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葵：不做作的文字才是好文字

 杨葵：笔名老颓，文学世家出身，曾在作家出版社工作，资深出版人。编的书获过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等奖项，本人获过“全国优秀编辑奖”、“中直系统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业余写散文随笔、影视剧。
资深出版人杨葵原是作家出版社编辑，在出版界摸爬滚打16年，编辑出版了很多有影响的书籍，比如《哈佛女孩刘亦婷》、石康的《晃晃悠悠》和王安忆的《长恨歌》等。因为出身文学世家，杨葵从小就和那些文坛名人做邻居，加之他二十来岁就到了作家出版社，作者、同事差不多都有来头，这样的经历不是谁都能有的。
杨葵把私人记忆凝结成书，这一本散文集《过得去》便是他对文坛、出版生活以及往昔岁月的精彩回忆。此书由几个看似没有关联却密不可分的篇章组成，《虎坊路甲十五号》讲的是曾经住在文联老楼里的文坛老人，比如路翎、舒群。《我和我的作者们》，讲述他十几年图书编辑生涯中记忆深刻的作者，包括冰心、贾平凹、王安忆等。独家记忆，独家视角，与你分享。
记者：你在序言中说“好文章是不做作”，能不能举几个在你看来不做作的作家？
杨葵：这里所说的“不做作”，应该当成一个理想境界来理解，是努力追求的彼岸，可能永远无法达到，只能越来越接近。
古今中外的作家，能彻底“不做作”的，我没见到。只是有人做作成分多些，有人做作成分少些；有人做作得明显，有人做作得隐蔽；有人明白做作不好，所以努力不做作，有人还完全不觉得做作是个毛病，甚至还为满纸做作文字沾沾自喜。不光作家如此，做作是每个凡夫的正常状态，这是很正常的事。
不做作的书倒是有不少，说一本比较流行的吧：宗萨钦哲仁波切所著《佛教的见地与修道》。
记者：你希望读者合上这本书后能得到哪些收获？
杨葵：如果有人读完这书，得到片刻的轻松与愉悦，我很高兴。如果有人读完这书，引发了自己的一些思索，我更高兴。如果有人读完这书，觉得无论是心理还是行为，都该往不做作方向努力，我随喜赞叹。
记者：你既做过诸如冰心这样的名家的责编，与石康等畅销作家熟识，亦接触过张悦然这类的80后作家，你觉得中国老中青三代作家身上有哪些不同的特质？
杨葵：每个人身上自然会留下他所处时代的烙印，作家也不例外，每个作家都与时俱进，没有什么特别的。由此倒是想到个延伸话题——身处不同时代的作家，不能以自己所处时代的特质，去要求别的时代作家。经常听到有年轻作家指责老作家们左，指责老作家们土；这种指责当然没错，但这话题没意义，就好比你指责秦始皇不讲科学，还认为天圆地方一样。
记者：从书中看出，十年前出版一本书不论对于作者、编辑还是出版社来说，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但到了网络写作年代，出书变得容易了许多，你觉得这是出版业的繁荣还是衰退？对于读者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杨葵：所谓出版繁荣，应该包含两大内容——出版物的质和量。从量上说，越来越繁荣，这个人人可见无可争议。质呢？众说纷纭。我个人觉得也繁荣了，至少不比原来差。
好书还是有，问题在于，一克金子淹没在一百吨矿砂里，和同样一克金子淹没在一吨矿砂里，对于开采者而言，需要的眼力劲儿和所需付出的努力肯定不一样。读者就是淘金者，只要用心去淘，功夫不负有心人。
至于出书的容易，在我看来是大好事。我以前讲过尼罗河泛滥的故事——正是因为经历长期的大泛滥，泥沙俱下，才会最后冲击出那么肥沃的三角洲平原，才能结出累累果实。
记者：在你看来，一本书能称之为“好书”的标准是什么？能不能推荐一种方法，帮助普通读者在品质参差不齐的图书市场甄别筛选？各种“图书畅销榜”是否值得借鉴？
杨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如果普天之下只有一套判别好书的标准，那这世界也太乏味了。也是绝不可能的事情。自己喜欢的，对自己而言就是好书。畅销榜上的书，当然不一定是好书，人家明确说了嘛，是畅销榜，又不是好书榜。即便是好书榜，也是别人眼中的“好书榜”。
我自己找好书的方法，是“顺藤摸瓜”式。瓜是要找的那个好书，藤有两种，一种是我自己觉得是好书的书里夸奖的书，另一种是我自己信任的朋友夸奖的书。
记者：如果每一个中国家庭都可以拥有一个书橱，你认为在上面最应该摆上哪几本书？为什么？
