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敬忠关注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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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大中小］  本版PDF北青网 - 北京青年报：李春霞 (05/09/20 01:43)
叶敬忠关注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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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进城在今天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他们进城的目的之一，是为子女当前或未来的教育积攒费用，从而使他们的下一代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过上比自己更好的生活。但现实问题是，很多农民工无力解决孩子进城就读将要面对的诸多现实问题，比如恶劣的住房条件、高昂的借读费用、交通安全的无保障，等等。于是，他们只能选择将孩子留在农村，并托付给其他人代为照看，最终形成了农民工与子女分隔两地的局面，一个新的弱势群体———“留守儿童”由此产生，并且数量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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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目前我国有近1.5亿的农民在外务工，打工者数量还在以每年超过500万人的速度向前推进，约2000万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的发言让人落泪，儿子的赠言又让人笑出声
8月26日，由中国农业大学、国际计划（中国）共同举办的“关注留守儿童”国际研讨会在北京渔阳饭店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国际计划（中国）国家主管詹姆斯·莫瑞先生，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师生以及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还有作为特邀对象的留守儿童、监护人等30多名来自农村的会议代表。
会上，留守儿童代表及监护人代表的发言，令全场静寂，很多人在留守儿童发言时，低下头悄悄地拭去脸上的泪水。就连会场外服务员永远含着职业微笑的眼睛，也被泪水模糊。
除了感动，会上还有一个给大家带来快乐笑声的儿童，他是北京某小学一年级学生叶子涵，今年只有7岁。叶子涵在下午分组讨论结束之前，给10名参加会议的留守儿童每人送了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令大家笑出声的是每送一本词典，他都会握着对方的手说，大哥哥（大姐姐），祝你长大后考到北京上大学！送了10本词典，他就说了10句“祝你长大后考到北京上大学！”大人们都被这句话逗得笑出了声，他们看到了城市儿童对农村儿童的关注和关心，看到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看着叶子涵的一举一动，坐在台下的父亲叶敬忠感到很自豪，他不仅成功地完成了这个课题，而且让自己的孩子用童心理解了“留守儿童”。他告诉记者，课题组的人对各自的孩子都重视这方面的教育。“你问我儿子，什么是留守儿童，他马上能回答出来。”叶敬忠说，在孩子参加这个活动之前，课题组成员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本来，我与课题组副组长王伊欢老师商量，是否让课题组老师的孩子都参加这个会议，后来否定了这个想法。我们担心那样做会给留守儿童造成心理压力。为什么都是儿童，城市儿童与农村儿童的生活、学习差距那么大？”由于考虑这些因素，叶敬忠没有组织课题组成员的孩子参加这个研讨会。
“儿子知道我们要开这个会，就跟我说，他想给每个哥哥姐姐送份礼物。我和他妈妈商量后，决定去海淀图书城买10本词典送给他们。来参加会议的留守儿童年龄最小的13岁，我们要送就送实用的东西。”叶敬忠告诉记者，“每本词典定价68元，10本680元。这点钱对我们不算什么，但对那些留守儿童很重要，他们想买一本词典很不容易。”
儿子的懂事让叶敬忠感到做父亲的成功，他说：“我们把词典买回来后，儿子跟我要了参加会议的留守儿童名单，然后赶紧练习签名。他在每本词典的扉页都写上赠送某某哥哥、某某姐姐，然后再写上自己的名字。这还不够，他还要与妈妈一起给每本词典打上蝴蝶结。每个蝴蝶结，他都打得很认真，位置偏一点都要拆开重打。”
