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文化大革命”中的民主党派

何蜀：“文化大革命”中的民主党派时间:2010-09-30 10:01 作者:何蜀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278次
　　对于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来说，颇具象征意义的是，第一个被用来“开刀祭旗”的受害者，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吴晗，当时不仅是中共党员，而且是民主党派领袖，是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的民主党派元老。在被公开点名批判时，他不仅担任着北京市副市长的公职，而且身任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和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的党派职务。此外，最先揪出的所谓“三家村黑帮”三人中，一人是吴晗，另一人是中共北京市委专与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打交道的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也就是说，“三家村”中有两人与民主党派有关。
　　不过，因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再强调“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整中共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一时还显得难以预料。尽管从批判吴晗到批判“三家村”的许多作法都与反右派运动中的作法如出一辙，但是与反右派运动明显不同的是，那时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是以所谓“章罗联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领袖人物和由民主党派人士主办的《文汇报》与《光明日报》；而“文化大革命”兴起后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却是中共高层领导内的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中共北京市委、中共北京大学党委等中共组织及《北京日报》、《前线》杂志等中共党报党刊。“三家村黑帮”三人中名列第一的“主帅”邓拓也是中共高级干部：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发表，进一步明确了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是中共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是，在《十六条》中提到的打击对象仍然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足以使经历过反右派运动的民主党派人士心惊胆战。而且，《十六条》中对“文化大革命”在学校、大中城市、农村、企业、部队怎样进行都作了一些具体规定，还专门有一条“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但是偏偏没有关于民主党派的政策，这又不能不使民主党派人士惶惶不安。
　　红卫兵发出最后通谋 民主党派停止活动
　　《十六条》公布后第十天，得到毛泽东“热烈支持”的红卫兵运动如狂飙骤起，终于将打击的矛头公开指向了各民主党派。
　　8月23日夜到24日晨，一些北京红卫兵发出致各民主党派的《最后通牒》，限令各民主党派在72小时之内自行解散并登报声明。从8月25日起，北京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纷纷贴出《通告》，以大体相同的语言表示“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报请党中央处理”[1]──这里所说的党中央自然不是各民主党派的中央，而是指中共中央。北京的这股红色风暴很快就刮到了全国各地。民主党派在全国陷入灭顶这灾。
　　据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金城回忆：“红卫兵对各民主党派机关发出‘最后通牒’，‘勒令’各民主党派自行解散。大批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的头面人物，非党高级知识分子被抄家、被揪斗。红卫兵中的一些不良分子趁机打家劫舍，令人发指的残忍行为到处出现。恐怖气氛笼罩着各大城市。”[2]
　　对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的行动，不能简单地看作是青年学生的“自发”行动。因为这批红卫兵许多有高级干部家庭的背景，不仅有来自中共高层领导的或明或暗的支持，而且他们的许多“破四旧”行动是在各地党委及公安机关支持下进行的。有的抄家对象就是由当地党委及公安派出所圈定的名单。
　　对红卫兵“勒令解散”民主党派这一重大行动，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没有明确表态。
　　周恩来曾在9月2日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对红卫兵提出十条要求，其中一条中有“对于在国家统一战线中具有合法地位的民主人士和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只要没有发现现行反革命活动，应该加以保护。”次日上午他召集中央领导人开会研究，因遭到康生等人反对，这份文件没有得到通过。9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磁头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关于抓紧研究文化大革命中有关社会政策问题的通知》，其中列出当前急需解决的八个方面问题中，就包括“对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工商联及其代表性人物的政策”。周恩来作了多次修改后，交中央文革小组，请他们先行派出各报记者或其他工作人员调查研究，收集材料，准备国庆节后讨论解决。在9月22日召开的国务院各口、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周恩来又提到包括民主党派政策在内的若干政策，大家都要想一想，国庆节抓一抓。但此事也未见下文。[3]
　　10月3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礼堂对来京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讲话中，批评了红卫兵砸南京孙中山铜像和给宋庆龄贴大字报等错误行动，谈到有人提出要关政协和民主党派的门，不要政协，不要民主党派时，周恩来说，关一个时期是可以的，房子你们占一个时期也可以，但不能永远这样，不能把东西搞坏，并明确说“政协还是要的”，“毛主席还是政协名誉主席，我还是主席哪！”但却未对民主党派的存废问题作出明确表态。[4]