杨葵：第一本应该是汉语字典。因为汉字很美，内涵很深，永看不厌。其它的就随您喜欢了。

他说，鸟关在笼子里时间太长了，放出来，就不会唱歌了。
丧失了歌唱能力的路翎
文/杨葵
九十年代初，电视剧热，而且时兴改编现成的长篇小说。有个导演朋友想起路翎的名著《财主底儿女们》。得知他和我住邻居，托我代为联络改编版权事宜。
五十年代中期，路翎被划在胡风反党集团名下，在单人牢房过了很多年。重见天日，头发全白。白头发的路翎在甲十五号很特别，独来独往，与所有人从不打招呼。住在楼里，远近都算同事，见了面，至少会点头示意。当然也有迎面假装不见的，那是因为文人相轻，抑或左中右观点不同，道不同不相与谋。但是，假装不见也是一种打招呼，各自相遇那一霎那，心电图上都会起些涟漪。路翎则不然，是真的不理人，紧埋着头，想来即使与人擦肩而过，内心也是死寂一片。别人倒也不在意，一是因为长此以往，习惯成自然；二是因为，他十几年如一日，散乱的白发稀疏柔弱，衣衫陈旧且有些破烂，走路略有点跛，动作也不协调，偶尔抬头时，可见目光呆滞。大家从这呆滞，很容易联想起他受过的苦，明白他精神上所受刺激尚未彻底恢复。
但是，大家都想错了，他心里什么都明白。
那天晚上，我敲响路翎家的门。可能家里太久没来过外人，他老伴儿神色颇显惊讶地出现在门口。听明来意和邻居的身份，当即放松许多，将我迎进书房。
他们家太黑了。黑乎乎的墙，黑乎乎的地，灯光很暗，家具极少，且很破旧。暖水瓶还是那种竹制的外壳，在当时也要算文物了。所谓书房，不过比其它屋子多了一张书桌，基本看不到什么书。在这座楼里，见惯了别人家的精美装修、敞敞亮亮、满屋子的名人字画、满柜子的文艺图书，所以乍一见这情景，我有点被惊着了。
老太太半身不遂好多年，但在他们家，显然还是当家的身份，招呼客人，端茶倒水。我和路翎谈话的时候，老太太寸步不离，服侍老头儿只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当翻译——路翎说话非常难懂，不是口音的问题，而是因为发音方法奇特，乌里乌突一大堆声音在口腔、鼻腔、胸腔里乱转，而且经常只是些字词往外蹦，联不成句，所以老是听不清他要讲什么。
跟老人说明来访目的，并大略介绍影视剧的现状，老人目光空洞地盯着我，看似基本没听懂，或者说根本就没在听。老太太在一旁不时重复我的某些关键话头，比如版权费之类，老人的表情仍是没有丝毫变化，我一时有点绝望。老太太大概看出我的内心活动，有些无奈地望着我，场面有些尴尬。
这时厨房烧的水开了，老太太一瘸一拐地去灌水。正在此时，老人好像突然从沉睡中醒来，一抹亮光从眼中迅速升起，一把揪着我的手问：你，出版社工作？我说是啊。老人立即起身，从桌上捧来一堆稿纸搁我手里说：新写的。你看。老太太拎着暖水瓶进了门，见状赶紧说道：哦，是他新写的小说，你看看吧。
再看老人，目光炯炯，和刚才判若两人，充满期待地看着我。我只能开始翻看。首先发现，稿纸是商店里买的，那种四百字的稿纸。这座老楼的角角落落，随处都能翻出几摞全中国最权威的文艺报刊专门订制的大大小小的稿纸，路翎的稿纸，却是来自文化用品商店。
翻看那些稿纸令我分外痛苦。我读过《财主底儿女们》，真叫才华横溢，激情飞扬；可我眼前这堆稿纸上的句子，磕磕绊绊，比中学生作文好不到哪里去。最可怕的是，字里行间扑面而来的，是大跃进时代好人好事通讯报道的惯有气息，全是概念，空洞乏味。我慢腾腾地一页页翻着，心思早不在上头，只想着如何抬起头来面对老人期待的目光。我能感觉到它射在我的额头，一分一秒也未间断。
最终硬着头皮抬起头，向老人微笑，我说：挺好的，我带回去仔细看。
我看到老人眼里流出极端的失望，完全颓了，本来紧紧抓在我额头上的两道光，一下子溃退得无影无踪——尽管我已经竭力掩饰，但是老人什么都看明白了。我有点不知所措，发愁如何结束这场拜访。就在这一刻，老人本来已经溃遁的目光，再次凝聚起力量卷土重来，不过这次不是期待，也不是失望，而是一万分的委屈。他突然呼吸急促，神情激动，嘴里比先前更加含混不清地乌里乌突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问他想说什么。他又说了一遍，还是没听清。这时老太太在一旁翻译道：他说，鸟关在笼子里时间太长了，放出来，就不会唱歌了。
路翎逝于1994年。他去世后好久，楼里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摘自《过得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