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收入搞乱中国：经济误读与政策错乱

国家统计局数据总是与民众感觉格格不入，除了统计技术水平低和有意做假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存在统计局无法统计的巨额灰色收入。灰色收入有多高，王大麻子说出来恐怕会吓着你。据王小鲁推算，“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23.2万亿元，这比按国家统计局住户收入统计调查的结果高出9.3万亿元(可视为‘隐性收入’)，比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的住户可支配收入计算高出5.4万亿元（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数据是依据全国经济普查资料计算的，因此5.4万亿元的收入可视为‘灰色收入’）”。
按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GDP）30万亿计算，隐性收入高达GDP的31%，灰色收入占GDP的18%（隐性收入与灰色收入的差额，GDP 的13%部分，算什么呢？）。居民工资收入中，有相当多是隐性收入或灰色收入。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条上的收入“平均”可能不到包括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在内的总收入的一半。其它隐性收入或灰色收入，主要是奖金与津贴，以及实物福利，可报销的职务消费福利，还有进入其它成本项目的东西。灰色收入，则可能是回扣、腐败收入，部门小金库。
谁得了隐性收入或灰色收入？农民肯定没有，普遍打工仔也基本没有。拥有隐性收入或灰色收入的，最起码必须与权力部门和公有部门相关，最主要的是政府公务员，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其中，拥有灰色收入的，又主要是政府部门官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管理阶层，还包括高校的可以获得政府基金课题和国有垄断企业科研课题的教授们。显然，越是位高权重的精英，越是高收入阶层，拥有的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越多。所以，我国实际的吉尼系数远比统计局公布的要高得多。
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来自何处？主要来自双轨制。我国的双轨制很多。1980年代最主要的双轨制是价格双轨制（给权力阶层和相关利益阶层带来了第一桶金），1990年代最主要的是资本所有权双轨制（资本国有利益被大量转移到政府官员和国企官员个人手中）和银行利率双轨制。新世纪开始，主要是土地双轨制和矿产资源的国有制，经济管理计划与市场的双轨制。据前些年一些研究者称，这些双轨制每年给相关利益集团带来的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占GDP的15－30%（不同的研究者得出的数据不同）。
很有意思的是，政府本身也有隐性收入或灰色收入。前段时间，财政部官员预估说今年国家税收收入可能突破8万亿，消息一出来许多人都被兴奋得不得了。其实，政府远不止区区8万亿，按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的估计，政府今年收入可能超15万亿元，其中7万亿就是政府的隐性收入。王大麻子认为，周天勇可能还算掉了一项，就是中央银行利润，去年央行利润据说有一万亿。实际上，根据政府掌握的国有资源国有资本国有土地，按其每年的市场租金来计算，按陈志武的说法，政府的收入“应该”更高。9.3万亿隐性收入和5.4万亿灰色收入，相当部分就来自于政府的隐性收入和政府应该得到而没有得到的国有财产收入。
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即使是西欧和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也会有，但如此之高则是绝对是中国特色。它导致人们对社会经济的误读和政策的错乱。首先，它使收入分配差距被掩盖，以致于等到两极分化已无法解决的时候，才可能被管理者意识到。其次，使人们对经济形势产生误读。如从国家统计局资料看我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很低，而不断高涨的房价使房价收入比高得离谱，显示出房地产业泡沫严重。但若把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考虑进来，实际上收入与房价并不高，房地产可能就没有泡沫，政府抑制房价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是错误的！所以，每次抑制之后就是报复性上涨。
灰色收入或隐性收入使资源不能得到最优配置，经济效率低下，不合理消费很多。王大麻子无权，有时也难免被动地获得一些隐性收入。比如，单位里都会发节日福利，以前是直接发钱，现在由于节假日发钱也要交个税，单位领导收入高想避税，就不再发钱而是发个购物卡或者发水果、油、米之类的东西。老婆拿到购物卡后，相当部分买的是用不着或效用不高的东西！对此，麻哥略知一点经济学，因此宁愿直接发钱交点税，也不要这种隐性收入。但是没办法，谁叫俺摊上一些收入高的领导呢。
有灰色收入就有灰色财产，大量灰色收入的相当大部分会积累下来成为灰色财产。灰色收入过高，不仅会使政策错乱、宏观经济失调和乱调，而且会阻碍社会进步。即使按GDP的18%的比例计算灰色收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政商精英们获得了积累了高达几十万亿的灰色财产，其中相当部分又为各级官员所有（想想文强的几千万，山西某县煤炭局长的几亿财产，最近出逃到美国的某国有垄断公司下属公司总理带走的几亿财产）。灰色财产太多公示恐怕会吓死人出人命，所以财产只能申报绝不能公示。
那个讲大历史的黄仁宇先生，非常羡慕西方的“数目字管理”，认为现代化就起源于数目字管理。数目字管理，便于政府高效和公平地筹集税收用于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公共和公益事业，使政府能有效的管理经济。显然，要能进行数目字管理，就必须消除隐性收入和灰色财产。这除了需要有相应的经济制度之外，还需要政府、官员和每个公民都能出于公义，不隐瞒自己的收入和财产。中国古代，官员和富人灰色收入就相当严重。如今，占GDP30%的隐性收入和18%的灰色收入表明，我们离现代社会还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