　　在8月27日由“红卫兵战校”(即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诞生地)红卫兵发出的《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传单中，第八点“关于破四旧”说到：“有些重大行动(如取缔民主党派等)应该先动口，向中央、市委报告，在中央、市委的统一领导下再动手，不然会给中央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动。”从这段话可知，当时红卫兵“取缔民主党派”的行动受到过来自中共中央和北京新市委的委婉批评，但未受到根本否定。
　　在红卫兵勒令解散民主党派，各民主党派停止活动两个月之后，10月24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汇报会议，听取对中央工作会议的汇报时，才对这个问题作了表态。他在谈话中说：“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向红卫兵讲清楚。”[5]但是，毛泽东这一讲话当时并未公开传达，事后也未对此加以强调，因此仅管同样是“最高指示”，却未能像其他许多指示一样产生影响。而且，紧接着就是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各级中共组织自顾不暇，没有谁顾得上为“民主党派还要”的问题去“向红卫兵讲清楚”。民主党派仍然未能恢复活动。
　　民主党派人士在“破四旧”中遭到残酷打击
　　自“破四旧”狂潮掀起开始，“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和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一直在为之呐喊助威。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做得对！做得好！》；8月24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在这片“好得很”的欢呼声中，民主党派人士受到第一次大规模迫害。
　　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所撰《张治中将军年谱》记载：“8月28日张治中从北戴河回京，(此时‘文革’已开始)回家坐下不到2小时，红卫兵即进门抄家。气势汹汹，咄咄逼人。以后又来了4次。由于中共中央统战部事前已打过招呼，所以第一次张还能沉得住气。第二次，红卫兵指着张的鼻子质问：”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历史？‘张在久病之后，身体本已极度衰弱，至此再也忍不住了。他摇晃着颤巍巍的身子，猛然从靠椅上站起大叫：“你去问毛主席去！你去问周总理去！’事后，张对家人和亲信说：”若干年后，这将成为一个大笑话！‘“[6]
　　当时正在病中的纺织工业部部长、民革中央常委、民革北京市委主任委员蒋光鼐，是被一群女红卫兵抄的家。这些女红卫兵闯进蒋家住宅后，凶狠地叫蒋家的人全部集中到客厅里，听她们宣读通篇是凌辱言辞的《告民主党派最后通牒》。然后骂骂咧咧，东翻西找，把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都拉走了。[7]
　　民盟中央委员、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被红卫兵抄家后，家门被贴上了“冯友兰的黑窝”大字标语，儿女均被牵连受到批判，甚至连上幼儿园的小孙子也受到“退园”处理。[8]
　　在恐怖浪潮已席卷京城的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盛赞红卫兵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称“一切藏在墙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这“功勋”中就包括对民主党派人士的迫害。
　　民进中央常委、著名作家谢冰心被抄家后，红卫兵办了一个“抄家物资展览会”，在展览会文字说明中将谢冰心和丈夫称作“吸血鬼”。
　　红卫兵到民盟中央常委、著名建筑学教授梁思成家中抄家，将他家西餐具中的果酱刀、餐刀、水果刀收到一起，说是“准备暴动”的罪证。梁妻林洙刚想声辩，就挨了一耳光。随后，红卫兵又从梁思成已故前妻林徽因的母亲房间里搜出一把镌有“蒋中正赠”字样的短剑，当作梁思成藏有蒋介石赠剑“梦想变天复辟”的罪证──其实那把剑是林徽因的小弟林恒在抗日战争中从航空军校毕业时的纪念品，林恒在对日作战中壮烈殉国了，痛失爱子的林母因而留下这把剑以作纪念。[9]
　　在红卫兵“破四旧”中受到迫害最为典型的民主党派人士，大概要数曾任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的“大右派”、经济学家章乃器了。他在遭受红卫兵冲击后不久写成的《七十自述》中记叙，这是他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灾祸，从8月24日到31日，整整八个昼夜，他在绝食中受到百般拷打，折磨他的方法有：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划了火柴烧手，用汽枪射击头面，用水壶灌鼻孔，强迫吃肮脏的食物，用油彩涂脸，用氨水灌鼻孔……[10]
　　在1970年底，中央国家机关统战系统军管组曾按照周恩来的提议，对“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到红卫兵查抄的人大、政协机关所属民主党派和知名人士的情况进行调查，查明共有68人。[11]
　　“民主之家”毁于“大民主”
　　对于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的诞生地，被誉为“民主之家”的重庆“特园”遭到了毁灭。
　　特园是抗日战争时期陪都重庆著名民主人士鲜英的公馆，当年因不顾国民党当局威胁经常接纳中共代表和各界民主人士到公馆内活动，而被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誉为“民主之家”。郭沫若、冯玉祥分别为之题写过“民主之家”匾额。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都是特园的常客。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谈判时，特园曾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对外活动场所，毛泽东曾三次亲临特园，与民主人士共商国是，并在这里说过：“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了！”“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12]解放后，特园主人、民盟中央委员鲜英被划成右派分子，特园从此冷落下来。
　　所谓发扬了“社会主义大民主”的“文化大革命”，使特园遭到了更大的打击。1966年8月，特园被重庆大学赤卫军(当时重庆各大专院校中的教职工组织，与学生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样，均在党政领导授意和支持下组成，后被造反派称为“官办保守组织”)查抄。园内挖地一尺，各屋内翻了个遍，大客厅内珍贵的历史见证物签名轴(上有抗战胜利前后到过特园的国、共两党要人及各界名人的签名)不见了，凡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都在查抄封存之列。后来鲜英家属从看守他们的赤卫军口里得知，鲜宅是当时市领导点名首批抄家名单中七家之首。由市公安局、重大赤卫军组成抄家队伍进驻特园。赤卫军总部就设在特园。[13]这显然不应视为“群众性自发行动”。
