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兰斯基——布什主义的血统提供者

夏兰斯基

布什主义的血统提供者
曾经，他是苏联的异见分子，西方眼中的“自由战士”。今天，他被布什引为知己。
他与人合著的 《论民主：征服暴政和恐怖的自由力量》 出版不到一年，就因为布什的大力吹捧而在美国政坛大行其道。
然而在他的祖国以色列，沙龙对他的思想毫无兴趣，他也因为对沙龙政策的不满而在不久前辞去了政府职务。
赞誉和批评，关注和轻蔑，和布什一样，他充满了争议。无论如何，与当今世界最有权势者的思想契合，使他身上也生出某种异样的光环。
文/汉越 图/getty
布什的知己
2004年11月11日中午11时15分，纳坦·夏兰斯基走进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在白宫的办公室。他高兴地看到，赖斯的手中捧着一本他新近出版的书 《论民主：征服暴政和恐怖的自由力量》 。几天后，赖斯被任命为布什第二任政府的国务卿。
“你的书我已经读了一半了，”赖斯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读它吗？”
夏兰斯基笑笑，没有搭话。赖斯微笑着继续：“我读它是因为总统在读它，知道总统在想什么是我的工作。”几个星期之前，布什的一位密友(据说是切尼)寄了一本 《论民主》  给他，建议他仔细读一读。布什在大卫营只用了一个周末就把书读完了，然后建议赖斯也去读一读。
下午两点，夏兰斯基和 《论民主》 的另一位作者隆·德莫一起走进椭圆形办公室。预定的会谈时间是45分钟，但直到三点之后，布什才和他们道别。
此后，美国总统开始在每一个场合赞扬这本书。“那种思想，那是我总统血统的一部分。”布什对 《纽约时报》 表示。今年春天和德国总理施罗德一起出现在美因茨时，布什说：“夏兰斯基的书强化了我所受的教育，坚定了我的信念。”今年一月接受国会咨询时，赖斯也引用了夏兰斯基的观点。
曾经—众口一词的“自由战士”
毫无疑问，夏兰斯基已经成为布什外交政策的理论提供者和阐释者。这同时意味着，他和布什一样，成为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而曾经，夏兰斯基在西方是一位众口一词的“自由战士”、“民主英雄”。
1970年代，二十出头的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数学系毕业生安纳托利·夏兰斯基开始进入西方的视野。这位苏联犹太青年最初的身份是著名人权运动家安德雷·萨卡霍夫的英文翻译，但很快他就成为苏联犹太人的代言人。和萨卡霍夫一样，他在当时的苏联成为一位异见分子。
1973年，夏兰斯基向苏联当局申请去以色列的签证，但因为“安全”原因遭到拒绝。此后几年，他一直热衷于以色列支持的犹太人“回家”运动，直到1977年被苏联当局逮捕，以叛国和为美国当间谍的罪名获刑13年。他先是在莫斯科的一处监狱待了16个月，然后被转移到臭名昭著的古拉格监狱。
很多年后，夏兰斯基宣称，自己之所以能够捱过长时间的折磨，是因为拒绝任何形式的情感上的屈服。他略有些吊诡地表示，作为一个普通的俄罗斯人，他事实上是一个系统的奴隶；但当他发现自己的犹太血统后，他事实上是一个自由的人。
监狱中的夏兰斯基成为普遍意义上的人权和苏联犹太人这一特定人群的象征。在他妻子阿维托的牵头下，一场“拯救”他的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然而，外交努力和公开抗议一直没有成功。直到1986年，夏兰斯基才在东西方之间的一次囚犯交换中获释。在柏林墙边，以色列大使亲自把他的新以色列护照交到他手中，护照上印着一个希伯莱名字—纳坦·夏兰斯基。2月11日回到以色列时，他受到了佩雷斯总理和以色列人民英雄般的欢迎。直到此时，西方对夏兰斯基的认同还是一致的。
今天—和布什一样充满争议
两年后，夏兰斯基成为新成立的“犹太复国运动论坛”主席，并由此逐渐步入政坛。1995年，夏兰斯基在论坛基础上创立了一个以苏联犹太人为主的政党—“以色列在上升”。在第二年的选举中，该党在议会获得了7个席位，夏兰斯基也被任命为工业和贸易部长。此后，他又历任以色列内务部长、建设部长、副总理。
然而，布什总统的这位“知己”并不讨以色列总理沙龙的欢心。夏兰斯基要求巴勒斯坦首先实现民主，然后才考虑承认其地位。对此，沙龙很不以为然，夏兰斯基在书中转述了沙龙对他说的话：“我知道在苏联你的想法很重要，但不幸的是，它们在中东没有空间。”不过，随着夏兰斯基在美国声名日隆，沙龙的语调开始改变。他在一次内阁高级会议上语带双关地对夏兰斯基说：“从现在开始，我会像布什总统那样宣传你的书。”但这并不代表沙龙开始认同夏兰斯基的观念。以色列一位高官曾经这样描述沙龙对夏兰斯基的态度：“他(沙龙)个人非常喜欢夏兰斯基，敬佩他的智慧，但有些轻蔑地对待他。”今年5月2日，由于反对沙龙的撤出计划，夏兰斯基辞去了在沙龙政府的职务。
