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 直面“巨人症”：中国离头等强国还有多远？

编者按：中国可能在今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论愿意与否，中国已站上国际舞台的核心地带。然而，要想成为世界头等强国，无论国内政经结构还是国际交往，都还要做巨大调整。近日，《大国策》丛书作者，政治、经济、文化与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多位专家在北京举行研讨会，激辩中国崛起过程中的诸多难题及破解之策。南方周末记者对部分讨论内容进行整理，现予刊登，以供关心中国发展者参考。
■中国处在现代国家构建初期，如何构建一个优良政体，处理好裹在一起的普世原则和国家利益两层关系？
■政治文明就是限权文明，权力与权力间的不均衡是以权制权最重要的动力，而不是道德呼吁、社会呼吁和市场要求。
有无之间的大国
刘东（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这个大国一直在有无之间。GDP是大国，可人均呢？制造业是大国，产品创新呢？人口数量是大国，人口素质呢……昔日的文化大国，在我们这一代也已萎缩成文化小国。
中国在快速发展，如果骨骼不长，肌肉不长，突然一下变得很大，是巨人症。没有内部各种各样的发展，大国很难名副其实。
张宇燕（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不是想不想当，而是全世界都已把中国当大国，中国必须承担国际责任。
现在世界最重要的大事有三件：应对金融危机、清洁能源、气候变化。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能源消费量世界第二，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一，跟美国加一起超过全球总量的一半。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这几件事都很难解决。
陈明（《原道》主编）：我理解的大国，首先是在南海、台湾、新疆、西藏等问题上的核心利益能得到尊重；其次是在这个体系里的“法权”能够得到保障，不受各种超规则的指摘刁难。
跳出复仇心态
张宇燕：撒切尔夫人任首相时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几年前写了篇文章，对中国提了三个问题：一是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有多大；二是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适应这种持续高速增长；三是如果中国成功地做到了前两点，30年便会成为世界的领导者，那时，中国将向世界提出什么要求？
我觉得他内心深处关心的还是最后一个问题，中国真正强大后如何对待曾经侵略凌辱过自己的西方。在部分西方人看来，相当多的中国人所追求的，就是有朝一日向西方复仇。
刘东：“大国”首先有个“大”字。得道可以多助。德国不想当大国？没办法，被打败了。真正的“大国”不仅是中国人的福祉，也是世界的福祉。
乔良（空军指挥学院教授）：不能空谈正确的东西，许多听上去正确的东西，实际上行不通。比如全球资源就这么多，几千年来中国人用很低的成本养活了这么多人，按说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但西方崛起的模式是把全世界资源都采完用尽，中国怎么办？学西方，一块完，不学，自己完。这就是今天的悖论：别人都虎狼式发展，中国能洁身自好么？
刘东：道德是空谈吗？不是。儒家的信仰是，即使陷入到“资源就这么多，我不用你也会用完”的困境之中，我也要修正你。分歧就在这，政治学家已经把道德给阉割掉了，认为都是骗人。
尤其，道德是日常生活的基础，没有它，社会共同体都很难构筑起来，甭说跟别人打交道。苏联就是无法获得内部成员认同，解体了。
乔良：道德对社会内部非常重要，但到了国家层面就很难说。美国人的基督教道德水准比欧洲人还高，很保守，可到了国家层面，美国人最不讲道德。
张宇燕：但丁在《世界帝国》中说，强大的实力和崇高的道德是成为世界帝国的两大条件。道德问题非常复杂，用到个人或小群体时是一种情况，运用到国家层面往往是另一种情况。要多一个心眼，道德被用来服务于国家利益的事例太多了。
以“软外交”化解威胁论
李少军（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的确，中国现在面临两难：为了国家利益，必须进行“权力政治”的互动，特别是发展和使用军力，为了和平发展，又必须尽可能避免其不利影响。基于此，中国应开展三类不同的外交。
首先是与权力互动对应的外交，也就是“实力外交”：韬光养晦，适度发展和使用军力，要尽可能低调，不到万不得已，不显示武力。
其次要有与国际制度对应的“制度外交”，中国早晚要加入绝大多数国际制度和组织，可以更主动一些，对一些不利于中国的制度，只有加入才能改变。
