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年代(2)-大串连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8月中旬，学校形势起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校园的广播站成天播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高音喇叭不时传出毛主席语录歌。学校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墙上也刷上的大标语。因为学校是美国创办的教会学校，所以批判的内容比较丰富。特别是解放前在校任教的老师，都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成了学生批斗的对象。批判会、戴高帽、挂黑牌、坐飞机这都是轻的。还把有问题的老师集中起来，每天打扫厕所来进行思想改造。有些红卫兵急功近利，想加快对这帮黑五类改造，竟拿来一大瓶红墨水，让他（她）们喝下去好变成红五类。没想到第二天有人竟敢自杀，走“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这一切都显得很正常。党中央还鼓励革命小将要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其次是红卫兵出现了派别，校园内出现好几个红卫兵组织。原来是这些学生斗来斗去，总觉得斗教师和教研室主任不过瘾，就把矛头指向校长。十中校长是个女的，叫林敏（行政14级）是个参加过革命的老同志。林校长平时对我们可好了，我就挺喜欢林校长的。想把她打倒没那么容易，最少从我这儿就过不去。前些时间只顾忙着上街去“破四旧”，忽略了校园内的文化革命。可一时我也搞不清这些红卫兵组织，那个支持那个反对。怕站错了队，给自己历史抹上污点。干脆，自己成立一个算了。说实话，我们学校对红卫兵运动是十分支持的。我去总务处交了一个报告，学校还给我开了介绍信。上街刻了一个公章，买了一个刻蜡纸的钢板和一本介绍信。回到总务处报销了6元钱，我的红卫兵组织就这样成立了。很快，我的组织就发展了近50个人，我也理所当然成为头头（当时叫“司令”）。在中国缘的“军中缘部落”里，不知是谁称我为“司令”，我也默认了。因为在那个年代，我真的当过几天“司令”。
做为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司令”，就要考虑点国家大事。不能再上街去“破四旧”，走“剪别人裤脚”的老路。9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学校组织红卫兵或学生代表、免费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早在8月18日，毛泽东身穿绿军装和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红卫兵代表，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运动。为了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和学习外地院校的革命造反精神，我们组织了三十多个男女同学要进行“革命大串连”。我们十中的老师可真好啊，都被学生斗成那样子了。还不放心这帮十三、五岁的同学的安全，让唐月琴女老师陪我们一起去串连。（在我印象中，唐老师当年也就二十六、七岁）
我们第一站是去上海。参观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接受无产阶级再教育。再去上海滩看看“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旧址，激发去我们反帝爱国的革命情怀。可我的革命豪情，很快被上海的自来水彻底浇灭了。当年上海自来水中有一股强烈刺鼻的漂白粉味，喝水吃饭都没法下咽。我只能啃点面包，喝“北冰洋”汽水度日。在上海呆了三天后我们去了杭州，原打算是看看嘉兴南湖的游船。可见到父亲的老战友，他们就不让我走了。伯伯阿姨让我返回南京，还说我长大了变白了。长大了我承认，变白了我百思不得其解。到后来我才明白，是喝了三天上海的水闹的。据相关行业权威研究分析，每天吸纳少量的漂白粉，对人体美容增白有神奇的功效，难怪上海的姑娘都是那么白的。
在父亲的老战友家，见到北京来的几个戴“红卫兵纠察队”袖章的学生。和他们交谈中得知，毛主席已经连续五次接见红卫兵。以后北京的天气逐渐寒冷，恐怕很快就不能再检阅红卫兵了。得知这个内部消息，我们马上放弃去韶山和井冈山的计划。连夜爬上一趟去北京的列车，到北京见毛主席去了。刚上车时的情况还好，还有座位能上个厕所。可火车开开停停，沿途各站都拥上来不少人，最后是连厕所里都挤满了人。不少女孩子上不了厕所，憋得哇哇乱叫。经过三天三夜的历程，我们终于在10月28日到达北京永定门车站。车站内是人山人海，成千上万个红卫兵拥挤在接待站，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分配住宿地点。广播喇叭中呼喊着革命口号：“革命的请进来，不革命的滚出去！”