夏兰斯基在西方的形象开始复杂化，布什引他为知己，沙龙视他为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主义者，而在另一些人眼中，他已经从一名自由战士变成了一个自由杀手。他们质问道：“一位饱受压迫、苦难的自由民主人士，今天为何竟然如此漠视他们的受害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苦难？”
夏兰斯基如此回答：“真正的和平必须经由自由、民主才能实现。先有自由和民主，然后才是和平和安全。”听着耳熟吗？耳熟就对了。
夏兰斯基访谈:自由的毒药在哪里都是有效的
在布什总统的大力推荐下，你在2004年秋天出版的新书 《论民主：征服暴政和恐怖的自由力量》 大受欢迎，请简单地解释一下暴政、恐怖和自由。
夏兰斯基：我区分了两种社会形态：恐怖社会和自由社会。自由社会的特征是异见分子的权利受到保护。相反，恐怖社会禁止持不同政见。你可以通过“城市广场试验”来检验一个社会的类型。如果你在城市广场上可以畅所欲言，而无须担心受到惩罚，这个社会就是自由社会。反之，就是恐怖社会。当然，自由社会中也可能存在严重的不公正，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权力的滥用。但由于认可了异议的权利，并且有机构来保护这种权利，自由社会有更正那些错误的机制。相反，恐怖社会永远是不公正的，因为没有更正机制。
你在书中激烈地批判了下面这种观点：民主只适合某些文化，与伊斯兰文化格格不入。你认为伊斯兰文化内部存在通向现代性的核心要素吗？
夏兰斯基：首先，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找到乐观的理由。一些最严肃的思想家曾经认为民主与德国、意大利、日本、拉美和俄罗斯文化格格不入。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怀疑民主是否可以走出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或者在他所说的“外面的土壤”上生长。让我们看看日本吧。杜鲁门的顾问们和当时绝大多数“专家”非常怀疑民主在日本的前景。当时有很好的理由让人怀疑。几个世纪以来，日本事实上一直没有向西方开放。日本严格的等级社会和独特的文化被认为是和民主生活对立的。事实是，人们用了一个包含四个词根的复合词来翻译权利的概念。但是民主在日本非常成功。日本不是一个西方式的民主社会。日本人保留了他们的传统和文化，但加入了自由世界。
怀疑论者的论调是：阿拉伯是不同的。他们提出了一些有力的证据：22个阿拉伯国家中没有一个是民主的。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镜头，从“9·11”之后的欢庆到赞美自杀式袭击的大众游行，会让最乐观的人改变自己的看法。但我知道，我们从外面看到的这些画面是很有问题的，我确信，在这些社会内部，完全是另一种景象。如同在1985年，苏维埃政权99%的支持率并不代表苏联人的真实想法，我们在阿拉伯世界看到的信仰者大军也只是一种假象。你只要读一读那些已经离开伊朗或沙特阿拉伯的异见分子的回忆录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只要给他们一个真正的机会，绝大多数穆斯林和阿拉伯人，会像所有其他人一样选择自由社会而非恐怖社会。相信我，自由的毒药在哪里都是有效的。一旦洗脑行为终止，一旦自由得到试验，没有人会重新选择在恐惧中生活。
阿拉法特去世时，你的感受和想法是什么？
夏兰斯基：首先，我认为一个恐怖分子和一个杀人犯离开了这个世界。其次，我相信，如果我们可以吸取过去的教训，一个新的和平契机将会出现。奥斯陆协议失败的原因是民主世界—包括以色列—认为和平可以经由一个独裁者来实现。奥斯陆协议的潜台词是，如果给予阿拉法特足够的合法性、领土、武器和金钱，他会用他的力量和恐怖势力作战，与以色列实现和平。不幸的是，没有人关心阿拉法特如何统治。有些人相信阿拉法特的粗暴作风有利于实现和平。然而，正如我在奥斯陆协议签定后不久即指出的，不尊重自己人民权利的政权不会尊重他们邻居的权利。