第三是与观念建构对应的“公共外交”，用善意的行为话语，塑造本国良好的形象，改变他国政府和人民在一些领域的误解和偏见。中国必须增加投入，巧用软实力，与各种行为体对话沟通。三类外交中，应以积极的“制度外交”和“公共外交”，消解“实力外交”的消极后果。
反驳“新殖民主义”质疑
乔良：大国思维未必是帝国思维。有人认为中国利益在扩张，应该把别的地方当成殖民地，美国半个世纪前就已经抛弃了这种思维。美国人发明了“金融殖民”这种新模式。从1971年美元跟黄金脱钩，通过金融全球化，把全世界变成了它的金融殖民地：美国只生产美元，全世界用美元购买产品。结果几乎不费一枪一弹，不占一寸领土，就完成了全球财富大转移。
任剑涛（中山大学教授）：中国确实在把廉价产品销到非洲，也需要非洲宝贵的资源，但我们没有能力把它正当化，国际话语很苍白。中国应找到普世话语来讲这种关系，要重建国际政治理论。现在是模仿弱国的国际秩序观。谁呢？新加坡。
中国和非洲国家共同接受、而发达国家也无理由反感的国际话语，就是超越传统殖民主义，后发国家共谋发展。中、非两个曾被传统殖民主义欺凌的地区同时进入发展状态，绝对是对传统殖民主义的超越；非洲与其接受发达国家的不平等分工，不如与中国一起谋划相对低付出的发展路径；西方发达国家曾在非洲殖民，事实上丧失了推进非洲发展的历史契机，失去了指责别人的理由。
当然，中国在非洲如何更成熟地与执政者和民众共同打交道？如何在经济合作之余更好地展开政治合作、在政府互信之外实现社会互信？这必须自我调整。孤立主义的国家话语已成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重大障碍。
在基本价值上要有重大创新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荷兰创建了国家主权体系的原则，英国建立了宪政体制、现代财政制度、政教分离与宗教宽容，加上工业革命以及自由贸易体制，成了显赫的世界大国。
头等强国的决定性条件，是具有世界历史演进意义的重大创新，否则只会昙花一现。中国能不能成为可持续的强国，取决于在人类基本价值上的重大贡献，尤其是在社会正义、全面发展、生态保护以及国际公约秩序方面能否突破。
陈明：一个古老文化要延续必须浴火重生。在为身心安顿、政治重建和文化认同设计方案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调整转换、公民社会的建构是当务之急，文化，尤其儒家文化是重要资源。
世界是以美国为轴心的帝国。软实力、文明的冲突等概念表明文化在大国博弈中有作用。和谐是不是普世价值？仁就是博爱啊！要学会用自己的文化符号而不是意识形态话语表述自己的利益。怎么让人家听得进？不能到处搞孔子学院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却不信。人家难道就不会听其言观其行？
克服普世原则与国家利益的张力
高全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的发展总被当作特殊案例。中国处在现代国家构建初期，面对新帝国主义和普世主义的双重张力构成的挑战，如何构建一个优良政体，处理好裹在一起的普世原则和国家利益两层关系，是要面对的根本问题。
乔良：在政治话语上，中国和西方几乎是鸡同鸭讲。是不是一定要全套跟西方接轨？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理论，连他们都未必那么认真，我们有些人却奉若神明。比如这次金融危机，不少人按西方腔调认为一是华尔街贪婪，二是美国政府金融监管缺失，真这么简单吗？怎么解释美国政府几十年来从不真正下力气解决逆差问题、赤字经济？只有逆差、赤字，它才能多印美元，用绿纸换别人的实物。如果顺差，它就得用货真价实的实物去换别人手里的美元，哪个更占便宜？
民主是理念，也是手段。西方那套话语也不妨拿过来，但不是全盘接受，在自己脑子里过一过。
任剑涛：我也认同在具体做法上不要太较真。国际政治是艺术，国内政治也是。首先把国内基础夯实了，才艺术得起来。
可以跟欧盟、美国讲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要求获得相应待遇，但内部要清楚，很多要素完全国家垄断，怎么市场化？权力一定要让步。
张小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看来，国内政治学者比较悲观，而国际政治学者有些乐观。国内面临的问题的确很多，几乎每个领域、环节都有矛盾。
任剑涛：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习惯抢占道德制高点，通过软性逻辑来谈刚性的政治。政治文明就是限权文明，限权不是道德，是政治。对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寄予厚望，都是非政治思维。市场规范、社会规范，权力自然就规范，这是30年来非政治幻想的两部曲，而且是主旋律。英国不是先有公民社会的兴起，尤其是成熟状态的公民社会的兴起。权力与权力间的不均衡是以权制权最重要的动力，而不是道德呼吁、社会呼吁和市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