的急切！
我们听到了这脚步，有如长木叩向黄钟大吕的深沉！
1987年盛夏一仲秋
采写于北京—南昌
（选自《纽约白日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