■选择留守儿童作为研究对象，缘于我国有2000万这样的儿童
今年38岁的叶敬忠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是“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影响研究”课题组负责人，也是《关注留守儿童》一书的第一主编。
为什么选择留守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叶敬忠回答：“我们学校是研究型大学，我们经常到农村搞调查，访问农户，常常会问起对方家里几口人？三口人。问男主人去哪了？出去打工了。在做其他调查时，我们不断感觉到外出打工在农村越来越普遍。我们搞研究的人除了责任感之外，还要有研究敏感。因为经常走村入户做调查，有些农村孩子会找我们，告诉我们他们家长外出打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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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敬忠说，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城市的大街小巷开始充斥着农民工的身影。农民进城在今天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他们进城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子女当前或未来的教育积攒费用，从而使他们的下一代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过上比自己更好的生活。但现实问题是，这些农民虽然进城了，但他们不仅无法享受到和城里人同样的待遇，在面对子女教育问题时也愁眉不展、忧心忡忡。很多农民工无力解决孩子进城就读将要面对的诸多现实问题，比如恶劣的住房条件、高昂的借读费用、交通安全的无保障，等等。于是，他们只能选择将孩子留在农村，并托付给其他人代为照看，最终形成了农民工与子女分隔两地的局面，一个新的弱势群体———“留守儿童”由此产生，并且数量越来越多。目前，我国有近1.5亿的农民在外务工，打工者数量还在以每年超过500万人的速度向前推进，约2000万留守儿童。
一位在家乡当了小学副校长的同学讲述的真人真事，对叶敬忠触动很大。
江苏沭阳县某村小学，一名小学四年级女孩，中午放学时没有回家吃饭，而是站在凳子上，聚精会神地在黑板上写字。就在这时，教室门口来了位陌生人。由于受了惊吓，她从凳子上摔了下来。下午上课时，女孩叫肚子疼，疼得头上直冒汗。后来，副校长知道这件事后，叫老师赶紧带孩子去医院。结果，乡卫生院说孩子伤情严重，要送县医院。这时候，学校派人到家里找家长，才知道孩子父母外出打工了，爷爷奶奶也出门了，孩子大姑也出去打工了，最后找到了孩子小姑。到了县医院，检查结果是肝破损，花了1万多元医药费。不久，孩子父亲找到学校，说孩子是在学校摔伤的，应该由学校出医药费。校方说，中午学生放学回家，家长是孩子的监护人，出了问题应该自己负责。
“我们不去争论孩子出了事故，到底由谁负责的问题。单说父母外出打工，孩子在家出事故这种现象，在农村具有普遍性。在我们《关注留守儿童》这本书里，类似的故事多了。”叶敬忠告诉记者，为了展示我国数以千万留守儿童的现状，他决定组织课题组对留守儿童群体进行调查研究，以期形成报告，并有助于形成完善的有关留守儿童的社会政策和措施。他们的研究得到了国际计划（中国）的支持。
国际计划是一个以农村妇女和儿童为主要对象的国际发展机构。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国际计划提供了全部经费支持，有的员工还参加了研究。目前，他们的研究成果已分中、英文同时出版。
■留守儿童与父母的联系方式很有限，多数人就是打几分钟电话
“近几年，媒体对于流动儿童的报道比较多，而对超过流动儿童10余倍数量的留守儿童关注不够，除了报道发生在留守儿童身上的事故外，其他更深层次的关注太少了。作为研究者，我们有责任来关注这种社会现象，把现象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揭示出来，让政府及有关部门来为这些留守儿童做些事情。我觉得自己做这件事情挺有意义。”叶敬忠说，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秘书长黄浩明的评价让他感到欣慰。黄浩明说，留守儿童现象要大力宣传，只有把问题展示出来以后才会有行动，要让全社会都来关注他们，关爱他们。实际上关爱他们，大家都受益。黄浩明特别提到《关注留守儿童》一书的写作方法比较通俗，老百姓也能看懂。叶敬忠告诉记者，很多理论研究全书都充斥着术语，只有学者能看懂，老百姓根本看不明白。所以，他们在这次研究中主要运用了定性分析法，选择了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河北省和北京市的10个村作为开展实地调查的研究社区，选择了161名留守儿童、102名非留守儿童、149名留守儿童监护人、49名非留守儿童监护人、23名学校班主任及其他教师、10名农村小卖店店主、10名药店店主或医生，对他们进行了深入的访谈。