多亏了唐老师的努力，我们被安排在北京电影学院。学院的条件很好，把教室课桌拼起来当床，每两人合盖一套被褥。吃饭去学生食堂，晚上还放暖气。我们编成几个小组，分别去北大、清华等著名的学院去抄大字报。我们当时也挺革命或者叫挺老实，就知道趴在那儿抄大字报的内容，从没想过到什么好玩的地方去看看。没过几天接到学院通知：伟大领袖毛主席将在11月3日第六次接见我们红卫兵小将。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们激动的躺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觉。凌晨4时被集中起来，每人发了一袋干粮。里面有：1根蒜肠、2个鸡蛋、2个苹果、4个面包。当时来北京串连，“吃住行”全部是免费的，但伙食标准每人只有0.4元/天。今天接受毛主席检阅，所以伙食标准加倍。我们这批红卫兵中，有一位来自农村的同学。可是他从来没有一个人，一下子吃到这么多的好东西。把他感动的热泪盈眶，连声高呼“毛主席万岁！”
凌晨6时到达集结地，由解放军将我们组成游行方队等待检阅开始。就要见到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的心情是无比的激动。因为那天北京气温很低，所以没有感觉到一轮红日在心中升起。刺骨的寒风把我们冻的嘴唇发乌，一个个直打哆嗦。好容易熬到上午10时，《东方红》乐曲响彻整个广场上空，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林彪代表毛主席对红卫兵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后，检阅正式开始了。游行的队伍整齐地朝前移动，可没有走多长时间又停下来了。原来是主席下去休息一下，要方便方便。等主席回来后，队伍才开始朝前移动。就这样走走停停、缓慢而拥挤向前移动，到下午4时多，总算是能远远地见到天安门城楼。这时广播中传来周总理的声音：“我宣布，今天检阅到此结束。让我们大家一起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事后我们才得知，天安门广场检阅人数的最大容量只有120万，而第6次检阅的红卫兵人数超过200万，据说有1/4的人是无功而返。
无功而返不要紧，可以等下一次。可电影学院不让再住了，说给我们发过“见毛主席的口粮”了。唐老师还真有办法，又去了红卫兵接待站。这次就没那么幸运了，我们被安排在北太平庄的居民大院。房间没有暖气，统统睡地铺。地铺只有草垫，两人一条被子。怕煤气中毒，还不让生炉子。天气越来越冷，冻得我们都没脱过衣服睡觉。院子里还没有厕所，想方便就要上大街。每天到饭局的时间，由居委会大妈来发，每人一份还不让代领，过了点就没吃得。为了见到毛主席，只有咬牙忍着。总算是熬到11月10日，毛主席第7次接见红卫兵。但那天“见毛主席的口粮”不对了，只有1根香蕉，1个鸡蛋，2个馒头。我们那位来自农村的同学，也不高呼毛主席万岁了。伙食是差点，但检阅方式好，全部乘军车来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敞蓬汽车在寒风中行驶，气温已经降到零度。但我们一点都不感觉到泠，只是一遍又一遍的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因为这次组织的好，经过天安门广场又不拥挤，所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看得很清楚。就在汽车快驶过天安门时，我见到城楼边上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刘少奇主席。
见到了伟大领袖，完成了这神圣的使命。我们踏上了新的征程，去毛主席家乡湖南韶山。可是12月3日在武汉转车时被困住了，韶山已是人满为患进不去。我们住在华中工学院休整了几天，理了发还洗了澡。这时大家静下心来，讨论下一步怎么办。因为中共中央、国务院12月1日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的补充通知》重申：“暂停乘坐交通工具进行串连，12月20日前必须返回原地，12月21日起不再实行免费。”再者，是大家身上带的钱都不多了。我当时算是有钱人（妈妈给了15元钱和5斤全国粮票），外出了近50天，还剩下6元多钱和3斤粮票。有的同学出门就带了5元钱，早就弹尽粮绝了。最后大家听从了唐老师的意见，全部返回南京。回到南京后，学校又有一批红卫兵要步行串连去井冈山。当时有几个同学让我一起去，可我走了一天就当了逃兵。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要求外出步行串连的回到本地本学校，全国停止长途步行串连。同年3月19日，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取消原定的大串连的计划，全国大串连逐渐停止。
40年后，有人问我在大串连时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什么。我告诉他：1、亲眼见到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和刘少奇。2、北京的中国军事博物馆。3、北京的大柿子只有6分钱一斤，那柿子，真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