在后阿拉法特时代，和平进程取决于世界是否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到巴勒斯坦控制区内部。如果民主世界继续无视阿拉法特继承人的统治方式，那么奥斯陆的悲剧还会重演。相反，如果自由世界关心这一点，和平进程将面临一个真正的机会。自由世界必须给巴勒斯坦领导人一个明确的信息：如果你拥抱民主改革，我们就拥抱你；如果你拒绝民主改革，我们就拒绝你。通过帮助巴勒斯坦人民建立一个自由社会，我毫不怀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可以实现历史性的和解。
你曾经投票反对和平路线图，现在又反对从加沙地带撤出。你是不是认为要等到巴勒斯坦变成瑞典那样的国家，以色列再撤出占领区？
夏兰斯基：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永远待在那里，但对我们来说，简单地离开，并告诉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这样做毫无意义。而且路线图是在重复老错误：安全第一，然后才是民主。
作为一位自由、民主的倡导者，你如何看待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所作所为？
夏兰斯基：以色列的占领对一个民主社会来说是最仁慈的。看看美国在伊拉克的所作所为吧。只要巴勒斯坦人开始和我们合作反对恐怖主义，所有的路障，甚至隔离墙，都会马上消失。妥协的程度应该和民主的程度相符。
你在你的书中强调，传播民主对实现安全至关重要。那么如何在你所谓的非自由世界推进民主呢？
夏兰斯基：最重要的是两件事。第一，把道德判断带回国际事务；第二，把国际政策和全球范围内的民主化进程联系起来。当我们不愿意在自由社会和恐怖社会之间划出清晰的道德界限时，当我们不愿意称前者为善、后者为恶时，我们就不可能推进和平，因为和平不可能和自由分开。由于不理解这一点，我们试图寻找“我们的独裁者”，希望他会提供安全。最后，我们发现自己支持了压迫其人民并对我们产生威胁的政权。当罗纳德·里根称苏联是一个邪恶帝国时，他被猛烈地批判为一个好战者。但当我们在古拉格监狱听到里根的发言时，我们非常兴奋。我们知道，一旦善与恶的界限得以彰明，苏联的末日就到了。不久，大帝国轰然倒下了。我相信，道德界限在今天会发挥同样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外交政策和在非民主社会传播自由相联系。杰克逊修正案把最受欢迎的与美国开展贸易的好处与保留移民权联系起来，是一个很好的样板。面对恐怖社会，自由世界必须一手拿一个大萝卜，一手举一根大棒。在冷战时期，安全部门和人权组织一起反对苏联。这种历史性的合作对结束冷战至关重要。今天，这样的合作必须重建。
布什总统非常推崇你的书，引你为知己，你怎么看这一点？
夏兰斯基：我和很多美国总统交谈过，包括克林顿，他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听众，但什么也没有发生。“9·11”之后，布什马上意识到，他面对的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而不仅仅是和基地组织的战斗。但华盛顿的方向最初并不明确。在三年前，以色列军队在西岸发动了一场清剿恐怖主义分子据点的大规模行动。布什立即公开要求我们撤退。但他也第一次表示，巴勒斯坦人需要民主领导，这是任何严肃谈判的绝对前提。这是我的话。
布什向我解释过他的基本观念：自由不是美国人的发明，而是上帝给所有人的一件礼物。他说我写的东西在本质上确证了他的想法，而这一切，由于我的人生故事和我在古拉格监狱的痛苦经历而变得更有说服力。他相信我为他的政策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
你怎么评价他呢？
夏兰斯基：我曾经告诉总统，政治家和异见分子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差别。政治家关心民意调查和新闻媒体。他们不断作出妥协。但异见分子关注理念。他们的心中有一个信念在燃烧。他们会坚持他们的信念，不管后果如何。我对他说：“尽管所有的民意调查都警告你，有关在中东发扬民主的言论也许是不恰当的，尽管面临各种批评和反对，你仍然在谈论自由社会和自由选举的重要性。你不断向每个人解释民主。你不断说，只有民主可以真正铺就通往和平和安全之路。你，总统，在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中是一个异见分子。”
与布什不同，沙龙似乎对你的看法不以为然。撤退计划使得有些犹太人视他为叛徒，你怎么看？
夏兰斯基：我依然尊重沙龙，但我不赞成他的策略。总理在加沙问题上采取了某种解放策略，也许是因为太绝望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