“留守儿童”是什么样的？叶敬忠将其定义为，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打工四个月以上的农村儿童。他说：“我们的研究目的，不是非要找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区别，而是揭示父母打工对儿童的影响。”北大社会学系系主任马戎教授对这个研究的评价是，它提供了留守儿童的详细、全面、真实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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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过程中，留守儿童生活、学习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让课题组成员触动。叶敬忠说最触动他的是孩子和父母的通话，为了节省电话费，很多父母和孩子的通话时间往往只有几分钟。
“大多数外出打工的父母，考虑的是孩子上学需要钱，农村收入少，难以维持生活。他们只有外出打工才能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在电话普及率较高的陕西省榆林区古塔乡黄屹崂村，留守儿童多数通过电话与外出打工的父母联系，平均每周一次，但每次通话时间一般不超过三分钟。”叶敬忠告诉记者，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几乎所有外出打工的父母首先都会询问孩子的学习状况，其次是关心孩子的安全和健康状况，另外还要嘱咐留守儿童听监护人的话等。
而留守儿童在电话里除了回答父母的询问外，最关心的是外出打工父母的身体健康，因为他们知道父母在外打工很辛苦，所以希望他们能够保重自己的身体。
孩子对父母说的一些话，叶敬忠不仅写在笔记本上，写进书里，也永远留记在心里。“爸爸你最近身体好吗？那里饭好吃吗？你可以回来吗？我和妈妈都非常想你！”“爸爸，你辛苦了。要注意身体。”“爸爸你在外面打工，要注意安全，不要喝酒，那样对身体不好，我会好好学习的，我不辜负你对我的期望。”听孩子叙说与父亲打电话的内容，感动得叶敬忠跟着孩子一起掉泪。
让叶敬忠感动的还有，在他们离开村子前一天晚上，他们都和留守儿童开一个联欢会。有个节目是让留守儿童扮演父母与孩子打电话，或者读一封写给爸爸的信。叶敬忠说这个节目最感动人，每次都让他掉泪。比如，“妈妈给你织了件毛衣，你别舍不得穿。”“我知道打工挣钱不容易，我一定好好学习，报答你们。”“爸爸，我知道你有胃病，要注意身体。”
■最大的困难是农村下雪天不通车，担心交通安全
说到研究过程中的困难，叶敬忠说，他们在农村好像没遇到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他们已经习惯和农民同吃同住，他们不仅把农民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还把农民当作亲人一样对待。
“要说困难也有，最初进村比较难。首先，你要尊重村领导的意见。你可以向他们提出建议或意见，但你事先必须尊重他们，和他们商量，然后再说你有什么想法。”叶敬忠说，一般情况下，他们都尊重村领导的安排。
“信任的建立是消除障碍，因为我们到村里来不是为了揭示某些阴暗面，我们的研究是为了揭示现象的本质。不管谁是村干部，都不会有这种担心。其实，我们说的尊重农民也当然包括尊重村干部。与他们交往，必须有耐心。就像我们搞研究有个自然的过程一样，建立信任也需要过程。在这方面花再多时间也值得。”叶敬忠说，他们在农村还从没遇到过村干部抵制，也没遇到过研究受阻的情况。因为他们的研究主要是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一般情况下不涉及个人利益，也不涉及团体利益。