　　后来重庆造反派的两大派武斗发展成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特园主要建筑，接待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并曾多次作为国、共两党谈判场所和中共代表团新闻发布会场所的达观楼，被一派红卫兵作为武斗据点。在该武斗队战败撤退时，因销毁传单资料而引起火灾，达观楼化为废墟。毛泽东赞赏过的“民主之家”被毁于他所提倡的“大民主”。
　　有关“文化大革命”与民主党派的几份名单
　　1966年8月30日晨，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86岁高龄的章士钊因昨夜遭到前来抄家的北京大学红卫兵残暴凌辱和折磨，愤然上书毛泽东，恳求“在可能范围内稍微转圜一下”。毛泽东指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立即拟定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名单中列出的12个著名人士中，除去中共方面的郭沫若和无党派的宋庆龄(曾任民革中央名誉主席)、章士钊、傅作义、张奚若外，民主党派领袖就占了7个，他们是：民革中央副主席程潜，民革中央主席何香凝，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张治中，民革中央常委、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主任邵力子，民革中央常委蒋光鼐，民革中央副主席蔡廷锴，民建中央常委、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
　　在这份名单中还规定了六类干部(外加李宗仁一人)为保护对象，第五类即“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只是这一“负责人”的含义不像其他几类干部如“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政协)副主席”、“(国务院)部长、副部长”等那样明确(直到两年多之后，周恩来在致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的信中写明了“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14])。此外，周恩来在仓促间写成的这份名单中，只列入了民革和民建两个党派的部分负责人(民建还不是列出的中央主席、副主席)，其他民主党派无人列入名单。显然，周恩来在开列名单时主要不是从这些人士的党派身份上考虑的。
　　许多文章在谈及这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时都只谈到其重要意义，而未具体考察其实际作用。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特定时期，连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也常常被加以各取所需的理解而得不到认真执行，何况这样一份名单乎？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属名单中明确规定的第二类保护对象，却在这份名单提出四个月之后在残酷斗争中被迫害致死。又何况名单中含义不甚明确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乎？
　　即使是列入这份名单中的几位民主党派领袖人物，也并未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有的(如蒋光鼐、张治中)，虽然没有受到皮肉之苦，但精神上仍受到折磨，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先后在抑郁中去世。蒋光鼐是“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的第一个中共党外部长级干部(纺织工业部部长)，时值大动乱的1967年6月，以致有关工作人员竟然没有以周恩来的名义给追悼会送花圈，在追悼会后受到周恩来严厉批评。张治中病危时，其一女二婿正被隔离审查，经周恩来与专案组交涉，张治中才得以同家人作临终前的团聚。[15]
　　而名列保护名单上7位民主党派人士之首的程潜，情况更糟。1968年初程潜在家中摔成骨折后住进北京医院，周恩来派来大夫和护士，护士是林伯渠的儿媳妇，很有经验的护士长。制定了手术方案，周恩来批准了。但是很快发生变动，周恩来派来的大夫、护士全部被撤换了，治疗方案全部改变，换上来的医护人员对程潜的态度很粗暴，程潜因腿痛要求按摩，工作人员竟说：你还让人侍候？像你这种人，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给你贴大字报。程潜夫人郭翼青后来说：“对于程老的死我们是有怀疑的。因为程老身体本来很好，医生说基本上恢复了，但医院突然撤人，改变方案。这里恐怕会有政治原因的。”[16]
　　1968年4月9日程潜病逝后，对他这样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国家领导人”是否应该举行追悼活动竟无人敢作主。直到周恩来闻讯后作出明确指示，人们才着手筹备追悼活动。追悼会于4月12日由民革中央主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开得颇为冷清。
　　周恩来其时因中共高层领导内突发所谓“杨余傅反党集团”事件而忙碌不堪，以致未能出席程潜的追悼会，直到第二天晚间才抽出时间专程到程潜家表示悼念。这时，因为在程潜去世的第二天，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此发表的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和成立、庆祝大会上通过的《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中，回顾湖南革命斗争历程时，只字未提程潜作出了大贡献的湖南和平解放一事，而且在社论中公布的毛泽东“最新指示”，还提出“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中共及其领导下的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出现了“国民党残渣余孽”的新提法。在那个形而上学空前猖獗的年代，与国民党有着较深历史渊源而且名称中就有“国民党”字样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自然就被许多人视同于国民党或“国民党残渣余孽”。因此，程潜这样的国民党起义将领是否被算作“国民党残渣余孽”之内，成了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
 来源:《二十一世纪》1998年10月号 共3页: 上一页123下一页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009302056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