在去农民家里之前，叶敬忠和课题组成员都形成了一个习惯，像农民走亲访友一样，不是带几条毛巾、几块香皂，就是带几件大人、小孩的衣服作为礼物。“我并不是说这些小恩小惠就能收买农民。我们真正做到了尊重农民。比如，在他们吃饭的时候，我们绝不打搅他们。现在农村假生产资料、假货很多，很多农民不太容易相信外人。但对于大学老师、大学生，他们没有戒备心理。如果我们也像有的人那样讲排场、走马观花，肯定不行。”叶敬忠说，他们做这个课题，在农民家里住的时间长，天天晚上都要到附近农家，因为晚上小孩子才能放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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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的需要，课题组不仅拍摄了很多照片，还有录像。叶敬忠说：“有很多场面很感人。在炕上，大人、孩子和我们用同一床被子盖着脚谈话，那种气氛就像聊家常。有时候，我们会先和孩子玩会儿，或者开个玩笑，然后再切入正题。每次离开村子，孩子们都舍不得我们走。因为我们平时会跟他们玩，让他们看我们带去的电脑，在电脑上放VCD给他们看，让他们看我们数码相机里的照片。”
“我们每人每天交给所住农家35元，这既为农民增加了收入，我们也节省了差旅费。客观地说，农家的条件与城市差距太大。但人家把最好的铺盖给你，做最好的饭菜给你，把你当贵客。我们没有理由嫌弃农民！”叶敬忠说，像不能洗澡、厕所在外边等困难对他们来说都不算什么。为了取得真实的第一手资料，课题组成员经常在村里一住就是十几天或更长的时间。
“农家为了节省用电，晚上没有电灯，或者电灯不亮。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我们做访谈都在晚上，有时候谈到夜里12点左右。从一家走到另一家，村里的路不好走，那段时间正赶上下雪。”
“我最担心的是交通问题。每次跟其他小组的老师打电话，第一句就是你们到村里了吗？我最怕他们在路上会出事。”叶敬忠说他们进村调研时间安排在2004年12月。他们选择的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河北省和北京市的10个村都地处偏僻，当时这些地方都在下大雪，有的县和村之间不通公共汽车，在这种情况下，叶敬忠和课题组成员有时候租车，有时候就走几个小时路程，往村子里赶。
“在农村做这样的研究一定要住在农民家里。现在，有多少研究人员还会长时间住在村里，住在农民家里？我们一天从早到晚都在村里，住在农民家里。所以我们的研究成果很真实。”作为第一主编，叶敬忠在《关注留守儿童》一书的前言里说，“农村社区里的那些留守儿童，你们的父母为了家庭生计外出打工而不能留在你们身边，在艰苦的环境中你们能够更加奋发努力，与你们的家人、老师和同伴一起克服各种各样的生活与学习困难，我们每一位研究人员都由衷地敬佩你们！”这段话是发自内心的，叶敬忠说他真的非常敬佩那些留守儿童，因为“不少城市的孩子感受不到父母的辛苦，我们很少听说城市孩子那么忧虑和关心父母身体健康的。”
叶敬忠出生在江苏沭阳县农村，从小在农村长大。他说自己小时候也有过留守儿童的经历。“从记事的时候起，父亲每年冬天都要离家去不知道什么地方挖河，就是参加农村水利基本建设。现在想想，父亲冬天挖河的时间，可能就一个多月时间吧。但那时候，我感觉时间很长很长，与父亲相隔很远很远。”叶敬忠说那段记忆，让他更加理解留守儿童对父母的期盼。所以，他在研究中为留守儿童呼吁，建议邮政、电信部门在建筑工地设信箱和电话亭，为留守儿童与父母交流创造条件。在《关注留守儿童》一书的出版发行仪式上，他们得到国际计划的支持，给参加活动的200名农民工每人赠送一张50元的电话卡。这50元电话卡，可以让一个留守儿童增加许多次三分钟的通话时间。
身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叶敬忠不仅有许多行政工作要做，而且还有繁重的教学任务，指导11个硕士、7个博士研究生。这些年，他还一直致力于农村问题研究。
叶敬忠要求学生在做研究时一定不能以功利为目的。“我对学生的要求是，从他们自己的社会经历和感受中找选题，要带着社会责任感做选题。否则，为了研究而搞研究，很难出成果。”他举了个例子：“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张照片，一个农民坐在墙边面对被查抄了的烤红薯的炉子而流泪。如果你对这样的照片没有触动就别做研究。我看了这照片，会想他为什么到城里来卖红薯？为什么要查抄他的炉子？其实城市生活也许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我们的研究就是要揭示这种现象，以及现象背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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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叶敬忠都做到对研究对象保持信任、真诚和尊重的态度。无论自己多么忙，只要自己去过的农村有客人来了，叶敬忠都会抽出时间陪他们，有时候请他们到家里坐坐，或者叫上课题组成员一起陪他们吃饭，“他们到北京来非常不容易，也许一辈子就来这一次。当初，我们在人家吃、在人家住，把你当贵客，我们就是再忙也要陪陪他们。”叶敬忠眼里的农民是最应该受到尊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